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革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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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革命的成果

· 教会问题
· 工业的所有权
· 农业的集体化
· 集体化与政权问题
· 控制经济的努力
· 经济、政治与战争

　　西班牙革命是由深刻的社会危机引发的。西班牙工人正在向共和国政权进行自发的进攻，代之以自己的政权，他们的目的不只是政治革命。在叛乱爆发后的几周里，他们的活动，把社会革命扩展到了社会的每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大刀阔斧地向西班牙的主要问题发动了进攻：寡头制国家政权、军队、教会与寡头制度的经济基础——工业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1]。

教会问题

　　在巴斯克地区之外的整个共和区，人们像“解决”军队问题一样，“解决”了教会问题，至少人们用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手段是同等激烈的。几个月后，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在向卡巴耶洛递交的备忘录^[2]中指出：所有的教堂都已被关闭，无法举行宗教活动，许多教堂已被烧毁，这种情况在加泰罗尼亚尤为严重。圣坛、圣像和圣物大多已被毁坏；钟、圣杯、圣体匣和烛台已被革命政权没收、融化，用做工业或军事用途。以前的教堂现在成了车库、市场、马厩和收容所。更有甚者，人们还在教堂里加装了水管、瓷砖地板、柜台、阶梯、围栏、门窗和隔墙，永久性地改变了教堂的样子。所有修道院的修士都被赶走了，修道院也落得跟教堂一样下场。一批又一批神父和僧侣被逮捕、监禁或处决：在雷里达发生的冷酷的镇压中，只有两人侥幸生还，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们投了人民阵线的票，并曾为人民阵线拉票。不愿逃走的人躲进了地下，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和处决。只有很少人能够获得“还俗”的机会：但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有的修女结了婚；也有僧侣参加了民兵^[3]。在实践中，禁止宗教崇拜发展到了禁止私人持有圣像和圣物（耶稣受难像、弥撒书等）的地步。革命的后方民兵会搜查这些东西，追查并逮捕其所有者。

　　所有教会学校都已被关闭，校舍和教具被当地委员会或工会没收。在加泰罗尼亚，根据“人类劳动与兄弟友爱的理性主义原则”、“天下大同的情感”，和“压制一切形式的特权”的决心，宗教学校的校舍被转交给了新教育标准委员会^[4]。在许多地方，人们在新楼房、大地主的豪华庄园、修道院和国民警卫队哨所里建立了新学校，或是把旧学校迁到里面。由于试验的时间太短，无法判断它的效果。但是，仅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至十月间，巴塞罗那的入学儿童数量就增加了百分之十。

工业的所有权

　　革命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摧毁了教会权力的经济基础，大部分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也被摧毁了。在胜利了的革命派看来，这两者都是叛乱将军的盟友：革命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是由于实际的需要。

　　早在叛乱爆发前几周，许多企业的老板就已经逃走了，并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5]。革命的成功和恐怖行动吓坏了金融企业和工业企业的头头脑脑，瘫痪了本已在先前的战斗中受创严重的经济机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九三六年七月的革命有自己的社会目标：工人接管了工厂，农民接管了土地，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他们的革命活动的最终目标，也是革命最重要的胜利^[6]。

　　西班牙工人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采取了丰富多样的措施，要是把这些措施都记载下来，完全能写成一本大书^[7]：这些措施总的来看缺乏条理，不够一致，而且带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性质。尽管如此，只要对其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工人迸发出了令人惊叹的首创精神，足以令人迫不及待探个究竟，虽然这样的首创精神不一定都能带来好的结果，但它总是能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最普通的例子，便是工人对企业的占领，这种行为叫做incautación：加泰罗尼亚的大部分企业，无论其雇主是否逃走，都已经被工人占领了。没有被工人占领的企业，则很快建立起了监督机制，由工人代表和官方代表共同监督其经营，这种机制叫做intervención。在当时看来，这两种合法的形式，使“工厂归工人”的口号真正得到了具体实现，在下一阶段，它们演变成了两种独特的形式：集体企业（又叫工会企业）和国有企业。这两种形式的应用范围，在当时取决于相应的工人组织的影响力。据波克瑙所述，在马德里一带，工总的影响力最强大，当地有百分之三十的企业成了“工人监督企业”^[8]，受着政府和工会的双重监督；这些企业都是最重要的企业。在全劳联的影响下，加泰罗尼亚百分之七十的企业和列万特百分之五十的企业成了“工人管理企业”^[9]。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业和运输几乎全部接受了工人的监督，但巴斯克地区的工厂全都逃过了占领和监督。不过，对这两种形式不应一概而论：一位记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的《时报》^[10]上撰文指出：在接受工人监督的企业里，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同被工人占领的企业里的工人委员会一样大，因为管理层开的每一张单据都需要工人委员会盖章才能生效。八月初通过的一道法令对这一既成事实予以了承认：叛乱分子的企业，在被工人占领后，即归该企业全体工人所有，该企业的管理，由工人选举的代表同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罗贝尔·卢松写道，这道法令“可能会使每一家工厂都出现国家政权目前的情况：政府代表只是一道帘子，而由工会指导和控制的工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11]”在这个权力机关多样化、“原子化”的时期，政府根本无力同各种委员会的影响力抗衡。

