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对立的两级。这种极性开始于每一个企业，并且在全国甚至国际规模上，表现为支配社会结构的一种巨大的阶级二元性。但是这种极性仍然结合在劳动与资本的一种必然的同一性之中。不论资本的形式如何，不论它是货币，还是商品，抑或是生产资料，资本即是劳动。这是过去完成的劳动，即在生产周期前几阶段具体表现出来的产品，这种产品只是在为资本家所占有并用于积累更多的资本时，才变为资本。同时，作为由资本家购得用来使生产过程运转起来的活劳动，劳动即是资本。拨出来作为劳动报酬的那部分货币资本，即在每一周期中转化为活劳动力的那部分货币资本，是维持劳动人口并与劳动人口相一致的，后者正是赖此以维持生计。
因此，工人阶级首先是资本的有生气的部分，是使那种给总资本产生出剩余价值增量的生产过程得以运转的那一部分。所以，工人阶级是供剥削的首要的原料。
这个工人阶级自己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和政治实体存在着，不受资本的直接控制。这个阶级有时提出抗议，有时屈服忍受，有时造反，有时被并入资产阶级社会，有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有时看不到自身的存在，这都是随着对它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以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状态、形式和冲突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因为在它的长期存在过程中，它是资本的活的部分，所以它的职业构成、劳动方式以及在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配，都是由正在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来决定的。它被利用、被放弃、被投入社会机器的各部分和被其他部分摒弃，并不是由于它自己的意志或自己的活动，而是由于资本的运动。
由此得出关于工人阶级的正式定义：工人阶级乃是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能把这种劳动力出卖给资本以换取自身生存的阶级。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定义也像一切定义一样，受到它的静止性的限制。但是，这个定义本身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具体考察现代社会中工人阶级的任何尝试，也是唯一合适的出发点。
首先研究一下大量的职业类别（除少数异常和例外情况外，这些类别包括真正工人阶级的人口数字），我们可以求得这一世纪中工人阶级的颇为初步的近似数字。按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的分类法，有以下类别：技工、办公室工作人员、机械操作工、销售人员、服务人员和非农业工人。在上述类别里，我们不列入工头，工头通常列入技工类别之内；在销售人员这一类别中，我们也不列入推销员，经销人，广告、保险、不动产、股票和债券的经纪人，以及制造商代理人和批发业推销员，后者一般都是收入较高并且享有特权的销售人员，因此留在这个类别之内的，主要是零售业的售货员。*经过这样的订正，我们在这六个类别中，看到绝大多数非农业的工人阶级，他们的增长率和构成的变化，见下表：（1）
1900－1970年工人人数分类统计表
单位：百万
| 1900 | 1910 | 1920 | 1930 | 1940 | 1950 | 1960 | 19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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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总数 | 14.7 | 20.8 | 24.8 | 30.3 | 33.8 | 38.6 | 44.6 | 55.3 | ||||||||||||||||||||||||||||||||||||
| “现役”和“熟练劳动力”总数 | 29.0 | 37.3 | 42.2 | 48.7 | 51.7 | 57.9 | 64.5 | 8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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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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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 | 50.7 | 55.8 | 58.8 | 62.2 | 65.4 | 66.7 | 69.1 | 69.1 | ||||||||||||||||||||||||||||||||||||
这样使用各主要职业类别，即便做过上述的订正，在统计数字的精确程度上，仍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例如，前已指出，甚至在本表中所列最后一项职业类别——服务人员中，就包括几十万炊事人员，其中有些人充任厨师，管理大型厨房的劳动过程，按管理人员的标准支取报酬，因此，严格地说，他们远远不是与这一类别中其余部分同一意义的“工人阶级”。在办公室工作人员这一类别中，有些属于簿记员甚至秘书之类的人，无疑也是如此。把警察列入工人之内，有人也会提出异议。但是，从各个类别总数大小来看，这些数字都是很小的。另一方面，未列入本表的若干其他主要职业类别中，有些人也完全与我们列入本表的那些主要类别一样，是地地道道、不言自明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例如，在称为“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的类别里，就有相当数量的铁路列车员、工会办事人员，特别是零售店、饮食店、加油站、修理和服务行业等等的所谓“经理”。把这些人列入“经理”一类，在多数情况下，与其说是由于实际情况，不如说是由于习惯。把制图员、医师、牙医师、技师和其他这类技术员包括在专业和技术人员的类别中，在多数场合和越来越多的场合，也掩盖了这些人的真正的工人阶级地位。
