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二章 工人运动


无政府主义者
· 巴库宁的思想
· 无政府工团主义
· 全劳联—伊无联
· 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杜鲁蒂
社会党
· 初期的社会党
· 从改良主义转向革命？
· 拉尔戈•卡巴耶洛与工人同盟
· 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
· 全劳联与工总
共产党
· 斯大林派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
· 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西班牙工人运动也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的支持者同巴库宁[1]的支持者（后者自称“自由派”〔libertarians〕[2],并把前者称作“集权派”〔authoritarian〕）之间的斗争，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都以马克思派的胜利而告终；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及改良主义工会就是他们成立的。而在西班牙获胜的却是巴库宁派，巴库宁派成立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3]，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给西班牙工人运动打上了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传统的革命烙印。

无政府主义者


巴库宁的思想


　　巴库宁的思想能在西班牙获胜，这并不足为奇；西班牙是一个农业国家，它的产业工人与无地农民和短工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暴动、短暂而猛烈的造反、落草为寇，是人民发泄愤怒和讨还公道的传统方式；这样的一个国家，简直就是巴库宁思想的沃土。

　　其实，按照巴库宁的观点，只有通过被压迫者的自发暴动才能推翻资本主义，而由少数人构成的组织，只能通过他们的积极活动，协调各地的群众起义，反击镇压。比起通过政党开展政治活动（这在先进国家更有吸引力），巴库宁及其伙伴更喜欢到处搞起义，到处闹革命，这种方法更符合西班牙的阶级斗争传统。所以，在他们的构想中，西班牙农民既爱戴又敬畏的“绿林好汉”和“穷人的复仇天使”，就占据了关键的地位[4]。

　　巴库宁的徒子徒孙把国家当作古老的压迫形式，他们激烈地反对国家，反对“组织任何形式的临时政权或革命政权”[5]，他们把“自由公社”当作未来的公正而博爱的社会的雏形，而“自由公社”与中世纪的农民社团非常相似，每个西班牙革命者都会在这种农民社团中找到自己的理想。

无政府工团主义


　　一九一〇年，在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比如著名教师弗兰西斯科·费雷尔[6]，尤其是安塞尔莫·洛伦索[7]）和法国总工会[8]的工团主义者的共同影响下，以加泰罗尼亚的自由派小组为基础，一个工团主义组织——全国劳工联盟成立了，虽然屡遭镇压，它仍然领导了一九一七年的加泰罗尼亚大罢工。

　　全劳联曾把它的两位领导人——学校教师安德列乌·宁[9]和华金·毛林[10]——派往莫斯科[11]，他们在莫斯科皈依了共产主义，并建议全劳联参加共产国际，全劳联对这个计划产生过短暂的兴趣，但在喀良施塔德事件后，它又疏远了共产国际。此后，它曾在自己的重要据点——加泰罗尼亚同督军马丁内斯·阿尼多[12]进行了多年的流血斗争：几百名战士倒在雇佣杀手的枪下，其中就有全劳联总书记萨尔瓦多·塞吉[13]。

　　一九二七年，正值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当镇压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个神秘而又强大的组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出现了。它很快就彻底掌控了全劳联。它是一个地下组织，由多个类似共济会分会的“协会”（Alianza）组成，领导这些协会的是神秘的半岛委员会（Comité Peninsular）；伊无联很快就成了这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灵魂与心脏。

　　它不仅是一个活跃的秘密会社，也是西班牙精神的典型代表。法国工会活动家、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同情者罗贝尔·卢松[14]曾这样写过：“‘伊无联主义’（FAIism），是由广大农民进行的农民起义，它达到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水平，而且还得到了西班牙国内外工人的参加，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15]。伊无联采用了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马拉泰斯塔[16]鼓吹的革命方法：“攻占一个城镇或村庄，使国家的代表不能害人，然后告诉人民，让他们自由地组织起来。”

　　在伊无联的鼓舞下，各地频繁发生短暂而激烈的暴动，在一些地方建立起了短命的“自由共产主义”（Libertarian Communism）：一九三二年一月的柳布雷加特（Llobregat）起义、一九三三年一月的卡萨斯·比耶哈斯起义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的阿拉贡起义。伊无联制止了全劳联与共和派或社会党结盟，并继续在工会的宣传中将选举与议会痛斥为“骗人的把戏”。

全劳联—伊无联


　　并不是所有工团主义者都愿意接受伊无联的统治。一九三一年，有不少全劳联的领导人站了出来，反对伊无联强加给全劳联的冒险主义与“盲动主义”政策。为首的有前总书记安赫尔·佩斯塔尼亚[17]、《工人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的主编茹安·佩洛[18]和胡安·洛佩斯[19]等人，他们要求回归真正的工团主义行动，对当前要求与行动的长远前景予以更多的重视。由他们组成的“三十人集团”（treintistas）在被全劳联开除后，组建了“工会反对派”（ Sindicatos de Oposición），这个组织只在阿斯图里亚斯、列万特和加泰罗尼亚的个别城镇有一些影响力。伊无联的支持者指责他们倒向了改良主义：一九三四年他们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和加泰罗尼亚的起义，而全劳联和伊无联对这些起义态度冷淡。

　　内战爆发前夕，伊无联似乎已经同全劳联彻底合为一体，人们常常能在全劳联的红黑旗帜上，看见两者的缩写被连在一起写成“CNT-FAI”。但是，佩洛和洛佩斯始终在鼓吹：工会必须独立于包括伊无联在内的所有政治组织，在他们领导下[20]，工会反对派设法重建过去的全劳联。一九三六年三月，全劳联在萨拉戈萨召开代表大会，庄严重申：它的目标是建立自由共产主义。但是，伊无联却在思想上倒退了一步：全劳联并没有抵制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选的迹象，“三十人集团”也重新参加了全劳联，在他们回到全劳联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提出的意见多次获得通过。

　　尽管全劳联面临着许多实实在在的困难，但它依然坚持了阶级斗争与直接行动的原则[21]，并维持了一个敢打敢拼、战斗力强的工人阶级基础，它曾组织了多次非常顽强的罢工：费尔盖拉（Felguera）金属工人的罢工坚持了九个月之久；一九三四年的萨拉戈萨总罢工坚持了六个星期。更重要的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传统，使西班牙工会扮演了比日常斗争中的防御性武器更为重要的角色；它们成了社会有机体的活细胞，往往垄断了工人的全部业余生活。此外它们还独占了最优秀的革命手段、社会变革的工具——阶级团结，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与工会相比。

　　尽管如此，这个高度活跃的组织还是有一些缺点。现代经济是复杂的，它的各个部门是彼此紧密相连的，而在现代经济面前，全劳联的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就显得太幼稚了。在全劳联的宣传员笔下，一切都被简化到了极致：只要战士们敢于流血牺牲，美好的“公社”就会开花结果。在某些人看来，这个世界还是跟马拉泰斯塔的时代一模一样，而且，在他们眼中，既然他们能在柳布雷加特或菲戈尔斯（Figols）建立了几个小时的自由共产主义，那么，在全西班牙建立起长久的自由共产主义，也应该不会太困难。

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杜鲁蒂[22]


　　不过，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袖都不是理论家。无论是永远不知疲倦的女演说家与宣传员菲德丽卡·蒙蔡尼[23]，还是妙笔生花的记者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24]（据说，这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是一个阿根廷活动家的笔名[25]），或是身残志坚的马诺洛·艾斯科尔萨·德尔·巴尔[26]（他鼓舞了伊无联半岛委员会与全劳联的各支自卫队，激励他们积极活动），这些人发挥的作用，都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的。他们都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各自代表了这个运动的不同方面。但是，他们的名气都不能与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相比。

