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枯宁 -> 巴枯宁传（1961）
第十二章 革命的前奏
自由和波兰。重返布鲁塞尔。
在十九世纪的自由派看来，自由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它的含意不光指个人的自由，也指民族的自由。民族和个人一样，有“权”不受违背其意志的君主专制和外国人的统治。在梅特涅时代，民族主义原理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认为民族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虽然在十九世纪末期，卡尔·马克思和俾斯麦（一个在理论上，一个在行动上）都清楚表明他们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直至二十世纪，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争取政治上的正义的同盟军这一观点，在世界上一直处于支配的地位。直到我们这一时代才最后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破了。
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自由派一直把波兰的事业当成这两条原理的范例。它既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本质，也体现了民主主义的本质。自维也纳会议以来，波兰的压迫者就成了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对手。法国和英国因为在欧洲没有统治隶属民族，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通过同情受人统治的波兰人来满足自由派的感情。各国的民主主义者都一致起来猛烈地谴责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专制统治。波兰蒙受的不公正待遇给这种谴责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场所。有三个参与瓜分波兰的列强，波兰成了它们当中两个列强的阿基里斯之踵[1]。
在十九世纪民主主义者手中，波兰的事业成了国际正义的象征。米哈伊尔·巴枯宁是十九世纪所有为自由而战的斗士中的极端派，他迟早势必要在对民主主义的崇拜上再加上对民族主义的崇拜。他的崇拜在波兰找到具体的对象，这是很自然的事，但这需要有个发展过程。巴枯宁年轻时，曾在波兰边境执行过任务，所以他心安理得地和官方一样，对沙皇的这些讨厌的、半外国臣民采取轻蔑的恩赐态度。后来，他也不和在柏林和德累斯顿的许多波兰流亡者来往，他甚至认为在布鲁塞尔的列列维尔也只是作为个人而存在，而不是波兰人。但列列维尔至少也会教导他，波兰是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历史，而不只是俄国一个难以治理的省。波兰和俄国一样，是受沙皇压迫的明显一例。这种观点在巴枯宁的思想里已经扎下了根。前一章引用的1845年1月给《改革报》的信里，巴枯宁认为俄国和波兰都是“不幸的受压迫的国家”。拯救它们的唯一办法是“民主主义”[2]。
由于波兰人对自己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长期沉思冥想，所以对于外国人的评价几乎有一种病态的敏感，对于出自一个俄国人的一句表示同情的最随便的话，感到格外新奇。波兰流亡者中的贵族派的领袖亚当。查尔托雷斯基[3]公爵派遣一名侍从邀请巴枯宁到他家里作客，巴枯宁应邀前往，但感到没有什么意思，以后再也不去了。几个星期以后，他收到了一个波兰民主派的来信，这个人名叫斯托尔泽曼，住在伦敦的萨默斯镇。斯托尔泽曼对他说，他给《改革报》的信“证明他性格的坦率和诚实，思想的开明和进步”。这封信转载在波兰流亡者办的一个刊物上，并邀请他出席11月将在伦敦举行的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殉难者大会。巴枯宁很客气地写了回信，但未赴伦敦。他拜访了流亡巴黎的波兰诗人亚当·米茨凯维奇，但是，年迈的米茨凯维奇却深深地受到了奇怪的、新出现的波兰浪漫主义的感染，这种浪漫主义就是救世主教义，认为波兰的痛苦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象征，波兰的复活就会预告人类解救。他要巴枯宁相信，由一个波兰人、一个捷克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俄国人组成的公社，和谐地生活和工作，世界就会得救。现在一切俱全，就缺俄国人。他希望巴枯宁来填补这一空缺。巴枯宁也婉言谢绝了这项邀请[4]。
巴枯宁对波兰人的愿望采取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很快就被发生在欧洲中部一角的事件打乱了。这个地方他以前并不知道。这就是名义上保持独立的克拉科夫共和国，是波兰的一小块领土。1846年2月波兰国旗又一次在这里升起来了，并宣布波兰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普鲁士发生的起义几乎不战而败，加里西亚发生了一场激战，农民奋起反抗地主，因而决定了起义的命运，秩序一经恢复，奥地利得到俄国和普鲁士的默许不顾英、法使团提出的不痛不痒的外交上抗议，悄悄地吞并了克拉科夫自由共和国。
这些事件轰动了巴黎，因为那里有大量的波兰人以及他们的有影响的朋友。两三天里，起义的进程似乎使乐观主义者增添了勇气。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即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前景，使德国的激进主义者格外受到感动。巴枯宁受到激进派朋友的感染，也很激动。欧洲实实在在的正在进行一场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行动上的革命，这在巴枯宁成年以来还是第一次。他情不自禁地被这场革命吸引住了。他天生酷爱革命，就象某些人喜欢大海和高山一样。但是，巴枯宁的激情还没有变成行动，起义即告失败。于是，他愤然命笔，给《立宪主义者报》写了一篇文章，保卫波兰，谴责沙皇的镇压，这是他在巴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报刊写稿。他写道，假如奥康奈尔在英国议会上宣称世界再也没有别的民族象爱尔兰这样受到虐待，那是因为他对俄国政府在波兰的野蛮行径一无所知[5]。
