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革命政权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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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革命政权的瓦解

· 委员会与苏维埃
· 国际形势
· 重建共和国政权的支持者
· 社会党左翼进退两难
· 面对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
· 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的成立
· 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 共和国政权恢复了对阿拉贡地区的控制
· 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政府
· 苏联的援助是关键的政治因素

　　在夏季战役中，巴达霍斯、伊伦、塔拉维拉和托莱多相继失守，对革命派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双重政权状态对此难辞其咎。战争中只能有一个政权。双重政权状态——一方是国家政权，另一方是各种各种委员会——阻碍了战争的进行。共和国政权和革命政权，谁能战胜谁，这就是一九三六年秋季唯一的问题。

委员会与苏维埃

　　西班牙工农建立起了各种代表会（consejos）、委员会和理事会——覆盖各个层次的苏维埃式的行政机关、斗争机关与政权机关，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无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了二十世纪工农革命的传统，而这个传统的典范，便是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诞生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德国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räte）^[1]。

　　这种传统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分裂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七月十九日之后出现的各种革命政权最初采用的组织形式，才会都是经各政党和各工会商议之后决定的。尽管如此，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些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各种组织的代表的集合。它们不仅是联络委员会，它们更表达出了成千上万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意志，而不受他们所隶属的政治组织的束缚。最能证明这一点的，便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头几周里，他们有许多人对自己参加的委员会更加听话，对自己的党发来的指示却阳奉阴违或搁置不理。但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维持。各种委员会要想成为真正的苏维埃，就必须在某一时刻改变自己的组织形式：不能再使用由各个组织的领导人（无论是任命的还是当选的）组成委员会的方式，而要改为所有委员都经选举产生、并能随时召回的机关，它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地进行活动，而不是根据上层领袖的协议行事。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在西班牙出现。工人和农民自发地任命了各种委员会。但他们也同样自发地任由委员会被各政党和工会掌控，而各政党和工会还不打算放弃由国家政权的瓦解而获得的威信与权力，转而建立新的政权机关。

　　没有一个政党或工会支持建立由各种管理委员会组成的政权，或是将管理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桑蒂利安是这样来描述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作用的：“必须加强和巩固它，这样它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它的力量源自每一个人，而它有了力量就能拯救每一个人。”他还勉强承认了中央委员会的失败：“由于坚持这种见解，我们遭到了自己的朋友和同志的孤立。^[2]”对俄国革命十分熟悉的安德列乌·宁宣称委员会永远不会成为苏维埃，因为西班牙不需要苏维埃^[3]。

　　各种委员会就这样逐渐失去了真正的革命机关的作用，因为它们没能成功地把自己转变为起义群众直接表达意志的机关。由于革命斗争逐渐远去，武装工人在街头直接行使权力的做法逐渐消失，各种委员会也就变得“名存实亡”，工人和农民在委员会中的地位越来越低，而政党和工会的机关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在一九三六年秋季，随着革命的进行，为了打赢内战，政权问题开始浮现出来，这个问题最终留给了各个政党和工会来解决。现在有两个政权，一个是人民阵线政府，它拥有各级官吏、法官、警察和军队——简单来说，就是重新得到巩固的国家机关；它以私有制为其基础，它是由提出自由主义政纲的人民阵线在二月的议会选举获胜后成立的；另一个是由各种代表会和委员会组成的政府，它拥有各级地区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工厂代表会、作战民兵、调查委员会、治安巡逻队和革命法庭，它以各级代表会和委员会为其基础，并以实现社会主义（集权派的或自由派的）的革命任务为己任，两个政权当中，究竟谁能取代另一个，获得全部的权力呢？

国际形势

　　革命本身提出了这个问题：应该继续革命还是中止革命？在这类问题上，起初的一点小分歧，很快就会变成长久的裂痕。不计代价地继续革命，就有可能输掉战争。中止革命，就等于阻挡革命前进，彻底改变内战的前提。

　　显然，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对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革命，要比对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俄国革命更为不利。苏联已经不再鼓励世界革命运动。斯大林正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一系列的审判和清洗，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毁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德国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面临着工人革命的威胁，然而现在的整个德国工人运动，包括它的各个政党和工会在内，都被纳粹主义的铁蹄粉碎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意大利没有遭到任何挑战。东欧在短期内没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英国十分稳定。法国是唯一的例外，一九三六年六月的大罢工刚刚结束。可是，由社会党人莱昂·布鲁姆^[4]领衔的人民阵线政府似乎已经彻底消除了罢工再度发生的可能性。革命社会主义者马索·皮维尔^[5]曾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指出“一切皆有可能”，他认为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活动^[6]是法国应该效仿的革命榜样，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斯^[7]却反驳他说，并非一切皆有可能，罢工应在达到目的后见好就收。来自希特勒的威胁，对那些主张缓和的人非常不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构成了人民阵线的左翼，它们连半步都不会逾越人民阵线的“激进社会党”纲领。此外，短期内军队也不太可能会叛乱。全劳联—伊无联和统工党在西班牙革命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在法国却没有与全劳联—伊无联类似的工会，也没有与统工党类似的政党。法国工人阶级用成千上万种方法向西班牙革命表示同情，但他们只能通过《人民报》、《人道报》^[8]和《巴黎晚报》^[9]来了解西班牙革命，而这些报纸对西班牙革命的报道都是一个调子。人民阵线的两大机关报以及全国性的大报对西班牙革命进行着歪曲的报道，而全劳联和统工党在法国的朋友只是几个彼此争斗不休的小组织，他们只能通过发行不定期的报纸和私人杂志来宣传西班牙革命。西班牙革命派觉得自己遭到了孤立。

