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十一章 反法西斯联盟的破裂


· 来自国外的压力：摩洛哥问题
· 西班牙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
· 右翼反对派取得了进展
· 马拉加的陷落：反卡巴耶洛大联盟的形成
· 全劳联与共产党的冲突
· 卡巴耶洛与共产党的冲突
· 革命反对派的兴起
· 局势一触即发
· 巴塞罗那五月事件
· 五月事件的意义
· 五月事件的直接影响
· 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倒台


　　如果您真的以为，战争的压力，是决定共和区的政局变化的唯一因素，那么您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虽然守住了马德里，还打赢了瓜达拉哈拉战役，但在赢得这样重大的军事胜利之后，还是很快就倒台了。它这么快就倒台的原因，就是因为严格的政治问题最终压倒了其它一切问题，这也符合克劳塞维茨[1]那条经常被人引用的原则：“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段时间里，军事形势的变化已变为次要因素，而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具体过程、以及这种变化造成的后果，才是主要因素。

　　拉尔戈·卡巴耶洛以为，只要他当上了政府首脑，就能保证政府再也不会向右转，并能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西班牙都会是一个“工人共和国”[2]。然而，他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接受这个不再革命的体制，绝不能突破这个体制的限制。为了避免使西班牙遭到孤立，他不敢触怒法国、英国和苏联，而正是这三个国家的政策，成了影响他的国内政策的主要因素，甚至支配了他的战争政策。

　　国家政权的重建，同样导致了那些似乎已在七月事件中被彻底消灭的势力死灰复燃：在新的“人民政权”中，被剥夺财产的股东与有产者、新旧官僚及各政党的代表的势力不断增大，而各工会的势力却不断减弱。卡洛斯·拉马就这个问题写道：“这三股紧密相连的势力——国家官僚、有产者与政客——发现要想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就必须重建国家政权，恢复合法的机关，并恢复他们在政治上、司法上和社会上的影响力。[3]”

　　拉尔戈·卡巴耶洛认为，要想打赢内战，就必须重建国家政权；然而，国家政权的重建，却打乱了现状，破坏了各方势力的均势：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而言，重建国家政权本身就是目的。卡巴耶洛在工人群众当中享有盛誉，所以他才能打着向革命作出妥协的幌子，重建了国家政权。可是，国家政权在恢复之后，它就越来越想摆脱革命，越来越想反对革命：参加了国家政权的各种政治势力，背后都受着西方强权和苏联的压力。出现了一股强大的逆流，它先是要求暂停革命，现在又变为了反对革命，而拉尔戈·卡巴耶洛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来自国外的压力：摩洛哥问题


　　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在摩洛哥问题上的立场，是它的“反法西斯”战争政策所导致的后果的最佳例证。革命前，“老头子”在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的纲领中，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明确承认包括独立在内的各项自决权利。在内战期间，弗朗哥军队内有大量的摩洛哥部队，这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如果共和国政府承认摩洛哥的独立，不难想象这会对叛军中的摩洛哥土著部队的士气产生何等强烈的影响：所有支持共和国的政治组织、摩洛哥民族主义者，以及弗朗哥本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4]。

　　但是，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西班牙共和派与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结盟的问题，却已不只是西班牙一国的问题了。西班牙人民阵线想获得法国和英国的援助，但法国和英国都是殖民大国：如果摩洛哥发生革命起义，很可能会对法国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5]构成直接的威胁，并让英国感到焦头烂额——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暴动已经让英国感到疲于应付。

　　某些革命派建议“在阿拉伯世界引发起义”[6]。卡巴耶洛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摩洛哥民族主义者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瓦伦西亚，请求提供资金和物质援助，最后却空手而归[7]。西班牙共和国丝毫不敢触犯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莱昂·布鲁姆政府是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潜在盟友，它下令禁止在法属摩洛哥出版报纸和举行集会；而弗朗哥为了确保大后方的安全，安抚西属摩洛哥，便允许在法属摩洛哥被禁止出版的报纸在西属摩洛哥出版，还允许在西属摩洛哥举行被法属摩洛哥当局禁止的集会。卡巴耶洛政府甚至还向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建议，向英法两国割让部分西属摩洛哥[8]。卡巴耶洛政府害怕触犯西方强权的利益，结果它不仅抛弃了支持殖民地人民自决的原则，也放弃了真正能够对弗朗哥的要害造成致命打击的机会。因此，革命的暂停，就对战争的形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借口遵守自《阿尔赫西拉斯条约》[9]之后的一切国际条约，致使西班牙革命失去了同北非民族主义运动结盟的机会，导致人民军失去了向敌军宣传失败主义的革命武器，而在对付意大利干涉军时，这一革命武器曾发挥了巨大作用。

