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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的登场及其后果
一八六三年五月初，拉萨尔的《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发表了。在这封信发表的前几天，我在职工教育协会成立二周年纪念会上致祝词，说明我是反对普遍、平等、不记名和直接选举制的，因为工人对此尚未成熟。我的这种见解甚至触犯了协会中我的几个朋友。相反地，前来参加庆祝会的我的未来的妻子同她的哥哥，却非常喜欢我的演讲。但我有理由推测，她所欢喜的多半是讲话的本人而不是讲话的内容，因为内容如何当时对她也许是无所谓的。
拉萨尔的复信在工人中所造成的印象，远不像首先是拉萨尔、其次是他的一小批追随者所期望的那样。我亲自在职工教育协会散发了二十多份这个文件，以便使反对方面也发表意见。为什么这个文件会给当时参加运动的多数工人造成那么微薄的印象，今天有些人或许认为难以理解。而这却是不能不如此的。不仅经济状况还非常落后，就是政治状况也非常落后。营业自由、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废除护照和旅行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的要求，对当时工人来说，要比生产合作社迫切得多，工人对由国家资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还不能有正确的观念。组合思想或者我们叫做合作社思想还刚在萌芽。就是普遍选举权，大多数人也认为不是必不可少的权利。第一，如一再提过的。政治修养还差；其次，大多数人认为普鲁士议会对俾斯麦内阁的斗争是一种英勇行为，值得支持和赞扬，而不应当加以谴责和蔑视。谁像我这样在政治上活动，谁就如饥如渴地听取议会的讨论，把它看做政治智慧的流露。而当时支配舆论的力量远比现今大得多的自由派报刊，也尽力使人保持这种信念。自由派报纸现在还是用前所未闻的冷嘲热讽来攻击拉萨尔的登场。人身的毁谤和轻蔑像雨点似的向他打来，而主要是保守派的机关报，例如《十字报》，才客观地对待拉萨尔(因为拉萨尔对自由主义的斗事对他们非常有利)，这在我们眼里并未提高拉萨尔和他的追随者的声望。如果我们最后设想一下，时至今日，在做了四十五年多的紧张的启蒙工作以后，还有上百万工人跟着各种资产阶级政党走，那么，在六十年代，大多数工人对新运动抱着怀疑的态度，也就不足怪了。而且那时还看不到社会政策的功效，这种功效是很久以后才由社会主义运动争取来的。拓荒者总是只有少数人。
拉萨尔的登场，对于莱比锡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是委员会陷于分裂，委员会的主要支柱前进社也陷于分裂。罗斯梅斯勒数授、翻砂场主歌茨(林得瑙——莱比锡体育家歌茨的弟兄)、道尔格和社中相当大一批工人都声明反对拉萨尔。弗里茨舍、瓦尔特希和达麦尔博士带着少数人成为新运动的实际支持者。新运动在莱比锡的拥护者，比较起来，还是最多。柏林几乎完全不起作用。新运动逐渐在汉堡——阿尔托那见得基地，从这里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发展，而后到汉诺威、卡塞尔，巴门——爱北斐特、索林根、容斯多夫、杜塞尔多夫、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美因茨，到屠林根的爱尔福特和阿波尔达等几个城市，除莱比锡以外的萨克森，还有德累斯顿(这里的德累斯顿工人教育协会的首领福尔斯台林在一八六四年初率领一小群随从者拥护拉萨尔)，此外还有奥格斯堡。
但是这种发展，如上所述，是逐步的、薄弱的发展，很不符合拉萨尔及共追随者所抱的希望。他在公开复信中预计他所提议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可以拥有他当作一支巨大政治势力的十万会员，希望不久就可以达到这个数目。但是大家知道；社会主义运动要获得这个数目的有组织的信徒，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三月底，莱比锡委员会在一个工人大会上宣布辞职，提议选举一个新委员会来从事拉萨尔所拟定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事宜。在经过异常激烈的辩论以后，大会多数宣布同意这个计划，委托达麦尔博士、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担任这项新任务。
四月十六日，拉萨尔终于亲自到莱比锡，并在一个大会上讲话，这次大会同当时其他多数大会一样，是在艾尔斯特街普乐厅举行的。讲题是《论工人问题》。大会约有四千人参加，但其中一大部分在开会前就离开会场。自由派在商人考乃尔领导之下占据了讲坛对面的走廊，时常大声喊叫来打断演讲。给演讲人作的部署也有点特殊。拉萨尔的讲坛上堆着许多书，其中有些是很重的大对开本，好像要来一个路德对埃克的辩论[1]。
拉萨尔好像感到，他要遭遇一个必须驳倒的严重反对派，但事实并不如此。他的亲自登台幷没有引起每一个人的好感。他的瘦长的、但有力的体格站在讲坛上，充满了挑战的神情，屡次时而把一只手，时而把两只手插入背心的臂孔里。他讲话流利，有时语调动人，但我总觉得他好像有点吞吞吐吐似的。他讲完后，会场中大部分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另一部分则回答以嘘嘘之声。
继拉萨尔之后由罗斯梅斯勒教授发言，他宣读了一篇较长的宣言，他在宣言里说，他知道同意他的见解的在这个会场中不是多数，但他希望将来还会有了解的。他抗议拉萨尔对德意志进步党所进行的攻击，其次他反对把工人与进步党分开而另组一个特别的工人党的企图。拉萨尔的答复是简短而非常迁就的。他认为罗斯梅斯勒和他的分歧是策略性的较多于原则性的。拉萨尔阵营的人显然还希望把罗斯梅斯勒拉过去。此外，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因为罗斯梅斯勒对教堂和僧侣进行斗争，所以都热诚地尊敬他。他们二人同罗斯梅斯勒同属于莱比锡的德意志——天主教教会，二人对于罗斯梅斯勒的分离都感到痛惜。