　　当然，大胆的革命政策，可以抵消孤立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是，西班牙革命派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机遇，如果他们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消孤立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些问题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10]。托洛茨基认为，西班牙革命提供了逆转世界力量对比的机遇，正是由于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1]。事实上，这种遭到孤立的感觉，正是影响了西班牙革命派的态度的因素之一，有不少革命派放弃了继续革命的想法。法国和英国出台不干涉政策的重要动机之一，便是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害怕自己在西班牙的利益受损，他们把自己的短期利益看得比本国的长远利益更加重要^[12]。伦敦和巴黎可以考虑给民主共和制的西班牙提供谨慎的支持，却绝不会支持革命的西班牙。西班牙的所有人，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不能把潜在的供应者给吓跑”，说它确实有理也好，说它是借口也罢，总之，它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而且，苏联的政策也正在向同一个方向转变：在莫斯科看来，绝不能让西班牙事件成为孤立苏联的借口，绝不能使西方民主国家同苏联断交，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此外，斯大林也根本不想支持革命运动，在他看来，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统工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他的反对者）是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会成为共产党的潜在对手，威胁到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垄断，所以，苏联才会在不干涉委员会成立之初，就立即参加了该委员会。

　　当然，国际形势不能解释一切问题。不过，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被夹在叛乱将军与武装工人之间的软弱的西班牙小资产阶级共和派，能够迅速重建自己的国家政权的原因，却可以用国际形势来解释。因为共和国政权的重建工作的真正设计师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很大程度上还应该算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支持西班牙的“尊贵品格”，尊重财产与议会形式，反对委员会与集体化的革命；而国际形势使他们获得了最有力的论据。

重建共和国政权的支持者

　　其实，共和派政治家并不认为自己能够独力承担重建共和国政权的斗争。希拉尔政府的人选跟卡萨雷斯·奇洛加政府和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完全一样。我们前面讲过，他们是如何努力生存、尽力维持合法性的外表依然存在的假象的。但他们根本无力行使自己的权力，革命部队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13]。、

　　只有工人领袖完全容忍了政府，阻止了政府的消失。只有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威信，使合法政府恢复一点权威。普里耶托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坚信西班牙资本主义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正常发展，革命之后，他对此反而更加坚信。他认为“过分的革命”会给西班牙的未来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毁坏。对他来说，唯一的现实任务便是建设一个有强大军力撑腰的、健全的共和国政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英法两个“民主国家”的援助，抵御叛乱将军和他们的同谋。因此，他在《社会主义者》上撰文指出：“我们希望某些民主国家能改变对西班牙革命的看法，因为革命在目前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积极的解决办法，如果加快革命的步伐，就会失去（获得援助的）机会，那将是可悲的，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他急于获得西方的同情，在九月二日接受阿瓦斯通讯社采访时，他甚至宣称自己“很高兴看到法国政府主动提出了不干涉的提案。”

　　普里耶托虽然是不管部长，他却是第一个理解形势的严重性的人。八月二十六日，他在接受科尔佐夫采访时，坦率地承认了政府的虚弱无力。就像在革命前一样，他坚持认为社会党应当参加政府。但是，民心所向，迫使他立即提议，由他的老对手拉尔戈·卡巴耶洛带头组阁，政府要想赢得民心，就只能借助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名望。“我对他的看法众所周知。他想装成聪明人，其实是个蠢人。他自以为是一板一眼的官僚，其实是一个愚笨不堪的捣乱分子。他会把一切给搞砸。不过在目前，也只有他——至少是他的名字——在当上新政府首脑后能有点用处。”普里耶托表示，他愿意参加卡巴耶洛内阁，并在卡巴耶洛领导下工作，他指出：“这是国家的唯一出路。如果我想为国效力的话，也只有这个办法。^[14]”几天后，他曾非常敏锐、而又非常悲观地向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表示，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恐怕是共和国政权的“最后一张牌”^[15]。

　　在工人阵营当中，拥护折衷主义、忠于共和国政权的人，不只有普里耶托和他的伙伴。西班牙共产党及其小兄弟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它们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因为它们不用像社会党那样饱受内斗之苦）早在社会党之前，就经常采取比社会党更明显的温和立场^[16]。七月十九日以后，西共与统社党的大部分干部追随革命的潮流，参加并支持了各种管理委员会的活动。与之相反，他们的领导层却支持共和派保存国家政权的一切尝试。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对马丁内斯·巴里奥率领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反抗，曾遭到了共产党的反对。在巴塞罗那，统社党领袖柯莫雷拉曾怂恿孔帕尼斯反抗全劳联，在八月初还参加了企图废除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卡萨诺瓦斯政府。而且共产党领导层也根本不打算掩饰自己的意图。它曾支持希拉尔重建军队的企图，并就此事发表了备忘录。

　　外国共产党报刊起初并没有全部理解这个政策。伦敦的《工人日报》^[17]在八月二十二日指出：“红色民兵”的胜利，“使形势有利于建立西班牙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他们很快就改变了调子。八月三日，《人道报》按照西班牙共产党的要求，指出“西班牙人民现在并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战”，它“只知道一个目标：通过维持财产关系，保卫共和国的法律与秩序。”

　　八月八日，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宣称：“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在西班牙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历史条件不允许……我们既要保护工人，出于同样的立场，更要保护处境艰难的我国的弱小工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明确指出了共产党的目标：“我们只会为一个拥有广泛的社会内涵的民主共和国而战。目前的问题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社会主义，而只是保卫民主、反抗法西斯主义。^[18]”

　　但是他们的顽固态度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在夏季，无论是西共还是统社党，都无法真正影响事态的进程。

社会党左翼进退两难

　　在政权问题上，比起普里耶托和西共，拉尔戈·卡巴耶洛及其同伴的观点要模糊得多：我们前面讲过，在阿拉吉斯泰因的倡导下，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在四月通过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实际上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在西班牙建立社会主义。但他们反对建立苏维埃^[20]，他们认为苏维埃是俄国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在四月和五月期间，他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既然社会党的机关仍然被普里耶托牢牢控制着，那他们打算如何通过社会党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呢？到了七月和八月，他们还是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

