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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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进一步发展

　　常务委员会一八六七年三月在卡塞尔开会，但只有少数委员出席，这个会议确认了一年来政治事件对于协会所起的实际破坏作用。现金缺乏，有如上述，联合会的机关报《工人总汇报》停刊了，由普发佛博士（斯图加特）编辑而由宗纳曼印刷的《劳动》月刊也在出版后不久又告消失。这是联合会的领导无方所造成的。委员会决议刊行一种新的联合会机关报，名为《工人之声》，由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编辑，每十四天出版一次。我是他的最热心的撰稿人。
　　《工人之声》从一八六七年六月一日发行到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四日，它的停刊是为了有助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初我们在莱比锡创刊而由李卜克内西编辑的《民主周刊》。最后，决议到秋季再召开一次联合大会。
　　创办了《民主周刊》，就满足了我们大家所深切感到的一个需要。我们一向没有掌握一种代表我们的意见的机关报，因此也无法向我们的拥护者充分进行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启迪，而这首先是最必要的。再说，我们赤手空拳面对着敌人的攻击。自然，我们将因刊物而受到重大牺牲，但我们甘愿承受，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的最重要的武器。
　　因为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上态度冷淡，我常常写信推动斯陶丁格尔前进。一八六七年五月底，我写信给他说，根据北德意志同盟以往带给我们的和以后还要带给我们的一切，我算做最大好处的是，群众的激昂情绪是从一八四八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并且我们由此取得了许多新的联系，这些联系，我们必须为运动的利益而加以利用。他应当与国际取得联系。我反对永久企图使工人协会脱离政治。还要考虑一个新的组织，因为北徳意志同盟的气氛令人担心它会进攻工人协会。
　　萨克森工人协会的政治生活特别活跃，我们为了争取群众，不停地进行鼓动。一八六七年圣灵降临节，我们又在弗兰肯堡召开工人会议，由我担任主席，会议首先申请修改萨克森工商业法。我们要求：十小时的标准工作日，取消星期日劳动，取消对劳动者结社的禁令，取消工厂和作坊里的童工，在工商会和劳资仲裁机关中増设工人代表，自管工人金库，由工人和雇主协订工厂和作坊的规则。瓦尔特希在作有关《工人协会对政治党派和萨克森政府抱什么态度？》的问题的报告时，提出一个议案说，会议可以把舒尔采—德里奇所建议的解决社会问题方法认为有缺点而予以否决，并且声明这个问题只有在民主国家中在全民参与之下才能解决。此外，他还介绍阅读社会主义的著作和报刊。这个议案使少数派相当激动，于是我想应该用一个调和的议案来缓和一下激昂的情绪。这个我想错了。瓦尔特希的提案有七票反对，我的提案有九票反对，都通过了。大会选择了格拉为下一次德意志联合大会地点，常务委员会也表示同意。
　　这个第四次联合大会是在十月六日和七日举行。出席的有三十七个协会和三个专区联合会的三十六位代表。专区代表中一位新人物，是一个马格德堡的自由信仰教士乌里希，中等以上的身材，披着皓白的长头发。不幸，在他那不无好感的脸上天生一个特別大的鼻子，因而大大地破了相。会议主席是由三个票数相同的来抽签，结果是格拉的著作家瓦尔顿堡中选。在他主持会议的过程中，联合大会向一八六六年盛夏逝世的班多（柏林）和一八六七年四月逝世的罗斯梅斯勒教授致敬。关于学校问题，由乌里希在一个大而无当的报告中提出了十六点要求。联合大会在一个决议中声对于这个报告，“大体”予以赞同，就此了事。关于组织问题，由侯赫伯尔格和莫特勒作报告，终于把我多年来所主张的意见基本上付诸实行。根据第四条，联合大会选举一个主席来领导一个由另外六个成员组成的理事会。这个协会的会所就是联合会的中央所在地。此外还决定，中央理事会每年得领取三百塔勒作为酬劳。在理事会以外，另选机要人员十六人，散布在德意志全国各地监察理事会执行业务并在重要事项上备咨询。在选举主席时，三十三票中我得十九票，麦克斯·希尔施十三票，克瑞布斯（柏林）一票。因此，莱比锡成为中央所在地。新的方针胜利了。我所长期努力追求的现在达到了。联合会现在有几分活动能力了。
　　议程中另一项是我关于矿工情况的报告。这是因为一八六七年夏季卢皋煤矿发生了巨大事故，当时有一百零一个工人丧命，留下了五十个寡妇，约一百五十个孤儿。我受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举办募捐，捐得一千四百塔勒。一致通过的决议是：

