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和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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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和社会生活

　　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兄弟——威廉亲王在普鲁士的摄政，加以意大利战争，强有力的唤醒了人民。从一八四九年以来的反动时期所加于人民的压迫和缓了。特别是自由资产阶级，它在反动时期曾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大发其财，现在开始在政治上活动起来。不过它那时的发展，仍不能与它的经济制度在一八七一年以后，特别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所获得的发展相比拟。
　　资产阶级现在要求参与国事；它不仅想用国会来统治普鲁士，而且其中大多数还争取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的统一，以便使整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一个受统一原则指导的国家机构，这个统一的国家机构是一八四八年及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和当时德意志国会所尝试而没有成功的。这种企图的表现就是一八五九年以鲁道尔夫·冯·本尼格森为主席的德意志民族联盟的成立。摄政亲王任命旧自由主义者奥尔斯瓦尔特——塞维林为首相，这就增长了自由主义的希望。摄政亲王所公布的政纲固然不足以唤起大希望，而且他的过去，尤其是他在革命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也使人不能对他怀这种希望。但是自由资产阶级却看到一个新纪元开始。
　　自由主义，尽管它数十年来经历过那么多的失望，可是只要自由主义政权的一种假象向它一摆手，它总是满怀希望。因为自由主义缺乏勇气和毅力来做强硬的行动，而在每次真正的人民运动面前怀着恐惧，所以它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或假或真地对它有所让步的执政者身上。它把热情和盲目信赖奉献给这些人物，就希望他们因此而为它的利益服务。在上述具体情况下，它的希望之花立刻凋谢。摄政亲王彻头彻尾地是个军人，他首先感到有必要牺牲以往实行的后备军制度，来实现彻底的军事改革。在他看来，普鲁士实行的陆军编制在革命期间及其后以及在一八五九年动员的时候，都显见其无用。他的计划的实现不仅要用很多钱，而且也违反了一八一三年以来在民间形成的认为后备军有用的传统；此外，新编制把服役年限由二年延长为三年，预备役由二年延长为四年。
　　后备军在革命时期确是时常失效，它的感情同人民过于一致，不能随便拿它去进行反动的袭击；用以进行不得人心的战争，也同样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摄政亲王才尽可能在新编制中把它挤到后面去。但是当这种改组未经议会明白表示同意（议会很缺乏远见，首先临时赞同改组的经费）就正式筹备的时候，在下院占多数的自由派就开始表示反对。但是摄政亲王不为所动，继续进行改编。这就引起了冲突。一八六一年十二月的选举加强了反对派。虽然政府企图以对自由派让步（部长责任法和一种新的行政区的地方条例）来争取议会，议会现在却把提出的陆军编制经费予以否决。于是在一八六二年三月解散议会，但结果是，在五月重新选举时议会的组成更加激进。保守派却减少到十一席了。
　　冲突越来越尖锐，国王束手无策，于是起用俾斯麦，这个人是以刚强和不顾一切著称的。他于一八四七年在各邦联合会议，一八四九年在普鲁士下院和一八五零年在爱尔福特议会中的表现证明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这些会议上的态度，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得知他是一个满身血腥的反动分子。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五九年，俾斯麦充当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同盟议会的普鲁士代表，他在那里认清了德意志政治情况不能持久。他在一八五九年往彼得堡任公使，一八六二年春季往巴黎任公使，当年九月即由巴黎调回，被任为现由保守派组成的内阁的首相。因此，政府与议院之间的冲突达到极点。
　　在德意志问题上，运动在这期间在至德意志范围内同样越来越活跃，而且掀起了巨浪。民族联盟要求根据宪法和一八四九年选举法召集德意志国会。同时普鲁士的竞争者——奥地利，因为它的非德意志居民占有很大部分，就应被擅弃于新国家之外。民族联盟的多数主张成立小德意志，而与之对立的是不愿把德意志——奥地利分开因而自命为大德意志派的人们。这种对立支配着六十年代前半期解决德意志问题的斗争。同时又发生所谓三位一体思想，即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外，中、小诸邦也要有代表参与未来国家的领导，组成一个三头执政府。
　　由于运动所涉及的范围和它还能取得的巨大意义，眼光较为远大的自由派及时地注意到工人，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来争取他们。最近十五年在法国所发生的一切；社会主义思想的迅速发展、六月战斗、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他煽惑性地利用工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使自由派认为应当尽可能预防类似事件在德意志发生。于是他们利用从一八六零年起工人建立工人协会的热忱，鼓励这些协会，企图把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放在各协会的领导地位上。
