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爱情与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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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爱情与形而上学

斯坦凯维奇和娜塔丽。同胞之情。康德和冥想生活。

　　在米哈伊尔一生中，首先对他学识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一位年龄比他大不满一岁的年轻人，名叫尼古拉·斯坦凯维奇。斯坦凯维奇和米哈伊尔一样，也是一个地主的长子。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说他人格高尚，才思敏捷。从一张留存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眉目清秀，丰姿俊雅，乌发飘垂，目光炯炯。与他相识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他体力不强，意志不坚，显然缺乏当领导人的素质。然而，这些不足之处正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和多数软弱者一样，他十分需要而且很善于博得别人的同情。兼之他天资聪慧，也同样善于体贴别人。男男女女都很自然地对他产生好感。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曾有过一个仇人。他在俄国历史上以及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生平中则加倍重要。他是俄国第一个引人注目的浪漫主义者，为俄国思想界打开了德国形而上学这个广阔而又丰富的领域，是一位大无畏的先驱^[1]。
　　俄国的浪漫主义显然渊源于德国。浪漫主义产生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大萧条和衰落时期的德国，是十九世纪初期以抽象与理念反对此前的实利主义的革命。这在诺瓦利斯的“蓝花”^[2]——浪漫主义诗人寻求的一种神秘目标中，以及蒂克、霍夫曼和让·保尔·李希特尔^[3]的空想与超自然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歌德卓越地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大成，将浪漫主义的幻想世界寄托在意大利。尤其是俄国人还从《威廉·麦斯特》借用米格农的一首名歌，作为浪漫主义理想世界以及通过未知力量的魅力就能得救的象征。斯坦凯维奇和朋友们的通信中一再重复“我们的道路通向那里”。作为浪漫主义的口号。半个世纪以后，在契柯夫的三个乡下姑娘《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中得到了最后的不真实的回响。在斯坦凯维奇一代人看来，浪漫主义意味着逃避现实，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日常实际的需要产生了浪漫主义所特有的二元论，即陀斯妥也夫斯基及其后时代一直不断地萦绕着浪漫主义文学的“分裂性格”。
　　十八世纪是一个标榜理性的男性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口号是爱情，开始把女人捧到受人敬慕的地位（如施勒格尔^[4]所说，女人的内在本质就如同诗歌一般）。但是，甚至这样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也异常鲜明地表现了其固有的二元论。而尼古拉·斯坦凯维奇拼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在整个一代人中是很典型的。
　　聚集在斯坦凯维奇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两个女子，是一个姓贝叶尔的有钱寡妇的女儿。贝叶尔在特维尔有一座田庄，和巴枯宁家很熟，在娜塔丽·贝叶尔身上，斯坦凯维奇似乎看到了那种纯洁浪没主义的友谊。正如他曾写过的那样，“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最神圣的人类之爱”^[5]。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几个月高尚感情的交流之后，娜塔丽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歇斯底里。她是个血肉之躯，感情容易冲动的年轻女子，并非天生就要在精神上扮演一个圣人的角色。1834年春，正当米哈伊尔要动身到发配地波兰边境时，吕波夫·巴枯宁随母亲一起来到莫斯科。吕波夫温文尔雅，超尘脱俗。斯坦凯维奇在她身上总算看到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化身。可是，他太胆怯，讲话毫不果断。吕波夫回普列姆希诺庄之后，斯坦凯维奇跟娜塔丽不自然的友情又继续下去。出于妒忌，娜塔丽的感情复杂化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她的朋友指责斯坦凯维奇玩弄她的感情，使斯坦凯维奇狼狈不堪。1835年2月，米哈伊尔、吕波夫和塔蒂安娜一起来到莫斯科时，事情就搁下来了^[6]。
