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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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私事

　　对于一个在公众生活中同成群的敌人作斗争的人，站在他身旁的是怎样的一个妻子，不是无关轻重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她可能是他的事业的支持者和鼓励者或是一个累赘和障碍。可以说我是幸运的，我的妻子是属于前一种类型的。我妻是莱此锡—马格徳堡路线上一个路基工人的女儿，当我和她认识的时候：她的父亲已经去世。我们结婚以前，她是莱比锡一家装饰品店中的女工。我们在一八六四年秋季，她的慈母逝世前不久订了婚，并在一八六六年春季结婚。我对于我的婚姻从无遗憾。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她更为多情、更舍己为人、更随时乐于自我牺牲的妻子。我所以做了我所做的事，首先是只有在她那不倦的照顾和乐助之下才有可能。她尝到了许多艰苦岁月的滋味，到最后，较宁静时期的阳光才照临她。
　　一八六九年一月，我们生了一个女儿，这是我妻在苦难时刻一个幸福的源泉和安慰。在她出生时还有个有趣的事情。在当天的上午我坐在房中的写字台前，极兴奋地等候着所盼望的事情，那时有人敲門，在我说声请进后，进来一位先生，自己介绍是阿尔贝特·特雷格尔律师。特雷格尔的名字我由他在《凉亭》杂志上所发表的诗和他的社会活动早已知道。在彼此问好以后，特雷格尔惊奇地说：“您原来还是个年轻人，我以为您是一位年老的、纳福的先生，放下自己的事业而以从事政治为娱乐的。”我围着一件通常的绿色旋工围裙站在他的面前笑着回答说：“您看，您错了！”于是我们谈起来，直到我听见隔壁房间内所期待的婴孩哭声。现在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很简单地把情形告诉特雷格尔，于是他向我衷心地祝贺后离去。以后过了几年，特雷格尔也进入国会，我们成为同事，虽然我们各有原则上不同的立场，却仍为好友。
　　我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还有我的婚约使我觉得愿意在莱比锡长久居住。萨克森在一八六三年固然已实行营业自由，但如果“外侨”，就是说非萨克森人，要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必须先取得萨克森籍。这在当时需钱很多，而且同时也须有一个地区准许入籍。但是我缺乏资财来独立经营和入籍。入籍连同在莱比锡取得公民权共约需一百五十塔勒，我由家里估计约可得三百五十塔勒。不料一八六三年底，我的师傅借口他已没有工作给我做，把我解雇，于是我被迫独立经营。实际上是因为他听说我要想独立经营而将我解雇。所以他是想把一个同业竞争者排斥开。于是我往维茨拉把所有能变现款的东西都取来。而后在城市中心租了一间作坊房子，这间房子在一个商店院内，是刚由一个马厩改造成的车间。这座房屋简陋得连个烟囱装置也没有，我为完成这个装置，只好违背一切警章，把炉管由窗子通到院里。因为我那一点点资金像日光下的奶油那样融化无余，我只得把这个大房间兼做卧室，这在寒冷的冬夜把我冻得可怜。为暂时避开入籍手续，我用一个相好的本地市民的店名开张做我的生意，直到一八六六年春季为了结婚，我才借债把入籍的事办妥。若迟二年，将因北德意志同盟的立法，我可以节省许多费用。
　　我的生意以最小规模开始，由一个学徒协助。起初，我常常连日连夜地工作，就是说三十六小时连续工作，为的是能够供应订货。几个月后，我可以雇一个帮工了。但当我一八六七年二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在我离开的期间必须准许我的帮工了解他平时所得不到的生意情况，他在我回来后，就向我辞职而去独自经营。后来我同一个以往的同事谈这事时，他冷冷地说：“这是你咎由自取，你为什么给他工资，使他可以积蓄钱呢。”这个“庞大的工资”当时是每星期四塔勒半，较其他作坊高半塔勒，而且在我这里每天工时是十小时，在別的作坊是十一小时。