　　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固然在当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过德意志总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职业工人有四分之三以上属于手工业。除原系重工业的采矿业、钢铁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之外，工厂劳动是手工业帮工所轻视的。工厂产品固然被认为价钱便宜，但也公认为质量很差，在十六年后费城世界博览会上德意志代表枢密顾问雷勒还把这个烙印加在德意志的工厂出品上。在手工帮工看来，工厂工人是下贱的，很多人如果不被称为伙计或帮工，而被称为工人，就认为这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加以大多数伙计和帮工还抱着有一天自己作师傅的信念，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萨克森和其他诸邦也实行营业自由的时候。这些工人的政治修养是很差的。他们是在五十年代长大起来的，那时是最黑暗的反动年代，所有的政治生活都被扼杀，他们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工人协会或通常所谓手艺工人协会，只是例外地存在着，只能做其他活动，就是不能做政治启蒙的活动。政治性的工人协会在德意志大多数邦中绝不容许，甚至根据一八五六年同盟议会的决议遭到禁止，因为据法兰克福同盟议会看来，工人协会是与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同样意义的。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时对我们青年是完至陌生的概念，不可理解的事物。固然有时候，例如在莱比锡，也有个别属于魏特林的共产主义的人，如弗里茨舍、瓦尔特希、施奈德、谢林，读过魏特林的著作，但这究竟是例外。工人中也有人例如知道《共产党宣言》，晓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当革命年代在菜茵区的活动，可是这些事情我那时在莱比锡却一无所知。上述一切的结果是，工人们从当时所站的立场出发，既不关心阶级利益，也不知道还有像社会间题这类东西。所以工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自由派代言人所协助创立的协会，自由派的代言人，在工人看来，好像是人民之友的模范。
　　六十年代初期，这种工人协会发展迅速，有如雨后春笋。在萨克森尤其是这样，但在德意志其他各地也是这样。有些地方成立了协会，以后在那里存在了多年，直到社会主义运动在那里取得一致的基础之时为止，虽然同时，原先的工人协会却关门了。
　　当时在莱比锡，政治生活是十分活跃的。莱比锡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重镇之一。我当时订阅一份民主派的《中德意志人民报》，它是已故著名女权运动先锋路易斯·奥托一彼得士的丈夫，即一八四八年的战士彼得士博士编辑的，有一天我在这报上看到为创立一个教育协会而召集民众大会的消息。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这个大会在罗森塔尔附近一个花园里的维也钠大厅内举行。当我进去的时候，会场已满。我费了些力量才在走廊上找到个位置。这是我所参加的第一次公开集会。工艺学会主席希尔朵尔教授在作报告他说，因为根据一八五六年同盟议会的决议在萨克森不容有工人协会，所以要把职工教育协会创建为工艺学会的第二部分。这引起了反对。除罗斯梅斯勒数授（曾任美因河肆法兰克福德意志议会议具并在塔兰特森林学院被冯·博伊斯特先生免去其数授职位）之外，还有瓦尔特希、弗里茨舍及其他演说人发了言，他们要求协会完至独立，而且协会必须是政治性的组织。至于追求教育的目的，那是学校的事情，不是一个成年人协会的事情。我虽然对这些发言人不同意，但对于工人们竟这样强烈地攻击学问渊博的先生，却成到佩服，暗地里盼望也能够这样发言。协会成立了，反对派虽未达到目的，但也参加了协会。我也在那个夜晚成了会员。协会是一种模范学府。科学讲演相当多。除了罗斯梅斯勒教授外，还有鲍克教授（《凉亭》杂志的鲍克，就是《键康人和病人》一书的作者），还有乌特克、文克、禺尔巴赫诸教授，林·德钠博士、莱赫尔博士、布尔克哈特博士等等。以后继之而来的有比得曼数授、汉斯·布鲁姆博士（传说他在学生时代在名片上印着人权学生字样）、艾拉斯博士、一八六五年夏季到莱比锡来的李卜克内西以及罗伯特·施维舍尔。第一年讲演最多者之一是达麦尔博士，他后来第一个受拉萨尔委任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副主席。课程分为英文、法文、速配法、工商簿记、德语和算术。还设有体育和歌咏部门。瓦尔特希参加了体育部，他是并且始终是一个比教师还高明的大体育家，参加歌咏方面的有弗里茨舍和我。弗里茨含的第二低音唱得极美，我是第一低音，不消说，这是没有好歌喉也能唱的。
