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从革命到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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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从革命到内战

· 军事力量的均势
· 均势被打破了
· 国民军的攻势
· 叛军兵临马德里
· 白色恐怖

　　据国民运动的一些历史学家记载，七月二十日晚上，莫拉将军觉得叛军的事业已经失败了，但是，此前跟他一起参加叛乱的呼啸兵和长枪党徒，不肯再听他指挥，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战斗下去。其实，莫拉会觉得悲观失望，也是情有可原：在最重要的地区，也就是工业区和商业区——马德里周边、北方最活跃的地区、阿斯图里亚斯与巴斯克地区、整个东海岸，军事政变都被粉碎了。而且，工人民兵在中心城市击退叛军后，又继续乘胜追击，大有彻底歼灭叛军之势。加泰罗尼亚民兵在阿拉贡连战连捷，正在逼近萨拉戈萨与维斯卡（Huesca）。马德里民兵在索莫西耶拉（Somosierra）和瓜达拉马阻止了莫拉的部队，拯救了马德里。几天后，忠于共和国的军队与民兵夺回了阿尔瓦塞特，恢复了瓦伦西亚与马德里的联系。巴达霍斯被夺回后，叛军被一分为二，弗朗哥或凯波·德·利亚诺都无法立即增援莫拉。工人攻占了希洪最后的几个兵营，控制了北方最大的海军港口。海军舰队停靠在丹吉尔沿岸，扼守着海峡，不让摩洛哥驻军在本土登陆。

军事力量的均势

　　叛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它在兵力和物资方面只有微弱的优势。我们前面讲过，海军反对叛乱。公认兵力薄弱的航空兵^[1]已经参加了人民阵营。莫拉手上只有十几架奇袭雷昂机场时缴获的旧式飞机，全部部署在北方。在兵力这方面，叛乱将领确实较有优势。拉巴塞尔估计，叛军共有一万五千名军官和士官；在摩洛哥共有三万八千名外籍军团士兵和“摩尔兵”；国民警卫队三万人；呼啸兵三万人，几乎全都在莫拉手下；大约七万名正规军。但这些兵力不可能同时使用。正规军的新兵并不十分可靠，他们经常投靠到工人一边。在后方必须部署可观的部队^[2]。加利西亚与安达卢西亚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只有零星的摩洛哥部队抵达了本土。

　　八月初，叛乱将领只能部署兵力有限的几支小纵队：他们派了三千人对付巴达霍斯、一万人留驻艾斯特雷马杜拉、二万人对马德里发动第一次进攻。在这段时间里，叛乱将领不停地从国统区焦急地向德国外交官求助：他们缺乏资金和武器。嗜血好战而又纪律严明的摩尔兵和外籍军团固然是强力的王牌，但不能指望他们能独力赢得战争。

　　另一方面，工农民兵很快就暴露出了他们的弱点和局限性。在故乡的街道上战斗时，他们的勇气、热情与牺牲精神使他们战无不胜。但是战争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的来说，他们的军事组织简直一塌糊涂。就像杜鲁蒂说的：“目前为止，我们有一大堆不同的部队，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领导、自己的战士——每天都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自己的军火库、自己的辎重列车、自己的补给品、自己的对待居民的政策，而且往往对战争有自己的一套观点。^[3]”让—里夏尔·布洛什把内战的这一时期称作“流浪传奇^[4]阶段”，他写道：“内战产生的第一幕景象，便是一大批完全不同的纵队，他们各自为战，在自己的作战区域居住、冲杀、征集粮草，有时还会按照独立的路线发展起来。^[5]”此外，“前线”上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你在迷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跑到了敌军战线后方；你可能会在自己战线的后方遭到伏击；即使村民向你报告说有部队经过了他们的村子，你也无法判断那到底是哪一方的部队。八月二十八日，成立了一个由军官与政治活动家组成的战争委员会。尽管如此，它的权威仍然很不牢靠。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制定和落实任何全局性的计划。各政党会为了一次进攻而组织或加强一个纵队，但进攻结束后，民兵们就都回家了。如果有谁不但要求民兵站岗，还要求他们挖战壕的话，就会遭到民兵的抗议。而且，你在站岗两次之后就能回家休息，夜间放哨时，如果你拒绝睡觉，就会被人当成疯子。纵队如果离开基地稍远一点，大部分民兵就会离队：他们喜欢晚上回家睡觉。杜鲁蒂说过，他“听过各种各样的老套借口：小孩生病、老婆临产、老母临终。^[6]”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民兵不适合在开阔的乡间作战。虽然民兵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民兵不但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们甚至不想保护自己：一支无政府主义纵队曾冒着敌军的猛烈火力，跟随自己的领导行军，这支纵队的领导还以此自豪。阿斯卡索就是这样牺牲的，莫拉后来也是这样被打死的。民兵瞧不起职业军人的“专业技能”，因为他们凭借热情与勇气打赢了巷战，所以他们也就把热情与勇气当成了最关键的因素。民兵不知道如何保养武器，很多民兵甚至都不会操作武器，他们拿到武器后，由于没有经验，就会把武器给弄坏，误伤自己。武器弹药十分缺乏。在阿拉贡和马德里战线上，从前线撤回的部队要把武器转交给接防的新部队。在奥维耶多，军事指挥部下令：除非发动总攻，否则不得向敌人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土制武器就能大显身手了，比如开山的炸药，在熟练的矿工手里就成了威力巨大的武器。奥维耶多的民兵曾在八月改装了几辆卡车，他们用水泥做成装甲，装在卡车上面，然后让装备了火焰喷射器的志愿者搭乘水泥装甲卡车，突破了国民军的防线。这些灵机一动的办法，虽然可以起到出敌不意之效，却无法彻底改变力量对比。