此外，在人口普查中所公布的一个发展十分迅速的类别，不属于任何职业类别，并被冠以十分醒目的标题“职业不明”。职业普查的这个类别包括的人数，在1950年为一百三十六万九千六百二十一人，在1960年为三百四十五万三千二百七十九人。而且，由于不再积极寻找职业而不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计算的人数日益增多，以及现在已被普查官员承认的未把大量人口计入城市工人阶级人口的情况，也都对上述趋势有影响。总之，我们必须认为，特别是在最近几次人口普查中，由于这类过低的计算，工人阶级人口数字就被低估了。这些考虑，尽管可能是粗略的，仍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熟练的平民劳动力”中非农业工人阶级，从本世纪初以来，已从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增为三分之二以上，现在可能已高达四分之三。
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变为完全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工人阶级一级的劳动力，主要是靠牺牲农业人口来实现的；农业人口在本世纪初几乎占“在经济上有活动力的”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而到1970年已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最大幅度的比例数的增长是在以下三个类别之中：机械操作工、办公室工作人员、服务和零售业人员。但是，由于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已开始为人们感觉到，机械操作工比例数的稳定增长中止了，而且在1950年之后，这个类别占总数的比例已经下降（虽然绝对数量仍在增长）。但是，其他的两个类别（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服务与销售人员）的连续的更为加速的增长，吸收了从工厂裁减下来的工人（或从未受雇的人）。
只要对于这种情况略加思考，就会明白这些新兴的大量的工人阶级的职业趋于发展，与工业的迅速机械化和“自动化”并不矛盾，而是协调一致的。作为这种机械化的结果，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交通业、公用事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建筑业所需要的工人数目有所抑制，增长的速度不如这些行业的物质产品那么快，以致这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按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例计算，也受到限制。因此，从长远来看，科学技术革命具有这样的特点：随着这个革命的扩展，与科学技术先进的工业有联系的人口的比例，即便只是以农奴形式与这些部门发生联系，最终还是要缩减的。因而在“自动化”时代发展最迅速的工业部门和职业部门，从长远来看，往往是那些目前尚未或还不能受到高水平工艺影响的劳动程度强的领域。
由于工业迅速机械化而被裁汰的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不仅包括那批失去了自己工作的人，而且包括在数字上有更重大意义的、在工业就业的传统机会处于萎缩状态时陆续不断进入就业市场的那些人），为办公室工作、服务和销售等领域提供劳力补给。工业机械化造成相对过剩的人口，这些人口为以低工资率为特征的大量新兴的职业提供就业人员。换句话说，当资本为了寻求有利的投资而进入新领域时，在旧领域中的资本积累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产生以新形式体现出来的资本所需求“劳动力”。这一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里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他在这一部分里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开始以后，“相对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断形成的情况。我们在本书第十一章已摘引过《资本论》这一段落的一部分。但是因为马克思关于十九世纪资本与劳动的运动的描述对于了解我们现在的主题特别有用，并且由于对这一问题很难再做更为有力而精确的阐释，所以在这里引用一段较长的引文：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扩张力也增长了，这不仅是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伸缩性和绝对财富——资本不过是其中一个可伸缩的部分——增长了，也不仅是因为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这还因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条件，机器、运输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规模最迅速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2）
