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纽伦堡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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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纽伦堡前进

　　一八六七年七月，经过长久的协商后，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诸邦之间订立了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关税和间接税比率的规定应由一个所谓关税议会来评议，这个议会是由北德意志国会议员和南徳意志四邦特为这个议会选挙的代表所组成。巴登政府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者一样，愿意完全加入北德意志同盟，但为俾斯麦所拒绝。南德意志的八十个议员参加到国会里去，只会使普鲁士政府陷入窘境。关税议会代表的选举法同北德意志国会的选举法一样。但南德意志的人民党的大部分，尤其是符腾堡的人民党，拒绝参加选举，虽然一八六八年二月李卜克内西和我在班堡的一个会议上曾竭力阻止达样一个无意识的、只能意味着临阵脱逃的决议。符腾堡的大部分工人协会也遵行人民党的口号。另外一部分则参加选举，并且因为人民党也陷于分裂，竟能让很多民主主义者通过关税议会的选举。当时在政治上分为两半的黑森则不如此。上黑森属于北德意志同盟。莱茵黑森和斯塔尔肯堡是独立的，并且现在选代表到关税议会。李卜克内西和我在选举鼓动中支持南黑森民主主义的候选人，并为他们召开选举大会。开这样会议的时候，我们有一次也来到达姆斯塔德的路易·毕希纳（《力量和物质》的作者毕希纳）的家里，在那里李卜克内西认识了他未来的第二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一年前死去了。李卜克内西在这次选举战中唯一的战利品就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此外，我们是战败而归。民主主义的候选人在美因茨和达姆斯塔德都失败了。
　　那时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有一大部分工人协会同人民党共同鼓动实施民兵制度，因为这是有关两邦的新军事编制的。符腾堡政府同议会商妥把服役期订为十七个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点成就。巴伐利亚议会的军事法律委员会在著名统计学家科尔布的影响下，宣布服役期只有九个月，并决议裁减四个骑兵团。这个成就因德法战争和南徳意志诸邦加入帝国而化为乌有。
　　在萨克森，因为新的选举法将要付诸实施，我们就鼓吹赞成与选入国会同样的选举权。我们固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比起以往的情况，实际上有所改善。中央还促使各工人协会反对舒尔采—德里奇向北德意志国会提出的关于合作社私法地位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远远落后于萨克森现行的合作社法。其他的鼓动工作是反对关税议会所计划的烟叶税和煤油税，反对在北德意志国会提出的一个工商业条例的法律草案中一系列的反动规定，关于这我曾在《工人之声》的一篇文章中加以阐明。
　　在中央的我们都明白，工人协会朕合会中的政治分歧不容再持续下去。我们在格拉取得权柄之后，我决定最好地利用这局势。不管对于联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首先必须制定一个固定的纲领。自一八六七年九月以来由瓦尔特希充任主席的德累斯顿工人教育协会，响应我们的这种见解，并提出一个这方面的建议。艾希尔斯多夫尔由南徳意志鼓励同样的思想。
　　我在一八六八年四月十八日答复他说，我们讨论了纲领问题并且作出了赞同的决定，即使在联合会中因此引起分裂，我也并不认为是不幸。首先询问宗纳曼，他是否愿意提出一个纲领草案，他拒绝了。于是我们请求罗伯特·施维舍尔（他由汉诺威迁居莱比锡并协助李卜克内西编辑《民主周刊》）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来拟订一个草案，并在下一次联合大会上作关于这个草案的报告。我们得到李卜克内西的同意来推选施维舍尔。在还要争取仍在犹豫的协会代表的情形下，施维舍尔的温和性情较之李卜克内西的激烈性格要好些。