　　“最近期间矿场所发生的事故使工人有责任促使地方政府制订法律，规定每个工业企业的雇主或企业家应当对于工人在进行活动时和因前者一方疏忽而发生的工伤事故负责。矿工方面所特別认为必要的是：1．国家严格监督矿业公司。2．法定施行双井制度，即一个运输矿井和一个安全矿井。3．根据颁布的法律实行对被难者及其家属赔偿的原则，以及最严格地执行有关因疏忽而发生死伤的条例。4．对没有工人协议和同意而由业主和同业联合会片面实施的所谓矿工条例（关于罚款、包工制度、矿工救济金），作坚决的斗争。5．由工人管理矿工救济基金。”

　　这是德意志工人会议第一次要求颁布一种雇主责任法令，后来在一八七二年通过帝国立法，诚然是以不完整的方式，满足了这个要求。
　　关于国防问题，因时间不够而不作报告了，但仍作出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在存在相反意见的情况下是一种糟糕的妥协，它把这问题又推到下一次由纽伦堡联合大会来处理。
　　若干时候以来，我与日内瓦的约·菲·贝克尔通信。其中十月九日我写信给他说：

　　“您为格拉工人会议写的信可惜到得太晚。信是星期日到的，而我在星期六已起程往格拉，我的妻子不知道信的内容，就把它搁置到我回来。友人李卜克内西未在格拉，相反地，克瑞布斯（柏林）却在。关于工人会议的讨论，您由报纸上将会知道得此我信上奉告的更详细。我们在讨论时必需特別谨慎，因为去年的事件也在工人协会内部引起分裂，这已多次显见于讨论中。但会议的经过大体上是令人满意的。
　　关于组织问题，我的建议，虽然有些人反对，仍顺利通过，并在选举主席时我也以十九对十三票战胜希尔施博士（以前在马格德堡，现在柏林）。同时，莱比锡因此成为中央所在地，运动暂时掌握在我们手里。
　　您关于设立国际支部的希望，我将设法予以实现，但在国会闭幕和我又确定在这里安顿好之前，对于这件事还不能有所作为。关于您想把《先驱》报的编辑部迁到这里来的计划能否实现，我不愿作决定性的判断。事实是，那些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抱着严重忧虑的人已经肩负这样多的工作，再添加新的是不适宜的。面对着各式各样的和各方面的要求，我们也感到力量不足。我将与友人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同志对各点加以硏究，然后再给您消息……
　　总之，运动还有许多应当改善的地方。在最艰苦的时期（失业、饥馑），许多人避开协会。因此，各协会须同物质困难作斗争。国会议员无薪给，同样给选举代表的选区内的协会加上不小的负担^[1]，那么，就无怪各方面的成绩太少了。我担心或希望，随便您怎样说，欧洲这种古老的国家组织，迟早会有一天猛然一下子陷于崩溃。这种国家组织，不能按照以往的方式长久继续下去，即使在原则上反对暴力革命的阶层也会感觉到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由将来随之而来的混乱中，要制造出健全的东西。此致
友谊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在格拉所成立的新组织也把一种新精神注入了联合会。首先是使很多协会摆脱一向漠不关心的状态，鼓励它们采取有力的行动。这只有为它们安排任务而要求其完成，才能办到。从现在起，没有一期《工人之声》不把我写的中央理事会的号召登载在主要地位，它要求各协会对各种事项展开活动。效果并未落空。各协会渐渐活跃起来。那有限的联合会会费现在也以从来没有的准确时刻缴纳了。在中央的行政方面竟形成几乎全部事务重担都落在我的身上。我一人身兼主席、秘书和司库各职。只有理事会会议记录和文件整理由所选举的秘书办理。在这届理事会中有奥托·夫赖塔格，但他不久就辞职了，此外还有哈德里希和乌尔利希。与各协会的往来和由此而来的通信，数量渐渐巨大起来。在第一个业务年度结束时（一八六八年八月底），收件只有二百五十三件，发出的只有五百四十三件，虽然如此，仍然是比以前多。但从一八六八年九月初纽伦堡联合大会起，到一八六九年八月初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止，收件数目达九百零七件，发出的则为四千四百八十四件，其中大半是卷寄邮件，其余的都是由我写的信，而且往往是长信。
　　这个工作包括：主持中央的行政会议，领导工人教育协会，在北德意志议会和关税议会中的活动，多次的鼓动旅行和从一八六八年秋季起为《民主周刊》经常写稿，它的整个工人栏都由我编写。进行这些活动，显然就会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把我的年轻妻子和我的小生意丢到脑后，因而我在经济方面常常有遭灭顶的危险，有时几乎不知如何是好，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我以我展开活动的样子来要求别人，我曾一再写信给瓦尔特希，促使他振作起来。因此他在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我一封信大发脾气。信里说：

