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政权实际上导致了镇压机关的剧增：政府控制着保安警察、边防部队、突击警察、国民警卫队（它的部队散落在前线和后方，希拉尔政府将其逐渐收拢起来，改名为“共和国国民卫队”[10]），各委员会控制着各类后方民兵、治安巡逻队、警戒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九月二十日的一项法令将所有这些治安部队合并为统一的“后方警备民兵”（ Milicia de Vigilancia de Retaguardia）：革命的治安部队得到了承认，同时又要接受内务部长的领导；十二月十五日，由政治领导人组成的最高安全委员会成立了[11]。十二月二十七日，国家安全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Seguridad）成立了，它由下列人员组成：全劳联代表二人、工总代表二人，以及分别代表五个政党的五名代表；由各政党和工会代表选出的内卫部队司令、总监与联络员；主席由内务部长任命的保安警察总监担任[12]。各省都成立了省安全委员会，由省长担任主席。治安机关的转变要比由政权机关的转变顺利得多，因为治安机关的联邦性质会妨碍治安工作有效开展。各级安全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局面。拉尔戈·卡巴耶洛准是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任命自己的老朋友文塞斯拉奥·卡里略为保安警察总监[13]。
同时，一支新的、真正的警察部队开始谨慎地建立起来。当时，边境上根本没有走私现象，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却大力扩充了战前本就规模不大的边防部队[14]。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记者发回电报，称“一支可靠的警察部队已经成立”：此时边防部队已经招募了四万多人，其中一半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
九月二十九日，政府下令征召二十岁至四十五岁的健康男性入伍，开始了民兵正规化的进程：民兵委员会（不久改为民兵司令部）控制了这个组织下辖的所有民兵部队的薪饷、粮食和军需[16]。政府成立了总参谋部，负责协调和集中智慧。政府利用从民兵纵队中动员和征集来的军官和士官，再加上刚征召的新兵，按照正规的军事编制——营、团、旅、师、军——建立了新的部队。正规化遭到了某些某些民兵部队的抗拒。全劳联民兵的机关报《自由战线》（Frente Libertario）在十月二十七日发表了题为《打倒军队》的文章，强烈抨击正规化。铁纵队（Columna de Hierro）用暴动来答复政府的强行正规化。但这些反抗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希拉尔没能重建军队，既是因为他毫无威望，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必需的现代武器。而卡巴耶洛政府既能得到要求建立统一指挥的各政党和工会的支持，又有苏联提供的军火。就连武器的发放都是为正规化服务的：只有接受重组的部队才能获得武器。共产党和政府组织的部队所赢得的胜利，也促使其它纵队接受了正规化。正规化得到了全劳联部长们的支持，全劳联和伊无联全国委员会还派出代表，到前线去劝说各纵队的领导和民兵。为了获得武器，最执拗的纵队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正规化”。工人与士兵代表会被废除了，《工人团结报》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理由为它们辩护，便对它们的废除大唱赞歌。民兵首先失去了原来的名字。根据原有的兵力，百人队改成了连或营，纵队改成了团或旅。各纵队的名字原先都与工人组织有关，正规化之后就改成了冷冰冰的数字。在阿拉贡战线上，杜鲁蒂纵队改编为第二十六师，卡洛斯·马克思纵队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纵队改编为第二十八师，列宁纵队改编为第二十九师，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改编为第三十师。然后又设立了军衔：十人队代表成了下士或中士，百人队代表成了上尉，纵队领导成了少校。军衔标志悄悄地重新出现在了外套和大衣上。接受整编后，在新的军事法典拟好之前，作为一种临时措施，民兵不得不重新接受旧式军事法典。
人民军的领袖，反映了这支军队的干部来源的多样化。其中有些人是革命前的中高级军官：米亚哈和波萨斯[20]原本就是将军；罗霍本是少校，后来晋升为将军；阿森西奥原是中校，在九月被晋升为将军；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和梅嫩德斯曾是阿萨尼亚的副官；卡萨多[21]和佩雷亚[22]原是少校。其他人要么原先是民兵指挥员，要么是在组建总参谋部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弗兰西斯科·加兰[23]、科尔顿、巴尔塞洛[24]、休塔特、海军参谋长普拉多（Prado）少校和空军参谋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少校。