　　协会的领导是二十四人组成的委员会，为了主席位置爆发了竞争。罗斯梅斯勒被建筑师毛特斯打败，但反对派继续着有计划的活动。在一八六二年二月一周年纪念会上，瓦尔特希致祝词，显然是政治性的。他要求普选权。在重新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时候，我也当选了。我所渴望的公开发言，因协会中常有讨论，就很快地如愿以偿了。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当我为说明一个建议的理由第一次讲几分钟话的时候，他桌子上的人面面相觑地问。“这个人是谁，这样登台讲话？”在委员会中按不同管理单位分为不同部门，我被选入图书部和娱乐部。我是两个部门的领导。协会的主席仍由委员会选举，这次又引起了激烈斗争。经过四次选举，总没有哪个候选人能够得到多数票。始终是票数相同。最后又是罗斯梅斯勒对建筑师毛特斯以一票之差而失败，因为后者自己选了自己一票。现在反对派把斗争转到一八六二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协会当时的会员在五百人以上。反对派又提出他们以前的要求，要把协会弄成纯粹政治性的团体，并把授课摈于协会之外。经过一番我也参加的数小时的激烈舌战，反对派又被四分之三的多数票打败了。反对派当时的作法如果巧妙一些，只要求偶尔对于时事作些政治报告，并举行讨论，他们就会获得辉煌的胜利。至于想把教学摈于协会之外，由于大多数青年会员对课程深成兴趣，那就只能引起反抗。我自己是参加簿记和速记的。在那个决定性的大会前几天，弗里茨含和瓦尔特希甘千方百计地想把我拉过去，但我不能下决心跟随他们走。
　　反对派现在退出，另成立了前进社，在萨克塞饭店设立总部。这个饭店的主人是在反动时期受过处分的前牧师维克尔特。这个人有自己的方式去传播启蒙思想，连带着做他的生意。他每星期举行讲演，自己主讲，讲到各种各样的主题，如名人的生日和忌辰，政治时事等等。在这样的晚上，他的大厅里拥挤不堪。维克尔特适才还在宾客中活动，把一杯啤酒递给这个和那个，忽然站在从饭店上面通到下面的可以看到一切的楼梯上，发表他的演讲，这就给人以别致的印象。另一个当时新建在低湿地上的大地下室美泉酒馆，不与萨克寨饭店的集会相对立而可以相辅助，它的主人是一八四八年的战士格伦。在这个酒馆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张大圆桌，名叫罪犯桌。这表示只有曾被判处过苦役或监禁，或是受过其他处分的光荣的民主领袖才准许在这里坐。往往是两种资格兼而有之的。这里坐着罗斯梅斯勒和道尔格；道尔格因参加五月起义被判死刑，后遇赦改为终身苦役，随后在瓦尔特亥姆关了八年。“罪犯”中还有担任我们协会中速记课程的阿尔布莱希特博士、布尔克哈特博土、彼得士博士、弗里德里希·欧尔克斯、弗里茨·霍夫曼博士（又叫做《凉亭》杂志——霍夫曼），等等。我们青年认为能在这个桌上同老前辈对饮杯啤酒，乃是非常的光荣。
　　前进社的领导人并不满足于本社的集会，还在工人集会和民众集会上进行鼓动，他们时时召集这样的集会，讲说工人问题和时事问题。不过这种讲说还很不清楚。人们讨论工人残废保险问题，讨论在德意志举行世界博览会问题，讨论参加民族联盟问题，不过为了便于工人参加，要求把必须交纳的年费三马克，分月征收。人们还要求邦议会选举的普选权和接受工人问题的德意志国会。此外，还讨论召集至德工人代表大会，应在这个大会上讨论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关于召集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差不多同时也在柏林和纽伦堡的工人界中提了出来。
　　为了进行准备工作和召集以后的必要的工人集会起见，设立一个委员会，当选这个委员会的有弗里茨舍、瓦尔特希和其他不甚知名的工人，还有我。除由我们这方面召集的工人大会外，德意志.民族联盟的地方领导机关也常召集民众大会，并常约请外地演讲人，如舒尔朵——德里奇、麦茨（达姆斯塔德）等，会中讨论德意志问题、建立德意志舰队、这期间变得十分尖锐的普鲁士宪法争执、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间题等等。由上列这些问题可见，当时在莱比锡的政治生活异常活跃，使我们没有喘息的机会。在自由派所召集的民众集会上有一个很爱谈的题目，就是讨论各邦的，特别是萨克森、黑森——卡塞尔和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宪法情况，其次是梅克林堡和巴伐利亚。冯·博伊斯特（萨克森）和达尔维克（黑森一达姆斯塔德）两位先生特别是猛烈攻击的对象。冯·俾斯麦先生在一八六二年九月担任普鲁士政府的倾导后，也成了对象之一。不错，在上述各中、小邦中，在革命被镇压后，发生了各色各样的破坏宪法和强制行为，但普鲁土也不亚于它们。再说，中、小诸邦的罪恶行为也只有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在这点上它们是同心同德的）庇护下才做得出来。各色各样的自由派在他们公开攻击中、小诸邦的时候，却比攻击，譬如说，普鲁士厉害得多。但把革命钻压下去的，在本国内除强制行为外还不乏对革命者的暴行的，正是普鲁士。我只消提一提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被判终身徒刑，阿道夫·冯·特律赤勒在曼海姆和麦克斯·多尔突在夫赖堡的被枪杀，拉斯塔特的暗堡里的枪杀案，普鲁士军队镇压了德累斯顿五月起义后对被俘的革命者的可怕暴行。五十年代在曼托伊斐尔制度税治之下的普鲁士的状况，也不能不激起每个稍具自由思想的人的愤怒，使普鲁士在德意志和在国外声名狠藉。又如那时发生的宪法制粉，在德意志也是唯一无二的。当时我还算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对于这个用两种标准来衡量的作法，很快就感到诧异。而这种作法正是萨克森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干出来的。当然，像冯·博伊斯特先生在萨克森国王约翰同意之下所实行的那一套制度，由于各色各样的敌视人民的措施和压迫，尤其是对瓦尔特亥姆监狱内政治犯的虐待，是理所当然地特别合人憎惧的。关在瓦尔特亥姆监狱里的五月事件被捕者不下二百八十六人，其中一百四十八名是工人，到一八五四年已有三十四人即百分之十二死亡。有四十二人被判死刑，后来蒙“恩赦”减为终身徒刑。在兹雅考监狱里拘押政治犯二百八十六人，其中有工人二百三十九人；在胡伯图斯堡国家监狱里关着政治犯七十人。
