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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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革命的序幕

· 竞选运动：右派大战左派
· 大选的结果
· 大选产生的政府
· 革命形势
· 卡巴耶洛的角色
· 普里耶托的尝试
· 长枪党的反革命恐怖主义
· 武装叛乱的准备
· 政府的态度

　　共和国总统、天主教徒、保守派阿尔卡拉—萨莫拉解散了议会，结束了“黑暗的两年”。一九三五年，激进党与自联的联合政府连续遭到沉重打击。两起丑闻使激进党的政客颜面扫地。激进党这个中右政党已经信誉全无，这使自联放弃了继续同它组建联合政府的想法。从这一届议会诞生之初，希尔—罗夫雷斯就一直嚷着要让他自己的党执政，他把握住了这个机会。自联的部长驳回了一项预算案，这项预算案将地产遗产税提高了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并将公务员的工资下调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于是政府只好辞职。希尔—罗夫雷斯想当总理，却被阿尔卡拉—萨莫拉拒绝了：他并不喜欢希尔—罗夫雷斯，而且他也不想让一个公开反对议会制度的人掌权。总统找来了一位中派政客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1]，让他出面组织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基本上就是准备新的选举。总统没有成功：议会已经乱得无法收拾。才刚过了几个星期，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就发现选举不能加强中派的力量，于是他就不再为选举进行认真的准备，并辞去了总理的职务：总统签发了解散议会、并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举行大选的命令，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服从了总统的命令^[2]。

竞选运动：右派大战左派

　　大选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不用说，在前几年里发生的各种事件，比如一九三四年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黑暗的两年”中的反动，以及工人的激进化，已经使许多人坚定了立场，还产生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催生出了各种意志坚定、满怀恨意的选民集团。左右两派都有人希望终结议会游戏，但在这次大选中，选举法对左右两派的选举策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选区划分得很多，竞选活动需要大量的金钱，只有规模很大的组织才负担得起。严格的多数制的投票制度，促使各个政党结成大型竞选联盟^[3]：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右派组成了竞选联盟，虽然它们获得的票数要比左翼政党要少^[4]，它们的议席数量却是左翼政党的两倍之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提醒大家这个事实，是因为保王派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同自联结盟，但在这次大选中，保王派却不太愿意继续跟自联结盟，西班牙复兴运动还在某些选区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跟自联竞争。长枪党自然是独自参加大选的^[5]。不过，在选民面前，整个右派还是结成了统一战线，在某些地区，右派统一战线甚至还吸收了一些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跟自己关系冷淡的右翼自由主义者参加。右派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印着希尔—罗夫雷斯的照片与“领袖”的竞选口号的大幅海报，贴满了全国的墙壁。希尔—罗夫雷斯本人也大打嘴仗，他辱骂和威胁自己的竞争对手，并赤裸裸地宣称：如果他能获胜，就会结束共和制，建立专制制度。

　　为了同结成联盟的右派竞争，左派也组织了选举联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两个左翼共和派政党——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共和同盟（Unión Republicana）与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同社会党（这意味着工总也支持人民阵线）、安赫尔·佩斯塔尼亚的工团主义党、共产党和统工党一起签署了这个联盟的竞选纲领——人民阵线盟约。

　　这个盟约兼纲领由八项要求组成，不过，它并不完全是工人政党迁就共和派纲领的结果。这个纲领里有一些要求是共和派的传统要求，比如土地改革和教育改革；它还要求监督议会、改革市政、重组财政、保护轻工业和发展公共事业。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框架内的自由主义纲领，完全没有提出社会党的要求——对土地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并由工人阶级对工业进行监督。这个纲领指出：“共和派心中的共和国，不是受社会与经济阶级的考虑所影响的共和国，而是一种追求公共利益与社会进步的民主自由体制。”

　　它无疑是一个温和的纲领，拉莫斯·奥利维拉^[6]写道：“（这个纲领的）每一条都在回避问题。^[7]”但是，它提出的一项要求，得到了广泛的赞同，给真正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机遇：无条件大赦一九三四年的起义者，恢复所有被迫离岗的工人的工作，并发给补偿金。卡巴耶洛的伙伴与统工党（他们都是工人同盟的拥护者）急于释放仍在狱中的三万名工人，给自己树立革命者的形象，并以此来证明自己参加人民阵线的正确性：他们认为人民阵线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竞选联盟。急于解救狱中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大量投票支持这个纲领的原因，否则这个纲领几乎无法把工人发动起来。它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改变态度的原因。诚然，全劳联与伊无联总是反对选举斗争的，而工会反对派也对人民阵线和所谓的竞选活动态度冷淡；但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提出惯用的“No Votad”（“不投票”）的口号，也没有抵制选举^[8]。观察家估计，在以前的选举中，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抵制，大概会有一百五十万人不参加选举，但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为了解救狱中的起义者，这些人把选票投给了人民阵线的候选人。

大选的结果

　　毫无疑问，这些人的选票改变了大选的结果。二月十六日，一千一百万登记选民中，有九百五十万人参加了选举，人民阵线获得了四百二十万六千一百五十六张选票，右翼联盟获得了三百七十八万三千六百〇一张选票，中派获得了六十八万一千四百四十七张选票，议会马上进行了复核，最后的得票数为：人民阵线：四百八十三万八千四百四十九票；右翼联盟：三百九十九万六千九百三十一票；中派：四十四万九千三百二十票。人民阵线获胜。

