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阿尔都塞 -> 《保卫马克思》(1965年)

生平传略[1]

埃迪安·巴里巴尔

关群德 译



  路易·阿尔都塞1918年10月16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比曼德利。这是作为银行职员的父亲被派住的地方。父亲后来成为了阿尔及利亚银行马赛分行的经理。阿尔都塞的中学阶段的学业就在马赛完成。
  在成为里昂中学(在里昂中学,他是让·古彤、让·拉苦劳瓦、约瑟夫·乌尔斯的学生)高师文科预备班的学生后,阿尔都塞于1939年成功地通过了巴黎高师(于尔姆街)的入学考试。同年9月被征入伍,然后在溃败中被俘,在德国的集中营里度过了5年的时光。
  俘虏生活结束后,1945—1948年间,他重回高师攻读哲学,在加斯通·巴什拉的指导下,以“黑格尔哲学中的内容概念”[2]获得高等研究资格证书,并通过了大中学教师任职资格考试。一种亲密的和理智上的默契把他和雅克·马丹(1941年入学,黑格尔和赫尔曼·赫斯的翻译者,1963年自杀了,《保卫马克思》就是献给他的)及米歇尔·福柯(1946年入学)联系起来了。同年,他被任命为高师的哲学辅导教师(后来成为助教,再后来成为讲师和讲座教授)。直到1980年他一直担任这个教职。从1950年开始,他还是高师文学院的秘书。
  同样是在1948年,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尤其积极参加了和平运动。
  1949年,为了回答“今天美好的消息是否已经向人们宣布了?”的问题,阿尔都塞【青年时候加入了天主教青年联合会,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在战后的几年里和“工人牧师”(一边工作一边传教的教士——译者注)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被囚禁的福音”(天主教青年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基督教历史处境的文章。
  在50年代,他主要在“哲学教育杂志”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尤其著名的是“就历史客观性问题致保罗·利科的信”,然后,1959年在法国大学出版社让·拉苦劳瓦主编的一套丛书中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孟德斯鸠:政治和历史》。
  1960年,翻译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并且为它写了序言。这本书收在法国大学出版社让·伊波利特主编的一套丛书中。
  1961年,在“思想”杂志(杂志的主编是乔治·科涅奥,编辑部秘书是他的朋友马塞尔·科尔努)发表了“论青年马克思——一些理论问题”。这是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解读的最初宣言(收入到了《保卫马克思》中)。
  1964年,在“新批评”上发表了“弗洛伊德和拉康”。文章收入到了《立场》(社会出版社,1976)[3]中,它在法国深刻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同年阿尔都塞邀请被法国精神分析协会开除的雅克·拉康到高师继续开办他的研讨班(最初一年讨论斯宾诺莎的吁求(invocation)和《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4]
  1965年,发表了《保卫马克思》(收集了1961—1965年发表的一些论文)和《阅读〈资本论〉》(与雅克·兰希耶、皮埃尔·马舍瑞、埃迪安·巴里巴尔和罗吉·埃斯塔布莱合作),从而在François Maspero出版社(巴黎)开创了“理论”(Théorie)丛书。这些著作被翻译到了全世界。它们受到了激烈的攻击,不过,也被赞扬为“马克思主义的再开始”(阿兰·巴迪厄)。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它发挥了二十多年的巨大影响。在共产党中,它更加突出了1961年的文章已经引起的争论。这篇文章断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并且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批判中,断定历史唯物主义和“理论的人道主义”是不相容的。“思想”杂志和“新批评”杂志尤其对之做出了回应,不过,也有许多非共产党的杂志同样做了回应。同时,这些著作被列为“结构主义”的奠基作品,而结构主义的影响从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巴尔特、福柯那里扩展到了法国哲学界,尽管也有激烈的抵抗。“问题式”、“征候阅读”、“结构因果性”、“多元决定”、“意识形态幻想”等概念(和“阿尔都塞主义”或者并没有指明为“阿尔都塞主义”)在十多年中,参与了哲学话语地平线的构成。明显针对着阿尔都塞及其影响,萨特说过,问题是要“支持普遍概念(concept)而反对概念(notion)”。