　　米哈伊尔的姐妹走了以后，他仍在莫斯科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一星期内，他几乎和娜塔丽及其妹妹亚历山德拉形影不离。这个星期还未结束，他就完全取代了斯坦凯维奇，成为娜塔丽狂热崇拜的偶像。娜塔丽的选择乍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任何落入斯坦凯维奇精心设置的感情圈套的人理应从米哈伊尔健壮的体格和有力的信心中找到一种脱套的方法。乍看起来，米哈伊尔倒象这样一种年轻入，即一旦产生好感，就不是斯坦凯维奇的那不形于色的浪漫主义的痴情所能干扰的。开始几次接近就很有希望。米哈伊尔刚从去年服役所受的屈辱以及在普列姆希诺庄所受的冷遇中摆脱出来，便发现娜塔丽的热诚爱慕，这使他格外高兴。他勇气倍增，精神面貌日益好转。他甚至还暗示娜塔丽说，他的姐妹们对他并不十分理解，还把他当成孩子，她们对他未来的崇高使命并不相信（尽管他自已也不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娜塔丽迫不及待地答应，她完全理解他在家里迄今尚未得到谅解。
　　塔蒂安娜是姐妹中最厉害，最妒忌的一个。她写信给亚历山德拉·贝叶尔，以十九岁女子所具有的粗暴态度，对娜塔丽向米哈伊尔所表示的初步爱情表示极大的轻蔑^[7]。
　　在姐妹们的影响下，他对那些脾气暴躁的少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要的是精神上的交往，他要的是手足般的浪漫主义爱情。但他尤其需要的是温顺而又钦慕他的信徒。他发现这些要求和感官的独特需要是不一致的。到目前为止，他和斯坦凯维奇两人的意见是相同的，是遵循著名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但是，米哈伊尔对二元论却一无所知，对使斯坦凯维奇苦恼的自我矛盾也一无所知。和斯坦凯维奇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明明白白，不容人提出任何疑问。就是从与贝叶尔姐妹们的关系上，也可以首先看出米哈伊尔的举止有一种反常的倾向。他和玛丽亚·沃叶柯夫的童年爱情以及和穆拉维约夫家女孩子们逢场作戏，还不能说是什么不寻常的表现。但是，米哈伊尔后来确实患了阳痿症。关于这个问题，既无诊断书，亦无其它资料可以佐证。但是，看来他无此种能力很可能始于青春时期，由于憎恨独断专行的母亲的心理而造成的。后来他提起这件事就很气愤。由于不能发泄性欲，他那激动的感情就倾泻到生活中的一切私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面，并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怪诞的和具有破坏性的个性。这种个性甚至在不相容的地方也会蛊惑人心，并在十九世纪半个欧洲留下了痕迹。
　　4月间，米哈伊尔给贝叶尔家的女孩子们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虽然主要是写给娜塔丽的，但却小心谨慎地写给姐妹俩）。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言不讳地拒绝性爱；二是为他自已的特殊使命而引为骄傲。他对收信人解释说，要是为其中一人的感情——“与感官有关而与心灵无关的炽热的冲动的感情”——所迷惑，那就会存在爱情发生变化的一种危险。但是，既然他爱她们的高尚的心灵和美好的感情，那么就什么都不能损害这种“纯朴而微妙的关系”。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过去他所知道的爱情及其“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他心坎上打上了烙印（看来这就是对玛丽亚·沃叶柯夫的清晰回忆）。但是，这种爱情纯属双料的利己主义。
　　不，我的使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是一个现代的人物。上帝已经在我的心上写下了概括我全部生命的圣辞：“他不应为自己而活着”。我打算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我决不辜负它。能为这种神圣的目的而牺牲一切——那就是我唯一的抱负…其他的幸福我是无份的。
　　这样，在确定了自己的感情界限之后，他恳求贝叶尔姐妹把他当作知己。娜塔丽一定会“向他倾诉自己的悲伤，并从中寻求力量和忠告”。但是，因为担心这种劝诫会被理解为只是对一个人说的，所以也要请求亚历山德拉“和他共享她开阔的胸怀和感情”。写上了这句既友好又保险的话以后，米哈伊尔结束了他的又一次说教。贝叶尔一家去乡间消夏，这样，前几个月不愉快的情绪也就告一段落了^[8]。
　　1835年夏天，米哈伊尔主要是在普列姆希诺庄度过的。7月间他写信给斯坦凯维奇的朋友埃弗莱莫夫，他们曾在莫斯科见过面。信中写道：