　　从得票数来看，人民阵线仅获得微弱多数，但它在议会中却获得了绝对多数：它得到了二百七十七个议席，而右派仅有一百三十二席，中派只有三十二席^[9]。对多数票获得者有利的选举法，产生了有利于左派的结果：右派尽管获得了比一九三三年更多的选票，但它的总票数却少于人民阵线各党的总票数，结果它失去了超过一半的议席。如此激烈的大选，必然会引发各种关于强迫投票和虚报选票的骂战。没有一个政党不参加骂战：当然，在一些无产阶级选区，资产阶级在投票时肯定会感到犹豫不决；但在乡下的许多地方，很多人遭到了警察的直接威胁，或是被大地主以解雇相要挟，不得不投了右派的票。历史学家不会从这些争吵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不管人们怎么看待这次大选的有效性，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议会的格局，甚至彻底改变了西班牙的政治环境，这才是关键所在。

　　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的愿望落空了：中派和中右派在大选中遭到了惨败。雷鲁克斯和坎波等人都没能当选议员：雷鲁克斯的激进党仅有六人当选，最重要的中派集团^[10]是由即将卸任的总理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领导的，它仅有十四人当选。自联仍能组成有力的议会党团，它有八十六个席位，而农民党的十三个议员几乎总是与它站在一起。戈伊科切亚未能当选，卡尔沃·索特洛成了极右派的代言人，而他的西班牙复兴运动仅有十一人当选议员^[11]。

　　在人民阵线获得的总票数中，各个政党分别获得了多少票，已经无法查清了。各党当选的议员人数，其实并不是按照人民阵线的得票数来计算的，而是按照各个组织之间的协议来分配的，与候选人名单无关。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有八十四人当选议员，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共和同盟有三十七人，路易斯·孔帕尼斯的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有三十八人。社会党获得了九十个议席，共产党十六席，统工党一席（总书记毛林），工团主义党一席（年长的佩斯塔尼亚）^[12]。

大选产生的政府

　　大选的结果，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情绪：胜者欢欣鼓舞，却也不无担忧；败者惊惧交加，心中顿生叛意。种种谣言不胫而走：“马克思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要发动武装起义的谣言，在右派当中流传；左派当中流传着军事政变的预谋者被人告发的传闻。这些传闻并非没有根据：各地的群众骚动似乎证明了右派的指控；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后来透露，弗郎哥将军曾向他许诺，只要他宣布大选无效，陆军就会支持他。

　　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觉得情况实在太棘手，他应该立即辞职，他还向总统建议：找一位人民阵线的领袖来接替他。阿萨尼亚立即组成了新政府，政府成员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工人阶级政党并未参加政府，但在议会中支持政府。社会党曾在一九三一年同共和派组成联合政府，有了这个先例，它现在却不参加政府，乍一看实在令人惊讶；其实，卡巴耶洛派和普里耶托派的斗争，使社会党陷入了党内危机，这正是它不参加政府的原因。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普里耶托提出了在人民阵线的框架内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当时卡巴耶洛派无法阻止社会党采纳普里耶托的政策。但他们迫使普里耶托事先承诺：人民阵线只是竞选联盟，选举过后就不会维持这个联盟，不再受人民阵线约束。二月十六日之后，普里耶托再次提出组建一个由共和派和社会党组成的人民阵线政府。曾发誓绝不会重蹈一九三一年的覆辙、绝不会再同共和派组建联合政府的卡巴耶洛反驳说，既然人民阵线纲领是资产阶级的纲领，那就让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去贯彻执行这个纲领，社会党无权执行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纲领：他们顶多只会在议会中忠实地支持阿萨尼亚的新政府。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意见占了上风。

　　卡萨雷斯·奇洛加在五月组织新政府时^[13]，社会党也对它采取了同样的态度。立法机关的首批重大举措之一，就是免去了阿尔卡拉—萨莫拉的总统职务，由阿萨尼亚接任。阿尔卡拉—萨莫拉的的总统任期本该到年底才结束，但是，人民阵线的大部分人担心阿尔卡拉—萨莫拉可能会仓促解散议会或是支持军事政变，为了自卫，他们便指控阿尔卡拉—萨莫拉解散议会的行为不合法，这是罢免总统的唯一一个合宪的理由。右派有充分的理由讨厌阿尔卡拉—萨莫拉，他们投了弃权票。于是阿尔卡拉—萨莫拉就被罢免了^[14]。许多观察家都对阿萨尼亚同意竞选总统感到惊讶。普里耶托在此事中发挥的作用，表明这可能是一个迫使社会党就范的阴谋：如果阿萨尼亚当上了总统，不久之后，普里耶托可能就会接替阿萨尼亚出任政府首脑^[15]。无论如何，阿萨尼亚还是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仅有六人投了反对票，而自联投了弃权票。阿萨尼亚当上了国家元首，这似乎提供了抵御反动和抵御革命的双重保障。他很坚定，不会在未来成为军事政变的同谋；他对经济上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始终不渝，不会成为革命的先驱者。简单来说，他能团结一切希望避免内战的西班牙人，成为他们的象征。

　　在选举后的第一次演讲中，阿萨尼亚向“共和派与非共和派，与一切热爱祖国、遵守纪律、遵守宪法权威的人”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团结一致，“保卫共和国”。但他一边向法律与秩序的支持者发出呼吁，一边又采取了明确的措施，安抚人民的不满。他承诺要“纠正官吏的恶行”；不等新一届议会召开正式会议，就让议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命令，恢复了在“黑暗的两年”中被废除的市议会，任命了全国各地的省长，最关键的举措是宣布大赦。加泰罗尼亚重新获得了自治地位，孔帕尼斯从马德里荣归巴塞罗那。阿斯图里亚斯工人走出了监狱，而镇压他们的洛佩斯·德·奥乔亚将军锒铛入狱。土地改革正在着手进行；巴斯克地区的自治地位正在审核。

　　此后，议会的每一次会议都会变成一场吵吵嚷嚷的对骂；共和派政府试图在议会里通过社会改良的措施，它认为这些措施是合适的，可以满足人民的要求；而人民的要求，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广泛、更深入。