受到机械化影响的那些工业部门和劳动过程，释放出来大量劳动力，供一般说来机械化程度较低的其他资本积累领域剥削。由于这一循环反复地出现，劳动力就在劳动生产率不易受工艺改革影响的工业和职业部门聚集起来。使用机器的职业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因而这些“新兴”的工业和职业部门的工资率被压低了。这种情况反转来又鼓励资本投入各种形式的需要大量低工资手工劳动的劳动过程。因此，我们在资本主义工业中，看到一种长期的趋势，即劳动力聚积在那些最不受科技革命影响的工业和贸易部门，这些部门包括服务工作、销售和其他形式的推销工作以及迄今尚未机械化的办公室工作，等等。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里，发展最迅速的大量职业部门是与科学技术关系最少的那些部门，这一显得有些矛盾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而是为了减少从属于它的工人的数目。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其各种最少机械化功能的形式廉价供给资本使用的那批人的数目仍在迅速增长，这决不是不合乎逻辑的事情。
在资本迅速积累的各个时期里，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发生过的情况那样，作为资本积累过程“自然”产物的相对过剩人口，又得到其他来源的劳动力作为补充。在北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日益增多地使用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的原农业劳动力。这批人由于帝国主义渗透过程本身的作用，被排挤出来，这个过程破坏了传统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当资本把本国的农业过剩劳动力（即马克思称为“潜在”的那部分过剩人口）用完时，这批人就变成供资本使用的劳动力。结果是，劳动力移动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国际性，尽管在每一个国家里，由于政府采取使其适应本国资本需要的行动，这种移动还是受到控制的。因此，西欧和美国现在从一个劳动力蓄水池里吸收人力，这个蓄水池范围广阔，东起印度和巴基斯坦，横跨北非和欧洲最南部，西迄加勒比海和拉丁美州的其他部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希腊、意大利、非洲、西班牙、西印度群岛和其他地区的工人，补充着北欧当地的下层阶级并且成为其中最低的阶层。在美国，波多黎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工人，则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他们已注入主要由黑人工人组成的最低工资的劳动力水池。
同时，在跨越种族和民族界限的过程中，妇女人口已成为劳动力的主要补充蓄水池。在工人阶级增长最快的各个部门中，妇女成了多数，在某些情况下，成了压倒多数。妇女成为大量新兴职业的理想的劳动力蓄水池。使妇女只能挣得很低工资的那种障碍，由于资本可以雇用的妇女为数极多，就更为加强。由于在进入垄断资本时代时，妇女加入劳动人口行列的比率较低，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种为数极多的情况又是有保障的。在男性人口，甚至是年壮力强的男性人口，加入劳动队伍的比率缓慢降低（这只是失业增加的一种隐蔽的形式）的同时，在整整这一百年里，妇女始终是以十分迅速的增长率参与就业的。对于资本来说，这种情况表明向工资微薄、地位低下和“补充性的”职业运动。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在资本所造成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同时工作，要维持通常的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是越来越困难了。人类劳动有越来越多的部分，就这样被并入资本。
劳动后备军
因此，大量就业不可能同与它有联系的大量失业区分开来。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失业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转过程的一种失常现象，而是它的必然的部分。积累过程本身的能力，不断造成失业，也不断吸收失业。失业只是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中可以正式计算的部分，这部分人口是资本积累所必需的，而且它本身也是资本积累所造成的。这种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包括失业、偶然就业、半就业、由大量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构成的一支“女性职业”的后备军、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移民劳动军、有极高失业率的黑人人口，以及来自外国的劳动后备军。
