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枯宁 -> 巴枯宁传（1961）
第十一章 巴黎的生活
布鲁塞尔和巴黎。马克思与蒲鲁东。俄国的回忆。赫尔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
巴枯宁在布鲁塞尔居住的三个月期间，第一件事，也是唯一值得提及的事，是应一位俄国朋友、大概是亚历山德拉的旧友波特金的邀请，到巴黎盘桓过几天。19世纪四十年代巴枯宁首次赴法时，巴黎酷似十年以后的伦敦，是公认的欧洲大陆各地政治流亡者的收容所，也是先进思潮的荟萃之地。在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七月王朝统治下，1789年的传统还依然存在。各种民族、各家学派的激进分子——其中德国流亡者达八万多人——都在宣传他们的主张，预示资产阶级国家的垮台。热衷于革命理想和实践的人们或早或晚都汇集巴黎。此时巴黎已成为保守派的梦魇，激进派的麦加。而这正符合米·巴枯宁的气质。
巴枯宁1844年3月在巴黎逗留的日子是丰富多采而又引人注目的。他遇见了几个熟人。除了和亚历山德拉重修旧好的波特金外，还有巴枯宁在德累斯顿结识的格里哥里·托尔斯泰，他是个开明的俄国贵族。这类人出国旅行时，总爱表白他们开明的观点，但在国内则靠占有农奴的劳动，享受舒适的生活。还有在意大利过足了蜜月刚回来的海尔维格夫妇（恩玛从她父亲那里获得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他们得以在巴黎建立了一个十分讲究的家庭。最后还有从德累斯顿移居巴黎的卢格，他对巴枯宁在经济上不讲信用还耿耿于怀，并挖苦说，这位俄国朋友的“德语生疏得开口就错，竟然张不开嘴”。巴枯宁到巴黎时，卢格刚出版了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德法年鉴》。这是在《德国年鉴》停刊后由卢格命名并主办的刊物。它刊载了马克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还刊登了巴枯宁一篇短文，那是头一年五月自圣彼得岛寄出的一封信（可能是为了发表而改动了日期），信中奉劝卢格不要对革命的前景悲观失望，并且指出法国是未来的希望。卢格志大才疏，在巴黎以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自居。3月23日举行了一次庄严的秘密会议，讨论“我们自己的事务”。巴枯宁、托尔斯泰和波特金代表俄国革命派参加。法国人当中有路易·勃朗、比埃尔·勒鲁和费里克斯·皮阿。德国人中有卢格和支持卢格的一个叫贝尔奈斯的新闻记者以及卡尔·马克思。巴枯宁在德累斯顿肯定已听卢格提起过马克思的名字。他现在第一次面对面地和后来的对手坐在一起了[1]。
几天以后，巴枯宁又匆匆返回布鲁塞尔重过那种单调的生活了。这时赖歇尔已在音乐学校找到了一个教师职位。巴枯宁在布鲁塞尔找到的情投意合者只是几个波兰流亡者，首领是老牌的民主主义者、史学家列列韦尔。不过，波兰另一次起义的前景还远得很。而比利时的首都对巴枯宁又毫无吸引力。他既然发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都市，就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了。1844年7月，他说服了驯顺的赖歇尔和他一起移居巴黎。以后三年半时间，他一直住在巴黎[2]。
在一群与《德法年鉴》有来往的德国流亡者中间，他找到了第一个安身之地。自从那个倒霉的事业失败后，大部分撰稿人包括马克思和卢格本人，都转向由贝尔奈斯和另一个犹太人伯恩施太因编辑的、志向不大的单页周刊《前进报》了。有一段时间，巴枯宁离开赖歇尔，和伯恩施太因的哥哥一起住在穆兰街。伯恩施太因的哥哥发现这个不循旧习的俄国贵族所有的家当只是一只皮箱、一张折叠床和一个镀锌面盆，不觉大吃一惊。如果巴枯宁真地为《前进报》撰稿，却没有查出哪些是他的稿子。他屈尊地称这家报纸为“一张废纸”。他又和赖歇尔住在勃艮第大街，一起学习英语和法语。和往常一样，巴枯宁肯定主要还是靠朋友施舍过活。他在《忏悔书》里说，他靠“翻译德文著作”为生，此时却看不到一点迹象。同时再也听不到人们传说的应诺：“当俄国人家庭教师，每课时挣十个或七个半法郎”[3]。