　　社会党虽然在形式上避免了分裂，实际上左右两派的裂痕并没有弥合；拉尔戈·卡巴耶洛通过工总和《明晰》推行着他自己的政策，而他的政策与社会党的政策大不相同。《明晰》激烈地批评希拉尔的动员令，用列宁关于“武装人民”的论点来批驳政府；它抨击了那些想把战争与革命分割开来的人，严厉批判《工人世界》^[21]，并指责共产党包庇反动派。然而这种对抗却并没有持续多久：七月二十三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告诉卡尔洛·雷奇曼（Carlo Reichmann）：只有在战胜叛乱后才会考虑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在慰问前线民兵、在参加工总的活动时，拉尔戈·卡巴耶洛总是站在盟友的立场上，对政府提出批评。当他的部下纷纷参加全国各地的管理委员会时，他似乎只要继续坐在权势无边的工总总书记的位子上，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八月的失败彻底改变了他的态度。效能与政权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他面前。八月二十七日，他向科尔佐夫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希拉尔政府的玩忽职守令他无法容忍，他指责这个政府“尽是一帮饭桶、蠢货、懒鬼”，根本不想打败叛军。他指出：“所有的人民力量都撇开了政府，团结在无政府主义工会和社会党工会的身边。……人民民兵不服从政府的命令，再这样下去，民兵就会自己掌权。”然后，他出于同样的理由，批评了他过去的缺点：“各个工人政党必须尽快清除官僚、官员和行政工作体系，转而采用革命监督的新形式。群众正在向我们伸手，要求我们领导政府，我们却消极以对，逃避责任，一事无成。^[22]”

　　于是，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接受俄国记者的采访时，提出了与普里耶托相反的另一种政权概念，这是一种摆脱了共和国的合法性与共和国的政权形式的“工人政府”。

面对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

　　有史以来，无政府主义者首次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事实上，至少在加泰罗尼亚，一切全都取决于他们。然而他们的思想与社会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政权是最坏的压迫形式，他们坚决反对国家政权，并且一直拒绝区分资产阶级国家与工人国家（比如一九一七年的苏维埃俄国政权）。共和国政权在七月瓦解后留下的真空，被各种管理委员会填补了，而这些管理委员会是在全劳联活动家的帮助下自发创建的，它们是新的国家政权的雏形。然而战争容不得半吊子的措施：要进行战争就必须要有一个政权，所以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会认真地鼓吹建立自由公社联盟。

　　然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对自己的原则进行初步修正后，并没有就此止步。伊无联在三十年代曾发动过多次徒劳的武装起义，大批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出于对它的逆反，参加了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可这是违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传统与信条的，甚至是对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诞生的新改良主义潮流（它很接近“三十人集团”）的重大妥协。在这段关键的时期，从伊无联的各个小组到全劳联的各个工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无政府主义者作出了千差万别的反应。在叛乱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里，马德里的全劳联站在了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而在加泰罗尼亚，全劳联却为了对抗军事政变的威胁，而参加了孔帕尼斯政府。革命的头几天过去后，自由派领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要不要夺取政权？加西亚·奥利维尔在全劳联地区委员会会议上主张：“要么建立自由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专政；要么就选择民主，而这就意味着合作。^[23]”最后他的意见占了上风：暂时搁置“建立自由共产主义”，而选择了“民主”。

　　加泰罗尼亚的方法——在自治政府之外，另外成立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是在形势所迫之下，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则与当前的要求之间做出的妥协。然而，我们前面讲过，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很快就成了第二政权。自由派管理着这个委员会，指挥着它下辖的各个重要的专项委员会，并担任了最重要的职务。在各种地方性的管理委员会里，情况也是如此。这一事实，似乎使全劳联领袖的公开发言都变成了谎言。长期以来，巴塞罗那人都相信：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原则上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或政权（即使它们有可能是革命的），但在七月事变后，他们却被自己引发的胜利激情给冲昏了头脑，无法再坚持反对国家。人们以为，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出于谨慎，才会容忍自治政府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会试图让自治政府“静悄悄地消失”。经常有人认为：在消灭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共和国政权之前，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坐等萨拉戈萨被攻陷。

　　全劳联在马德里给自己争得了不小的权力：它有自己的治安部队、自己的契卡、自己的监狱，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纵队，一支真正独立的军队。它与其它政党和工会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合作。但这种情形也没有持续多久：政府的存在，以及叛军对首都的威胁，提出了政权问题。全劳联马德里分会提议，成立一个由全劳联和工总的代表组成的“国防委员会”，但不能让共和派领袖参加。在地方和地区上也要成立同样的委员会（“革命热情的化身”），再把它们一级级地连接起来，构成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organismo aglutinante（“联合机关”）：其实，按照他们的设想，在由各级管理委员会构成的金字塔的顶端，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政权。无政府主义者依然敌视“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形式”，但在当前需求的压力下，他们似乎愿意建立一个机关，这个机关虽然不叫“工人政府”，但它实际上就是工人政府。

　　总之，这就是统工党对全劳联的演变的看法。统工党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为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已经没有民主共和国的容身之处。现在只有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对于全劳联来说，问题已经不在于成立人民阵线政府，而在于成立“一个坚决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并把权力交给工人阶级的工人政府；它只会把权力交给工人阶级及其各个政党与工会。”九月六日，安德列乌·宁在巴塞罗那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由工人行使权力。我们可以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在加泰罗尼亚存在。”因此，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整个西班牙建立起反法西斯中央委员会和人民执行委员会那样的“工人政府”。这个政府首先应当“宣布自己的目的是把群众的热情转变为革命的合法性，并将其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此外，全劳联的“革命本能”克服了自己不参与政治的传统及其反对一切政府的原则，这也让统工党非常高兴^[24]。在统工党看来，建立国防委员会的口号，同时符合战争与革命的当前要求；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这个口号，也就是向马克思主义的政权思想靠近了一步。于是，从拉尔戈·卡巴耶洛到安德列乌·宁，似乎通过全劳联提出了提出了一种相同的概念：由工人政党与工会组成的革命政府。

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的成立

　　九月四日，一则简短的公报宣布：希拉尔已经辞职，由拉尔戈·卡巴耶洛领导的新一届人民阵线政府成立了。希拉尔亲自向阿萨尼亚请求，由工总总书记来接任总理。这是官方的说法。但在马德里的政治和工会圈子里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25]。

