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弗洛伊德和拉康（一九六四年一月，一九六九年二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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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弗洛伊德和拉康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九六九年二月修改）

　　*本文写于一九六四年，最初发表在《新评论》杂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一六一～一六二期上，一九六九年经过作者审阅，以英译本的方式在《新左派评论》重版。——中译注

　　《新左派评论》发行部的按语
　　下面这篇文章是阿图塞在一九六四年写的，在法国共产党的《新评论》杂志上发表过，现征得作者的同意在本刊重新发表。
　　阿图塞在给译者的一封信（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写道：「这篇东西除非按照当时客观的情况来看待，不然会有遭到误解的危险。这篇文章在当时是一项哲学的介入，敦促法国共产党承认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著作的科学性以及拉康解释它的重要性。因此它带有论战性，因为精神分析在五十年代曾被正式谴责为「反动的意识形态」，尽管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已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谴责仍占统治地位。今天在对我的解释意义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到这种特殊的情况。」
　　阿图塞还提醒英语读者，他的文章中所包含的一些论点不是「有待订正就是有待发挥。」

　　「尤其，在这篇文章中，对拉康理论的表述，不管如何谨慎，仍带有「文化主义的」味道，（而拉康的理论是彻底反文化主义的）。」
　　「另一方面，文章末尾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值得扩大讨论，就是说，值得扩大讨论家庭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它们在弗洛伊德称作「无意识」的场合开始产生作用时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但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意识」，只要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名称，这个名称就应该改一改。」
　　「提到家庭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父亲、母亲、夫妇关系和婴儿及其互动关系的意识形态），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包含有下述结论（这是拉康受他的理论形态限制不能表达的），即任何精神分析理论若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就不可能产生出来（关于各种家庭意识形态的形态这一理论归根到底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

作者的前言笺注

　　让我们直截了当地承认：今天不管是谁，只要是想了解弗洛伊德革命性的发现，想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而且只想承认它的存在，以期能够跨过横隔在我们和弗洛伊德之间这一广阔的意识形态成见的空间，都是必须花费相当多理论和批判的心血。因为一如我们要看到的，不仅弗洛伊德的发现已经被改变成一些本质上同它毫无关系的学科（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而且也有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特别是美国学派）变成了这种修正主义的帮凶。但是最重要的是，这种修正主义本身客观地帮助了把精神分析当作是对象、牺牲品的那种荒诞的意识形态宣传。过去（一九四八年），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指斥这种宣传，说它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说它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论据，而且为意识恫吓和神秘化提供了实用的工具。
　　但是，今天我们也一定要这样说，这同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以他们独有的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成了他们所指责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批受害者；因为他们把这种意识形态跟弗洛伊德的革命发现混淆了起来，因而在事实上接受了敌人的立场，接受了敌人的形势，并且承认敌人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印象，即这一大家认定的精神分析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关系的整部历史，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不清和不实的基础上。
　　我们能够理解，要避开这种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是特别地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非常出色地发挥了它们的「宰制」作用，不着痕迹地让人看不出来的统治了那些想反对它们的人。但这可以通过事实上是存有使这种宣传有其可能的这一精神分析的修正主义来加以解释：精神分析开始成为意识形态，事实上是从精神分析开始变成生物学思想、精神分析思想和社会学思想这时起。
　　我们同样能够看出来，这种修正主义是能够从若干弗洛伊德概念含混不清的地方取得其权威的。因为如同任何发明家一样，弗洛伊德曾经不得不用已有的理论概念，即为其它目的而设计出来的概念来思考他的发现（马克思不也是被迫用黑格尔的某些概念来思考他的发现的吗？）。凡是对新科学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凡是在这些概念中，即在内容是在一种发现出现时把它给表现出来，但是因为知识的进展使这些概念过时，后来又把这种发现给掩盖住的这些概念中，仔细看出一种发现及其对象不可归结元素的人，对此都不会觉得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因此，要回到弗洛伊德，今天就需要：
　　1．不仅我们要拒绝那些把弗洛伊德作粗俗神秘化反动宣传的意识形态计划者；
　　2．而且我们要避免目前已经取得若干有几分科学学科的威望撑腰着的这一精神分析的修正主义别有用心的含混：
　　3．最后，我们自己要专心致力于历史理论批判，戮力以终，以期在弗洛伊德不得不使用的这些概念里头指出和确定这些概念及其思想内容之间具有的真正的认识关系。
　　没有在法国实际上由拉康开始的意识形态批判（1、2）和认识论的澄清（3）这三方面的努力，我们还是不能理解弗洛伊德这项发现的特点。更严重的是，我们会把正是别人摆在我们面前，正是我们想拒绝（对弗洛伊德所做的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宣传）或者是多少无心地同意（各种不同的生物、精神和社会学的修正主义形式）的东西，当作是弗洛伊德。不管是那一种情况，我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仍然是意识形态宣传和理论修正主义的这种明显或不明显范畴的囚犯。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知道马克思的敌人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大肆歪曲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能看出为什么弗洛伊德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又为什么真正「回到弗洛伊德」具有这样的理论意义。
　　他们都会承认，假如像这样一篇文章要把具有这种意义的问题提出来介绍，不背叛它，就一定要把文章本身限制在基本的东西上面，就一定要把精神分析的对象所在位置定出来，这样才能在能够给它位置（澄清精神分析必要的先决条件）的概念中赋予它一个基本的定义。因而他们也都会承认，这些概念应该像在任何科学学科那里一样，以精确的形式加以引介；以过份大约的评论方式让它们庸俗化，会使它们腐朽不堪，而写一篇真正把它们从腐朽中拯救出来的分析，那就需要花更多的篇幅了。
　　只有对弗洛伊德和拉康进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的认真的研究，才能确切地评估这些概念；这一卓有成效和前途远大的这门理论学科仍未能解决的问题有关的这一定义来说，上述的讲法，还是没错。

