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伯恩斯坦 -> 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八、拉萨尔在柏林的头三个讲演

《费希特的哲学》;《论宪法的实质》;《工人纲领》



  就在这时候,拉萨尔在柏林发表了三次讲演,其中的每一篇都具有重大意义。按时间顺序,最后一个是纪念会上的讲演:《费希特的哲学和德意志国民精神的意义》。这是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九日拉萨尔在由哲学学会和科学艺术联合会举办的纪念哲学家费希特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发表的。委托拉萨尔来作讲演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他在这些团体里所受到的尊敬。而拉萨尔也没有辜负这种信任。就结构和思想深度而言,拉萨尔的这一讲演是篇杰作。它用鲜明的形式说明了作为伟大的哲学三星(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之一的费希特的作用。在叙述费希特的思辨哲学时,拉萨尔赞扬了他的通俗哲学,赞扬他把思辨观念运用于时代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问题。他特别强调了成为费希特的演说和国家哲学论文的基础的民主内核。费希特曾宣称,德国人民的历史交给德国人民的任务是“自觉地创造其自身”,拉萨尔以满腔激情阐述了费希特的这一思想。在拉萨尔看来,这就是说需要建立德意志国家,如在这种情况下所采用的说法,以和德意志诸侯对立。他说,在德国这种公国不是真正的国家机构,而是“某种私有的和独特的东西,是在这些偶然的人民集合体中间进行统治的私有权,是涂着一层特殊的、为其所特有的神圣色彩的私有权”。(这就是分立的各邦。)这种权利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而我们从《既得权利体系》已经知道,拉萨尔对待那些其内容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的私有权的态度。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拉萨尔在其演讲的结尾中所说的意思:“当所有的钟都响亮地郑重宣布这种精神得到体现的那一天——‘德意志国家诞生的节日’到来的时候,这一天我们将真正地纪念费希特,我们将庆祝他的精神和现实的婚礼。”
  看来这个讲演没有得到听众的赞许,在这些听众中不仅有上面提到的两个协会的会员,并且还有带着太太的各种各样的宾客。他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隔壁大厅内的(从这个大厅内发出了摆设盆碟的碰撞声)盛大午宴。如果愿意,可以把对这一向德国资产阶级阐述了他们的崇高使命的讲演的反应看作是一种象征。
  在这里第二个引起我们注意的讲演是拉萨尔于一八六二年四月和五月在柏林的几个区联合会上作的《论宪法的实质》。同年秋和—八六二——六三年冬拉萨尔还在柏林这些区联合会发表了另一个讲演《现在怎么办?》,它是和上一个讲演紧密相连的。《论宪法的实质》这篇讲演是拉萨尔最优秀的小作品之一。虽然它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写的,但至今没有失去其意义。拉萨尔浅显而生动描述了国家宪法的实质。他用历史实例十分明晰地说明,制订出来的宪法只有表现出实际力量对比才会是富有生命力的。与此同时,拉萨尔也决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力量对比的概念局限于军事和财政手段的概念上。他指的是国内从事活动的各种力量的总和。除了政府的财源以外,他还注意到政权的深刻基础,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精神生活,——人民的没有组织的力量(如拉萨尔所采用的绝妙说法)。从拉萨尔的讲演可以看出,虽然与其说他是国民经济学家倒不如说他更像个法学家,虽然他常常使用抽象的法学语言,但他毕竟清楚地懂得法律和人民经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清楚地懂得,和人民经济生活根本矛盾的法权机关必然逐渐瓦解。拉萨尔以其特有的善于洞察事物本质的科学头脑,沉着地在其听众面前揭示了当时普鲁士宪制生活的性质。他说明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弱点和力量之所在(对普鲁士政府而言)。他指出,在这种环境下应当如何对待政府的军事提案。政府的目的不仅在于扩大军队,而且更想使之成为国家手中的驯服工具。当时,在政府和国民议员之间的宪制冲突还非常不明显的时候,拉萨尔已经非常明确地宣布说,这一切实质上只是实力问题,而政府及其机构在这方面的行动是如此地自觉,是如此地具有实践的敏觉性,这是人民那一方所完全没有的。“先生们,公侯那里尚有实干的仆役,不是光爱说漂亮话的人,但愿你们都是这样的人。”
