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伯恩斯坦 -> 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七、拉萨尔和柏林社会

洛塔尔·布赫尔和《尤利安·施米特》



  《既得权利体系》大大提高了拉萨尔在柏林知识界中的威望。人们乐于原谅他的激进主义倾向,因为他所反对的首先是为普鲁士容克集团移植到现代来的、敌视自由主义者的半封建主义机构,同时,拉萨尔也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公侯专制制度。不错,拉萨尔还触及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是作为经济问题提出的。此外,在上面摘引的那个附注中,他直接地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企业主剥削工人的权利是否还应当继续存在下去?然而,所有这些暂时还只是用抽象的理论的形式提出的。所有这些暂时还不使人觉得可怕。尤其是会赋予这一思想以威胁资产阶级的面貌的工人运动还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在这时候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开始试图以教育协会来组织工人,或在这方面给工人们以协助。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或看来是另一种所有权问题,拉萨尔把它叫作时代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消灭那整个民族的公众意志成为—个家族的财产的事实”。他指的是下列事实:在德国“不仅民族意志的内容,而且甚至那使德意志民族根本不再存在的东西——瓦解民族精神的权利——都成了几个家族的所有权”。家族在这里指的当然是那些分立的德意志各邦的王室。
  对当时德意志同盟制的这一挑战获得了应有的谅解,而且正中自由主义庸人的心怀。而拉萨尔在理论上的激进主义丝毫也没有使资产阶级思想家感到不安。学术界很尊敬他,如果拉萨尔自己的行动中没有那些会使许多正直人士离开他的特点的话,这种尊敬也许还会更大一些。不错,拉萨尔是和蔼可亲的。但同时他也常常喜欢炫示自己的优点,因而为自己树立了不少的敌人。从日记就可以看出,拉萨尔的这一特点在少年时代已有所表现了。他和军需官法布利采的冲突是很出名的。有一天拉萨尔用傲慢的笑声激怒了他,以至使他向拉萨尔发出了决斗的挑战。拉萨尔冷静地拒绝了挑战。因而法布利采和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街上拦住了他,打算用皮鞭痛打他,拉萨尔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法布利采头部受了重伤。这件引起很大的轰动,拉萨尔几乎为此而不得不离开柏林。只是由于向各有关当局多方奔走(就在这时候他向普鲁士亲王写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拉萨尔才得以免于麻烦。但是,如果说这一次拉萨尔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胡闹中有些终究是不能不归咎于他的。
  在许多人心目中,拉萨尔是喜欢追逐女人的那一流人物。这种名声显然是由于他的讲究穿戴和经常赢得女人的欢心而造成的。然而不能不相信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日他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我从来没有淫佚放荡过。”从他的各种书信可以看出,在和女人的关系上他决不是个太严谨的人,他自然有不少形形色色的恋爱史,但是如果想一想,他在这比较短促的一生中在学术上、在政治领域内做了多么多的事情,那就会不由地承认,所有这些恋爱史对他来说好像只是献身于人类最崇高利益的紧张的劳动中的休息。当然,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他免受可能的攻击。
  在这些恋爱史中有两件是比较严肃的。头一件的女主角是年轻的俄国小姐、贵族出身的索菲姬·桑采娃。拉萨尔是一八六〇年秋在阿亨认识她的。他和打算在这儿疗养的父亲一起来到这儿,拉萨尔也为同样的目的住在这里。显然,索菲姬·桑采娃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顽强地向她求爱,并向她求婚,但她不顾他狂热的一再要求而拒绝了。在拉萨尔给索菲姬·桑采娃的许多信件中有一封这三十六印刷页的长信。在这封信里拉萨尔仿佛是在向少女自白,向她吐露了其生活的打算和斗争。毫无疑问,类似的自白是从来也不会吐露出全部真情的,特别是当问题在于(如现在这种情况下)要给少女的心灵留下某种印象的话。但是,任何一个想正确地评论拉萨尔的人看一看这封信终究还是必要的。