西班牙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


　　西班牙共和国在国际上处境孤立，只有苏联给它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因此，苏联外交官在西班牙就获得了特殊的地位。罗森贝格和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马上就逾越了大使和领事的传统职权范围。他们每天都与西班牙政治家及军方首脑进行商谈，插手媒体，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为本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并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政策[10]。苏联政府认为，它与西班牙的同盟关系是一种全新的、不受任何礼节束缚的关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罗森贝格把一封由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11]签名的信件转交给了拉尔戈·卡巴耶洛，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第一个将这封信公之于众[12]。三位苏联领导人向卡巴耶洛询问：“军事顾问同志们”的活动是否令他满意？他们非常想了解军事顾问是否逾越了顾问的地位，并表示卡巴耶洛如果对罗森贝格同志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而坦率地向他们反映。这封信的妙处主要在于苏联政府向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友好建议”：西班牙政府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发布一些事关农业问题和税收问题的法令，赢得农民的忠诚；通过保护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免遭剥夺财产，争取他们的支持，至少也要使他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并“通过尽量保障他们的贸易自由”，把阿萨尼亚的伙伴争取过来，“以免让西班牙的敌人认为西班牙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而这对西班牙是特别有害的”；最后，西班牙政府还应该郑重宣布，“凡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国人，以及不支持叛军的国家的公民，他们在西班牙的财产与合法权益都会受到政府的坚决保护。”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拉尔戈·卡巴耶洛作出了简短的答复。苏联的来信中指出“议会行动在西班牙也许会比在俄国更为有效”，而卡巴耶洛针对这句话，断然指出“即使是在普通的共和派当中，也找不出一个议会体制的积极支持者。”他还肯定了苏联顾问“在执行任务时表现出了真正的积极性与非凡的勇气。”至于罗森贝格，“大家都喜欢他。”拉尔戈·卡巴耶洛感谢苏联领导人提供的建议，并指出：他们向他建议的政策，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政策。在这一阶段，苏联政府与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还没有出现重大分歧。可是，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回信中的语气，却暗示了他的不满：斯大林的“建议”或许是正确的，但这却表明斯大林那边可能消息不够灵通，而且斯大林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也让敏感的卡巴耶洛觉得很不舒服。

　　毫无疑问，这就是双方分歧加深的根源所在。几个月来，“西班牙的列宁”一直被共产党斥为官僚、党阀和破坏统一的人。其实，真正的分歧，源自深刻的猜疑。

　　苏联建议让西班牙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但遭到了卡巴耶洛的拒绝，这可能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据阿拉吉斯泰因记载，斯大林通过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帕斯库瓦[13]，向卡巴耶洛递交了另一封信，在信中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卡巴耶洛收到这封信后，曾打算断然拒绝。但工总的这位老领导毕竟始终是维护团结的旗手。不过，必须承认，在统社青壮大、社青团原先的领导层集体投靠了共产党之后，他肯定不会对这种政策有多少好感。最重要的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态度，让他深感不快——我们前面讲过，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领军人物都是共产党员和统社青团员；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来描写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米亚哈的“公然抗命”，以及他们企图让政府退居次要地位的野心。共产党对马德里的全面控制，共产党通过第五团、政治委员和苏联顾问，控制了首都周边的军队，这都让他忧心忡忡。他的副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此前一直深受他的信任，但他现在却觉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是受苏联指使的，并严厉地指责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他认为，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影响了他的权威。最后，他抱怨罗森贝格“插手”西班牙内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用了一些不那么圆滑的手法”，赶走了罗森贝格。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罗森贝格被召回莫斯科[14]，由列昂·海奇斯[15]接任。此前一直隐而未发的危机，一下子爆发出来了。大量的冲突，以及涉及共和区所有政治组织的政局变化，酿成了这一危机。

