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服务性职业和零售业

　　在缺乏熟练技能、工资低微、人员和职位可以互换等方面比较相似的大量工作人员（尽管在诸如做工作的地点和工作性质这些方面各有不同），并不限于在办公室和工厂才有，他们也大量地集中在所谓服务性职业和零售业中。我们已经——特别是在十三章：“无所不在的市场”中——讨论过公司和政府经济部门内服务性职业迅速发展的原因，即：资本已经完全征服了商品生产的活动；按那些工业资本积累的情况，劳动相应地被从那些工业中排挤出来，从而这些劳动后备军与资本在一些新工业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由于新型的社会摧毁了一些旧式的社会、团体和家庭的合作关系与依靠自己的做法，因而对服务业的需要不断增长。现在需要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服务性职业本身的劳动过程。

　　马克思指出：“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1）从事生产商品的工人给资本家提供一种服务，正是由于这种服务，一件有形的和可以销售的东西成为一种商品。但是如果劳动发挥效用时不能造成一种东西，又将会怎样呢？这样的劳动必须直接提供给消费者，因为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发挥效用并不是要制造一种可以销售的东西，这种东西然后作为一种商品，带有劳动发挥的效用作为其存在的一部分。恰恰相反，这种劳动发挥的效用本身就变成一种商品。当工人不把这种劳动直接提供给使用其效用的人，而把它卖给在商品市场再把它卖出去的资本家时，那么，在服务范围内就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

　　关于服务的这样一种严格的或科学的定义，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等统计机构对这个名词的通常用法相比，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在饭店里烹调、备料、调配、上菜和洗碗碟用具等等劳动，同从事许多其他制造过程的劳动差不多，也进行有形的生产；消费者坐在附近的柜台或餐桌旁边，这一事实在原则上是这种行业和那些列入“制造业”项下的食品加工业之间的主要区别。洗衣店工人、干洗和熨衣店里的工人、汽车修理工场工人和机器维修或其他种类的修理工人，和制造业中许多工人做同样的工作，而且他们在职业上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分类，但是人口普查局却把他们列入服务业。^*运输工人往往被认为是“服务”业的工人，但是如果把商品的地理位置看成是一项重要的物质特点，那么运输就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个观点，我们将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因为我们不得不把“制造”和“搬运”之间的差别扩展到工厂里面去，在工厂里，许多工人并没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在制造物品方面发挥作用，而只是在工厂里或在劳动过程中搬运物品。这样来应用这种差别就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是滑稽可笑的。女服务员列入服务工作人员一类，但是她们的劳动在原则上同许多制造工人的劳动未必有什么差别，因为她们的劳动成果也是有形的。当一般旅馆和汽车游客旅馆里的服务员、或医院和其他处所里的助手给顾客铺床叠被时，她们做的是和许多工厂里的装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的装配工作——当管理部门对这二者按照同样原则进行动作研究和时间研究时，它也承认这一事实——，而且其结果也是有形的和可以出售的商品。卧车服务员、打杂女工、照管房屋的工友或洗碗碟工人，不是在刚刚在工厂中或工地上完成的、准备初次使用的新产品上面进行清洁工作，而是在经常重复使用的建筑物和用具上进行清洁工作。难道这就使他们的劳动同在工厂里干最后一道清洁、擦亮、打包等等工作的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在原则上有所不同，或在形式上不那么摸得着看得见吗？

　　这些只是由于试图根据劳动的确定形式，即它所从事的特定操作，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严格地予以分类而产生的许多困难中的几种困难。这些困难仅仅说明这样一条原则，即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重要的不是劳动的确定形式，而是它的社会形式——作为雇佣劳动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能力。资本家对劳动的特定形式并不在意。归根到底，他不管他雇用工人是为了生产汽车，给汽车进行擦洗、修理、重新上漆、加油、把汽车整天出租、开车去出租、把汽车停放起来，还是为了把汽车变为废铁。他所关心的是他所付出的劳动^#与其他商品的合计的价格和他所收入的由此而来的商品（不论是货物还是“服务”）的价格之间的差额。

　　从这个观点来看，以货物为形式的商品和以服务为形式的商品之间的差别，只对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具有重要性，而对资本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资本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劳动的确定形式，而是劳动是否被纳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网罗之中，进行劳动的人是否被转化为雇佣劳动者，以及工人的劳动是否被转化为生产劳动——即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劳动。铺床、擦地板、准备饮食和端上食品，照看小孩，护理病人——，在雇人来做这类事情以前，早就已经有人这样做了。即使在已经开始雇用仆役来做这些事情以后，除非是从使生活舒适的家庭开支方面来考虑，这些活动也不引起资本家的兴趣。只有在他开始把雇人干服务性工作当作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当作他的经营的一部分、当作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他作为一个资本家才对它们感兴趣。这只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才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无所不在的市场，并把每一种形式的人类活动，其中包括从前人们为自己或互相帮助做的许多事情，都转化成为商品。于是资本家对服务性劳动的态度开始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方面，资本家自己在这一领域中进行了大量冒险活动；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经济学家对服务性劳动的看法也改变了。