　　巴达霍斯是社会党的重镇，叛乱之初就被叛军占领，不久后被民兵夺回，然后又在八月中旬失守；由它的失守而激起的情绪，便是这种说法不胫而走的原因。按照科尔佐夫的说法，卡巴耶洛与全劳联的观点是相同的。“全劳联—工总国防委员会”的口号大受欢迎，这个口号把马德里两大工会的活动家凝聚了起来。后来拉尔戈·卡巴耶洛轻描淡写地说过：“当时在某些圈子里，有人提起过攻占各部官邸、逮捕部长。”按照拉巴塞尔和克拉拉·坎波亚莫尔的记载，由工总和全劳联领袖组成的一个联席会议正在建立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策划政变，成立由拉尔戈·卡巴耶洛领导的政府，这个政府将由社会党、共产党、伊无联、当然还有全劳联和工总的代表组成，但不会吸收共和派参加。

　　按照克拉拉·坎波亚莫尔的记载，临时委员会的代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警告了阿萨尼亚之后，阿萨尼亚拒绝让步（让步就等于合法性的终结），并以辞职相威胁。临时委员会原本打算任由阿萨尼亚辞职，但经过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贝格^[26]（他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抵达马德里的）的调停后，临时委员会做出了让步，避免了一场危机。

　　苏联大使同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强调指出：迫使总统辞职，会在国际上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这样会使西班牙的外交官陷入困境，使西班牙共和国的朋友无法用合法性来为共和国辩护，而且，一个彻底抛弃了议会制或共和制外衣的、赤裸裸的“赤色”政府，会正中叛军下怀，给了叛军在全世界面前为自己辩白的借口。罗森贝格建议：不要搞工总和全劳联策划的工人政府，而应该成立一个同样由卡巴耶洛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任命几个共和派部长，这样一来，表面文章做好了，阿萨尼亚也就不能不支持人民阵线政府了。罗森贝格的话看似非常有理：不干涉协定的签订，已经把“老头子”逼得无路可走：在八月二十四日之前，卡巴耶洛似乎一直以为，德国的坚决态度，将会打乱法国的计划，使西班牙免于遭到封锁^[27]。但在八月二十四日之后，他就只剩下两个选择：一是被迫把革命进行到底，建立工人政府，谴责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和苏联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是对西班牙革命的“叛卖”，在这些国家激起剧烈的动荡，这样做有可能会使西班牙长期无法获得国外援助，等到国外援助抵达时，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二是用一个共同的战争纲领把所有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也就是要维持共和国的形式，中止革命，这样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来自法国和苏联的物质援助。

　　拉尔戈·卡巴耶洛做出了选择。九月一日，《明晰》指出：法国“在英国的有力支持下，比某些人想象的更为有力。其实，国际战争只会对法西斯主义有利，而这种危险已经暂时消失了。”卡巴耶洛做好了以工人政府首脑的身份接掌权力的准备，他接受了各方提供给他的一切：他成了一个强势政府的领袖（这是最关键的），并享有群众的信任，由于保留了共和国政权的形式，他也能获得国外的支持。为了尽快赢得内战，他停止了——在他看来只是暂停——推进革命。他相信，凭借他的人格、威望、影响力和他的组织的势力，就能保证革命斗争的暂停，绝不会变成革命开始瓦解的标志。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还在故作姿态。《工人团结报》指出：“如果我们继续留在拥有资产阶级式的体制的机构里面，群众就会对我们感到失望。”安托纳认为，全劳联不会放弃它反对一切政府的态度。因此，尽管全劳联保证支持卡巴耶洛政府，并向每个部门都派驻了一名代表，但它没有参加政府。普里耶托为之鼓吹了数月之久的人民阵线政府，终于由卡巴耶洛成立了，全劳联没有参加这个政府；在卡巴耶洛看来，虽然他放弃了原先的立场，但这种妥协倒还可以接受。此外，他的所有要求，只要不超出这个范围的，都得到了满足，但是，用科尔佐夫的话来说，“所有人都是忍痛同意由他来领导政府的。^[28]”

　　拉尔戈·卡巴耶洛此前要求身兼总理与陆军部长之职，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在工总里的两位朋友也获得了关键职位：加拉尔萨^[29]出任内务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出任外交部长。普里耶托出任海军与空军部长，他在社会党里的两位朋友胡安·内格林^[30]和阿纳斯塔西奥·德·拉·格拉西亚^[31]分别出任财政部长和工业与贸易部长。参加政府的还有两位共产党人：乌里维担任农业部长，埃尔南德斯担任教育部长；他们起初谢绝了入阁的要求，但在卡巴耶洛一再坚持下，最后同意参加政府。此外还有五位共和派。何塞·希拉尔出任不管部长，他指出，这表明“新政府是扩大的旧政府”。新总理指出，无论如何，“新政府的成员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与个人意见，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打败法西斯主义，保卫西班牙。”

　　有了工总的参加，又有全劳联的支持，一般来看，这应该能使卡巴耶洛获得希拉尔所缺乏的权威。但是，卡巴耶洛的政纲仍是“团结一切力量，为合法的共和国而战”，以及“保卫民主共和国”。这个政纲的目的是消除双重政权状态，它反映了两个情况：让社会党人来领导政府，只是向工人做出的妥协；这个政纲是向列强承诺自己将会“妥善行事”的保证书。

　　全劳联虽然拒绝参加政府，但这似乎并没有使它遭到削弱，因为各地区的革命政权的代表已经屈服了。九月八日，工总、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瓦伦西亚组织了一次会议，全劳联著名领袖胡安·洛佩斯在会上提出，人民执行委员会应当服从和支持新政府及其政纲。