巴枯宁这次对波兰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为愤慨，他不能再对波兰采取先前那种冷漠的态度了。他找到了总部设在凡尔赛的波兰民主主义者组织，表示要到波兰和边境省份，为促进反对沙皇的活动效劳，其政策的目标是发动一次俄国革命，建立一个自由的斯拉夫共和国联邦。这次谈话进行了好长时间，但他的请求和方案并不如他预料的那样会自然而然地受到热情接受。他发现波兰人“狭隘、无气量而又排外”。要波兰人相信一个俄国人是很困难的。甚至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其中大部分是小土地所有者，也不可能喜欢巴枯宁的方案。经济上的差别也使谈话不会和谐一致。巴枯宁可以给人以勇气、精力、出一大堆主意，但他从事的任何事业的经费却要有别的来源才行。但是，正如他在《忏悔书》里所写的那样，假如只是因为没有互相信任和实际合作，他对波兰事业的兴趣还是不会消失的。和他来往的人的名单中，出现了一个曾经领导1846年在普鲁士发生的起义的波兰将军梅洛斯拉夫斯基[6]的妹妹，还有和这次起义有关的其他波兰人。一个法国秘密警察在1847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巴枯宁“在其住所接见过不少波兰流亡者”。几个月以后，他本人在写信给路易莎·福格特的信中也说过：他“几乎完全和波兰人生活在一起，已经全心全意地投身俄波运动”。不过，暂时尚无任何行动。给《立宪主义者报》写了那篇文章以后的十八个月中，他又不得已恢复了他以往的生活研究、清谈、逛逛巴黎的咖啡馆[7]。
然而，决定巴枯宁的命运、使他在以后十六年内闻名于世、使他和波兰起义的联系处于显著地位的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1847年11月，赫尔岑赴意大利一个月以后，有两个年轻的波兰流亡者邀请巴枯宁参加为纪念1831年波兰起义而举行的宴会。这个宴会将由法国的激进派代表瓦文主持。接到邀请书时，他生病刚见好，“剃光了头，坐在家里”。他急于抛弃长期迫不得已的懒散生活，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于是定做了假发，花了三天时间准备讲稿。他以白热化的激情在宴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坐的人都深受感染。他演说的主旨是要求俄国的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团结起来，并以“真正俄罗斯民族”的名义，提出要与波兰联合。“因为你们是尼古拉皇帝的敌人，是官方俄国的敌人，不管你们愿意与否，你们就是俄国人民天然的朋友”。他指出沙皇本属日耳曼血统，以此来激起斯拉夫人的爱国之心，并且宣称，俄国和波兰都受治于外国人。在讲演结束时，他向所有受奴役的斯拉夫人呼吁：
如果我们仍不团结，那我们双方都无力量；如果我们联合行动，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俄波谅解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值得我们为之竭诚献身。这意味着六千万人的解放，意味着呻吟在外国桎梏下的全体斯拉夫人的解放，一句话，意味着欧洲专制政治的垮台，不可挽回的垮台
[8]！
巴枯宁这个人属于与众不同的一种类型，不能用理性的词语来解释，其志向模糊不清，而且充满幻想；其作品文风虽然活泼，但思想内容却不连贯；其作品和行动都是虎头蛇尾。他一生几经波折，无任何具体造就。然而，他的势不可当的活力和精力给他的同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他有限的成就。甚至他还在世时，在本国和其他几个国家里，他就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倘若生长在一个仍保存着政治演说传统的国度里，那他一定是个古往今来首屈一指的演说家。他的生活环境使他很少有机会发表演说，而且演说时从未用过自己本国的语言。但是，在为数很少的演说里，他那庄重的体态和火一般的热诚犹如催眠药一样，把听众给迷住了。他在波兰宴会上的演说是这个演说家能力的第一次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一千五百名波兰和法国热情的听众的疯狂喝采声传到俄国驻巴黎大使基谢廖夫伯爵的耳朵里，使他大发雷霆。基谢廖夫向基佐提出抗议，指责政治避难者滥用法国的友善态度进行反对友邦政府的宣传。他要求解散波兰人的组织，把肇事者逐出法国。波兰人在巴黎得到颇有影响的人物的同情，这就使得靠公众支持的政府不愿触犯他们。但巴枯宁是个俄国人，没有朋友的支持。巴枯宁在11月29日宴会上的演说十分轰动。为平息俄国政府的愤怒，需要有所表示。1847年11月14日，巴枯宁接到一项离开法国的命令。他向内务大臣杜沙特尔提出请求，要求知道驱逐他是出于什么动机，但被拒不理会。于是这个逃亡者又回到他三年半前离开的布鲁塞尔[9]。
就在巴枯宁被驱逐前后，一个奇怪的谣言开始在巴黎激进派中暗中传开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说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密探。他获得波兰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信任，只是为向自己的主子出卖他们。波兰人也曾告诉过巴枯宁，说俄国大使首先传出这个谣言，目的是为了破坏他的信誉，还告诉基佐，说巴枯宁作为一个探子“已经走得太远了”，要求驱逐他。这种假想当然是不真实的，因为在基谢廖夫插手巴枯宁事件的几个月前，1847年2月，那个警察的报告中已经提到过这则谣言。谣言很可能来自那些一开头就不信任巴枯宁的波兰人。不管谁是谣言的制造者，但这个谣言却不胫而走。谣言开始传出时，在某种程度上貌似真实。俄国地主阶级中的一员竟然鼓吹赤色革命，这种现象使人大为惊异，以至不能令人相信。