也有一些出身工人阶级、在革命初期的战斗中脱颖而出的人，他们主要是共产党员，比如石匠利斯特尔和木匠莫德斯托[25][26]，曾在西班牙外籍军团当过中士、绰号“农夫”（ El Campesino）的巴伦丁·冈萨雷斯[27]，以及排字工人杜兰[28][29]；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乔维尔、比万科斯[30]和西普里亚诺·梅拉，甚至还有统工党的干部，比如金属工人巴尔德里斯（Baldris）和职员罗维拉。当时他们的军衔都不高于少校。但他们占据着重要的指挥职位：利斯特尔在一九三六年当上了旅长，一九三七年一月当上了师长；莫德斯托、杜兰和梅拉很快都当上了师长。这些领袖都很年轻：杜兰只有二十九岁，而第五团的阿尔维托·桑切斯[31]在当上旅长时年仅二十一岁。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政府颁布法令，成立了总政治委员部（Comisariado de Guerra），并规定政委的任务是“在军队中代表政府的战争政策，并在不干预军事指挥员的情况下，使军队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个定义非常模糊暧昧：根据具体情况，政委既能大权独揽，也可能无足轻重。其实，政委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十一月五日通过的条令指出，政委是“指挥员的左膀右臂，他最优秀的第一号助手”，是“哨兵与警惕的眼睛（ojo avizor）”，是所有人的“同志与榜样”。他是战士和军官的政治指导员，是与平民沟通的联络员，是工作、休息与娱乐的组织者。由共产党制定的这个条令指出：“政治委员首先要关心的是人。”
如果没有全劳联—伊无联最受欢迎的领袖的配合，没有他们控制的各级机关的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就不可能重建国家政权。但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家们看来，自己的领袖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解释，就突然彻底扭转了自己的政策。我们前面讲过，某些领导人（比如桑蒂利安）怀着沉重的心情，勉强交出了革命政权，但其他人很快就做出了更过分的事，甚至幸灾乐祸地践踏起了此前被他们奉若神明的无政府主义信条[39]。全劳联领袖告诉大家，杜鲁蒂为了胜利愿意献出一切，在许多人看来，这个“一切”就等于革命的成果[40]。入阁的无政府主义拿出了真正的部长派头[41]，宣传部长给加西亚·奥利维尔安的正式头衔叫“最尊贵的司法部长阁下，加西亚·奥利维尔同志”（El excelentissimo señor ministro de Justicia, camarada Garcia Oliver）。无政府主义者当上军官和警察后，他们的言行都变得更像军官和警察，而不像无政府主义者了：治安委员艾洛雷斯[42]宣称他“最热切的希望”就是建立一支统一的警察部队，而梅拉则无视自己的“同志”，宣称他从此以后只认上尉和中士。
许多领导人都深感不安：他们还没有忘记，就在不久之前，法官、军官和部长还是阶级敌人的化身。他们并没有质疑同政府合作的策略，但他们对某些狂热地推行这个策略的人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于是，桑蒂利安在失去了职权之后，最终站了出来，对他自己的组织的机关进行了愤愤不平、疑虑重重然而又毫无用处的批评。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活动家们并不怎么觉得于心不安。地方组织、地区组织甚至个人不考虑全国组织的政策，自作主张的情况空前增多。大部分反对派（“宗派主义者”）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争论和解释理论上。他们通过多种方式（从脱离战线到武装示威）的直接行动，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十月一日，铁纵队（这支纵队是在瓦伦西亚组建的，骨干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脱离了特鲁埃尔战线，在瓦伦西亚推行“革命秩序”。它袭击了国民警卫队，缴了他们的枪，攻打法院，烧毁了法院的档案，然后又搜查夜总会和歌舞厅，帮助客人摆脱了珠宝与钱包的重担。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铁纵队鸣金收兵；社会党领袖何塞·帕尔多·阿拉西尔（José Pardo Aracil）也死于这次暴动。十月底，铁纵队的一位领导人阿里萨·冈萨雷斯（Ariza González）被暗杀了，很可能是有人蓄意报复，十月三十日，铁纵队在瓦伦西亚为阿里萨·冈萨雷斯举行了葬礼，结果这次葬礼又变成了武装暴动。当送葬队伍经过特图安广场（Plaza de Tetuán）时，遭到共产党武装用机枪扫射，造成五十多人死亡。这样的冲突随处可见，天天都有，而且几乎全都如出一辙：对一切都极不信任、也没有具体目标的无政府主义者，盲目地用暴力发泄他们的不满，然后警察和共产党武装就会对他们进行粗暴的镇压，并趁机夺占他们的阵地。在昆卡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波克瑙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还说昆卡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堡垒，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就把昆卡称作工总的重镇了。
