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四章 叛乱与革命


· 建筑工人罢工
· 卡尔沃·索特洛之死
· 摩洛哥的叛乱
· 共和国政府与叛乱
· 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
· 叛乱的胜败
· 叛军占领了安达卢西亚
· 叛军占领了萨拉戈萨
· 奥维耶多出乎意料地陷落了
· 叛军在海军中遭到了挫折
· 巴塞罗那的叛乱失败了
· 马德里的叛乱失败了
· 马拉加的叛乱失败了
· 巴斯克地区的叛乱失败了
· 瓦伦西亚的驻军没有发生叛乱
· 七月二十日晚上的局势


　　在武装叛乱爆发的那个七月，对立双方已经大打出手，软弱的政府根本无力制止。武斗、枪战、谋杀和暴力示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议员在进入议会时，警卫都要搜他们的身，以防他们带入武器。用总理自己的话来说，暴力已经统治了乡村。在城镇里，恐怖活动与报复行动让双方的部队如坐针毡。七月十一日，长枪党徒占领了瓦伦西亚广播电台的发射站，并宣告：“这里是瓦伦西亚电台！这里已被西班牙长枪党用武力占领了。我们明天还要占领全西班牙的电台。”人民阵线各政党和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游行，游行群众最后砸了自联总部与《瓦伦西亚日报》（Diario de Valencia）的办公室。不过，内战即将爆发的最明显的信号，还是每天都在马德里发生的暴力冲突。

建筑工人罢工


　　从二月起，一次又一次的罢工震动了马德里，就连最保守的行业，比如电梯操作员和侍者都举行了罢工。但在二月后的这几个月里，罢工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许多工人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实现个别要求，他们更想接管公司。马德里有轨电车工人决定接管公司，由自己来运营：人们立刻慷慨解囊，给他们提供了大笔资金。首都虽然是工总的重要据点，但在二月后的几个月里，全劳联也在首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全劳联现在或许不是会员最多的工会，但一定是最有战斗性的工会。全劳联建筑工会的灵魂人物是年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达维德·安托纳[1]、西普里亚诺·梅拉[2]和泰奥多洛·摩拉[3]，他们现在成了马德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袖。

　　六月一日，全劳联与工总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七万名马德里建筑工人将进行无限期罢工，只有在下一次大会上通过共同决议之后，才会复工。但老板们不肯就范。罢工工人开始使用强硬手段。饥饿正在工人区蔓延。罢工工人拿着武器，逼迫店主开门营业，或是占领餐馆，而且还经常吃了东西不给钱。小店主和小资产阶级吓得半死。警察天天都在跟罢工纠察队打架，根本无力应付群众。长枪党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向建筑工人施行反革命的暴力。他们先是袭击落单的工人，后来又在被占据的工地前面，袭击小股工人。此时，全劳联中央保卫委员会（Comité de Defensa de la CNT del Centro）已经接管了罢工，还接手了工人的武装自卫组织。政府竭力平息冲突。七月四日，劳工部长做出了决定，基本上满足了工人的要求[4]。工总在跟自己的会员商量之后，下令复工：主要目标已经实现，次要目标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所以必须复工。工总旗下的马德里建筑工会书记多明格斯（Domínguez）告诉《明晰》：这次冲突“会变成体制的一场严重危机”。不过，全劳联或许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才会继续罢工。现在，建筑工人罢工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争取提高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的斗争了：老板们已经尽量妥协了，但在最有战斗性的工人影响下，全劳联马德里分会决定继续罢工，其实，这次罢工已经变成了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实力较量，成了一次真正的起义。全劳联立刻将工总领导层以及支持它的社会党和共产党谴责为破坏罢工的工贼：原本说好了只有联合大会才有权复工，你们现在反倒自己宣布复工了！？七月九日，保王派报纸《ABC》宣称，由于遭到了全劳联会员的暴力威胁，工总的会员不敢复工。罢工工人与复工的工人、全劳联会员与工总会员用各种武器进行了殴斗。这一天，有五名工人死在工地的入口：工总会员三人，全劳联会员二人。早在六月十一日至十五日，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在马拉加与社会党和共产党发生过冲突[5]，这样的事情似乎又要在马德里重演了。费尔南德斯—奎斯塔[6]，长枪党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在七月四日获释后，率领长枪党再次向罢工工人发起进攻，企图粉碎罢工。全劳联为了报复，用机枪向一家被长枪党用作办公室的咖啡馆扫射，击毙了何塞·安东尼奥的三名保镖。在同工总的争斗中，全劳联被孤立了，政府打算趁这个机会，把它认为更加危险的全劳联的领导层给一网打尽。警察查封了双方的办公室，并逮捕了以安托纳和梅拉为首的建筑工人领袖。罢工工人在全劳联中央保卫委员会的爱德华多·巴尔[7]领导下，为了控制街头和工地入口，继续同工总会员、警察和长枪党战斗。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尽管武装叛乱的威胁日益明显，政府还是拒绝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提出的给工人分发武器的要求，这并不奇怪。在政府领导人看来，“把人民武装起来”，首先就是把全劳联马德里分会的建筑工人武装起来，也就是要把革命先锋队武装起来，而他们害怕革命先锋队，甚于害怕反动将军。

卡尔沃·索特洛之死


　　我们前面讲过，突击警察中尉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在七月十二日被暗杀了，他的死，是引发内战的重要事件之一。继法拉乌多上尉之后，他是第二位在同样情况下被枪杀的突击警察，这两起案件的策划者很可能是同一人。他的战友迅速做出了反应：突击警察事实上已经成为长枪党的雇佣杀手的目标，而在目前这种气氛中，凶手很有可能逍遥法外。卡斯蒂利奥的连队下定了决心：他们为国效力，保卫法律与秩序，可国家却不能把杀害战友的凶手绳之以法；既然如此，在法拉乌多遇害后，他们就该为他复仇，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现在卡斯蒂利奥也遇害了，他们必须为两位遇害的战友讨还血债。冤有头债有主，他们决定拿名气大、又被他们当成了主谋和首犯的卡尔沃·索特洛开刀，而在几天前，卡尔沃·索特洛还在议会中谴责卡斯蒂利奥组织了对长枪党的袭击。

　　第二天黎明，莫雷诺（Moreno）中尉和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少校费尔南多·孔德斯[8]带领一队突击警察，乘卡车抵达了卡尔沃·索特洛的宅邸。他们声称自己是来逮捕保王派领袖卡尔沃·索特洛的。卡尔沃·索特洛焦急之下，向警方打电话确认此事。然而突击警察已经剪断了电话线，卡尔沃·索特洛只好跟着他们走出房子。几小时后，有人在城东墓地里发现了一具遍布弹孔的尸体，在停尸房里，这具尸体被确认为卡尔沃·索特洛。

　　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与卡尔沃·索特洛的葬礼，成了两军交战之前最后的阅兵。双方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羞辱对方。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在索特洛墓前发誓：“我们一定要为你复仇。”希尔—罗夫雷斯在议会发表了异常凶猛的演说：“索特洛的死，要算到政府账上。”苏亚雷斯·德·坦希斯（Suárez de Tangis）以卡洛斯派和西班牙复兴运动的名义，宣读了一份文件，它简直就是内战的宣战书：“从二月十六日起，我们就生活在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政府在暴力面前屈膝投降，公正荡然无存，一切精神价值都遭到了可怕的颠覆。谁愿意作为文明人，拯救西班牙和它的精神遗产，就请走上这条责任与牺牲之路，我们会在这条路上等着你。”

　　在内战爆发前几个月的气氛中，辱骂和威胁随处可见，卡尔沃·索特洛的伙伴轻易就能从敌人的言论中挑出一些指控和攻击，把这些当成是挑唆谋杀的话语。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索特洛的行刑人与卡斯蒂利奥的复仇者的身份被发现了：他们是中尉手下的十五名警察。显然，他们并不是奉命行事，而是自发行动的。但是，右翼为了给叛乱造势，进行了大鸣大放的宣传，把索特洛被杀完全归咎于共和派政府。索特洛的死，给密谋已久的叛乱提供了绝佳的借口。西班牙各地的工人都开始挖出一九三四年藏起来的武器，并试图夺取新的武器。政府把几个将军调到了别的地方，加快了新兵的复员工作，并加紧逮捕长枪党徒，把一些刚释放不久的长枪党徒又关了起来。普里耶托在《自由主义者》上毫不含蓄地宣称：“反动派要是以为政变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种变幻莫测、紧张不安的气氛中，卡萨雷斯·奇洛加总理依然稳如泰山。七月十四日，包括未来的巴斯克主席阿基雷在内的一批巴斯克议员求见总理，向总理汇报了有关冲突的情况，并询问总理：据传，人人皆知的阴谋集团首犯莫拉将军已被逮捕归案，此事是否属实？这个传闻让总理很不高兴，他宣布：“莫拉是一位忠于共和国的将军。[9]”维尔瓦（Huelva）省长向他提交了凯波·德·利亚诺将军参加叛乱的证据，并请求批准逮捕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然而总理以同样的方式，断然加以拒绝。最后，当摩洛哥驻军突然发动叛乱后，普里耶托等人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他，他却只回了一句话：“他们叛乱了？那好，我要睡觉了。”