　　如果意志是由神圣的感情和思想来表达的话，那么，它就是人的主要本质。但是，我们的意志仍未得以发展，它尚未摆脱十八世纪那种令人窒息的、充斥着放荡和诈骗的束缚，也未摆脱酈俗和自命高尚的愚妄行为，更未摆脱对一切高尚的东西持怀疑的态度以及对地狱可鄙的恐惧…不，我们还不属于十九世纪。我们只不过处于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转折时期，处于一种令人苦恼的境地，处于两种势不两立观点互相抵消的间歇时期…发展我们的意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当我们能够说：“我希望的就是上帝希望的”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幸福。那时我们的苦难就会终止。只有到那时，我们才配得到它们。
　　这位年轻的浪漫主义者所集中的意志力量尚不足以发现其使命，但他早已将意志和神圣的目标合二为一了^[9]。

　　10月中旬，埃弗莱莫夫和斯坦凯维奇本人来普列姆希诺庄住了十天。斯坦凯维奇似乎曾指望会有机会使他对吕波夫·巴枯宁那种令人烦恼而又着怯的感情有一个结局，但希望落空了。要想使吕波夫表明自己的心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斯坦凯维奇也没有勇气采取主动。这次来访虽使吕波夫的感情受到了挫伤，但却大大地有益于米哈伊尔。他们是春天在莫斯科开始相识的，后来逐渐成为密友。虽然米哈伊尔敏捷机灵的头脑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不是靠看书丰富起来的，但是，他却陶醉于斯坦凯维奇涉猎德国形而上学新领域的事迹。最后，米哈伊尔浪漫派的理想主义总会找到一个扎实的哲学基础。
　　斯坦凯维奇研究形而上学主要是研究溺于空谈与伤感的谢林。谢林把自然、人类和历史视为“绝对”的不同表现形式，并与基督教上帝是一致的。大约就在去普列姆希诺庄作客的时候，斯坦凯维奇开始意识到需要学一些更为实在的东西。于是，他就研究康德。精通这位当代哲学创始人的著作的必要性，是他在普列姆希诺庄作客十天里多次热烈讨论的主题。斯坦凯维奇回莫斯科后第一个行动就是送米哈伊尔一本《纯粹理性批判》。整个11月份，这两位友人，一个在莫斯科，另一个在普列姆希诺庄，开始研究康德哲学体系。几乎每天都通信交换看法。关于这件事，只有斯坦凯维奇的信件保存下来了。
　　甚至连斯坦凯维奇也发现这件事不容易。“我崇拜康德， ”他写道，“虽然他时常使我感到头痛。”很明显，他担心米哈伊尔由于不熟悉德国形而上学的术语而半途而废。他要他的这位学生每天花在康德的研究上不要超过三小时，加强了对其中难点的解释，又在莫斯科搜集德文和法文的注释本。米哈伊尔鼓足勇气坚持下去，并向他的朋友保证说，“不吃透康德的精神决不罢休”^[10]。
　　米哈伊尔和父亲的关系又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然而也是巧合的危机，使他的研究工作中断了。好几个月——自他从部队开小差——以来，家庭一直充满着安宁的气氛。亚历山大·巴枯宁是个讲究实际的人。过去的一切是不可挽回了，因为在米哈伊尔解职被正式宣布以前，不可能对将来作出什么安排。因此，他也不理会这件事情。这时，他对米哈伊尔的略有哲人风度的爱好嗤之以鼻，认为他也许会带着姐妹们一起出去跳舞，而不是象第欧根尼一样，埋头读书和吸烟。但是，当正式手续于12月办完、米哈伊尔获得自由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了，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11]。
　　亚·巴枯宁对这个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一个贵族兼地主的儿子不论文武总是要担任公职的，这才是唯一荣耀的甚至是保险的职业。既然习武这条路走不通，那就理所当然地要选任文职。几个月前，米哈伊尔似乎同意这种安排。但是，从那时起，他对于世界使命的看法已深深扎了根。斯坦凯维奇利用他耳朵软的特点，对他灌输了治学优于仕途生涯的思想。德国哲学不仅是所有知识的总结，而且有一天会有必要到柏林去寻求这种知识。就在上个月，斯坦凯维奇还在给他朋友的信中重复了熟悉的词语“到那里去!到那里去!”其时，莫斯科的学生生活是快乐的。米哈伊尔上次去时，由于无知，只不过是稍有领略。把自己关在官吏的办公室里，审阅行政文件，而不能阅读虽然难懂，但却令人陶醉的康德的著作，那是不可想像的^[12]。
　　1836年新年，全家在特维尔省城团聚时，危机到了严重的关头。这个年轻人的军旅生涯并无可以赞誉之处，但是，特维尔省的省长托尔斯太伯爵是他们家的世交，答应在他主管的部门中给米哈伊尔找个职位。对这种好意的帮助自然不好拒绝。亚·巴枯宁因为年事日高，又可能随时失明，所以性情越发急躁。米哈伊尔则避而不谈。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他整整一个星期都“借酒浇愁”，甚至还想到过自杀，连身体都弄垮了。他没有勇气，也不忍心去与父亲或那位伯爵作对，甚至对他姐妹们也一言不发。他突然去莫斯科，从那儿写信给他父亲说，他拒绝选择任何仕途生涯，决心要从事哲学研究，愿在这期间当一个数学教员来谋生度日^[13]。
　　亚·巴枯宁已年近古稀，体力日渐衰弱。长子应随时准备代他料理家务，分担责任。他自己认为从来就不是一个严父。他曾替儿子偿还过在炮兵学校的债款；忍受过他反对雷纳的不从父命的行为。总的来说，他对儿子尔后的冒犯行为总是宽大为怀的。但是，儿子受军事教育时搞得-一团糟，竟然当了逃兵，还傲慢无理地拒绝父亲多方尽力为他谋就的舒适职务，要在莫斯科住下去，那里既无谋生之道，又无前程，更无确定职业，这是他从未遇到过、无法忍受也是不能理解的事。
　　亚历山大无可奈何地提笔写信给米哈伊尔：