　　在这个大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形式纷纷涌现出来；我们这里只讲几种情况。巴塞罗那是集体化的重镇，当地工人很快就接管了当地运输（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地铁）、铁路（这些行业很快就被一个全劳联—工总联合委员会控制了）、煤气与电力、电话、报纸、娱乐、旅馆与酒店，以及大部分大型机器制造企业、大工业企业和运输公司：福特伊比利亚汽车公司（Ford Iberia Motor Company）、西班牙—瑞士公司、石油专营公司（CAMPSA）、阿斯兰德水泥公司（Asland Cement）、跨大西洋公司（Compañía Trasatlántica Española）与海陆机械公司（La Maquinista Terrestre y Marítima）。每个政党和工会都占领了一栋办公楼或印刷厂。每一家报纸都由工人委员会负责经营，工人委员会是由选举产生的，每一类领工资的人员（编辑、行政人员、车间工人）都在工人委员会里有自己的代表。

　　全劳联—工总联合委员会接管了公共服务事业。叛乱之后仅过了两天，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地铁就恢复了正常运行，煤气与电力也照常供应。不久之后，铁路也恢复了正常运行^[12]。

　　福特伊比利亚汽车公司是一家汽车装配厂，革命前它有三百三十六名正式工、一百四十二名临时工和八十七名职员。革命后，经理起初同意留下来担任技术顾问，并领取一千五百比塞塔的月薪；然后他就溜了。于是，工厂选出了一个由十二名工人和六名职员组成的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管理工厂，委员一半是全劳联会员，一半是工总会员。卢努瓦（Leunois）研究了该企业的的工作条件与工资情况，并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无产阶级革命》上发表了研究结果。该企业不实行计件工资制，不发奖金，不发家庭津贴。工伤事故的受害者在革命前可领取五天的全额工资，现在可领取一周。该企业仍在进行大规模生产，但生产速度较慢。工人委员会规定，最高工资为每月一千五百比塞塔，只有经理和副经理能领取。工人每干完一个工作日，可挣二十二·四比塞塔至三十六比塞塔，而职员的工资为每月五百至一千二百比塞塔。被解雇的工人和参加民兵赴前线作战的三十名工人，都可以领取百分之八十七的工资。工人委员会保持了原先的一千五百比塞塔以下的工资标准，因为“可能会受到工资标准化影响的那部分人表示了抗议：他们发动革命不是为了降低工资。”

　　工作与建设促进公司（Fomento de Obras y construcciones）是一家公共工程企业，在革命拥有七千五百万比塞塔的资本，雇佣了六百名工人。它现在由全劳联和工总活动家构成的临时工人委员会管理，两家工会在这个工人委员会中的席位数量，是按照双方会员人数的比例确定的。该企业有三百多名工人参加了民兵。留厂工作的工人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并可领取四十八小时的工资，还有百分之十五的奖金。十月二十三日的《自由报》称，该企业的账簿已被公开，以前那些私自增加工资的“蛀虫”已经绝迹。工地上没有了工头，只有选举产生的领队；最重要的是“人力技术员”（manual technician）在生产方面没有任何权利。

　　瓦伦西亚的列万特航海协会（Union Naval de Levante）造船厂拥有一千四百名工人，其中工总和全劳联的会员人数相当，它现在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工人委员会由七名经选举产生的委员组成，任期半年；大小事项都要由工人委员会与经理、技术主任和首席工头磋商后决定。革命后，该企业停止了造船，专营修理。

　　希洪的渔业在集体化后，由工会监督委员会管理，它把鱼肉提供给工人食品供应委员会。无论是工人还是渔民都不领工资：他们凭配给证向食品供应委员会领取食品。拉雷多（Laredo）的所有船只都被收归经济委员会管理，经济委员会由六名全劳联代表和六名工总代表组成。所有的鱼获都要由它分配。鱼获的销售所得，在扣除了成本和百分之四十五的设备改善费用之后，平均分给全体“海上工作者”。拉雷多渔民以前要遭受船主和批发商的层层盘剥，而现在每周可以挣到六十四比塞塔，这比以前要多得多。

　　巴塞罗那电影院的集体化，被全劳联树立为样板，而它的对手立即对此大加嘲讽。巴塞罗那所有电影院都被整合成了一家企业，由一个委员会管理，这个委员会由十七名委员组成，其中两人是由全体大会选出的，其余十五人是由各个行业的工人选出的。当选的委员脱离了原先的岗位，与他们的同志领取相同的工资。工资随每周收入而浮动，总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各个行业的工人（卫生间服务员可得百分之一，电影放映员可得百分之一·五）。工资上限为每周一百七十五比塞塔，最终的利润划归工会基金。每个雇员都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每一项政策，都必须经全体大会讨论，得到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支持才能通过。每年有一个半月的假期，其中寒假半个月。雇员在生病或失业的时候，仍可领取正常的全额工资；如果雇员因故丧失劳动能力，可领取抚恤金，金额根据其责任而定，但不得低于正常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利润必须优先用于建造诊所或学校。

　　卢松告诉我们：普奇瑟尔达（Puigcerdà）的零售业在集体化后，组成了一家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共有一百七十人，合作社制定了统一的工资标准：男工每周五十比塞塔，女工每周三十五比塞塔^[13]。