马克思把劳动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分为三种形式，即流动的、潜在的和停滞的。流动的形式存在于工业中心和就业中心，工人从一种工作移向另一种工作，由于技术和资本的运动，而被吸收和被排斥（这就是说，受雇和解雇），而且在这种活动的过程中，要遭受一定数量的失业。随着各种工作操作方法的简化，随着“合格条件”已降低到只须作最简单劳动的工作数目和种类的日益增多，这个阶层已扩大到包括大部分劳动人口。美国汽车运输所造成的特殊流动性，为每个工人扩大了这种工作的地理范围，大大地扩展了供每个工厂、办公室、仓库和零售店等使用的“劳动力蓄水池”，并且打破了地方和地区的各种限制。现在，许多工人的日常劳动生活都是在大量工作中流动，所以这些工人就时而是就业的一部分，时而是劳动后备军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失业保险系统中已反映出来，这个系统用在就业期间征集来的钱，以降低的工资标准为失业期提供资助。这一方面是预防由于普遍增长的和长期的失业而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承认工人扮演了时而是就业的一部分、时而是劳动后备军的一部分的角色。
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按马克思的定义，存在于农业地区。与资本主义工业中心不同，这些地区没有相反的吸引运动来抵消对被农业技术革命“游离”出来的那些人的排斥力。因此，这种劳动力的移动是离开农业地区进入城市或大都会地区。在北欧和北美的一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一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水池大部分已被吸收，虽然在美国，农业地区的黑人人口仍然是这个水池的一部分，不过数目日益减少了。现在，这种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主要存在于新殖民地，而且如已指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试图按积累的需要有控制地吸收和排斥这样的劳动力。劳动市场的这种有控制的国际化，还由于把各种工业过程输出到仍处于被征服状态的“不发达地区”各国的廉价劳动力地区而有所增强。
最后，马克思讲到的停滞的相对过剩人口，他们的就业是不规则的、偶然的、十分勉强的，而且沉沦到马克思称之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限于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3）
不规则地、偶然地就业的这种停滞的相对过剩人口，用马克思的话说，“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4）这一支过剩人口对于一直在迅速增多的各种就业形式的重大意义，是很清楚的。我们将在下文中详加研讨。
※ ※ ※
资本为了它自身的种种需要造成大量劳动力，这种活动，马克思在下面为大家所熟知的一段话中做了概括：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5）
马克思认为，这个规律“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6）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当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于美国来说是如此）资本积累的大幅度上涨的趋势还未发展起来或者说还未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曾被广泛认为是马克思分析的最薄弱的方面。我们目前站在有利地位来看，当这一积累周期的各种结果已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由于六十年代的动乱而变得更加清楚的时候，事情就显得有些不同了。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这种积累过程的范围和能力，已完成对美国农业人口的吞灭，而且不分黑人和白人，把这支人口大规模地变为一支城市“劳动力”。这支劳动力又由于相当大规模地输入拉丁美洲的工人而得到补充。随着“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的这种巨大增长，产业后备军也同时出现了相同的巨大增长。统计数字表明，存在着一支比官方计算的失业人数多一倍的人口，在七十年代的初期，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已达四百万—五百万人之多。但是，这是关于产业后备军增长率最不重要的指标。更为重要的，是被称为“加入劳动力的比率”的这一系列统计数字。
这一系列数字试图根据家庭抽样调查的方法，确定作为劳动市场一部分的人口的比例。它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超过十六岁的人口，是由在校读书、整日从事家务活动、病残或因年老退休的人组成的，不能算作“劳动力”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被假定为不谋求职业的类别，显然是有伸缩性的：当人们考虑到包括在这种“不属于劳动力”类别之内的总人数，在1971年超过五千五百万人时，显然这个数字中包括相当数量的隐蔽的失业人口——当它也包括那些因为相信自己找不到工作而不找工作的人时，就尤其如此。这一结论已为下一事实所证实：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这种类别之内约有四百万—五百万人经常表示他们是“现在需要工作”的人，虽然他们在前一时期被列为不属劳动力的部分。仅仅这一项数字，就比官方承认的那些年份中大部分年份的失业人数多一倍或一倍以上*。（7）
总的来看，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的年代里，加入劳动力的比率的变动，具有一种相对不明朗的趋势。在劳动力总数中（包括军队）这种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口的百分比，从1947年以来，起伏在百分之五十九—百分之六十一这一狭小的幅度之内。但是，这种静止的状况隐藏着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点只要把总数按性别分开来就了如指掌了。整个指数没有变化，是由于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变动完全相反造成的。（9）