　　※

　　一些朋友很正确地批评我在三段文字中对拉康所做的讨论^[1]。有关他的东西我是说得太多，从他那里得出的结论却又过少。他们要我用几句话来说明我隐约提到又没直接讲清楚的东西以及它〔的〕目的。这里就是需要用一部书来讲的那几句话。
　　在有关西方理性的历史上，每种看顾、预测、预防和告诚全部都把焦点贯注在生育上面。产前的检查已成了制度。当一门新科学诞生时，其家族圈子随时都准备表示赞叹、庆祝和命名。长期以来，每一个小孩，即使是捡来的弃儿，也都是被称作某个父亲的儿子。假如这个小孩是一个神童，那么即使不是为了做母亲的人，为了给母亲应有的敬意，父执辈们也会在大门口争取。在我们五彩缤纷的世界里，有一个地方是分配给生育的，甚至有一个地方才是分配给出生预测的，那就是「期望」。
　　据我所知，在十九世纪那时候，出人意外地诞生两个或三个孩子：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他们是「私生」子，是在私生违反习俗、不守节操、道德败坏和教养不佳的这个意义下的私生子：私生就是伤风败俗，由未婚妈妈生的，因此没有合法的父亲。西方的理性使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都必须付出常常叫人咋舌的生存代价，即由放逐、谁责、侮辱、贫困、饥饿和死亡或疯狂组合成的代价。我这里只谈他们三个人（因肤色、声音和诗词而生活在濒临死亡边沿的人我们也会提到）。我只提他们三个人，因为他们是科学或批判的产儿。
　　弗洛伊德饱受了贫困、污蔑和迫害，他的精神却足以抵挡一切他那时代的辱骂，也足以解释一切他那时代的辱骂。所有这些东西或许跟他天才的某种限制和才思枯竭有关。现在研究这个问题可能为时过早，就让我们改换一下看看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孤独。我说的不是为人处世的孤独（尽管他濒临挨饿，但他还有老师和朋友），我说的是理论上的孤独。因为在他想思考的时候，就是说以抽象概念的严谨体系的形式，表达他每天在他的实践中所见的非凡发现时，他可能寻找理论上的先例、理论上的父亲，他却我不到什么东西。他必须迎合下列的形势：自己做自己的父亲，用他自己的灵巧双手来建构安置自己的发现的这个理论空间，用四面八方直觉地借来的线头来编结要在盲目经验的深水中捕捞无意识这条肥鱼的大网（人们都说无意识愚蠢，因为无意识即使在人们睡梦中也在说话）。
　　以康德的角度来说明，那么：弗洛伊德就必须根据从当时流行的热力物理学、他那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那里借来的这些移入的概念，思考他的发现和实践。除开一部份哲学概念（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等）以外，没有任何法定的遗产支撑着他。这些哲学概念也许还是一种障碍而不是助力，就正如它们由甚至以条件限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一种关于意识的问题设定所表明的那样。他连一点点祖先留下的基业都没有，他唯有的先驱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莫里哀（Jean Baptiste Moliere）、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等几位作家或几句谚语等等。弗洛伊德在理论上完全是白手起家：他在从是时的科学借来的这些移入的概念保护下，而且应该说在从这些概念所浮现的意识形态世界范围里借来的这些移入的概念保护下，生产他自己「自制」的概念。
　　这正是弗洛伊德怎么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方式。一长串深奥的作品，有时清晰有时晦涩，时常难以理解充满矛盾也有问题，而且还带有许多似乎乍看之下过时、对其内容不适当或要丢掉的概念。就今天来说，我们也不能怀疑有分析实践本身、有分析实践的作用这种内容的存在。所以且让我们把弗洛伊德为我们提示的目标扼要说明一下：
　　1．一种实践（分析治疗）；2．一种技术（治疗的方法），这种技术要求人们像理论那样对它进行抽象的叙述；3．一种同实践和技术有关的理论。这个实践（1）技术（2）和理论（3）的有机体，使我们想到一切科学学科的结构。从形式上看，弗洛伊德留给我们的东西的确具有科学的结构。之所以是形式上，因为弗洛伊德概念术语的这些难题（有时他的概念和它们的内容实际不对称）产生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有机的实践、技术和理论整体里，我们是否有一个在科学水平上建立起来而且真正稳定的整体呢？换句话说，这个理论是否真是科学含义上的理论？或者相反的，它是否不是成为关于实践（治疗）的方法论理论的一种单纯的变换吗？因此非常普遍的现代看法是说：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外表下（这点我们亏欠弗洛伊德有价值但是愚蠢的做作），精神分析依旧是一种有时有效但并不始终有效的普通实践，依旧是一种扩充成技术的普通实践（精神分析法的规则），但并没有一套理论（至少没有真正的理论）。精神分析所说的理论无非是反映其实践规则的、盲目的技术概念，是没有理论的单纯实践……，或许还有，它甚至简直是一种魔术。它像任何魔术一样，凭着它的声望而取得成功——它的声望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或需求，因此这是它唯一证明自己是正当的理由，是它真正证明自己是正当的理由。那么李维·史陀通过指出萨满教是弗洛伊德的始祖这点，就已经把这种魔术、这种社会实践、精神分析理论化了。
　　一种实践是否孕育着一半未明言的理论呢？一种实践是否会以单纯地成为现代的社会魔术为傲或为羞呢？那么精神分析又是什么呢？