　　通过上文介绍的各种方法，不难发现工资问题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法都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一端是无政府主义影响下、在普奇瑟尔达推行的统一工资制；另一端是基本保留现存的工资等级制。巴塞罗那有轨电车工人采用了折衷的办法：他们把原先的十一级工资制改为四级工资制，并规定所有人都要缴纳同样比例的养老金。但在某些情况下，工资的差距还是很大的：瓦伦西亚的西班牙旅馆（Hotel España）的厨师工资几乎相当于女服务员的四倍之多；巴塞罗那工厂的织工专家的工资为九十比塞塔，而助理为五十比塞塔，学徒工只有三十二比塞塔。

　　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推行无政府主义的工资平等原则的地方，女工的工资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西班牙工人始终非常关心各种社会保障措施：养老金、退休金、假日、失业补助等。

农业的集体化

　　普奇瑟尔达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将商店集体化，却没有触及拉·塞尔达尼亚（La Cerdaña）的农场。这个初期的例子，反映了集体化手段的丰富多彩。

　　其实，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农业集体化的全面推广，始终是亲历者与目击者争论得最激烈的话题之一。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的一部分人认为，由于他们的组织进行了宣传，树立了集体化的榜样，才促成了强大的自愿集体化运动，完成了集体化。而另一部分人（共产党和共和派）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农业集体化是由民兵和无政府主义行动队利用恐惧强制推行的。“中立”的观察家也同样分成了两派：社会党人普拉茨（Prats）、独立工党议员芬纳·布洛奎^[14]和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尔洛·罗塞利^[15]为阿拉贡的集体农庄大唱赞歌，他们认为那些集体农庄完全是农民自愿成立的。与之相反，波克瑙——总不能说他同情共产党的宣传吧——则认为，除了拉·曼查地区之外，其它地区的集体化都是通过恐怖强加给农民的。

　　应当承认，这两种观点都不乏有力的论据支持。首先，集体利用土地的形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内战爆发前，农民在夺取土地之后，都会尝试进行集体耕作。全劳联与工总旗下的农会组织^[16]都曾公开表示赞成集体化——当然必须是自愿的。最坚决反对集体化的是共产党，它为了阻止集体化，在列万特凭空创造了一个新的农民组织^[17]。最后，一九三六年夏季建立的集体农庄有一些坚持到了内战结束，甚至还有个别集体农庄在被解散之后又重建了起来^[18]。

　　而在其它地方，集体化进行得并不顺利：安达卢西亚虽然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足以进行集体化，但它很快就落入了叛军之手；而列万特、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条件都不太适合进行集体化的试验。我们也知道，“集体农庄庄员”和“单干户”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在一九三七年曾一再发生。

　　这种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土地的集体化，往往是从消灭大地主开始的——杜鲁蒂和他的纵队就经常这么干——但这并不意味着集体化就不是自愿的。消灭地主，一方面给集体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土地；另一方面创造了心理条件，因为只有这样做，农民才敢参加集体农庄。恐怖是革命的工具之一，而争论农民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参加集体化，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最后，各地的集体化既是“自愿的”也是“强制的”，因为集体化是由多数决定的。还应该补充一点：反对集体化的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星期里，肯定会比几个月后少得多——漫长的内战和不断的征收都给集体化造成了种种困难。

　　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化运动遭到了“拉巴塞雷”的反对。全劳联旗下的当地农会在九月五日通过了一个决议，很好地体现了全劳联对这个问题的谨慎态度：“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宣布，要把一切土地，包括小农通过辛劳和节俭得来的土地，都立即收归集体，那么我们将会遇到一系列困难，难以用正常的方式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全劳联在巴塞罗那召开了农民大会，要求自己的活动家尊重小农，并通过树立农业集体化的成功榜样，来说服农民。

　　此外，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农庄也是五花八门：有的集体农庄吸引了所有居民参加，比如罗斯皮塔莱特·德·柳布雷加特（Hospitale de Llobregat）的集体农庄，就吸收了一千五百个家庭参加，面积达十五平方千米^[19]，安波斯塔（Amposta）的一个集体农庄有一千二百人参加，这两个集体农庄的农民全都是全劳联会员；一些地方存在着全劳联与工总合办的集体农庄，或单单由全劳联举办的集体农庄，与个体农户共存。集体农庄的土地或是从大地主没收来的（比拉波亚〔Vilaboa〕，庄员二百人；塞洛斯〔Serós〕，庄员三百人），或是将小农的小块土地集体化；或兼而有之（雷里达，庄员四百人；奥里奥斯〔Orrios〕，参加集体农庄的有三十二家金属工人；雷里达附近的格拉纳德利亚〔Granadella〕，当地二千名居民中有一百六十人参加了集体农庄；塔拉戈纳附近的蒙布朗〔Montblanc〕，一万六千名居民中有二百人参加）。所有这些集体农庄，就像是小农沙漠中的几片绿洲，它们只是例外情况，而没有变成常规现象。