　　在瓦尔特亥姆监狱里，还关着德累斯顿的乐队指挥舆古斯特·勒克尔，他是理查·瓦格纳和著名建筑师塞姆波尔的朋友，这两个人幸而逃脱了。勒克尔由于参加五月起义，被判终身徒刑。他坐了十一年半监牢而于一八六二年初被赦免以后（他和普劳恩的律师奇尔巴赫因拒绝填写赦免申请书，是最后才被赦免的），在一八六五年发表了关于瓦尔特亥姆监狱事件的一本书，名为《萨克森起义和瓦尔特亥姆监狱》。本书内容在萨克森和德意志引起了一阵惊惶的叫喊。我是这部书最热心的推销员之一，推销了三百多部，不消说没有任何个人利益，但我仍不免在科堡的《工人总汇报》上被诬为博伊斯特的党羽。
　　在瓦尔特亥姆受虐待的，还有奇尔巴赫，二十年后我在萨克森邦议会和他同事，因而相识，他的遭遇大概是最残酷的。他在监狱中，不是在苦难面前卑躬屈节的人；监狱长克利斯特给他在两脚之间带上一根名叫跳棍的东西。这是一根长约一尺钉着脚镣的铁棍，紧扣在两脚踝骨之间。他要是想走动，就必须跳跃，所以名叫跳棍。这个办法使踝骨上的皮肉磨得稀烂；奇尔巴赫不仅疼痛难忍，而且也因而病危，所以过了些时跳棍又被取下了。在他后来的政治发展上，这位先前的革命家于八十年代初加入自由党，他长期任本选区该党的理事。他在萨克森邦议会资产阶级的议员中，是唯一赞成我们提出的实施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权的议案的。所以他同他的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并不否认是老民主主义者。
　　奇尔巴赫的狱友奥古斯特·勒克尔，取得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当一八六六年在德意志发生了政治危机时，勒克尔却倒向他原先的敌人冯·博伊斯特那方面，并且当博伊斯特任奥地利首相的时候，他随往维也利，为他办理新闻事务。他死在那里，还是个穷人。
　　但是，不管普鲁士处于什么情势下，自由派总认为只有这个国家能够实现他们所想象的德意志的统一，能够防止群众取得政权。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尽量贬低中、小诸邦，以便把负德意志使命的国家，即他们心目中的普鲁土，显现得更加辉煌。俾斯麦时代固然是这种神话的障碍，可是他们说这是暂时现象，随后普鲁士才更要大放自由的光芒。但是冯·俾斯麦先生是头等的现实政治家，并且他也认识自由派，关于他们，他说：“他们怕革命比恨我还厉害”，这话倒是完全正确的。这时，激昂的情绪愈来愈趋于炽热。谁在大会上对俾斯麦攻击得最凶猛和发出最严重的威胁，谁就会得到最热烈的掌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者旧有的革命热情也复活了。约翰奈斯·米凯尔就是这样。他在十年前同卡尔·马克思曾有联合，到六十年代同他的关系还未完全断绝；他那时自命为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并且表示愿意协助组织农民起义。现在他却拿法国波旁王朝的命运来儆告普鲁士国王，他说霍亨索伦家族如果不愿听从理性，人们就会唤起工人反对他们。这是正当德意志民族联盟在莱比锡开代表大会时，他在私人圈子中发表的意见。将近三十年后，约翰奈斯·米凯尔一变而为霍亨索伦家族的财政大臣米凯尔先生，作为民族自由党的创始人之一的他，却认为这期间业已变得十分驯顺的民族自由党太自由了。
　　这种威胁那时也可能传到俾斯麦耳朵里（用流血手段为恫吓的匿名信，大概在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以前业已流行，社会民主党领袖有时成打地接到这种恫吓信），因为他后来曾公开承认，他不是不可能步斯特拉福特的后尘，大家都晓得这位英王查理一世的大臣是被处决的。因此，他作为谨慎的一家之主，就把家事安排妥贴，以应付任何情况。
　　但也发生了关于国王的谣言，说他因为这种接连不断的激动而精神失常，深恐遭遇到法国波旁王朝的命运。那些谣言后来由已故的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冯·艾乃尔发表的俾斯麦本人对他的通知证实了。据说，俾斯麦会对他说，当一八六二年他被任命为大臣的时候，他往俞特伯格迎接国王，适遇国王陷于极端的沮丧中。国王是从巴登贵族那里回来的，原来他们认为他们同议会的冲突无法解决，才请国王来调解。国王对俾斯麦说：“您做大臣了，但这只为的是要上断头台，这个台将为您设置在大剧院广场上；在您之后，就轮到我本人了。”“国王无疑是希望我为他排除这种想法”，俾斯麦继续说：“但我做得正相反，因为我认识我的高尚的、不怕任何危险的伙伴。我告诉他，我认为这两种情况目前大约都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要发生，又有什么要紧，我们大家总要有一死，稍微早一点或迟一点，不足介意。那末，臣死，正如臣的本分，为玉、为主尽忠而死；王死是为着保护他的神圣权利，也是对于他自己和对于人民的义务。不要就想到路易十六，他死得不得其所，但是查理一世则死得极其适当，这样一死与死在战场上同样光荣。”
　　俾斯麦接着说，“当我这样把国王当作带刀的军人的时候，国王就更加严肃，随后他就镇定下来，于是我就陪着一位兴高采烈、斗志昂扬的武士驰回柏林。”
　　这件事情说明，假使自由派善于利用环境，就可能得到什么结果。但是他们早已害怕站在他们后面的工人。俾斯麦扬言，如果逼他过甚，他会把阿赫隆^[1]发动起来，这就把他们吓坏了。
　　事实上，俾斯麦也用尽各种方法来控制局势；不管哪里有工具，他都拿来使用。只要对他有好处，他可以同妖魔鬼怪联合起来。他拉拢当时大德意志派的《北德意志总汇报》主笔奥古斯特·布拉斯为他服务，虽然此人从前曾经是红色的民主主义者，而且会写过美好的诗句：