全世界反动报刊利用“莫斯科黄金”（Oro de Moscu）[52]，大肆渲染“布尔什维克革命”正在毁灭西班牙；而共产党却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坚决保卫共和国的法律与秩序，保卫财产与法制。共产党的所有领袖都在演讲中一再重申：在西班牙还谈不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进行的斗争，既是反抗半封建制的西班牙与外国法西斯分子的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也是世界民主阵营与法西斯阵营的斗争的一部分。一切有可能破坏工人阶级与“人民中的其它阶层”之间的统一战线的东西，都会遭到共产党的强烈谴责。共产党特别注意维护它与共和派领袖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知疲倦地重复这句口号：“保护农民、小工厂主和小商人”。何塞·迪亚斯宣称：“我们在为新式的议会民主制共和国而战。”这种制度，意味着摧毁西班牙半封建制度的物质基础、剥夺大地主、消灭教会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消除军国主义、粉碎大金融寡头集团。何塞·迪亚斯认为，这些目标已经实现了。因此，当前唯一的任务就是打赢内战：“首先打败弗朗哥”成了共产党的主要口号。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巩固民族与人民的联盟，加强人民阵线政府的权威：共产党支持孔帕尼斯政府对抗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支持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对抗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支持合法政权对抗“不负责任的委员会”。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建立正规军，支持希拉尔，并按照这条路线，帮助拉尔戈·卡巴耶洛上台。何塞·迪亚斯曾多次指出：“强行进行社会化和集体化……是荒谬的，这等于帮了敌人的忙。”此外，共产党还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痛骂所有要求继续革命的人。“在打赢战争之前，我们不能推动革命。”他据此向共和国阵营中的左派，也就是革命派发起了全面进攻。在同一篇讲话中，何塞·迪亚斯宣称：“人民的敌人是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捣乱分子”，共产党的宣传员根据莫斯科审判的结果，无休止地重复批托的谎言：“托洛茨基主义不是一个政党，而是反革命匪帮。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捣乱分子是人民的三大敌人，必须在西班牙、乃至所有文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灭它们。”弗兰茨·波克瑙指出了这条政治路线造成的后果：它超出了反弗朗哥斗争的范围，把斯大林派共产党的组织拖入了一场以效率为名，全面反对革命的斗争：“共产党不仅反对社会化的大潮，他们还反对几乎一切形式的社会化。他们不仅反对将农民的小块田地集体化，还成功地阻挠了一切试图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他们不仅反对在局部地区废除货币的幼稚想法——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有理——他们还反对由国家控制市场……他们不仅试图建立一支活跃的警察部队，还特别青睐那些遭到群众痛恨的旧政权的警察部队。他们不仅破坏了委员会的权力，还敌视一切自发的、不受他们控制的群众运动。简单来说，他们不是去引导群众，把群众自发的、纷乱的积极性，变成有序的积极性，而是企图用刻板划一的行政性的、军事化的行动，来代替群众的行动，彻底消除群众的主动行动。[53]”
[2] 1936年11月6日，弗朗哥率领叛军兵临马德里城下，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撤往瓦伦西亚，11月7日，留守在马德里的各政党和工会成立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Junta de Defensa de Madrid），在它解散前，它实际上接管了马德里地区的防御工作和一切市政业务，成了事实上的马德里政府。1937年4月23日解散。
[6] 里卡尔多·萨瓦尔萨·埃洛尔加（Ricardo Zabalza Elorga，1898年1月29日——1940年2月24日），生于纳瓦拉的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曾在阿根廷求学和工作。1930年返回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社会党，1933年3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纳瓦拉省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总书记。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捕入狱。叛乱爆发时在马德里参加平叛战斗。1936年10月底接替埃内斯托·阿林，出任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11月被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任命为瓦伦西亚省长。不久后调到中央农业合作社协会（Unión Central de Cooperativas Agrícolas）工作。共和国覆灭后被捕，1940年2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10] 共和国国民卫队（Guardia Nacional Republicana）成立于1936年8月29日，由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改编而成。1936年12月27日并入新成立的内卫部队（Cuerpo de Seguridad Interior），但部分共和国国民卫队的整编工作直到1937年才完成。——中译者注