另一个叫雅可布·托尔斯泰的俄国人，也曾向巴黎的激进派献殷勤，这个人刚被揭露出来，原来是警察。老实说，巴枯宁有口难辩，他既无正当职业，又无确定的生活来源。他为人乖戾，按逻辑思想来说，他不适合做间谍这种要求严格的工作，这理应是有说服力的，但他乖戾的习性恰恰会引起那些不动脑筋的人的怀疑。谣言一经传出，就出奇地一直传下去。经常有人辟谣，但从未辟掉。后来，在巴枯宁革命生涯的各个阶段里，这个谣言仍不时地，越来越不合时宜地重新出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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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第二次来布鲁塞尔，住的时间比第一次还要短暂，从1847年12月中旬到1848年2月底。列列韦尔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给予他应得的热情的接待。但是，自巴枯宁近四年以前第一次见到他以来，列列韦尔已明显见老。他眼下是个“潦倒的政治上虚有其表的人物了”。更糟糕的是他与某个姓卢布林纳的人过往甚密，而“这是个冒充波兰人的犹太人”（这在巴枯宁的性格中第一次表现出有反犹的倾向），“一个非常令人作呕、不能容忍、令人烦透了的家伙”。他发现“布鲁塞尔普通的波兰民主主义者对人十分冷淡”。他们把所有的流亡者特别是波兰流亡者那种无聊的敌意和专事诽谤的通病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巴枯宁怀疑的风言风语又跟着他很快从巴黎传到布鲁塞尔。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和合作只不过是徒有其表。巴枯宁在布鲁塞尔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一次，那是在由波兰人组织的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宴会上（这个宴会一再延期，直到2月14日才举行）。他发表了演说。据他以后在《忏悔书》里说，这次演说“是第一次演说的发展和继续”。他讲到“斯拉夫人的崇高地位和革新腐朽的西方世界的使命”。预示欧洲革命即将来临，“奥地利帝国不可避免的崩溃”。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已无从考证，因为演说稿既未印出，也未保存下来[11]。
巴枯宁在布鲁塞尔又遇到了一位老相识。卡尔·马克思自1845年初从巴黎被驱逐后，一直住在布鲁塞尔。在他的鼓励和领导下，布鲁塞尔大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部的希望。这里不但有德意志工人协会，而且有一个更为松散的民主协会，民主协会的目的在于联合不同国籍的、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民主协会的主席是个比利时人，名叫若特兰，巴枯宁认为他是个“积极的、强有力的、真正讲究实际的人”。马克思和列列韦尔任副主席。但巴枯宁对于马克思的活动兴趣不大。他知道马克思还在和伦敦的英国宪章派谈判。但他从来不提就在此时起草的、几个星期以后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据记载，他在12月26日参加了民主协会的一次大会，并和一个来自科伦的德国人德斯特尔[12]一起被吸收为会员。他还参加了另一次大会，可能就是1月9日马克思用法语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那次大会。自此以后，他再未参加过大会。在布鲁塞尔期间，巴枯宁在革命过程中似乎特别不能容忍同事们的不同意见。他对那批德国人怀有很深的本能的反感。
〔他在给海尔维格的信中说〕德国人，那些能工巧匠，伯恩施太德、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又在这里故技重演了。他们自高自大、居心叵测、无端争吵、理论上不容异说，实践上畏缩不前。把生活、活动、区区小事都没完没了地上升到理论，而在实践上，却又把生活、活动、区区小事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被他们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虽然他们自己彻头彻尾、根深蒂固地是“资产阶级的”。一句话，除了谎言就是愚蠢，除了愚蠢就是谎言。和这帮人相处，真叫人喘不过气来。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更直截了当地写道，民主协会是“可能想像的最大的胡闹——是个毫无生气、毫无实际意义的高谈阔论的场所”。马克思“用把工人变成理论家的方法，正在把工人毁掉”。卡尔·马克思是个爱研究、讲理论的人；而米哈伊尔·巴枯宁却是个易于冲动、实干的人，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根本的、禀性上的对立，巴枯宁本人早就这样下了定义[13]。
在布鲁塞尔，巴枯宁只有和另外一类人来往才感到无拘无束。他所遇到的所有波兰人当中，要数波兰流亡者中的极右派成员斯克尔泽尼基将军最合得来。正如巴枯宁在给他一位在巴黎的波兰朋友的信中说的那样，“除了基督教，甚至耶稣教的信念和神权理论以外”，这位将军表现出“真正的波兰人和斯拉夫人的感情”。说來奇怪，这正好证明了巴枯宁对人的友谊是来自毫无节制的冲动，同时也证明这样的事实即共同的出身和传统比共同的信仰能更牢固地把人结合在一起。斯克尔泽尼基把巴枯宁引进布鲁塞尔的保守人士和教士的社交界。结识了梅罗德伯爵，此人以前当过部长，在比利时实现独立时起过作用还有蒙塔朗贝尔伯爵，此人是法国正统派一员——这些人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法国都会被认为是反动派。
〔他后来写道〕我生活在耶稣教传播的中心。他们力图让我皈依基督教。由于女士们和耶稣教徒都要来拯救我的灵魂，所以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十分痛快。