　　而且，民兵对待子弹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他们把大量的弹药的浪费在打飞机上，甚至还有人向船开枪。这些民兵不是正规的士兵：他们没有接受过训练，也没有士官。许多临时充任的领导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许多“共和派”军官投敌叛变，出卖了自己的部下，并积极或消极地怠工。炮兵故意朝自己人射击。即使是忠诚的军官也遭到了怀疑：因为他们是军官，所以没有人信任他们，没有人愿意服从他们的命令。

　　在七月和八月，指挥部可能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首批有效的战略调动，是在叛乱刚刚爆发后进行的。此后，所有人就都在各自为战。在巴斯克地区，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军彼此对峙：在头几个星期里，莫拉完全可以不管他们，而不用担心他们会攻过来。加泰罗尼亚民兵在没有炮兵的情况下，正在向萨拉戈萨进军，这对敌人进军马德里的计划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7]。所有人都在自顾自地打仗，根本不关心邻省的情况。

　　最后，交战双方似乎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均势。莫拉在瓜达拉马山脉止步不前，而加泰罗尼亚民兵也没有打下萨拉戈萨。矿工正在包围奥维耶多，但阿兰达也在为长期的围城战进行准备。在托莱多的阿尔卡萨尔，围城战已经开始了。在七月十九日参加了叛乱的国民警卫队据守在这座古老的堡垒里，里面有补给、弹药和人质。民兵包围了他们，就像民兵在瓦伦西亚和其它地方包围了可疑的兵营一样。民兵偶尔会向厚重的城墙射击。围城战进行到第三十四天，才调来了一门野战炮。它没有立即向阿尔卡萨尔开火，而是先摧毁了堡垒周围的房屋，彻底地孤立了堡垒，切断了守军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在八月的第二周周末，希洪的矿工用炸药炸开了围墙，攻占了两个兵营。但在托莱多没人敢这么干，因为城堡里有六百多名人质，他们是被莫斯卡尔多^[8]上校在撤退时从工人居住区抓来的，莫斯卡尔多上校拒绝释放这批人质，他们只好在黑暗而恶臭的牢房里度过了难熬的几周。阿尔卡萨尔围攻战其实是一场“静坐”战：八月二十四日，当这场战斗进行到第三十四天的时候，路易·德拉普雷首次目睹了这次战斗，他写道：“走在镇子里弯弯曲曲的小巷上，当您看到城堡的四座塔楼时，您就会恨不得紧紧贴在墙上。……到处都能见到一堆堆沙袋，挡住了视线。戴着大草帽的民兵躲在街垒后面，观察着对面的观察者，双方间隔只有五十米、四十米，有时只有二十米。他们不时互射几枪，然后就大骂对方。到最后，您都搞不清到底是谁在包围谁了^[9]。”昂利·克雷里斯（Henry Clérisse ）写道：“穷凶极恶的赤党一心只想消灭英勇的保卫者。^[10]”事实上他们并不想。八月三日，民兵调来了一门四百二十毫米口径的重型野战炮^[11]。他们曾向躲在城堡里的国民警卫队建议：只要释放全部人质，就保证国民警卫队的生命安全，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国民警卫队的坚决拒绝。然后，在停火期间，前军事学院教授罗霍^[12]少校、马德里的卡马拉萨（Camarasa）神父和智利代办试图劝说国民警卫队投降，在停火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马尔罗和科尔佐夫对这件事的描写几乎一模一样：民兵把香烟和小刀送给国民警卫队，狠狠地羞辱了他们。