在1947至1971年期间，男性人口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早期以来，加入率有连续猛烈下降的趋势，从大约为百分之八十七降为只有百分之八十。这种下降只能部分地归因于学龄时期在校求学人数的增加和退休人员的增加；这种情况在每一年龄类别中都要遇到，在五十五—六十四岁这一年龄类别的男工中最为显著，其加入率从1947年的百分之八十九点六降为1971年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二。只要我们不打算做出站不住脚的假定（譬如，像斯威齐和马格多夫揭示的，工人当中有一个日益增大的有闲阶级的那种假定），这就清楚地表明，一部分男性工人人口（而且数字表明白人工人与黑人工人几乎一样多）已经加入并正在加入劳动后备军，但失业统计数字并没有表明这一点。
对于女性人口来说，趋势完全相反。在这里，包括全部年龄类别在内，数字表明，加入劳动力的趋势十分强大，加入率从1947年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增为1971年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四。在男性工人人口中，加入率降低最多的是在五十五—六十四岁这一年龄类别之内，在女性人口中，增长数量最大的是在四十五—五十四岁和五十五—六十四岁这两个年龄类别之内；在前一个年龄类别内，加入率从1947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增为1971年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三，在后一年龄类别内，加入率从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增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九。
男工和女工的这两种相反的统计数字的变动，只是在形式上相互矛盾。实质上，这是同一现象——产业后备军相对数量增多——的两个方面。在男工中，这种增加的表现形式是变成所谓不加入劳动力行列的人增多了，换句话说，就是“停滞”部分增多了。在女工中，表现形式是妇女劳动力越来越多，这种劳动力来自过去不曾工作的大量妇女，因此使“流动的”和“停滞的”劳动后备军每年追加数以十万计甚至以百万计的人。可供使用的失业劳动力水池由于男人相对地被排斥出工业和贸易部门而扩大了，同时这个水池又由于妇女日益增多地被吸收进工业和贸易部门而更加扩大了。这种基本上一致的运动的两种相反的表现形式，只是反映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男女劳动力的起点不同，也反映日益扩大的大量职业极其需要妇女劳动力，这和大量男性职业的相对停滞状态是大不相同的。
上述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使男女两性加入劳动力的比率取得平衡，并使整个人口稳定在相同的比率上——换句话说，使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的男性人口，和同一比例的女性人口一起，变为劳动后备军。但是，无须为了进行这方面的分析而从现有的统计趋势去作武断的推论。指出实际上一直在发生的情况就够了，无须试图确定其可能达到的程度，这种程度是受资本积累过程未来趋势以及和家庭结构等等有关系的各种社会趋势制约的。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是，在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多的同时，也存在着相对过剩人口的数目日益增多的情况，这一情况是由于市场既大规模地排斥男性劳力又大规模地吸收妇女劳力所造成的。
妇女所得的报酬一般都大大低于男性，不论是由于她们集中在低工资职业部门，还是在同一职业部门内，都是如此。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使我们立即注意到我们所讨论的统计数字变动的一个重要的长期性结果。一方面是技工（以及男性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集中在工资较高的职业里，另一方面大量工人阶级工作又有进一步移向工资较低的女性职业的趋势，这显然造成就业者收入的两极分化。这一情况表现在下述事实中：在美国，就业相对停滞的行业，是工资率高于平均工资率的行业，而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却是那些低于平均工资率的行业。（10）
1971年私营非农业企业在职人员名册上生产工人或非管理人员每周平均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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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停滞的行业 |
迅速发展的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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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就业者收入的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从维克托·R.富克斯为全国经济调查局所写的著作中，能得到一项重要的确证。富克斯是颂扬服务行业日益重要的人；我们在这里要引用的材料，是他论证向服务行业移动和由此而来的新兴经济结构的特点时的一种副产品。他把经济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他称之为“工业”，包括采矿、建筑、制造、运输、交通和公用事业以及政府企业。第二部分，他称之为“服务”，包括批发业、零售业、金融和保险、不动产，以及家务和社会事业性质的工作，专业性的、个人性的、商业性的和修理性的劳务，此外还有包括军队在内的一般政府部门。