摩洛哥的叛乱


　　 一直以来，陆军在摩洛哥都可以说是高枕无忧。早在二月，当地的部队就已经铁了心追随叛乱将军，而本土的部队还在摇摆不定。摩洛哥驻军中的摩尔人部队是从里夫的山民中招募的。他们是可怕的战士，不受任何宣传影响的野蛮人，他们唯一在乎的是战斗与劫掠，这在他们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时就表现得特别明显。西班牙外籍军团是一支精锐的雇佣军，它由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兵组成，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往往还是通缉犯；他们自愿选择了这种拿钱打仗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也非常乐意打仗。当然，摩洛哥也有工人运动，而且在城镇中有较强的工会组织。但是，他们对组织良好的当地人没有多少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们跟职业军人——摩洛哥士兵与精锐的外籍军团——没有任何联系。

　　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参加了叛乱阴谋。军官们在大街上弹冠相庆，高呼“¡Café！”（“咖啡！”）——这是他们的口号“¡Camaradas, Arriba Falange Española!”（“战友们，跟着西班牙长枪党，奋起吧！”）的缩写。他们几乎是公开进行着征服本土的准备工作——他们要用殖民军传承下来的赫赫武功，使背叛了他们的本土获得新生。我们前面讲过，叛乱头目们在发了“利亚诺·阿马里利奥之誓”后，便开始分析形势。国家把陆军派来驻守摩洛哥实在是失策，现在它已经做好了向共和国反扑的一切准备。当地政府在军方首脑面前十分软弱，军方首脑甚至都不怎么隐瞒阴谋，只要做到让本土得不到比较准确的消息就可以了。七月初，警方在特图安（Tetuán）赌场里查获了大量的武器、军服和传单。尽管叛乱头目的名字已经人人皆知，却没有任何人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七月十七日，叛乱首先在梅利利亚（Melilla）爆发。当地的叛乱头目塞吉[10]中校争取到了突击警察的支持，他带着手下的军官，缴了驻军司令的枪。外籍军团向正在人民俱乐部举行集会的建筑工人进攻。各地都有士兵和工人试图反抗，但都被枪杀了。塞吉在几小时后控制了梅利利亚，他用电报向其它地方的驻军下达了叛乱的命令。摩洛哥与西班牙本土的联络被切断了。夜里十一点左右，外籍军团的指挥官雅古埃[11]和特利亚[12]，还有各支摩尔人部队的指挥官——驻扎在里夫的保蒂斯塔·桑切斯[13]上校、驻扎在特图安的萨恩斯·德·布鲁瓦加[14]上校、驻扎在拉拉什（Larache）的穆希卡（Múgica）上校——开始了行动，他们占领了战略要地，控制了交通，并开始在工人区大肆搜捕。特图安的航空兵进行了抵抗，却被大炮镇压了下去，然后他们就被“按照军法”枪杀了。叛军占领了西属摩洛哥高级专员署后，找来了摩洛哥国王和首相，询问他们对叛乱的态度。他们表示赞成。工会在七月十八日发动总罢工，但陆军逮捕和枪杀了一些罢工工人，然后又让当地人充当“志愿者”，很快就粉碎了罢工。雅古埃在塞乌塔（Ceuta）敲响警钟，发出了叛乱的信号，两小时后控制了全城。拉拉什的工人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他们在一天之内便被镇压了下去。七月十八日，陆军粉碎了一切反抗。当地驻军名义上的领导人莫拉托[15]将军在接到马德里的电话后，才得知了叛乱的消息。现在陆军正在等待它真正的领袖——弗朗哥。

共和国政府与叛乱


　　弗朗哥搭乘一架由英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离开了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16]。机智的他先是在法属摩洛哥降落，了解叛乱进展之后，才在七月十九日抵达了特图安。但在他抵达之前，叛军就已经用他的名义，在特图安发表了宣言：“陆军已决定恢复西班牙的秩序……弗朗哥将军已出任运动的领袖，他要唤起所有西班牙人的共和国情感。”七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夜里，政府军的一架飞机朝特图安的叛军司令部投掷了六枚炸弹。宣言对此做出了恶狠狠的答复：“你们越是反抗，报复就会越狠。”

　　七月十八日早晨，政府不得不发表了一个通知，承认“部分陆军部队已在摩洛哥发动叛乱。”通知还写道：“政府表示，叛乱仅限于西属摩洛哥的某些地区，在本土绝对没有任何人参加这种荒谬的冒险。”然而，不到一天，这种“荒谬的冒险”就席卷了全国，马拉加和塞维利亚的驻军也参加了叛乱。政府在当天下午三点通过广播发表了与第一个通知相反的第二个公报，向各政党和工会做出了答复：

　　“政府注意到了各方提供的帮助，并诚挚地感谢各方，同时，政府认为，最好的帮助就是保持正常的生活，这样才能给国家的军事力量树立一个冷静与信任的榜样。……政府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扑灭了一个大范围的反共和国运动。这个运动在本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仅在陆军中得到了一小撮人的支持。”在向正在镇压摩洛哥叛乱的部队致敬后，广播做出了结论：“政府的行动足以恢复秩序。”政府的广播电台甚至指出，塞维利亚的叛乱已被粉碎。

　　当天晚上，拉尔戈·卡巴耶洛以工总的名义，请求将武器分发给各工人组织，但内阁和普里耶托再次拒绝了他的请求。社会党与共产党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情况是艰难的，但还没到绝望的程度。政府确信它拥有足够的手段，完全可以粉碎这一罪恶之举。如果事实证明它的手段不足，那么，人民阵线向共和国庄严承诺：只要共和国求助，人民阵线将随时投入斗争。人民阵线将遵守政府的命令。”

　　当天晚上，全劳联与工总下令总罢工。七月十九日凌晨四点，当西班牙准备迎战的时候，卡萨雷斯·奇洛加内阁向阿萨尼亚总统递交了辞呈。

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


　　阿萨尼亚立刻要求议长马丁内斯·巴里奥组阁，马丁内斯·巴里奥马上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共和派政府，但他把当时还没参加人民阵线的右翼政党——桑切斯·罗曼[17]的民族共和党也给拉进了政府。他还任命米亚哈[18]将军为陆军部长。

　　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普遍认为：马丁内斯·巴里奥内阁曾企图与一部分叛乱将军达成妥协，以此避免内战。但是，关于事情的具体经过，甚至是妥协的内容，则是众说纷纭。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认为：马丁内斯·巴里奥给叛乱将军留了几个部长职位。卡巴耶洛声称：马丁内斯·巴里奥曾亲自跟莫拉通过电话，这是马丁内斯·巴里奥告诉他的。克拉拉·坎波亚莫尔[19]也举出了几位听见马丁内斯·巴里奥提及此事的证人。法国历史学家贝特朗·古埃伊[20]指出，莫拉断然拒绝出任陆军部长：“如果你我能达成协议，我们就都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的人。[21]”马丁内斯·巴里奥——现在的流亡政府总统——对这些说法一概否认，并给马达里亚加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从来不打算跟叛军合作。我们相信，随着这一政策的改变，他们也会改变态度。[22]”

　　无论马丁内斯·巴里奥是否联络过叛军将领——显然他们确实联络过——某些叛军将领的态度，似乎证明了马丁内斯·巴里奥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期待是合理的。莫拉、奥维耶多的阿兰达[23]和马拉加的帕克特索特[24]都曾暂时按兵不动，似乎是在犹豫——万一马丁内斯·巴里奥真的能说服共和派提出妥协，那就先别把事情做绝。但是，新政府成立的消息一传出，就像炸弹一样震惊了全国，连马德里也被惊动了。不等任何组织下令，几十万群众就走上了街头，要求发放武器，同叛军战斗。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和波克瑙[25]都认为，卡巴耶洛曾用社会党人的武装起义来威胁政府，他们两人都同意马丁内斯·巴里奥的观点，即政府“被卡巴耶洛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给毁了。[26]”卡巴耶洛在回忆录里写道，他只是向工总建议，如果新政府同意武装工人，那就支持新政府。但马丁内斯·巴里奥像卡萨雷斯·奇洛加一样，依然拒绝了他的建议，在他们看来，武装工人就意味着工人革命的开始和议会制共和国的结束。于是马丁内斯·巴里奥也辞职了[27]。