德国的激进分子很快就把这位俄国新伙伴介绍给法国同事。巴枯宁分别见到了四十年代在巴黎被认为具有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拜访了其中两位，拉梅耐和乔治·桑，这两个人的作品在当时几年内都使他很受感动。但乔治·桑太盛气凌人，拉梅耐又太脱离现实生活，因而都和巴枯宁合不来，关系都不亲近。3月，他在巴黎期间，曾见过比埃尔·勒鲁，这个人几年前和乔治·桑合作创办《独立评论》，但巴枯宁以后似乎再也未见过勒鲁。因此，他想成为该报撰稿人的愿望未能实现。他还拜访了写有著名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老作家卡贝（卡贝本人不久就在美国建立了一个“伊加利亚”侨民区），还拜访了傅立叶主义者领袖孔西·得朗。但是，尽管法国共产主义者初看起来比德国人更为进步，更为仁慈，而且自由自在、庄重威严，但他很快就确信，通过发表演讲、著书立说就能实现社会革命，或关在教授书斋里根据推论就能建成人间天堂完全是虚假的幻想。这些乌托邦的梦想家具备了魏特林的所有缺点，而没有他的一条优点。巴枯宁从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新闻记者身上发现了更能吸引他的东西，如《立宪主义者报》的梅吕康、《国民报》的马拉斯特、《新闻报》的艾米尔·日拉丹，尤其是《改革报》的路易·勃朗、弗洛孔和卡芬雅克。但他只写过几篇文章，就结束了他在巴黎的新闻写作活动。这些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并未起重要作用。起初，他参加了一些法国工人组织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会议，但他又担心这样做被法国当局发现而连累自己，并被驱逐出境，所以他很快就连这种形式的法国政治生活都不介入了。在这段时间内，法国的无产者和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一样，对他影响甚微[4]。
巴枯宁在巴黎生活时，发生过一件事，他在《忏悔书》里或别的文章里都未提过这件事，现在搞清楚了。1845年，他参加了巴黎东方社苏格兰分社，成为一名共济会员。共济会和先进的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着长期建立同盟的传统。巴枯宁曾写道，“19世纪初期的俄国，共济会员的小团体秘密地保存着人道的神圣热情”。整个19世纪，法国大部分激进分子都是共济会员，所以巴枯宁和共济会有来往毫不奇怪。但这段时间和他经常住在一起的赖歇尔却不知道这件事联想到此时和他来往的人都未提到过这件事，这个事实说明他对共济会并不十分热情。在他一生中，关于这一空白点从无详细证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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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在巴黎的初期，和他接触的一帮德国和法国人当中，有两个突出人物，那就是卡尔·马克思和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这是因为一来他们本来就是重要人物，二来他们后来注定要在巴枯宁一生中起作用。
1844年下半年在巴黎时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关系密切到何等程度是很难弄清的。他们两人都是《前进报》圈子里的人物，都是海尔维格的朋友和崇拜者，都鄙视卢格，而且大约在此时公开和卢格发生过争论。两人都忙于谴责德国人的思想不切实际。他们都期待着“高卢雄鸡”[6]一声高唱，发出欧洲革命的信号，但是，不管他们的关系如何密切，马克思显然是主导的一方。马克思比巴枯宁年轻四岁，而其阅历和经验给人印象之深刻远远胜过巴枯宁。马克思曾任科伦《莱茵报》编辑一年，把该报办成德国最重要、最富战斗性的激进派报刊。他在哲学和政论文方面的名声业已确立。而且，他对政治经济学也已开始作深入的研究。多年以后，在他们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巴枯宁对他们在巴黎初次相会的日子里他的对手的渊博的学识表示敬佩，这算得是巴枯宁的海量了。他所遇到的人当中，像马克思这样博学多识的人实属罕见。
那时，我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我信仰社会主义纯粹出自本能。尽管他比我年轻，但他已是个无神论者、有素养的唯物主义者、自觉的社会主义者。