革命形势

　　大选过后，群众不等大赦令，就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打开了监狱大门，释放了从一九三四年起就被关在牢里的工人。据报道，二月十七日，瓦伦西亚的全劳联示威者打开监狱，释放了一九三四年被判刑的工人；仅在奥维耶多一地，就释放了数百人；在西班牙全国有数千人获释。次日，全国各地爆发了罢工，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有：立即恢复被监禁或被开除的工人的工作；给在“黑暗的两年”里被关押的所有工人补发工资；提高工资；赶走老板的代理人；改善工作条件。除了这些由工会组织的罢工之外，还发生了一些政治性质更强的罢工、团结罢工、总罢工、地区罢工和局部罢工。一些冲突持续了较长的时间，促使其他人觉醒起来投入斗争。为了对付罢工，老板们关闭了工厂，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农村地区出现了真正的革命形势。人民阵线曾向渴求土地的农民承诺进行土地改革：美国大使克洛德·鲍尔斯写道：“农民都是些头脑简单、举止粗鲁的生物，他们以为，既然在大选中获胜了，他们就可以把胜利变成既成事实了。^[16]”二月底，巴达霍斯和卡塞雷斯发生了asentamientos^[17]，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又扩散到了埃斯特雷马杜拉、安达卢西亚、卡斯蒂利亚，甚至是纳瓦拉。四月，阿尔卡拉—萨莫拉和阿尔布凯尔克（Albuquerque）公爵的土地都被占领了。农民住进了大地主的庄园，并开始为自己耕种。农民很快便与国民警卫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阿利坎特（Alicante）附近的耶斯特（Yeste）：当地农民正在准备砍伐领主土地上的树木，国民警卫队进行了干预，逮捕了六个农民。耶斯特农民愤怒了，在国民警卫队准备把被捕的农民运走的时候，他们用草叉、棍棒和石块攻击了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开枪镇压，杀死了十八个农民。

　　于是，城乡到处都笼罩着暴力的气氛：人们在游行之后火烧教堂，或是在听到教士在搞阴谋的传闻后便烧了修道院，此类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所有制与现存秩序已经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卡巴耶洛的角色

　　拉尔戈·卡巴耶洛逐渐成了正在来临的革命的代表。从四月六日开始，一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接手了他的《明晰》（Claridad）晚报编辑部，他们的编辑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社青团就是他的突击队。五月一日，工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明晰》把这次游行称作“工人大军向近在咫尺的最高权力发起了进军”，游行中的社青团员穿着统一的制服，高举拳头，高呼建立“工人政府”与“红军”的口号。卡巴耶洛主动接近全劳联，并在全劳联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参加了萨拉戈萨的一次隆重的会议。《明晰》继续鼓舞自己的支持者，让他们保持着高涨的革命热情，并预言社会主义必将迅速取得辉煌的胜利。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中都会强调：“我们想要的革命，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完成。要在西班牙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战胜资本家阶级，并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他自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8]”，但他并不打算通过苏维埃（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由社会党来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上台之前，他和他的支持者就在等待共和派暴露出无力解决西班牙的各种问题的证据。但他们打算如何夺取政权呢？他们并不清楚。六月十四日，他在奥维耶多建议共和派辞职，“把事情留给工人阶级处理”，但是，阿萨尼亚总统似乎永远不可能让他来领导政府。他想通过社会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党的执委会掌握在普里耶托手里：既然拉尔戈·卡巴耶洛没有控制党的机关，他怎么能指望通过党来夺取政权呢？许多历史学家对他都很严厉——布伦南说他是一个“玩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19]”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20]认为，由于卡巴耶洛的支持者掀起的暴力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恐惧，法西斯主义才能诞生。卡巴耶洛经常指出，工人不能因为害怕军事政变而减少革命行动，这让不少人相信他已经预见到了只有发生军事政变，迫使政府把工人武装起来，才能让他上台。

　　无论如何，他曾在六月，也就是军事政变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请求阿萨尼亚把工人武装起来：他无疑是出于一番好意，但他未免太天真了。俄国的列宁肯定不会采用“西班牙的列宁”的方法，至少不会用同样的形式。

普里耶托的尝试

　　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社会党内的对手普里耶托，对他发出了最严厉的指控。普里耶托认为，罢工、游行、骚乱和过分的要求都是“幼稚的革命主义”的产物，法西斯主义会利用它来恐吓中产阶级。《明晰》的知识分子的预测、身着制服的社青团员的游行、热烈支持建立工人政府与红军的决议，只会吓坏富有的正派人，这些正派人在过去十八年里饱受反共宣传的恐吓，一听见“革命”两个字，马上就会激动地想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的惨状：契卡的恐怖、穷凶极恶的布尔什维克、大屠杀与饥荒。普里耶托认为，如果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就会在绝望中投向将军们的怀抱。

　　五月一日，拉尔戈·卡巴耶洛正在马德里扮演革命领袖，普里耶托则在昆卡（Cuenca）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说。普里耶托在演说中指出：他的对手正在准备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将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而他要提供给大家的，是“建设性的革命”。他认为，第一个合理且可行的任务，应该是建立联合政府：社会党的任务，应该是与共和派合作，“使工人阶级的权力牢不可破”。这就是说，要进行彻底而有效的土地改革，在农村地区发展灌溉，并实行工业化，吸收农村剩余人口，而这只有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才能做到。所以，工人不应该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所无法满足的要求，这样会毁了资本主义经济。寡头集团肯定会发动武装叛乱，但即使他们能够击败叛乱，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最后也只能实现“社会化的贫穷”。不过，在他看来，另外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军方可能会发动预防性的军事政变，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这位社会党领袖指出：弗朗哥具有哪些素质，这些素质将使他成为此类运动的重要领袖^[21]；他还呼吁工人保持克制，不要做出任何可能激起政变的事。