　　一

　　拉康的第一句话是说：原则上弗洛伊德是建立了一门科学，一门有新的对象即无意识的这种科学的新科学。
　　这句话是一句严谨的陈述。假如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是因为它是具有一种特殊对象的这种科学，那么它也是具有一切科学结构的一种科学了。就是说，它有一套理论，有一套在特殊的实践中能够认识和改造其对象的技术（方法）。正如在每一种业已真正建立起来的科学里一样，实践并不是科学的绝对要件，实践只是理论上的附属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在它里头业已变为方法（技术）的理论同它的特殊对象（无意识）进行理论联系（认识）或实践联系（治疗）的这一种环节。
　　假如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吸引所有迫切想知道参与机密双方私密行为（坦承的病情和专业的医疗秘密交换着主体双方神圣的诺言）的那些解释者和哲学家加以注目的分析实践（治疗），就没有精神分析的秘密了：它只有精神分析在实践中存有的部份现实，它没有精神分析的理论秘密。假如这一论点正确的话，那么技术和方法都没有精神分析的秘密了，除非像每一个方法那样，由理论而不是实践赋予秘密。如同在每一种科学的学科中一样，只有理论才有这些秘密。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有不下一百次称自己是理论家。就精神分析有关的科学性这个范围说，他把精神分析拿来同伽利略创立的物理科学相比拟，他反复说，实践（治疗）和技术（分析方法）是唯一真正的东西，因为它们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他一再强调，一种实践和技术即使它们产生了成果，可是也不配有科学的名义，除非理论赋予（不是通过单纯的宣告而是通过严谨的证据）它们这种权利。
　　拉康的第一句话确实扣紧了这些话，而且取得了这种结论：回向弗洛伊德，以便从头正当地开始在弗洛伊德那里从有别于理论的，即实践的和技术的这些其它东西当中，把理论挑出、区分出和突显出来。
　　回向弗洛伊德，但为什么这种新的回向要回到起源呢？拉康并没有像胡塞尔回向伽利略或泰勒斯那样回向弗洛伊德，以便在其开始处掌握起源，也就是说，以便在非科学到科学纯洁的段落里，取得宗教的哲学偏见：纯洁。这种纯洁就像所有从地底冒出的泉水一样，只有在那一刹那，即它冒出的纯洁那刹那，才是纯洁。对拉康来说，这一段不纯，它还是不纯。纯洁是在仍然「混浊」的这一段过后才有纯洁（在纯洁先前的那种混浊，是悬浮在看来清澈，即洁白无邪新涌出的水中）。回向弗洛伊德意即：回向已经建立、确立和巩固在弗洛伊德自己身上的这个理论，回向成熟的、深思熟虑的、论据可靠的、经过检验的理论，回向在生活（包括实际生活在内）中已站稳脚跟、产生方法和实践的这个先进的理论。回向弗洛伊德不是回到弗洛伊德诞生时，而是回向他的成熟期。弗洛伊德的青年期，即从非科学向科学移动的这一阶段（与夏尔科Jean Martin Charcot、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布鲁耶尔Josef Breuer交往的这段时期，一直到一八九五年的《歇斯底里的研究》Studiesin Hysteria），可能让我们感到有兴趣，但是是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让我们如此，就是说作为科学考古学的一个例子，或说作为不成熟性的一个否定的标志，因此精确地把成熟性和取得成熟的日期标示出来。科学的青年期是科学生活中最好的一部份：这段时期之前它老迈不堪，是它的老年期。这个靠偏见来活的偏见时期，就像小孩子靠偏见因此是靠它父母那时期来过活一样。
　　一种青年的因而也是成熟的理论会退化回到童年，即退化回先辈或后辈的偏见当中，精神分析学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拉康宣布的回向弗洛伊德，有深刻的含意。我们必须回向弗洛伊德，以便回向弗洛伊德理论的成熟期，以便不是回向它的童年期，而是回向它真正的青年期、它的最好的一部份——我们必须回向这样的弗洛伊德，即超越理论幼稚病，超越一部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精神分析家）尝到让步好处的这种向童年期退化的弗洛伊德。
　　这种向童年期的退化具有一个现象学家可以马上理解的名宇：心理学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马上理解的另一个名字：实用主义。精神分析的现代史阐明了拉康的判断。西方的理性（法律理性、宗教理性、伦理理性、政治理性和科学理性）经过多年的不承认、蔑视和辱骂以后（假如其它手段都不行的话，这些手段随时还会使用），将只有答应同精神分析学缔结一项和平共处的协议——但有一个条件，即让它附属于它自己的科学和神话项下：附属于心理学（不管是达尔比茨Roland Dalbiez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心理学或是沙特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有点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式的埃依（Henri Ey）的生物神精学、文化主义或「人类学」类型的「社会学」（在美国占主导地位，其代表为卡迪纳Abram Kardiner、米德Margaret Mead等）和哲学（如沙特的「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皮斯温吉Ludwig Binswanger的「在世存有的分析」）。由于这些混淆，由于精神分析的这种神秘作用，在盖有收养的印象关系的这个印记可是却有非常真实的力量（有些精神分析学家签署过）的妥协联盟这个代价下，被正式地承认的这一门学科，最后高高兴兴地从精神分析学家理论的少数民族集中区崭露头角，被承认是心理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大家庭中的正式成员——这门学科经过几十年的辱骂和放逐之后，用最后授与精神分析学家科学、医学和哲学这个世界公民权的这种「理论」承认，很高兴的证明了精神分析学家实际上的成就。精神分析学家对这项协议可疑的一面毫无警觉——当他们带着这些荣誉自己向这些世界立场让步时——，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向他们的立场让步——他们喜爱这个世界的荣誉更甚于它的侮辱。
　　他们因此忘记了，一门科学只有在它能够主张拥有它自己的一个对象——是它自己的而且只是它自己的对象——的这一权利，而不是拥有别的科学借出、退让或不要的一种对象的单纯立足点，拥有别的科学的一些「方面」、一旦这房子的主人吃饱在厨房就重新炒过的这些残羹剩饭时，它才是一门科学。事实上，假如把整个精神分析归结为行为学派的或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学说关于幼儿期的「刺激——反应」，假如把精神分析归结为弗洛伊德的术语指称为嘴巴、肛门和生殖器、潜伏期和青春期这些阶段的一种辩证，最后假如把精神分析归结为黑格尔的斗争、现象学的「他为」或海德格的存在的「鸿沟」的原始经验，而假如全部的精神分析也都只是吸收神经病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哲学的残羹剩饭的这种艺术，那么，它哪能说有它自己独特的对象呢？它哪能从这些学科区分开来而且在一门科学完整的意义下使它成为一门科学呢？^[2]
　　正是在这里拉康介入了：他捍卫分析的不可归结性，对抗支配大部份当代理论解释的这些「归结」与变异：他捍卫它的不可归结性，他的意思是说它的对象的不可归结性。这种捍卫要求无比清晰和坚定，足以打退我所列举的那些学科贪得无厌地敌视的攻击。这件事不能被任何曾经在其一生中衡量（理论、道德、社会和经济的）安全需要的人怀疑。易言之，要造成不安，使这些组合（它们有不可分割的科学—专业—法律—经济的身份地位）它们的安稳和舒适受到一门独特的科学的出现所威胁，迫使它们全部不仅重新研究它们自己的学科，而且也重新研究它们相信这些学科的一些理由。也就是说，通过一门（不管多么少人相信）威胁要踰越现有界线，因而要改变几门学科现状的科学的产生，使这些学科受到怀疑。因此，拉康语言中抑制着的热情和热情的争辩要不是在警觉和控诉的状况下就撑不下去或维持不住：这是被包围住的先进的语言，它受到被威胁着的一些结构和组合的这一粉碎的力量所谴责，因为它抵制了它们的打击，或至少在它们发动攻击前虚幌一招，因此让对手气馁，不能把它粉粹于它们的攻击之下。所以，拉康也往往荒谬地仰赖一些同他的科学事业毫无关系的哲学（黑格尔、海德格尔）所给他提供的保障：尽管有许多吓人的证据摔到部份他的观众的脸上以赢得他们的尊敬；尽管有许多可能客观性的证据（其思想的自然联盟）可以向其余的人重新保证或者教育其余的人。在这种仰赖为了支撑一种由内向外向医学专家发表的言说而变成少不了的时候，为了马上可以谴责，我们就必须忽视一般医学研究概念上的弱点以及最好的医学人士对于理论所感觉到的恳切的需求。同时因为我现在正用他的语言，即对于他的某些听众（「精神分析的贡哥拉」Góngora，「巨龙」，对构成真正沟通——或完全「巴黎式」的迷恋——仪式的姿态、静坐和肃穆进行秘教崇拜的这一大祭师）——以及对其他人（尤其是科学家和医生）而言是其威望的全部的这一语言，来处理他的「技巧」、奇行和「炼金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语言跟他作为一名教师的实际情况是有某种关系：因为拉康必须使用他提供给医生、分析学家或精神分析对象相当于无意识语言的哑剧（一如所知，哑剧其最终本质是幽默，即成或不成的双关语和譬喻），相当于他们（不管是作为分析学家或精神分析的对象）实践的切身经验的言谈措辞，来向他们传授无意识的理论。
　　瞭解这种语言意识形态和教学上的前提——即具有保持历史、理论的「外在性」和其教学「内在性」距离的能力——就足以让我们辨别出它的客观意义和眼界，同时也足以让我们看出它的基本计划：以今天尽可能严紧地界定无意识及其「规律」、其整个对象的一些理论概念，赋予弗洛伊德的发现它应有的份量。