终有一天，巴枯宁本人也会成为这样的人。也许正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在1844年秋季计划写一本论费尔巴哈的哲学的书（这项计划后来杳无音讯），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样没有多大成就），并自称为“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有点骗人）。
尽管巴枯宁对马克思的才华心悦诚服，极为赞赏，但对他并无感情。在巴枯宁看来，马克思的性格总是多少与人疏远而又冷淡，马克思既严格、精细而又深思熟虑。他奉行的科学社会主义，显然是基于纯粹的思想认识。而巴枯宁却认为，只有带有感情色彩的东西，才是好东西。这个俄国贵族和那位犹太律师的儿子之间不仅性情不能融洽，而且传统和观点亦无任何共同背景。从一开头，彼此就既不理解，也无好感。
〔后来巴枯宁在写到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时说〕我们常常见面，一来因为我非常钦佩他的学识，赞赏他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满腔热情，虽然他的献身精神总是掺杂着虚荣心；二来因为我渴望聆听他的谈论，只要谈话不出自恶意，那是很有教益而又富于风趣的，但遗憾的是他的言谈常常出自恶意。我们之间总是貌合神离，彼此的秉赋不允许我们真正亲密起来。他说我是感伤的唯心论者，他说对了。我说他乖戾难处、恃才傲物、奸诈不忠，我也说对了。
但是，这些根本分歧一时尚未充分暴露出来。1845年1月，《前进报》发表了几篇不恰当的直言不讳的文章，使得法国当局应普鲁士政府的请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于是马克思带着家小移居布鲁塞尔。正如巴枯宁在《忏悔书》里所说，这件事“使我如释重负”[7]。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对巴枯宁这一阶段思想的发展更加趣味相投，也许有更加重要的影响。蒲鲁东和魏特林一样，都是自学而有成就的劳动者。但他不同于魏特林的是他过着一种典型的体面的资产阶级生活。尽管他的观点属于最激进之列，但他从未投身到积极推动革命的活动中去，他的大胆的创见来源于传统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既是法国社会主义的癖嗜，同时也是祸根。他一生中重要的第一步是1840年发表的一本名为《什么是财产》的小册子，其回答是一句名言：“财产就是盗窃”。随着对财产的否定而来的是对上帝的同样强烈的否定。他不把自己称为无神论者，而是称为反神论者。他认为上帝是罪恶的化身。他说：“如果没有上帝，就不会有财主”。并且他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政治机构。和魏特林一样，他不相信立宪民主。“我投票反对立宪政体”，他在1848年国民议会上宣称，“不是因为它包含我不赞成的东西，也不是因为它不包含我赞成的东西，我投票反对立宪政体就是因为它是立宪政体。”[8]这种彻底否定的特点和泼辣风格，使蒲鲁东而不是魏特林赢得了“无政府主义之父”的称号。
巴枯宁同马克思的关系纯粹是单方面的马克思从巴枯宁身上一无所获。而巴枯宁和蒲鲁东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蒲鲁东的观点和巴枯宁的一样，变幻无常。象巴枯宁那样，蒲鲁东更好否定而甚于肯定。蒲鲁东不懂德语，巴枯宁竭力效劳向他介绍黑格尔的著作，这些著作尚未译成法文。盛传有这样一件事：一天夜晚巴枯宁开始给他这位朋友详细讲述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第二天拂晓，他们仍然围着已经熄灭的炭火余烬在继续谈论。1846年，蒲鲁东发表了一本名为《经济矛盾的体系》的著作，其中大体上描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是以奇怪的方式被歪曲了。为该书所选的题词是“破坏与建设”，这使人联想起巴枯宁的话：“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然而，尽管巴枯宁尽了这么多实实在在的义务，但他后来总说他受惠于蒲鲁东，而不是蒲鲁东受惠于他。多年以后，他曾写道，蒲鲁东“在行动上和本能上都是个革命者，胜过空谈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百倍。”蒲鲁东把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的多情善感的乐观主义和奇异的白日之梦吹得天花乱坠，并大胆地抨击现存制度的三大支柱：上帝、国家和私有财产。魏特林打出了第一拳。正是蒲鲁东，而不是别人把巴枯宁对权威本能的反抗转变成正式的无政府主义信条。这个信条二十多年以后终于最后形成。但他们相交二十年后，巴枯宁仍然称蒲鲁东是他的老师和前辈[9]。