　　在短暂的几周里，整个西班牙的冲突就跟阿尔卡萨尔一样陷入了僵持。双方似乎都无法赢得胜利。

均势被打破了

　　由于外国的干涉，这种均势很快就被打破了。长期以来，葡萄牙就是阴谋集团的中心之一：从一开始，它就是叛乱的基地之一。里斯本的阿维兹酒店（Hotel Aviz）里设立了连接布尔戈斯与塞维利亚的电话交换机。叛军可以自由出入葡萄牙与西班牙边境，首批德国飞机就部署在葡萄牙境内的凯亚河（Caia），距离边境只有二千米。作为交换，萨拉扎尔^[13]政府把所有的“左翼”流亡者都交给了叛军。八月底，意大利把它应允的飞机交给了叛军。八月初，德国开始通过里斯本把军事物资提供给叛军。德国舰队和意大利舰队挡住了共和国舰队，保护国民军的运兵船，让它们把摩尔兵运往西班牙本土。容克斯飞机与卡普洛尼飞机搭起了第一道“空中桥梁”^[14]，使凯波·德·利亚诺赢得了胜利。

　　共和军没有获得可与之相当的援助。法国航空部长原本同意给共和国提供一批飞机，却遭到了广泛的抗议：舆论对此大加挞伐，英国政府也在施压，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屈服了，停止了交付飞机。七月十七日，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禁止向西班牙出口武器，然后又提出了“不干涉”的政策，并得到了英国和苏联的支持^[15]。从此以后，叛军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虽然也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却还在不停地给叛军提供军火^[16]。

　　西班牙共和国从此陷入了孤立，而叛乱将军却能得到事实上的国际盟友的援助。八月初，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受到了来自弗朗哥的压力，再加上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也要求遵守“丹吉尔条约”^[17]，英法两国政府便劝说希拉尔将共和国舰队撤离丹吉尔海岸^[18]。八月四日，首批来自摩洛哥的大部队在塔里法（Tarifa）登陆。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的交通从此不再有任何阻碍：国民军再也不会缺乏兵力和物资了。

国民军的攻势

　　此时，国民军可以发动他们的首次大规模攻势，并试图将被分隔开的两片占领区连接起来。八月六日，弗朗哥的摩洛哥部队向西进攻：当他们兵分两路，向北方推进，企图同莫拉的部队会合时，他们的左翼得到了同谋的葡萄牙的保护。叛军的几路纵队沿着大道前进，一路上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各地工农委员会在路上建造的街垒被叛军包围、拆除了。八月十一日，特利亚纵队占领了梅里达（Mérida），该城虽然布满了地雷，却并没有引爆。雅古埃纵队有一千五百名摩托化步兵和几个轻炮兵连，它在八月七日渡过了莫雷纳（Morena）山脉，十三日抵达了巴达霍斯，并于次日攻占了该城。八月十二日，巴达霍斯突击警察领导阿维拉（Ávila）少校越过葡萄牙国境，公开谴责了“武装平民”对该城的统治。十三日早晨，巴达霍斯市长弃城而逃。五十名民兵把自己锁在大教堂里，与摩尔兵奋战了两天，打完子弹后全部杀身成仁：战士们的英雄主义，无法抵消军事领袖的叛卖与革命引发的混乱所造成的损害。