右翼反对派取得了进展


　　要想在一九三六年重建国家政权，就不能没有拉尔戈·卡巴耶洛；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那些不希望进行社会革命、并急于从人民政权身上抹消掉革命的一切痕迹的人，就把他当成了眼中钉。拉尔戈·卡巴耶洛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破裂，给这些人提供了机会。法国政府采取谨慎态度，并坚决执行不干涉政策，也给这些人提供了口实。

　　社会党内的各种势力进行了洗牌。当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疏远了共产党的时候，普里耶托的支持者却在向共产党靠拢。由冈萨雷斯·佩尼亚和拉莫内达领导的社会党执委会成了“团结”的吹鼓手，并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同共产党签订了协议，在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全面建立了联络委员会，使这两个工人政党在人民阵线内结成了统一的联盟。普里耶托在这一阶段甚至提议立即与共产党合并[16]。导致卡巴耶洛疏远共产党的原因，正是导致普里耶托靠拢共产党的原因。社会党右翼和共产党事实上都赞同重建国家政权，他们都支持建立正规军，反对集体化，赞同保护中间阶级，反对工会的干预，支持暂停革命。他们都没有把内战当成阶级战争，而是当作国际民主力量与国际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斗。统社青的壮大，让拉尔戈·卡巴耶洛忧心忡忡，却令普里耶托大为宽心；一九三七年一月，统社青在瓦伦西亚召开代表大会，桑蒂亚戈·卡里略在大会上号召全国团结，并鼓吹放弃一切社会主义的当前目标。他提议组成反对三大敌人——弗朗哥、托洛茨基派和捣乱分子——的联盟，这与共和国那些希望同“极端分子”作斗争的温和派不谋而合。

　　共和派也对这一演变深感欣慰：“布尔什维克革命”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的幽灵，而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令他们大加赞赏的“可敬的”组织。马德里的共和派青年组织与统社青结成了永久“联盟”。共和派希望通过大国的调停，使国家恢复正常。卡洛斯·艾斯普拉和一些共和派领导人准备出访法国，而阿萨尼亚已派贝斯泰洛[17]出访英国[18]。马丁内斯·巴里奥重新捡起了妥协方案，并开始付诸实施：据传米亚哈将军将在英国政府支持下，成立一个军政府，争取同叛军达成妥协，实现和平[19]。这一切行为都缺乏组织和协调。反法西斯联盟已经满身裂痕，但还要发生许多冲突，各方势力重新洗牌的迹象才会出现。

马拉加的陷落：反卡巴耶洛大联盟的形成


　　第一次公开斗争并不是针对拉尔戈·卡巴耶洛本人进行的，他当时威望仍然很高，不能直接对他下手。自从马德里保卫战打响以来，政府的反对派就在不断向卡巴耶洛的左右手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开火。这个共和国的正规军官“高大健壮，外表年轻，拥有聪颖的头脑，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一个煽动家……略带狡黠，大胆，喜好冒险，充满野心[20]”，他曾穿过民兵的外套，先是在马拉加、后来又在索莫西耶拉战斗过，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在瓜达拉马战线获得了卡巴耶洛的赏识。卡巴耶洛当上总理后，任命阿森西奥为陆军部副部长。在十二月以后，阿森西奥在陆军部副部长的职位上，领导了组建人民军的工作，并策划了多次军事行动，同共产党多次发生冲突，共产党向他发起了系统而谨慎的、然而又是非常有效的抹黑行动，全劳联也跟共产党一起抹黑他[21]。