然而，巴枯宁对巴黎的兴趣并非局限于政治或政治理论方面。他和卢格闹翻了，马克思也走了，这样一来他和在巴黎的德国政治人物的联系也就结束了。这时他经常往访的德国人只有海尔维格一家人。海尔维格本性懒惰，而又自我陶醉，现在又第一次名利双收，觉得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索然无味，而对巴黎的花花世界却更有兴趣。他成了社交界的风流人物，一个既有文才而又出身显贵的名叫达古的女伯爵做了他的情妇。卢格和其他正派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对他这种生活方式十分鄙弃，但也不无妒忌。可是巴枯宁对贵族并无偏见，他认为卢格反对海尔维格和有产阶级女伯爵的关系是传统之见。必要的话，米哈伊尔可以忍饥挨饿，但珍馐佳肴送上门来他也会欣然领受。多年以后，他忠实的赖歇尔还惋惜地回味他们在巴贝街海尔维格的公馆里度过的许多“妙不可言的夜晚”。巴枯宁甚至还不时地在达古女伯爵举行的名士麇集的招待会上露面，自己还辩解说，那是为了“不完全脱离法国人的虚情假意的俗套”[10]。
然而这些新朋友并不能使巴枯宁完全心满意足。五年的漂泊生活并未使他断绝对家乡的怀念。
我不得已而亡命异国，那里人情冷漠，举目无亲，既无家庭的温暖，也无活动场所；既无职业，也无前程。我远离自己的故土，又轻率地堵死了还乡的道路。但我既未取得德国国籍，也未取得法国国籍。相反，我在国外呆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我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应该永远做一个俄国人。
这些话引自他给沙皇的《忏悔书》。谈到巴枯宁这段时间的感情，这些话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却准确地反映了他的某种心境，在这样沮丧的时刻，他也许真地闪现过这样一个念头：“纵身跳入塞纳河，结束不快而又无益的一生”[11]。
自从他未能应传讯回国以来，就一直不曾得到俄国官方的任何消息。但是，1845年1月，巴黎《论坛报》转载了俄国官方报刊关于判处流放和服苦役的判决书。同一判决书里还对另一名移居巴黎的伊万。戈洛文处以类似的判决，这是一个不孚众望的人物，巴枯宁后来说他是“头号恶棍”。伊万。戈洛文写了一封信，发表在《论坛报》上，抗议这种判决违反了“罗曼诺夫批准的俄国贵族宪章”。巴枯宁忍无可忍，便给激进派报纸《改革报》写了一封长信，大骂戈洛文和俄国政府，他嘲讽这样的观点即俄国贵族居然享有什么违反沙皇的意志而又能生效的宪章权利。该信的中心内容是“俄国的法律不过是沙皇的意志罢了”。结论是“不幸的和受压迫的国家，如俄国和波兰”需要民主。他雄辩地谈论俄罗斯民族的品质及其命运：
尽管俄罗斯民族受到可怕的奴隶制度的摧残，尽管蒙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打击，但在其本性和习惯方面俄罗斯民族是酷爱民主的。它没有腐化堕落，只有不幸。其粗犷的天性，如比地充满活力，如此豪放，而又如此地富有诗意、热情和才智，只要你熟知他们，你就不得不坚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尽管遭受政府的敌视，俄罗斯民族正在阔步前进。局部的但也是不可低估的农民反对统治者的起义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农民起义将会汇集起来形成一场伟大的革命，这也许为期不远了。假如政府不赶快实行民族解放，就会造成大量流血事件。
这封信刊登在1845年1月27日《改革报》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攻击俄国政府，宣扬俄国革命。在《忏悔书》里，他说这封信是他的“第二条罪状”。第一条罪状是拒绝回国。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宣称他在感情上相信俄国人民的民主本质，这种民主的本质在他尔后所奉行的主义里占有突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信念不是来自现场的观察，而是来自脱离俄国人民达四年以上、在一个异国的首都所经历的怀念故国的感情[12]。