  在这封信里拉萨尔谈到了自己过去对待女人的态度:
  “到现在为止,我的爱情只是女人所追逐的熄灭中的火焰。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力求占有我的女人,虽然她连一分钟也不会相信我会容忍和她结婚的念头。我对您说过,我常常躲避年轻的姑娘们。只有两次我和年轻姑娘们谈过爱,她们热烈地爱我,并引起我占有她们的欲望。在这两次中我都是以表白我永远不会和她们结婚开始的。除了这两次而外,我只和已婚妇女打交道,在她们身边我如您有一次所说的,只是个‘宠儿’。其中有些人确实爱过我。您知道,女人在爱的时候有不断地提问题的习惯。没有一个人我不是以习有的坦率回答她说,即使她是自由的,我也不会娶她。然而尽管如此,而也许是正因为如此,她们强烈地爱着我。我想要,但不想把自己给予别人”(《斐迪南·拉萨尔恋爱中一段插曲》第38页)
  在索菲姬·桑采娃坚决拒绝的一年以后,拉萨尔在柏林希尔瑟门采尔律师家里认识了一位巴伐利亚高级国家官员的女儿海伦·冯·敦尼盖斯。她曾写了一本关于自己和拉萨尔的关系的回忆录,她说,双方的友人都认为他俩非常相称,而拉萨尔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已使她感到,他喜欢她。但是,这时候在他俩之间还没有爱情的结合。这位有着金黄色头发乐观愉快的姑娘在拉萨尔的生命中扮演极其不祥的角色,这是整整两年以后的事。
  从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和诸如语文学家伯克、哲学家米歇莱、法学家格奈斯特这批人有来往;万哈根·冯·恩赛非常赏识他。其次可以知道,亚历山大·冯·洪堡对拉萨尔的评价是多么高,而当拉萨尔有被逐出柏林之虞时,他是多么努力地为之在普鲁士亲王面前斡旋。同时拉萨尔和柏林《人民报》发行人弗兰茨·敦克尔及其妻子丽娜(亨利希·劳贝的女儿)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在他们家里聚集了许多艺术家和政治家。和拉萨尔交好的艺术家中间,特别应当提及的是音乐家汉斯·冯·毕洛夫。在旅行期间,拉萨尔结交了居住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的革命家。他和海尔维格夫妇,加里波的手下的吕斯托夫上校特别亲密;他还到卡卜莱腊岛拜访了加里波的本人。由于这一切,他所交游的朋友和熟人极为广泛。一八六一年威廉第一即普鲁士王位而宣布大赦后,许多政治流亡者回到了德国,因而拉萨尔的朋友和熟人就更多了。这次大赦与马克思无关,拉萨尔虽然为马克思在自由主义新纪元的大臣们面前多方交涉,但无结果,马克思就这样没有恢复丧失了的公民权。拉萨尔准备和马克思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出版类似《新莱茵报》的大型政治性报纸的计划也多少是因此而破产的,这份报纸应当成为激进民主派的机关报。
  在归国的流亡者中间有曾经拒绝纳税的洛塔尔·布赫尔。拉萨尔现在和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并力图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但他没有完全成功。从布赫尔在一八六二年一月十九日给拉萨尔的信可以看出,拉萨尔在这时候强烈地指望意大利革命者发动对奥地利的新的进攻的可能性,并打算与此同时在德国举行起义。[1]他致马克思的一封介绍信也证明了拉萨尔的这些指望,这封信是一八六二年七月他为一个姓施魏格尔特的上尉写的,这个人领导德国的自卫团体,他到伦敦去是为了征集购置三千支枪支的经费,拉萨尔把他作为实干家——“homme d'action”——介绍给马克思。这同样是基于上述指望的。然而这些指望并没有实现。
  与此同时,在普鲁士在政府和自由民主派议会党团之间为改组军队的新法案而发生了冲突。部分旧自由主义者想躲避这场斗争。拉萨尔发表了一篇极其激烈的论争性文章来反对这一倾向的文学上的首倡者、作家尤利安·施米特。这就是他的小册子,《尤利安·施米特先生,文学史家。附排字工的评注》。虽然这一小册子主要是针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尤利安·施米特的,并受到他无情的反驳,但结果它还是使“小德意志”的鼓吹者、德国普鲁士化的辩护士们大为震惊,在小册子里拉萨尔以“排字工”的身分出现,对摘自施米特德国文学史上的引文加上评注。他指出了其所有的重大谬误和妄诞议论,并极其毒辣地嘲笑了作者。在某些地方用“排字工之妻”代替排字工,这个笔名指的是洛塔尔·布赫尔。




[1] 如同他给父亲的信中所说的,—八六一年旅行意大利时他曾访问了加里波的手下的许多意大利革命家,从他们那儿获悉与上述大意相同的计划。参看《拉萨尔的家书》(柏林,前进出饭社),特别是第七十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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