　　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马拉加猛然陷落，成了对他进行公开攻击的导火索。从一九三六年夏季开始，马拉加就陷入了叛军的包围，它从来没有获得过增援，更重要的是，它曾多次要求提供武器和物资，然而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当地的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手持武器彼此对峙。当意大利干涉军乘船前往马拉加时，停靠在卡塔赫纳港口的共和国舰队对此毫无反应，结果意大利干涉军最后攻占了马拉加。当叛军逼近马拉加时，共和国政府无动于衷。当时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既能拯救马拉加，又不至于危及马德里吗？这多半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总之，马拉加被共和国政府忽视了；它的保卫者没有齐心合作；它遭到了叛军的猛烈轰炸；保卫它的军官消极怠工，他们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部队；最后，马拉加的斗志垮了：民兵在恐慌中涌上挤满了难民的道路，夺路而逃，他们的领导往往跑得比他们还快[22]。马拉加的陷落、国民警卫队与突击警察在最后一刻投靠敌人、叛军进城之后的残酷镇压，令人不禁为之唏嘘。二月十四日，全劳联与工总在瓦伦西亚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群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高声要求进行总动员、清洗军官团并实行有效的统一指挥。这些口号得到了拉尔戈·卡巴耶洛的赞同，他下令进行总动员。但是，共产党控制的报刊却将马拉加的失守归咎于阿森西奥。共和派、社会党右派和全劳联也加入了声讨阿森西奥的行列：反法西斯联盟的所有党派一致要求陆军部副部长离职。拉尔戈·卡巴耶洛对阿森西奥无限信任，并为了保住阿森西奥而抵抗到了最后一刻，当他不得不屈服时，他“不禁洒下了热泪”：二月二十一日，阿森西奥递交了辞呈[23]。这是总理的一次个人失败。

　　卡巴耶洛用自己的另一位追随者卡洛斯·德·巴莱巴尔接替了阿森西奥[24]。共和党左派报纸《政治报》（Política）对这一任命大加抨击，总理亲自对此加以反驳，然后又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不点名地抨击了混入政界的外国间谍与代理人，并暗示共和派企图通过西方调停，同弗朗哥妥协。于是卡洛斯·艾斯普拉取消了出访计划。

　　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反击虽然逼退了他的对手，却使自己失去了人们的同情。共和派、社会党右派和共产党都在考虑替换卡巴耶洛的人选。他们考虑的人选有普里耶托、马丁内斯·巴里奥和内格林。三月二十三日的《时报》写道：“比方说，一个由现任财政部长内格林先生领导的内阁（当然少不了这个计划的领军人物普里耶托先生的参加，他目前一直谨慎地躲在幕后），也许会接受调停，并给共和区指出一条更可取的出路，结束无望的挣扎。”

全劳联与共产党的冲突


　　马拉加的陷落还导致了共产党与全劳联发生新的冲突。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都同意把马拉加的陷落归咎于阿森西奥的“背叛”，但他们马上又相互指责对方曾协助了阿森西奥的背叛。共产党指责马拉加的无政府主义者“玩弄革命的游戏”，设立了过多的委员会，结果导致了纪律混乱、不负责任的局面。无政府主义者则指责共产党到处挖其它党派墙角的行为，搞得反法西斯阵线人心惶惶，还指责共产党帮助释放了一批不忠于共和国的军官。阿尔梅里亚（Almería）省长下令逮捕著名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纵队领袖弗兰西斯科·马洛托[25]，给双方的对立火上浇油。同时，社会党也发表了一份怒气冲冲的宣言，谴责了无政府主义的“契卡机关”的活动，列举了在中部地区被杀害的社会党活动家的名单。为了反击，全劳联报刊也列出了在卡斯蒂利亚被共产党武装杀害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名单。政府试图让双方冷静下来，将攻讦共产党的全劳联与伊无联报纸暂停出版，但又暂时释放了马洛托[26]。

　　然而“契卡”事件仅仅是个开始。《全劳联》发表了监狱代表梅尔乔尔·罗德里格斯[27]对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公共秩序委员何塞·卡索尔拉的详细控诉。根据梅尔乔尔·罗德里格斯的控诉，共产党仍在马德里私设监狱，共产党的警察不经正当程序，就逮捕全劳联活动家，把他们关进共产党私设的监狱里，对他们严刑拷打，有些人还惨遭枪杀；此外，根据卡索尔拉的命令，有些被国家警察逮捕的囚犯虽然被人民法庭宣判无罪，但马上就被警察带到了其它监狱。