　　昆卡演说无疑是政府的纲领。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太阳报》（El Sol）对它大加赞赏，称赞它是一篇真正的国务活动家的雄文，并把普里耶托同阿里斯蒂德·布里昂^[22]——另一位“现实主义的”社会党人——相提并论。但是，这个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谨小慎微、循序渐进的改良的纲领，并没有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只有革命的热情才能打动群众，他们每天都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下，投入新的活动^[23]。

　　与之相反，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同伴认为，昆卡纲领是公开的背叛，他们谴责普里耶托的发言是向弗朗哥乞求原谅。局势进一步激化：普里耶托在昆卡就已经收到了威胁，他和冈萨雷斯·佩尼亚、贝拉尔米诺·托马斯在艾西哈（Écija）遭到了社青团的枪击，险些丧命。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执委会将原定于六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代表大会，推迟到十月召开。七月一日，报纸发表了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在选举举行之前，拉尔戈·卡巴耶洛派就已经对选举进行了抵制、质疑与谴责。普里耶托派大获全胜；冈萨雷斯·佩尼亚当选主席，希梅内斯·阿苏瓦^[24]当选副主席，拉蒙·拉莫内达当选为总书记。于是，社会党的分裂似乎已不可避免。

长枪党的反革命恐怖主义

　　六月十六日，希尔—罗夫雷斯在议会发表演说，他引用了官方数据，介绍了大选后的国内气氛：在街头武斗中有二百六十九人死亡、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受伤；三百八十一栋建筑遭到攻击或损坏；四十三家报社遭到攻击或洗劫；另有一百四十六次炸弹袭击的企图。这些数据本身并无争议，但这些伤亡和损失并不能全部怪到革命派头上（而这正是希尔—罗夫雷斯的打算）。其实，从二月开始，长枪党策划的系统的反革命活动就在不断增加。就像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一样，长枪党的法西斯性质在街头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它的目标是用恐怖和暴力打垮革命与工人运动，它袭击政党的办公室与售报亭、集会与游行队伍，在必须消灭一个敌人，或是必须杀鸡儆猴的时候，它就会杀人。大选后，长枪党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在马德里，一车车装备着自动武器的escuadristas（“行动队员”）在工人区散布恐惧。在安达卢西亚，每天都有人沦为雇佣杀手的牺牲品。他们有双重目的：消灭阶级敌人——“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活动家、记者，以及帮助他们的法官和警察；同时制造一种气氛，等到法律与秩序之友最终无法忍受这种气氛、但又无法可想的时候，就会把国家交给独裁者。大选的失败，让许多保守派幻灭了，他们抛弃了“合法”夺权的希望，转而采取直接行动。长枪党在二月取得了一定进展：右翼中的不满分子开始参加他们的队伍。希尔—罗夫雷斯的党的青年组织——人民行动青年团在拉蒙·塞拉诺·苏涅尔^[25]的带领下，投靠了长枪党。

　　由于犯下这些案件的人很少会承认自己属于哪一派，所以历史学家几乎无法准确判断谁该为这些案件负责。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最著名的一些袭击事件，都是长枪党及其雇佣杀手所为：针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未遂爆炸案；针对共和派奥尔特加·加塞特^[26]的爆炸案；针对社会党副主席希梅内斯·德·阿苏瓦的爆炸案，导致负责保卫他的警察身亡；四月十四日游行中发生的主席台爆炸案；社会党奥维耶多报社爆炸案；以及大量的政治谋杀案，比如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an）的记者卡萨乌斯^[27]遇害案、桑坦德的社会党人马伦布雷斯^[28]遇害案、法官佩德雷加尔^[29]遇害案（他判处一名长枪党杀手十三年徒刑）、突击警察上尉法拉乌多^[30]遇害案（他在街上遇害，死在妻子怀里）、最后是七月十二日发生的突击警察中尉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31]遇害案（在四月十四日之后的一系列街头武斗中，他成了长枪党的眼中钉）^[32]。

武装叛乱的准备

　　尽管在大选之后到内战爆发的这几个月里，长枪党的影响力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人们还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关键因素。寡头集团、正统派、保王派和保守派都在等待着军队来拯救自己。共和派与革命派每天都在担心军队的活动。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军方正在摩拳擦掌，准备一劳永逸地消灭革命运动。在军方首脑看来，这场革命危机是由人民阵线的胜利所引发的，温和的左翼共和派政客根本没法把它给停下来。

　　二月十七日，卡尔沃·索特洛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弗朗哥求见总统，恳求总统主动采取“果断措施”（coup de force），并宣布大选结果无效。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在二月二十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然后，西班牙军事同盟的首脑便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邀请军方高官和右翼政党的领袖参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部队被群众的热情所吸引，并不完全可靠，所以眼下还不是行动的时机。

　　政府在得到这个消息后采取了行动。弗朗哥被撤掉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调任加纳利群岛驻军司令。北方军队集群总监戈戴德被调到巴利亚里群岛；君主制时期的秘密警察头目莫拉^[33]将军，被免去了非洲军司令的职务，调到了纳瓦拉。在上任前，弗朗哥、莫拉和比利耶加斯^[34]将军在马德里碰了面——他们在保王派议员德尔加多（Delgado）的家中召开会议，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必要的共识。