关于这样划分的理由，以及由于划成这些类别而取得的结果的重要意义，不属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这一点，在关于世界市场和服务与零售业职业的各章中已做过研讨。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分类与美国经济的日益停滞和日益增长的部分是完全一致的。富克斯列入工业部分的每一类别，就其在全国就业人数中所占百分比而言，不是停滞的，就是下降的；五十年代以来工业部分的每一类别和二十年代以来几乎每一类别，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富克斯列入服务部门的每一类别（家务工作除外），在过去整整一百年中，就其在就业总人数中所占百分数来说，一直是迅速发展的就业领域。（11）按富克斯的划分，服务部门已从1929年占就业总数百分之四十左右增为1967年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仅在1947年至1965年间，这一部门中就增加了一千三百万职位，而工业部门只增加了四百万职位。*（12）
富克斯所发表的最引人注意的调查结果是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服务部门的平均工资率每年总是要比工业部门有所降低，因而到1959年，工业部门的工资率平均要高出百分之十七，而且此后这一差距仍在扩大。（14）由于服务部门中非白人、妇女和十分年轻的工人所占比例过大，富克斯下一步就研究，这种日益扩大的工资差距是否可能只是由于这两部门的成员在肤色、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方面大不相同而造成的——换句话说，这是否只是对于黑人、妇女、年轻工人工资较低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另一种看法。其实，这证明只是局部的原因：两个就业部门的人员构成不同，对于工资差距很大和不断扩大的原因，大约只能“说明”一半。这就是说，虽然服务部门雇有过多的在整个经济中挣低工资的人，因而把这一部门的平均工资率拉低了，可是这一部门中所有各种工人，不论其年龄、肤色或性别如何，平均来说都是挣低工资的。*（15）
低工资行业中的工资水平是在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水平之下的；这就是说，与最高工资职业类别的标准不同，这种水平不能达到按现代社会中必要的消费水平来维持一家生活所需要的收入。但是，因为这些行业也是发展最迅速的行业，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已把它们当作维持自己家庭的唯一来源。大量低工资职业的不断扩大，乃是美国朝向“富足之中的贫困”发展的各种趋势的根源，这种种趋势是早已存在的，只不过在六十年代才公之于世罢了。福利机构的名册之所以迅速扩大，把越来越多的在业工人也列入其中，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种趋势只不过是导致马克思所说的“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的因素之一，它是如此突出，以致即使撇开妇女劳动力迅速流入工资微薄的职业的影响，而单单考虑男性就业状况，它也是显而易见和可以计量的。美国劳工部的彼得·亨利对工资收入分配所做的研究，遵循广泛流行的忽视妇女就业的习惯，在今天应该确确实实把妇女就业问题放在一切职业研究工作的中心位置上的时候，却认为妇女就业是暂时的、次要的和偶然的。亨利考虑的只是工资收入在男性中的分配，他对1958－1970年所做的结论如下：“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十二年内，在收入分配方面，在工资和薪水分配方面，有一种向不均衡发展的、缓慢而持久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对于全部劳动力来说是明显可见的，而且对于许多单独的职业和工业类别也是明显可见的。如果把额外津贴的作用也考虑在内，无疑，这种趋势便更加明显了。”他指出，“总之，经济中不断变动的职业构成的纯作用，看来显然是朝向更加拉长收入分配这方面，从而助长了向不均衡发展的趋势。”（17）但是，这种“经济中不断变动的职业和工业构成”只对男性人口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前已指出，女性职业才是大多数职业和工业变动的原因，因而是女性职业构成了工人阶级各种新兴职业的大多数。因此，我们不能怀疑，如果把亨利的分析再用到赚取工资和薪水的全体人口上，它会表现一种迅速而强烈的，而不是缓慢的收入两极分化的趋势。
有人往往认为，大量工作职位的工资低于“生活工资”——也就是说，低于为维持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以使劳动力得以生存和再生产所必需的工资——的问题，已由于广泛实行同一家庭中能得到几个工作职位的做法，而得到解决。的确，这种做法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个问题得到缓和，因为每个家庭平均拥有一个半到两个工作职位，这就给许多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尽管这也提高了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消费水平。但是，当人们想到由这种迅速变化造成的生活方式时，当人们想到数百万家庭在没有看护幼儿、照料家务等适当的条件下不得不让几个成员去作工的紧张状况时，上述的结论是远远不够确切的。许多调查指出，在许多有一个以上工资收入者的家庭中，尽管收入有所增加，工人的不满情绪却在急剧增长。（18）而且，在这里还有另一个因素要影响所作的任何结论，那就是有大量的家庭，甚至要保持一个有全日工作的家庭成员都是困难的。《纽约时报杂志》中一篇关于半失业危机的文章指出：