　　屮央要想在下次联合大会提出纲领的消息一传出去，自由主义者所领导的各协会里就掀起了巨大的骚动。首先是南方和北方的自由主义报刊对我们肆行攻击，并企图煽动各协会来反对我们。各方面纷纷来信向我抗议和警告。纽伦堡工人协会的主席（首席教师勒格纳），给我们的措施想像出一切可能的动机，如我们想用在协会中的措施来弥补我们在国会和关税议会中的“失败"，对普鲁士的仇恨指导着我们的行动等等。我们要犯错误，我们要遭到失败。我回答说，正是在以往北德意志国会和关税议会的讨论中表明：必须如何大大重视工人用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有力地参与政治。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是不可分割的，是相辅相成的……就工人本身利益而言，他们必须是民主主义的……以往联合会中的暧昧态度不能再继续下去……他（勒格纳）说，现在，当国家资助和自助之间的尖锐对立渐渐消灭，并且两党已趋于接近的时候，不应当拿一个新的引起争端的东西投入其间。我回答说，纲领的目的正是要表现这种接近……对立不是用缄默而是要用坦白的讨论来消除的……可能，我们在联合大会中遭到失败，但不能阻止我采取所计划的步骤。我本来占少数，但经过重新努力而达到多数，这在我已不是第一次了。我只记起，我的直接选举主席和中央的建议，从一八六五年就遭到反对，到一八六七年竟告胜利……我也同鄂尔敦堡的工人教育协会主席作了长久的辩论。我向他解释，我们认为一个纲领是有必要的，以便使人人都知道联合会的立场，特別是中央和编辑部要知道如何才符合多数派所愿望的管理。我们时常感觉到缺乏一个清楚的立场。一方面我们做得太过而另一方面则又不及。我确要承认，如果协会中的多数派拒绝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那么，中央和萨克森协会的多数派就要考虑，是否还要隶属于联合会。
　　为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我现在向那些我认为可以同意我们的计划的一切人展开广泛的书信鼓动。但因联合会中许多人物的立场连我也不清楚，我几次去求他们，他们却声明对我不同意。这固然是可恼，但并不能改变最后的结果。
　　在这中间，摩里茨·穆勒在普佛尔茨海姆提倡创设工会，并倡议废除博士和教授们对各协会的领导。我在七月十六日答复他说，我同意他的关于行业组织的思想。德意志的印刷工人和卷烟工人已经效法英国工人的榜样，现在莱比锡的鞋匠和徳累斯顿的订书工人也来效法英国工人的榜样。关于工人协会领导人应由工人队伍中选举，我也和他的意见一致。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博士和教授做领导，照例是一无所成的。
　　七月初，我写信给约·菲·贝克尔，请他原谅我迟迟答复他的信。纽伦堡的联合大会使我们兴奋起来，我不知道工作应该先从哪里下手。我竭尽一个人的全副力量来鼓动，希望能有效果。反对党也奋其全力，只是可笑的是，他们认为我们将向联合大会提出我们的开姆尼茨纲领。反对党如果看到最近一期的《工人之声》报，看见我们建议接受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他们就会吃一惊了。
　　贝克尔认为，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参加以他为首的国际日内瓦德国人支部。我在七月十六日答复他说，这只能由联合会本身參加。强迫各个协会作为基层组织去参加，而且交纳全部会费，那是不行的。各协会还有它们当地的需要占用它们的力量，所以要想使运动免于涣散，就不应消耗它们的力量。我打算提议，联合大会声明赞成国际的宗旨和目的，并努力同它作最紧密的结合。我盼望能很快地由他那里知道，怎样才能最好地去实现这结合。希望他或其他中央委员能到纽伦堡来作报告，同时可以证明一切国家的工人都是互相连属的。参加纽伦堡会议的人将十分踊跃，这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辜负高尚的人们为它流一把汗。
　　在附言中我提到，我们方才举行一个中央会议，在会议上关于与国际的关系取得了愉快的一致。下星期会作出明确的决议，得到有利的结局。一旦纽伦堡的决定掲晓，民族自由党的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的一部分协会被分离出去，我们或许必须将《工人之声》报停刊，因为它所需要的补助费过多。然后自然会把《民主周刊》相应地扩充为联合会机关报。
　　我们也再把国防问题列入联合大会的议程，这问题虽然按我们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就要求彻底处理，但一直没有彻底处理。我建议提名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朗格来作报告。中央理事会同意这个建议并委托我邀请朗格，我待別期望他的莅临纽伦堡在纲领问题上也可以发生对我们有利的影响。我当时写给朗格的信承埃里森（他曾出版一本朗格传记^[1]）代为转递给收信人。信里说道：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莱比锡