　　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四日，杜鲁蒂在雷昂出生了，他在八个兄弟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十四岁时他就在铁路车间里当机修工。由于积极参加一九一七年罢工，他被迫逃到法国，在法国工作了三年。回国后他参加了全劳联，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他后来去了巴塞罗那，那里是运动的中心。他在巴塞罗那参加了“团结”（Los Solidarios）小组，遇到了他的终生战友。杜鲁蒂、乔维尔[27]、“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相貌平平”[28]的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29]，以及四人当中“最有政治头脑”的胡安·加西亚·奥利维尔[30]，这四个人成了“三个火枪手”，他们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的传奇英雄。他们既是恐怖分子，又是抢劫犯，他们曾经抢劫西班牙银行的运钞车，用抢来的钱财资助组织，并准备刺杀当时的首相达托[31]。虽然杜鲁蒂死后，他的大部分传记作者都确认他参加了这次行动，但他似乎并不是这次行动的主角。本书第一版付印后，菲德丽卡·蒙蔡尼告诉我们：刺杀达托的准备工作其实是由拉蒙·阿尔奇斯[32]进行的，后来他死于毒刑拷打。刺杀行动的策划者之一仍然在世。参加者之一拉蒙·卡萨内利亚斯[33]逃往俄国避难，在那里皈依了共产主义，后来死于车祸。为了给塞吉复仇，阿斯卡索和杜鲁蒂在萨拉戈萨处决了红衣主教索尔德维利亚[34]。他们逃往阿根廷避难，阿根廷当局也指控他们犯有盗窃与恐怖活动等罪名，他们便再次逃跑。他们穿过了南美洲，潜入法国，准备刺杀阿尔方索十三世，就在准备工作即将就绪的时候，他们又被逮捕了。他们坐了一年的牢，法国当局威胁他们，要把他们引渡给西班牙当局。幸好左翼报刊发起了大规模的营救行动，他们才能获释。获释后，他们拒绝了苏联提供的政治避难，继续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君主制垮台后，他们返回了西班牙，一九三二年再次被捕。杜鲁蒂在被流放非洲之前，在狱中设法安排了一次行动，销毁了法庭的证据，使涉案的其他工团主义活动家得以脱身。获释后他回到了巴塞罗那，内战爆发的时候，他正在积极参加纺织工会的活动。

　　一些人认为他是不屈不挠的英雄，另一些人认为他是杀人凶手；他拥有健美运动员的身材，长着一张表情极为生动的脸，“他拥有卓越、敏锐的头脑，令身边所有人全都黯然失色”？[35]他的朋友们说他“笑起来就像孩子；他会为别人的不幸遭遇而伤心落泪”[36]。难怪他——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象征——会得到这么多的爱戴与仇恨；当内战达到高潮时，他曾宣称：“我们不会为废墟而感到一丝一毫的难过……我们正要接手整个地球……我们所展望的新世界，此刻正从我们的心中生长出来。[37]

社会党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拥有无可争辩的鲜明特色，而它的对手，便是更具有经典特色的社会主义运动。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其实只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支系，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的发展比较迟缓，在工人运动中也长期处于次要地位，这便是它的独特之处。

初期的社会党


　　一八七二年，巴库宁派将集权派开除出了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后来，在一八七九年，五个朋友在一家咖啡馆里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Partido Democratico Socialista Obrero），这个党的核心，便是七年前被开除的那一小批集权派。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38]凭借他非凡的个性，控制着这个小组织；儒勒·盖德[39]通过何塞·梅萨[40]和保尔·拉法格[41]，用他严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这个小组织施加着强大的影响。一八八一年，这个年轻的党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当时它只有一千多名党员，到了一八八六年，它才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机关报——《社会主义者》（El Socialista）周报。它发展迟缓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积极参加议会与市政活动、力争改良的社会主义组织，而君主制时期的选举条件对它很不利，又没有完全任何社会改良，这对它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然而，这却给本已获得了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的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更多的论据。尽管如此，由于它居于次要地位，它必须不知疲倦地进行解释，并逐个逐个地说服新党员，这使社会党的组织获得了高度的纪律性与凝聚力、崇高的使命感，以及维护自己思想的纯洁性的坚定信念，而长相英俊、要求严格、令人敬畏的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正是这些素质的化身。一八八八年，社会党的两位领导人摩拉[42]与加西亚·凯西多[43]成立了工人总同盟。这个新成立的工会体制集中、态度温和，而且公开赞成改良主义，它成立的时候仅有三千名会员，十一年后，它的会员增加了一倍。

　　不过，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社会党与工总就开始摆脱了原先的宗派性质，逐步成为了群众组织。它的马德里组织起初只有一小批印刷工人，很快就扩展到了各行各业。在社会党的领导下，工总成功地组织了毕尔巴鄂金属工人罢工，这使它在毕尔巴鄂打开了局面，并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当时的社会党通过广泛成立“人民俱乐部”（casas del pueblo），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积极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工总在全国遍地开花，从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夺过了不少阵地，但它在加泰罗尼亚仍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工总是一九一七年大罢工的主要领导，到了一九一八年，它已经有了二十万会员。

　　是否支持第三国际的问题，对社会党造成了重大打击。一部分社会党人批判议会道路，认为议会道路只是圈套和幻影，而一九一七年的西班牙事态，似乎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俄国革命让全党的活动家为之心醉神迷。社会党召开了两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两个彼此矛盾的决议[44]，还把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代表派往莫斯科，最后，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总算以八千八百八十票对六千〇二十五票否决了参加第三国际的“二十一条”[45]。工总的创始人摩拉与加西亚·凯西多，还有从莫斯科返回的达尼埃尔·安吉亚诺[46]，脱离了社会党，还带走了近半数的社会党活动家，他们与安德列乌·宁、毛林，还有皈依了共产主义的其他全劳联会员一起成立了西班牙共产党。

从改良主义转向革命？


　　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社会党又遇到了新的危机。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为了获得工人运动的支持，建议社会党同他合作。此举引发了新一代社会党领导人之间的首次重大冲突。工总总书记拉尔戈·卡巴耶洛[47]（他是天生的马德里人，也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集权派），战胜了毕尔巴鄂地区的社会党领袖普里耶托[48]（他是自由主义者，同共和派圈子关系更密切）。卡巴耶洛同意“合作”：他当上了国务委员会委员，并企图通过双边仲裁委员会，趁着全劳联遭受残酷迫害的时机，夺取全劳联的地盘，加强工总的影响力，扩大工总的基础。

　　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两年里，西班牙社会党模仿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同共和派组织了联合政府。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他不遗余力地打击全劳联的活动家。不过，由于工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再加上大批工人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所以，工总的会员人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显著增长。一九三四年，它有一百二十五万会员，其中有三十万会员在工厂、矿山和铁路工作。

　　右派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获胜后，社会党似乎抛弃了社会民主党传统的改良主义态度：一九三四年十月起义，表明它已经急剧改变了态度，采取了明确的革命立场。

拉尔戈·卡巴耶洛与工人同盟


　　在此之前，拉尔戈·卡巴耶洛是改良主义的重要人物，但他又是推动社会党急剧左转的原因之一。

　　一八六九年，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出生在马德里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八岁时他就必须靠打工才能维持生计；他二十二岁才开始学习阅读。他当过泥水工，一八九〇年参加工总，一八九四年参加社会党，很快就在这两个组织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他在一九一七年大罢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终身监禁，由于在一九一八年当选为议员而获释。他坚决反对参加第三国际，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利用西班牙社会党的力量来支持第二国际的重建。他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担任国务委员，在共和国时期的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他鼓吹工会与社会党应该与国家合作，他是最公然的改良主义的领袖。然而，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他公开宣称：“如今社会革命是群众唯一的希望。”

　　这是因为，他担任部长的经历，令他深感失望。他是最早同阿萨尼亚发生冲突的社会党人之一；劳工部的大小官员公然违抗他的命令，跟他的改良计划搞小动作。因此他得出结论：改良主义正在把工人运动带进绝路。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就连半点社会主义都搞不起来。”从那时开始，他就不得不另找出路[49]。