　　由保安警察进行的调查发现：卡索尔拉身边有一个团伙，通过反复拘押和释放犯人大发横财。四月十四日，《全劳联》发表了耸人听闻的头条文章《卡索尔拉是领法西斯钱的奸细》，并要求卡索尔拉离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受到了各方的压力，也宣布将进行调查。这是一起严重的丑闻；拉尔戈·卡巴耶洛抓住这个机会，于四月二十三日解散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举摆脱了它。此后，马德里也成立了一个市评议会[28]。

卡巴耶洛与共产党的冲突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解散，是重建后的国家政权的一次胜利，也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报复。这使卡巴耶洛夺回了主动权。就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解散的同一天，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与《卡斯蒂利亚自由报》（Castilla Libre）谴责了“穆尔西亚丑闻”：共产党私设监狱，关押和拷打社会党活动家。与此案有牵连的省长被政府撤职，涉案的四名共产党警察也被逮捕审判。拉尔戈·卡巴耶洛随后又向军队——共产党的另一个重镇——下手了。他严格限制了政治委员的权力，并规定只有他自己才能任命政治委员。许多政治委员被迫离职。这实际上就等于向共产党宣战，而共产党也是这么认为的。共产党马上对卡巴耶洛大加挞伐，把此前媒体对卡巴耶洛的各种抨击加以歪曲之后，再改头换面重发一遍。他们把一切军事失败都归咎于卡巴耶洛。他们把卡巴耶洛描写成一个“独断专行的党阀”，尽管根本不称职，却想把一切都抓在手里：出于致命的自负，他不信任苏联专家的意见，企图指挥一切，以为自己是小拿破仑。他包庇叛徒阿森西奥，拒绝肃清军队；在人民军需要米亚哈出任参谋长的时候，他却由于嫉妒米亚哈而不肯批准这一任命[29]。

　　在这种权力斗争中，卡巴耶洛是无法获胜的。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之后，他提出了一个由阿森西奥制定的进攻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共和军向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发动进攻，沿着梅里达—巴达霍斯一线建立一条战线，把国统区切成两半。这个计划的依据是：国民军在这一地区兵力比较薄弱，共和军的进攻会得到当地游击队的同情甚至支持，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就能立即缓解北方战线的压力。但米亚哈反对这个计划，他不愿意从马德里周边分兵；苏联顾问也反对这个计划，他们不相信凭借当地战线上的兵力就能完成这个计划。

　　尽管拉尔戈·卡巴耶洛是总理兼陆军部长，但他却未能实施这个作战计划：苏联只给了他十架飞机，而米亚哈又拒绝从马德里战线上抽调他需要的部队。显然，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权威，已经不足以控制重建后的国家政权了[30]。

革命反对派的兴起


　　此时，政府还得面临新的政治困难与经济困难，尽管政府在宣传中一再号召大家要英勇地忍受各种困难，但这些困难已经再也无法遮掩下去了。工厂不是已经停产，就是产量很低。供应系统已经几乎断炊了。食品供应的情况非常糟糕。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三月，生活成本上涨了一倍，而工资的平均涨幅只有百分之十五。根据供给卡领取的最低限量配给也不一定能按时提供。面包店前永远排着长队。另一方面，黑市却兴盛起来了。包括巴塞罗那在内，各地的饭店又重新开张了，但饭菜的价格却令人望而生畏。取代了各种委员会的政府机构往往都是腐败的巢穴。统工党和全劳联—伊无联的报纸上登满了读者抱怨生活成本高涨、要求消灭特权与不平等的来信。四月十四日，巴塞罗那妇女举行游行，抗议粮价过高。但是，工会和政党却还在不断要求工人为了军事胜利而节衣缩食：工人对此报以冷嘲热讽。

　　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头几个月的形势影响下，在那些曾在一九三六年秋季同意与政府合作的组织内部，革命反对派的势力开始增长起来。