尊敬的博士先生！
　　久欲与您通信，但可惜为各种工作所累，未能如愿。现在受中央理事会同人委托，有所请求，因而执笔，更觉欣幸，如蒙惠允，是所至盼。
　　正如您由《工人之声》报上所充分知道的，我们在为下次联合大会作准备。议程各项目中，有由波斯内克所建议并经我们完全赞同的国防问题。您知道，这个问题曾多次列入联合大会的议程上而终未得到讨论。在上次联合大会上还以各种小手法把这个重要问题列为议程的最后一项，结果在当时并未经任何讨论就作了个一致通过的软弱无力的决议完事。
　　我们决定并已经采取措施，在下次联合大会上不让这个日益迫切的问题再从议程上划掉，而要把它变成一个主要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极需要一个适当的报告，于是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认为没有人能够比您（不是恭维话）再好的了。
　　我因此受中央委托，诚恳地请求您来作有关国防问题的报告。
　　联合大会地址无论如何总是选择南德意志的城市，或许是纽伦堡，时间我们希望是九月六、七日，旅费当然由联合会账房开支。我们极恳切地请求您，不要拒绝我们的请求。除国防问题外，议程上还有其他各项，您的莅临和您的有力的一票对于这些是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
　　我们，如您所将要知悉的，还把纲领问题列入议程，因为我们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德意志工人协会应声明它将来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要采取什么立场。我们知道，这将带来艰苦的斗争，可能、甚至很可能发生分裂。但是我们并不以这为不幸，因为我们宁愿要十个坚持信念的协会而不要三十个动摇的或者作了哥达帝制派和资产阶级的尾巴的协会。
　　我们在萨克森将竭力使我们的协会都出席，如不能派代表，就用委托的办法，我还要向別处发出同样的要求。
　　我估计定会胜利，若办不到，那么我们自己立刻就地着手创设社会民主工人同盟。目前的分裂，使人束手束脚，不能继续管理下去了。
　　由倾向哥达派的协会的各种函件可以看出，人们如何害怕讨论政治问题和深入的社会问题，人们想尽一切方法来阻挠这种讨论；所以我们的人就更有必要人人都作好准备。
　　由萨克森前往参加的著名党员同志有：格尔曼、李卜克内西、莫特勒、施维舍尔等。我也要邀请奧地利人、瑞士人和国际工人协会；同国际工人协会相结合，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在我们肃清自己家园之前，是不能作此想法的。
　　我所收到的由纽伦堡来的私人信件，表示一种怀疑说，克莱麦·冯·都斯力图插手其间，可能暗想窃取工人协会的领导权。这种思想很大胆，实现大概不可能，因为即使是民族自由党的协会也不至于把它们的票投给一个政治和社会立场正与工人利益相反的人。还有人谈起，他（克莱麦）有意邀请巴伐利亚的商业部长冯·施略尔参加工人会议。如果真有这事，施略尔来出席，那确也无妨，他必然要尝些苦头。^[2]无论如何，这个怀疑表明，巴伐利亚的进步党先生们在酝酿点什么，要使这些人碰一鼻子灰，对您也会是件开心事。
　　我们在萨克森把运动进行得极为顺利。工人协会、民众协会像雨后春笋-样生长出来，在我们的选区内没有一个较大地方没有设立工人协会或民众协会的。个別城市如兹维考、克里米朝等，在所有邻近乡村中也都设有分会，并且在农民中也有不少的会员。相反地，整个资产阶级，除少数个別例外外，都仇视我们，这自然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所遭遇的唯一不幸是党十分缺乏财力。一切都是一分一角地凑起来的。由此您可想见，譬如说，到我们能创设我们的周刊时，要费多少力气。不过周刊倒有了个好基础（我们现有一千二百个以上的订户），由此我们才能保证有了把党团结起来并促其成长的工具。
　　格尔曼负责合作社方面，他把消费合作社当作嗜好，并把它们组成一个联合社。我们自然努力使这些人切记：要促进他们的经济利益，这还不够，要用这种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可想像的，有必要并且有义务去从事政治方面的活动。并且我可以向您保证，在消费合作社方面，我们的‘头号鼓动者'并不少。
　　我能奉告的还多，但一方面我缺乏时间，而且还希望，在下次联合大会上必定可以会面。我确实渴望能与您作数小时的谈话。请不要以不能前来而请原谅，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希望立即赐复并致友谊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我在七月五日接到朗格对于这封信的答复：