　　“亲爱的朋友！几个月前你给我一封同前天一样的勉励信。但是我的复信只给你‘可怜'的印象。我现在深信这一点，可是我仍然请求你，要像重视真理那样重视我给你的信，因为我提醒你，我处在类似你的境遇时，如何用相似的方式，以狂热的、不怕牺牲的急躁心情去工作。
　　如果说我现在摆脱了‘强迫欲’，那么原因不在于懶惰，而在于辛苦得来的信念，即某些事情简直不能用我们所能使用的手段予以强迫；我所赞成的是人们经常为我们的原则来工作，可是不必因此弄得精疲力尽。
　　由这个观点看来，我必须坦白地说：我担心，你不只是在一个方面搞垮自己。如果是我弄错了，那末这对于事业大有益处，而我是高兴的；但就我对于事情所能判断的来说，我现在不了解，你将如何长久地继续你的鼓动以至一切公开活动……”

　　最后他说明，事情是这样的，他必须把他的鼓动活动或者他的业务职位辞掉一个。
　　后面的话无疑是对的，因为在这些年来有大批党员同志已到了与瓦尔特希相同的地步。如果我们的敌人在今天还常常提起，比如说在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中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那就是因为，凡公开为社会民主党服务的工人立刻就被开除了。他或是沉默，或是在党需要宣传员、编辑、行政人员时，给他一个位置。党内独立的工商业者的遭遇就更加恶劣。我们的敌人常常诉说社会民主党的恐怖主义。啊，这些伪君子！没有人比他们实行更恶劣的恐怖主义了。我十数年来看到多少杰出的党员同志由于敌人的恐怖手段而流血至死。
　　比如说，这里有尤·莫特勒，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人，当他在一八六七年参加选举鼓动的时候，他在一个工厂的账房职位即被解除。为了不使敌人称心如意和在敌人面前撤出阵地起见，他在克里米朝设立了一个纺织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兴旺了几年。但到一八七〇——八七一年的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态度惹得自由主义者极为忿怒，他们停止了对合作社的银行贷款；合作社不得不暂缓付款。现在，莫特勒牺牲他的全部財产，尽可能来满足债权人。他此后参加了莱比锡印刷业合作社的管理工作。由这类事件也可以说明一种现象，即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的议员和领袖之中通常有这样多烟叶商、纸烟商和饭店主人，他们所以必须从事这些职业，是因为这是被解除工作的党员同志维持生活的差不多唯一的办法。我自己在二十五年的工商业经营中，什么剥削顾客和社会活动与营业之间的利害冲突，我都不得不容忍。
　　我有几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朋友，对于我在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不能理解，一再认为我是个傻瓜，为工人牺牲自己。他们认为我应当为资产阶级工作，关心地方事件，做兴隆的生意，并且不久就可以当上个市参议员。这是他们的最高理想。我付之一笑，我的志向不在那方面。
　　我怎样能胜任这种沉重的工作负担（从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二年，是我生平工作最忙的时期，虽则我直到今天从来没有缺少工作），也许很多人认为是个谜。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谜，因为我也曾同疾病斗争过很多次。我那时身材瘦小，两颊凹陷，而色苍白，参加我们婚礼的我妻的女友曾说：“可怜的人，她跟他不会长久的！”
　　幸而她们的话没有应验。

^[1] 议员免费乘车在一八七四年才实行。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