  讲演就以这几句话作结束。它深深地刺痛了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至少在头一个阶段是宁可完全依据法律和政府进行斗争的。他们坚决反对必要时上街头去解决问题,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可是容克和军阀集团的机关报《十字报》却幸灾乐祸地欢迎拉萨尔的文章。国王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越是成为实力问题,则国王也就必然在整个城市资产阶级倒向自由主义一边的时候,更多地投靠不大然而却是强有力的由教士、容克分子和军阀组成的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的体现者就是《十字报》。因此《十字报》—八六二年六月八日的社论竭力利用这一讲演,以唆使国王去反对议院中的自由主义多数派。
  当拉萨尔发表其第二篇讲演的时候,国王和议院之间的冲突已经爆发了。这时拉萨尔已开始探索,在这场对政府的斗争中必要时什么力量能给予国民议员以援助。他说,自然不能指望于武装起义。也许在春天拉萨尔还把它看作是外部冲突所可能带来的后果,然而到夏天他已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了。相反地他却更为强烈地把希望寄托于国际纠纷,虽然着眼点已有所不同。正如俾斯麦一八六二年九月在下议院预算委员会所直言不讳地说出的那样(即著名的铁血演说),拉萨尔预见到,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解决的德国统一问题必须在战场上解决。他建议议院采取的和政府作斗争的方案,就激进主义而论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他向下议院建议,只要政府不停止侵犯国民议会的预算权,那么就不客气地休会。换句话说,议院应当使其会议延期至政府作出让步时为止。拉萨尔接着说,自然,政府没有宪制也行,然而宪制的外衣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为本国广大居民群众所反对的政府对外也不可能是强大的,而如果向全世界公开地宣布普鲁士政府反宪制的财政经济,那么这就会在列强面前大大地损害它的尊严。那时候“在任何国际纠纷中,它都必然会碰到其他政府侮辱性的和无法容忍的钉子”。那时它的外交地位就会是难堪而不稳固的。拉萨尔指出,用不着顾虑这种指望政府遇到外交上的困难的政策会是非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如同自然科学家一样,首先应当考虑到所有起作用的力量,一切现存的力量。
  拉萨尔接着说:“先生们,在寂静的书房里的历史探索中,我多次无可辩驳地亲自证实了下面这一伟大的真理:假如政府间的相互仇视和敌对没有迫使它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去为进步事业服务的话,那么甚至很难设想,今天我们、以至整个世界将会处于多么野蛮的状态。”
  此外,德国政府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民族的真正危险。德国人民完成了伟大的文明事业,这是全欧的榜样。所以为其民族的继续存在而担心是毫无根据的。
  “因此,如果我们被卷进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那么在战争中我们的某些政府——萨克逊、普鲁士、巴伐利亚的政府——自然可能会垮台。但是,如同凤凰一样,在其灰烬中复活的将是不可摧毁的德国人民。而我们所感到兴趣的本来也只能是这一点”。说明真相,这是一切大规模政治行动的出发点,而与此同时,一切政治上的局限性却经常表现于隐讳和掩饰事物的实际状况。因而,决不能掩饰!坚决拒绝继续举行议院的会议,需要以此昭然若揭地向全世界说明事物的真实状况。政府顽抗得越久,那么,归根到底它们也就将遭到越为可耻的必然败局。而然后是,“不要有任何调和的幻想,不要和旧的专制制度作任何新的妥协!需要的只是:手掐着脖子和膝抵着胸瞠!”