“亲爱的倍倍尔先生！
　　我十分抱歉，使你不明真象。但我最近几个星期的生活是，白天出去到苏黎世为宪法委员会作报告，夜晚在这里为一个日报和一个周刊工作。我的股东和同事充当宪法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很多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时时刻刻都为国家做许多事，把编辑工作还兼照料一个相当大的商店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了。所以我只能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顾到通信。遗憾的是，在新宪法完成之前（如能在今年完竣，我们就满意了），不能有把握地支配我的时间。其间固然有几个月的休息；只是我还不能确知是在什么时候，所以非常抱歉，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我也不能承担。如果我的时间许可，我还要到纽伦堡来，我这方面也同样渴望能再见那么多的能干朋友——可惜一部分处在分离的阵营里。”

　　朗格没有来。
　　不出所料，联合大会由大多数协会选定纽伦堡为会议地点，参加者异常踊跃。计九十三个组织单位，有一百一十五位代表。此外，应邀的来宾中有，国际总委员会代表^[3]爱卡留斯（伦敦），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代表奥伯温德和哈同，瑞士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代表奎克和格罗伊里希，苏黎世的德意志共和主义协会代表拉顿道夫博士（苏黎世，以往柏林监狱中的犯人），国际在日内瓦的德意志支部代表海格尔（班堡），国际在日内瓦的法兰西支部代表毕台尔，德意志人民党委员会代表布律克曼和尼特哈迈尔（斯图加特）。联合大会代表中有一个巴登协会的代表雅科布·维涅德，他作为科伦的考贝斯^[4]通过亨利希·海涅而有了一定的名声。还有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奇尔希纳博士，是受希尔得司海姆织工协会的委托来参加的。奇尔希纳可以说是第一个敢于由全德工人联合会飞到我们这边来的燕子。这在约·巴·冯·施韦泽的心目中简直是一种罪行。奇尔希纳后来也被选为受托人。联合大会的主要讨论在有历史意义的市政大厅中举行，纽伦堡市政会所以让与这个大厅，是希望自由主义派得到胜利。这个希望却成为泡影。大会由我致欢迎外来代表的开幕词，然后选举主席。九十四票中我得六十九票，勒格纳（纽伦堡）得二十一票，分散的四票。因此，决定支配会议精神的抉择就定了下来。第一副主席由勒文施太因（佛尔特）以六十二票当选，第二副主席由比尔格尔（哥平根）以五十九票当选。敌对派全军覆没。它还想尽可能在排定议程上设法挽救；它要求把纲领问题从议程上取消。因此发生激烈的争论。由许许多多方面发出“绝不妥协”的呼声，于是以大多数的同意决议接受全部议程。
　　大会讨论进行得很好。纽伦堡会议是我所参加过的最好会议之一。我作中央行政工作报告时声明，新组织表现得极好，比起以往来，联合会是辉煌地屹立着。联合会所属各协会约有会员一万三千人。维涅德企图用一个说明理由的议程来取消纲领问题，未能如愿。纲领的讨论是在大家极感兴趣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后结果，纲领以六十九票（代表六十一个协会）对四十六票（代表三十二个协会）通过了。少数派对这个决议提出抗议，他们离开会场并且不再参加讨论。他们企图用德意志工人同盟的名义创立一个新的组织，没有成功。这些协会失去一切政治意义，从现在起只不过作各种自由主义党派的附属品而已。
　　所通过的纲领是：