但是巴枯宁怀念俄国，主要还是怀念其故乡普列姆希诺庄。他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抽象的。他认为爱自己的家乡，就是热爱整个俄国。自1843年7月，当他的名字公开地和魏特林事件联系在一起以来，普列姆希诺庄就不和他通消息了。他在1844年秋季曾写道，他已经找到了和家庭秘密通信的办法。但是，如果他此时写信的话，他的信肯定不是被检查宫截获，就是被收信人出于谨慎起见而毁掉，因为在普列姆希诺庄的档案里根本找不到这些信件的踪影。然后，在1845年春季，连续有三封巴黎来信，第一封写给保罗，第二封写给保罗和塔蒂安娜，第三封写给塔蒂安娜。这些信都是托付可靠的回国的朋友亲自递交的。米哈伊尔还誊抄了一份给《改革报》的信，附在第三封信中，并恳求她打破两年来的沉默，他随时准备和父母以及除保罗和她本人以外的兄弟姐妹们断绝关系。但他也不能不难过地感到，他和塔蒂安娜的一贯亲密情谊“也和别的事情一样都受到时间和空间法则的约束”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重叙旧情。
但是，塔蒂安娜不可能也没有回信，米哈伊尔再也未写过信。他的回忆是他和年轻时代的家庭唯一的联系[13]。
许多来到巴黎的俄国人还时常给他带来故国的淡淡的情趣，他在巴黎的第一个冬天，有格里哥里·托尔斯泰作伴，巴枯宁“温暖了他那已经麻木的灵魂，恢复了精力和勇气，又变得年轻了”稍晚些的人当中有奥格辽夫，他已被妻子抛弃，东游西荡、一无所获地寻求乐趣和安慰。除了在巴黎时巴枯宁去看过他以外，他们之间的来往就无案可稽了。但他们不记旧嫌，十七年之后再见时竟成了莫逆之交。还有替他带信回国给塔蒂安娜的梅尔格诺夫夫妇。他们是“大好人，是我忠实的朋友”。1845年春（如果米哈伊尔在给保罗的信中确实隐约提到过的话）约翰娜·佩斯卡迪尼显然是单独一个人呆在巴黎；而米哈伊尔则在继续进行使她获得解放的斗争，这种斗争早在圣彼得岛和莱芒湖畔就开始了。但是斗争的结局完全和瓦瓦娜悲剧的结局一模一样。约翰娜是个笃信宗教的女人。巴枯宁狂热地鼓动她反对婚姻的束缚，这和她对丈夫和子女的责任感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责任感取得了胜利。她爱巴枯宁，但她又回到了佩斯卡迪尼身边。巴枯宁后来写道，他离开她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她希望他离开，他就这样做了，他们从此再未见过面。使刚刚成人的巴枯宁动心的唯一的女人，似乎是约翰娜而不是他的姐妹们。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情却表现为狂热地要求斗争和反抗[14]。
这个时期的另一件风流韵事是和人们所熟悉的巴枯宁另一种生活方式一致的，这就是他和贝叶尔姐妹以及玛蒂尔达·赖歇尔倒霉的调情。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当中，还有尼古拉·萨宗诺夫，他在莫斯科时，属于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一派。此人禀性懒惰而又放纵。自流亡国外以后，他自然而然地就一头钻到不可胜数的流广巴黎的俄国人交际界当中去了。正如巴枯宁所说，他“饮法国美酒，亲法国女人的嘴”。由于追求这些东西，他消磨了才智，尤其消耗了他大量的钱财。1846年秋、他因欠债被关入克利希监狱他两个姐姐从俄国匆匆赶去搭救他。
她们来得太晚了，萨宗诺夫已经出狱。但她们发现他又被一个意大利情妇死死缠住了，她们无可奈何，就去向萨宗诺夫的朋友求救，其中就有巴枯宁，对于这个微妙的问题，要巴枯宁出个主意或者帮帮忙，似乎不大可能办到。姐姐玛丽娅本是一个叫波鲁丹斯基的孀妇，却很快地拜倒在这位美男子的脚下，因为她得和他讨论弟弟的困境。这种友谊大约维持了两年，她给巴枯宁写的信有几封保存了下来。巴枯宁欣然领受她的殷勤，当然也忍不住向她伸手借钱。但看不出巴枯宁对玛丽娅抱有被约翰娜·佩斯卡迪尼所煽起的那种爱情。然而，从外表上看，这两件艳事的结局却完全一样，究竟其中哪一件给屠格湿夫的小说《罗亭》中有名的一章提供了素材不大清楚。人们认为这部小说的男主人脱胎于巴枯宁。小说写道：
在异国有个女上，是俄国人，缠住了他，他颇有才情，既不年轻也不漂亮。这倒也适合于有点才情的女人。有段时间，他跟她形影不离，到头来他抛弃了她——不，是她抛弃了他
[15]。
1847年，就是米哈伊尔在巴黎的最后一年，他又遇到了三个熟人。