  自由党及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翼根本就没有理睬拉萨尔的这一建议并且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它。同时,进步党的《柏林人民报》不指名地痛骂拉萨尔,显然,他们根本就不想和拉萨尔本人打交道。用来反对他的建议的论据是相当无力的。可以一眼看出,《人民报》不想触及当时事物现状中的某些问题。刚刚成立的进步党是个形形色色的人们组成的混合物,因而它不能奉行那种如果政府不是等待、而是实行新的强制的话就必需进行暴力反抗的政策。所以,直至一八六六年普鲁士的胜利大大地巩固了政府在国内的地位时为止,进步党只限于继续拒绝批准政府的预算。而自由主义分子把政府宣布在整个不断破坏宪法的年代给予他们以免罪权(豁免权)看作一种恩典。
  拉萨尔和进步党就其第二篇讲演所展开的这一争论,导致了他和诸如柏林《改良》这些资产阶级激进报纸决裂,这些报纸至今还为拉萨尔提供篇幅。拉萨尔在一篇短简《强权和法律》中曾谈及这一决裂。像他论宪法的第二篇讲演一样,这篇文章曾在苏黎世由迈耶尔和采勒尔出版社出过单行本。
  这时候(一八六二年春),拉萨尔在柏林发表了第三个讲演,它引起了更广泛的注意。由于柏林的检察机关,它导致或至少是加速了拉萨尔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的实现。
  这就是他的讲演《论目前历史时期同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这一讲演他以《工人纲领》为题出版过小册子。这是一八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在当时机器制造工人区奥兰宁堡(柏林城郊)手工业协会发表的,因此可能是对工人听众讲的。就其内容而言,是针对工人的。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讲演是论述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问题的。它指出,现代工人阶级是怎样由于机器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条件的改变而形成起来的,由于阶级地位,它代表着而且必然代表着新的社会原则,一切人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原则,废除一切特权的原则。拉萨尔说,这一原则要求以平等和直接的普选权为其实现的手段。人民应当永远把这一权利看作“自己不可或缺的政治斗争手段,看作其要求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条”。这一原则的道德内容是要求把社会生活建立在团结的基础上、在发展中一致和互惠的基础上。最后,这一原则要求把国家变成这样的社会,它“完全自愿地并最彻底地”实现至今只是点点滴滴地从它那儿夺得的极不完整的那些东西:它要求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全面实现人类所能达到的文明。和直接的普选权相反,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存在着凭资格投票的选举制,这种制度使选举权取决于财产或收入,而这种选举制的最恶劣的形式乃是普鲁士强制施行的三级选举法。关于赋税的立法也同样反映了现代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使间接税制度发展到前所未闻的程度,把国家的大量开支放在贫苦人民的肩上。然而,除此以外,资产阶级社会的特点还在于使任何权利都取决于财产。而工人阶级,——拉萨尔接着说,——力求铲除所有这些限制,工人们将因此而处在幸福的境地。凡是代表他们真正利益的东西同时也是推动道德发展的根本原则。因此,工人可以怀着个人的激情投身于历史发展;他可以坚信,这种激情越有力、越饱满地掌握了他,那末他就成为越有道德的人。工人应当充满这种思想。让它的崇高的道德严肃性掌握他们所有的人,让他们的生命无愧于它!“被压迫者的恶习,没有头脑的人无所事事的寻欢作乐,甚至小人物天真的轻率,——现在这一切都是和你们不相称的。你们是应当据以建立起现代教堂的山岩!”
  最后这段话是讲演的中心。并且可以说,在这以前讲演中还未曾用过如此优美、隽永的语言来赞扬工人阶级的使命。讲演自然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说拉萨尔在讲演的题目、以及在讲演的正文中经常提到工人等级,那么在这种场合他只是采用了当时流行的说法,对现代工人阶级的真正性质他丝毫也没有误解之处。拉萨尔当然知道,“工人等级不是旧的各封建等级意义上的等级”。他使用的等级这个词在这里和阶级这个词在意义上是全然相同的。只是在今天这个词才专门用来表示各种职业集团,如社会阶层或集团,例如常常说教师阶层、医生阶层、商人阶层[1]等等。但在拉萨尔那儿,这个词的用法含有另一种性质。通常拉萨尔是非常严格地选用合适的说法的,因而,使用“等级”这个词表明了他所固有的那种倾向,即在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常常转向形式的法学观点上去。例如他把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所建立的一些法权机关看作是资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典型现象,也就是说,他好像把它们看作某种僵化的东西。这从拉萨尔所规定的资产者的概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没有把小市民归入资产者之列,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按照他的看法,资本家只有当他把自己的财产、资本变成参加国家政权的条件的时候才成其为资产者,也就是说,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一个人的经济地位,而是他的政治法权地位,或甚至只是他的政治观点,这件限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拉萨尔所指出的那些东西本身自然是完全正确的,他在这儿是想指出与存在于贵族和封建主之间的差别相同的那种差别:贵族只不过就其出身来讲是贵族,而封建主则依据其出身,享受封建权利或要求享受这些权利。但是不能这样来缩小一般的阶级概念。除了某些从整个说来未必具有什么本质意义的其他毛病而外,应当说这篇讲演是篇卓越的作品。这是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成的,它表明作者真正科学地洞察了历史事件。所有阅读这一讲演的人都不能不被文中真正崇高的语言的迷人魔力所折服。可以把这篇讲演叫做工人阶级的一曲颂歌,而只要地球上一般地还存在着工人运动,那么《工人纲领》也将作为这样的歌而长期流传下去。




[1] “等级”和“阶层”两个词在这里原文都是Stand,只能根据词不同搭配来翻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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