　　在新的环境中，阴谋活动继续不受干扰地进行着：加纳利群岛和马德里之间的联络由加拉尔萨^[35]上校负责。陆军总监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将军在指挥委员会里担任桑胡尔霍将军的个人代表。根据戈伊科切亚、利萨尔萨和巴雷拉将军在一九三四年签署的协议，意大利给阴谋集团提供了物质支援、军火与资金。胡安·马尔奇在伦敦负责为阴谋集团争取国际金融资本的协助。流亡到艾斯托里尔（Estoril）的桑胡尔霍将军在三月和四月间动身前往德国，同德国进行正式交涉。阴谋集团的政治目标依然暧昧不明：指挥委员会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发布了首批书面命令，在这些命令中，它提醒大家注意，运动的目标是建立军事独裁，它还给自己准备拉拢过来的军官和士官开出了奖赏。叛乱计划根据新的情况进行了调整：弗朗哥离开加纳利群岛后，前往摩洛哥，指挥驻非部队；莫拉要去纳瓦拉，让当地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冈萨雷斯·德·拉拉^[36]负责在布尔戈斯发动叛乱，罗德里格斯·卡拉斯科^[37]负责在加泰罗尼亚发动叛乱，而巴莱拉和奥尔加斯^[38]负责领导马德里的叛乱。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叛乱定于四月二十日发动。但在四月十八日，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将军通知指挥委员会：政府已经得知了叛乱的消息，巴莱拉已被调往加迪斯，而奥尔加斯被调往加纳利群岛。计划的泄露，加上凯波·德·利亚诺^[39]和卡瓦内利亚斯^[40]两位将军的加入，使阴谋集团重新修改了计划——这两位将军都被认为是共和派，有了他们加入，阴谋集团就多了一张王牌。马德里的阴谋集团成员遭到了严密的监视。叛乱的中央组织设在纳瓦拉，莫拉在当地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而且当地还有不少人非常同情军官。对于如何在马德里发动叛乱，将军们还是感到很头疼，最后他们决定由范胡尔将军和比利耶加斯将军来指挥马德里的叛乱。阴谋集团预计叛乱会在纳瓦拉、布尔戈斯和瓦伦西亚迅速获胜，然后他们就可以立即从这些地方派出四个纵队，进逼马德里，支援马德里的叛军。然而又出现了新的困难：比利耶加斯将军受惊逃跑；政府对阴谋集团紧追不舍，它似乎准备收网了：冈萨雷斯·德·拉拉将军被调离布尔戈斯，接替他的是绝对忠于共和国的巴蒂特^[41]将军。每出现一次差错，阴谋集团都得从头开始。

　　同时，政变计划正在逐步落实：在加纳利群岛，弗朗哥在“海梅一世”号（Jaime I）上同萨拉斯^[42]将军进行了长谈，后者向他保证海军军官会支持叛乱；随着大批初级军官的参加，阴谋集团的核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些初级军官将在叛乱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找出哪些军官会反对叛乱，这些军官要么自己就是共和派，要么就是出于纪律，决定忠于政府，不管这个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对于这些军官，必须仔细观察，使他们不能影响叛乱，如果有可能，就趁机除掉他们。阴谋集团同右翼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卡尔沃·索特洛本人显然就是阴谋集团的领袖之一。不过，军方还希望能把希尔—罗夫雷斯和他的伙伴拉拢过来，而他们还在犹豫不决。卡洛斯派同意支持莫拉，他们还有七千名“呼啸兵”，这些士兵“按照战时编制组建，武器装备齐全，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他们把这些宝贵的士兵都派给了莫拉。莫拉只收下了四千人，他打算把这四千人分给Regulares^[43]的各个团。但是，莫拉在六月五日写的一个指示，激怒了卡洛斯派。莫拉在这个指示中规定，由五名军方首脑成立一个督政府，宣布暂时停止执行宪法，国家大事由督政府经商议后决定，但在督政府执政期间将保留共和制。政教分离也将得到保留。按照莫拉的说法，运动的目标是建立“共和制独裁政权”。卡洛斯派不愿接受这个纲领，他们的最低要求是采用君主制时期的双色旗、停止使用共和国的标志、立即解散一切政党、将西班牙变成一个“组合主义”国家。莫拉拒绝了卡洛斯派的要求。于是卡洛斯派便通知莫拉：他们不再支持他了；结果，原定于七月十二日发动纳瓦拉叛乱的计划便搁浅了。“呼啸兵”的领袖利萨尔萨求见桑胡尔霍，最后桑胡尔霍做出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决定：有“呼啸兵”参加的部队不打旗子。政府将是一个“政治中立”（apolitical）的军政府，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废除社会与宗教方面的一切法律，它的目标将是摧毁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并采取一种制度，按照桑胡尔霍的说法，“现在有不少人正在观察这种制度，他们觉得这种制度是现代的，但在我国却是一种古老的制度。^[44]”六月，最后的困难也被克服了：在摩洛哥驻军举行夏季演习的时候，阴谋集团成员发下了著名的“利亚诺·阿马里利奥之誓”^[45]。

　　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叛乱的日期似乎总算定下来了：七月十五日，莫拉通知阴谋集团准备开始行动。弗朗哥在加纳利群岛让摩洛哥驻军进入戒备状态，戈戴德在巴利亚里群岛让加泰罗尼亚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凯波·德·利亚诺让塞维利亚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其它地方的叛乱交给当地的军官进行：卡瓦内利亚斯负责萨拉戈萨、萨利凯特^[46]负责巴利亚多利德，范胡尔负责马德里，冈萨雷斯·卡拉斯科负责瓦伦西亚。七月十六日，莫拉提醒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叛乱将于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这几天发动。绝不能再推迟了。