　　在列万特，由全劳联和工总合办的集体农庄，是最常见的：比方说，在阿利坎特省的比利亚霍约萨（Villajoyosa），当地的土地（供养着约四千人）已被集体化，当地的纺织业（雇佣人数四百人）和渔业（四千人以此为生）也被集体化了；它们还在瓦伦西亚省的阿德穆斯（Ademuz）和乌蒂耶尔（Utiel）共同创办了集体农庄，各有五百户和六百户参加。卡斯蒂利昂省的圣马特奥（San Mateo）村有一点不同寻常：全劳联和工总在当地各自成立了一个集体农庄。瓦伦西亚省的苏维卡（Sueca）集体农庄为了摆脱中间商，成立了人民橙果合作社（Cooperativa Popular Naranjera），专门负责销售橙子，后来这个集体农庄还拓展了新的业务^[20]。最后是位于“菜园地带”^[21]的塞戈尔维（Segorbe），它是一个拥有一万名居民的大型城镇，当地成立了一个“由农业生产者及同类组成的集体农庄”，这个事例经常被人引用。参加和退出集体农庄都是自愿的，农民在参加集体农庄时，要向集体农庄缴纳一定的股份，退出时可将其带走。但农民在参加集体农庄后，生活上就要受到经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管理，还要共同劳动，并根据“家庭情况”领取工资（单身男性为五比塞塔；单身女性为四比塞塔；家长为五比塞塔；主妇为二比塞塔；等等）。塞戈尔维的居民过得怎么样呢？被公认为偏爱集体化的布洛奎是这样讲的：“总的来说，我在塞戈尔维集体农庄过得很快乐。我不打算详细描写，但农民的活力和热情，他们为共同事业做出的奉献，以及他们对此的自豪感，都是非常可敬的。”

　　罗塞利在访问阿拉贡的集体农庄后，得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新的社会制度的突出优点，证明了农民中间存在着团结互助的精神，推动着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创下更大的功绩。^[22]”

　　其实，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控制下，集体化运动已经席卷了四分之三的土地，这些土地几乎都属于由全劳联控制的村镇，这些村镇超过四百五十个，并拥有四十三万农民。此时，集体农庄庄员占了多数：佩尼亚尔瓦（Peñalba）、阿尔卡尼斯（Alcañiz）、卡兰达（Calanda）和奥列特（Oliete）的所有农民都参加了集体农庄；马斯·德·拉斯·马塔斯（Mas de las Matas）的二千三百名居民中有二千人参加了集体农庄；阿尔科里萨（Alcorisa）的四千居民中有三千七百人参加了集体农庄。在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耕作、不雇佣工资劳动者的小农，理论上都能继续生存。农会为了组织试验农场、苗圃和农业技术学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集体化理论的辩护人宣称：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农业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但由于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无法判断这些数字是否准确。

　　无政府主义者在阿拉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其中最令人好奇、然而无疑又是意义最小的一个试验，便是在货币与工资方面系统地运用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与理论的试验。当地也按照家庭情况制定了工资标准：单身者每周二十五比塞塔；夫妻双方只有一人参加工作的，每周三十五比塞塔，夫妻有儿童要抚养的，每一个儿童增加四比塞塔。但是并不发钱，只发一种叫做vales的兑换券，农民可以用这种兑换券在集体农庄的商店里换取商品。这套制度虽然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试验却不能令人信服，这是因为：不管集体农庄是否愿意，它都得用货币向西班牙其它地方购买物资，而它在理论上已经废除了货币。无政府主义者苏希^[23]在《阿拉贡自由派》（Aragon libertaire）一文里描写了卡兰达的农村生活：

　　“教堂前的村广场上，有一座崭新的大理石造的喷泉，顶上刻着‘CNT-FAI’。以前的教堂成了粮食商店。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肉铺设在教堂的一间边房里，村里从来没有过这么明亮、卫生的地方。这里不用钱：妇女用兑换券换肉……因为它们都属于集体农庄，用兑换券就可以换到肉类和其它食物。

　　“这个村子有四千五百人。大部分都支持全劳联。有七百户的家长是全劳联的人。有三千五百人参加了集体农庄，剩下的都是单干户。……这个村子整洁、快乐、富足。村子有二万三千比塞塔的资金。这里出产橄榄油（每年四千七百桶）、玉米、马铃薯和水果。……以前这里有几个大地主。七月十九日，他们的财产都被剥夺了。

　　“集体农庄庄员和单干户在这里和睦相处。村里有两家咖啡馆：单干户去一家，集体农庄庄员去另一家。……这个村子用橄榄油同巴塞罗那的纺织厂交换布料和衣服，所以没有出现缺衣少穿的情况。

　　“这里干活是挺累的，而且许多年轻人——都是全劳联会员——都上前线去了，劳动力总是不够。……这里一切都被集体化了，只有希望保持独立的小店主没有参加。药店和诊所都属于集体。诊所看病不要钱。医生也只是集体的一分子。

　　“修道院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现在改成了学校，学校采用的是费雷尔的教学体制。以前村里只有八个老师，现在集体农庄又任命了十个老师。

　　“单干户也能从集体化中获益：他们不用付地租，不用交电费。村子有自己的发电机，利用瀑布发电。

　　“集体农庄庄员过得很快乐。以前农民在四月、五月、六月的时节都要挨饿。现在情况好多了。

　　“以前这里有一家银行分行，现在已经关门了。征收来的七万比塞塔被交给了镇政府，用来买各种各样的货物。

　　“土地被划分成片，农民在下地干活时，以十人为一组，每一组都在代表带领下，在各自的片区上耕种。小组是按照共同的感情结成的。集体农庄就像一个大家庭，照顾着每一个人。^[24]”