　　“纽伦堡的第五次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大会声明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下列各点：
　　1．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得平等的权利与平等的义务，并废止任何阶级统治。
　　2．劳动者在经济上从属于劳动资料的垄断者（唯一的占有者），是一切奴役、社会灾难、精神堕落和政治依赖性的根源。
　　3．政治自由是取得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社会问题是与政治问题分不开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条件的，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才有可能。
　　此外，鉴于过去为达到工人经济解放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直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缺乏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没有统一的亲密联合，总是遭到失败；劳动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包括一切建立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际上和理论上实行合作，所以第五次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大会决定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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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伦堡工人协会联合会关于纲领的决议，使人对于今后各协会站在哪个阵营不再发生疑问。虽然如此，九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斯图加特召开的人民党代表大会上多数派做得好像双方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一样；而且他们竟声明同意在纽伦堡所作的关于纲领的决议，同时并特別提出纲领所强调的国家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可分离，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自由的实现是互为条件的。并且对于约翰·雅可比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柏林所作的纲领讲话，他们也声明同意。
　　这种程度的见识是一八六八年以后人民党的后继者所完全丧失了的。尤其是出席于纽伦堡的尼特哈迈尔律师（斯图加特），努力于达成更广泛的合作。他认为民主党如欲完成其任务，必须提高为社会民主党。他若不是早年暴病（中风）死去，可能在后来完全加入我们的队伍。
　　除尼特哈迈尔外，首先是宗纳曼拥护这次决议。宗纳曼绝不愿断绝工人协会和人民党之间的关系，对于纲领虽不热心，但在纽伦堡还是予以赞成。现在对他很关重要的是使人民党全体大会批准他在纽伦堡的行动。
　　少数派的退出，破坏了联合大会的议程，因退出者之中有各种问题的主讲人。宗纳曼的关于创设一个应由国家监督的养老基金的报告，遭到反对，所有的发言人，特别是瓦尔特希，认为全部工人救济事业应由团结在中央集权的职工会中的工人来管理。
　　瓦尔特希和海·格罗伊里希所建议的与此有关的决议一致通过，决议说道：

　　“考虑到为工人设立的普通养老金，如听凭现存国家来管理，就会使工人不知不觉地对现行国家发生一种保守的兴趣，而这种国家是工人绝不能信赖的^[5]；
　　考虑到疾病和死亡救济金以及养老基金，根据经验，最好能由同业工会创设和保管，第五次联合大会决议，委托联合会成员，特別是中央，努力使在中央集权的同业工会中的工人联合起来。”