　　在共和派互相观望之时，只有何塞·希拉尔[28]博士（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又是阿萨尼亚的朋友）愿意采取至关重要的措施：他的政府下令解散陆军，并把武器分发给各政党和工会组建的工人民兵。他签署的这个命令，等于消灭了“共和国的合法性”；但在当时看来，这道命令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从此以后，西班牙的命运，就要由双方的武力——一方是将军和他们的军队，一方是武装工人——来决定了。当两股社会力量发生冲突时，“合法性”就烟消云散了。

叛乱[29]的胜败


　　叛乱头目没有料到他们会遭到长期抵抗。他们的计划确实考虑到了某些地区会遭遇到特殊的困难，但经过数日的战斗之后，整个西班牙的形势出现了一些完全出乎预料的情况。纳瓦拉是卡洛斯派的传统堡垒，它热情地欢迎了叛军。布尔戈斯和潘普洛纳的街道上挤满了头戴红色贝雷帽、胳膊上扎着带有十字架的绿色臂章的人，他们都是卡洛斯派民兵“呼啸兵”的志愿兵。他们背着毯子，从山上走下来，准备按照经书的教诲，去帮助“基督君王”赢得胜利。德拉普雷[30]发现他们“在提到‘共和国’或‘工会’之类的词的时候，会厌恶地吐口水。”他还说：“如果我看见布尔戈斯广场上立起火刑架的话，我也不会惊讶的。[31]”那里的人拥护叛乱的将军，志愿兵参加了莫拉的部队，向首都进军。这支十字军在一派热烈的气氛中出发了，会破坏这种气氛的，或许只有“红色贝雷帽”与长枪党的“蓝衫队”之间的露骨的敌意。


　　但是，其它地方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一些预料不到的因素：警察、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的态度，他们的选择往往能决定胜负；当地的省长是坚决反抗还是摇摆不定；当地军队指挥官是勇敢反击还是犹豫不决；工人阶级的领袖是常备不懈还是麻痹大意。其实，只要叛军能够迅速控制敌人的组织，叛乱就能速胜；当工人领袖中了叛军军官的计，以为他们仍然忠于共和国的时候，叛乱也会胜利，但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叛乱初期，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主要不是叛军的行动，而是工人、政党、工会的反应，以及他们把自己武装起来、组织军事行动的能力；简单来说，关键在于他们的政治洞察力。实际上，每当工人组织出于对共和国法制的尊重，而自缚手脚的时候；每当工人组织的领袖被叛乱军官的花言巧语欺骗的时候，叛乱就会胜利。反过来，只要工人不理睬自己的领袖的意见，不管“合法”当局的态度，抓紧时间武装自己，并向军队进攻，就能打退叛军。

叛军占领了安达卢西亚


　　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的驻军自称忠于共和国，所以市长不肯给工人发武器，结果叛军迅速占领了这个城市。当铁证摆在市长面前时，他总算下令逮捕驻军指挥官，但被抓起来的却是他自己。七月十九日，加迪斯发生了总罢工，突击警察把武器发给了工会，但省长却保证当地驻军是忠于共和国的。七月二十日，阿尔赫西拉斯失守的消息传来，叛军的一艘战舰也开到了港口，当地驻军便叛变了；第二天，叛军粉碎了一切抵抗，叛军指挥官禁止了罢工和工会的集会。

　　科尔多瓦市长拒绝给罢工工人发放武器。卡斯卡霍[32]上校，一名假扮成共和派的军官，指挥国民警卫队和当地驻军同时发动叛乱，并粉碎了一切抵抗。格拉纳达的突击警察与国民警卫队和当地驻军一起参加了叛乱，他们迅速粉碎了郊区的武装抵抗。里奥·丁托的矿工在工会组织下，向叛乱的塞维利亚进发，维尔瓦省长调集国民警卫队护送他们，可国民警卫队却在路上伏击了矿工，杀死了许多人。然后国民警卫队就去攻占矿山了。

　　不过，叛军最重大的胜利，是攻占了工人阶级的堡垒——塞维利亚。政府不肯逮捕凯波·德·利亚诺将军，他用假名来到了安达卢西亚首府，这里参加了叛乱阴谋的只有国民警卫队指挥官一个人。在国民警卫队的兵营里，长枪党徒和志愿参加叛乱的乡绅拿到了武器，并被编入准备发动叛乱的部队里。由这些人组成的突击队向突击警察兵营发起奇袭，而突击警察在兵营和电话局坚守到了最后一刻。与此同时，一小队叛军没开一枪，就占领了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凯波·德·利亚诺先让电台播放共和国国歌，然后突然宣布，他已经控制了全城。工人组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而这位诡计多端的将军却占领了各个战略要地，并让一辆载满士兵的卡车在全城的街道上反复跑来跑去，造成了叛军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的假象。等到全劳联和工总开始把他们的战士集合起来，准备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突击警察已被彻底消灭，来自摩洛哥的第一批援军已在机场降落，开始占领机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些可怕、好战而又纪律严明的摩尔士兵的到来，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不过，这位狡猾的将军又一次赢得了心理战的胜利——无人不知摩尔士兵的残暴，摩尔士兵抵达塞维利亚的消息，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工人的抵抗发动得太晚，形势对他们又非常不利。在塞维利亚，没有发生战斗，只有屠杀。根据律师协会的记录，有九千多名工人惨遭杀害[33]。《巴黎晚报》记者贝特朗·德·茹夫奈尔[34]描写了摩尔士兵进攻工人区的情景：“这些士兵发出骇人的嗥叫，冲进工人区的街道。随后就是冷酷无情地用手榴弹和匕首肃清残敌。这里毫无怜悯可言。第二天，我设法潜入废墟，发现尸体都被串了起来，身上满是刺刀与匕首留下的窟窿。”不过，特里亚纳（Triana）的郊区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塞维利亚被“肃清”后，军队就去攻占其它城镇和村庄。各地都发生了激烈而殊死的抵抗，但它们都被同样的方法给粉碎了：莫隆（Morón）镇坚持了一星期；卡尔莫纳（Carmona）镇击毙了许多叛军。但叛军还是攻占了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大批工人与工会活动家惨遭屠杀，有些地方在听到屠杀的消息后，便不敢坚决抵抗了，甚至决定投降。当地政府和国民警卫队为了向军队表示忠心，往往还没等凯波·德·利亚诺的部队抵达，就杀害了工人领袖。仅过了几天，安达卢西亚就沦陷了：凯波·德·利亚诺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坚决果断；机智地运用了现代的宣传手段和大规模恐怖，还利用了无线电广播与机场；而工人在这些方面都不如他。工会的战士们被打得措手不及、不知所措，虽然他们进行了勇敢而顽强的反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反击并没有取得效果。

叛军占领了萨拉戈萨


　　军队用同样的方式，占领了工人阶级的另外一个堡垒——萨拉戈萨。当地驻军的指挥官米盖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也是叛乱头目之一。他是共济会员，人们以为他是共和派，他像凯波·德·利亚诺一样，是在最后一刻才参加叛乱的。七月十七日，摩洛哥发生叛乱的消息传来后，他自称忠于共和国，并下令戒严，提防“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全劳联威胁他，说要发动总罢工，他一边向全劳联让步，一边加紧把长枪党徒和乡绅塞进他的部队里。政府向工人领袖请求：不要制造麻烦，不要武装工人，保持冷静。全劳联的领导人接受了这个要求，让工人回家去了。七月十九日早上，经过右翼整肃过的军队，在右翼分子和国民警卫队的支援下，占领了阿拉贡的首府，并部署了野战炮和机枪。叛军通过广播宣称：“我们不会向共和国进军……我们会考虑工人的要求。”有人别有用心地散布了卡瓦内利亚斯正在向法西斯分子进攻的谣言。

　　直到警察开始逮捕工会活动家的时候，当地的工人领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七月十九日，全劳联与工总下令总罢工，并试图在军队不敢贸然进入的郊区组织武装抵抗。自青联组织的一支队伍遭到了国民警卫队的猛攻，伤亡惨重。当地工人领袖虽然遭到严刑拷打，却拒绝下令复工，总罢工在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后才被镇压下去。全劳联萨拉戈萨分会的一位领导人楚埃卡[35]后来承认，工会领导人太大意了，他们在谈判上浪费了太多时间，甚至还相信了省长的许诺；他们没有让“最有战斗力的三万名有组织的萨拉戈萨工人[36]”做好迎战的准备。几天之内，几乎整个阿拉贡都落入了叛军之手。

奥维耶多出乎意料地陷落了


　　奥维耶多是阿斯图里亚斯工人阶级的中心，当地的社会党活动家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活动家拥有顽强的战斗传统，富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干部，还掌握了一些武器，所以，莫拉的叛乱计划并不包括攻占奥维耶多。七月十八日，卡巴耶洛派报纸《前进报》（Avance）出了一份未经审查的特刊，报道了叛乱的消息。矿工立即在工会会堂集合，组建部队，挖出了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就藏起来的武器。在矿工的推动下，各政党和工会成立了一个省委员会[37]，负责支持和监督省长利亚尔特·劳辛[38]的行动——这个省长的忠诚度令人怀疑。