　　二

　　精神分析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分析技术在分析治疗的实践中所处理的东西。即不是治疗本身，不是为任何现象学或道德特制的假定的双重系统，而是延续到生存着的成年人身上，从出生到清算恋母情结阶段把一男和一女所怀的一种小动物改变成娇小的人类孩子的这段离奇冒险的「作用」。
　　人分娩产生的小生物人性化的「作用」之一：在这个地方存有精神分析的对象，即有一个叫「无意识」简单名称的对象。
　　这个小生物生存下去，不是作为变成一只（如十八世纪宫庭展示的）小狼或小熊的「狼孩」生存下去，而是作为一个人类的孩子（逃过惩治人性化失败这种死劫的一切童年期死劫——其中有许多是人的死劫）生存下去，这是所有成年人经历过的测试：他们都是记在他们内心深处，即记在他们最不能抚平的部份、这些从人生死斗争造成的创痛、软弱和坚强上面的这场胜利的一些永远不能忘怀的证据，而且他们也总是牺牲者。有些人（绝大多数人）几乎毫发无损地站出来——或至少他们口头上是这么说的；许多战场老兵是终身带着战斗的烙印；有些人则从长远一点看会因战而死，旧伤复发，死于精神病发作，死于疯狂这个「负面治疗反应」的最终强制；数目更多的其他人则如你所想的以体质衰弱的姿态「寿终正寝」。人类只把因公殉职的人的名字，只把那些能够适时死去的人（即作为人后来在只有人模人样的恶狼和凶神恶煞彼此厮杀着，然后再牺牲性命的人的战争中死去的人）的名字刻在战争纪念碑上。在人类仅有的幸存者当中，精神分析只关怀另一种斗争，只关怀没有回忆录也没有纪念碑的唯一的一种战争。这是人类假装着好像一直都没有发生过的战争，也是人类总是认为它早已赢得的战争，只因为人类在这场战争中活了下来，在人类文化中作为文化度过人生，生儿育女。这也是一场被构陷、畸形的和受排挤的人类的每一个子孙被要求不断从事的战争。这场战争每个人自己都是孤军奋战、对抗死亡，要踩过漫长勉强使有乳房的幼虫变成人的幼儿（变成男性的主体或女性的主体）的这段旅程。
　　这个对象不关生物学家的事：这段故事确实不是生物学的故事——因为从一开始起，它就完全被男女性人类秩序的束缚所宰制。这种男女性人类秩序是从母亲的喂养律动和训练出发，每位母亲以母「爱」或痛恨的方式刻划在娇小的人类动物身上的。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在这里都没插嘴的份，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所处理的是社会，因而，是文化，即处理的不再是这个小动物——它跨过把生活从人类、把生物学的人从历史学的人、把「本性」从「文化」分隔开来的无止境分水岭，才会变成有性欲的人。心理学在这里迷失了，而且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心理学以为，在心理学的「对象」里面，它所处理的是某种人的「本性」或「非本性」，是文化（人）所确认和证明的这种存在的起源——而精神分析的对象则是有关绝对优先性（不管是天生的或不是）的这个问题，即在每一个人类后代身上有性欲的人随时会遇到的那种无底深渊。很自然的，在这里「哲学」也迷失了方位和活动场所——因为上帝、理性、意识、历史和文化这些独特的起源，从哲学中把哲学为了自己的存在而表明宣誓效忠的那些唯一的起源非法掠夺掉了。可以看得出来，精神分析的对象可以说是特殊的，精神分析的物质形态和其「机制」（使用弗洛伊德的一个术语来说）的特殊性是完全另外一种，有别于生物学家、神经病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知的那种物质和「机制」。为了承认精神分析对于跟它的对象特殊性（无意识和其作用）相搭配的它的概念特殊性所拥有的基本权利，我们只须承认这种特殊性，因而承认从这种特殊性衍生出来的对象特性即可。