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九月二十六日是一个转折点：加泰罗尼亚革命派在这一天向政府屈服了。孔帕尼斯主席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囊括所有工人政党与工会的自治政府，他在八月初就曾经指使卡萨诺瓦斯搞过一回，但那次没成功。共和党人塔拉德利亚斯担任了自治政府评议会主席。艾斯凯拉获得了财政部长、内务部长、文化部长的职位，拉巴塞雷协会获得了农业部长的职位，统社党获得了劳动与公共建设部长的职位。革命派领袖也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无政府主义者担任了经济部长、供应部长和卫生部长（当然这些都是次要职位），安德列乌·宁担任了司法部长。

　　数年后，温和派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尔多^[32]写道：“孔帕尼斯曾承认了工人的统治权，甚至还曾主动提议退位，但他用巧妙的手段，逐步重建了合法的政权机关，把权力转到自治政府评议会手中，将工人组织的作用降低为助理、帮手和跑腿……恢复了正常状态。^[33]”桑蒂利安则在几乎同一时间写道：“起初我们对赢得战争坚信不疑，但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同中央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困难；也仔细考虑了加泰罗尼亚在政治上的独立带来的好处与坏处，在此之后，战争的胜利，成了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被一再告之，如果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人民革命的组织——继续独揽大权，我们就不会获得这么多的支援。……如果我们不屈服，斗争的条件就会变得更差……，我们只能让步。因此我们决定解散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他总结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军事与财政援助，为了打赢我们的战争。^[34]”

　　新一届自治政府评议会的成立，实际上等于放弃了革命政权的组织。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并入了由迪亚斯·桑迪诺上校领导的陆军部。经济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被划归相关的政府部门，成为其下属机构。为了给自己“参加资产阶级式的机构”辩解，无政府主义者找了许多借口。他们强调指出，在他们的坚持下，新政府采用了“评议会”这个名字。他们认为，有全劳联代表参加政府，就能保障革命的成果得到合法化。

　　九月二十七日的《工人团结报》写道：“考虑到革命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未来，双重政权状态已不可能维持下去。必须以某种简单的方式，把控制着绝大多数劳动人口的组织提升到管理与行政决策的层次。”几乎不会为支持全劳联的“改良主义”路线而感到内疚的《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通过安托万·里夏尔（Antoine Richard）之笔做出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分析：“在斗争中诞生、为革命而创建的新组织渗入了旧的机关里，这是向夺取政权迈出了一大步。^[35]”

　　统工党在参加政府之前，曾坚持要求满足下列条件：“政府必须声明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劳联要进行积极而直接的干预”。因此，它在参加新的联合政府时宣称：“我们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环境的力量迫使我们同自治政府评议会和其它工人团体进行直接的合作。”虽然统工党强调指出，自治政府的政纲很不完善，最重要的职位又都为共和派所占据，但它依然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在加泰罗尼亚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它还提出了一个违背它当时的政策的新号召：“我们不会停止为建立工人、农民、士兵委员会而斗争，从这些委员会当中将会诞生出新的无产阶级政权。”

　　这种乐观主义很快就遭到了一系列事件的反驳。在全劳联与统工党支持下成立的自治政府评议会，实际上是对各种管理委员会的政权的死刑判决。十月一日，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并发表声明，拥护新政府的政策。十月九日，自治政府评议会下令解散全加泰罗尼亚的“一切地方委员会，无论其名字或头衔，并解散一切为粉碎叛乱运动而成立的组织”，这道命令得到了宁和全劳联部长们的同意。自治政府评议会主席塔拉德利亚斯宣称，原由各种委员会行使的“政府职能”将转交给各市政评议会，而市政评议会的组成将与自治政府委员会相同。全体工人组织都赞成解散委员会，统工党的法文报纸甚至宣称：“这些革命委员会，无论它们是叫人民执行委员会还是叫公安委员会，都只能代表各种工人组织的一部分，或是没有正确地代表各个工人组织……它们的革命主动性受到了压制，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但我们必须承认，有必要立法建立……多种市政组织，统一代替原先的革命委员会，并接受新的自治政府评议会的管辖。^[36]”

　　九月十七日，安德列乌·宁陪同孔帕尼斯主席，一同访问了雷里达：他和孔帕尼斯劝说当地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求他们服从新的政权组织，参加市政评议会，而在市政评议会里他们将是少数派，此前一直躲在角落里的共和派将是市政评议会的主导力量。

共和国政权恢复了对阿拉贡地区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人陷入了窘境。共产党和社会党对它大肆抨击，统社党指责它是非法组织，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共和国政权也不承认它，它无法保卫自己作为独立革命政权的地位。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主席华金·阿斯卡索甚至还遭到了某些全劳联领导人的猛烈攻击：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37]指责他犯了革命幼稚病和狂想病。华金·阿斯卡索不得不让步：十月底，全劳联建议允许人民阵线的各党派参加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十月三十一日，华金·阿斯卡索率领一个代表团会见了卡巴耶洛。根据全劳联报刊的记载，代表团强调指出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是在特殊情况下诞生的：在加泰罗尼亚民兵夺回的阿拉贡地区，公共权力已经消失，社会陷入了混乱状态。代表团确认，人民阵线各工会和党派已同意参加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重组工作，此后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将根据各个工人组织的力量，吸收所有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卡巴耶洛也承认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有权任命省长和省代表委员会的权力，并考虑到形势的特殊性，将维护法律与秩序、经济建设和组织军事工作等方面的政府权力委托给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双方同意在未来举行公决，决定阿拉贡政权的性质。华金·阿斯卡索在辞别总理时说：“我们此次来访的目的是向政府首脑致敬，并向他保证我们会服从人民政府。我们准备接受人民政府通过的一切法律，作为交换，我们也会要求政府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帮助。^[38]”随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评议会也给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颁发了“品行端正”的证书：“与阿萨尼亚总统、孔帕尼斯主席和拉尔戈·卡巴耶洛的会谈，驱散了人们对（阿拉贡的）现有政府可能具有极端性质的一切怀疑。”