　　因此，服务性职业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更不用说在其早期——的社会分工中占一个很大的份额，但是直到最近才成为“生产性的”或有利可图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数众多的私人仆役，既是以占有土地的贵族所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为形式的封建和半封建关系的遗传物，又是以资本家和上层中产阶级所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为形式的工业革命创造的财富的反映。根据美国第一次职业人口调查，1820年在家庭和私人服务方面的就业人数相当于制造、采矿、捕鱼和伐木业就业总人数的四分之三。即使在1870年，这样的就业人数也差不多相当于这些非农业性就业人数的半数。（一位统计学家计算了1820至1920年年间为家庭和个人服务的就业人数占人口的百分比，他发现这一百分比异常稳定，始终在百分之四点五至百分之六这一幅度之间。）（5）在英国，根据1861年的人口普查，被雇用当仆役的有一百二十多万人，而这尚不包括农场男女仆役在内，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比在纺织业和在金属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总额还要多些。^*

　　但是，从资本家的观点看，这种职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并不能增加，而只能减少。这种观点，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所阐明的那样，和这些工作人员所任职务的性质并不相干（虽然有时在这一点上不免有些混乱了），而是由于这些职务并不是在资本作为资本的支配之下来完成的这一事实而产生出来的。资本家雇用服务劳动，并不是在他积累资本的时候，而是在他花费利润的时候。亚当·斯密说：“所以一般地说，制造者的劳动可以增加他所加工的材料的价值，增加他自己生活资料的价值和他的主人的利润的价值。与此相反，仆役的劳动不能增加任何东西的价值。……一个人雇用很多制造者可以越来越富，可是他要养活很多仆役就会越来越穷。”亚当·斯密研究这一问题十分热心，以致他一般地反对所有的“服务”劳动，并且认为毛病不在雇主愚蠢到只知雇用仆役而不知投资在更多的工人身上，而在于“服务”劳动没能凝结成有形的商品。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用了好多页来澄清亚当·斯密这一错误。亚当·斯密著作现代版编辑埃德温·坎南对于服务性劳动可以用来生利这一点比较了解，他对斯密的说法作了纠正，指出“只有在雇用制造者生产出售的商品和雇用仆役只是为使雇主生活舒适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才是确切的。一个人可能并且往往由于雇人制造供他自己消费的‘特殊物品或可以出卖的商品’，而穷下去，可是一个小旅店的老板却可能而且往往由于雇用仆役而变得富有起来。”（8）

　　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不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固定在或体现在任何特殊物品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的服务劳动，已不再受冷遇，而是受到称赞，因为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利润的主要来源。科林·克拉克认为“伴随经济发展而发生的最重要的情况”是“劳动人口从农业移向制造业，又从制造业移向商业和服务业”。（9）现在经济学家很少有人把服务性劳动叫做“非生产性的”了——除非是工人为他（或她）自己进行的服务性劳动，例如家庭主妇所做的家务劳动。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把服务称誉为我们时代的生产的特有形式，比制造业优越，并有较大的前途。我们认为这是一系列经济理论的一种续篇，这些理论都认为在当时最重要或发展最快的某种劳动形式是最有生产作用的：重商主义者认为把贵金属运进国内的劳动最有生产作用；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劳动最有生产作用；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制造业劳动最有生产作用。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虽然生产性劳动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可能在某个时代里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可是趋势是朝着消灭各种不同形式之间的差别这个方向发展的。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把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建立在人们特别喜爱的某种劳动过程的基础之上是毫无意义的。由于这些不同的形式都处于资本的支配之下并变成有利可图的投资范围的一部分，它们就为了资本家而进入一般的抽象的劳动——即扩大资本的劳动——的领域。在现代公司中，对一切形式的劳动都是不加区别地予以使用的；而在现代“联合大企业”中，有些部门进行制造，有些部门进行贸易，有些部门从事银行业务，有些部门采矿，还有一些部门进行“服务”工作。所有这些部门都和平共处，而在资产负债表上记录下来的最后结果中，各种劳动形式却完全消失在价值形式之中了。

　　服务性职业（不包括私人家庭中的雇佣人员，直接受雇的仆役并没有什么发展，而且正在为承包家庭清洁工作的商业公司所取代）现在包括的大量劳工要比本世纪初这些职业所占有的一百万工作人员大约超过九倍。这表明比整个就业人数的增长快得多。整个就业人数的增长在同一时期内（1900－1970年）不到三倍。^*人们从1970年人口普查局所编制的一览表中可以很容易地了解这些职业的性质及其进行的劳动过程。（10）