　　当地驻军的指挥官阿兰达上校马上就向工人阶级与共和派的领袖表示，他坚决忠于共和国，并断然驳斥了有关他参加叛乱阴谋的指控。然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已经把所有可用的武器都转移到了军营里，并向该省的国民警卫队发出了向奥维耶多进军的密令。他做得很小心，没有走漏风声，骗取了人们的信任。而且，当遭到围攻的马德里向当地求援时，他还向社会党领袖建议：组织三个矿工纵队，乘火车支援马德里。社会党领袖同意了。这支队伍共有三千人，由萨马·德·兰格雷奥的一千六百名青年、米耶雷斯的几百人和奥维耶多的一队“爆破手”[39]组成，由突击警察的警官指挥，其中只有四百人有枪。在雷昂，戈麦斯·卡米内洛[40]将军给了他们三百支枪。这支援军对保卫马德里意义重大，但他们却不能保卫奥维耶多了。

　　尽管社会党领袖很乐观，但不安的情绪却在不断增长。阿兰达确实已经下令让士兵留在兵营里，通往兵营的道路上都设了岗哨。人们都知道士兵拥有武器，而矿工手上那点武器已经跟着援军一起运往马德里了。省委员会分裂了：右翼共和派和社会党继续信任阿兰达上校；但全劳联的领导人知道阿兰达已经把武器都转移到了兵营里。以《前进报》编辑哈维尔·布埃诺[41]为首的社会党左派和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他们不能继续玩下去了。他们要求阿兰达证明自己的忠诚：把囤积起来的武器分发给工人民兵、开放军营、把士兵和武装工人混合起来。阿兰达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他们。冈萨雷斯·佩尼亚劝他向极端分子做出一些保证，并借助普里耶托的官威，让阿兰达分发武器。阿兰达答复说，他在等陆军部长下令。此时，国民警卫队正在向奥维耶多进军。阿兰达找了个借口，溜出了省长官邸（省委员会就设在省长官邸里）。然后他跟自己的部队会合，占领了纳兰科（Narranco）山，并用两门野战炮瞄准了省长官邸。当军队占领战略要地时，省委员会四下逃窜。阿兰达上校的诡计得逞了：武装的矿工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不发一枪就拿下了首府。不过，城郊已得到了警报，建起了街垒。矿工居住区里的国民警卫队遭到矿工攻击，被矿工抓了起来，武器也都被矿工给缴了。希洪驻军在宣布忠于共和国后，也发动了叛乱；但是，塞贡多·布兰科[42]在人民俱乐部临时成立了保卫委员会，召集了拉·费尔盖拉的金属工人，他们立即包围了希洪驻军。最后，驰援马德里的两个矿工纵队之一在得到家里发生叛乱之后，掉头攻占了特鲁比亚（Trubia）的军火库，并包围了阿斯图里亚斯的首府。叛军占领了奥维耶多，虽然这并没有导致整个阿斯图里亚斯失陷，却让几万名几乎手无寸铁的工人动弹不得。当其他地方正在进行残酷的战斗时，原本可以投入战斗的几万名生力军，却由于阿兰达的狡诈和某些领导人的天真，而被牵制住了。

叛军在海军中遭到了挫折


　　叛军将领在享受意料之中的胜利与出乎意外的成功时，也遭遇了一些挫折。首先，一个意外使他们失去了一位领袖。桑胡尔霍本应在七月二十日乘飞机离开艾斯托里尔，前往西班牙，但螺旋桨在降落时出了故障，飞机着了火，弄死了桑胡尔霍。

　　但是，叛军在西班牙各地遭到的挫折，并不是由意外造成的。按照原定计划，在叛乱爆发后，摩洛哥部队应该在数小时内大举登陆西班牙本土，然而这并没有发生，因为海军并没有抵达预定地点。当海军在加纳利群岛举行演习时，弗朗哥与海军将领举行了多次会议，精心规定了海军的任务，并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绝大多数海军军官都支持叛乱。但叛乱却被水兵搅乱了：水兵基本上都是工人出身，他们有更高的政治觉悟，他们知道——至少比陆军士兵更了解——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破坏军官的准备工作。几乎每一艘舰艇上都成立了由八到十名士官和水兵组成的地下小组，他们不是社会党人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并同港内的组织保持着联系。水兵在 “自由”号（Libertad）巡洋舰上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向各舰艇的水兵委员会发出了警告，于是，七月十三日，“塞万提斯”号（Cervantes）、“塞尔维拉将军”号（Almirante Cervera）、“西班牙”号（España）和“贝拉斯科”号（Velasco）的水兵委员会派出代表，在费洛尔[43]召开会议，决定了破坏叛乱阴谋的方法。七月十四日，他们设法联系上了“海梅一世”号上的水兵委员会。海军士官巴尔博亚[44]逮捕了马德里的海军通信中心主任，破坏了叛乱计划的重要环节。通过通信中心主任和每艘舰艇上的无线电台，水兵们获知了有关叛乱进展的最新消息，并准备向军官发起反击。

　　“楚鲁卡”号（Churruca）驱逐舰在七月十九日把一个摩洛哥营运往加迪斯，这艘驱逐舰上的水兵在二十日举行起义，枪毙了军官。随后“巴尔德斯将军”号（Almirante Valdés）与“桑切斯·巴尔凯斯特吉”号（Sánchez Barcáiztegui）的水兵也举行了起义，将舰只驶离梅利利亚，前往卡塔赫纳（Cartagena）。在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水兵控制了两艘炮艇和一艘巡洋舰，但它们最后被岸炮击伤，不能行动；水兵虽然占据了“塞尔维拉将军”号和“西班牙”号，但“塞尔维拉将军”号正在修理，不能战斗，“西班牙”号又没有炮弹，最后这两艘军舰还是被费洛尔的叛军夺回去了。但“海梅一世”号的水兵通过无线电得知自己的船只正在前往塞乌塔，他们便在海上发动起义，经过一番血战，控制了这艘巡洋舰。然后他们在丹吉尔湾（Bay of Tangier）与舰队主力会合[45]，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舰队主力的每一艘船上。水兵委员会控制了每一艘船，处决了大部分军官，逼迫剩下的军官服从他们的命令。这些军舰破坏了叛军的通讯联络，没有让摩洛哥的叛军在西班牙本土登陆。水兵们的壮举，沉重打击了叛乱将领的计划，它是叛乱初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46]。

巴塞罗那的叛乱失败了


　　叛军在巴塞罗那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打败他们的是加泰罗尼亚工人，而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在关键时刻帮了工人一把，这虽然有点意外，却是真事。加泰罗尼亚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主张地区自治，他们对叛军的态度，要比西班牙其他地方坚决得多，尽管如此，经过数日血战，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还是工人。

　　在叛乱发生的前几天里，全劳联的领导人实际上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加泰罗尼亚语：Generalitat；西班牙语：Generalidad）和艾斯凯拉的领导人保持着几乎不间断的联系：无政府主义领袖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后来回忆：“有几个晚上是在内务部里度过的。”但是，他们提出的分发武器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政府同意。桑蒂利安要求政府向全劳联的工人发放一千支步枪，后来他写道：“那一千支枪根本没有发给我们；我们已经夺到手的一些枪反而又被要走了。[47]”十八日下午，战士们四处搜集武器，从商店里的猎枪，到造船厂里的炸药，能找到的都被搜集一空。七月十八日至十九日的晚上，一群无政府主义码头工人把停在港内的船上的武器全部卸下。他们的领袖杜鲁蒂与加西亚·奥利维尔冒着遭到自己人的私刑的危险，马上亲自进行干预，阻止工人同警察发生冲突，他们甚至还同意归还一部分已被码头工人夺取的武器。

　　不过，一些突击警察从兵营里拿出武器，分给了工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工人在办公室和指挥部外面站岗放哨。

　　叛乱的计划执行得十分完美，负责指挥叛乱的戈戴德刚从马略卡（Mallorca）乘飞机抵达巴塞罗那，就下令逮捕共和派军官[48]。几周以来，青年志愿兵、乡绅和长枪党徒都在混入突击警察的队伍。只要一声令下，一万二千名叛乱分子就会涌出兵营，在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de Catalunya）集合。七月十九日凌晨，佩德拉尔维斯（Pedralbes）兵营的叛军出动了。全城的工人哨兵在值完夜班之后，带着他们简陋的武器，正等着下一班哨兵来换岗。此时，来自阿塔拉萨纳斯（Atarazanas）兵营的部队正在占领督军府[49]和都督府[50]，