在全国范围内，普通家庭有一点七个等于全日工作的工人，这是事实。但是美国大部分低收入的家庭不能找到足够的工作，以安置一个以上的“等于全日工作”的成员。在1970年，每个低收入家庭的“等于全日工作”工人的平均数是低于一的！换句话说，只有一个人（一般为男性）接近（而不是完全）全日工作，或者几个家庭成员都工作，但只是十分偶然地有工作。因此，要对那些无职可觅的人说：只要他们更加希望工作，他们就可以摆脱自己的贫困，这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一种讽刺。（19）
马克思称之为“停滞”的那一部分相对过剩人口，就业不规则，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平均正常水平以下，他们是“资本剥削的特殊部门的广泛基础”。这部分人口已发展到包括很大比例的城市人口和不景气的农业地区中很多人口，而且在郊区中也不断增加。在1970年为了研究贫困和职业市场相互关系问题曾用征询表进行了调查，在这次调查中，这部分人口的规模，至少在美国各大城市的中心区，是经过仔细计算的。这次人口就业调查编出大约六十八卷原始统计资料。美国参议院就业、人力和贫困问题小组委员会对这些材料做了分析。上引关于不充分就业问题的文章的三位作者之一就是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对于人口就业调查的某些结果做出了总结，特别是着重说明了所谓“次就业指数”。
社会和经济制度不能给人们提供足够的工资，这一点在传统的失业统计数字的掩盖之下看不清楚了。这些统计数字对于计算经济中的波动是很有用的，但作为衡量劳动市场的尺度却远远不够。要估量劳动市场疲软无力的程度，不仅必须了解明显失业的多少，也必须了解工人情绪沮丧的程度（“情绪沮丧的工人”是那些已不再寻找工作的人），必须了解只能找到临时工作的人数，以及有工作而工资不够用的人数。次就业指数试图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包括在内。
在1970年，全国失业总数达劳动力的百分之四点九（从那时以来，这个数字每月都是十分接近百分之六）。在就业人口调查中的中心城市调查区，1970年的失业率为百分之九点六。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在法国，在1971年2月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点六时，各工会就已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不过，尽管这里的失业率很高，单是就业率（似为失业率。——译者）还远不能揭示城市危机的全貌。只要看一下官方对失业所下的界说，我们就注意到，除非一个人当时正在寻求工作，否则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失业的人”。这个界说没有把那些由于屡次找不到工作而不再寻找工作的人计算在内。
这里有多少这样情绪沮丧的不寻求工作的人呢？就业人口调查使我们能够做出可靠的估计。例如，在纽约市调查区中，1970年常规失业率平均为百分之八点一（全市劳动力失业率则为百分之四点四），但是加上那些情绪沮丧的工人，则一跃而为百分之十一。
这样的校正开始使我们看到一副城市社会结构底层的真实经济生活的图景。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加上另一个类别——零活工人（他们希望有全日工作，但是找不到）。就业人口调查报告小心翼翼地把只要求做零活的人和要求全日工作的人区别开来，因此，在我们现用的城市贫困的指数上要再加上百分之二点三（仍以纽约市为准）。换句话说，把官方承认的失业人数、因情绪沮丧不工作的人数和非自愿做零工的人数加在一起，我们现在可以把纽约市的抽样调查区的失业率至少定为占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三点三。
我们校正的数字几乎把官方承认的抽样调查区的失业数字翻了一番，把全国的失业率几乎增大两倍。但是，这些数字还远不是全面的。这个指数的最重要的部分，是那些有全日工作而所挣的收入不足以使收支相抵的工人。（20）
关于“收支相抵”的收入的定义，作者们援用了劳工统计局关于纽约市一个四口之家必需消费的分项预算。劳工统计局把这类预算分为三等，上等的约为一万九千美元，中等的约为一万二千美元，下等的约为七千美元。所有这些数字，均为纳税前的收入数字。下等预算的实质可从每月只能用一百美元作为租金这一实际情况做出判断，这种预算的其余一切项目与此完全一致。
如果我们同意劳工统计局算出的七千一百八十三美元是纽约市一个四口之家在1970年必须赚到的勉强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劳工统计局算出的全国城市1970年的平均数字为六千九百六十美元），那么这对这个家庭的赚工资的人有什么要求呢？如果他或她每年工作五十周，每周四十小时（这在城内地区是不大可能的），答案是每小时得挣三点五美元。这就是我们一系列就业统计数字的决定性关键。因为当我们把那些每小时挣不到三点五美元的人，加到因情绪沮丧不想寻找职业的人、不自愿干零工的人和官方承认的失业人口之中时，统计数字就要出现惊人的跳跃。在纽约市的七个抽样调查区，次就业的比率已上升到占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九至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之间。的确，全国抽样调查区的平均数已达到百分之六十一点二。（21）