　　一九三四年，社会党开始组建工人同盟（Alianza Obrera），便是这条新路线的第一个实际成果；工人同盟是工人阶级工会与政党的联合阵线组织，但是，只有阿斯图里亚斯的西共与全劳联愿意参加这个组织，其他地方的西共和全劳联都拒绝参加。一九三四年，工人同盟在阿斯图里亚斯组织了反对自联入阁的总罢工，西共到最后一刻才加入工人同盟；在总罢工之后，工人同盟又领导了革命起义。洛佩斯·德·奥乔亚[50]将军指挥军队镇压起义，并用包括摩尔人和外籍军团在内的部队打头阵；在来自不同组织的活动家的领导下，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利用各种简易武器，同镇压部队浴血奋战了十多天。其它地方的运动都失败了：运动在加泰罗尼亚失败的原因是某些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分子的背叛，以及艾斯凯拉的动摇，最重要的原因是全劳联拒绝参加；在马德里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进行认真的准备。失败之后，紧接着就是镇压——超过三千名工人被杀害，他们大多是被当场枪杀的；七千多人受伤；四万多人被监禁——可是，鼓舞了这次运动的革命意识，却没有被摧毁。西班牙工人，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社会党人，都把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当成光荣的榜样，它是工人通过阶级组织（革命委员会）武装工人、组建部队、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工人国家、反对寡头国家的第一次尝试。它的战斗口号UHP（“Unios,Hermanos Proletarios！”的缩写，意为“无产阶级兄弟们，团结起来！”）成了整个阶级的口号。

　　年事已高的拉尔戈·卡巴耶洛入狱了，这位工人运动的“实践者”与管理者，头一次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在六十七岁时，他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托洛茨基、布哈林……而最重要的是列宁的著作。他迷上了《国家与革命》，迷上了他曾激烈反对的俄国革命。他读的这些书，他身边的杰出知识分子（阿拉吉斯泰因[51]、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52]、卡洛斯·德·巴莱巴尔[53]等人）对他的影响，使他更加坚信，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认为，“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的、议会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第三国际的受莫斯科指使的革命社会主义”都已经死亡，他幻想能有一个博采众前辈之长的第四国际，既能像第二国际那样，允许各国党自治，又能拥有第三国际的革命策略。他开始接近全劳联，并欢迎那些被共产党派来找他的人，而这些人找上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支持“团结”的态度，而不是因为他迟迟才发现的革命前景。

　　他的演变，正好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演变一致，一九三四年十月之后的倒退，让他们都对共和国与改良主义感到幻灭，并转向了革命。拉尔戈·卡巴耶洛就成了他们的代表。没有一个工人阶级的领袖的威望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共产党为了利用他的威望，便拍他马屁，称他为西班牙的列宁。让—里夏尔·布洛什[54]给他描绘了一副迷人的肖像画:“他已经六十七岁，依然精力充沛……长着一个方方正正的脑袋，头发剪得很短……脸很宽，前额线条很直，嘴唇紧紧地抿着，个子虽瘦，却很有力，眼神明亮……疲惫不堪。”[55]

　　卡巴耶洛的文章并不出色，他的演讲也很乏味，他能享有这样的威望，是因为他出身工人阶级，待人无比真诚，对自己要求严格。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卡巴耶洛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就像他们一样，抛弃了改良主义。他是千万工人的一员。他的支持者总是说：“他不会背叛我们。”他属于人民俱乐部，他是马德里工人的偶像，他们热烈地倾听他的话语，他们动情地叫他“老头子”。他深受群众爱戴，在群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威望，这使他在关键时刻，成了西班牙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

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


　　从一九一九年起，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就是卡巴耶洛在社会党内的劲敌。他是唯一一个比较有威信的社会党领袖，如果说他在群众当中没有威信，那么他至少在党的机关与政界里有点威信。长期以来，他和卡巴耶洛始终不能和睦相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气质和性格截然相反，更是因为他们代表着西班牙与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两股截然不同的势力、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双方的对抗，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要特点之一。

　　普里耶托生于一八八三年，家境也十分贫寒，他十一岁就开始在毕尔巴鄂街头叫卖报纸和针线。他的聪明头脑，引起了银行家、实业家奥拉西奥·艾切瓦里耶塔[56]的注意，后者把他培养成了自己的得力助手。他很快就成了大报《自由主义者》（El Liberal）的主人，成了社会党的领袖、左派人人尊敬的政界要人。

　　美国大使克洛德·鲍尔斯[57]描写了他在议会中发言的样子：“个头不高，身材偏胖，头发几乎全部掉光了，只有后颈上面还有一点……他的演说富有激情，能够让人立刻肃然起敬。”他又写道：“他的嗓音洪亮，抑扬顿挫用得很巧妙，”不过，“他的演讲术的全部武器就是：风趣、讽刺、嘲讽、幽默、斥骂与戏仿。”[58]

　　科尔佐夫[59]描写了他坐在安乐椅上的样子：“肥肥胖胖，脸色苍白，面带嘲讽……他的眼神是全西班牙最锐利的。”[60]他头脑敏锐，才智过人，他在社交场上无往而不利——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是天赋异禀的议会演说家，能言善辩的辩论家，这使他成了共和派圈子里的社会党人，就像卡巴耶洛凭借耐心的组织工作与不懈的努力，成为了人民俱乐部与工人圈子里的社会党人一样。马德里泥水匠卡巴耶洛不知变通，又带有卡斯蒂利亚人的宗派主义，而普里耶托正好可以用他生意场上的自由主义、白手起家获得的成功，以及毕尔巴鄂工会活动家的灵活妥协的改良主义，来同卡巴耶洛分庭抗礼，普里耶托无疑要比卡巴耶洛更符合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精神，也更能得到西班牙共和派的青睐。

　　所以，当社会党面临一九三六年的各种困难时，它便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自一九三五年起，普里耶托便控制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党内的干部与精英，特别是德高望重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袖冈萨雷斯·佩尼亚与贝拉尔米诺·托马斯[61]，全都信任他。他是“机关的人”，而拉尔戈·卡巴耶洛是“群众的人”。卡巴耶洛控制着工总，并在党外享有巨大威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与全劳联有过不少过节，但他却得到了全劳联的支持。普里耶托和卡巴耶洛在社会党里推行着相反的政策，使社会党在他们之间不断摇摆，这对彼此争斗不休的兄弟，似乎要利用每一个新问题，给他们的斗争做个了结。

全劳联与工总


　　在共和国的最后时期，各个工人阶级政党与工会在政治上的分分合合，使人们难以对卷入其中的各种力量作出准确的分析。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比起具体的政治组织，工会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人民俱乐部与职业介绍所是工人的集体生活的中心，它们也就成了阶级的真正据点。

　　在最后时期，工总与全劳联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两大工会之间出现了全新的裂痕。两大工会确实都保住了自己的基本盘。加泰罗尼亚的产业工人基本都参加了全劳联，工总在那里的影响力并不强。全劳联还把安达卢西亚的农业短工给组织了起来。但在阿斯图里亚斯与里奥·丁托的矿工当中、在毕尔巴鄂的金属工人当中，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工总；工总也在马德里地区占有优势。就算一个工会已经在某个地方占有优势，另一个工会也要在那里建立起有力的少数派，这样的少数派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工总在科尔多瓦（Cordoba）、塞维利亚和马拉加（Málaga），以及安达卢西亚所有城镇都拥有强大的组织。它还吸收了巴达霍斯、卡塞雷斯（Cáceres）和塞维利亚各省的日雇工。全劳联也试图在马德里取得立足点，它控制了大部分的建筑工人，而建筑工会又是最有战斗性的工会之一。在阿斯图里亚斯，为了争取米耶雷斯（Mieres）与萨马·德·兰格雷奥（Sama de Langreo）的矿工的支持，全劳联的金属工人在拉·费尔盖拉和希洪（Gijón）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尽管工总在毕尔巴鄂占据优势，它却在巴斯克地区遭到了国民派的“团结”工团的有力挑战，而全劳联只能从外籍劳工当中吸收会员。在瓦伦西亚，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着码头工人，但工厂却掌握在工总手里。工总旗下的土地劳动者协会控制着中部地区的工人，而更贫穷、更偏远的地区则属于全劳联。工总的传统追随者，是无产阶级当中特权较多、比较保守的那些阶层，但由于工总在那几年里采取了激进的方针，这种传统的分野已经不那么明显了，而全劳联的优柔寡断，也不一定能使它获得更坚定的分子的支持。