那年春天，亚历山大·赫尔岑携带妻子和三个孩子到达巴黎，离开故土，永远流亡国外，——虽然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一点不出一个星期，赫尔岑和巴枯宁就在一条大街的拐角处邂逅，当时赫尔岑和三个朋友边走边谈话，还打着手势，走儿步就停下来，发表一个论点，就象卜年前他在莫斯科的举止一模一样。巴枯宁自从和赫尔岑1840年夏天在彼得堡码头分别以来，外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在思想上却大有进展。自从离开俄国以后，巴枯宁不仅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了革命的剖析，而且远远超过了这一步，他在欧洲革命的首都存幸居住了三年，而这种荣幸对赫尔岑来说迄今还只能是向往而已。赫尔岑目前可能把巴枯宁看成是他刚开始走上的道路上的先驱。当他在巴枯宁的住处和浦鲁东谈话时，当他在咖啡馆里与路易·勃朗见面时，他脑子里还在琢磨谈话和见面本身就是他政治进程的里程碑。
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和体验，赫尔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他发现，巴枯宁由于长期旅居国外，已不了解俄国的现实。早在《德国年鉴》上发表的署名茹尔·埃利萨的那篇文章里，巴枯宁就已宣称，他认为俄国“乌云密布”。由于巴枯宁是个乐天派，赫尔岑没法使他相信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一点革命气息的影子也没有，也不可能有。赫尔岑此时和俄国仍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能同意巴枯宁关于俄国人民具有民主天性的那样不可理解的观点（虽然他在国外呆了几年以后，也同样抱有这种幻想）。他对所见到的巴枯宁、萨宗诺夫和其他朋友在巴黎的活动印象不深。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拥挤不堪的学生住处、长期的经济困难、缺乏长远打算、咖啡馆里通宵达旦的讨论（赫尔岑把这些讨论挖苦为“一半人光听不懂、另一半人不懂光谈”），所有这些已经成了巴枯宁的第二天性，而且就他的世界观来说，这些活动又和世界革命事业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赫尔岑的思想是有条不紊的，看不出他们的活动和世界革命事业有什么联系。巴枯宁和1847年的巴黎为赫尔岑固有的怀疑论提供了充足的材料[16]。
赫尔岑来巴黎几个星期以后，别林斯基也来了。他此行与赫尔岑一样，目的不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启迪，而是为了治病。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西欧。他肺病已到晚期，在巴黎逗留的后期，住在帕西的一位医生家里。他和巴枯宁几乎不吵架了。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那些早先标志他们之间关系进程的强烈的怨恨和违背良心的和解。别林斯基也摆脱了黑格尔现实主义的迷惑，和巴枯宁一样，他从黑格尔转向法国社会主义者，但在性格上还存在着分歧而并未弥合。别林斯基仍温和地称巴枯宁为“我们的德国人”，“我信得过的朋友”。
〔别林斯基离开巴黎时写道〕他出生时和将来死的时候都是个神秘主义者、唯心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因为放弃哲学观点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巴枯宁盲目的乐观主义使得别林斯基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者。“不管我信得过的朋友巴枯宁怎么说”，暴政和非正义总会得胜[17]。
巴枯宁遇到的第三个人是屠格涅夫，他在夏末到达巴黎之前刚去过德国和伦敦，他现在既不关心哲学也不关心政治。在柏林呆了一阵以后，他已经很快地而且最终地把巴枯宁忘记了。想起塔蒂安娜，他就更加不好意思去见巴枯宁，双方都不想恢复以前的亲密交往。自1844年以来，保琳·维亚多特已经牢牢地控制住顺从的屠格涅夫。他刚到巴黎不几天，就溜到维亚多特在库尔塔维内的别墅里去了，他在巴黎的朋友就再也见不到他了[18]。
别林斯基于9月离开巴黎返回俄国。这样他就和他一生做朋友的许多人——赫尔岑、屠格涅夫、巴枯宁等——永别了。他回国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10月赫尔岑举行告别宴会，宴请包括巴枯宁、海尔维格在内的所有朋友，然后携带家眷离开巴黎去意大利。两个月后，巴枯宁也离开了巴黎[19]。