　　此外，我彻底了解了做小师傅的痛苦。货物必须用长期赊欠的办法交出去，而帮工和学徒的工资、伙食和自己的生计却必须每天、每星期支付。钱从哪里来呢？我为了得到现款，把我的货物以只较成本稍高一点的价格售给一个买卖人。可是我在每星期六去取钱的时候，我得到的尽是肮脏的纸币，由于当时莱比锡同屠林根各小邦往来，这种纸币泛滥于莱比锡。这些小邦，每个都彻底利用它的造币权，使纸币充斥市场。不过这种纸币，一般也收也付，当作流通货币使用。同时，我也常收受任何一家工业企业未到期的联票，或者是摩尼教徒所打造的杜卡特金币，我按三塔勒零五格罗申收进，我必须到银行去兑换，则往往只得到三塔勒，有时还要少些。所收的联票也是这样。我对于这种付款情形非常生气，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把拳头伸到衣袋里，下一星期照旧送货和收受同样的款项，因为不管怎样，我总需要现钱。
　　我的社会活动渐渐激起企业家反对我，拒绝向我订货。这就是抵制购货。如果我不是在别的城市找到一个小小的顾主界来推销我的货品（牛角制的门窗拉手），那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就会被迫破产了。更糟的是在工作本来就少的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战争时期。当我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冬季同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遭到一百零二天候审拘留的时候，有一天，我妻叫人通知我说，得不到一件工作而每星期仍须支付帮工和学徒工资。这是个使人痛恨的情况。可是不久就好转了。和约一缔结，繁荣时期就开始，继续到一八七四年。订货的不招自来，顾主只要能订到货鼠則就满意了。到一八七二年春季，当我同李卜克内西同在胡伯图斯堡受二十二个月要塞禁闭，随后我还有九个月徒刑的时候，我就能够把生意和一个领工、六个帮工和两个学徒留下来。当然没有赚钱，虽则我妻在这岗位上是干练的。商业通信由我在要塞以及监狱中办理。到一八七四年情形又恶劣起来，当时随着商业恐慌，我的出品因竞争者用工厂方式生产而衰落下去，而且在价格上我以手工制造不可能与之竞争。我曾想到放弃生意而就党的一个职位。这时凑巧找到一个党员同志，即柏卡市（魏玛附近）的商人斐辿南·伊斯莱勃，同我合伙，他既有资金而且具有必要的商业知识，并且不久就很可佩服地学会了必要的工业知识。一八七六年秋季，我们设立了一个用蒸汽动力的小工厂，现在也把该项出品用青铜制造，因此我们不久就获得了好的名声。在开始时，因为危机仍很厉害，我们作了艰苦的奋斗。我现在的主要活动是寻觅顾主并作业务旅行，所以后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能够为党做很多工作。此后，在一八八一年，根据所谓小戒严，把我由莱比锡驱逐出境，这种驱逐又一年再一年地连续下去。我在这中间又曾屡进监狱，到一八八四年秋季我解除了合伙关系，专做业务的外勤工作。我觉得我已不能再对我那富于牺牲精神的同伙负责，不能再去分享他为之操心并担任主要工作的营业的有限利润。此外，我因为长久离开莱比锡，对于生意内部的动态也越来越生疏了。于是我在一八八九年又把外勤的职位放弃，从现在起全力从事写作，由此我与斯图加特的友人亨利希·迪茨取得持久的业务关系。
　　此外，我在上文曾说过，人们常常把我这个人臆想成完全另一种形像。我们——我的合伙人和我——曾多次为这好笑。他的外貌正像人们对我的想像。他是一个高大强壮的人，红头发，红胡子一直垂到胸前。所以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认识我的人到账房來找我谈话的时候，就直向我的合伙人走去。这种混淆常使我们大为开心。有一次也使我好笑，有一天，我因业务旅行到了杜宾根，同几个熟人在酒馆告別的时候，我后面一个杜宾根居民用纯粹斯瓦比亚的方言吃惊地说：“什么？这个小个子是倍倍尔？”——像这类的情形我时常遇到。就是早年也不少见，在火车中，旅伴们谈论我，而料不到我就坐在他们中间，静静地听着。有时所听到的简直是强盜故事。
　　并且人们不仅讲一些我的“强盗故事”，而且更多的人把我看做“强盗首领”，当做一个想毁灭一切的人物，敌人报纸的描写对于这种想像有不少的贡献。我曾多少次在我所参加的聚会之后听到人们惊奇地说：“倍倍尔原来是一个很正经的人。”我必须把这看做一句恭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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