　　全劳联的力量时常会由于局部行动的成败，而发生剧烈的起伏与明显的变化，与它相比，人员调配得当、组织运转有方的工总，看起来力量要更稳定一些。尽管两大工会的会员人数在一九三五年大致相等，都有一百万会员，但在共和国的最后时期，工总却出现了大幅增长，很快就达到了一百五十万人，远远超过了全劳联。

　　总而言之，由于这两大工会组织都吸收了上百万的工人参加，所以，由传统的思潮而产生的各种新思潮，就可以另辟蹊径，在这些工会内部发展壮大，然后转而反对旧的思潮。其实，“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派，与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就曾挺身而出，为了争夺工总与全劳联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控制权，向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党发起了挑战。

共产党


　　下文讲述的是西班牙共产党的诞生。维克托·塞尔日[62]曾有一个梦想：以列宁和第三国际为核心，将共产主义运动重新统一起来；把由于马克思与巴库宁分道扬镳而产生的两个流派，集权派与自由派，社会主义运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重新统一起来；而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几个月里，革命产生的吸引力，似乎就要让这个梦想化为现实了。但是它在短期内只获得了不多的成果。过了几年之后，它就显得荒谬可笑了。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三股潮流汇聚而成的：由安德拉德[63]与波尔特拉[64]率领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然后是由佩雷斯·索利斯[65]、加西亚·凯西多、安吉亚诺、拉莫内达[66]与安德列乌·宁等人率领的社会党少数派；不久之后又出现了以华金·毛林、佩德洛·波内特[67]、戴维·雷[68]等人领导的《战斗报》（La Batalla）集团，他们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活动家。两年后，加西亚·凯西多、拉莫内达和安吉亚诺脱离了共产党，回到了社会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共产党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共产国际发来的各种指示，又使它陷入了内部争斗，元气大伤。尽管它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的末期，得到了由何塞·迪亚斯[69]与米赫[70]率领的安达卢西亚全劳联活动家的支持，但也失去了由毛林和波内特领导的加泰罗尼亚与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三千名活动家。加泰罗尼亚与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参加了由乔尔迪·阿克尔与茹安·法雷·加索[71]领导的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成立了工农同盟[72]，波尔特拉和戈尔金[73]也参加了工农同盟，戈尔金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毛林担任了总书记。安德列乌·宁曾担任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后来参加了左翼反对派，支持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反对斯大林。一九三一年宁返回西班牙，与安德拉德一起成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而党的第一任总书记[74]奥斯卡尔·佩雷斯·索利斯却开始转向，他最后参加了长枪党。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〇年，党员人数始终只有几百人，甚至无法召开代表大会。在一九三二年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战胜”过宁与毛林的总书记布利耶霍斯[75]、特里利亚[76]和阿达梅[77]等人，由于在桑胡尔霍政变中错误地提出了“保卫共和国”的机会主义口号，而被开除出党[78]。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共产党仅有一人当选议员——波利瓦尔[79]医生在马拉加当选，而他能够当选的主要原因是他享有“穷人的医生”的美誉，而不是他的政纲。

斯大林派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产党发展得比较缓慢：在内战爆发前夕，它只有三万名党员。它的领袖基本上没有多大名气，有些领袖加入的时间也不长，比如总书记何塞·迪亚斯是一九二九年才入党的。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强人”赫苏斯·埃尔南德斯[80]年仅二十六岁：他十四岁入党，二十二岁进入政治局。他和安东尼奥·米赫、马丁内斯·卡尔通[81]与乌里维[82]都不曾在工人运动中发挥过真正的作用。他们从来没有领导过群众组织，只是因为接受过党机关的训练，能够灵活运用党机关的各种装置，才爬到了高位。唯一一个能在党外享有真正的威望的共产党领袖是一个女人：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戈麦斯[83]，外号“热情之花”，她擅长在群众面前演讲，并有过长年的斗争经验；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失败后，她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主流派共产党在西班牙工人运动中是非常孤立的，他们只在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当中拥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少数派，在马拉加、加迪斯（Cádiz）、特别是塞维利亚控制了几个工会；打破这种孤立局面，就是他们全部工作的重心。

　　西班牙共和国成立时，共产国际正陷入了极端宗派主义的“第三时期”：世界各国共产党全力对付社会党，将其痛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并拒绝同社会党结成统一战线。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一日以前，西班牙共产党一直将工人同盟斥为“反动势力的集合”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西共在最后一刻突然扭转了方向，参加了十月起义。但是，共产国际在此之后改变了路线。西共指出，必须“深化”和“扩展”工人同盟，它提出的公式，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的人民阵线其实并不一样，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人民阵线，是以民主改良的纲领为基础，同自由主义共和派结盟。而西共却积极开展有利于工会的宣传活动，力争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团结。它以前曾把自己控制的几个工会组成了工人联合总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 Unitário，CGTU），并让工人联合总会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现在它解散了工人联合总会，让工人联合总会的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工总。在政治方面，它以团结作为工作的主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正式组织的余部同其它一些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组织（包括茹安·柯莫雷拉[84]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在内）合并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85]。在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副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推动下，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拉尔戈·卡巴耶洛本人显然不愿意将两者合并，但他的政策却给合并开了绿灯，这一合并，使这位工总的老领导与社会党失去了二十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年轻一代的精华。几个月后，统社青的整个领导层访问苏联，然后他们全都参加了西共[86]。统社青总书记桑蒂亚戈·卡里略[87]年仅二十岁，他是国会议员、工会活动家和卡巴耶洛支持者文塞斯拉奥·卡里略[88]的儿子；他此前担任社青团总书记，在一九三四年以后，曾是托派同情者；他很快就进入了共产党的领导层，由他促成的青年们的团结，给社会党的大人做出了表率。

　　这是主流派共产党的一大胜利，首先，它使共产党获得了群众基础，并能通过这个基础，在社会党内开展活动；其次，它使共产党获得了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压倒了共产党的死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异端”派别，这些“异端”当中，有些人还曾以为他们能够成为社青团思想上的领路人。

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各种以共产主义自居、但又脱离了主流的共产党的集团，都有各自的来历。共产国际曾强行推行组建“红色工会”——工人联合总会、同工总与全劳联对抗的政策，反对这一政策的毛林等人组建了工农同盟。而且，他们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持同情态度，这使他们同艾斯凯拉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共产国际强推极左路线的这段时期，有不少集团向右偏转，反对极左路线，脱离了主流的共产党，工农同盟就是这类集团之一；在只涉及俄国的问题上，这类集团都没有明确表态，工农同盟也不例外，而且它的报纸《战斗报》往往会为一些非常接近斯大林派的意见辩护。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共产党的内部分歧，产生出了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支持左翼反对派的立场，它的领袖是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另外两位先驱者——安德列乌·宁与安德拉德。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这个组织人数很少，但它拥有一批很重要的干部，他们主要把精力用在理论工作上，创办了《共产主义》（Comunismo）杂志。托洛茨基一直要求他们打入社会党，构成社会党的革命派，但他们在一九三四年拒绝了这个要求，同托洛茨基决裂了[89]；他们决定与工农同盟合并，成立一个新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反对统工党的人，给统工党扣上了“托派”的帽子[90]；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也与统工党一刀两断，对统工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统工党只有在加泰罗尼亚才真正算得上一股力量，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它只有三千名党员。但是，西共与统社党具有各种弱点，而统工党既拥有宁和毛林这样深孚众望、英勇无畏的领袖，又有戈尔金、波尔特拉、安德拉德和阿克尔这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骨干，它似乎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它在任何场合都会引起主流派共产党和全劳联的领袖的注意——他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把统工党活动家赶出全劳联旗下的各个工会。