1970年服务性职业

　　作为同一总类和同等工资水平的工作人员，在这九百万人之外，还应当加上那部分在零售业中受雇的售货人员，即五百五十万各种售货人员总额中的大约三百万人（其余的人受雇于批发业，充当制造商代表，充当广告、保险、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等的推销员，从而代表一种不同的工作类别）。这些服务人员和零售人员加在一起，构成总额为一千二百多万人员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

　　对归入这两个类别的职业无需做什么描述和分析，因为它们绝大部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工作的，而且它们大多数所承担的劳动任务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服务和零售类别中几乎每一种职业来说，大量劳动是从普通劳动的庞大储备库中吸收到这些不断扩大的就业领域里来的，这种储备库之成为可能是由于其他领域的就业人数相对地下降了。平均工资等级证实了下述这一点：在服务性职业中，挣工资和挣薪金的专职工作人员通常每周收入的中间数比农场工人以外的任何职业类别都低。1971年5月，这种中间数是每周九十一美元（包括五十万私人雇佣的家庭仆役在内；除去这些人，每周是九十六美元），而办公室工作人员为每周一百一十五美元，非农场劳工为每周一百一十七美元，机械操作工为每周一百二十美元。在同一月内，专职零售人员工资的中间数是九十五美元。就工资来说，这个数字表明，这一类别更接近于服务性职业，而不接近于其他任何重要职业类别。（11）

　　在这些类别中，除警察和消防队员那种特殊情况外，熟练技能、知识和权力在社会的各种劳动过程方面所发生的影响自然是很小的，并且只能在对社会事业性质的劳动具有监督职能的女管家和膳务员这一小阶层中以及在极少数熟习厨师长这一级技艺的炊事员中可以找到。那些在各种机构中监督劳动的人，相当于监督工厂劳动的工头，或相当于每一种劳动过程中具有同样职能的较低级的管理人员。服务类别中最高技能的厨师长和高级炊事员，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例证，说明一种古老的和可贵的手艺——即豪华的和美味的烹调术——是怎样从根本上被摧毁了。在这一事例中所使用的工艺方面的方法是食物冷冻法，其中包括最近采取的方式——零下温度快速冷冻和干燥法，和零下至少三百度低温冷冻法。在这样的过程中，细胞壁被破坏了，结构和味道也受到了损害。而且，由于进行冷冻、运输冷冻食品，以及用微波或对流压力烘箱进行解冻等所需要的设备十分昂贵，所以预先煮好的冷冻食品终究要比新鲜食物的价格更贵。有钱的顾客现在用“高昂的价格购买自动售货机内的食品”——因此在康涅狄格州一架著名的小旅馆里定购的一块羔羊肋条肉送上桌来的时候是凉的，并且告诉顾客说嫩羔羊肉是应当凉着吃的（12）——，这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可贵的手艺如何遭到破坏，和这种破坏的趋势怎样凭借其本身的力量继续下去。正如在许多其他工作领域里一样，技能的简单化和合理化到头来破坏了这些技能，并且随着这些技能的日益难得，新的劳动过程就变得更不可少——这是由于缺乏熟练的劳动力的缘故！《纽约时报》食品栏编辑在描述这一过程时写道：

　　许多餐馆老板说，熟练助手之缺乏及其价格之高昂乃是他们转而出售冷冻食品的主要原因。但是炊事人员的工资是各行各业中最低的工资之一，缺乏助手可能是这一行业中工作情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一位读者说，他的妻子向斯托弗联号申请工作，可是他们告诉她说不需要炊事员，只需要“冷冻食品解冻器”。一位负责人承认这家联号“不是一种厨师的系统，而是一种食品管理的系统。”（13）