　　阻碍权力集中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就这样被消除了：其它的地区组织都轻易地让步了。巴斯克地区起初不愿等到议会对其自治法案进行表决，就坚决要求成立自己的政府，但它现在同意接受自己在新的合法政府形式内的地位。十月一日，议会就巴斯克地区自治法案进行表决后^[39]，十月七日，何塞·安东尼奥·德·阿吉雷当选为巴斯克主席，并在格尔尼卡之树^[40]下宣誓就职。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参加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这个政府的政纲与由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主导的巴斯克政府的政纲并无矛盾^[41]。

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政府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全劳联的报纸继续要求成立国防委员会，它会成立吗？共和派和社会党对此坚决反对。全劳联会参加卡巴耶洛政府吗？工总、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在极力劝说它参加：跟它们一样，全劳联在事实上已经行使了一部分权力，却没有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但是，接连获胜的叛军已经兵临马德里，加速了事态的发展。十月二十日，人民阵线在瓦伦西亚举行了一次会议，全劳联码头工会的领导人多明戈·托雷斯^[42]在会上提出，打赢战争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参加一个指导斗争的组织，哪怕这个组织就叫政府，也要参加进去。十月二十二日，《工人团结报》指出，“拉尔戈·卡巴耶洛领导的政府还未得到”全劳联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合作”，并批评了那些“拒绝共同合作、只会要求权利”的团体，这暗示了政府正在和全劳联进行谈判。按照卡巴耶洛的说法，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得到六个部长职位，但卡巴耶洛只能给四个。双方没有谈到政纲问题：十月三十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接受《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采访时说：“先打赢战争，再谈革命。”十月二十三日，茹安·佩洛通过全劳联—伊无联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表明无政府主义者的新立场与卡巴耶洛完全一致：“目前有一些朋友忘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分为不同的国际阵营的，忘记了我们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对我们的热情、同情与帮助……他们还在大谈建立一种完美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关于部长职位的讨价还价失去了一切意义：十一月四日，拉尔戈·卡巴耶洛调整了内阁，吸收了四位全劳联代表参加：加西亚·奥利维尔出任司法部长，菲德丽卡·蒙蔡尼出任卫生部长，胡安·洛佩斯出任贸易部长，茹安·佩洛出任工业部长。为参加政府进行理论辩护的任务落在了反对合作的桑蒂利安身上，他在九月十三日指出：

　　“全劳联参加中央政府，是我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全劳联以前一直坚持反对国家的原则和信念，并且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但客观形势……已经改变了西班牙政府与国家的性质。……政府已经不再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力量，国家也不再是维持社会中的阶级界限的机关。全劳联参加政府和国家的机关之后，就能进一步确保它们不再压迫人民。^[43]”于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的严峻考验面前，无政府主义的领袖讲出了最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才会说的话。“三个火枪手”之一加西亚·奥利维尔曾是一个逃犯，现在成了司法部长，为了在同志们面前给自己辩白，他后来写道：“国际资产阶级拒绝向我们提供我们急需的军火。……我们必须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掌权的不是革命委员会，而是合法政府，否则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当时的形势就是这么无情，我们不得不低头，也就是要同政府合作。”桑蒂利安在一九三六年是最先为这个政策辩护的人，到了一九四〇年，他又是第一个在失败之后猛烈批判这个政策的人：“我们当时以为，必须先赢得战争，革命才有可能胜利。我们牺牲了革命，却没有料到这就等于葬送了战争的目标。^[44]”

苏联的援助是关键的政治因素

　　从八月底开始策划建立工人政府，到十一月初建立了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人民阵线政府，这个过程进展飞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党左翼的领袖和全劳联的领袖在谈到国外援助时，只想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而西方国家会不会提供援助，依然不能确定。在九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正好与卡巴耶洛政府的成立发生在同一时间，并使罗森贝格在这次“危机”中发挥的作用更具可信度，这件大事就是苏联决定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物质援助。

　　其实，早在九月初，苏联政府就已经安排好了提供援助的各项技术细节。第一批苏联军官是随罗森贝格一同抵达西班牙的。首批飞机在十月运抵西班牙。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组建的年轻的“人民军”（Ejército Popular）^[45]和民兵得到了苏联提供的现代武器与弹药，守住了马德里。从此以后，苏联利用自己的援助，通过官方代表罗森贝格与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46]（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提出的各种建议与要求，并通过自己的正式代言人，也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是利用苏联援助获得了巨大声望与威信的西共或统社党的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与人民阵线各党派的政策。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旗下，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1] 关于这个课题，除了经典著作之外，还有一些近期的著作可供参考。关于俄国的苏维埃，可以参考奥斯卡·安维勒（Oskar Anweiler），《俄国的苏维埃运动（1905—1921）》（Die Rätebewegung in Russland[1905-1921]），莱顿（Leiden），1958年；关于德国的苏维埃，请参考瓦尔特·托尔明（Walter Tormin），《德国革命中的苏维埃运动史（1918—1919）》（Die Geschichte der Rätebewegung i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1918-19]），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1954年。——原注

^[2] 《战争失败的原因》，第70页。——原注

^[3] 安德列乌·宁声称：“俄国无产阶级没有民主传统和有组织斗争的传统。而我们有工会、政党、报刊，还有工人阶级民主的体制。苏维埃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无产阶级不需要自己的机关。1905年和1917年自发建立的苏维埃完全是政治性的。而我国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会、政党和组织。所以我们中间不会产生苏维埃。”——原注

^[4] 安德列·莱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5] 马索·皮维尔（Marceau 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 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PSOP），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6] 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马索·皮维尔发表在7月24日的《人民报》（Le populaire）上的《西班牙发生革命了！那法国呢？》（Révolution en Espagne!Et en France?）和8月14日的《人民报》上的《法西斯主义，战争……还是革命》（Fascisme,guerre…ou révolution）。与之相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层却在8月13日，通过塞维拉克（Séverac）之口否认西班牙发生了阶级战争：“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多种特权，使工人的世界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任务。”法国共产党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原注

^[7] 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 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中译者注