　　格尔曼（莱比锡）作有关疾病救济基金的报告，报告总括为下列决议：联合大会向联合会所属单位建议，由地方代表组成一个同业会，这个同业会，第一，有个好的金库组织，充分的自治，把这些再按职工会组成联合会，并在适度的机关报上讨论救济金有关事项；第二，争取在工会金库内部自由流通并按银行方式经营疾病救济资金，此外还有第三，也促使仆役和女工创设从来没有的这样的金库。
　　会议的下一步是由施维舍尔作有关间接税的报告，李卜克内西作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为考核中央的业务实施情形而设的委员会，对中央致以高度的赞扬。虽然工作负担大大增加，书籍和公文却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对中央应致以最热烈的表扬。这一个业务年度工作的物质报酬是五十七塔勒四新格罗申。选举主席时我在五十九票中得五十七票。因此，下年度莱比锡仍掌握领导权。
　　当选为受托人的有，比尔格尔（哥平根）、瑞茨（斯图加特）、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龚采耳（斯派尔）、宗纳曼（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史图特曼（吕色斯海姆）、奇尔希纳博士（希尔得司海姆）、海曼（科堡）、莫特勒（克里米朝）、克劳塞（穆耳森，即圣雅科布）、布莱麦尔（马格德堡）、瓦尔特希（马克荪，德累斯顿附近）、考比茨（德累斯顿）、奧伯温德（维也纳）、勒文施太因（佛尔特）。受托人中代表北德意志的不多，其原因在于北德意志各协会的代表除少数例外，都是属于反对派的，而且各协会已声明退出联合会。
　　工人同盟组成后，发表了一篇宣言，其中对纽伦堡联合大会提出激烈的控诉，并且不乏诬蔑和捏造。于是我在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第四六期《民主周刊》上发表一篇长的声明作答，来驳斥它的攻击。在敌对的宣言里说，我们要想引诱工人站在“社会—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关于这点，我说：“社会—共产主义的”立场是个奇怪的立场；这只是两个辞，却包含着：第一，愚蠢，第二，谎言，第三，诬陷。我所以认为这里面有诬陷，因为他们想以共产主义一辞不仅使业主，也想使工人怕见我们。“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等辞已不敷用，工人和雇主对此业已见惯。这些人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全无可怕之处，所以必须把共产主义一辞拿出来，为的是让那些市侩吓得要死。
　　纽伦堡联合大会的决议为运动创造了新的形势。施韦泽以前在他的导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几次三番向全徳工人联合会成员宣告它为小资产阶级党，尤其喜欢称呼萨克森的人民党为小资产阶级党，虽然他明知道党内的资产阶级成分占极其微小的少数，但现在不能再这样说了。无论如何，党内的资产阶级成分并不多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像李卜克内西于次年春季在爱北斐特全德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上当面对他说的而且也是他点头承认的。他几个月后派到萨克森来攻击我们的鼓动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其中的一人（列·施·，后来成为公会会员，今天是正式任命的鞋业公会的首领）事后说：“施韦泽把我们骗苦了，在我们所举行的拥挤不堪的大会里，我们所看到的，除了工人还是工人。”他还可以加上一句：“我们的成绩等于零。”李卜克内西和我几乎在他们所举行的每个集会中都跟踪着他们，并且使他们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
　　现在已没有争论，在萨克森的人民党和工人协会联合会内部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站在国际的立场上。因此，纽伦堡会议及其结果也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留下个印象，使他们对施韦泽产生深刻的怀疑。这种作用表现在下一年度。如果当时全徳工人联合会的领导是适当的人，则抱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的团结立刻就可以成为事实。运动就可以避免这七年之久的互相斗争的损失。
　　纽伦堡联合大会后不久，柏林的工人协会（它的主席克瑞布斯在联合会的整个争执中态度暧昧）发生激烈的争论，其结局是相当多的少数派退出协会而成立一个声明赞同纽伦堡纲领的民主工人协会。新协会的创办人中有，包斯、哈文尼特、卡尔·希尔施、约纳斯、保尔·辛格尔、文采尔。后来加入的有麦茨纳、米尔克和亨利希·孚格尔，他们或是由全德工人朕合会自动退出或是象孚格尔那样被开除出来的。这协会面对着拉萨尔派，在柏林处于困难的地位；拉萨尔派讽刺它是没有军队的军官的协会，这话还不算完全错。但是军官也会办点事，并逐渐地把所缺乏的队伍成立起来。
　　工人协会联合会的弱点在于财力薄弱。联合会虽有会员一万人，但每人每年一格罗申的会费是不能办多少事的。人们除为本地捐款外，忘记了对联合会作更多的贡献。在这方面全德工人联合会胜过我们。因此，我们在中央的人郑重地想到以改组来补救。当施韦泽宣布要往萨克森和南徳意志作大鼓动旅行，并为此指定相当数量的鼓动人员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就更加讨厌。要作抵抗，首先要求我们这方面出钱，可是我们没有。《民主周刊》自一八六八年十二月起成为联合会的机关报，也需要巨额津贴。我们用手中仅有的十塔勒把它创刊了，随后又陆续增加了些小额款项。后来常以同样的“财政基础”创设各种党报。据计算，这些报在第一期就会破产。但是为报刊甘愿牺牲和对报纸的热情是无限的。领导人员当然必须满意于对他们所做工作的那少得可笑的报酬，他们早就这样做了。今日党内的一辈人不晓得当时的贫困景况和无酬效的要求。譬如，李卜克内西作为《民主周刊》的编辑，月薪只有四十塔勒，后来充当每星期出版三期的《人民国家报》的编辑，每月六十五塔勒。一八六九年，以每月二十五塔勒录用赫普纳；我为《民主周刊》写工人栏是没有报酬的，主持报纸发行事宜，我每月得十二塔勒，我还须供给发送报纸的场所。到了一八七〇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放弃了这种工资。当时人们不知道加薪这回事。例如，当一八七八年《人民国家报》的后身《前进报》根据反社会党人法被扼杀的时候，李卜克内西还是拿同九年前一样的工资。可是这中间他的第二个妻子已生了五个小孩，其中最大的当时还不满十岁。在财政方面，我们现今与以往相较（因为我在这里关于工人协会联合会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已成了个资产阶级政党。
　　可是党总是有好运气的，所以我常同朋友们说笑话：“若是有个上帝，那它一定是很喜爱社会民主党的，因为每次遇到最大的困难，救星总是立刻到来。”在当前情况中，救星来自我们意料不到的方面。我正在向一位来访的我们外地的受托人诉说我们的经济困难，邮递员送来了一封挂号信。寄信人是苏黎世的拉顿道夫博士，一八六六年我在法兰克福认识他，又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见过面。他信上写着，由他和他的友人管理的信托基金，即所谓革命基金中，拨三千法郎供我支配，我可以分三期收取，并将使用情形向他报销。谁会能比我更加幸运？我高兴地跳起来，并且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那个愕然相看的朋友。后来在莱比锡叛国案中也发挥了作用的革命基金（关于审理该案的酝酿经过，其要点以后再述），曾多次把我们从困难里救出来。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对于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有关土地问题的决议和一八七〇年战争的态度，同拉顿道夫及共同伴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个来源断绝了。
　　施韦泽在萨克森为反对我们所布置的鼓动并无结果；在南德意志，成效也只是微乎其微。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他的鼓动人员在南徳意志也遇到我们协会的工作人员。但是显而易见，这种斗争使两党中的情緒越来越激昂了。