　　苏希描绘的这番景象即使不算完美，也是欣欣向荣的。然而，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Frente Rojo）后来却对此做出了相反的描写：

　　“在阿拉贡委员会的暴虐统治下，人和财产都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保障。没有一个农民不被强迫参加集体农庄的。反抗者会遭到恐怖的报复，连自己的性命和小小的田产都保不住。成千上万的农民逃走了，他们宁可丢下自己的土地，也不愿意忍受委员会的上千种折磨。……土地都被没收了，就连戒指、勋章、甚至平底锅也被没收了，谷物、做好的食物、供自己饮用的葡萄酒都被没收了。……著名的法西斯分子和长枪党头目堂而皇之地参加了市镇委员会。以前四处打家劫舍的土匪，现在凭着工会会员证，当上了镇长、委员会委员、公共秩序委员，他们把抢劫当成了职业，变成了一种统治体系。^[25]”

　　集体化的农村在苏希笔下，是泛着玫瑰色的自由乐土，而在《红色阵线》笔下，却成了暗无天日的无政府主义地狱，真相一定介于两者之间。

集体化与政权问题

　　其实，在关于集体化的规模和意义的分歧背后，是关于政治秩序的分歧。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共和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对集体化的看法，可以用何塞·迪亚斯的话来概括：在初期“集体化有其合理性，因为大工业家、大地主抛弃了工厂和农田，而没有工厂和农田就无法进行生产。^[26]”一部分人认为，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并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但必须保卫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他们认为“集体化”和“工会化”会破坏工人阶级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对之大加挞伐。共产党特别强调，必须保护“小工商业者”。何塞·迪亚斯宣称：“这些试验是荒谬的，进行这些试验就是在帮助敌人。^[27]”

　　虽然工总积极参加了列万特地区的集体化运动，但是，集体化和工会化基本上是由全劳联的大批活动家推行的。共和国政权及其镇压力量瓦解后，他们一夜之间掌握了地方政权，并立即按照马拉泰斯塔的方案，着手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而且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领袖是如何的小心谨慎（“现在还不是建立自由共产主义的时候”），着手开始建设新的自由社会。

　　这是一个无比复杂的任务，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此做过准备，他们的武器只是朴素的概念和大致的原则，此前他们只在宣传中、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运用过这些武器。面对着出乎预料的形势，又缺乏正确的指导，工会和活动家们在领导集体化运动时，只能凭借一种方针，安德拉德对这种方针做了准确的评价：“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主义幻想”。然而，仅仅把工厂转变为集体企业（他们常常把这叫做“社会化过程”），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经济体制，并使它运转起来，还是不够的。信贷问题仍然难以解决。集体企业依然需要货币来向国外购买货物、维持日常运营。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储蓄银行里作为担保之用的十亿比塞塔存款，而拥有黄金储备的马德里政府却不肯提供贷款。因此，大部分集体企业都要靠革命后没收的流动资产才能维持生存。各地的管理委员会试图通过各种应急的办法来维持日常的生活：没收叛乱分子的银行存款，没收并出售叛军、教会和修道院的珠宝和贵重物品。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28]。

　　由于政府作梗，银行、信贷与外贸都在阻挠集体化，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或许可以叫做“工会资本主义”的倾向。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巴塞罗那全劳联的一个委员会对此做了简要的描述：“把包括拥有预备资金的企业在内的一切东西集体化的不合理要求，暴露出了群众当中的功利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精神。……不仅仅以使用权，而且以私有财产权来看待每个集体企业，结果是无视集体企业中其他人的利益。……集体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债务，就会使其他企业发生财政失衡。”胡安·安德拉德^[29]在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中着重指出，实际形势完全符合全劳联的传统思想，但它却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自发的、不服从全局规划的工会化或集体化，使工人陷入了物质上的窘境。^[30]”

　　如果一家工厂在革命前夕拥有较多的库存与预备资金，革命后就能恢复正常生产，并提高工人的工资。它的利润可以用于维持工厂的日常运转、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企业的社会保障。但是，如果工厂在叛乱爆发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亏损和库存减少的状况，在革命后它也无法恢复正常生产，也不能照常发工资。有的企业全靠逐步消耗预备资金才能生存下来。企业有富有穷，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厂开出的工资都相差很大。集体化的拥护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各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可是集体化同样导致了不平等和与不合理。它并不会走向社会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

　　土地的集体化也没有产生一个令人满意和彼此协调的生产制度。它固然解决了不少问题，而且无疑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工作更为合理，还提高了产量。但是，要使这一改善明显而持久，要使它树立的榜样产生激励效果，就必须给这些西欧最穷苦的农民提供支持，然而西班牙的工业无能为力。阿拉贡委员会曾出售没收来的珠宝，用销售所得来资助集体农场，但这样的激进措施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只能做到贫困的集体化，而土地的集体化所必需的农用机械、肥料和农业专家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的。正如波克瑙指出的，西班牙革命“陷入了争论农民自己的土地究竟该归自己所有还是该归集体所有的僵局”。