　　三

　　假如不是有语言学这一门新科学的出现，拉康会是承认他所做的理论化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成功的第一个人。正是跟这种科学的历史类似，一种科学除非仰赖取道其它科学（即不仅它命名时就存在的那些科学而且也是那些早它一些时候降生的科学新生儿）兜一个圈子的手段，否则总是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被赫尔姆崔兹（Hermann L.F. Helmholtz）和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热力物理学的模式照在弗洛伊德理论上留下的暂时的阴影，今天已经被结构语言学投射在它的对象上使针对这种对象有可能进行明确研究的这道光线驱散得无影无踪。弗洛伊德自己说过，一切都取决于语言。拉康则把这点说得更明确：「无意识的言说是同语言一样建构起来的。」弗洛伊德在第一部巨著《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这部著作不是像人们时常讲的那样是轶事杂闻和肤浅的作品，它是一部重要的作品）里面，研究梦的「机制」和「规律」，把它们的变形归结为两种东西：替换和凝聚。拉康把这两种东西看成是言谈的两个主要形态，即在语言学中所谓的借喻和隐喻。因此，笔误、失误、风趣话和象征像梦本身的成份一样，就变成是一些以沉默双向的方式，即以让人听不见的方式，刻划在无意识言说的键环、「压抑」的误认、人的主体口头上的言说这个链环上的「指符」（signifiers）。因而我们被引导到语言学形式上熟悉的关于双重可是只有一种、无意识但又是口头的言说这种吊诡上面，即对言说的双重场合来说却只有一种单一的场合，除了在言说本身里头以外不超出任何场合的吊诡：这种场合就是「指出意义的链环」（Signifying Chain）。因此，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从他传下的语言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在理解无意识以及主体和它们内在关系（即关于它们在其它词语中的认同关系和认同的非关系，关于它们的再复制和错乱décalage）这一口头言说的过程，开始起着确证的作用。从而，把无意识当成是第二意识，当成是不诚实（沙特），当成是非现实结构溃烂的余毒和无意义（梅洛—庞蒂）的哲学唯心主义解释，一切把无意识看成是生物原型的「性原欲」（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这些解释，都变成这样：没有一种理论的起始阶段，只有一些空无一用的「理论」，只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误解。
　　在这里还是要表明语言形式结构这一第一性的意义（我被迫用最粗糙的方式来概括，可是在像这样短短的一篇文章里我怎么可能避得开呢？），还是要表明实际上在分析解释的实践中碰到作为这一实践真正基础的一种作用的语言「机制」，即实践的对象，也就是说仍然呈现在娇小的人的动物被迫「人性化」成男人或女人过程中还活着的人身上的「结果」。这项问题仅仅通过把语言作为分析实践唯一的对象和手段的这种事实上的第一性提出来，还是无法回答的。在治疗里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语言里头并透过语言（包括沉默、它的节奏和格律划分）完成的。可是一定要说清楚，在治疗当中语言作为分析实践原料和作为其作用（即像拉康说的，从「空洞的言谈」到「充实的言谈」这段段落）生产手段的实际角色，在原则上是为什么和怎么因为它在原则上是在分析实践的对象上建立起来的，即归根到底是在这种实践及其技术的这个对象之上，因此也是（因为它是一门科学）在分析实践对象的理论之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事实上是只有在分析的实践上才得以建立起来的。
　　这里无疑包含着拉康的努力，包含着他的发现最具原则性的一面。拉康指出，从（最纯粹的）生物存在到（人的小孩的）人的存在的这一过程，是在「秩序法则」（这套法则我要把它叫做「文化法则」）里头完成的，而且这套法则在其形式本质中是和语言的秩序混淆在一块的。通过这种乍看之下讳莫高深的说法我们了解到什么呢？首先，只有按照如同在治疗情况中的成年人或小孩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复现语言才能掌握住的这个过渡的整体，我们在建立和展现一切人的秩序（即每个人的角色）的这个语言法则里头是指得出来、说得出来也找得出来。其次，在关于治疗语言的这种说明当中，显然秩序的绝对有效性是当时、经常的表现在过渡本身里头，显然文化法则也是当时、经常的表现在人性化的过程中。
　　要用几句话把这点说清楚，我是应该指出这一过渡的两大环节。
　　（Ⅰ）双重的恋母情结出现前的交往环节。在这个环节里，小孩只关心一个改头换面的自我——母亲：母亲通过她的在场（da！）和不在场（tort！）^[3]在它的生活上烙上标志。在这个环节里，小孩以印象中自我迷恋的方式过着这里双重的交往，即成为那个其他人、任何其他人、每个其他人、一切初期自恋狂的认同中的其他人的自我，它永远都不能保持第三者（不管是对其他人或对自己本身）的客观距离；（Ⅱ）恋母情结的环节。在这个环节里，第三层结构开始出现在双重结构的背景上，是时第三者（父亲）闯进了双重迷恋的印象满足里，推翻了它的组织，破坏了它的迷惑，并把小孩领到拉康称之的「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里。这种「象征秩序」就是使他具体化最后会让他说我、你、他、她或它，因此也让这个婴儿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小孩放置在成年人第三者的世界里的语言秩序。
　　因此有两个大的环节：（Ⅰ）印象（恋母情结出现前）的环节：（Ⅱ）象征（解决恋母情结）的环节，或用一种不同语言说，在其象征使用中获得承认但还不知道（客体性的知识是在完全不同的「年龄」而且也是从完全不同的实践产生出来的）的客体性的环节。
　　而且拉康解说的关键处是在这里：这两个环节是被一条简单的法则即「象征法则」宰制、支配和烙下标志的。甚至印象的这个环节，也是通过象征秩序本身的辩证，即人的秩序、人的规范（喂食、卫生、行为暂时节奏的规范、具体承认的态度的规范——小孩的接受、拒绝、答应和不答应只是小变化；即这种组成的秩序、规则的秩序和给不给这种分派权利的秩序之经验形态）以指符秩序本身的形式，即形式上跟语言秩序同一的秩序形式，在象征秩序的辩证里被烙上标志和建构的。为了清楚起见我刚刚把印象的环节讲成是先于象征的环节，以有别于象征的环节。因此印象的环节作为第一个环节，小孩在这个环节里面是跟一种人（它的母亲）享受它的直接交往，实际上不像象征交往那样（即作为一个娇小的人类小孩与一个人类的母亲的交往）认出它的母亲来^[4]。
　　在肤浅的或带有偏见的解读弗洛伊德只看到快乐、无拘无束的童年，只看到「多种多样乖张行径」的天堂（即只是由跟人体某部份作用居首位的东西、「攸关生死的」需欲所在——嘴、肛门、生殖器^[5]——相关联的各种生理形态的阶段烙下标记的一种自然状态）的地方，拉康表明了从每个婴儿出生之前就为每个要降生的婴儿准备就绪，而且在他发出第一声哭声前就抓住他，把他的身份地位和角色指派给他，因此把他固定的命运分配给他的这一秩序、法则的作用。每一个已经有性别的婴儿所经历过的阶段，都是经历法则、人指派的法则、沟通和不沟通的领域：他的「满足」带有法则、人的法律主张不可磨灭和构成的印记，像所有的法则一样，不能为任何人所「忽视」，尤其不能为那些轻忽它的人所忽视。但是或许会被每个人规避或违犯，尤其被它最虔诚的信奉者。正是因为如此，任何把童年时期的精神创伤都归结于「生理上挫折」的残迹的说法基本上是不对的，因为隐匿精神创伤的法则作为一项法则是从所有的内容抽象出来的，只有在这种抽象里面和通过这种抽象才作为一项法则存在和起作用，而且婴儿从他呼出第一口气开始就服从这项规则和接受它^[6]。这是缔造者（the Father）（祂是法则）正式出现的初期阶段，而且也总是过去正式出现的初期阶段，甚至在没有生父的地方亦如此，因此也是人的指符秩序（即文化法则）正式出现的初期阶段。文化法则这种言说、任何言说的绝对先决条件、高高在上出现（即在内心深处找不到在所有口头言说找不到）的这种言说、这种秩序的言说、其他人的这种言说、伟大的第三者的言说，就是这种秩序本身：无意识的言说。这就给我们一个支撑点，一个有关无意识的概念的支撑点了。这个支撑点是在每一个人内心里他的特定言说寻找它自己的所在的这一特定所在，也是他的特定言说在对自己印象的魅力进行哄骗、欺瞒、串通和完全否定里头，寻找、失落而且在失落中发现它自己的所在，发现它自己在它的所在中的停靠点的这个绝对所在。
　　在恋母情结阶段，已经有性别的小孩通过比对象征来考验它的印象幻想，变成有性欲的人的小孩（男人、女人），如果一切「顺利」，最后自己就变成和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东西：成人中的小男孩或小女孩，在成人世界中享有小孩的权利，能够像任何小孩那样，完全有权将来变成「像爸爸一样」，也就是说，变成一个有妻室（而且不再只是母亲）的男人的人类，或者变成「像妈妈一样」，也就是说，变成一个有丈夫（不只是父亲）的女人的人类——这些东西都只是迈向人的童年期这段漫长被迫的旅程的这一目的地。