　　可是，巴塞罗那工人拥有数量优势，他们觉得复仇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一刻曾使他们长期担惊受怕，却又让他们翘首以盼。他们从巴塞罗内塔（Barceloneta）和港区涌出来，阻挡了叛军的去路。他们缺乏武器，甚至赤手空拳，也没有一个中央指挥机关，他们只懂得一种战术——冲锋。尽管他们蒙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每倒下一个工人，马上就有另一人顶替他的位置，叛军被群众压垮了。冲在最前面的是工人积极分子，牺牲最大的也是他们。加泰罗尼亚统社青书记弗兰西斯科·格莱利斯（Francisco Graells）、伊共青书记热米纳尔·比达尔[51]和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的书记恩里克·奥布雷贡[52]都倒在了加泰罗尼亚广场。叛军占领了广场一带最重要的建筑物——科隆旅馆（Hotel Colón）、电话局（Telefónica）和艾尔多拉多（Eldorado）旅馆。那些地方的叛军陷入了真正的围城战：勇气和恐惧具有同样的感染力，叛军根本没有料到群众居然会视死如归，他们顶着叛军的机枪火力冲锋，夺走了机枪，广场上和街道上留下了几百具尸体。

　　下午早些时候，国民警卫队的埃斯科瓦尔[53]上校（他就是安德列·马尔洛的小说《希望》中的希梅内斯上校[54]）率领四千正规军，前来增援工人。科隆旅馆和丽思（Ritz）旅馆很快就被攻下了。此时传来了几支部队正在“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集结的消息，还传来了共和派军官迪亚斯·桑迪诺[55]中校指挥普拉特（Prat）机场的航空兵赢得胜利的消息。全劳联的战士夺回了电话局。战斗虽然还在继续，但叛军已经遭到了沉重打击，哗变的叛军士兵越来越多。

　　七月二十日是星期一，这天早上，工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门野战炮（可能是被工人夺取的，也可能是被叛军丢弃的），瞄准了都督府。一位临时指挥员、曾当过炮兵的码头工人雷查（Lecha）负责指挥这几门火炮。叛军的抵抗已没有意义。当佩雷斯·法拉斯[56]率领部下攻进都督府时，戈戴德将军打出了白旗。大部分被包围的叛军军官被就地处决；有人费了一番力气，才把戈戴德从愤怒的人群中救出来[57]；他被带到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在加泰罗尼亚主席的请求下，他同意通过广播发表讲话：“我要告诉西班牙人民：命运没有站在我们一边。我已经投降了。所以，忠于我的士兵们，如果你们不想再流血，那么，你们就不用再向我承担任何义务了。[58]”

　　真相就此大白。许多兵营里发生了哗变。蒙朱伊克（Montjuïc）要塞的士兵枪毙了军官，把武器分给了工人。到处都有军官自杀。阿塔拉萨纳斯兵营是最后一个被攻克的叛军据点。迪亚斯·桑迪诺指挥几架飞机轰炸了这个兵营，但它经过一番血战之后才被攻克，而在最后的战斗中，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牺牲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战士们在开赴前线之前，都要列队经过这位无政府主义战士牺牲的地方，这里已成为在这三天中牺牲的战士们的象征。

马德里的叛乱失败了


　　七月十八日，从建筑工人罢工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转入战时状态的全劳联马德里分会，决定用武力打开此前被警方封闭的办公室，并开始征收汽车、收集武器。全劳联全国委员会书记达维德·安托纳在七月十九日上午获释；他前往内务部，威胁说要派他的人攻打监狱，放走所有还被关在牢里的活动家。两大工会下令总罢工。在来自全国各地的邮政工人和铁路工人的帮助下，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很快就在工总的办公室里建立了一个信息中心，使马德里能够及时得知各省最新的确切情况。社会党把从一九三四年起就藏起来的武器挖了出来，分发给群众。街道上筑起了第一批街垒。第一次枪战发生在托里霍斯大街（Rua de Torrijos），有人从这条街上的一家修道院往街上打枪。尽管军营里还没有发生什么反常情况，第一批工人民兵已经上街巡逻了。

　　其实，叛军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十九日，阴谋集团控制下的各个团没有发动进攻。帕尔多（Pardo）团在叛变后立刻离开了首都，前往北方，可能是打算与莫拉会合。在赫塔菲（Getafe）的炮兵军营里，忠于共和国的士兵与叛军士兵发生了战斗。在所有部队里，叛军首先攻击的是反对叛乱的军官：普里耶托的朋友卡拉塔拉（Carratala）中校就是死于叛军之手。蒙塔尼亚（Monta ña）兵营是叛军的主要据点，叛军的军事领袖范胡尔将军，还有来自其他部队的叛乱军官、乡绅、长枪党徒都在那里。但是，范胡尔可能是动摇了，也可能是在等待援军；总之他浪费了很多时间：他跟部下高谈阔论，并下令戒严。当天夜里，他放弃了突围的念头，并下令向聚集在蒙塔尼亚兵营门口的人群开火，这一公开的挑衅激起了众怒。就在这时，希尔[59]中校，一个忠于共和国的军官，在炮兵公园（Parque de Artillería）向群众发放了五千支步枪，但这批步枪里有不少没有枪栓，因为狡猾的叛军已经事先把它们的枪栓拆了下来，运进了蒙塔尼亚兵营。

　　关键的战斗到了二十日才开始。街头巷尾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巴塞罗那成功镇压叛乱的消息和戈戴德的投降声明。叛军被迫转入防御。两门七十五毫米口径的野战炮开始向蒙塔尼亚兵营开火，然后又有一门一百五十五毫米口径野战炮加入了炮击。库瓦特洛·比恩托斯（Cuatro Vientos）机场的叛军被歼灭后，援军乘飞机抵达机场，增援共和国。上午十点左右，被包围的叛军打出了白旗。群众蜂拥而入，迎接他们却是机枪的子弹。这一背信弃义之举极大地激怒了群众。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两次，实际上，这表明兵营内部发生了斗争。尽管在场的共和派军官认为，靠航空兵和炮兵就足以迫使范胡尔的叛军投降，但群众还是不顾巨大的伤亡，组织了强大的攻势，攻下了兵营。范胡尔和一些军官被关进了装甲车，被一队突击警察押走了，几乎所有叛军都被就地处决，然后工人夺取了叛军的武器。

　　第二天，马德里人民给他们的胜利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在马德里，小股部队正在街道上清除pacos——孤立的狙击手，他们仍在教堂、修道院和房顶上负隅顽抗；临时组建的纵队向瓜达拉哈拉省首府进发，他们镇压了当地的叛军，夺回了瓜达拉哈拉，枪毙了巴雷拉将军[60]，然后又攻占了托莱多，把叛军逼进了古老的阿尔卡萨尔（Alcázar）堡垒。然后他们又向昆卡进发，两天前获释的西普里亚诺·梅拉带着八百名战士和一挺机枪，夺回了昆卡。这几支匆忙建立的纵队，与其他部队一起，分别向三个方向进军：一队前往瓜达拉马（Guadarrama）山脉，准备迎击莫拉；一队前往西古恩萨（Sigüenza），向阿拉贡进军；还有一队向瓦伦西亚和马拉加进军。战争才刚刚开始。

马拉加的叛乱失败了


　　马德里叛军的犹豫不决，使工人获得了组织的时间。马拉加是一个战略要地，通过这里可以同摩洛哥保持联系，而叛军在马拉加发动叛乱后，犯下了一个可能更为严重的错误，使他们遭受了沉重的失败。叛军在马拉加似乎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反对叛乱的只有突击警察。工人没有武器。马拉加的叛乱是在七月十七日开始的：维林（Huelin）上尉率领一个连，准备占领督军府，路上遇到了突击警察。指挥国民警卫队的上校在劝说部下跟他一起参加叛乱时，被部下当场逮捕。晚上八点，按照帕特克索特将军的命令，叛军离开兵营，占领了市中心。但是将军却在第二天命令叛军撤回兵营。他是不是因为缺少其它地方的叛乱的消息，不敢贸然行事，以免陷入孤立呢？还是说，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的成立，使他产生了妥协的希望，所以他才撤退呢？（马丁内斯·巴里奥本人曾做过这方面的暗示，而弗斯和格拉蒂[61]也同意这一点。）总之，工人组织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工人没有武器，他们就放火烧了兵营周围的房子，并朝兵营投掷炸弹。叛军陷入了包围，又被烟熏得半死，他们害怕被活活烧死，就向突击警察投降了。维林上尉被群众处决。

巴斯克地区的叛乱失败了


　　巴斯克地区的叛乱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叛军犹豫不决。毕尔巴鄂的驻军没有行动。桑坦德的一个兵营立刻遭到围困。原定在吉普斯科亚（Guipúzcoa）指挥叛乱的叛军头目在最后一刻临阵脱逃。而且，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也全力反对叛乱——七月十八日，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发表广播讲话；次日，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发表正式公报，呼吁自己的支持者为保卫共和国而战。