　　统工党是第一个被赶出反法西斯联合政府的组织，它似乎又要从头走一遍老路。几周以来，《战斗报》都在要求自治政府允许统工党复归，它痛批自治政府，认为自治政府从赶走统工党那一刻开始，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然而，这条路线在统工党内部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安德列乌·宁曾与孔帕尼斯一同前往雷里达，平息当地统工党的不满。伊共青的报纸公开批评本党参加政府的政策。后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证明了“不参加政府”理论的正确性：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三日，胡安·安德拉德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参加政府是“消极的和有害的”。安德列乌·宁向统工党大会提交的理论草案却对这个关键问题不置一词。统工党的政治战略与策略也暴露出了同样的暧昧模糊与同样的自相矛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以工农兵代表会为基础，举行立宪会议选举[31]。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安德列乌·宁将其解释为“工会、农民组织与战士组织的会议”。四月四日，安德拉德提出，用选举产生的基层委员会来取代工会，他还在四月里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出了建立委员会和代表会的口号，他将这些委员会和代表会理解为西班牙版的苏维埃。另外，共产党和统社党对统工党的攻击，许多党派的地方组织对统工党的迫害，再加上新闻审查，逼得统工党别无选择。它已经彻底被反法西斯联盟拒之门外。它越来越明显地采取了革命反对派的政策，它批判反法西斯联盟，说它已经变成了“神圣的联合[32]”，批判革命的暂停与退步，批判共产党与统社党的反革命行径。自始至终，统工党都在高度重视同全劳联的活动家保持联系，竭力劝说他们同自己一起组织保卫工人运动与革命成果、反击温和派联盟的革命联合阵线。

　　统工党的青年组织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表现得要比自己的母党更为坚决果断。伊共青系统地发起了宣传[33]，公开要求解散议会，并以工厂委员会、农民会议与士兵会议为基础，选出一个立宪会议。伊共青不像安德列乌·宁，它果断宣称革命派应当致力于建立苏维埃式的委员会。它提议：为了赢得内战与革命的胜利，应当组织一个革命青年阵线。

　　全劳联内部也形成了一个独立于统工党的革命反对派。一批反对民兵正规化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在巴塞罗那成立了“杜鲁蒂之友”集团（Agrupación de los Amigos de Durruti），并出版报纸《人民之友》（El Amigo del Pueblo）。他们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对内战与革命做了总结：“战争与革命的八个月过去了。我们对革命的退步深感痛心。……八个月前成立了反法西斯委员会、各种地区委员会和各支治安巡逻队，八个月后它们一个都不剩了。”他们对战争与革命的观点与统工党和伊共青相同：“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先打赢战争，再进行革命。”在一九三七年春天，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全劳联与伊无联许多地方组织的赞同，各地的全劳联报纸上都出现了这种意见，就连全劳联巴塞罗那组织的《晚报》（La Noche）也发表了由“杜鲁蒂之友”的领军人物巴利乌斯[34]署名的文章[35]。

　　这个反对派有一个重大缺点，那就是它没有一位重要的西班牙领袖。桑蒂利安依然保持沉默。意大利人贝尔耐里[36][37]便成了这种革命观点的理论家与鼓吹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贝尔耐里在自己主办的意大利文报纸《阶级战争》（Guerra di Classe）上撰文反对“首先打败弗朗哥”的口号：“打赢战争是必要的；但是，要想打赢战争，就不能只依靠纯军事手段，而应该同政治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贝尔耐里是一个老资格的流亡者，他拥有比西班牙同志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厚的修养，他谴责了莫斯科审判，并看出了斯大林的总体政策同西共的态度之间的联系：“（西共是）西班牙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外籍军团。[38]”他责备自己在全劳联—伊无联里的朋友们“政治幼稚”，他警告他们：“诺斯克[39][40]的阴影正在逼近。……君主主义—天主教—正统派法西斯主义只是反革命的一部分。……要么通过革命战争战胜弗朗哥，要么就只有失败，这是唯一的抉择。”

　　但是，这个缺乏领导的反对派却在日益壮大。一九三六年九月，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联合会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签订了统一行动的协定。但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联合会的报纸《道路》（Ruta）却采取了革命的立场。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它对卡巴耶洛政府发出了坚决的控诉[41]。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联合会谴责西共与共和派结成的联盟，批判它是苏联同法国和英国结成的联盟在西班牙的翻版，目的是为了“扼杀革命”。