　　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地租之后，当时的西班牙土地问题，就变成了没收大地主（无论是否参加叛乱）的庄园的问题。俄国革命有《土地法令》^[31]，西班牙革命却没有；杜鲁蒂纵队在弗拉加枪毙了二十八个“法西斯分子”，可是半个月过去了，当地的农民却还不敢动地主的土地，他们既没有分地，也不愿意在上面集体耕种。他们在观望。既然全劳联民兵来过这里，共产党或共和派的民兵也可能会来这里，万一他们宣布这些土地都是非法强占的，那该怎么办呢？再说，万一国民警卫队来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要求农民把土地还给被枪毙的法西斯分子的继承人，那又该怎么办呢？显然，不是人人都赞成杜鲁蒂对农民问题的观点，连阿拉贡的农民也一样，这就是原因所在。希拉尔政府在八月初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农民和佃农如果已在一块土地上耕种了六年以上的时间，便有权用现金买下这块地，也可通过可赎回的租金支付购地款。由于不再有人缴纳地租或捐税，这道法令在当时根本没有效力，虽然如此，政府还是要用这道法令来表示：私有制依然存在，政府仍然承认私有制的权利，尽管所有的地契早已在村广场上被喜悦的村民付之一炬了。不久之后，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了：夺取了土地的农民，在度过最初的狂喜之后，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正拥有了这些土地，而且还担心自己能不能从中获利。他们很快就把仇恨转向了前来征粮、征税、有时手脚还不太干净的民兵，而且他们也不完全相信这些新“主人”会真心改善他们的处境。

　　一开始，革命在农村势如破竹，但是，由于缺乏真正的领导，它似乎陷入了停顿。

控制经济的努力

　　叛乱摧毁了整个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工业区失去了原料产地；生产区失去了消费市场。由于缺乏原料，内战爆发后不久，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工厂就只能一周开工三天；列万特的农民则开始为优质粮食的销路而发愁了。城市得不到供给，饥荒的威胁迫在眉睫。罢工结束后，一切都在慢慢地恢复运转，老板和他们的手下要么逃走了，要么被关押起来，要不就是死了；一些工人上了前线，其他工人留在后方。任务十分艰巨：必须维持粮食供应、重新分配生产力和重建市场。最重要的是给民兵提供武器装备。

　　工会与委员会的合法权力，意味着各种短期的困难可以得到解决。毕尔巴鄂委员会发行了粮票。巴塞罗那依靠征收和兑换券，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生活了半个月。工会接收了由于出租车被征用而失业的四千名出租车司机，试图重新给他们分配工作。巷战过后，巴塞罗那的街道被成群结队的商贩堵得水泄不通，中央委员会依靠全劳联的权威，颁布了法令，责令治安巡逻队清除了街道上的商贩。几天后城镇收到了粮食供给。七月二十五日，马德里成立了一个由市议员和市场工人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每日发放二万份口粮。在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任命拉巴塞雷协会的托伦茨领导粮食供应委员会：他在七月二十四日下令：禁止私自征收物资；商店开门营业；接管物资。

　　他通过治安巡逻队和调查委员会，以及工人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掌握了可靠的情报，实行了有效的监管，并严惩了不法行为：民兵与市民的基本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而又没有引发明显的物价上涨。此外，粮食供应委员会还能直接影响贸易管道，保障了巴塞罗那的医院、慈善机构和人民食堂的供应：仅在八月，每天就有十二万人凭工会会员证在开放的食堂就餐，而这些粮食都是它提供的；到了九月，它设法把这个数字减少到了比较合理的三万人，当然这三万人不包括民兵。在瓦伦西亚、马拉加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大多数城镇里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而且通常是由全劳联与工总合办的，它们与农村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向民兵与失业工人提供粮食。但是，不是所有委员会都拥有巴塞罗那的粮食供应委员会那么大的权力的：它既是供应部门，又是经济监管委员会，它的决议在加泰罗尼亚的港口和市场具有法律效力。

　　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真正的热情与双方的善意下实现的。当然，一开始民兵的生活与农民完全隔绝，农民对待民兵的态度也并不总是友善的，双方发生过不少摩擦。杜鲁蒂纵队曾被迫撤出皮纳（Pina）村：这证明了它毕竟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而不是一帮土匪。许多农民非常乐意出售粮食，而且还不加价，因为他们现在不用把售粮的利润分给地主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在同样的善意与热情影响下，军工生产也得到了改善。在阿斯图里亚斯，工人夺回了特鲁维亚（Trubia）兵工厂，七月二十五日，这个兵工厂就恢复了生产。托莱多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加泰罗尼亚的军工生产情况非常糟糕，因为当地没有生产军事物资的工厂，化工厂和冶金厂只好匆忙转产军事物资。一些机器制造厂的设计图被工程师销毁或带走了，又找不到人来代替他们，这些工厂便无法开工。奥维耶多兵工厂的经理希梅内斯·德·拉·贝拉萨带着两个工程师，从纳瓦拉逃到了加泰罗尼亚，他们与艾斯凯拉的承包商塔拉德利亚斯、全劳联的金属工人巴列霍（Vallejo）与化工工人马尔蒂（Marti）承担起了这个任务。西班牙—瑞士工厂也转产了。两个月后，这些措施固然效果有限，但至少建立起了生产子弹、炮弹、火箭、炸弹和装甲板的工厂。此外，整个政治局势和经济形势，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必不可少的外国钢材自不用说，就连阿拉贡的钢材和阿斯图里亚斯的煤也要用货币购买。“没收”来的资金只能顶用一阵子，后面的款项只能暂缓支付。

