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眼看就要在数小时内陷落：在内阁会议上，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坚决要求政府留在马德里，但拉尔戈·卡巴耶洛力排众议，决定将政府撤往瓦伦西亚。虽然在公开报道中，内阁是一致同意撤往瓦伦西亚的，但许多战士却把这种预防措施当作临阵脱逃[6]。在塔兰孔发生的冲突[7]令人哭笑不得，虽然无政府主义者缺乏纪律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它仅是导致这次冲突的原因之一：全劳联民兵拦下政府车队，反映了马德里工人的普遍情绪：马德里工人比其它地方的工人更信任政府，更愿意接受政府的纪律，然而，在十一月九日，政府却当着他们的面溜走了，政府的军事专家消极地等待首都陷落，而没有全面发动群众保卫首都。在九月初，有两万多人自愿参加构筑防御工事，然而政府只录用了不到两千人。在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看来，首都保卫战仍未失败。枪毙全部部长的强烈愿望，与奋战至死的强烈意志共存。全劳联马德里分会提出的“没有政府的马德里万岁！”（“¡Viva Madrid sin gobierno!”）的口号，将这种非常普遍的情绪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马德里保卫战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国际纵队抵达了前线：据科洛德尼[18]的记载，国际纵队第XI（十一）旅[19]的三千五百名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格兰大道（Gran Vía）开进了马德里，一路上群众向他们欢呼“俄国人万岁！”（¡Vivan los Rusos!）；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国际纵队第XI旅和第XII（十二）旅的八千五百名战士参加了首都周边的战斗。一批优秀的将领也随国际纵队来到了西班牙，其中最出名的是克雷贝尔将军[20]，他的名气盖过了米亚哈、卢卡奇[21]和汉斯[22]。这批部队是先头部队，到了十一月八日晚上，他们已经按照一个国际纵队战士对五个西班牙人的比例，部署到了田园之家的阵地上：他们以身作则，教西班牙人如何操作武器和利用掩体。更重要的是，国际纵队的外国志愿者往往经历过多年的艰苦斗争，经历过罢工、街头武斗、地下工作、坐牢、酷刑、苦役和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科洛德尼认为台尔曼[23]旅和埃德加·安德列[24]旅[25]的德国人都是坚不可摧的人[26]。总之，革命热情、献身精神与铁一般的纪律，把他们锻造成了一支无可替代、名声显赫的突击队，他们光荣的战斗，不仅对他们自己意义重大，也给西班牙同志树立了榜样。
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米亚哈的军队获得了幸运的眷顾。十一月九日，在一辆叛军坦克上，民兵从一具军官的尸体上搜出了一份文件，经鉴定，这份文件就是《第十五号作战命令》的副本——也就是说，这是巴莱拉为十一月七日的总攻所制定的作战计划。罗霍中校把胜利赌在这份文件上，他赌赢了。他推测十一月七日的总攻因故推迟了，而缴获的这份文件表明国民军刚刚发动进攻。共和军领导人原先预计叛军的主攻方向是巴列卡斯（Vallecas），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调整好了部署，准备在田园之家和大学城两个方向上迎击叛军的主攻。十一月八日，两个摩洛哥营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向模范监狱进军。经过激烈的战斗，突破口被堵上了。当天晚上，国际纵队第XI旅进入了阵地：东布洛夫斯基[36]营驻守在比利亚维尔德（Villaverde）；埃德加·安德列营驻守在大学城；巴黎公社营驻守在田园之家。最关键的田园之家—大学城地带由克雷贝尔将军指挥。巴莱拉的攻势未能取得突破。当天夜里，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召开大会，纪念十月革命：群众齐声高呼由“热情之花”推广的口号：“此路不通！”（¡No pasarán!）援军在当天夜里开始向马德里进发。但在十一月九日早上，只有从瓜达拉马山脉出发的“农夫”营[37]抵达了马德里。巴莱拉的部队在托莱多大桥和公主桥（El puente de la Princesa）加强了攻势。苏联飞机摧毁了一个意大利装甲车队。埃德加·安德列营损失惨重，虽然它守住了大学城，但是，已经攻入田园之家的摩洛哥部队正向北面推进，对它构成了威胁。克雷贝尔大胆地把部署在前线的国际纵队第XI旅全部撤回，让他们装上刺刀，在田园之家向巴莱拉的摩尔兵发起决死的反击，经过彻夜奋战，击退了摩尔兵。国际纵队歼灭了田园之家的敌军，但他们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战斗的中心现已转移到了下卡拉万切尔（Carabanchel Bajo），那里由“农夫”的游击队员防守，他们正在同摩尔兵争夺每一栋房屋。米亚哈和罗霍利用这一时机，将来自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的四万援军派上前线，部署在尚未被突破的十六千米长的防线上，并构筑了一个由工事和堑壕组成的复杂的防御网。十一月十二日，共和军总参谋部向天使山发动反攻。这次反攻虽然失败了，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前线的压力。