　　在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卡拉斯科上校向人民阵线委员会保证自己忠于共和国，然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议员就过来讯问他。但在此时，洛约拉兵营的叛军按照巴列斯宾（Vallespín）中校的命令，发动了叛乱。卡拉斯科向议员们保证，他能劝说叛军投降，并派他的副官前去劝降，结果副官没有回来。于是他决定亲自前往兵营。议员们同意了。他一去不复返。二十一日，此前宣称自己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也参加了叛乱，并释放了原先被关押起来的军官，同他们一起攻打全劳联办公楼。可是工人已经发动起来了。城里到处都筑起了街垒。国民警卫队没有打下全劳联办公楼，便撤入了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旅馆（Hotel Maria Cristina），这家旅馆在二十三日被工人攻占了。洛约拉兵营遭到了一列装甲列车的炮击，叛军军官同巴斯克民族主义党议员谈判后，也在二十八日投降了，但议员并没有信守诺言：大部分叛乱头目被当场处决。卡拉斯科上校被逮捕了，两天后，有人把他劫走，不经审判就处死了他。

瓦伦西亚的驻军没有发生叛乱


　　瓦伦西亚倒是特立独行：驻军士兵没有参加叛乱。当然他们也没有参加革命。

　　七月十八日，第一批关于叛乱的流言传到了列万特首府。省长拒绝向工会发放武器，并为驻军指挥官的忠诚担保。七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凌晨，各工人组织和各共和派政党把他们的支持者发动了起来。十九日凌晨，全劳联与工总下令总罢工。当天晚上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一些建筑工人怀疑一家道明会（Dominican）修道院窝藏武器，便进攻了这家修道院。

　　二十日早上，全劳联罢工委员会向战士们下令：封锁通往各个兵营的道路。人民阵线各党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62]，并邀请全劳联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社会党人、国民警卫队军官乌里瓦里[63]上尉负责指挥那些想用武力阻止驻军参加叛乱的人。全劳联代表向人民阵线提出：要想得到全劳联的支持，就必须满足下列条件：发动工人包围兵营；立即把忠诚的部队同工人“混合”起来，组成“干预队”，干预队里的突击警察和工人的比例要达到一比二；用这些部队控制所有战略要地（邮局、电话局、瓦伦西亚广播电台）；向驻军递交最后通牒，假如驻军指挥官拒绝交出武器，就立即进攻兵营。委员会接受了全劳联的建议，并改名为“人民执行委员会”[64]。但是，马丁内斯·蒙赫[65]将军拒绝发放武器，并要求停止总罢工，因为他认为，既然他和他的部下都忠于政府，就没有总罢工的理由，他还通过瓦伦西亚广播电台宣读了自己的意见。不过士兵仍在待命。总的来看，军队正在犹豫：阴谋分子得知了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叛乱失败的消息，他们现在想的是如何尽量争取时间。城里的工人同长枪党徒发生了多次小规模战斗，攻击修道院和教堂的事件不断增加。停靠在瓦伦西亚港口的军舰上的水兵也举行了起义，扣押了军官，并同码头工人举行亲善活动。此时，希拉尔政府授权成立了一个代表团，由马丁内斯·巴里奥和三位共和派领导人——鲁伊斯—弗内斯[66]、艾斯普拉[67]和埃切瓦里亚（Echevarría）——组成，将代表团派往瓦伦西亚[68]。在革命气氛中，三种不同的权力——军队、马丁内斯·巴里奥的代表团和人民执行委员会——彼此对峙了两个星期。在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间，西班牙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进攻兵营的事件，但瓦伦西亚直到八月初才出现这种情况。

七月二十日晚上的局势


　　到了七月二十日晚上，除了瓦伦西亚之外，各地的局势都已经明朗化：当然，在拉科鲁尼亚的街头，工人仍在街垒上用铺路石战斗；萨拉戈萨与塞维利亚的郊区还在战斗；许多兵营中的战斗仍未停止；圣塞瓦斯蒂安、希洪和桑坦德的战斗还没结束；叛军刚刚在阿尔赫西拉斯附近登陆；到处都有落单的狙击手进行着垂死挣扎。但这些都只是扫尾的战斗。双方的地盘都已经稳定下来，并开始在自己的地盘上巩固统治。

　　弗朗哥向凯波发出了贺电：“西班牙得救了：安达卢西亚、瓦伦西亚、巴利亚多利德、布尔戈斯、阿拉贡、加纳利群岛和巴利亚里群岛已经加入了我们的事业。”弗朗哥非常乐观。其实，军事政变已经失败了。叛军不仅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还激起了工人革命，而他们发动政变的目的，本来就是要阻止革命。叛军接连失去了他们声望最高、能力最强的领袖——先是卡尔沃·索特洛、桑胡尔霍、戈戴德，然后又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69]，他是在阿利坎特监狱里被民兵处决的。最重要的是，军队遭到的失败，打破了军队在国内冲突中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军队失去了一张重要的王牌——恐惧。现在，军队面前的敌人，已经不是软弱的人民阵线政府，而是革命。军事政变失败了。内战开始了。



[1] 达维德·安托纳·多明格斯（David Antona Domínguez，1904年11月22日——1945年3月15日），曾在马德里当过石匠，参加了全劳联的建筑工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8月返回马德里。1936年领导了马德里建筑工人罢工，并因此入狱，7月19日获释。此后积极参加全劳联的活动。内战末期被反动政府逮捕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三十年徒刑。1945年因肺结核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2] 西普里亚诺·梅拉·桑斯（Cipriano Mera Sanz，1897年11月4日——1975年10月24日），生于马德里，11岁开始做瓦工，参加全劳联后，于1931年担任全劳联旗下的马德里建筑工会书记，1933年因在萨拉戈萨进行革命活动而被捕。1936年领导了马德里建筑工人罢工，并因此入狱，内战爆发后获释。内战期间曾率领共和军参加过许多重要战役。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到法属摩洛哥，1942年被维希法国政府逮捕后引渡给弗朗哥反动政权，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三十年徒刑。1946年获释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3] 泰奥多洛·摩拉（Teodoro Mora，？—1936），三十年代初在西普里亚诺·梅拉的影响下参加全劳联，1936年领导建筑工人罢工，并因此入狱。内战爆发后获释，8月20日率领民兵同叛军战斗时牺牲。——中译者注

[4] 政府同意将收入不足20比塞塔的工人的工资上调5%；其余工人的工资上调10%；并实行40小时工作周。全劳联的要求是：大幅涨薪；36小时工作周；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承认包括风湿病在内的各种职业病。——原注

[5] 当时，全劳联马拉加分会正在领导腌鱼工人罢工，结果同工总的渔民发生了冲突。6月10日，全劳联暗杀了工总的一位领导人安德列斯·罗德里格斯（Andrés Rodríguez）。全劳联领导人奥尔蒂斯·阿塞维多（Ortíz Acevedo）也遭到了袭击，虽然侥幸生还，他的一个孩子却不幸身亡。6月11日，在罗德里格斯出殡前，社会党人拉蒙·雷纳（Ramón Reina）遭到枪击。政府下令查封双方的办公室。6月15日，全劳联与工总都谴责了袭击事件后，暴力冲突才停止。——原注

[6] 莱蒙多·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梅雷洛（Raimundo Fernández-Cuesta y Merelo，1896年10月5日——1992年7月9日），生于马德里，从小就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好友。1933年参加长枪党，并担任总书记。内战爆发后被捕，1937年10月获释后担任长枪党总书记，1938年至1939年任农业部长，1945年至1951年任司法部长。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他重建了长枪党，并于1976年至1983年担任长枪党全国领袖。1983年退休。——中译者注

[7] 爱德华多·巴尔·贝斯科斯（Eduardo Val Bescós，1906—1992），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内战爆发后曾积极参加民兵工作。1939年参加了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 费尔南多·孔德斯·罗梅洛（Fernando Condés Romero，1906—1936），社会党员。他是卡斯蒂利奥与法拉乌多的朋友。曾参加里夫战争，1928年转入国民警卫队。1934年10月曾参加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恢复原职，并晋升为上尉。曾帮助社会党训练民兵。1936年7月13日率领突击警察处决卡尔沃·索特洛。次日被捕。叛乱爆发后获释，在率领共和军迎击叛军时牺牲。——中译者注

[9] 安东尼奥·德·利萨拉（Antonio de Lizarra），《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Los vascos y la República española），布宜诺斯艾利斯，Vasca Ekin，1944年，第31页。——原注
　　安东尼奥·德·利萨拉是安德列斯·玛丽亚·德·伊鲁霍（Andres María de Irujo）的化名，他是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的兄弟。——中译者注

[10] 胡安·塞吉·阿尔穆萨拉（Juan Seguí Almuzara，1888—1936），摩洛哥阴谋集团主要成员，1936年8月19日被共和军击毙。——中译者注