政府的态度

　　政府在这关键的几个月里的态度，使它饱受批评。毫无疑问，它已经注意到了军方首脑的阴谋。它只采取了很少的措施，就连这些措施都很蠢笨。既然弗朗哥将军在摩洛哥驻军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加纳利群岛离摩洛哥又那么近，那么，把他下放到加纳利群岛又有什么用呢？何况阴谋集团还可以依靠仍然留在马德里的陆军总监呢。把莫拉调到纳瓦拉，非但不能阻止叛乱，反而是放虎归山，把一个危险的军方首脑放到了阴谋集团最活跃的中心。戈戴德可以在巴利亚里群岛毫不费力地指挥巴塞罗那的叛乱。而且，政府还在三月十八日发表声明，袒护那些参加了政变阴谋的军官，它在声明中对有关政变的谣言提出了抗议，并认为这种谣言是有害的。它对“矢志效忠宪法权力并坚决服从人民意志”的军官团遭到的“不公正的攻击”表示“关切”，并谴责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报刊“对军队发起了顽固而罪恶的污蔑”。毫无疑问，政府对参加阴谋的军官的软弱态度，对政变阴谋视而不见的行径，把不少原本踌躇不决的军官推向了阴谋集团一边。阿萨尼亚的后任卡萨雷斯·奇洛加盲目乐观，拒绝相信关于政变阴谋的消息和传闻，就连叛乱真的发生后，他还不愿相信^[47]，他的盲目乐观，实在应该在史书上记下一笔。当凯波·德·利亚诺将军指挥塞维利亚叛军的时候，卡萨雷斯还坚持把他列为忠于共和国的将军，准备派他去镇压叛乱。

　　然而，由于共和派领袖对政变阴谋的宽容，就对他们做出严厉的判决，这多少有点不够公正。卡萨雷斯·奇洛加和阿萨尼亚跟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团体与社会力量一样，被夹在两道火墙之间，所以他们才会犹豫不决。阿萨尼亚曾在一九三三年宣称：他宁可在堂堂正正的战斗中失去权力，也不愿意靠阴谋诡计赢得权力。可是，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的这种斗争，并不是他期盼的那种堂堂正正的战斗，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议会里的较量。这是敌对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他曾想避免这种对抗，却徒劳无功。这个任务根本不能在议会框架内得到解决：大选才刚过去几个月，议会就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这个选出了它的的国家了。右翼议员（大部分属于自联）所代表的那些选民——至少是那些选民中最活跃的人——如今已经投靠了极右派，而极右派的代言人已经不是希尔—罗夫雷斯，而是卡尔沃·索特洛。同时，人民阵线的大部分选民已经变成了一股爆炸性的力量，不再受他们的领袖控制。人民阵线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想要通过自发的直接行动与革命暴力，来发扬、扩大、巩固和完善这个胜利。

　　议会制共和国陷入了两面夹击——一边是工农革命，另一边是军队与法西斯反动势力。双方的武装斗争——内战——就是阿萨尼亚与卡萨雷斯·奇洛加的政策的破灭与破产的信号。所以他们才竭力避免内战，而他们避免内战的方法，就是轮流打击每一个敌人，但又小心地控制打击的力度，不让敌人遭到过度的削弱，以免让另一个敌人占了上风。

　　政府全面改变了它在全国和议会中的方针，它轮流逮捕长枪党徒和无政府主义者，查封双方的办公室。总而言之，它拒绝对将军们进行严厉的惩罚，因为它如果这样做了，它就不得不把工人武装起来；它以同样的魄力，拒绝对罢工运动和工农暴动进行严厉的镇压，因为它如果这样做了，它就只能听凭将军们宰割。它被两股敌对的力量夹在中间，只好玩起了危险的双重游戏：它在左派的压力下，逮捕了普里莫·德·里维拉，但这位长枪党的领袖却可以随意会见他想见的人，政府还得在军方的圈子里，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解释：这是唯一能保证他的安全的办法^[48]。有许多革命者暗示说，政府面临着政变阴谋的威胁，可它对此并没有采取彻底深恶痛绝的态度，因为政变阴谋或许会有助于阻止革命运动，按照普里耶托的说法，可以把革命限制在“合理要求”的范围内。

　　落在这个政府头上的一切责难，都可以归结到它唯一的一个缺陷上面：它是虚弱无力的。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拖延时间，苟延残喘，躲避那终将降临到它头上的毁灭。

^[1] 曼努埃尔·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Manuel Portela y Valladares，1868年1月31日——1952年4月29日），西班牙政客，曾于1910年至1912年任巴塞罗那省长，1923年9月任公共建设大臣，1935年4月至9月、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两次担任内务部长，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担任看守内阁总理。——中译者注

^[2] 这些事件的具体顺序是：1935年9月25日，由于激进党接连曝出丑闻，自联宣布不再支持激进党政府，导致雷鲁克斯政府倒台，由无党派议员华金·查帕普里耶塔（Joaquín Chapaprieta）接任总理。查帕普里耶塔政府提出的预算案被自联驳回后，查帕普里耶塔便于12月14日辞职。希尔—罗夫雷斯向阿尔卡拉—萨莫拉提出由他出任总理，遭到阿尔卡拉—萨莫拉拒绝。阿尔卡拉—萨莫拉任命无党派议员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担任总理，试图在议会中拼凑出一个支持政府的多数派，然而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已无力回天，便于12月30日辞职，但他作为看守内阁总理一直留任到1936年2月19日。1936年1月7日，阿尔卡拉—萨莫拉下令解散议会，并于2月16日举行大选。——中译者注

^[3] 比方说，某选区分到30个议席，在该选区竞选的有甲、乙、丙三个党，三个党的得票率分别为49%、33%、18%。如果三个党全都独自参选，则甲党可获得20席、乙党10席、丙党0席。但乙党如果和丙党结成竞选联盟，则乙丙联盟总共可以获得24席，甲党只能获得6席。但乙党和丙党分别获得的议席数量不是按照他们各自获得的选票在乙丙联盟的总票数中所占的比例来决定的，而是根据两党事先达成的协议来分配。——中译者注