　　我们染得红，我们染得好，
　　我们用暴君之血作染料！

　　布拉斯从伦敦请来李卜克内西，从洛桑请来罗伯特·施维含尔做《北德意志总汇报》的编辑，他也毫不反对。俾斯麦除布拉斯外，于一八六四年又收揽了抗拒捐税的老民主主义者洛塔尔·布赫尔，使他那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巧妙文笔供自己驱使。布赫尔还曾受俾斯麦的委托，于一八六五年设法罗致卡尔·马克思来共同编辑普鲁士官报，允许他完至随意写作，甚至宣传共产主义。
　　俾斯麦现在所试用的政治手段，是从路易·拿破仑学来的，这是个善于利用现存阶级矛盾来巩固他的制度的能手，即合在普选权控制之下也是如此。不久就看出来，俾斯麦也为着自己的利益，设法利用工人运动去反对自由资产阶级。他在这种勾当中的助手是高级枢密参议海尔曼·瓦盖纳，这个人对社会间题的知识和狡猾性格使他成为适当人选。
　　一八六二年八月底，柏林的工人大会也决议召开一个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地点定在柏林。这使得莱比锡委员会与柏林运动的领导人物进行联系，以便就代表大会的召开达成协议。他们希望把地理位置较好的莱比锡作为大会地点。十月初，柏林代表彩画匠艾希勒来到莱比锡洽商，我也以委员会委员资格参与其事。这次会谈在海茵街的“走向约阿希姆塔尔”^[2]饭店举行。艾希勒立即谈到整个情况。他说明工人们对于进步党和民族联盟不能有所期待。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基于本身的经验，同意这种见解。艾希勒接着说，他确信（我们认为这样就暴露了他是俾斯麦的代理人的面目），俾斯麦是可以争取来实施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的，并且他也愿付出创立机器制造工人生产合作社所必需的资金（六万到八万塔勒）。
　　那时的机器制造工人是柏林工人的中坚分子，是进步党实际的近卫军。艾希勒的讲话引起了数小时之久的辩论，最后结果，委员会中除弗里茨舍外，都对艾希勒表示反对。合人诧异的是，艾希勒所宣传的正是六个月后拉萨尔在他致莱比锡委员会的复信中所阐明的思想，只是拉萨尔要求由一个民主国家来创办受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知道拉萨尔这个名字，虽然他在那年四月已程公开作过《论目前历史时期同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的演讲，这个演讲到后来，而且一直到今天，仍以《工人纲领》这个题目出现。他在同年还作了些有关宪法本质的演讲。我们所以不晓得这些情形，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人阅读柏林报纸的缘故。我们只从莱比锡的报刊，主要是从民主党的《中德意志人民报》，得些时事知识，凡是这家报纸没有登载的，对我们都是陌生的。那还正是落后的时代。
　　艾希勒说，俾斯麦是可以争取来实施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制的，他只是把当时已由高级枢密参议海尔曼·瓦盖纳所公开宣传的一种思想加以表明罢了。并且，人们也把它认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其出发点是：既然能在一八四九年五月强制施行三级选举制，当然也可以用国王的命合又把那个选举制取消，然后强制施行一种新的选举制。自由派的绝大多数不热中于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制，他们非常讨厌这种前景，他们的主要领袖之议冯·翁鲁先生也曾公开表示他们的忧虑。自由派用一种声明遮盖他们对于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制的厌恶心情，他们声明说，这个要求在进行宪法斗争的时候是不适时的，先要把同俾斯麦内阁的斗争进行到底，才能考虑选举制的改革。至于保守派的鼓动家们所以那时竭力赞成实施最民主的选举制，而现今反倒成为这种选举制最坚决的敌人，那是有其充分理由的。拿破仑第三就出色地运用过这个手法。六月起义失败以后，光荣的共和国以恶劣的选举制代替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制，而拿破仑第三在政变后却在法国恢复了原来的选举制^[3]。自然是通过国家权力对选民施行强制作用的秸果。六百个代表中最初只有反对派七人，其余.都是皇帝的奴才。直到一八六三年反对派才增加到三十八人，一八六九年增加到一百一十人。.
　　反过来，普鲁士三级选举制之设立，原想造成一个百依百顺的议院，现在倒弄成一个激烈的反对派议院；因此，人们就想依照拿破仑的先例行事。