　　国民军现在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北方战线上，莫拉虽然得到了充足的兵力——戴着红色贝雷帽、佩着圣像、披着肩章的呼啸兵，却开始担心弹药不足。八月一日，莫拉的私人特使波尔塔戈（Portago）侯爵在柏林请求德国政府提供飞机。十八日，他通过德国驻巴黎大使，请求德国政府提供一千万发子弹。物资和弹药通过葡萄牙运给了叛军。南北两块占领区连起来后，叛军的后方就巩固了。八月十五日，叛军的进攻计划成型了。十九日，圣塞瓦斯蒂安几乎被彻底包围，贝奥尔雷吉^[19]纵队也打到了伊伦（Irún）城下。弗朗哥的摩尔兵正在通过巴达霍斯，源源不断地补充给莫拉的部队。

　　这就是要塞战役的开始^[20]。民兵背靠大海，与占有绝对优势的叛军交战。莫拉的进攻得到了德国飞机的支援。飞机突然出现在空中，向开阔的田地上的民兵扫射和轰炸，使民兵陷入了混乱。但在城镇里，民兵已做好了死战到底的准备。像巴达霍斯那样不战而逃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其它城市的保卫战中。全劳联的战士们已经准备战至最后一人，他们扬言，如果不停止轰炸，就处决人质，万一他们无法守住，就彻底摧毁城镇，把废墟留给敌人。然而，人民阵线中的温和派，特别是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却想把城镇和居民留给敌人，并拒绝对人质进行报复。直到最后，巴斯克民兵都在保护财产和教会，不让无政府主义民兵破坏。在伊伦附近的伦特里亚（Rentería），民兵在五金工人组成的工人委员会的政治领导下，并在法国志愿者、前军官雅克·梅纳雄（Jacques Menachem）的军事领导下，同叛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局试图解救被关押在瓜达卢佩（Guadalupe）要塞里的一百八十名人质，这批人质最终获释^[21]。最后他们放弃了：军事委员越过了法国边境，三天后伊伦失守。但是，共产党人、全劳联会员和一小批外国志愿者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保卫马尔西亚尔（Marcial）要塞的八名战士同摩尔兵死战了六十小时，用完炸药之后，就用石头砸敌人。九月四日，最后一批民兵渡过界桥时，嘲讽地指了指空空如也的子弹带。加泰罗尼亚派出了一列运输弹药的列车，却被法国当局截下了。一箱箱装有三万发子弹的弹药箱堆在巴塞罗那，等着政府承诺的道格拉斯飞机把它们运往伊伦。城镇陷入了一片火海：国民军得到的只是废墟。

　　伊伦的悲剧，似乎使共和国阵营内重新发生了争执。九月八日，根据阿瓦斯通讯社（Havas）记者的报道，圣塞瓦斯蒂安 “正在进行巷战”。全劳联的战士向关押着人质的抽水站发动了进攻。当地的省长是社会党人、边防部队^[22]军官奥尔特加^[23]中校，他企图同莫拉谈判：他的儿子已前往法国，企图进入国统区。谣传他向叛军提出：只要国民军事先同意赦免守军，他就会保护人质、建筑物与历史遗迹，并交出圣塞瓦斯蒂安。官方并没有公布关于谈判的一点消息。但是，国民军的飞机在十一日向城里撒下了传单：“遵守城里的法律与秩序。我给你们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我等待着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答复。”人质在重兵保护下转移到了毕尔巴鄂。圣塞瓦斯蒂安的形势很混乱。国民军的广播电台宣称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杀死了雷萨奥拉，逮捕了伊鲁霍。十一日，莫里斯·勒鲁瓦（Maurice Leroy ）向《巴黎晚报》发电，称伊鲁霍“已控制局势”，十三日他又称无政府主义者“已控制城市”。其实，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仍然控制着城市。革命派输掉了这场内战中的内战^[24]。“抢劫犯”和“纵火犯”被警察和巴斯克民兵草率处决。十四日，卡洛斯派让出大道，让共和军沿着大道撤出了圣塞瓦斯蒂安。他们刚刚撤走，莫拉的部队就进入了这座吉普斯科亚的省会，城里还留下了五十名国民警卫队员，负责维持法律与秩序。