十一月十五日，叛军向他据守的地段发起了主攻：叛军用野战炮和迫击炮压制了曼萨纳雷斯河岸上的共和军阵地，雅古埃纵队趁机向共和军阵地发起了一波又一波进攻；与此同时，秃鹰军团[38]的德国轰炸机正在对大学城和城西公园（Parque del Oeste）狂轰滥炸。下午晚些时分，阿森西奥[39]纵队设法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在大学城内占领了一处阵地，国际纵队第XI旅立刻发起了反击。每一栋楼房、每一层楼层都发生了激烈的争夺。路易·德拉普雷写道：“他们在几乎伸手可及的距离上互相射击，在每一层楼梯上厮杀……在一些房子里，叛军占领了一楼，而政府军在二楼据守……他们通过烟囱相互叫骂。[40]”
叛军把西北地带选作首次进攻的目标，十一月二十九日，叛军在波苏埃洛（Pozuelo）发动了进攻。叛军的目标是消除北方突出部，切断马德里守军同瓜达拉马山脉的联系，断绝首都的水电供应。第一天，由弗兰西斯科·加兰指挥的第十三旅防守的共和军防线被叛军突破了，但是，共和军先是投入了苏联坦克，然后又用飞机赶走了斯图卡轰炸机，恢复了防线。随后，奥尔加斯接管了国民军的指挥权，并大批投入了预备队，国民军在喘息之后又发起了进攻：国际纵队第XII旅在波苏埃洛顶住了摩洛哥部队的进攻；罗霍指挥共和军向加拉维塔斯山（Cerro Garabitas）发动反攻，却遭到了伪装巧妙的重型火炮的炮击，因而未能成功。战局暂时平静下来。由于严寒导致的通讯不畅，战局到了十二月十六日才重新活跃起来：巴尔塞洛上校的部队遭到一万七千名叛军的进攻，被击溃后不得不撤至波亚迪利亚·德尔·蒙特（Boadilla del Monte）。此时，又是苏联坦克和国际纵队第XI旅的东布洛夫斯基营阻止了叛军的攻势。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国际纵队损失惨重，但他们也让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迫使奥尔加斯取消了进攻。
一月的战斗仍然发生在同一地段，但天气条件更加恶劣，以至于科洛德尼称其为“雾中之战”。德国将军为叛军调拨的援军抵达后，叛军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再次发起进攻：叛军的目标是推进至比利亚努埃瓦·德尔·帕尔迪利奥（Villanueva del Pardillo）、拉斯·罗萨斯（Las Rozas）和马哈达翁达（Majadahonda）一线。跟前两次进攻一样，这次进攻起初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叛军攻占了比利亚努埃瓦·德尔·帕尔迪利奥；不过，国际纵队把守着最关键的阵地：巴黎公社营守在波苏埃拉，正对着叛军的右翼；埃德加·安德列营与台尔曼营守在拉斯·罗萨斯东面。一月五日，奥尔加斯的大部队突破了曼萨纳雷斯河西岸的防线，沿着这个突破口，叛军的飞机、坦克、轻型火炮和步兵以及第二批坦克大举向东推进。共和军总参谋部把生力军集中在艾尔·帕尔多（El Pardo），由利斯特尔少校指挥，并派出了国际纵队第XIII（十三）[51]旅和第XIV（十四）旅。在四十八小时里，共和军被叛军逼得步步后撤。一月十日，国际纵队第XIII 旅和第XIV旅向马哈达翁达与拉斯·罗萨斯发动反攻。米盖尔·马丁内斯和帕夫洛夫接管了这一地段的指挥权：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奥尔加斯放弃了：他推进了二十千米，却损失了一万五千人。米亚哈的损失大致相当，其中三分之一是国际纵队的战士。由于兵力消耗殆尽，加上缺乏预备队，叛军不得不再次停止进攻。
哈拉马（Jarama）战役持续了整个二月。叛军的短期作战目标是抵达并渡过哈拉马河，长期目标是在马德里东南部建立一条宽广的战线，切断马德里同瓦伦西亚的联系。由于连降暴雨，叛军迟至二月六日才发动进攻。国民军攻占了拉·马拉尼奥萨（La Marañosa）的小城堡，从那里可以用野战炮封锁通往瓦伦西亚的铁路。共和军的防线岌岌可危。连日的大雨拖慢了国民军的推进速度，安德列·马尔蒂[52]营也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他们遭到了来自拉·马拉尼奥萨的猛烈炮击，以及摩洛哥骑兵的多次冲锋，几乎全军覆没；但国民军还是在二月十日渡过了哈拉马河。二月十一日，国民军攻抵阿尔甘达·德尔·雷（Arganda del Rey），截断了通往瓦伦西亚的道路。国际纵队损失惨重，而原定的西班牙援军却迟迟不来。但是，二月十四日成了叛军的“哈拉马惨剧”：就在这一天，国际纵队第XI旅、第XII旅[53]，第XV（十五）旅的残部，刚刚抵达的第XIV旅，利斯特尔的第十一师和由帕夫洛夫指挥的一个坦克营发动了反击。二月十五日，米亚哈和罗霍重组了部队，把国际纵队各旅，利斯特尔、古埃梅斯[54]和鲁维尔特[55]的部队，同瓦尔特[56]师和加尔[57]师一同整编为第三军；二月十七日，他们发动了进攻，但遭到了秃鹰军团的猛烈轰炸，被迫撤退[58]。二月二十七日，加尔将军在既无火炮也无坦克支援的情况下，贸然向平加隆（Pingarrón）发动进攻，结果亚伯拉罕·林肯营的美国人和西普里亚诺·梅拉的第七旅[59]的无政府主义者暴露在机枪火力下，损失惨重。前线再次陷入了僵局。双方都开始掘壕固守。