　　统工党认为自己才是共产主义的真正代表，并自称忠于列宁的思想，在革命时期，它对双方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西班牙工人运动正面临着一个难题：是同共和派结盟，还是在议会体制外进行暴力斗争？统工党自称能回答这个问题，它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政治斗争。它支持工人同盟，批判斯大林派共产党鼓吹的人民阵线政策，它批评人民阵线政策其实是阶级合作政策；它还试图让西班牙工人相信：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工人革命。它确实曾有可能胜利，这点没有人怀疑——至少它确实有可能说服并争取那些“具有革命的本能、却在政治上被搅乱了头脑的群众[91]”，而这部分群众当时追随的是全劳联—伊无联[92]。



[1]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库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2] 巴库宁的徒子徒孙喜欢自命为“自由社会主义者”（libertarian socialists），简称libertarians，虽然这个词也翻译为“自由派”（又译“自由意志派”），但它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liberals）并不是一回事，希望读者注意鉴别。下文中的libertarian一律译为“自由派”，而liberal一律译为“自由主义者”。“自由运动”（libertarian movement）也就是指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请参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第365—515页。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8/055.htm——中译者注

[4] 请参阅下文对杜鲁蒂的描写。这种传统或许可以叫做游侠骑士—游击队员—草莽英雄传统，它源自农民对绿林好汉的爱畏交加的感情。——原注

[5] 圣伊米耶（St.Imier）代表大会，1872年。——原注
　　1872年，巴库宁派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会议，拒绝接受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拒绝承认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这次会议造成了第一国际的公开分裂。——中译者注

[6] 弗兰西斯科·费雷尔·瓜尔迪亚（Francisco Ferrer Guardia，1859年1月10日——1909年10月13日），生于巴塞罗那。1901年在西班牙开办“现代学校”（Escuela Moderna），1906年因涉嫌刺杀阿尔方索十三世而被捕，一年后获释。1909年加泰罗尼亚工人暴动后被捕，同年10月13日遇害。——中译者注

[7] 安塞尔莫·洛伦索·阿斯佩里亚（Anselmo Lorenzo Asperilla，1841年4月21日——1914年11月30日），早期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他是费雷尔的挚友。1871年参加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1910年参与创建全国劳工联盟。——中译者注

[8] 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是法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在二十世纪初曾被工团主义控制，从三十年代开始逐渐被法国共产党所控制。——中译者注

[9] 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 Nin i Perez；西班牙语：Andrés Nin 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 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10] 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 Maurín 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indicalistas 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 Comunista Catalano-Balear）。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Català）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内战爆发时，毛林身陷国统区，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区途中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11]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1947）曾在莫斯科会见过宁和毛林，后来他是这样描写他们的首次见面的：“毛林是来自雷里达（Lérida）的教师，而宁是来自巴塞罗那的教师，他们俩的特点一眼就能看出来：毛林看起来就像是前拉斐尔时期的画家笔下的骑士；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表情专心致志，只有强烈的刺激才能使他分神。”（《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1901—1941》[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1901-1941]，牛津：牛津大学，1967年。）——原注

[12] 塞维里亚诺·马丁内斯·阿尼多（Severiano Martínez Anido，1862年5月21日——1938年12月24日），西班牙军官，曾参加过镇压菲律宾革命与摩洛哥起义的战争。1920年至1922年出任巴塞罗那督军，任上利用雇佣枪手杀害了大批工人阶级的战士。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时期，于1923年至1930年出任内务部长。内战爆发后投靠弗朗哥，担任反动政府的公共秩序部长。——中译者注

[13] 萨尔瓦多·塞吉，外号“糖块小子”（El Noy de Sucre），跟何塞·内格雷（José Negre）一样，他也担任过全劳联第一书记，他是安塞尔莫·洛伦索培养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战士之一。他刚参加斗争时，是“普托之子”（Els Fils de Puto）小组的一员（他的后任、金属工人佩斯塔尼亚也参加过这个小组）。——原注

[14] 罗贝尔·卢松（Robert Louzon，1882年6月30日——1976年9月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革命工团主义者。——中译者注

[15] 《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1936年1月25日。——原注

[16] 艾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1853年12月14日——1932年7月22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生于卡塞塔省（Caserta）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那不勒斯大学求学期间开始接触政治活动，并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开除。1871年参加第一国际那不勒斯支部。1872年遇见了巴库宁，并参加了圣伊米耶会议。1877年在贝内文托（Benevento）发动起义，事败后被捕，被监禁十六个月。1878年被迫流亡国外。1898年潜回国内，试图发动起义，1899年被捕，同年5月越狱。1919年回国，1921年又一次被捕，两个月后获释。1932年去世。——中译者注

[17] 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努涅斯（Ángel Pestaña Nuñez，1886年2月14日——1937年12月11日），生于彭费拉达（Ponferrada）一个穷困家庭，当过钟表匠学徒。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1916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被当局收买的杀手刺杀，身负重伤。1929年曾短暂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至1932年再次担任总书记。1931年发表《三十人声明》（Manifiesto de los Treinta），严厉批判了伊无联，并因此被开除出全劳联。同年年底创建工团主义党（Partido Sindicalista），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1937年因病去世。——中译者注

[18] 茹安·佩洛·贝利斯（Joan Peiró i Belis，1887年2月18日——1942年7月24日），生于巴塞罗那，当过玻璃工人。1906年开始参加工会运动，1916年至1920年担任西班牙玻璃工与油漆工协会（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Vidrieros y Cristaleros）总书记，1922年至1923年、1927年至1929年两次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31年同佩斯塔尼亚等人一起发表《三十人声明》，被全劳联开除。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出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工业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被维希法国政府逮捕后引渡给弗朗哥独裁政府，1942年7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19] 胡安·洛佩斯·桑切斯（Juan López Sánchez，1900年1月16日——1972年？月？日），生于布利亚斯，当过建筑工人。在参加巴塞罗那建筑工会期间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并因此在1920年被监禁。1926年获释后参加了全劳联的地下活动。1929年当选为全劳联全国委员会委员，1931年8月同佩斯塔尼亚等人一起发表《三十人声明》，1932年被开除出全劳联后，参加了工会反对派的活动。1933年1月佩斯塔尼亚等人建立自由工会联合会（Federación Sindicalista Libertaria），洛佩斯成为了这个组织的主要理论家，并推动该组织在1936年重新参加全劳联。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出任贸易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6年回国。——中译者注

[20] 佩斯塔尼亚自己成立了工团主义党。1936年2月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原注

[21] 全劳联成立的各种自卫委员会是真正的民兵组织。——原注

[22] 何塞·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杜曼赫（José Buenaventura Durruti Dumange，1896年7月14日——1936年11月20日），生于雷昂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4岁时在铁路上当机修学徒。1913年参加工人总同盟，在1917年大罢工中，由于坚持革命立场，被工总开除。为了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逃往法国，1920年返回西班牙，1921年前往巴塞罗那，1922年在那里成立了“团结”小组，1923年“团结”小组刺杀了红衣主教索尔德维利亚。普里莫·德·里维拉建立独裁政权后，杜鲁蒂同“团结”小组向反动政府发动了多次袭击，随后逃往阿根廷，又重新返回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杜鲁蒂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牺牲。——中译者注