如我们已看到的，在1971年5月，除了技工和工头之外，所有工人阶级职业类别的全日工作工人的一般中等周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最低收入水平，而且增长最快的职业类别，即办公室人员和服务人员的一般周收入是最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期望有什么其它的结果吗？
最后，庞大的次就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始终把人口中的贫苦阶层保持在它的最低层，这个最低层只是不经常的、偶然地在“繁荣”的极盛时期才被拉入就业的行列。马克思写道，“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按照马克思提出的数字，1865年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贫民数字是九十七万一千四百三十三人，而在1861年人口普查时，全部人口仅仅有二千多万，所以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差不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六。在美国，最近似官方登记的贫民名册的东西是那些需要福利补助的人员登记表。1973年，这些登记表包括全部人口二亿一千零四十万中的一千四百八十万人，即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而1973年乃是连续的第四个年头，在这四年里，这种福利补助登记表上的人数一直是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七以上）。（22）在这种惊人的比例中，人们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繁荣”周期是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一般规律的：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数量越大，从而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最后，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是一个链条，在这一链条中，每一环节都以其余环节为先决条件，“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这是无可置疑的了。
1．阿尔巴·爱德华兹（Alba Edwards）（第十六次人口普查报告），《1870－1940年美国职业比较统计》（Comparative Occup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40, Washington, D. C., 1943），第十三章；戴维·L.卡普兰与M.克莱尔·凯西（David L. Kaplan and M. Claire Casey）：《1900至1950年美国的就业趋势》（Occupation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 to 1950），美国人口普查局文件第5号，1958年；美国人口普查局，《1960年美国人口普查》第1卷，第一部分，表201，第522页；美国人口普查局，《人口普查：1970年，总结报告，PC(2)-7A，职业特征》，表1。
2．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692－694页。
3．同上书，第706页。
4．同上书，第705页。
5．同上书，第707页。
6．同上书，第708页。
7．《总统关于人力问题的报告，1972年3月》，表A－8，第167页。
8．保罗·M.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Paul M. Sweezy and Harry Magdoff）：《经济停滞和经济学的停滞》，载《每月评论》，1971年4月，第1－11页。
9．《总统关于人力问题的报告，1972年3月》，表A－1，第157页；表A－2，第158－159页。
10．《劳工每月评论》，1972年12月，表22，第96页。
11．维克托·R.富克斯：《服务经济》（The Service Economy, New York and London, 1968），第19页。
12．同上书，第2页。
13．同上书，第19，37页。
14．同上书，第61，129，156页。
15．同上书，第六章。
16．巴里·布卢斯通（Barry Bluestone）：《论美国的资本主义和贫困》，载《每月评论》，1972年6月，第66－67页。
17．彼得·亨利（Peter Henle）：《探讨工资收入的分配问题》，载《劳工每月评论》，1972年12月，第23－25页。
18．哈罗德·L.谢泼德和尼尔·Q.赫里克（Harold L.Sheppard and Neal Q.Herrick）：《机器人都到哪里去了？七十年代工人的不满情绪》（Where Have All the Robots Gone? Worker Dissatisfaction in the' 70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第25－27页。
19．威廉·斯普林，贝内特·哈里森和托马斯·维托里茨（William Spring, Bennett Harrison, and Thomas Vietorisz）：《在大部分城内地区，百分之六十的人挣的钱不足以维持过得去的生活标准》，载《纽约时报杂志》，1972年11月5日，第48页。
20．同上，第43－44页。
21．同上，第46－48页。
22．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717页；《纽约时报》，1973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