[11] 胡安·雅古埃·布兰科（Juan Yagüe y Blanco，1891年11月19日——1952年10月29日），生于医生家庭，曾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与弗朗哥是同学。1934年曾参加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同长枪党关系密切，并与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好友。1936年参加叛乱阴谋，1936年7月17日在塞乌塔发动叛乱，8月14日率领叛军攻占巴达霍斯后，屠杀了数千名俘虏与平民，制造了内战中规模最大的大屠杀。内战后曾任空军部长。——中译者注

[12] 埃利·罗兰多·德·特利亚·坎托斯（Heli Rolando de Tella y Cantos，1888年9月14日——1967年10月10日），生于加利西亚，曾就读于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参加过里夫战争。1932年曾参加桑胡尔霍政变，失败后被流放到西属撒哈拉，1934年获得赦免。1936年7月17日参加叛乱，曾参加多次重大战役，为弗朗哥反动派效尽犬马之劳。1943年被迫退役。——中译者注

[13] 胡安·保蒂斯塔·桑切斯·冈萨雷斯（Juan Bautista Sánchez González，1893年11月12日——1957年1月30日），曾参加里夫战争。1936年7月17日在摩洛哥发动叛乱，在内战中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中译者注

[14] 爱德华多·萨恩斯·德·布鲁瓦加·波兰科（Eduardo Sáenz de Buruaga y Polanco，1893年4月15日——1964年2月17日），1910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1936年7月17日在特图安发动叛乱，随后短暂担任西属摩洛哥高级专员。在内战中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并在巴埃纳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内战后曾任马德里督军、直布罗陀总督、第二军区司令和国民警卫队总监。——中译者注

[15] 阿古斯丁·戈麦斯·莫拉托（Agustín Gómez Morato，1879—1952），1936年担任摩洛哥驻军总司令，叛乱爆发后被叛军关押。1940年被判处十二年徒刑。不久后获释。——中译者注

[16] 这名英国驾驶员是贝布（Bebb）上尉，他是由著名工程师胡安·德·拉·谢尔瓦（Juan de la Cierva）雇佣的。——原注

[17] 费利佩·桑切斯—罗曼·加利法（Felipe Sánchez-Román y Gallifa,1883年3月12日——1956年1月21日），律师，曾在马德里大学教授民法。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开始参加共和主义运动。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宪法。1934年成立民族共和党（Partido Nacional Republicano），1936年曾准备参加人民阵线，但在共产党参加人民阵线后拒绝加入。1936年7月19日被马丁内斯·巴里奥任命为不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8] 何塞·米亚哈·梅南特（José Miaja Menant，1878年4月20日——1958年1月14日），生于奥维耶多，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在阿斯图里亚斯与摩洛哥服役。虽然曾参加西班牙军事同盟，但并没有参加叛乱。1936年7月19日任陆军部长。内战期间曾担任中央战区司令。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9] 克拉拉·坎波亚莫尔·罗德里格斯（Clara Campoamor Rodríguez，1888年2月12日——1972年4月30日），生于马德里的一个工人家庭，13岁开始当裁缝。曾就读于马德里大学法学院。积极主张女权主义，提倡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她的推动下，西班牙共和国宪法增加了赋予妇女普选权的条款。1937年离开西班牙，1955年在瑞士去世。——中译者注

[20] 此人本名胡安·安东尼奥·古埃伊·洛佩斯（Juan Antonio Güell y López，1874年6月24日——1958年3月17日），是一位西班牙政治家、艺术收藏家与历史学家。不知为何作者把他当成了法国人。——中译者注

[21] 贝特朗·古埃伊（Bertran Güell），《一个加泰罗尼亚流亡者的日记：1936—1945》（Journal d'un expatrié catalan : 1936-1945），摩纳哥，罗歇尔出版社（Editions du Rocher），1946年，第76页。——原注。

[22]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的《西班牙》（España）第四版序言，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出版社（Sudamericana），1950年。——原注

[23] 安东尼奥·阿兰达·马塔（Antonio Aranda Mata，1888年11月13日——1979年2月8日），曾参加里夫战争。1934年参与镇压起义。1936年7月20日在奥维耶多发动叛乱。——中译者注

[24] 弗兰西斯科·帕特克索特·马多斯（Francisco Patxot Madoz，1876年1月22日——1936年8月22日），1895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参加过里夫战争。1936年7月担任第12步兵旅旅长。7月18日在马拉加发动叛乱，失败后被捕，8月22日被处死。——中译者注

[25] 弗兰茨·波克瑙（Franz Borkenau，1900年12月15日——1957年5月22日），奥地利作家，1921年参加德共，1929年退党，抛弃了共产主义，从此开始激烈地批判共产主义，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7年返回德国，1950年同许多反共文人一起成立了“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ral Freedom，该组织的幕后主使其实是中央情报局），积极从事反共活动。——中译者注

[26] 《西班牙》第四版序言。——原注

[27] 在叛乱一周年之际，弗朗哥发表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马丁内斯·巴里奥曾想“成立一个支持军队、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内阁，以此来换取军队撤退。”按照弗朗哥的看法，这个内阁“遭到了罪恶的群氓的背叛，而这些群氓是他的前任武装起来的。”《弗朗哥言论》（Franco ha  dicho……），马德里，n.p.，1947年。——原注

[28] 何塞·希拉尔·佩雷拉（José Giral y Pereira，1879年10月22日——1962年12月23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曾在马德里大学获化学与药学学位，1905年在萨拉曼卡大学任化学教授。1925年与阿萨尼亚一起成立共和行动，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因反抗独裁政权而三次入狱。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31年至1933年任海军部长。1936年7月19日至9月4日任总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47年任流亡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29] 此处原文为Movimiento（“运动”），作者在下文中有时用Movimiento或movement来指代叛军，有时又用来指代长枪党，或“国民运动”，故下文依照具体情况，分别译为“叛乱”、“叛军”或“国民运动”，不再一一说明。——中译者注

[30] 路易·玛丽·若瑟夫·德拉普雷（Louis Marie Joseph Delaprée，1902年4月20日——1936年12月8日），法国记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巴黎晚报》（Paris-Soir）工作，在西班牙各地采访。1936年12月8日，在返回法国途中，他乘坐的飞机遭到误击，不幸身亡。——中译者注

[31] 路易·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Mort en Espagne），巴黎，皮埃尔·蒂斯内出版社（Pierre Tisné），1937年，第22页。——原注

[32] 西里亚科·卡斯卡霍·鲁伊斯（Ciriaco Cascajo Ruiz，？—1953），1936年7月18日在科尔多瓦发动叛乱，内战期间担任该地督军，有几千名共和派死于他的残酷镇压。——中译者注

[33] 这份记录收录于何塞·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La CNT en la revolucion española），三卷集，图卢兹，全劳联出版社，1951—1953，第1卷，第182—186页。——原注

[34] 贝特朗·德·茹夫奈尔（Bertrand de Jouvenel，1903年10月31日——1987年3月1日），法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中译者注

[35] 米盖尔·楚埃卡·库瓦特洛（Miguel Chueca Cuartero，1901年1月3日——1966年10月18日），生于萨拉戈萨，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为无政府主义报纸担任记者，1929年9月被捕入狱，1930年8月出狱后积极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工作。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全劳联的宣传工作。1935年7月被捕，同年12月获释，1936年4月担任萨拉戈萨地区工会委员会委员，7月，萨拉戈萨发生叛乱后，他设法逃离了萨拉戈萨。此后积极参加了阿拉贡地区的防御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6] 《阿拉贡的7月19日》（Le 19 juillet en Aragon），《混乱之中》（Dans la tourmente），巴黎，Bureau d'Information et de Presse,1938年，第71页；译自《从七月到七月》（De julio a julio），巴塞罗那，土地与自由(Tiera y Libertad)，1937年。——原注

[37] 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人民阵线省委员会”（Comité Provincial del Frente Popular）。——中译者注

[38] 伊西德洛·利亚尔特·劳辛（Isidro Liarte Lausin，1892—1936），左派共和党人，曾担任过多个省份的省长。1936年7月5日担任阿斯图里亚斯省长，同年10月26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39] dinamiteros本意为用炸药开山的矿工，这里指的是在战斗中投掷炸弹的工人民兵，故译为“爆破手”。——中译者注

[40] 胡安·加西亚·戈麦斯·卡米内洛（Juan García y Gómez Caminero，1871—1937），生于巴尔德佩尼亚斯（Valdepeñas），1888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30年参加共济会，并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密谋。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马拉加督军，1933年晋升为少将，1936年7月任军队总监，8月担任最高法院军事庭审判员。1937年退役。——中译者注

[41] 哈维尔·布埃诺（Javier Bueno，1891—1939），1933年担任《前进报》编辑，1934年10月起义后被捕，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获释，继续担任《前进报》编辑，内战爆发后，在阿斯图里亚斯与叛军作战，负伤后返回《前进报》，马德里陷落后被捕，1939年9月26日遇害。——中译者注