^[8] 《人民报》（Le populaire）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社会党在1969年以前的正式党名）的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9] 让—里夏尔·布洛什是唯一一个如实地描写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而没有把它写成一个地位模糊不定的联络机关的共产党记者。8月6日的《人道报》着重强调了希拉尔的声明：“共产党是尊重法律与秩序的人。”8月16日，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 Péri）对统社党参加政府（我们前面讲过，此举遭到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反对）一事做了如下评论：“全劳联领导层对此进行了无理指责。” 《人道报》的读者怎么也找不出共产党哪里有“理”了。——原注

^[10] 托洛茨基写道（《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第24—25页）：“至今为止，每一场成功的革命都不是取决于国外支持者的军火。能得到国外支持的通常是反革命。我们要不要回顾一下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和其它国家对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的经历呢？……革命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大胆的社会纲领，它让群众夺取武器并瓦解敌军。”——原注

^[11] “弗朗哥的独裁，意味着欧洲大战将不可避免地加速爆发……西班牙工农若能胜利，必定会动摇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统治。”（托洛茨基，《列夫·托洛茨基案件》[The Case of Leon Trotsky]，第303页。）全劳联领导人的某些发言也符合这种观点。杜鲁蒂就曾经说过：“现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害怕我们，远远胜过害怕整个俄国红军。我们正在给德国和意大利工人阶级树立榜样，让他们学会如何对付法西斯主义。我并不指望世界上会有哪个国家的政府给自由革命提供帮助。也许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对我们的斗争产生一些影响……但我们不指望得到帮助……”（转引自莫洛，《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189页。）——原注

^[12] 温斯顿·丘吉尔，最明智、最警觉的英国政治家之一，在他的著作《一步接一步》（Step by Step）里明确地表达出了这种疑惧：“一个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复苏起来的西班牙，会坚决地站在意大利和德国一边，这是一种灾难。一个共产主义的西班牙会把毒爪悄悄地伸向葡萄牙和法国，这是另一种灾难，不少人认为这种灾难更糟糕。”“现在发生的一切，加强了两股邪恶的极端势力的力量，威胁到了英国和法国的议会民主与个人自由。”（第52—53页。）请注意，他指出“苏俄已经彻底远离了共产主义，”这使苏俄获得了“更多的同西方接触的机会”（第61页），他认为，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比如“统工党之类，就像一个集天下之污秽于一身的教派”（第72页）。1937年4月，他描绘了一番“无政府主义势力与托洛茨基主义势力的成功”（第120页）所造成的恐怖景象，并指出，弗朗哥的胜利并不违背法国和英国的利益，而且也会使西班牙摆脱柏林和罗马的控制。
　　伊鲁霍（利萨拉，《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第58—59页）指出：保卫巴斯克地区委员会（我们曾在上文指出过它的保守性质），是在各国大使和外交官的“急切要求”下成立的，其中又以法国大使艾尔贝特（Herbette）为甚。——原注

^[13]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说过：“政府既不能、也不会对……在政府治下开始的革命活动……承担责任……政府既不愿意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也对其进行了谴责，但政府既无法阻止其发生，在其发生后也无力对其加以镇压。”（《贝尼卡尔洛之夜》[La velada en Benicarló]，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达出版社[Losada]，1939年，第96页。）卡萨雷斯·奇洛加穿着mono（即本书第五章中提到过的马德里工人民兵的制服——中译者注）和凉鞋，前往前线，许多记者都在前线看到了他这副样子。科尔佐夫写道，卡萨雷斯·奇洛加穿得像一个普通的民兵，“他在给自己赎罪”。（《西班牙日记》，第59页。）——原注

^[14] 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74页。科尔佐夫的记载是否准确，无从查证，但普里耶托后来的态度与科尔佐夫的记载相符。——原注

^[15]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西班牙开始的战争》（La guerra empezó en España，墨西哥城，塞内卡出版社[Séneca]，1940年），第216页。——原注

^[16]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宣传员在演说中都唱着这种温和的调子，以致于社会党曾在二月的选举运动期间，提出了一个嘲讽性的口号：“要想从马克思主义手中拯救西班牙，就投共产党的票！”——原注

^[17] 《工人日报》（Daily Worker）是英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18] 总之，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只要牵涉到全劳联和统工党的活动家，共产党就会采取守势。由于全劳联的抗议，他们退出了卡萨诺瓦斯政府。他们在宣传中时时不忘提到苏联，然而苏联却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这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原注

^[19] 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ña）由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等人在1879年5月2日成立，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胚胎，后来成为社会党的马德里地区组织。——中译者注

^[20]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三章。——原注

^[21] 《工人世界》（El Mundo Obrero）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2] 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76—77页。——原注

^[23] 转引自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161页。另请参阅奥古斯丁·苏希，《西班牙之夜》（Nacht über Spanien，达姆施塔特[Darmstadt]，Verlag die Freie Gesellschaft，未标明日期），第95—96页；伯内特·波洛腾（Burnett Bolloten），《大伪装》（The Grand Camouflage，纽约，普莱格出版社[Praeger]，1961年），第152页及其后。——原注

^[24] 另外，统工党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劳联的态度。恩里克·罗德里格斯（Enrique Rodríguez），统工党在马德里的一位代表，曾于九月在《全劳联报》上为统工党在政权问题上的观点辩护。这些观点似乎与全劳联马德里组织的观点相符。——原注

^[25] 拉巴塞尔（Espagne,creuset politique，第98页）记载了这种说法。克拉拉·坎波亚莫尔在《一个共和派眼中的西班牙革命》（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vue par une républicaine，巴黎，普隆出版社，1937年）第143—145页详细记载了这种说法。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85—86页）的记载与官方说法相同，但这并不符合卡巴耶洛和普里耶托先前的发言。按照科尔佐夫的记载，卡巴耶洛是主动向阿萨尼亚毛遂自荐的，普里耶托则对此表示反对。按照他的记载，拉尔戈·卡巴耶洛是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大力劝说之下才接受妥协的，这倒是比较可能的。——原注