[12]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戈列夫（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Горев，1900—1938），生于维利日（Велиж），高中毕业后入读彼得格勒铁路工程学院（поступил в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нженеров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未及毕业便于1918年参加了红军，曾担任第51旅旅长、第17步兵师师长。内战结束后继续留在红军工作。1925年至1927年曾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8月，化名“桑乔”（Sancho）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10月回国。1938年1月被捕，同年6月20日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3] 德米特里·格里高利耶维奇·帕夫洛夫（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авлов，1897年10月23日——1941年7月22日），生于科斯特罗马（Кострома）。曾参加一战。1919年参加红军，曾担任骑兵连长、副团长。192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Во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м. М. В. Фрунзе）后，曾任骑兵团长、机械化团团长。1934年至1936年任机械化旅旅长。1936年至1937年，化名“帕布洛”，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回国担任红军汽车坦克装甲兵总监。1940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年6月担任西部特别军区司令。苏德战争爆发后，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因遭遇惨重失败，在1941年7月22日被判处死刑。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7] 罗伯特·科洛德尼认为（《保卫马德里之战》[The Struggle for Madrid]，纽约，佩因—惠特曼出版社[Paine-Whitman]，1958年，第33页），米盖尔·马丁内斯是苏联军官，并指出他的消息来源是科尔佐夫。科尔佐夫则认为（《西班牙日记》，第18页），米盖尔·马丁内斯是墨西哥共产党人。马尔罗笔下的恩里克“参加过六次革命”并“自称是墨西哥人”，这个“恩里克”会不会就是米盖尔·马丁内斯呢？最后，卡斯特罗·德尔加多指出（《我在莫斯科感到幻灭》[J'ai perdu la foi a Moscou]，巴黎，加伊马尔出版社[Gallimard]，1950年，第33页；西班牙文版：Mi fe se perdío en Moscú，巴塞罗那，路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社[Luis de Caralt]，1964年）：“米盖尔是保加利亚人，曾在马德里当过政委，后来在列宁主义学院当过教务主任。”不管他到底是谁，当维达利（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等外国共产党人成为媒体的宠儿时，米盖尔·马丁内斯却像苏联技术顾问一样，继续躲在阴影之中。——原注
[24] 埃德加·约瑟夫·安德列（Edgar Josef André，1894年1月17日——1936年11月4日），出身于亚琛（Achen）一个手工艺人家庭，自幼丧父，少年时前往比利时投奔亲戚，1911年参加比利时工党，一战期间应征入伍，1918年被法军俘虏，返回德国后参加了德国社民党，1922年移居汉堡，组织了失业工人委员会，1923年1月1日参加德共，与台尔曼关系密切。在汉堡组建和领导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绰号“红色将军”，纳粹对他恨之入骨，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被捕入狱，并遭受了毒刑拷打。纳粹罗织罪名，以莫须有的谋杀罪将他判处死刑，1936年11月4日就义。——中译者注