　　这段最后情节的一切材料都是由以前形成的语言所提供。以前形成的语言在恋母情结的阶段全部是围绕着并且绕着阳物这个指符、父亲的象征、权利法则的象征、一切权利幻想的印象而安排的——这或许看来叫人感到惊讶或武断，但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证明这点，把它当作一个经验的事实。
　　最后的恋母情结阶段——「割舍」，向我们表明了原因。在小男孩体验和消解割舍的悲剧和有益的形势时，他承认他没有和他父亲相同的权利（阳物），尤其他没有像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有的那种相同的权利。母亲因此被呈显出来赋有不能容忍的双重使用的身份，对小男孩来说是母亲，对父亲来说是妻子。但是小男孩因为接受他没有像他父亲一样的相同的权利这一事实，得到了保证：将来有一天（就是以后），当他长大以后，他会取得现在因为他没有「工具」而得不到的权利。他现在只有一点点的权利，假如他注意「谨言慎行」（manger sa soupe），自己就会长大，权利就会变大。就小女孩来说，在她体验和承受割舍的悲剧和有益的形势时，她承认她没有和母亲相同的权利，因此她双重地承认她没有和父亲相同的权利（阳物），因为她的母亲也没有这个权利（没有阳物），虽然，她是一个女人，也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且她同时承认她没有和她母亲相同的权利，即她还没有像她母亲一样是个女人。但是她因此就取得了她自己的小小的权利：小女孩的权利，当她长大以后一个女人更大的权利、完整的权利的许诺，只要她将来长大接受「人类秩序的法则」，就是说在需欲要她走偏「人类秩序的法则」——通过「确实」不在意谨言慎行的办法——时服从「人类秩序的法则」。
　　在任何一种情况中，无论是在印象的双重迷恋环节（Ⅰ），或在深入到象征秩序经历到承认的（恋母情结）环节（Ⅱ），整个过渡的辩证在它所有的基本细节里都烙上了人类秩序（象征）的印记。对于这个人类秩序或象征，语言学为我们提供了形式的规律，即形式的概念。
　　精神分析理论因此给了我们使每一种科学成为科学，而不是成为纯思维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精神分析对象形式本质的定义，任何把精神分析实际的、技术的应用到它具体的对象上去的先决条件。从而精神分析摆脱了波利采尔（Georges Politzer）所说的（和制造出来的）古典唯心主义的自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例如是在他因为精神分析的抽象：无意识、恋母情结、割舍情结等等而抨击了精神分析时候，也是在他要求精神分析（波利采尔是法国第一位认识到精神分析革命理论眼界的人）成为一门真正「具体的」科学，一门「具体的心理学」，却因为精神分析的种种抽象：无意识、恋母情结、割舍情结等等，而抨击了精神分析的时候说出的（和制造出来的）。他说，假使精神分析坚持纯粹是异化于抽象的和形而上击的心理学的「具体」，那它怎么能成为它想成为和能够成为的具体的科学？它怎么能从这些抽象、从抽象取得「具体」呢？其实，任何科学都离不开抽象，甚至当它在自己的「实践」（注意，不是该科学的理论实践，而是其具体应用的实践）中只处理构成每个人的「梦」的那些特定和独特的变形时亦复如此。就像拉康在弗洛伊德里头思考它们的一样——而且拉康思考的只是弗洛伊德的概念，即把我们科学性的形式赋予，也就是赋予它们能有的唯一科学性——精神分析的「抽象」就作为它们对象的概念在它们自身包含着它们的抽象所必要的标志、尺度和基础这个范围来说，确实是它们对象的真正科学概念。这个标志、尺度和基础亦即是精神分析的抽象跟「具体」的关系的尺度，因而是精神分析的抽象跟它们应用的、通常称之为分析实践（治疗）的具体的特殊关系的尺度。
　　所以，恋母情结阶段不是一种隐藏住的只是没有意识或言谈的「意图」——它也不是埋藏在通过「使它的意图再蠢动起来」的方式总是可以加以重建或压制的这段过去里头的一种结构。恋母情结是戏剧性的结构，是文化法则强行扣在每一个不愿又被征召的选民头上使他们具有人性的「戏剧机器」^[7]，也是对每个达到其终点、渡过它和活下来的人来说，本身不只包含着里头存有具体变形的可能性而且也包含着里头存有具体变形的必然性的一种桔构。在精神分析的应用，即在所谓它的实践（治疗）里头，它是在这些变形的具体「作用」^[8]上面做工作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包含有某些特定的个人在过去和现在开始、完成、失误或躲开的这个恋母情结的这种特定和完全独特的关系形态上面做工作的。这些变形能够在恋母情结不变形体结构的基础上按它们的本质本身加以思考和了解，正是因为这整个过渡从它的迷恋、它的最「畸形」和它的最「正常」形式的初期阶段起，就被这个结构的法则、在象征法则本身里头接近象征的最后形式烙上印记。
　　我知道这些简短的提法不仅看起来像摘记和纲要，而且也是摘记和纲要：在这里提出的若干概念假如要得到确认，获得证实，都需要继续扩大发挥。即使它们立论稳固，而且跟构成它们基础的一套概念之关系也获得了澄清，即使把它们拿来跟弗洛伊德分析的文字做个比对，它们接着也还会产生了它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不只是概念形成、界定和澄清的问题，也是我们刚讨论过的理论化工作的发展必然要产生的现实的新问题。例如，我们如何能够把一方面是语言的形式结构、无意识的存在和可知性的绝对前提，另一方面是具体的亲属结构，而最后是包含着所经历的亲属结构（父亲、母亲、小孩）隐含着特殊作用的这些具体意识形态的形态等等这之间的关系严谨地说清楚呢？这些后来的结构（亲属、意识形态）的历史变化，实际上会影响到弗洛伊德所孤立的这些层面的某些或其它方面，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呢？或者说的更确实一点，以合适的方式来表达一下弗洛伊德发现的对象和场合的这一简单定义，可以对跟它自己有别的那些学科（诸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产生多大的影响，而且又可以向它们提出有关它们的对象的身份（经常是有关它们对象的问题设定身份）这些问题呢？还有再从这许多问题当中挑一个来说：分析理论和Ⅰ．分析理论出现的历史前提，和Ⅱ．分析理论应用的社会前提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I．那么，谁是弗洛伊德呢？谁又同时是声称是他嫡传的、大排长龙的开业者的第一号精神分析学家、自我分析的开山始祖、分析理论的建立者和创始人呢？
　　II．那么，谁是精神分析学家呢？谁又同时（而且恰似无庸置言那么地自然）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从弗洛伊德传下的教学传统以及他们治疗的那些社会与经济条件（紧紧地附随在医学组织地位上的他们的「协会」的社会地位）呢？精神分析实践的历史来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到分析理论和技术多少呢？最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学家对于这些问题（因为这确实是事实）和这些问题在分析的世界里遭到的理论压制保持理论上的沉默，在它们的内容本身方面又影响到了分析理论和分析技术多少呢？在其它的许多问题当中，不能把「分析的结局」这种永远不变的问题拿来把它跟这种压抑，跟从精神分析的认识论史和分析世界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史衍生出来的这些问题的未思考处连起来讲吗？
　　这里所摆的是真正揭示出来的一些现实的问题，而且它们马上构成数目相同的研究领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某些观念会从这种考察分析中换一种面貌出现。
　　而这种考察分析是扎根于弗洛伊德的考察分析、扎根于应用到「人」的即人的「主体」的特定法律、伦理和哲学（明确的意识形态）印象上面的他自己的领域。弗洛伊德有时候把他的发现所得到吹毛求疵的待遇，拿来跟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革命的大变动相比，不是没有用的。因为有哥白尼，我们才知道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有马克思，我们才知道人的主体、经济、政治或哲学的自我不是历史的「中心」——而且，甚至和启蒙时期的哲学与黑格尔说的相反，历史没有「中心」，只有一种结构，它没有必然的「中心」，除非在意识形态误解当中。接下来，弗洛伊德也为我们找出：现实的主体、有其独特本质的个人，是没有以「自我」、「意识」或「存在」为中心的一种自我的形式——不论这是自为的、身体本身的存在，或者是「行为」的存在——人的主体是没有中心的，是由一样没有「中心」的结构构筑起来的，除非是在对「自我」的印象误认中，即在包含有自我「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形态中。
　　大家一定清楚了，这已经开辟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或许有天可以引导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到这种是全部意识形态研究特定关怀的「误认结构」。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九六九年二月修订）