  按照伊丽莎白·卢迪涅索克《百年的战斗。法国精神分析史。第二卷》的说法,阿尔都塞是于1965年开始在勒内·迪亚特克大夫那里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迪亚特克大夫一直照顾他到1987年。
  1966年,在阿尔都塞缺席的情况下,在施瓦希勒卢瓦召开的共产主义哲学家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官方哲学家罗热·伽罗蒂对“理论的反人道主义”提出的指控。在阿拉贡主持的阿让梯耶中央代表大会上(3月11—13日),伽罗蒂和阿尔都塞的论文都被提交了上去。吕希安·塞弗(从开始在高师上学就是阿尔都塞的学生,并且很长时间也是他的朋友)变成了最接近党的领导的哲学家。[5]同年,阿尔都塞匿名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的机关刊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札记”写作了“论(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一组织是从共产主义大学生联合会分裂出来的毛主义者,其多位领导人(尤其是罗伯特·兰阿赫)是他现在或原来的学生及朋友。在文章中,他以断定的口气总结道:“问题不在于输出文化大革命。它是属于中国革命的。不过,其理论和政治教训则是属于所有共产主义者的。”这样,就开始了一些人认为(并且宣称)是双重角色的时期。很可能,阿尔都塞从来没有放弃在理论上把分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员重新联合起来的希望。
  同样在1966年,阿尔都塞特别在“分析札记”第八期发表了“论《社会契约论》(几点分歧)”(这是其在高师所开卢梭课程的讲课笔记),并在“新民主”第八期(1966年8月)发表了“让·雅克·卢梭的非思想”和“克罗莫尼尼,抽象派画家”。
  1967年,阿尔都塞为苏联的Voprossi Filosofii杂志写了一篇长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但杂志拒绝刊登,不过到1968年还是在匈牙利发表了。在法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亨利·费兹班(后来成为巴黎教育工会的书记)宣称:“在我们看来,有些同志提出了支持理论反人道主义及其他问题的论断,这些同志应该自问并且说出,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立场的有害政治后果的。有些敌对人士在其攻击党的活动中,借助于这些同志的作品,而这些同志却什么也不说。”在给勒基·德布雷的信(涉及的是《革命中的革命》)[6]中,阿尔都塞写道:“你知道,有时候退后一步,沉湎于研究(所有的东西都依赖于它)中是政治的需要。”
  1967—1968年间,阿尔都塞(同皮埃尔·马舍瑞、埃迪安·巴里巴尔、弗朗索瓦·赫纳、米歇尔·贝舍、米歇尔·费尚、阿兰·巴迪厄一起)在高师开了“为科学家的哲学课程”。课程后来被五月事件打断。最初的四个讲课笔记修改后,于1974年以“哲学和学者之本然的哲学”之名出版于“理论”丛书中。在其中,他断定“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构成了哲学特有的限定”(论真理的第五个讲课笔记还没有出版)。相反,在法国哲学学会1968年2月24日的讨论会上,在《列宁和哲学》(“理论”丛书,1969年)中,哲学被重新定义为“理论中的政治”(“更确切地说,与科学相比,哲学也许代表着理论领域中的政治,——反之亦然,与介入到阶级斗争中的阶级相比,哲学也许代表着政治中的科学性”)。
  1968年5月,由于抑郁发作再次住院,阿尔都塞没有出现在拉丁区中。事后试图估量事件的程度时,阿尔都塞认为其特征是“大众意识形态暴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出自于此种试图的信件和理论尝试了,特别是“对米歇尔·韦莱论《学生的五月》的文章的一些看法”(发表于“思想”杂志,第145期)和玛利亚一安托尼塔·马奇亚奥齐在其著作Lettere dall'interno del PCI a Louis Althusser(Feltrinelli出版社,1969年)(但是在Maspero版的法文版中删掉了)中发表的一些信件。最后而且尤其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一文(发表于“思想”杂志,第151期,1970年),这是对《国家、权利、上层建筑》所做的未完成研究工作(1969年进行)的摘录。[7]人们尤其可以在其中看到这样的解释:“意识形态把各个个人称作主体。结果是……各个主体‘在行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单独地行动’,除了是‘不正常的主体’……”大学重新开学后,人民事业的毛主义者激烈的攻击了阿尔都塞,称他为修正主义叛徒。在他自己方面,法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把他当作他们的思想导师……尽管如此,“人道报”在其“观念”版还是发表了他为Flammarion出版社重版的《资本论》袖珍版第一卷所写前言的主要部分。