[23] 菲德丽卡·蒙蔡尼·马尼耶（Federica Montseny Mañé，1905年2月12日——1994年1月14日），生于马德里，父母都是无政府主义者。1923年进入《工人团结报》编辑部工作，在那里一直干到1936年。1931年参加全劳联，开始参加宣传工作。内战爆发后参加了人民阵线政府，于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出任卫生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7年回国，1994年在法国图卢兹逝世。——中译者注

[24] 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Diego Abad de Santillán，1897年5月20日——1983年10月18日），本名西内西奥·保迪利奥·加西亚·费尔南德斯（Sinesio Baudilio García Fernández），生于雷昂省，8岁时随父母移居阿根廷。1912年返回西班牙，1915年进入马德里大学求学，因参加1917年大罢工而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运动，1918年获释后返回阿根廷，参加了阿根廷地区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 Obrera Regional Argentina），担任该组织周刊《抗议》（La Protesta）编辑。1922年代表该组织前往柏林，出席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Association，该组织虽然与第一国际同名，但它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请勿混淆）的成立大会。1930年因被指控犯有颠覆罪，逃往乌拉圭，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前往西班牙，1933年在巴塞罗那定居，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工作。1935年担任半岛委员会书记。内战爆发后，帮助组建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1936年12月至1937年4月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共和国覆灭后返回阿根廷。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返回西班牙，在巴塞罗那定居。——中译者注

[25] 据何塞·佩拉茨（José Peirats）记载，桑蒂利安本名西内西奥·加西亚·埃尔南德斯（Sinesio García Hernández），生于雷昂，少年时移民阿根廷，佩拉茨在他的书中介绍了这一点。——原注

[26] 曼努埃尔·艾斯科尔萨·德尔·巴尔（Manuel Escorza del Val，1912—1968），全劳联会员之子，因患脊髓灰质炎而残疾。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在无政府主义者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智利。——中译者注

[27] 格雷戈里奥·乔维尔·科尔特斯（Gregorio Jover Cortés，1891—1964），生于特鲁埃尔（Teruel），二十年代初参加“团结”小组，与杜鲁蒂等人参加过多次袭击行动，并在1921年刺杀了首相达托。1924年流亡法国，1926年随杜鲁蒂等人流亡拉丁美洲，1927返回法国，参加了刺杀阿尔方索十三世的行动。共和国成立后返回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组建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1937年担任第28师师长，1938年担任第10军军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28] 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250页。——原注

[29] 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阿巴迪亚（Francisco Ascaso Abadía，1901年4月1日——1936年7月20日），曾当过面包师和侍者，参加过全劳联。1922年与杜鲁蒂等人成立“团结”小组，进行过多次袭击行动。1923年流亡法国，随后与杜鲁蒂等人流亡拉美，参加过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返回法国后，因涉嫌谋刺阿尔方索十三世而被捕，获释后被驱逐出境，各地流浪，共和国成立后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多次起义。1934年当选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在镇压叛乱的战斗中牺牲。——中译者注

[30] 胡安·加西亚·奥利维尔（Juan García Oliver，1901—1980），1920年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初参加“团结”小组，参加过多次袭击活动。1931年参加伊无联，积极鼓吹激进的革命路线。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参加卡巴耶洛政府，出任司法部长。在1937年5月巴塞罗那起义中劝说起义者投降。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1] 爱德华多·达托·伊拉迪耶尔（Eduardo Dato e Iradier，1856年8月12日——1921年3月8日），生于拉科鲁尼亚，1875年获得法学学位，1877年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1883年首次当选为议员，曾担任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1907年出任马德里市长，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1917年6月至11月、1920年5月至1921年3月三次出任首相。1921年3月8日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中译者注

[32] 拉蒙·阿尔奇斯·塞拉（Ramon Archs I Serra，1883—1921），无政府主义者，全劳联活动家，1921年参与刺杀达托，同年6月被杀害。——中译者注

[33] 拉蒙·卡萨内利亚斯·柳克（Ramon Casanellas i Lluch，1897—1933），刺杀达托的实际执行者之一，刺杀得手后逃往苏联，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人大学学习，1924年前往墨西哥工作。1931年返回巴塞罗那，参与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的工作，1932年3月被捕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2月再次返回西班牙，因车祸去世。——中译者注

[34] 胡安·索尔德维利亚·罗梅洛（Juan Soldevilla y Romero，1843年10月29日——1923年6月4日），反动主教，曾窝藏镇压工人运动的杀手，1923年6月4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5] 米哈伊尔·科尔佐夫（Михаил Кольцов），《西班牙日记》（Испанский дневник），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57年，第43页。——原注

[36] 《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Buenaventura Durruti），巴塞罗那，全劳联—伊无联宣传处（Services Officiels de Propagande de la CNT-FAI），1937，全劳联—伊无联的小册子。——原注

[37] 出自《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的记者皮埃尔·范·帕森（Pierre van Paassen）对杜鲁蒂的采访，转引自菲利克斯·莫洛（Felix Morrow），《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Spain），纽约，先锋出版社（Pioneer Publishers），1938年，第189页。——原注
　　这段采访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orrow-felix/1938/revolution-spain/ch17.htm——中译者注

[38] 保利诺·伊格雷西亚斯·波塞（Paulino Iglesias Posse，1850年10月17日——1925年12月9日），通称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Pablo Iglesias）,早期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重要领袖之一。自幼家境贫寒，九岁丧父后辍学，四处流浪，当过印刷工人，学会了法语，开始翻译法文的社会主义著作。1870年参加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1873年参加图画印刷工会，1874年当选为该工会主席。1879年成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888年成立工人总同盟，1889年当选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担任这个职务长达36年之久。——中译者注

[39] 儒勒·巴西尔·盖德（Jules Basile 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中译者注

[40] 何塞·梅萨·雷昂帕尔特（José Mesa y Leompart，1831—1904），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早期重要人物之一，曾是共和派，巴黎公社起义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879年参与成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并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为西班牙语。——中译者注

[41]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普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德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中译者注

[42] 弗兰西斯科·摩拉·门德斯（Francisco Mora Méndez，1842年9月26日——1924年5月22日），当过鞋匠，1952年进入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学习。1869年参与创建第一国际马德里支部。1879年参与创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曾任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中译者注

[43] 安东尼奥·加西亚·凯西多（Antonio Garcia Quejido，1856年2月16日——1927年6月12日），生于马德里，当过排印工人。1879年参与创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888年参与创建工人总同盟，同年当选为工人总同盟主席。1894年至1905年担任工人总同盟总书记。1897年当选为工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1899年至1902年再次担任工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俄国革命爆发后，支持参加第三国际，并于1921年脱离工人社会党，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与西班牙人共产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后担任总书记。——中译者注

[44] 1919年12月，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以12497票赞成、14010票反对，驳回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动议；1920年6月，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以8268票赞成、5016票反对，决定参加共产国际，但在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参加共产国际的动议以6025票对8880票遭到否决。——中译者注

[45] “二十一条”是指参加共产国际所必须满足的21个条件，具体请参阅《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98页。——中译者注

[46] 达尼埃尔·安吉亚诺·曼加多（Daniel Anguiano Mangado，1882年12月11日——1963年8月12日），1905年参加社会党。因参与1917年大罢工而被监禁，被判处终生监禁。因当选为议员而在1918年获释。1920年被社会党派往俄国考察，回国后建议社会党参加第三国际。与加西亚·凯西多一起脱离社会党后成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然后又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7] 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8] 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图埃洛（Indalecio Prieto Tuero，1883年4月30日——1962年2月12日），生于奥维耶多，六岁丧父后，随母亲迁居毕尔巴鄂。曾在街头卖报，在报社当过速记员。1899年参加社会党。逐渐成为巴斯克地区社会党的重要领袖。曾参加组织1917年大罢工，后逃往法国。1918年当选议员后，于4月回国。在二十年代反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同独裁政府合作的路线。共和国成立后，曾在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和公共建设部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担任海军与空军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担任国防部长。1935年至1948年担任社会党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9] 请参阅小册子《向工人发表的演讲》（discursos a los trabajodores）（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出版社[Ediciones El Socialista]，1934）。——原注