[42] 塞贡多·布兰科·冈萨雷斯（Segundo Blanco González，1899—1957），生于希洪。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负责全劳联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组织工作，1926年曾短暂当选为全劳联总书记。内战爆发后担任希洪战争委员会（Comité de Guerra de Gijón）主席，9月参与创建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Consejo Interprovincial de Asturias y León），1938年4月参加胡安·内格林政府，担任教育与卫生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3] 费洛尔（Ferrol）是西班牙海军在北方的主要军港。——中译者注

[44] 本哈明·巴尔博亚·洛佩斯（Benjamín Balboa López，1901—1976），1916年参加海军，担任电报员。1936年7月17日，叛乱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海军部通信中心值班，他在接到叛乱的密电后，拒绝转发给叛军将领，并直接联系海军部长何塞·希拉尔，逮捕了参加叛乱阴谋的通信中心主任，然后将叛乱的消息通知了所有海军舰艇。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5] 7月18日，海军部长何塞·希拉尔下令所有舰艇向直布罗陀海峡航行，试图阻止叛军通过海峡在西班牙本土登陆。途中几乎每一艘船上都发生了军官的叛乱或抗命，由于水兵们的奋战，才保住了大部分舰艇。——中译者注

[46] 请参阅德国临时代办弗尔克斯（Voelckers）在1936年9月23日的报告：“海军的叛变，是弗朗哥的计划遭到的第一个挫折。这是组织工作的重大失败。它几乎毁灭了整个计划，并使大城市驻军的牺牲变得毫无用处——他们已做好了战斗准备，徒劳地等待着命令。最重要的是，它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D系列（1937年至1945年），第3卷，《德国与西班牙内战，1936—1939》（German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50年。——原注

[47] 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Por qué perdimos la guerra），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曼（Iman），1940年。——原注

[48] 戈戴德在7月19日上午11点从马略卡飞抵巴塞罗那后，立刻下令逮捕第4师师长利亚诺·德·拉·恩科缅达（Llano de la Encomienda）将军，但此时叛军已无力回天。——中译者注

[49] 督军府（Gobierno Militar）位于巴塞罗那科隆大道，始建于1928年。——中译者注

[50] 都督府（Capitanía General）位于巴塞罗那科隆大道，始建于1605年，现为陆军总监部所在地。——中译者注

[51] 热米纳尔·比达尔（Germinal Vidal，1915年1月6日——1936年7月19日），生于巴塞罗那一个工人家庭，1931年参加工农同盟，1934年当选为伊共青总书记。1936年7月19日在同叛军战斗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52] 恩里克·奥布雷贡·布兰科（Enrique Obregón Blanco，1900或1904—1936），1917年开始参加全劳联的活动，曾因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多次被捕，1936年担任巴塞罗那地区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Federación Local de Grupos Anarquistas de Barcelona）书记，7月19日在同叛军战斗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53] 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维尔塔（Antonio Escobar Huerta，1879年11月14日——1940年2月8日），生于塞乌塔一个军人家庭。1936年7月担任巴塞罗那国民警卫队上校，虽然他是一个天主教保守派，却率领国民警卫队支援工人，镇压了叛乱。在内战期间曾在共和军中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3月26日被捕，1940年被反动政府枪杀。——中译者注

[54] 安德列·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年11月3日——1976年11月23日），法国著名作家。《希望》（L'Espoir）是他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希梅内斯上校的原型就是埃斯科瓦尔上校。——中译者注

[55] 费利佩·迪亚斯·桑迪诺（Felipe Díaz Sandino，1891—1960），西班牙军事航空的先驱者之一，1915年开始飞行。曾参加里夫战争。1926年因反对独裁政权而入狱，1930年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密谋。1934年因拒绝轰炸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而再次入狱。内战爆发时担任第3航空队司令，驻扎在巴塞罗那附近的普拉特机场。在巴塞罗那发生叛乱时，他指挥的轰炸给叛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内战期间担任过一些军队要职。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6] 恩里克·佩雷斯·法拉斯（Enrique Pérez Farrás，1884—1949），曾在西班牙陆军中担任炮兵军官，1934年参加加泰罗尼亚起义，事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重新加入陆军，巴塞罗那发生叛乱后，率领部队抓获叛乱头目戈戴德。内战期间担任过一些军事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7] 按照1936年7月26日的《图卢兹电讯报》（La Dépêche de Toulouse）的说法，当时把戈戴德将军救出来的，是一位共产党活动家——卡丽达德·梅尔卡德尔（Caridad Mercader）。而杀害托洛茨基的凶手——苏联特务雅克松—莫纳尔（Jacson-Mornard），其实就是她的儿子拉蒙·梅尔卡德尔（Ramón Mercader）。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原注

[58] 1934年，孔帕尼斯在起义失败后，也通过广播发表了同样的讲话。——原注

[59] 罗德里戈·希尔·鲁伊斯（Rodrigo Gil Ruiz，1878—？），炮兵军官。曾参加反抗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的斗争。1936年7月，马德里发生叛乱后，曾在炮兵公园把武器分发给群众。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0] 巴雷拉没死，而是逃走了。——中译者注

[61] 威廉·弗斯（William Foss）和塞西尔·格拉蒂（Cecil Gerahty）著有《西班牙的竞技场》（Spanish Arena）一书。——中译者注

[62] 正式名称为“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Comité Ejecutivo Popular de Valencia），成立于1936年7月22日，它实际上成了瓦伦西亚地区的政权机关，1937年1月8日解散。——中译者注

[63] 曼努埃尔·乌里瓦里·巴鲁特利（Manuel Uribarri Barutell，1896年11月23日——1962年10月6日），内战爆发时为国民警卫队上尉。1936年7月19日被罢工委员会任命为军事指挥员，并负责组建工人民兵。此后曾参加过一些重大战役。1938年初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同年4月逃往法国。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古巴。——中译者注

[64] 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1936年9月17日）：

主席：埃内斯托·阿林·普拉多上校；
公共秩序委员：贡萨洛·纳瓦塞拉达（Gonzalo Navacerrada）少校（社会党）；
宣传、报刊与通讯委员：胡安·洛佩斯（全劳联）；
运输委员：何塞·普洛斯特（José Prost）（全劳联）；
供应委员：佩雷斯·卡雷特洛（Pérez Carretero）（工总）；
劳工与失业委员：比森特·罗梅洛（Vicente Romero）（工总）；
财政委员：胡安·特洪（Juan Tejón）（社会党）；
战争委员：何塞·贝内迪托（José Benedito）（瓦伦西亚左派[Esquerra Valenciana]）；
民兵委员：何塞·安东尼奥·乌里维斯（José Antonio Uribes）（西共）；
农业委员：安东尼奥·桑切斯（Antonio Sánchez）（共和同盟）；
卫生委员：波什·莫拉塔（Bosch Morata）医生（瓦伦西亚左派党[Partit Valencianista d'Esquerra]）；
司法委员：桑切斯·拉克纳（Sánchez Requena）（工团主义党）；
流通监督（Control de circulación）委员：弗兰西斯科·拉维纳特（Francisco Ravenat）（统工党）；
公关委员：米盖尔·圣安德列斯（Miguel San Andrés）（左派共和党）。——中译者注

[65] 费尔南多·马丁内斯—蒙赫·雷斯托伊（Fernando Martínez-Monje Restoy，1874—1963），内战爆发时为第三师师长，因拒绝给工人分发武器，与工人发生冲突，后来经马丁内斯·巴里奥调解，改任其他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阿根廷。——中译者注

[66] 马里亚诺·鲁伊斯—弗内斯·加西亚（Mariano Ruiz-Funes García，1889—1953），西班牙法学家。1909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1925年在穆尔西亚大学任法学系主任。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并于1933年担任共和行动副主席，1936年参加左派共和党，1936年2月19日至9月4日任农业部长，9月4日至11月14日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7] 卡洛斯·艾斯普拉·里索（Carlos Esplá Rizo，1895年6月23日——1971年7月6日），生于阿利坎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投身共和主义运动，为多家共和派报纸当过记者。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内务部副部长。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担任总统府办公厅副主任。1936年7月19日瓦伦西亚发生总罢工后，随马丁内斯·巴里奥一起前往瓦伦西亚进行调解。同年11月至次年5月任宣传部长。内战期间专注于宣传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8] 这个代表团的正式名称叫“共和国政府驻列万特代表委员会”（Junta Delegada del Gobierno para Levante），它是中央政府的代表。——中译者注

[69]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被人民法庭审判定罪的，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进行了坚决而又生动的辩护。1936年11月18日，他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天被处决。在他被处决前，长枪党通过红十字会，向共和国内阁提出了用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儿子帕科·拉尔戈·卡尔沃（Paco Largo Calvo）来交换他的建议。拉尔戈·卡巴耶洛拒绝了这个建议。——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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