  1970年,阿尔都塞为马尔塔·阿涅克后来销售了上百万册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墨西哥—布宜诺斯艾利斯)作序(“阶级斗争不是阶级存在的结果: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是同一个存在”)。这篇文章和其他同样表达了“理论中的阶级斗争”主题的文章(尤其是1968年在Unità的访谈录“作为革命武器的哲学”)一起收入到了社会出版社1976年版的《立场》中。在拉丁美洲阿尔都塞的影响达到了顶点,一些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把他看作是新的马克思,不过,在其中对之也有大量的研究和讨论。
  1973年和1974年,阿尔都塞在两篇短论中表达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概念。在“答约翰·刘易斯”(收入“理论”丛书)中,通过和一个英国共产主义者的争论,阿尔都塞强化了其对哲学人道主义的批判,并把“斯大林的歪曲”看作是“经济主义/人道主义联合”的灾难;在《自我批评材料》(阿歇特文丛)中,特别是在谈到自己和学生的时候,阿尔都塞写道:“尽管我们不曾是结构主义者……我们还因为另外强烈和有害的激情而应被指责:我们曾是斯宾诺莎主义者。”
  1975年,他的“工作”是在皮卡尔迪大学对其国家博士论文进行答辩(参看“亚眠答辩”,重版于《立场》中,“我记得马基雅维利,其方法论规则是应该思考到极端。”)随后一年,他和海伦娜·丽特曼(在抵抗运动和职业活动中被称为勒奥蒂安)结婚了。海伦娜从30年代她就陪伴着阿尔都塞了。她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会(SEDES)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尤其从事法国、非洲农民对乡村政治发展和土地整治反应的研究。
  在这些年中(这是“共同纲领”的岁月),阿尔都塞经常参与法国共产党倡议的一些公共活动,尤其是在1973年,他和路易·阿拉贡、让·埃兰斯坦一起在“人道报”的聚会上,参与到了关于“共产主义者、知识分子和文化”的公开争论中(他一直和“人道报”的主编罗兰·勒古保持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1976年,接受吕希安·塞弗的邀请,参加了《保卫马克思》的纪念会。不过,在给多米尼克·勒古的《李森科。“无产阶级科学”的真正历史》(收在“理论”丛书)[8]所写的序言中,谈及苏联时他写道:“当人们长期对(一个错误)保持沉默的时候,实际上是错误在延续:这也可能是为了让错误延续。为了人们期望错误的延续带来的各种政治利益。”在一份公告中,“人道报”谈到了“明显的证据”,并且指责他“完全不知道党对其个人活动所进行的集体反思的进展。”再后,是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所引起的争论。在1976年共产主义者大学生联合会召开的一次讨论会(1977年以《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为书名在François Maspero出版社出版了)上,他尤其批评了采取这个决定的形式,以及——回应《保卫马克思》关于“法兰西的贫困”的说法——这种形式(通过党)所传达出的对于他的理论的轻视:“自从伽利略以来,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知道,科学概念的命运不能成为政治决定的对象。科学概念客观地反映着具有多种含义的真正的问题。”
  这一争论印证着“欧洲共产主义”策略在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所引起的更加普遍的一些讨论。在“宣言”杂志(其创办者之一是他的朋友、意大利共产党原领导人罗萨纳·罗萨达)就“革命后社会中的权力和反抗”问题在威尼斯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参与到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终于来了!”[9]主题的讨论中,他欢迎这一主题的解放效果,断定危机“不是最近的现象”,而是以某种方式和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整个历史共存的。1978年,他为《欧洲百科全书》[10]所写的文章也在意大利出版了,在文章中,他套用斯宾诺莎的一个说法,写道:“马克思主义不会通过谴责自己的一些历史悲剧或为之感到遗憾来摆脱它们……当它终于认识到它之所是的时候,它就会改变的。”最后,是他为Discutere lo Stato. Posizioni a confronto su una tesi di Louis Althusser(De Donato,巴里)所做的事情,其中收集了“宣言”杂志所组织的讨论会的一些材料。阿尔都塞批评了“政府党”的概念,并且对“外在于国家”的革命党的概念以及“有限理论”的马克思主义[11]进行了辩护。