^[4] 其实，在1933年大选中，以自联和正统派联盟为首的右派同盟（Unión de Derechas）获得了31.02%的选票，而以社会党为首的左派联盟（Coalición de Izquierdas）得票率只有21.68%。——中译者注

^[5] 长枪党最后仅获得46000票，无人当选议员。——中译者注

^[6] 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Antonio Ramos Oliveira，1907—1975），西班牙作家、记者、外交官。——中译者注

^[7] 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与人物1808—1946》，第535页。——原注

^[8] 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Por qué perdimos la Guerra]，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曼出版社[Ediciones Iman]，1940年，第36—37页）说他和加西亚·奥利维尔同意这一点，但杜鲁蒂反对。——原注

^[9] 部分选区没有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的得票率达到40%，还有一些选区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才能决出胜负，这些选区便在三月进行了补选。新政府还宣称格拉纳达有两个选区发生了舞弊行为，必须在五月重新举行选举。五月之后，各方的议席数量才最终确定：人民阵线285席，右派131席，中派57席。——中译者注

^[10] 这个党是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在1936年1月底临时拼凑出来的，正式党名为民族共和中派党（Partido de Centro Nacional Republicano）。内战爆发后瓦解。——中译者注

^[11] 五月后的最终结果为：激进共和党5席、民族共和中派党17席；自联88席、西班牙农民党（Partido Agrario Español）10席、西班牙复兴运动12席。——中译者注

^[12] 五月后的最终结果为：左派共和党87席、共和同盟37席、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21席（原文中的38席可能是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另外几个左派小党的议席也算进去了）、社会党99席、共产党17席、统工党1席、工团主义党2席。——中译者注

^[13] 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阿萨尼亚于1936年2月19日出任总理，为了竞选总统，他于5月10日辞职，由奥古斯托·巴尔西亚·特雷列斯（Augusto Barcia Trelles，1881—1961）临时顶替总理一职，5月13日又由卡萨雷斯·奇洛加接任。叛乱爆发后，卡萨雷斯·奇洛加于7月19日辞职，由马丁内斯·巴里奥接替。——中译者注

^[14] 按照1931年的西班牙共和国宪法，总统可以解散议会两次，但在第二次解散议会后，新选出的议会就要对总统解散议会的行为进行审查，如果总统提前解散议会的行为被认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议会就可以弹劾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已在1933年解散过一次议会，所以1936年这次是他第二次解散议会，而新一届议会中他的支持者非常少，于是他就被弹劾了。1936年4月7日，阿尔卡拉—萨莫拉被议会弹劾后，由马丁内斯·巴里奥担任临时总统。5月11日，阿萨尼亚正式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于1939年3月1日辞职。——中译者注

^[15] 普里耶托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阿萨尼亚总统曾邀请他组阁，但他拒绝了，这主要是因为“本党里的一些人”敌视他，如果他组阁，可能会削弱人民阵线，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阵线的）完整”。（转引自卡洛斯·拉马[Carlos Rama]，《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La crisis Espanola del siglo XX]，墨西哥城，Findo de Cultura Economica，1960年，第238页。）——原注

^[16] 克洛德·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第220页。——原注

^[17] asentamientos的本意为“居住地”，这里指的是农民自发占领地主的土地，并在上面耕种和居住的行为。——中译者注

^[18] 请参阅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ña）的决议（《明晰》，1936年4月）：“无产阶级不能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革命，必须使用一切能保证夺取政权的手段。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政府的形式将是无产阶级专政。”——原注

^[19] 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305页。

^[20]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罗霍（Salvador de Madariaga y Rojo，1886年7月23日——1978年12月14日），西班牙外交官、作家、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21] “弗朗哥将军年轻、富有才干，在军中人脉广泛，他的个人威望，使他最有可能成为反共和国体制运动的领袖。”——原注

^[22] 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 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年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3]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的立场更接近普里耶托，而不是拉尔戈·卡巴耶洛。请参阅西共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于6月1日在萨拉戈萨发表的讲话：按照迪亚斯的说法，罢工是“（无产阶级）争取提高工资或改善生活条件的强力武器。”但在发动罢工之前，应该仔细考虑一下，“除了罢工，是否还有别的办法能够解决争议。”他还说：“这是因为，现在老板们会挑唆和鼓励罢工，以便进行政治上的怠工；法西斯分子也混入了某些组织，充当挑衅分子，以便为反动势力效劳。”统工党的态度与共产党完全相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来说，革命已经结束了。而对工人阶级来说，正好相反，现在只是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反动势力每后退一步，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是无产阶级的主动性与超出法律的行动（extra-legal action）的直接结果。”（安德列乌·宁发表在1936年7月的《新时代》[Nueva Era]上的文章，收录于《西班牙革命的问题》[Les problems de la revolution espagnole]，巴黎，Fleury，1939年。）——原注

^[24] 路易斯·希梅内斯·德·阿苏瓦（Luis Jiménez de Asúa，1889年6月19日——1970年11月16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中央大学学习刑法。1931年参加社会党，并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936年当选为社会党副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70年担任流亡议会议长，1962年至1970年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统。——中译者注

^[25] 拉蒙·塞拉诺·苏涅尔（Ramón Serrano Suñer，1901年9月12日——2003年9月1日），生于瓦伦西亚，他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同学、弗兰西斯科·弗朗哥的连襟。内战初期成为长枪党的领袖，积极参加反动阵营的叛乱阴谋。1936年至1975年任长枪党主席。1938年至1940年任内务部长，1940年至1942年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26] 爱德华多·奥尔特加·加塞特（Eduardo Ortega y Gasset，1882—1964），西班牙共和派政客，他是西班牙著名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的哥哥。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曾于1936年至1937年任总检察长。——中译者注

^[27] 曼努埃尔·安德雷斯·卡萨乌斯（Manuel Andrés Casaus），西班牙共和派活动家，1934年9月10日在圣塞瓦斯蒂安被不明身份的枪手暗杀。——中译者注