叛军兵临马德里

　　九月初，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力支持下，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大部分观察家都认为马德里将会迅速沦陷：民兵看来是打不过职业军人、坦克和飞机的。但是原定的进攻却被推迟了。弗朗哥必须分兵增援北方，所以他谨慎地推迟了进攻：他似乎打算先集中充足的兵力，再发动致命的一击。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心理因素也对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从八月初开始，国民军的报纸和同情叛乱的外国报纸就在齐声盛赞托莱多军事学院的学员。其实，在阿尔卡萨尔要塞的守军中只有几个军校学员^[25]。但是，国民警卫队的英勇抵抗，在宣传中被安到了学员头上，于是，他们便成了抵抗“赤色”统治的西班牙青年的象征，“阿尔卡萨尔的学员”的神话就这样炮制出来了^[26]。卡巴耶洛政府成立时，围攻阿尔卡萨尔城堡的一方加强了进攻：炮弹把建筑物轰成了瓦砾。国民警卫队仍在城堡的地下室内坚守。但他们的补给即将用完，饮用水已经不够用了^[27]。弗朗哥拒绝进军马德里，准备解救阿尔卡萨尔^[28]。他的部队沿着塔霍（Tajo）河谷，从南方进攻。九月四日，雅古埃上校的摩洛哥先遣队进入了塔拉维拉·德·拉·雷纳（Talavera de la Reina）。

　　各地的民兵都进行了反抗，但是他们在遭到叛军的奇袭后，阵脚大乱，四处逃散了，马尔罗对此进行了鲜明的描写。马德里派出两个摩托化纵队，增援托莱多，他们遭到了奇袭，陷入了包围，被消灭掉了。九月二十七日，巴莱拉将军的摩洛哥先遣队进入了托莱多。黄昏时分，一队摩尔兵联系上了莫斯卡尔多的部下。叛军解救了阿尔卡萨尔。前一天还在围攻阿尔卡萨尔的民兵现在成了被围攻的一方，他们在堡垒周围的房子里，逐屋逐户地进行着最后的抵抗。托莱多沦陷后，首都门户大开，整个世界都在等待马德里的沦陷，以及可怕的报复。

白色恐怖

　　叛乱爆发的时候，支持共和国的军官和士兵不是遭到逮捕、谋杀，就是在草率审判后被枪杀^[29]。在随后进行的清洗中，任何被怀疑为工会、工人政党或共和派的领导人的人都会被迅速消灭^[30]。夜间的私刑处决在国统区同样普遍，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人来阻止这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的组织者——呼啸兵与长枪党徒——也是公共秩序的控制者。各地监狱人满为患，为了腾出空间，每天都要处死大批犯人^[31]。双方都恨不得把对方斩尽杀绝。这在共和区是普遍的、公开的和自发的。而在国统区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并得到了最高级的教会首脑的支持，比如托莱多大主教就宣称“对上帝的爱，使半个西班牙的父亲拿起了枪”，反抗“当代的魔鬼，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长着七个头的怪物，一切异端邪说的象征。^[32]”在有人正确地指出“白色恐怖”之前，“白色恐怖”已在整个国统区肆虐了几个月。

　　叛军虐待俘虏的手段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允许战地记者前往前线采访，却绝不会允许记者进入监狱。从最落后的部落招募来的摩尔兵肆意凌虐妇女、阉割男人，在布拉西亚什^[33]和巴尔戴什^[34]看来，这“简直是某种仪式性的行为”。但其他叛军也毫不逊色。叛乱将军特别喜欢在妇女身上发泄他们的施虐欲望；妇女不但要被强奸，还要被系统地羞辱、剃光头、涂上红颜料、再用蓖麻油冲洗。凯波·德·利亚诺将军对此特别自豪。七月二十三日，他通过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赤党的婆娘们已经明白了，我们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被阉的民兵则不是；哭闹喊叫都救不了她们。^[35]”

　　国外报刊上登满了记者的报道，但记者大多是同情叛军的。贝特朗·德·茹夫奈尔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巴黎晚报》上发表文章，描写了一位保卫阿尔菲拉（Alfera）的铁路工人，他被埃斯卡梅斯^[36]纵队的呼啸兵枪杀^[37]。国民军攻占巴达霍斯后，制造了一场真正的大屠杀。阿瓦斯通讯社特派记者发回的电报称，当地大教堂里尸横遍地，就连圣坛上也是触目惊心，“政府支持者的尸体被成排地陈列在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和《时报》的记者描写了这次屠杀，而国民军的军官却以无处容纳战俘来给屠杀开脱。一队难民想逃往葡萄牙边界，他们被带进城里，当场枪杀。据《时报》记者记载，一次就屠杀了一千二百人，“路上血流成河，头盔还在血河上漂浮”，而在广场上，屠杀还在进行。布拉西亚什承认：“这是非常粗暴的手段，”他还说，“每一个作战人员都被枪杀了，因为只要还没有进行总动员，他就会被当成激进分子。^[38]”