[50] 爱德华多·洛佩斯·奥乔亚·波尔通多（Eduardo López Ochoa y Portoundo，1877—1936），西班牙将军，曾镇压1934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起义。1936年8月在马德里被无政府主义者枪决。——中译者注

[51] 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Luis Araquistáin 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当过领航员，1915年至1923年担任《西班牙》（España）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社会党，1929年第二次参加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是社会党左翼的理论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驻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驻法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逐步抛弃革命立场，转向改良立场。——中译者注

[52]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奥约奇（Julio Álvarez del Vayo y Olloqui，1891年2月9日——1975年5月3日）。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学，并在巴利亚多利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读博士后课程。他年轻时就参加了社会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反对社会党同政府合作的路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驻墨西哥大使和驻苏联大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曾担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外交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3年成立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Español de Liberación Nacional），1970年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并入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Frente Revolucionario Antifascista y Patriota）后担任代理主席，继续进行反弗朗哥独裁政权的斗争。1975年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53] 卡洛斯·德·巴莱巴尔·艾斯彭达布鲁（Carlos de Baraíbar y Espondaburu，1895—1972），起初是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后转向社会主义，1931年10月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成为卡巴耶洛的忠实追随者。内战爆发后，于1937年2月21日担任陆军部副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4] 让—里夏尔·布洛什（Jean-Richard Bloch，1884年5月25日——1947年3月15日），法国作家、诗人。1921年曾参加法国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化”时期退党。三十年代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文艺界活动，1939年重新参加法国共产党。1941年4月流亡苏联，1945年2月回国。——中译者注

[55] 让—里夏尔·布洛什，《西班牙，西班牙！》（Espagne,Espagne！），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 ,1936年，第79—80页。——原注

[56] 奥拉西奥·艾切瓦里耶塔·马鲁里（Horacio Echevarrieta Maruri，1870年9月15日——1963年5月20日），西班牙商人、银行家、实业家。——中译者注

[57] 克洛德·格纳德·鲍尔斯（Claude Gernade Bowers，1878年11月20日——1958年1月21日），美国民主党人，曾撰写民主党的史书，1933年至1939年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1939年至1953年任驻智利大使。——中译者注

[58] 克洛德·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Ma mission en Espagne[1933-1939]），巴黎，弗拉马里昂出版社（Flammarion），1956年，第43页。——原注

[59]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科尔佐夫（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Кольцов，1898年6月12日——1940年2月2日），原姓弗里德兰德（Фридлянд），生于基辅一个犹太鞋匠家庭，1917年参加革命，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内战结束后成为著名记者，并进入《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曾被派往西班牙担任《真理报》特约记者。1937年返回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遇害。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60] 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73页。——原注

[61] 贝拉尔米诺·托马斯·阿尔瓦雷斯（Belarmino Tomás Álvarez，1892年4月29日——1950年9月14日），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Sindicato Minero Asturiano）总书记，1934年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苦役。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在内战期间积极组织阿斯图里亚斯工人民兵，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62]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63] 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Juan Andrade Rodríguez，1898年2月3日——1981年5月1日），1912岁参加激进共和党的青年团，1914年参加社会党的青年运动，1919年担任社青团机关报《新生》（Renovación）周报编辑。十月革命后支持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率领部分社青团团员成立西班牙人共产党，并当选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火炬》周报编辑，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与建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并负责党的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1935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立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编辑。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并当选为统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的巴塞罗那起义之后，于6月被捕，1938年年底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0年因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再次被捕，1944年被抵抗运动解救，此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当中进行革命工作。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64] 路易斯·波尔特拉·费尔南德斯（Luis Portela Fernández，1901—1983），当过排印工人，1917年参加社青团，1919年当选为社青团全国委员会副书记，1920年随安德拉德等人一起创建西班牙人共产党，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回国，逐渐向右翼反对派靠拢，参加了工农同盟。因参加1934年10月起义，而被判处终生苦役，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前往瓦伦西亚，当选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列万特联合会书记，1938年8月被捕，被判处15年徒刑，1939年共和军放弃瓦伦西亚前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继续参加统工党的流亡活动。——中译者注

[65] 奥斯卡尔·佩雷斯·索利斯（Óscar Pérez Solís，1882年8月24日——1951年10月26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98年进入炮兵学院学习，1904年获少尉军衔。在陆军期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巴利亚多利德社会主义小组（Agrupación Socialista ），1912年退役后，曾多次代表社会党参加选举。1917年4月因批评社会党应该对大罢工的失败负责，而暂时退出社会党，1918年重新参加社会党，并主张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脱离社会党，参与创建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与西班牙人共产党合并后，担任党报《红旗报》（La Bandera Roja）编辑。1923年8月被捕，1924年获释后流亡法国，同年回国，1925年再次被捕，在狱中皈依天主教，抛弃了共产主义，出狱后投靠右翼运动，1933年参加长枪党，内战爆发后投靠了弗朗哥反动派。——中译者注

[66] 拉蒙·拉莫内达·费尔南德斯（Ramón Lamoneda Fernández，1892年6月9日——1971年2月27日），少年时参加社青团，后参加社会党与工总。1921年与佩雷斯·索利斯等人脱离社会党，参与创建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后来又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回到了社会党。1936年当选为社会党总书记。1946年与内格林等人一起被社会党开除（2008年社会党恢复了他们的党籍）。——中译者注

[67] 佩德洛·波内特（Pedro Bonet，1901—1980），生于雷里达。九岁开始在印刷厂做工。1913年参加全劳联。参加了1917年大罢工，并因此首次入狱。二十年代参加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工农同盟成立后担任执委会委员。1935年统工党成立后担任执委会委员。1937年6月16日被捕，1938年10月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巴塞罗那失陷时越狱，流亡法国，继续担任《战斗报》编辑。1980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68] 戴维·雷（David Rey，1889—1958），本名达尼埃尔·雷布尔·卡布雷（Daniel Rebull Cabré），1910年参加全劳联，1931年参与创建工农同盟，1935年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7年五月事件后入狱，1939年共和军放弃巴塞罗那之前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9] 何塞·迪亚斯·拉莫斯（José Díaz Ramos，1895年5月3日——1942年3月20日），生于塞维利亚，当过面包师，1913年参加塞维利亚面包师工会，不久后参加了全劳联。曾领导了1917年和1920年的大罢工。1925年被捕，1927年获释后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在1932年4月的西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后担任总书记。1935年出席共产国际七大。1939年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书记处工作。1942年因不堪忍受病痛而自杀。——中译者注

[70] 安东尼奥·米赫·加西亚（Antonio Mije García，1905年9月24日——1976年9月1日），生于塞维利亚一个工人家庭，当过面包师学徒，1919年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开始担任塞维利亚面包师工会司库，不久后担任该工会书记。1926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2年担任西共书记处书记。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军事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1] 茹安·法雷·加索（Joan Farré Gassó,1892—1944），铁路工人，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工农同盟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创建人，1937年统工党被镇压后，继续在地下领导统工党，1938年被捕，1939年流亡法国，二战期间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41年被捕，1944年获释后被西班牙斯大林派暗杀。——中译者注

[72] 这里讲的不是很明白。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28年11月2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批独立的共产主义者成立了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Català），这个党独立于西班牙共产党，而且也没有参加共产国际。1930年，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 Comunista Catalano-Balear，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又吸收了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然后于1931年成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工农同盟（西班牙语：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加泰罗尼亚语：Bloc Obrer i Camperol）。1931年，以安德列乌·宁为首的一批西共左翼反对派成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Oposición Comunista Española），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1932年3月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1932年4月，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名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1934年9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正式同国际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5年9月29日，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同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但人们往往把工农同盟、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与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混为一谈。本书中也用工农同盟来指代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与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希望读者能多加注意。——中译者注