[20] 塞瓦斯蒂安·波萨斯·佩雷亚（Sebastián Pozas Perea，1876—1946），生于一个保守派家庭，1892年入读萨拉戈萨军事学院（Academia Militar de Zaragoza），毕业后担任骑兵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1936年出任国民警卫队司令，1936年7月19日至9月6日出任内务部长，10月5日担任第一师师长。曾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哈拉马战役、维斯卡战役、萨拉戈萨战役和阿拉贡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1] 塞希斯蒙多·卡萨多·洛佩斯（Segismundo Casado López，1893—1968），生于军人家庭，1908年入读巴利亚多利德骑兵学校（Academia de Caballería de Valladolid），参加过里夫战争。1935年担任共和国总统卫队长。1936年下半年负责训练和组建混成旅，并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哈拉马战役和布鲁内特战役。1938年3月担任安达卢西亚集团军司令，1938年5月担任中央集团军司令。1939年3月5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同弗朗哥谈判投降条件，遭到弗朗哥拒绝。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1年回国。——中译者注
[25] 胡安·莫德斯托（Juan Modesto，1906年9月24日——1969年4月19日），本名胡安·吉利奥托·雷昂（Juan Guilloto León），生于加迪斯省圣玛丽亚港（El Puerto de Santa María）的一个工人家庭，当过木工。曾参加西班牙外籍军团，在摩洛哥服役。1930年参加西共，共和国成立后曾前往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4年回国后开始参加反法西斯工农民兵的组织工作。内战期间曾担任第五团团长、第4师师长、第5军军长和埃布罗集团军司令，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二战中随苏联红军并肩作战。战后移居布拉格，1969年去世。——中译者注
[29] 安德列·马尔罗的小说《希望》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共产党员曼努埃尔的原型可能就是杜兰。杜兰曾向西蒙娜·泰里（Simone Téry）介绍过自己的身世（《自由战线，西班牙1937—1938》[Front de la Liberté,Espagne 1937-1938]，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1938年，第147页），而《希望》里曼努埃尔的身世跟他很像。第五团根据马尔罗的建议，成立了一支摩托化冲锋枪连，叫“钢铁连”，而这个连队的指挥员就是杜兰。——原注
[30] 米盖尔·加西亚·比万科斯（Miguel García Vivancos，1895年4月19日——1972年1月23日），生于穆尔西亚地区马萨隆镇（Mazarrón）。曾在卡塔赫纳兵工厂当过工人。参加过全劳联。内战期间曾担任第126混成旅旅长和第25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在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改当画家，曾多次举办画展。——中译者注
[32] 从一七九二年开始，国民公会向各地革命军派遣特派代表（représentant en mission），监督部队作战。特派代表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并可处决抗命的指挥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阅维克托·雨果的名著《九三年》。——中译者注
[33] 拉扎尔·尼古拉·玛格丽特·卡诺（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1753年5月13日——1823年8月2日），法国数学家，政治家，军事将领。1773年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1791年10月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793年8月至1794年10月当选为公安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重组了革命军，为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胜利的组织者”（L'Organisateur de la Victoire）。1794年5月至6月任国民公会议长。1795年11月至1797年11月任督政府督政官。1800年4月至10月任陆军部长。1807年退出政界。1814年在百日王朝时期，于3月20日至6月22日任内务大臣。波旁王朝复辟后流亡国外，1823年在马格德堡逝世。——中译者注