　　另一个问题是：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怎么会跑到保守派人士中间？好像在一八六二年，拉萨尔的头胸里已经酝酿着这种思想，他把这个思想告诉了他的亲信女友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拉萨尔还没有公开宣布，她就把这种思想传达到保守派人士中间。后来瓦尔特希担任拉萨尔的秘书的时候，他发现拉萨尔周围是些态度多么暧昧的分子。李卜克内西也觉察到这种情形，他劝拉萨尔对于他的周围的人，特别是对于俾斯麦要加小心。拉萨尔回答说：“呸，我与冯·俾斯麦先生同吃樱桃，但是他得到的是樱桃核。”十分可能，枢密参议瓦盖衲还在俾斯麦亲自考虑生产合作社汁划以前，就向艾希勒暗示这个计划是俾斯麦的计划^[4]。在一八七八年九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讨论中，当我谈到那件事的时候，才弄清楚艾希勒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俾斯麦对拉萨尔的关系。我那时指责俾斯麦侯爵，说他曾一度为个人政治目的企图利用社会民主党，而今竟努力来消灭它。我首先提到艾希勒事件以及艾希勒用俾斯麦的名义在莱比锡委员会对我们所作的提议；我继续指出，经由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大约是国王的弟弟阿尔伯莱希特亲王）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介绍，拉萨尔跟俾斯麦取得联系，他与拉萨尔的谈话常常连续数小时之久，有一天竟因拉萨尔在座，俾斯麦拒绝接见来晤谈的巴伐利亚公使。
　　俾斯麦侯爵接着于次日，九月十七日，在国会发言。我错误地把艾希勒和莱比锡委员会的谈判说成已在九月举行，而不是在十月才举行。俾斯麦抓住这一点，说他是九月二十三日才入阁，来证明他不能够作这种委托。他很记得，艾希勒后来向他提出要求，要他为艾希勒没有替他做的工作支付报酬。他接着承认，艾希勒曾在警察局服务，并交过有一些为他所知的报告；不过这些报告与社会民主党无关，而是与进步党和——如果他没有搞错——民族联盟的内部商讨有关的东西。
　　由此可以证明，我们委员会对艾希勒的怀疑是多么有根有据。此外，俾斯麦侯爵否认他愿意供给一个生产合作社六万至八万塔勒。他没有秘密资金，从哪里去筹这笔款项呢？说这话的人，曾在一八六三年四月在国会里说过，政府认为必要时，不论国会许可与否，将进行战争，并将动用一切所能找到的款项——而且国库的支出好多年来是不经国会同意的。关于我指摘他的对拉萨尔的关系，他说不是他希望同拉萨尔谈话，而是拉萨尔希望同他谈话，他不过对于满足这种希望不曾为难罢了。他对这件事也并不后悔。他们并没有举行过会谈，拉萨尔一个穷光蛋还能帮他什么忙？不过拉萨尔对他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大概是与他来往的一个最有才智、最可爱的人，他也不是共和派：他所追求的理想乃是德意志帝制。这就是他们的接触点。而且拉萨尔怀有高度的野心，德意志帝制究竞是完成于霍亨索伦皇朝或是完成于拉萨尔皇朝，大概在他还有疑问，不过他确是彻头彻尾地拥护君主政体的。这种解释在国会中引起了哄堂大笑。
　　俾斯麦给拉萨尔盖上君主派的印记，他这种胆大妄为的作风不消驳斥，拉萨尔的著作和书信就把它取倒了。不过拉萨尔在俾斯麦面前所扮演的角色，是极其特殊的。倚仗着他的高度自信和他的独立的社会地位，他认为在他有权力为后盾以前，他同俾斯麦就能够像权力对权力那样谈判。至于这场戏最后怎样结局，我们不必为之大伤脑筋，因为一八六四年八月底拉萨尔之死把这个对手去掉了。
　　此外，俾斯麦在那次发言中，否认他和拉萨尔曾讨论过强制施行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制的思想。我不能给他提出反证，但是我不相信俾斯麦的话。这里应该以拉萨尔的话为准绳。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二日，拉萨尔在柏林最高法院所发表的辩护词里公开地说：“那么，在这个庄严的地方我向您们宣布，恐怕不要再过一年，冯·俾斯麦先生就要扮演罗伯特·皮尔^[5]这个角色，并强迫施行普遍和直接选举制。”拉萨尔如果在同俾斯麦谈话时没有考虑过强制施行普遍、直接选举制，他决不能发表这个谈话。如上所述，这种思想曾在保守派中间反复地、而且十分认真地讨论过，并且在自由派的阵营里被人完全相信了。此外，俾斯麦反对国会的决议，违反宪法地处理政务，在一八六三年六月违反法制公布了臭名远扬的出版条例，只要他认为有利可图，他决不是那种对于强制施行一个选举制度畏缩不前的人。而且一向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的普鲁士群众，不会因为他这样强制施行选举制而怪罪他。
　　至于拉萨尔同俾斯麦的谈话的性质，可于拉萨尔的两封信中看出，信是在很久以后才公开的，但放在这里最为恰当。
　　拉萨尔写给俾斯麦：