^[26] 马塞尔·伊斯莱列维奇·罗森贝格（Марсель Израилевич Розенберг，1896—1938），1917年放弃美国国籍，参加俄国革命，1918年参加俄共（布），此后在外交界担任过多种职务。1936年8月至1937年2月出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1937年2月被召回莫斯科，1937年12月26日被捕，1938年3月5日遇害。斯大林死后平反。——中译者注

^[27] 1936年8月24日，德国加入了不干涉协定。尽管如此，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在支援叛军。——中译者注

^[28] 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86页。——原注

^[29] 安赫尔·加拉尔萨·加戈（Ángel Galarza Gago，1891年11月4日——1966年7月26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犯罪学，毕业后当过律师。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参加反对独裁的革命运动，并在1929年参与成立激进共和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31年4月至5月出任总检察长，5月至12月出任保安警察总监。1933年参加社会党，成为卡巴耶洛的亲密伙伴。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内务部长，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去职。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6年被社会党开除。1966年在巴黎去世。2009年社会党恢复了他的党籍。——中译者注

^[30] 胡安·内格林·洛佩斯（Juan Negrín López，1892年2月3日——1956年11月12日），生于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曾在德国学医，1921年担任马德里大学生理学教授。1929年参加社会党，属于普里耶托的右派。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财政部长。任上利用边防部队夺回了被全劳联控制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并在1936年10月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交给苏联，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内格林于5月17日出任总理。1939年3月被卡萨多推翻后流亡国外。1939年至1945年继续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理。1946年4月23日与另外三十人一同被社会党开除出党。1956年在巴黎逝世。2008年7月5日，社会党第37次联邦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恢复在1946年4月23日被开除出党的胡安·内格林等人的党籍。——中译者注

^[31] 阿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比利亚鲁维亚（Anastasio de Gracia Villarrubia，1890年9月18日——1981年3月14日），生于摩拉（Mora）一个贫困家庭，当过泥瓦匠，1903年参加家乡的工会，1911年迁居马德里，1913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此后曾担任马德里建筑工会主席、工总旗下的马德里省联合会建筑工人分会总书记。1928年7月至9月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委员，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当选为工总执委会委员。1932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当选为工总主席，1936年1月辞去工总主席之职。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4日至11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工业与贸易部长，11月4日至1937年5月17日任劳动与福利部长。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在内格林政府内担任总政治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32] 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尔多（Ángel Ossorio y Gallardo，1873年6月20日——1946年5月19日），生于马德里。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当过律师。1907年出任巴塞罗那省长。1919年曾任开发大臣。在1936年至1939年间曾任驻法国、比利时和阿根廷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3] 《路易斯·孔帕尼斯的生平与牺牲》（Vida y sacrificio de Lluys Companys），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Losada），1943年，第172页。——原注

^[34] 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15—116页。——原注

^[35] 《无产阶级革命》，1936年10月10日。——原注

^[36] 《西班牙革命》（La Révolution espagnole），1936年10月14日。值得注意的是，宁的做法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而应由统工党领导层的路线负责。——原注

^[37] 马里亚诺·罗德里格斯·巴斯克斯（Mariano Rodríguez Vázquez，1909—1939），自幼失去父母，在孤儿院长大。少年时曾因犯罪入狱，狱中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其影响下脱离犯罪活动。当过建筑工人，1931年参加全劳联。1934年至1936年担任全劳联旗下的建筑工会书记。1936年11月至1939年6月担任全劳联总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39年6月18日神秘死亡。——中译者注

^[38] 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229页。——原注

^[39] 1936年10月1日，忠于共和国的议员在瓦伦西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巴斯克地区自治法案。——中译者注

^[40] 格尔尼卡之树（Gernikako Arbola）是象征巴斯克民族的自由传统的橡树。——中译者注

^[41] 在第一届巴斯克政府中，除了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之外，还有几个共和派和社会党人，以及一位共产党人胡安·阿斯蒂加拉维亚（Juan Astigarrabía），当时共产党并没有对他参加政府提出批评，但是，何塞·迪亚斯后来批评他（1937 年11月16日）成了“由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和大工业家、大资本家和银行的代表领导的政府的俘虏”。巴斯克政府的政纲包括信仰自由、尊重法律、秩序与财产。这个政纲在社会方面许诺“工人将通过共同管理企业，获取资本。”——原注

^[42] 多明戈·托雷斯·麦索（Domingo Torres Maeso，1895年1月15日或1896年6月25日——1980年6月25日），1913年参加瓦伦西亚码头工会。三十年代初曾支持“三十人集团”，脱离了全劳联。1934年因参加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而被迫流亡国外。1936年回到全劳联后，担任码头工会书记和西班牙港口工会联合会书记。1936年10月建议全劳联参加共和国政府。此后曾担任瓦伦西亚市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0年回国。1980年在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43] 根据佩拉茨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这句话出自1936年11月4日的《工人团结报》。——中译者注

^[44] 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16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马德里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拒绝夺取政权，但是他们从矛盾的观点出发，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托洛茨基认为：“拒绝夺取政权，就等于拱手将政权交给以前的掌权者，也就是剥削者。每一场革命的本质，历来都是让新的阶级掌握政权，使其能够实现自己的纲领。……”“拒绝夺取政权，使所有工人组织陷入了改良主义的泥潭，沦为了资产阶级的玩物。”（《西班牙的教训》，第20—21页。）而阿萨尼亚则写道：“无产阶级起义……是对军事叛乱的回应……它的目标不是政府。……一场革命必须夺取指挥权，建立自己的政府，按照自己的主张来管理国家。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本来应该用新的秩序，革命的秩序，来取代旧的秩序。然而这并没有发生。一切依然虚弱无力、混乱不堪。……”（《贝尼卡尔洛之夜》，第96页。）——原注

^[45] 共和军的全称是“西班牙共和国陆军”（Ejército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1936年9月30日，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将“西班牙共和国陆军”改组为“共和国人民军”（Ejército Popular de la República），简称“人民军”。总之，本书在提到1936年9月30日之后的共和军时，有时称作“人民军”，有时又称作“共和军”，但这两者基本上是一回事，希望读者能够明白。——中译者注

^[46]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