[1]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5—556页；《卢格书信集》，第1卷第318，370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4，211—215，461页。
[2]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0—111页。
[3]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6—238页；第4卷第114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00—401页；斯切克洛夫著：《巴枯宁传》，第1卷第127页。
[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00，235页，第4卷第113页。
[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5页。在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巴枯宁个人档案里，有一张证书，也许就是斯柯泽维斯斯基1848年取得的那份证书（参见原文第165页），证书表明巴枯宁曾是巴黎东方社苏格兰分社成员，为期三年，赖歇尔告诉讷特劳（讷特劳博士给作者的的私人信件里说，他不知道巴枯宁是共济会员。
[6] “高卢雄鸡”，德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在1831年出版的《加里多尔夫就贵族问题致穆·冯·莫里特加伯爵书》一书序言中说：“高卢的雄鸡如今再次啼叫，而德意志境内也已破晓。”“高卢雄鸡”的叫声象征着法国革命。——译注
[7]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7页，第4卷第111页。
[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5—359页。——译注
[9] 《巴枯宁书信集》，第2卷第311—312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453页。
[10] 《卢格书信集》，第1卷第374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37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9页。
[1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4—115页。
[1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4—243页；第4卷第112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41页。
[13]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43页—257页。
[1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44—245，256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556页。
[15]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和第8卷第134—137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38—41页；屠格涅夫：《罗亭》。
[16]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3卷第289，579—580，582页。
[17]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3卷第249，265，328，338—339页。
[18]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3卷第258页。
[19]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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