参考书目研究笺注

如果根据以下的秩序来研究的话接近拉康的作品会更容易：
1."les complexes familiaux en pathologie," in Encyclpédie Française, de Monzie, Vol.8: "La vie mentale"（1938）.
2."La causalité psychique," in Evolution Psychiatrique, fasc. I, 1947.
3."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eur de la function du Je," in Ecrits, Paris, 1966, pp.93-100.（英译见New Left Review, No.55, Sept.-Oct.1968）.
4."La chose freudienne," in Ecrits, p.401-36.
5."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 Seminar 1958-59, Bulletin de psychologie.
6."Les relations d'object et les structures freudiennes," Seminar 1956-57, Bulletin de psychologie, 10.
7."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 Seminar 1958-59, Bulletin depsychologie, Jan.1960.
8."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 en psychanalyse,〞inEcrite, pp.237-322.（附有韦尔登Anthony Wilden一篇评论的英译本译为The Language of the Self, 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 1968）."Remarque sur le rapport de Daniel Lagache：'Psychanalyse et structure de la personalite'," in Écrits, pp.647-84；"La direction de la cure et les principles de son pouvior," in Écrits, pp.585-646；"L'instance de la letter dans l'inconscient ou la raison depuis Freud,” in Ecrits, pp.493-528.（英译见Yale French Studies, No.36-37,196, pp.112-47）；以及其它取自La Psychanalyse杂志上的七期文章。
9.关于拉康的学生所写的或是在他的影响下所写的作品，建议读者从下列文章开始读：Serge Leclaire在La Psychanabvse上的文章；Serge Leclaire和Jean Laplanche在Le Temps Modermes, July 1961上讨论无意识的作品；J.B.Lefevre-Pontalis, “Freud Aujourd' hui," in Les Temps Modernes, 124-6（1965）；J.La-planche讨论Holderlin和Maud Mannoni的书：I'enfant arriéré et sa mère, 1963.