拉萨尔并不以群众的喝采为满足，他很看重把有名望有势力的人物由资产阶级阵营拉到他自已方面来，他大力争取这样的人物。固然在莱比锡有乌特克教授转到他这方面，但是这件事与这个人已往的政治立场是不容易协调的。乌特克是大德意志派，很倾向奥地利。他就以这个身份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做议会仪员。他与罗斯梅斯勒在政治上和个人方面都互相敌对。此外，乌特克猛烈反对小德意志的进步党和民族联盟，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差不多是由同一群人组成的。现在拉萨尔既然反对进步党，自然得到乌特克的热烈喝采。乌特克对社会没有较深刻的理解，但是，附带说一句，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并具有优美的声音。他那矮小的、弯曲的、一头黑发的形像，有点像地灵鬼。乌特克写给拉萨尔的信，在上述的莱比锡大会上宣读，证实了我对乌特克的立场的见解。无疑地，拉萨尔对乌特克也有正确的估计，不过乌特克只要外表上站在他那方面，他就于愿已足了。
我在这里声明，我并不是在写整个运动的历史，而只是记述我个人在这运动中的见闻和关系。如果有人愿意钻研整个运动的历史，我介绍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伯恩施坦的《柏林工人运动史》。
随着拉萨尔的登场和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菜比锡的建立，发出了工人世界内部激烈斗争的信号，这种斗争从这时起一直进行了许多年，其同时常发生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事件。双方的怨惧与时俱增，工人们由于不习惯于文雅的语调(附带说说，即使平常以这种派头自豪的人，一旦彼此之间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也就置之不顾了)，以致常常用最野蛮的暴行和辱骂相互投报。会场中的斗殴和暴行也屡见不鲜，双方互相冲突的结果，常常使会场主人拒绝租用会场。在集会中，每一方的主要意图，都是夺取会场的领导权，所以斗争的开端照例是为了主席。有一次在开姆尼茨工人大会上，我发现拉萨尔分子为了取得多数竞将双手一齐高举，我就要求两派都举双手。在哄堂大笑中这个建议通过了。于是拉萨尔分子遭到失败。
自然，运动中的斗争和存在的对立，尤其是在莱比锡，充塞我们整个的感情和思想。我们在协会、在大会和在私人圈子里所进行的争论，到夜晚回家时还在街上继续进行。这种争吵通常都是高声大喊，往往关得守夜人前来干涉，幷警告说再不安静下去，就要以扰乱公共治安之罪把我们带到甜食市上(警察局)去。但警告只是暂时生效。
这种意见斗争的唯一好处，是使双方都尽最大努力去发展党徒。这特别发生在我所属的那一方面，几年以后，它也归于社会主义，不过创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斗争，而该联合会则自一八六七年起分裂为大小不同的两个派别。但是力量、金钱和时间都空前地消耗在差不多十年之久的互相斗争中，徒使敌人快意。
拉萨尔主义的出现在莱比锡引起的结果，是消除了职工教育协会和前进社之间的旧有分歧，两个团体终于在一八六五年合并起来，名为工人教育协会。工艺学会早巳放弃了徒芳无益的对职工教育协会的监督。此外，萨克森政府也认清一八五六年同盟议会的旧决议不再能实行；它不管好坏只有放松管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倾向虽然与同盟议会的决议相抵触，可是早就选择莱比锡为它的会址。政府最后作出结论，并于一八六四年三月二十日宣布废止那个同盟议会的决议。
我们从此以后常常得到一种经验：所有用以阻遏或压制一个运动的法律和镇压手段，一俟运动表现为天然必要的、因而是不可战胜的时候，这些法律和手段就不灵了，它们的实际效用便消失了。政府机关最后甚至失去对自己的权力的信心，放弃这已成为无望的斗争。那时萨克森有关结社法的规定是如此，而且不久以后普鲁士及其他各邦对工人结社的警令也是如此，大家对这些法令就干脆置之不理。
工资斗争不顾一切结社禁令，以停工开始，而政府中那些聪明老爷们还在考虑是全部撤消禁令或是撤消到某种程度。后来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统治下也取得这种经验，官厅最后也认定，要把禁止集会结社和取缔书籍报刊仍照颁布非常法初期那样执行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更后，妇女运动在那些禁止妇女组织政治团体或参加政治集会的德意志诸邦中，也取得了同样的经验。实际上，在各邦政府终于决定把不顾原先禁令而存在的事实用法律批准以前，这些禁令早巳被排除了。法律始终是跟在需要的后面姗姗来迟的，从未走在需要的前面。
莱比锡的工人数育协会到了不得不重新改组的时候，我当选为第二主席，这职位早在职工教育协会的后期就是由我担任的。不久以后，第一主席医学博士莱赫尔(鲍克教授的学生)辞职，我接替了他的职位，一直担任到一八七二年，即到我以所谓图谋背叛德意志帝国的罪名被关进要塞监狱为止。
自一八六五年起，工人教育协会每年由市政府津贴五百塔勒，该款主要用途为购买较好会址和维持数学。但后来几年随着协会主席在政治上的脱胎换骨，协会自己也越来越左倾，市政府代表先把律贴减为二百塔勒。至一八六九年，协会在我的领导下，经过三个夜晚的论战，大多数通过了宣布赞成爱森纳赫新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于是在次年失去了市政府津贴的尾数。自由党只津贴政治上老实驯顺的儿童，因为协会的教学目的并末因它的政治转变而受丝亳影响。协会继续存在着，发展着，直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强暴地割断了它的生命为止。
[1] 一五一九年马丁·路德和埃克在莱比锡作关于教皇制的辩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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