  这一时期他的研究工作经常处于断断续续之中。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除了今天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些未完成的手稿或将可以利用的手稿以外,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在格雷纳达大学所作的“哲学的转变”的演讲(“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它从来不是被当作‘哲学’构造出来的”)[12],以及在加泰罗尼亚建筑学会上的发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一些问题”:“……经验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首号哲学敌人”)。同样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论精神分析的一些文本:“弗洛伊德博士的发现”。它最初是为就无意识论题在第比利斯召开的法-苏讨论会(1979)所写的,但阿尔都塞最后没有参加会议(他把这篇文章撤了回来,换成了“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但会议组织者列奥·舍托克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把文章发表了[13])。我们最后指出的是,在政治科学国家基金会的讨论会上的发言:“马基雅维利的孤独”[14](“他知道,如果他的思想能对历史有些小小的贡献,他就将不复如此”)。
  1978年4月,阿尔都塞(从来没有退党,也没有停止参加其小组的活动)和另外5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公开信,公开信要求在左翼联盟分裂之后,“在法国共产党内开展一个真正的政治讨论”。他在“世界报”上发表了“再也不能在共产党内持续下去了”的文章系列(增加前言后,以这一名字在François Maspero出版社重版了),人们可以在文章中发现:“马克思说过:‘意识总是滞后的。’党的领导人机械地坚持这一原则,而没有意识到其批判的激烈:它确实是意识,因为它是滞后的……”党的报刊、组织、总书记把他当作耻辱的拿来示众,同时所有不满现实的“左派的”和“右派的”人也是如此。
  1980年3月15日,阿尔都塞参加了巴黎弗洛伊德小组的解散会议,其报告“以分析者的名义”把拉康(在随后的一年去世)说成是“绝美和可叹的丑角”。
  1980年5月,做了一个外科手术后,阿尔都塞经历了一段严重的抑郁期。至少从1948年开始,他就受到“抑郁躁狂精神病”的折磨,这使他经常到医院和诊所做短期居留,进行一些精神治疗和药物治疗,同时也进行精神分析。整个夏天,他又到巴黎诊所接受治疗。他的状况并没有好转,但是,10月初,医生们还是觉得可以让他回家,回到他和妻子与外界隔绝的家中。1980年11月16日,在他们高师的住所,人们发现海伦娜·阿尔都塞被他扼死,因而他被紧急送到了圣安娜医院。在接受了精神分析鉴定之后,被诊断为“严重的抑郁症发作”,刑法第64条被宣布不应用于他。警察局长命令把他监禁起来,首先是在圣安娜医院,后来转到了上塞纳河索瓦斯的奥维弗医院(巴黎13区的社区医院)。国民教育部也让他从教职上退了休。
  1984—1986年间,在做了新的鉴定之后,警察局长新的决定终止了他的行政监禁生活,之后他来往于巴黎的寓所和医疗机构之间,过一种有限制,但部分时间是正常的生活。他和费尔南德·纳瓦罗进行了录音谈话,这一谈话后来在墨西哥以《哲学和马克思主义》[15]为书名出版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88)。他还撰写了一篇长长的自传,名为《来日方长》。在锁进自己的抽屉之前,他曾拿给几个朋友看了看,甚至也给一些编辑看了看。[16]他和哲学家、神学家斯塔尼斯拉·布列东就“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及“解放神学”问题进行了讨论。[17]布列东是他的朋友,经常去看望他,并同他一样原先在斯塔拉格集中营待过。1987年,由于食道堵塞紧急做了手术,手术后新的抑郁使其入斯瓦希医院,从那又转入国民教育互助总会位于伊夫林省的维利耶精神病研究所。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继续恶化。1990年夏天感染肺炎后,10月22日因心脏停止跳动而去世。
  阿尔都塞许多无法看到的作品最近出版了,其他一些作品的重版及一些未发表作品的出版计划也被宣布了。IMEC出版社(阿尔都塞基金托管者)和Stock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由杨·莫里耶-布当、奥利维·科佩和弗朗索瓦·马特龙注释和作序,主要是未发表作品的五卷集。