[26] 政治委员汉斯·拜姆勒（Hans Beimler），德国志愿兵的精神领袖，就是这类人的完美化身：他生于1895年，曾参加社会党，在一战期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的前身斯巴达克集团，后来被征召入海军。他参加了1918年革命，担任了库克斯港（Cuxhaven）水兵苏维埃委员，又参加了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在革命水兵赤卫队中工作。因参加1921年的三月行动，坐了两年牢，他在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被关押在达豪（Dachau）集中营，几周后逃脱。逃到莫斯科后，他发表了小册子《在达豪死亡营里》（Au camp des assasins de Dachau，莫斯科，1933年），这是第一篇谴责希特勒的集中营的文章。他在1936年7月下旬抵达巴塞罗那，并组建了台尔曼营。我们将在第二部第十五章讲到他发挥的作用，以及他是如何牺牲的。安东尼娅·施特恩（Antonia Stern）曾就这个课题写了一本书：《当代革命战士汉斯·拜姆勒的生平：从达豪到马德里》（Das Leben eines revolutionären Kämpfers unserer Zeit:Hans Beimler,Dachau-Madrid），可惜此书尚未出版。——原注
[30] 加西亚·阿塔德利和他的两个助手侵吞了一部分没收来的珠宝，然后潜入了法国。他们打算乘船前往南美，倒霉的是，当那艘船途中停靠在圣克鲁斯·德·拉·帕尔马（Santa Cruz de la Palma）时，他们被反动政权逮捕了，之后他们被转移到了塞维利亚，在那里被判处死刑。——原注
[31] 曼努埃尔·萨尔加多·莫雷拉（Manuel Salgado Moreira，1899—1967），生于拉科鲁尼亚。少年时参加全劳联。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加重建全劳联与伊无联的工作。内战爆发后，与爱德华多·巴尔一同领导全劳联中部地区保卫委员会。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担任陆军部内卫情报处（Servicios de Inteligencia del Estado Mayor de la Defensa，通称“特别处”[Servicios Especiales]）处长。 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2] 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苏亚雷斯（Jesús de Galíndez Suárez，1915年10月12日——1956年？月？日），西班牙记者，诗人。少年时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多米尼加共和国。因批判独裁者特鲁希略，于1946年逃往纽约。1956年3月12日失踪，可能是被特鲁希略的特务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34] 因此，萨尔加多的特别处在处死为比利时大使馆工作的波尔什格拉夫男爵（Baron de Borchgrave）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政府还要帮他们“掩饰”，加林德斯甚至认为这是弗朗哥干的。芬兰大使馆内有1100名西班牙“法西斯分子”避难，米盖尔·马丁内斯和马德里保安警察的领导人、青年共产党员塞拉诺·彭塞拉率领部队便率领部队攻打大使馆，科尔佐夫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为陆军部特别处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贝拉尔迪尼（Verardini）甚至还布置了一个圈套，开设了一家假的泰国大使馆。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在莫斯科塑造的人》一书中数次提及隶属于西共马德里组织的一个特殊机关ITA及其领导人托马斯（Tomás）。
[55] 安东尼奥·鲁维尔特·德·拉·伊格雷西亚（Antonio Rúbert de la Iglesia，生卒日期不详），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后站在共和军一边作战。曾参加托莱多战役和马德里保卫战，1936年12月月底担任第45混成旅旅长，并参加了哈拉马战役和瓜达拉哈拉战役，1937年4月至1938年2月任第9师师长，1938年3月至7月任第7军军长。此后生平不详。——中译者注