^[1] 《弗里徳里希·阿尔贝特·朗格》，是埃里森著的一本传记，莱比锡一八九一年版。一本值得介绍的书。

^[2] 我在关税议会中认识了冯·施略尔先生，他是议会成员并在那从事反动活动。

^[3] 我给总委员会的邀请书如下：

　　 “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尊敬的先生们！大部分德意志工人协会有一个重要事项将临，特此函告。
　　九月五、六、七日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将在纽伦堡举行联合大会。列入议程的各重要问题中首先是最重要的‘纲领问题’，这就是说现在应该决定，联合会继续把现在的无原则和无计划的工作保持不变呢，还是按照坚定的原则和一定的方针进行活动。
　　我们已经决定采取后者，并拟建议接受《先驱》报第一期所载的国际工人协会纲领，以及参加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建议已经可以保证多数赞成，所以成功是无疑的。但我们认为，如果国际工人协会能为这个极需要您来关怀的会议派遣代表出席，就会给人以极其良好的印象。兹谨将我们的愿望和迫切的邀请奉陈，敬请派遣--位或数位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出席纽伦堡联合大会。
　　我们愉快地希望您应允我们的请求，并立即给予一个慨允的答复。保证派来的代表先生们得到友好的接待。
　　敬礼和握手。

　　徳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中央
　　主席奥·倍倍尔
　　莱比锡，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4] 维涅徳的笔名，海涅用它写成一首诗《考贝斯一世》。——译者

^[5] 很久以后，俾斯麦也声称，小额的退休金是使工人喜爱现存国家制度的最好方法，由此产生残废保险和老年保险的思想。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