注释

[1] 有关阿尔都塞的生平,读者可以参考杨·莫里耶—布当的《路易·阿尔都塞传》,第一卷,Grasset出版社,巴黎,1992年(第二卷还没有出版)。这里所给出的资料一方面来自我的《路易·阿尔都塞论集》(La Découverte出版社,1991年)中我曾经给出的“生平资料”附录,另一方面,来自《高师毕业生联谊会简报》的阿尔都塞条目(1993年,于尔姆街45号,75005,巴黎)。同时参考乔治·艾略特《阿尔都塞。理论的迂回》杰出的概括(它的书目非常全,不过,只限于阿尔都塞未出版作品之前的书目),Verso出版社,伦敦和纽约,1987年。

[2] 今天收在《哲学和政治论文集》中,第二卷,弗朗索瓦·马特龙编辑和作序,Stock/IMEC出版社,巴黎,1995年。

[3] 重版于《精神分析论集。弗洛伊德和拉康》,Stock/IMEC出版社,巴黎,1993年,以及袖珍丛书(Le Livre Poche)中,巴黎,1996年。

[4] 在这段个人和集体的理论活动都是非常活跃的时期,阿尔都塞在高师的讨论班的情况是:1961—1962年,研究《青年马克思》,1962—1963年,研究《结构主义的起源》,1963—1964年,研究《拉康和精神分析》,最后,1964—1965年,研究《阅读〈资本论〉》(最初收集在这个名字下的文章)。

[5] 人们可以在《哲学和政治论文集》(第二卷,第433—532页)上看到,阿尔都塞为计划于1967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人道主义争论”的书所写的一篇很长的导言。

[6] 发表于勒基·德布雷:《武器的批判》,Seuil出版社,巴黎,1974年。

[7] 这部手稿的全部今天由雅克·毕迪精心编辑,以《论再生产》的名字出版了,其中包括一些1970年文章的不同抄本。法国大学出版社,“马克思当前冲突”丛书,巴黎,1995年。

[8] 1995年重版于法国大学出版社的Quadrige丛书中。

[9] 以此书名在Seuil出版社出版,巴黎,1978年。

[10] 第七卷,Garzanti,米兰。法文版发表在“蒙苏尔先生、马克思主义、运动”,第43期,1991年1月。

[11] 文章的法文版发表于“辩证法”杂志,第23期,巴黎,1978年。

[12] 参考《论哲学》。这是和费尔南德·纳瓦罗的谈话录和通信,它在《哲学的转变》之后。Lǐnfini丛书,伽利玛出版社,巴黎,1994年。

[13] 收在《精神分析法-苏对话集》中,Privat,图卢兹,1984年。现在参考路易·阿尔都塞:《精神分析论集。弗洛伊德和拉康》。由奥立威·科佩和弗朗索瓦·马特龙收集和作序。Stock/IMEC出版社,巴黎,1993年。1996年重版于袖珍丛书(Le Livre Poche)中。

[14] 现在发表在“未来之未来”,1990年春,第一期上。

[15] 法文版(做了删节,不过增加了一些信件)出版在《论哲学》中,同前。

[16] 阿尔都塞逝世后,这篇文章在《事实》之后,经由杨·莫里耶-布当和IMEC的认真工作出版了:《来日方长》,奥利维·科佩和杨·莫里耶—布当扩充和作序的新版本收在袖珍丛书中,1994年。

[17] 参考斯塔尼斯拉·布列东的证词:“今天的阿尔都塞”,发表在“哲学档案”,第3卷,第56册,1993年8—9月,第417—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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