^[1]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Sciences Humaines，" in Revue de l'Enseignement Philosophigue， vol.13，No.5（June/July1963），p.7，and p.11，n.14：「马克思把他的理论建立在拒绝「经济人」这个神话的基础上，弗洛伊德把他的理论建立在拒绝「精神人」这个神话的基础上。拉康看到并了解弗洛伊德解放的决裂（liberating rupture）。他以了解这个术语最丰富的意义了解了解放的决裂，一丝不苟地相信他说的话，并且迫使它产生自己的结论，毫不退缩或宽怀。或许是这样，像其他人一样，他在细节上或甚至在他哲学方向的选择上才犯了错误：但是我们都幸亏有他才有这个基本的东西。」

^[2] 这些诱感当中最危险的是哲学的（哲学很高兴的把整个精神分析归结为治疗的双重经验，因而「证实」了现象学互为主体性、存在的设想或者更为一般的人格主义的论点）、心理学的（心理学把绝大多数的精神分析范畴看成是显然它看不出问题的「主体」的这许多属性），最后是社会学的（社会学通过它向心理学提供一种「现实原则」——社会和家庭的无上命令——的客观内容来帮助心理学；这种「现实原则」主体只须「内在化」以便用「超自我」和相对应的范畴来武装）的诱惑。因此附属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精神分析，通常被归结为「情绪」、「感情」重新适应的技术，或被归结为「相对作用」的一种再教育。这两种归结都跟精神分析的现实对象无关——但不幸这两者都能满足基本的需求，更甚的是都还能满足当代世界高度倾向性的需求。精神分析通过这种偏见，变成现代文化（即现代意识形态）中大众消费的一个商品。

^[3] 这是两个因为弗洛伊德而出名了的德文措词。就这两个措调来说，在弗洛伊德的观察下发现，婴儿是通过运用「展现」它母亲的一种武断的对象（棉线木蕊），来确定它母亲的出现和消失。

^[4] 从形式上来说：因为首次作为语言被引进来而且其第一种形式是语言的文化法则不是为语言所穷尽的；它的内容是现实的亲族结构，而且包含有写在这些结构里的个人的一定意识形态结构，使它们的作用得以发挥出来。单单是知道西方的家庭是父权制和团体外婚制（exogamic）（亲族结构）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理解支配父亲身份、母亲身份、夫妇关系和小孩的意识形态的形态：在现代社会中什么是「夫妇」、「父亲」、「母亲」和「小孩」？多数的研究仍然是在这些意识形态的形态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任务。

^[5] 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一个部门过去太过于沾沾自喜，以致于不能在弗洛伊德关于「阶段」的理论里面发现到什么，而且它们毫不犹豫地就把这种理论直接和完全地转换成（神经生物学或生物神经心理学的）「视距成长」（stadial growth）的理论——机械地给神经生物上的成长冠以「本质」的角色：对这种角色来说。弗洛伊德的「阶段」不过完完全全是「现象」。这种看法只是旧的机械平行论理论的翻版。这特别指华隆（Henri Wallon）的学生，因为华隆本身并不注意弗洛伊德。

^[6] 假使说这是由引证明显地是包含有弗洛伊德认为是无意识「内容」的生物学概念（性原欲、感情、本能、欲室）来证明的话，那就有误解这种形式条件的理论范围的一种危险。例如，在他说梦是「愿望的实现」（Wuscherfailung）的这时候。就无意识的「欲望」这一语言来说，这里的这个意义跟拉康把人的「空洞的言谈」拿来跟他的「充实的言谈」对立起来的这个意义是相同。可是只有在这种形式条件的基础上，这些（显然是生物学的）概念才得到它们真正的意义。或者说，这种意义才能够加以说明和思考，而治疗的技术也才能明确表示并加以应用。欲望这个无意识的基本范畴，只有在它作为人的主体无意识的言说这唯一意图（即：透过制造无意识言说的意指链环「作用」而出现和在那里头出现的意图）的特殊性当中才能够为人所知。因此，「欲望」是被支配人的发展的这一结构烙上了印记。因此，欲望是完全不同于有机的和本质上是生物的「需求」。正如人的生物存在和其历史存在并无本质上的连续性一样，有机的需求和无意识的欲望之间也没有本实上的连续性。欲望在其模糊不清的存在当中（它的「无法现形」manque à étre——拉康说）是由秩序的结构制约的，秩序的结构把它的印记硬扣在欲望的上面，替它指定一个无处所的存在（即压抑的存在）、指定它的资源和它的失望。欲望的这种特殊现实不能经由有机的需求而取得，正如同历史存在的特殊现实不能经由人的生物存在而取得是一样的。相反的：正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所以能让我们通过把人的历史存在同纯粹的生物上的存在区分开来的方式确定人的历史存在的特性，这包括若干显然是纯粹生物上的决定因素，例如人的「需求」或人口统计上的现象。同样的，正是无意识这个基本的范畴，才能让我们通过把欲望从支撑它的生物上的现实（正如生物上的存在支撑着历史的存在是一样的）区分开来的方式，来理解和确定欲望的真正意义。但是我们既不能构筑欲望，也不能决定欲望。

^[7] 这是在谈到弗洛伊德（ein anders Schauplatz……Schauplatz）时拉康所使用的一种的措词（machine）。从针对弗洛伊德谈「戏剧」的波利采尔和提及剧院、舞台、公演、机器、戏剧的风格、导演等的拉康以来，自己认为什么是剧院的观众之间以及这些观众和剧院本身中间有很大的距离。

^[8] 假如说「作用」这个词是在古典因果关系的理论背景中来讨论的话，那么它就显示出一种因素在其结果中不断地呈现的一种概念（请参考斯宾诺莎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