　　白色恐怖是镇压群众反抗的手段。至少那些叛乱头目是这么认为的。七月三十日，弗朗哥对《新闻记事》（News Chronicle）的记者表示：如果有必要，他随时可以“枪毙半个西班牙”。凯波·德·利亚诺在八月十八日指出：“八成的安达卢西亚家庭都在服丧，我们必须坚决动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巴拉托（Barato）上校曾向《多伦多星报》记者宣称：“杀掉两百万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能恢复秩序。”

　　每当国民军发动进攻之前，都会有大批农民逃亡，这表明叛军头目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他们的目的，叛军已经激起了强烈的恐惧。德拉普雷在一篇报道中描写了埃斯特雷马杜拉农民的“大逃亡”：“农民赶着猪和山羊，后面跟着老婆孩子。^[39]”但是，就在这群惊恐万状的逃难者当中，男人们——“脸色黝黑、穿着罩衣、戴着大帽子”——要求立刻发给他们枪支（如果发给了他们，他们无论吃饭睡觉都会带着枪），回去战斗。白色恐怖是一把双刃剑：成千上万人沿着公路逃走了，但又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夺取武器，用尽一切办法战斗下去。以前的各种偏见和愿望似乎都消失了，人们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抵抗叛军、阻止叛军、战胜叛军。成千上万的人认为，叛军是一台拥有较高的训练水平和较好的装备的战争机器，为了对付它，必须使用另外一种同样有效的战争机器，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纪律”与“统一指挥”的口号得到了心甘情愿的回应。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和坚守下去。为了生存，他们首先必须结束由多重政权和权力冲突而导致的混乱状态，建立秩序，建立司令部，使民兵能够胜任他们的首要任务：战争。

^[1] 内战爆发时，西班牙只有陆军航空兵（Aeronáutica Militar）和海军航空兵（Aeronáutica Naval），1936年9月共和军重组之后才成立了独立的西班牙共和国空军（Fuerzas Aéreas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中译者注

^[2] 不过，留在后方的是政治性的民兵，以长枪党徒为主，他们的任务就是“肃清后方”。——原注

^[3] 转引自A·普鲁多莫与D·普鲁多莫（A.et D.Prudhommeaux），《加泰罗尼亚1936—1937》（Catalogne,1936-1937），第18—19页。——原注

^[4] 原文为picaresque，本意为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在西班牙盛行的流浪汉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一个流浪汉为主角，通过描述主角的传奇经历，描绘社会百态，讽喻世人。——中译者注

^[5] 布洛什，《西班牙，西班牙！》，第127页。——原注

^[6] 转引自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221页。——原注

^[7] 据科尔佐夫所述，杜鲁蒂曾对特鲁埃瓦说过：“整个西班牙随你打，但别碰萨拉戈萨：萨拉戈萨留给我来打。”（《西班牙日记》，第45页。）各个集团多少都有类似的想法。——原注

^[8] 何塞·莫斯卡尔多·伊图瓦尔特（José Moscardó Ituarte，1878年10月26日——1956年4月12日），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过古巴独立战争、菲律宾独立战争和和里夫战争。内战爆发时任托莱多省督军。1936年7月21日在托莱多率领国民警卫队发动叛乱，22日挟持大批人质，撤入阿尔卡萨尔堡垒。民兵因顾忌人质的安全，没有强攻。9月26日，叛军逼近托莱多，民兵被迫解除对阿尔卡萨尔的围攻。莫斯卡尔多从此被吹捧为“阿尔卡萨尔的英雄”。后曾任安达卢西亚都督和加泰罗尼亚都督。——中译者注

^[9] 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77页。——原注

^[10] 《西班牙1936—1937》（Espagne 36-37），巴黎，若尔日·封蒂亚尔出版社（Georges Ventillard），1937年，第189页。——原注