^[28] 卢西亚诺·马伦布雷斯·弗兰塞斯（Luciano Malumbres Francés，1890—1936），西班牙记者，1936年6月4日被长枪党暗杀。——中译者注

^[29] 曼努埃尔·佩德雷加尔（Manuel Pedregal），法官，曾将涉嫌刺杀希梅内斯的凶手判刑，1936年4月13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30] 卡洛斯·法拉乌多·德·米切奥（Carlos Faraudo y de Micheo，1901年4月19日——1936年5月9日），突击警察上尉，1931年参加社会党。曾协助社会党训练民兵。1936年5月8日在与妻子散步时遭到长枪党袭击，次日不治身亡。——中译者注

^[31] 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萨埃斯·德·特哈达（José del Castillo Sáez de Tejada，1901年6月29日——1936年7月12日），突击警察中尉。同情社会主义。1936年4月14日后曾多次镇压极右翼分子的暴动，7月12日被长枪党暗杀。他的死激起了群众对长枪党的义愤，成了内战的导火索之一。——中译者注

^[32] 克拉拉·坎波亚莫尔（Clara Campoamor）认为，法拉乌多和卡斯蒂利奥曾当过社会党民兵的教官，所以才会被杀。长枪党徒布拉沃·马丁内斯（Bravo Martinez）自称他有幸在长枪党的“前线”上处决了这些人。——原注

^[33] 埃米利奥·莫拉·比达尔（Emilio Mola y Vidal，1887年6月9日——1937年6月3日），生于古巴。1907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1927年晋升为准将。1930年曾任保安警察总监一职，他是王国时期的最后一任保安警察总监。1936年开始积极参加政变阴谋，成为阴谋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叛乱爆发后，担任北部叛军司令，并在十月率军进攻马德里。他是“第五纵队”这个词的创造者。1937年6月3日因空难身亡。——中译者注

^[34] 拉法埃尔·比利耶加斯·蒙特西诺斯（Rafael Villegas Montesinos，1875—1936），叛乱阴谋集团成员，最高法院军事庭审判员。叛乱发生后被共和国政府逮捕，1936年8月23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5] 巴伦丁·加拉尔萨·莫兰特（Valentín Galarza Morante，1882—1951），右翼军官，西班牙军事同盟创始人之一，曾参加桑胡尔霍政变。积极参加了1936年的军事政变阴谋。——中译者注

^[36] 贡萨洛·冈萨雷斯·德·拉拉（Gonzalo González de Lara，1874年10月8日——1936年7月22日），政变阴谋集团成员之一，1936年7月时任第11步兵旅旅长。在瓜达拉哈拉发动叛乱后，被共和军击毙。——中译者注

^[37] 经查证，阴谋集团中并没有叫Rodríguez Carrasco的人，可能作者指的是阴谋集团成员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卡拉斯科（Manuel González Carrasco）。——中译者注

^[38] 路易斯·奥尔加斯·约尔迪（Luis Orgaz Yoldi，1881年5月28日——1946年1月31人），政变阴谋集团主要成员，死硬的保王派。——中译者注

^[39] 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希耶拉（Gonzalo Queipo de Llano y Sierra，1875年2月5日——1951年3月9日），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进行过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并因此在1928年被勒令退役。1930年曾参加推翻阿尔方索十三世的密谋，事败后流亡葡萄牙。1931年回国后，曾担任边防部队总监。1936年5月参加政变阴谋集团。内战期间曾担任南方叛军司令。——中译者注

^[40] 米盖尔·卡瓦内利亚斯·费雷尔（Miguel Cabanellas Ferrer，1872年1月1日——1938年5月14日），骑兵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在1931年曾帮助过共和派，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安达卢西亚总司令、摩洛哥驻军司令。叛乱爆发时，他担任驻守萨拉戈萨的第5师师长，随即宣布参加叛乱。1936年7月24日，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弗朗哥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改任陆军总监。——中译者注

^[41] 多梅内克·巴蒂特·梅斯特雷斯（Domènec Batet i Mestres，1872年8月30日——1937年2月18日），曾参加过镇压古巴革命和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镇压了1934年10月的加泰罗尼亚起义。内战爆发后，被叛军关押，1937年被叛军枪杀。——中译者注

^[42] 弗兰西斯科·哈维尔·德·萨拉斯·冈萨雷斯（Francisco Javier de Salas González，1871—1936），1935年曾任海军部长，1936年参与叛乱阴谋，叛乱爆发后被共和国政府逮捕，1936年11月8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43] Regulares本意为“正规军”，全称“土著正规部队”（Fuerzas Regulares Indígenas），是由土著居民组成的步兵和骑兵部队，隶属于非洲军，士兵都是从西属摩洛哥土著居民当中征召而来，军官由西班牙人担任。——中译者注

^[44] 利萨尔萨，《纳瓦拉密谋回忆录》，第106页。——原注

^[45] 1936年7月12日，叛乱集团成员趁摩洛哥驻军举行演习之机，在摩洛哥的利亚诺·阿马里利奥（Llano Amarillo）宣誓，决心推翻共和国。1940年弗朗哥下令在此地建造一座纪念此事的纪念碑。——中译者注

^[46] 安德列斯·萨利凯特·苏梅塔（Andrés Saliquet Zumeta，1877年3月21日——1959年6月23日），189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参加了镇压古巴革命的战争，并参加过里夫战争。1923年晋升为准将，1929年晋升为少将。叛乱爆发后，于1937年6月出任叛军中央集团军司令。——中译者注

^[47] 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西维利昂”（Civilion），这本是一头逃出斗牛场的著名公牛的名字。——原注

^[48] 克洛德·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第213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