　　就零售业来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营商店的“技能”早已被分解了，并且所有有决定性的方面都归属于管理部门^*，可是一场变革还在酝酿之中；这种变革将使零售工作人员大体上成为类似工厂机械操作工那样的人，其类似的程度是任何人从来都想象不到的。例如，在零售食品业，以前需要有全能的食品杂货店店员、水果蔬菜商人、乳制品商人、屠夫等等，现在，这种需要早已为超级市场中一种劳动结构所取代了；这种劳动结构需要有卡车卸货员、货物上架员、结帐员、肉类包装员和切肉员。在这些人员中，只有切肉员还保留一点类似技能的东西，此外全都不需要关于零售业的一般知识了。用机械设备把商品放上货架，陈列商品和出售商品，迄今还停留在原始状态，部分是由于可以随时得到价格低的劳动力，部分也由于劳动过程本身的性质。但是，随着许多计算机化的半自动结帐系统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全国性零售业联号——销售食品的以及经营其他业务的——都采用新系统来代替目前现金收入记录机的系统。据他们估计，新系统将使每一名结帐员在一定时间内所处理的顾客人数翻一番。这种系统要求在每一个项目上贴上一条标签，上面标着适当的存货号码（食品业采用通用的十位数编号），也许还标上价格，用可以为光学扫描器辨认的印刷符号印出。这样，结帐员只需要把这个项目在扫描器上描过（或拿着扫描器的镜头对准标签），记录器就会把这种操作传送到能填补价格、或能根据现行价目表核对这种价格的计算机里去。这个系统对存货控制、对迅速和普遍的货价改变和对向中心报告销售额方面的效果无需多加评论。但是结帐柜台把形式最完整的装配线或工厂速度采为己用。每个记录器的“生产”可以从单独一个中心站加以控制，落后的则记下来以便将来采取行动。而且，由于不需要关于价格的知识，结帐员的工作速度可以在他开始工作后几小时内——而不是现在所允许的几个星期的学习时间内——就固定于最高的水平上。当然，最慢的操作就将是装袋工作，因此正在设计和试验各种机械体系，以便把各个“装袋机”取消，并使结帐员只用一次单独的动作就可以把那些项目在光学扫描器上扫过并装进袋中。（15）

　　自动汽车加油站的顾客，为了取得小小的节约而自己动手加油，这项交易则受到站内荧光屏的监视——这种趋势只就其既节约劳力又把男劳力改变为女劳力而言也值得一提。新汽油站的服务员一般是“女孩子”，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她们能为很会省钱的老板进一步省些钱。

　　只要略微看一下服务性职业的一览表就很清楚，大多数工作是集中在搞清洁工作与看管房屋和厨房与食品服务工作这两个方面。正如在零售工作中那样，女工作人员在数量上超过男工作人员。这些职业中大多数人员所需的必要训练是最低限度的，工作上往上爬的阶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失业率则比一般的高。在这一职业类别中，有一个集中生活和集中劳动的社会的各种家务管理工作；这种社会把工人和居民都聚集在综合性寓所、大办公室街区和大工厂单位中，这样就发生对清洁、看管和供应伙食等的特别需要。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被人们称颂的“服务经济”的表面。这种经济被认为能把工人从工业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能产生“较高级”的受过训练的劳动力，并使一般人的情况有所转变。当资本主义的热心宣传家和报刊宣传员（不管有没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高级学位）描绘这幅图景时，就提出一些专门职业的情况来表示似乎确实如此。在要从人数上支持这种想法时，那就举出办公室、销售和服务这些类别的工作人员。但是并不要求他们出示毕业文凭，出示发放工资的支票存根，或者说明他们的劳动过程的情况。^*

　　1．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218页。

　　2．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工作量和就业的趋势》（Trends in Output and Employment, New York, 1947），第23页。

　　3．美国劳工统计局：《1969年劳动统计手册》（Hand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1969, Washington, 1969），第242－243，357页。

　　4．R.K.惠尔普顿（P. K. Whelpton）：“1820－1920年美国的职业集团”（Occupational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载《美国统计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第21卷（1929年9月），第339页。

　　5．同上，第341页。

　　6．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488－489页。

　　7．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分卷，第197－198页。

　　8．亚当·斯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1937），第314页。

　　9．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经济发展概论》（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1940），第176页。

　　10．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人口普查，总结报告，PC(2)-7A，职业的特征》（Census of Population: 1970, Final Report PC(2)-7A,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ashington, 1973），第10－11页。

　　11．保罗·O.弗莱姆与尼古拉斯·I.彼得斯（Paul O. Flaim and Nicholas I. Peters）：“美国工人通常的每周工资”（Usual Weekly Earnings of American Workers），载《劳工每月评论》，1972年3月号，第33页；

　　12．约翰·L.赫斯（John L. Hess）：“冷冻、煮熟、然后再冷冻和再煮熟的餐馆食物”（Restaurant Food Frozen, Cooked, Then Refrozen and Recooked），载《纽约时报》，1973年8月16日。

　　13．同上。

　　14．爱德华·C.柯克兰（Edward C. Kirkland）：《工业已届成年：1860－1897年的工商业、劳动和政府政策》（Industry Comes of Age: Business. Labor, and Public Policy, 1860-1897, New York, 1962），第271页。

　　15．约翰·D.莫里斯（John D. Morris）：“靠近结帐柜台的变革”（Revolution Near at Check-Out Counter），载《纽约时报》，1973年5月21日；艾伦·埃克（Alan Fck）：“美国的富饶盛况”（The Great American Cornucopia），载《就业展望季刊》，1973年秋季号。

　　16．哈罗德·L.谢泼德和尼尔·Q.赫里克（Harold L.Sheppard and Neal Q.Herrick）：《机器人都到哪里去了？七十年代工人的不满情绪》（Where Have All the Robots Gone? Worker Dissatisfaction in the' 70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第5页；另参看附录甲，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