　　必须要有一个控制经济的全盘计划，才能解决这一切问题。革命的权力机关发现了这一点：马拉加、瓦伦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都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为了控制该省经济，做了大量的工作。八月十一日，经济委员会在加泰罗尼亚成立了，政府颁布法令，承认它是“管理经济生活的机关”，它提出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相当于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它包含下列条款：

　　1、根据消费的需求而控制生产。
　　2、垄断外贸。
　　3、强制组织个体农民参加农会，将大庄园集体化，交由农会开发。
　　4、通过征税和缩短租期，压低城市房价。
　　5、迅速减少繁多的税种，逐步实行单一税。
　　6、被雇主抛弃的企业，将被没收和集体化。
　　7、在物资分配方面，进一步推广合作社体制。
　　8、对银行的运营实行工人监督，甚至将银行国有化。
　　9、由工人组织对一切仍由私人经营的的企业实行监督。
　　10、迅速给工人重新安排工作。
　　11、将重要工业、公共事业和地方运输集体化。

　　安德列乌·宁与桑蒂利安是工人运动中最著名的经济专家，经济委员会吸收了他们两人参加，表明它会成为加泰罗尼亚的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的神经中枢，成为实行经济集中化与制定经济计划的机关。经济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管经济，它依靠中央委员会与工人民兵的权力，在几周的时间里，真正地发挥了它的作用。但是，就像其它的革命权力机关一样，它很快就遇到了货币与信贷的政治问题。

经济、政治与战争

　　革命在加泰罗尼亚发展到了顶点之后，便停滞不前了。政治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各种监督机关无法发挥实际作用，变成了光吃不做的闲职。在新成立的各种委员会和代表会后面，出现了一整个官僚阶层。桑蒂利安写道：“我们曾是一个反资本主义、反财产的运动。我们在私有制中看见的是工具、工厂和运输工具，资本主义的分配机制是造成贫困与不公的主要原因。我们要把一切财富全都社会化，这样人人都能享受生活的快乐。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做得不太好。我们赶走了原来的老板，换上了六个人来监督生产，他们却把自己监督的工厂和运输工具当成了私产，而在管理和经营方面，他们有时还不如以前的老板干得好。^[32]”

　　革命之后，半年过去了，西班牙经济遭到了严重的困难。批判“集体化”与“工会化”造成的“动乱”，攻击临危受命的新领导“无能”，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但是，要公正地评价革命取得的成就，就不能不考虑到战争造成的沉重负担。在头几个月里，革命给西班牙工人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管理原则的实行与股息的废除，有效地降低了物价，这方面的成果，最后只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猛涨才被抵消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同样的情况下做不到这一点。许多企业实行了机械化与合理化，在工人自己的要求下，产量得到了显著增长。热情高涨的工人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们大都相信：他们是工厂的主人，他们付出的劳动，最终的受益者是他们自己与阶级兄弟。分散的企业被集中起来，贸易的渠道得到了简化，这给西班牙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年老的工人、儿童、残障者、病人与全体雇员都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西班牙工人的革命成果存在着临时凑合的缺点，但是，革命成果的不彻底，是更严重的缺点。必须保卫仍在呀呀学语的革命。革命的成果需要时间来成长，在充满着前进与退却、探索与发现的日常试验中证明自己，可是，它们还没有成长起来，就被战争毁灭了。

^[1] 将1917年的俄国革命同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做一番对比，就能得出相似的结论。安德列乌·宁写道：“7月19日叛乱的爆发，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比俄国革命更为强烈的刺激，极大地加快了革命的进程。”（《西班牙革命的问题》，第230页。）托洛茨基写道：“西班牙无产阶级表现出了一流的战斗素质。从它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来说，从它的政治水平与经济水平来说，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它的出发点就不是低于、而是高于一九一七年初的俄国无产阶级。”（《西班牙的教训》，第27—28页。）有一个现象可以雄辩地证明西班牙革命的深刻性：各地妇女都广泛参加了各种委员会和民兵；如果革命真的像托洛茨基说的那样，是“被压迫群众中受压迫最重、与理论最隔绝的阶层的直接行动”的话，那就应该得出结论：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最符合他的判断。——原注

^[2] 转引自利萨拉，《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第201—202页。——原注

^[3] 比方说，9月4日的《ABC》就在头版发表了这样的新闻：“阿利坎特：一名神父结了婚，另一名神父参加了共产党。”。——原注

^[4] 新教育标准委员会（Consell de l'Escola Nova Unificada）成立于1936年7月27日，目的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根据“人类劳动与兄弟友爱的理性主义原则”，推行普遍、免费、世俗的新教育制度。1939年2月解散。——中译者注