巴枯宁并非一心扑在笃信基督的仪式上，玛丽娅·波鲁丹斯基也从巴黎来到了，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给他以帮助。女性对他的崇拜和关心又一次使他在政治上失望时得到暂时的安慰。
但是，刚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这个“狭隘的小天地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巴枯宁是怎么也不甘心的。一次，也许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他关于英国宪章派的事，他受到了鼓舞，说起他要去伦敦。但他思想上还是惦念着巴黎，1848年2月4日，巴枯宁被驱逐一案在下院引起了责问，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基佐和杜沙特尔的回答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且是矛盾的。三天以后，他给《改革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向杜沙特尔提出抗议。在信的末尾，他宣称“时间会证明他们谁是谁非”。当这封信于2月10日发表时，判决不到两个星期就撤销了，连巴枯宁都未曾想到这样快。1848年2月22日，政府下令禁止激进派举行宴会（当时政治活动的神圣形式），这项禁令在巴黎引起了一点骚动。翌日，双方就开火了。巴黎的工人住宅还筑起了街垒，路易·菲力浦解散基佐内阁，以图阻止这一风潮。这个让步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助长了公众的欲望。2月24日革命达到高潮。路易·菲力浦弃位潜逃，他遭到人们蔑视，几乎没有人理睬他。起义者冲进推勒里宫，并宣布成立包括一切有识之士在内的临时政府，其成员从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到诗人拉马丁。
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立即对巴枯宁产生了影响，而且吸引了他。巴枯宁一直生活在小小的比利时首都的一潭死水之中。他把玛丽娅。波鲁丹斯基叫来，匆匆向她告别，并对她说，他简直兴奋成疾，只等借个护照，以防万一，然后马上动身。他一到国境，就听到了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消息。铁路交通已被起义者切断于是他就步行到最靠边境的法国城镇瓦朗西安。街道和公共建筑上红旗招展，人人喜笑颜开。巴枯宁于2月26日乘火车到达巴黎行动的时机终于来到了[14]。
[1] 阿基西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他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除脚跟外，任何武器不能伤害他的身体，后被箭射中了他的脚跟而死。“阿基西斯之踵”意为可以致命的地方，最弱的一环。——译注
[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42页。
[3] 亚当·查尔托雷斯（1770—1861），波兰公爵，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是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首领。——译注
[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2—113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300—304页。
[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57—261页，第4卷第117页。
[6] 路德维克·梅洛斯拉夫斯基（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61年参加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译注
[7]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3，267页，第4卷第118—119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27页。
[8]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70—279页，第4卷第118—119页。
[9]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81，291页，第4卷第119—120页。
[10]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9—120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7页。
[1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82—284页，第4卷第119—120页。
[12]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德斯特尔（1811—1859），德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译注
[13]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82，284，287页，第4卷第120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35，679页；《卡尔·马克思，生活记事》（莫斯科，1934年），第43页。
[1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20—12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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