^[11] 此处与上文的描写不一致，不知何故。——中译者注

^[12] 比森特·罗霍·柳克（Vicente Rojo Lluch，1894年10月8日——1966年6月15日），1911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14年毕业后曾在巴塞罗那、塞乌塔等地服役。1922年返回托莱多步兵学校任教。1932年入读高等军事学院（Escuela Superior de Guerra）。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曾担任过总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等职务，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加泰罗尼亚沦陷后流亡法国。1957年2月回国，同年7月被判处三十年徒刑，不久获释。1966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13]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扎尔（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年4月28日——1970年7月27日），生于维塞乌省（Viseu），曾在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dade de Coimbra）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928年军事政变后，担任独裁政府的财政部长。1932年担任总理，建立起了法西斯独裁统治。1968年因病辞职。1970年死去。——中译者注

^[14] 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四章。——原注

^[15] 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三章。——原注

^[16] 但是，西班牙政府根本没有在国外发动反对不干涉政策的宣传活动。社会党人德·洛斯·里奥斯（de los Riós）曾以西班牙政府的名义，要求莱昂·布鲁姆不要辞去总理的职务，尽管不干涉政策是布鲁姆主动提出的（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三章）。希拉尔总理曾在8月9日指出：“西班牙政府不希望这场正在进行的斗争遭到任何外国干涉，无论这种干涉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支持共和国的还是支持叛乱的。”——原注

^[17] 按照1923年12月18日签订的条约，丹吉尔应为非军事的中立区。——中译者注

^[18]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五章。——原注

^[19] 阿尔方索·贝奥尔雷吉·卡内特（Alfonso Beorlegui Canet，1888年1月26日——1936年9月29日），步兵中校。1936年7月18日，按照莫拉的命令，在潘普洛纳发动叛乱，随后率叛军占领了吉普斯科亚。9月5日在伊伦战役中负伤，9月26日因伤重不治而死。——中译者注

^[20]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的围城战。在奥维耶多、托莱多、拉·卡维萨（La Cabeza）、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都发生了围城战。——原注

^[21] 8月25日，奥尔特加（Ortega）中校“出于人道主义”释放了一批人质，其中包括罗马诺内斯伯爵，他后来逃到法国避难。——原注

^[22] 边防部队（Cuerpio de Carabineros de España）成立于1829年3月9日，由财政部管辖，主要任务为在边境和港口巡逻，制止走私。内战爆发后，三分之二的边防部队仍然忠于共和国。1940年3月15日被并入国民警卫队。——中译者注

^[23] 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古铁雷斯（Antonio Ortega Gutiérrez，？—1939），边防部队军官，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8月6日被任命为吉普斯科亚督军。在吉普斯科亚战役中指挥共和军。1937年5月内格林政府上台后被任命为保安警察总监，不久后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7年至1938年担任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主席。1939年3月担任第3军军长。内战失败后被叛军逮捕，6月15日被杀害。——中译者注

^[24] 看来，全劳联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主动反抗巴斯克当局。勒鲁瓦在9月14日的《巴黎晚报》上发表文章，描写了一次戏剧性的会谈：一方是省长奥尔特加和共产党人拉拉尼亚加（Larrañaga），另一方是全劳联领导人盖斯戈布（Gesgobu）和奥尔蒂亚诺（Orthiano），最终会谈双方决定撤离。全劳联领导人加洛·迪耶斯（Galo Díez）写道（《混乱之中》，第30页）：“我们可以宣称：撤离圣塞瓦斯蒂安，是所有时间如此之短的撤退行动中，最冷静、最有秩序、效率最高的一次。”这等于承担了撤退的责任。但是，他又指责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把“教会的财产”和“工厂、车间与商店里的有用的东西”留给了叛军。他还指出：“我们的同志想摧毁这些东西，他们不让，他们手里有枪，为了避免内讧，我们只好让步。”——原注