　　“阁下！
　　首先我应当责备自己，昨天忘记再一次讲您注意，被选举权必须绝对地分配给一切德意志人。这是一种取得莫大权力的手段！这是其正以“道义征服德国！”关于选举技术，我昨晚把全部法国的立法史翻阅一遍，但很少有用的东西。但是我也考虑过，现在确能向阁下呈献所愿望的仙方，来防范选举弃权和废票。对于这些力法的十分有效，是不必丝毫怀疑的！
　　因此我恭候山图下指定一个夜晚。但恳请选择一个我们不会被干扰的夜晚。我有关于选举技术的许多话和关于共他问题的更多话向阁下陈述；鉴于形势的迫切，一次不被搅扰的群尽的谈话，实在是十分需要的。
　　恭候阁下指示，随致崇高的敬礼！

　　斐·拉萨尔
　　柏林，星期三，一八六四年一月十三日，波茨坦街十三号。”

　　另一封：

　　“阁下！
　　并非我迫不及待，而是外部事变催逼甚紧，故请原谅我的迫促。星期三致尔奉陈，我已把所显望的‘仙方’——十分有效的仙方——找到了。我相信，我们下一次的谈话，最后会作出决定性的结论，同时我也相信，这些决定性的结论不能再拖延下去，因此拟于明日（星期日）晚八时半见面。这时如果阁下有所不便，敬祈另示尽可能近的时间。谨致崇高的敬礼！

　　斐·拉萨尔.
　　星期六晚（一八六四年一月十六日），波茨坦街十三号。”