[42] 迪奥尼斯·艾洛雷斯·巴特利耶（Dionís Eroles i Batlle，1900—1940或1941？），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早年参加全劳联。1920年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1936年7月在巴塞罗那参加治安巡逻队的工作，1936年10月22日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总治安委员。1937年五月事件后被免职并遭到逮捕。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从此下落不明。——中译者注
[43] 大部分作者都认为，在塔兰孔拦截政府车队的无政府主义民兵是铁纵队的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可能是从马德里来的。请参阅古斯曼（Guzmán）在《马德里的红与黑》（Madrid rojo y negro,n.p.,Talleres Socializados del SUIPAG-CNT，1938年）一书中对他们的领导人比利亚努埃瓦（Villanueva）的描写。——原注
[48] 格洛·埃诺（Gerő Ernő，1898年7月8日——1980年3月12日），匈牙利共产党（Kommunisták Magyarországi Pártja）建党成员之一，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Kommunista Ifjúmunkások Magyarországi Szövetsége）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协助西共开展工作。1939年返回苏联。1945年返回匈牙利。1956年7月18日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agyar Dolgozók Pártja）总书记，10月25日辞职，流亡苏联。1960年回国，但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1980年在布达佩斯逝世。——中译者注
[51] 他和共产党的几位军事领袖的名字被编入了著名的《第五团之歌》（El Quinto Regimiento），这首歌有一段是这样唱的：
跟着利斯特尔和“农夫”，
跟着加兰和莫德斯托，
跟着卡洛斯少校，
民兵心中就充满了勇气。
（Con Líster y Campesino,
Con Galán y con Modesto,
Con el Commandante Carlos,
No hay miliciano con miedo.)——中译者注
出自：茹安·埃斯特鲁奇（Joan Estruch），《西班牙共产党史》（Historia oculta de PCE），马德里，2000年，第132—135页。——中译者注
[56] 1937年1月1日，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的儿子何塞·阿尔卡拉·卡斯蒂利奥（José Alcalá Castillo）刚刚结束流亡生活，就参加了共产党：1月6日，在巴尔冯丁（Balbontín）的协助下，共产党通过广播电台，向“为敌人阵营而战的富裕资产阶级子弟”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一起投靠西班牙人民”。何塞·阿尔卡拉·卡斯蒂利奥随“工人”代表团一同前往苏联，参加了五一节庆典。他在五月六日的的《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感谢“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这篇文章被西班牙多家报刊转载。
西共党员中的这个新阶层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康丝坦西娅·德·拉·摩拉（Constancia de la Mora），她出身于西班牙寡头集团中最显赫的大家族之一，外祖父是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Antonio Maura），她从不掩饰自己对外祖父的崇敬之情。她与马拉加的一位乡绅结了婚，这场婚姻以灾难收场，导致她与家庭发生了矛盾（另据凯斯特勒[Koestler]和查尔默斯·米切尔[Chalmers Mitchell]记载，她的前夫姓波林[Bolín]）。她离婚后，又和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结了婚，并在马德里管理书报检查办公室，她总是遵照党的命令，批评政府的决策。她的自传《双倍的显赫》（Doble splendor,墨西哥城，大西洋出版社[Atlante]，1944年；英文版标题为《In Place of Splendor》，纽约，Harcourt，Brace，1939年）是一部有趣的目击证词：这个聪明、活泼、勇敢的女人依然说着她那个阶级的语言，并像她的外祖父仇视社会党人一样，仇视极端革命派。——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