[56] 卡洛尔·瓦茨瓦夫·施维尔切夫斯基（Karol Wacław Świerczewski，1897年2月22日——1947年3月28日），生于华沙，因家境贫寒，12岁就开始进工厂做工。1918年参加俄共（布），并参加红军作战。1927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在红军总参谋部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瓦尔特”（Walter），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第XIV旅旅长，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1938年返回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1943年8月担任波兰人民军第1军副军长，1944年担任波兰工人党（Polska Partia Robotnicza）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波兰全境解放后，于1946年2月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1947月3月遭到乌克兰反共组织袭击，不幸身亡。——中译者注
[68] 皮耶特洛·桑德洛·内尼（Pietro Sandro Nenni，1891年2月9日——1980年1月1日），生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尼亚大区（Emilia-Romagna）法恩扎镇（Faenza）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15年自愿参军。192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3年担任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Avanti!）编辑。1926年流亡法国。1936年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加里巴尔迪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国覆灭后撤回法国。1943年8月返回意大利，参加了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ato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的工作。1944年当选意大利社会党全国书记。二战结束后曾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职务。——中译者注
[69] 朱塞佩·迪·维托里奥（Giuseppe Di Vittorio，1892年8月11日——1957年11月3日），生于意大利普利亚大区（Puglia）切里尼奥拉镇（Cerignola）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24年当选为众议员。1925年被判处十二年徒刑，1925年越狱，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尼科雷蒂”（Nicoletti），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国覆灭后撤往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1943年获释后参加了意大利抵抗运动。——中译者注
[70] 意大利志愿军（Corpo Truppe Volontaire）是墨索里尼派往西班牙的干涉军的正式名称。——中译者注
[71] 《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马德里，战士之声出版社[Ediciones La Voz del Combatiente，1937年），第18页（政府发行的小册子）。——原注
[72] “黑衫队”（Camicie Nere，CCNN）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武装力量的俗称，正式名称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Milizia Volontaria per la Sicurezza Nazionale）。黑衫队的士兵通称squadrista。——中译者注
[73] 路易吉·隆戈（Luigi Longo），《国际纵队在西班牙》（Le Brigate Internazionali in Spagna，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Editori Riuniti]，1956年），第306页。当时向意大利战俘发表演说的是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但隆戈没有点出他的名字。——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