^[5] 桑蒂利安估计，在叛乱爆发前半个月，从加泰罗尼亚各家银行撤走的资本总额高达9000万比塞塔。——原注

^[6]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就是摧毁国家后的最终阶段，一切都会在这个阶段得到解决。——原注

^[7] 有的措施刚一颁布就立刻在心理上引发了最强烈的反响，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无偿收回抵押给当铺的一切生存必需品。马尔罗和德拉普雷都曾描写过在加泰罗尼亚“收回”的3000台缝纫机发出的“巨响”。——原注

^[8] 原文为intervenidas，即受工人监督的企业。——中译者注

^[9] 原文为incautadas，即被工人占领后，由工人管理和经营的企业。——中译者注

^[10] 《时报》（Le Temps）是巴黎一家著名日报，1861年4月25日创刊，1942年11月30日停刊。——中译者注

^[11] 《无产阶级革命》，1936年8月25日。——原注

^[12] 经历过俄国革命的西班牙革命者对此深感自豪：安德列乌·宁曾告诉他的同事，在1936年的巴塞罗那，公共服务事业恢复正常运行的速度，要比1917年的莫斯科快得多。——原注

^[13] 请参阅卢松关于普奇瑟尔达的集体化的专著，发表于1937年6月25日的《无产阶级革命》。——原注

^[14] 阿奇巴尔德·芬纳·布洛奎（Archibald Fenner 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07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至1933年出任独立工党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独立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15] 卡尔洛·罗塞利（Carlo Rosselli，1899年11月16日——1937年6月9日），生于罗马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一战期间自愿参军。战后参加了社会党，在党内支持改良主义派，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6年因参加反法西斯活动而被捕，1929年7月逃往突尼斯，同年在巴黎参与创立反法西斯组织“正义与自由”（Giustizia e Libertà）。1936年8月率领由意大利志愿者组成的马特奥蒂营（Matteotti Battalion）前往西班牙，与共和军并肩抗击反动军队，后因病返回巴黎，1937年6月9日被法西斯分子刺杀。——中译者注

^[16] 内战爆发时，全劳联旗下并没有全国性的农会组织，但在几个月后，它已经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等地建立起了地区性的农会。1937年6月12月至14日，全劳联在瓦伦西亚召开了地区农民组织全国大会，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Federación Nacional Campesina）；工总则在1930年6月1日成立了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中译者注

^[17] 卡巴耶洛派的活动家控制着列万特的工总及其旗下的农会。共产党成立了一个农民协会（Federación Campesina），由胡利奥·马特乌（Julio Mateu）领导。——原注

^[18] 比如罗斯皮塔莱特·德·柳布雷加特（L’Hospitalet de Llobregat）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佩拉茨在他的书中提到过。——原注

^[19] 法文版和英文版均为“15000平方千米”，但这明显不符合实际，经查阅《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第1卷，第345页），应为15平方千米。——中译者注

^[20] 请参阅佩拉茨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15章。——原注

^[21] “菜园地带”（Huerta）是瓦伦西亚的一个地区，它是瓦伦西亚的农业和文化中心。——中译者注

^[22] 《正义与自由》（Giustizia e Libertà），转引自莫洛，《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144页。——原注

^[23] 奥古斯丁·苏希·鲍尔（Augustin Souchy Bauer，1892年8月28日——1984年1月1日），德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战期间为了逃避征兵而流亡瑞士、瑞典。1919年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国自由工人协会（Freie Arbeiter Union Deutschlands），1922年至1933年担任该组织的报纸《工团主义者》（Der Syndikalist）编辑。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全劳联的工作。共和国覆灭后逃往法国，被关押了两年。1942年流亡墨西哥。1966年返回西德定居。——中译者注

^[24] 摘自《与阿拉贡农民在一起》（Chez les paysans d’Aragon），转引自让·贝尔尼耶尔（Jean Bernier），《克拉普伊约》（Crapouillot）杂志的《无政府》（L’Anarchie）特刊，第44页。——原注

^[25] 《红色阵线》，1937年8月14日。——原注

^[26] 何塞·迪亚斯于1937年3月5日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斗争的三年》（Tres años de lucha），巴塞罗那，西班牙共产党出版社，1939年，第297页。——原注

^[27] 同上。——原注

^[28] 实际上，政府通过工总控制了银行，并掌握了信贷业务与黄金储备。有了这两件武器，政府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给集体企业下绊子。这再次证明：除非通过政治手段，夺取政权的手段，否则经济问题无法得到哪怕是暂时的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杜鲁蒂和桑蒂利安都曾建议攻占西班牙银行，他们都忠于无政府主义的“剥夺”传统——桑蒂利安一直梦想着能够抢光西班牙银行的金库。——原注

^[29] 《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会监督》（L'Intervention des syndicats dans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国际争鸣》（Confrontation internationale），1949年9月10月合刊，第43—48页。他引用了全劳联巴塞罗那委员会的结论。对“工会资本主义”的描述出自《战斗报》。——原注

^[30] 同上，第46页。——原注

^[31] 1917年11月8日，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便通过了《土地法令》，规定立即无偿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皇族、寺庙、教会的土地、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具体请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8页。——中译者注

^[32] 《革命之后》（After the Revolution），纽约，格林伯格出版社（Greenberg），1937年，第121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