^[25] 克雷里斯指出：守卫要塞的有国民警卫队650人、来自马德里的第14团的150名突击警察、十多名军官和8个学员。——原注

^[26] 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昂利·马西（Henri Massis）和罗贝尔·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阿尔卡萨尔的学员》（Les cadets de l’Alcazar，巴黎，普隆出版社[Librairie Plon]，1936年；英文版为《The Cadets of the Alcazar》，纽约，保罗会出版社[Paulist Press]，1937年）。比方说，两位作者记载了一件特别富有戏剧性的事件：7月26日，民兵通过电话向莫斯卡尔多上校发出威胁：如果他再不投降，就要枪决他的儿子，莫斯卡尔多拒绝投降，民兵就杀死了他的儿子。但是。佩德洛·伊萨西（Pedro Isasi）根据赫伯特·L·马修斯（Herbert L.Matthews）提供的证据，以及各方对此事的记载，在1957年9月27日的《社会主义者》上撰文宣称：整个事件都是编造出来的，莫斯卡尔多的儿子是在进攻拉·蒙塔尼亚（La Montaña）时被杀的，而莫斯卡尔多全家都保持了自由之身。他还指出，通往阿尔卡萨尔的电话线在7月22日就被切断了。马修斯在他的著作《轭与箭》（The Yoke and the Arrows）中承认，小莫斯卡尔多在进攻拉·蒙塔尼亚时被杀的事情是他搞错了。休·托马斯在对照了各方的说法、寻访了多名证人之后，认为国民军的说法是正确的。（《西班牙内战》[The Spanish Civil War]，第203页。）——原注

^[27] 根据一名堡垒守军的回忆，堡垒里的储备肉类为98匹马和12头骡子。——原注

^[28] 在国民运动所有的历史学家当中，只有阿斯纳尔一人赞成弗朗哥的决定。其他人都认为，绕路解救阿尔卡萨尔，耽误了攻占马德里。——原注

^[29] 比如马德里的卡拉塔拉中校和巴利亚多利德的莫雷洛（Morelo）将军。在后来被枪杀的人当中，比较出名的有1934年加泰罗尼亚起义的镇压者巴蒂特将军和空军将军努涅斯·德·普拉达（Nuñez de Prada），然后还有在萨拉戈萨被杀的萨尔塞多（Salcedo）将军、卡里达德·皮塔（Carídad Pita）将军、罗梅拉雷斯（Romerales）将军和坎平斯（Campins）将军等人，他们的死，证明了陆军并没有完全参加叛乱。——原注

^[30] 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马德里律师学院的回忆录，收录于佩拉茨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一书。克雷里斯也承认了这一点。——原注

^[31] 巴蒙德，让·德·皮埃尔弗（Jean de Pierrefeu）。——原注

^[32] 路易·马尔堂—绍菲尔（Louis Martin-Chauffier）在《天主教与叛乱》（Catholicisme et Rébellion，巴黎，法国—西班牙协会[Comité Franco-Espagnol]，未注明出版日期）一书中提供了许多国民军迫害教会的事例：教堂被烧毁，新教牧师被枪杀。——原注

^[33] 罗贝尔·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1909年3月31日——1945年2月6日），法国极右派作家、记者。生于佩皮尼昂（Perpignan），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积极同纳粹德国合作。法国解放后，于1944年9月14日自首，1945年1月19日被判处死刑，2月6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4] 莫里斯·巴尔戴什（Maurice Bardèche，1907年10月1日——1998年7月30日），生于奥隆河畔丹镇（Dun-sur-Auron），1928年入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32年在索邦大学任教。他是布拉西亚克的长期合作者，积极支持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在1942年至1944年间在里尔科技大学任教。战后出版了多部著作，为维希法国、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辩护。——中译者注

^[35] 转引自阿尔瓦，《西班牙共和国史》，第331页。——原注

^[36] 弗兰西斯科·加西亚·埃斯卡梅斯·伊涅斯塔（Francisco García Escámez e Iniesta，1893年3月1日——1951年6月12日），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前即参加了莫拉的阴谋集团。内战期间参加过一系列重大战役。战后曾任加纳利群岛督军。——中译者注

^[37] 《日报》（Le Journal）与《巴黎晚报》对发生在安达卢西亚的大屠杀报道得比较多。据德·茹夫奈尔和勒鲁瓦所述，每个村子的竞技场都成了墓地。特里亚纳被用“刺刀和手榴弹”荡平了。人质被处决后，尸首会被弃置数日。昂利·丹茹（Henry Danjou）也记载了外籍军团在攻占梅里达后对工人活动家的屠杀，梅里达委员会的核心成员阿尼塔·洛佩斯（Anita López）也在这次屠杀中遇害。——原注

^[38] 这些报道在感情上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国统区的审查越来越严格，关于镇压的消息或文件很少能传出来。帕泰—纳坦制片厂（Pathé-Natan）的摄影师罗贝尔·布吕（Robert Bru）就在塞维利亚被捕了，他被指控把巴达霍斯的照片发往法国。——原注

^[39] 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89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