[73] 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维拉（Julián Gómez 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de 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1933年与毛林一起领导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叛军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堕落为反共分子，从1953年起参加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积极为反动阵营效劳。——中译者注

[74] 西共的第一任总书记应为加西亚·凯西多。——中译者注

[75] 何塞·布利耶霍斯·桑切斯（José Bullejos y Sanchez，1899—1975），当过邮局职员，1920年参加西班牙人共产党，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后，领导党的比斯开支部，1925年1月担任总书记。在1932年8月的桑胡尔霍政变中，由于支持共和国政府，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批判后辞职，同年10月被开除出党，后来重新参加了社会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6] 加夫里埃尔·雷昂·特里利亚（Gabriel León Trilla，1899年8月3日——1945年9月6日），生于巴利亚多利德的一个军官家庭，1918年参加社会党的学生组织，1920年参与创建西班牙人共产党。1925年担任宣传鼓动书记。1928年被捕，1930年获释。1932年因在桑胡尔霍政变中支持共和国政府，被开除出党。1936年重新参加西共。1939年流亡法国，二战期间组织西班牙流亡者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并在西班牙国内秘密组织游击队。1945年因卷入西共党内斗争而被暗杀。——中译者注

[77] 曼努埃尔·阿达梅·米萨（Manuel Adame Misa，1901—1945），曾参加全劳联，1927年参加西共，并担任政治局委员。1932年西共四大上由于不赞成共产国际的立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社会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8] 这里的时间顺序有误，桑胡尔霍军事政变发生在1932年8月，而西共四大是在1932年3月召开的，布利耶霍斯、特里利亚和阿达梅等人都是在8月之后才先后被开除出党的。——中译者注

[79] 卡耶塔诺·波利瓦尔·艾斯克里瓦诺（Cayetano Bolívar Escribano，1897—1939），生于弗莱雷斯（Frailes），1924年获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返回西班牙后参加了西共。在1933年大选中当选为国会议员。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了马拉加的防御工作。共和国覆灭后，被弗朗哥反动派逮捕，1939年7月4日遇害。——中译者注

[80]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托马斯（Jesús Hernández Tomás，1907—1971），生于穆尔西亚，年幼时即参加左翼运动。14岁时便参与创建西班牙共产党。1927年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担任西共政治局委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出任教育与艺术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任教育与卫生部长。1938年4月担任中南战区政委。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44年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81] 佩德洛·马丁内斯·卡尔通（Pedro Martínez Cartón，1905年6月21日——1977年12月27日），生于加迪斯省洛斯·巴里奥斯镇（Los Barrios）。当过侍者和排字工人，参加了共产党。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捕入狱。1936年2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因而获释。在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民兵，1936年年底担任第16混成旅旅长，1938年8月担任第52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在流亡期间脱离西共。1977年在墨西哥逝世。——中译者注

[82] 比森特·乌里维·加尔德亚诺（Vicente Uribe Galdeano，1902年12月30日——1961年7月11日），生于毕尔巴鄂，当过金属工人，1923年参加西共，1927年担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于1936年9月至1939年3月出任农业部长。1936年10月下令将所有参加叛乱者的地产收归国有。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3] 伊茜多拉·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戈麦斯（Isidora Dolores Ibárruri Gómez，1895年12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外号“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重要领袖之一，西班牙共产党荣誉主席。生于加利亚尔塔（Gallarta）。参加过1917年大罢工，1918年开始以“热情之花”为笔名给工人报刊写文章。1920年参与创建西班牙人共产党，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后，1930年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担任党报《工人世界》（Mundo Obrero）编辑。内战爆发后，于1937年担任共和国议会副议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1942年至1960年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1960年改任党主席，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1989年去世。——中译者注

[84] 茹安·柯莫雷拉·索雷尔（Joan Comorera y Soler，1894年9月5日——1958年5月7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雷里达省塞加拉县（Segarra），1913年开始给《广告报》（La Publicidad）当记者。1914年前往巴塞罗那，开始参加共和派运动，1919年移民阿根廷，1930年政变后被迫流亡乌拉圭。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返回加泰罗尼亚，参加了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1931年至1936年担任《社会公正》（Justicia Social）周报编辑。1933年4月当选为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至10月在路易斯·孔帕尼斯的第一届加泰罗尼亚政府内担任农业与经济部长。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判处十三年徒刑。1935年初，加泰罗尼亚的几个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就合并问题进行商讨，柯莫雷拉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极力主张将各个社会主义组织合并为统一的组织。人民阵线赢得1936年大选后，柯莫雷拉获释，同年4月，加泰罗尼亚的几个社会主义组织合并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后，由柯莫雷拉出任总书记。内战爆发后，曾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担任多个部长职务。1937年4月起担任司法委员，在任上镇压了巴塞罗那工人起义。1939年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1年潜回西班牙从事地下工作，1954年被捕，1958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85] 合并的谈判从1936年初就开始了，各方最终于6月25日达成了合并的协议。——原注

[86] 这里的时间顺序交代得不是很清楚。实际上社青团与共青团的领导人在1936年3月访问了苏联，会见了青年共产国际的领袖，在访苏期间就合并问题进行了谈判，他们回国后，在9月召开两个组织的统一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社青团代表和7名共青团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了统社青。原社青团的领导人（比如卡里略）是在此之后才参加西共的。——中译者注

[87] 桑蒂亚戈·何塞·卡里略·索拉雷斯（Santiago José Carrillo Solares，1915年1月18日——2012年9月18日），生于希洪，父亲是社会党领袖文塞斯拉奥·卡里略。小学毕业后当过印刷工学徒，13岁时参加社青团与工总。1931年开始给《社会主义者》当记者。1934年4月当选为社青团总书记，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与他的父亲文塞斯拉奥、卡巴耶洛和其他社会党领袖关在一起。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出狱后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并在1936年11月7日参加了西共。同年11月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委员，积极组织防御工作。1937年3月当选为西共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4年西共五大以后，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60年接替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担任西共总书记，1976年潜回西班牙，被捕，不久后获释。1977年2月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并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期间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统治秩序。1982年辞去总书记的职务。1985年被开除出党后，成立了西班牙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团结（Partido de los Trabajadores de España–Unidad Comunista），该党始终不成气候，1991年解散后，大部分党员参加了社会党，但卡里略本人拒绝参加社会党。2012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88] 文塞斯拉奥·卡里略·阿隆索—佛尔哈多尔（Wenceslao Carrillo Alonso-Forjador，1889—1963），1903年参加社青团，1905年参加社会党，因积极参加工总的活动，在1910年至1917年间多次被捕。1931年当选为马德里市议员与国会议员。1936年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委员，并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内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39年参加胡安·卡萨多军政府，遭到他的儿子桑蒂亚戈的谴责。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9] 只有很少一批人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并执行了打入社青团的路线。格兰迪索·穆尼斯就是这批人之一（参见下文）。——原注

[90] 科尔佐夫认为统工党是“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联盟”，《西班牙日记》，第24页。——原注

[91] 胡安·安德拉德，《西班牙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派与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革命》（La révolution espagnole），1937年4月15日。——原注

[92] 托洛茨基写过这样的话（《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Leçons d'Espagne : dernier avertissement]，第2版，巴黎，先锋出版社[Editions Pioniers]，1946年，第40页）：“诚然，全劳联吸引了无产阶级最勇猛的分子。这是多年大浪淘沙的结果。巩固它、把它变成真正的群众组织，是每一个进步工人、特别是共产主义工人的迫切任务。”——原注
　　这句话实际出自《西班牙革命》（1931年1月24日）第5节。——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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