　　我已收到你从莫斯科的来信，知道你仍然鬼迷心窍，不愿回头。你的出走使我吃惊，更使我痛苦。真正的哲学并不存在于空幻的理论和空洞地文字游戏之中，而是存在于对家庭、对社会以及对国家都要承担普通的义务之中。你对这些义务满不在乎，却去胡思乱想，侈谈什么可以补偿你一切的“精神生活”，时至今日还不能自拔。你的郁闷不乐是你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和闲逸生活的必然结果；也是你良心不安的必然结果。我从来不是一个专横的人。你要是顺从我的心愿，那就值得称赞，并且对你大有裨益；若是要我附和你的心愿，同意你那不可理解的行为准则，那将是荒唐可笑的。你要是果真还能回心转意，出路还是有的，那就是：反躬自问，恢复理智，毫无二意地做个孝子。只要你再听话，可以既往不咎。还是相信你瞎眼的父亲，而不要相信你那瞎眼的…你叫它什么都行。这就是我最后的话。

　　亚历山大尽管雄辩，其结果也和大多数父亲的劝告一样。米哈伊尔仍然呆在莫斯科，几星期后写信给瓦瓦娜说：

　　爱之所在就无所谓义务，义务是把爱排除在外的。而排除爱的任何东西都是下流的和卑鄙的。对我来说，父母并不存在，我不承认我有父母，我不需要他们的爱^[14]。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386页。

^[2] 德国作家、德国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诺瓦利斯（1772—1801）在其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亨利·冯·奥夫特丁根》里，描写主人公终生追求一朵神秘的蓝花，反映出作者的神秘主义思想。——译注

^[3] 蒂克（1733—1853），霍夫曼（1776—1822）和让·保尔·李希特尔（1763—1825）均为德国作家。——译注

^[4] 施勒格尔（1767—1845），德国诗人，反动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5]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239—244页；施勒格尔：《理想》，第127页。

^[6]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221，254—255页。

^[7]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52—157页。

^[8]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165—173页。

^[9]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74—175页。

^[10]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336，576—597页。

^[1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7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404—405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89，161页。

^[12]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572、581页。

^[13]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11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398页。

^[14]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41—14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