　　冯·考得尔先生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知道俾斯麦同拉萨尔的交往情形，他认为俾斯麦同拉萨尔之所以断绝交往，是因拉萨尔越逼越紧的缘故。上列第二封催逼的信可以证明这种看法。总之，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往来，同他在一八六四年的许多其他行为一样，是十分合人怀疑的，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敢于冒险。可惜在他生命将终之时，这番交际以及他的其他行径，给那些与拉萨尔毫不相似的人们一个鼓励人走入歧途的榜样。这是后话。
　　意味深长的是，俾斯麦在一八七八年九月十七日的发言里，对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持妥协态度，这使得自由派大吃一惊。他承认常常和拉萨尔一谈就是几小时，而且每当谈话终结时，他总有点惋惜，接着他又说，他承认还同拉萨尔谈了有关许可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事，他直到今天还确信这是有益的事。这种思想，他后来加以进一步的发挥。由国王私库拨给莱欣巴赫——纽罗德区织工代表团六千塔勒，作为建立一个生产合作社之用，这也说明了，为了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来保持自己的权力，任何离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手段在他都是正当的。
　　我在叙述中跑到事件过程的前头去了。
　　艾希勒来到莱比锡不久以后，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以代表身份到柏林去，同柏林工人领袖以及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的领袖谈判上述各点。关于德意志工人代表大会延至一八六三年初在莱比锡召开，大家很快就取得了一致，大会议程也没有争执，不过其中“在柏林举行世界博览会”一项取消了。一八六二年夏季，艾希勒会和其他工人往伦敦参观世界博览会，民族联盟和一些地方自治团体也派有工人前往。总共的五十名工人在麦克斯·维尔特率领下参观伦敦博览会。举行柏林世界博览会的念头就是这样产生的。
　　莱比锡代表感到同自由派领袖的谈判很不满意，这在他们回来后就坦白地在他们的报告中说了出来。一八六三年初，民族联盟在莱比锡召开全体大会。虽然他们是为普鲁士的首脑工作，他们却不敢在一个普鲁士城市召开大会。舒尔采——德里奇一月三日在提佛利（现今莱比锡工人的大众会场）一个大会上讲话，这是一个当时没有人认为可能的转变。在这里，达麦尔博士请求舒尔朵——德里奇说明民族联盟同工人的关系。舒尔朵作了回答，其中说：工人当然应该关心政治，但是，他接着说，工人的处境这样坏，过着吃这顿没那顿的生活，怎么能有时间和心思去关心公众事情呢？不能，实在不能！摆脱这种生活上的贫困，对于每个人民之友来说，尤其是对于德意志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民族任务。正当的工人拿他们省吃俭用的钱来改善他们的地位，“我谨以委员会的名义向他们致敬，认为他们是民族联盟的精神上的会员，是民族联盟的名誉会员。”
　　这个演讲在激进的工人当中引起憎恨，它表明民族联盟不要工人会员，所以也拒收每月的会费。那个会议开过后不久，一个新的代表团——达麦尔博士、弗里茨舍、瓦尔特希——去到柏林，他们再也不怀疑那些权威人物对工人的看法了。年轻的路德维希·勒维，就是著名的兵工厂路德维希·勒维公司的创始人，把代表团领到拉萨尔那里。他们三个人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所寻求的东西：对他们的要求的谅解和热心迎合。他们同拉萨尔商妥，把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继续推迟到他（拉萨尔）在一个单行小册子里写出他对于工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的见解的时候，这本小册子要由莱比锡中央委员会来担任推销。
　　在这里我想提到，菜比锡运动中权威人物的转变，表面上是相当突然的，所以敌人方面指责他们不坚定和暧昧。本来在一八六二年十一月的工人大会上，还根据弗里茨舍的建议，通过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筹办一个消费合作社。一八六三年二月初，就是已经同拉萨尔有了联系的时候，弗里茨舍报告他到哥达和爱尔福特去的旅行以及那里的消费合作社，并提议在莱比锡也建立一个消费合作社。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被瓦尔特希阻止了。瓦尔特希说明，中央委员会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件事他处理得很聪明，因为这时候拉萨尔正在写他的复信，而谁都晓得他在复信中认为消费合作社对于提高工人地位是毫无价值的，如果这时在莱比锡建立消费合作社，那就很离奇了。
　　当时瓦尔特希也还持着比较和平的论调。一八六二年底，他在莱比锡《中德意志人民报》上发表一篇辩驳性的长文，反驳别人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他在文中说，对工人所追求的未来，我们的职责是保持最大的克制。另一方面，瓦尔特希在声明中已超过了拉萨尔：拉萨尔当时还只讲工人等级，而瓦尔特希却提出这样的命题：工人并不是一个特殊等级，而是一个由实际情况创造出来的阶级。不过随着拉萨尔的复信的发表，领导人就来了个阵前转变。要因此去指摘他们，那是不对的。在动荡时代会发生迅速的思想转变。思想过程加速了。三年以后，当德意志遭到一八六六年的大难时^[6]，我的情形同许多我当时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十分相似。由一个扫罗一下变成保罗^[7]这种急剧转变，没有奇迹也可以重新出现。
　　我于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初退出了中央委员会。我在职工教育协会的职位极大量地占去了我的时间、我的力量和我的兴趣。如果没有工人会议或委员会会议妨碍我，我就每晚在协会里渡过，比协会主席们更了解会员们的希望和需要。这样，我不久就成为委员会会议上和月会上动议最多的人。我的动议几乎经常可以预计被接受的。因此，我的影响就大起来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工人，就是说，我必须由早六点到晚七点站在旋床旁边，其间总共有两小时吃饭的间歇。这样，我在各方面过大的活动，也就成了钱的问题。此外，委员会和大会上所举行的辩论，在我看来，是很模糊而且无益的，从而使我对于脱离委员会感到轻松。
　　一八六三年二月六日，我还同瓦尔特希有一次辩论。他代表前进社，我代表职工教育协会参加德累斯顿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会。在会餐时，瓦尔特希作了一个挑拨性的讲话，他还是照老样子发议论，他说，工人固然应当受政治教育和人文教育，但不必也受基础教育。对工人实施基础教育，乃是国家的事情。他建议为前两种教育干杯。这就把我逼上战场。我驳斥他，并且高呼普通教育万岁。我们的辩论自然不会产生愉快的印象，但对于瓦尔特希的挑衅，我实在难于沉默，而因为德累斯顿协会所追求的目的是与我们相同的，我更难于沉默。

^[1] 在希腊神话中，阿赫隆系冥府的河名，人死后，他的灵魂为了到达冥府，必须度过这条河。显然，这里指工人阶级。——译者

^[2] 约阿希姆塔尔，系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名——译者

^[3] 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建立共和国，公布新宪法，规定每三年举行普选一次。但至一八五零年五月三十一日为了压制革命，又取消普选权，而代之以新选举制。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第三政变后，又恢复了前一年的废除的普选权，企图以此来掩饰他政变的反革命性质。——译者注

^[4] 后来我看到高级枢密参谋海尔曼·盖尔纳的回忆录《经历的事情》，其中提到他同拉萨尔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及其他社会党的主要人物（施韦泽？）发生过关系，所以很可能是他从拉萨尔本人那里获悉他的纲领思想并且用到艾希勒身上。

^[5] 皮尔（一七八八——一八五零年），历任英国内政大臣、首相等职，于一八三二年接受改革法案，实施有利于资产阶级得新选举制。——译者

^[6] 指普奥战争。——译者注

^[7] 意即由一种见解的反对者一变而为这种见解的拥护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