　　因此，伊共青的口号能在自青联中获得广泛的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一万四千多名青年在巴塞罗那召开大会，成立了加泰罗尼亚革命青年阵线。加泰罗尼亚自青联书记菲德尔·米洛[42]、伊共青总书记索拉诺[43]和加泰罗尼亚革命青年阵线书记、青年自由派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44]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这个运动迅速向其它省份发展：在马德里[45]和列万特，自青联和伊共青联合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和宣传活动。

　　青年工人也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面，在统社青的倡议下，反法西斯青年联盟成立了，桑蒂亚戈·卡里略认为它代表了“所有捍卫自由……、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捍卫祖国的独立不受外国侵犯的青年共和派、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和青年天主教徒的统一”，但它实际上是由统社青和其它几个共和派政党的青年组织结成的联盟。另一方面，来自伊共青和自青联的革命派都参加了革命青年阵线。青年成了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先锋队，如果说他们没有在政党和工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话，至少他们在武装力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加泰罗尼亚之外，统社青构成了西共背后的“青年近卫军”的主力。它的许多活动家，特别是原社青团的老战士认为反法西斯青年联盟过于温和，他们拒绝参加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并坚守革命的目标。瓦伦西亚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统社青内就涌起了批判“新路线”、“妥协与暧昧的政策”、“忽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怒潮[46]。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书记拉法埃尔·费尔南德斯[47]退出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委员会。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拒绝接受卡里略的路线，谴责统社青内缺乏民主精神，并与阿斯图里亚斯自由青年联合会签订了建议革命青年阵线的协定[48]。几天后，强大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列万特联合会的书记何塞·格雷戈里（José Gregori）也退出了统社青全国委员会，列万特联合会也随之退出统社青。桑蒂亚戈·卡里略在《现在》（Ahora）上指责他的对手受到了托派分子、弗朗哥和希特勒的指使。但这个运动仍在不断发展，就连统社青在加泰罗尼亚的一些地方组织都参加了革命青年阵线。西共原本通过统社青控制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青年，但在统社青内爆发的这场危机，表明它的控制权已经受到了有力的挑战。

局势一触即发


　　于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革命涨潮所需的各项条件再次齐聚了。革命反对派的理论至少在加泰罗尼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的响应，他们以前曾追随全劳联，却发现自己的革命成果面临着前功尽弃的危险。在工总、陆军和行政机关里，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也开始向共产党发起反击。经济困难与契卡丑闻成为了骚乱的温床。

　　执政联盟中的温和派越发焦躁不安。执政联盟原先就面临着各种势力要求暂停革命的外部压力，而在革命初期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小资产阶级，经过几个月之后，终于缓过神来，恨不得彻底抹去革命的每一丝痕迹的他们，也向执政联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列万特和加泰罗尼亚，农民有时会向集体化的支持者进行激烈的报复，并向强迫他们参加集体化的工会或工人民兵宣泄自己的怒气。工总旗下有一个组织，叫加泰罗尼亚小贸易商与小实业家协会（GEPCI），它集中表达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巴斯克政府向革命发起了坚决的进攻。它派警察占领了《北方全劳联》（CNT del Norte）设在毕尔巴鄂的印刷厂，这家印刷厂是在七月革命期间被全劳联占领的；随后，共产党报纸《红色尤斯卡迪》（Euzkadi Roja）接管了这家印刷厂。全劳联会员手持武器进行反击，然后阿吉雷政府逮捕了当地全劳联的领导层。几天后，巴斯克政府在三月二十四日宣布将在整个巴斯克地区举行盛大的复活节庆典，并在耶稣受难日[49]那一天关闭所有的电影院。被激怒的革命派制定了联合的计划。共和派、社会党普里耶托派和共产党很清楚革命派的联合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他们觉得必须先下手为强，挫败统工党、全劳联与伊无联，从而一劳永逸地巩固共和国。

　　拉尔戈·卡巴耶洛也发现了自己已陷于孤立。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地讨论起了建立工会政府[50]，全劳联—工总的团结被捧上了天，一九三六年九月的各项计划似乎又要死灰复燃。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全劳联和工总在瓦伦西亚召开联席会议，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含蓄地攻击了共产党和苏联，并对全劳联与工总的联盟大唱赞歌，认为两大工会的联盟代表了整个西班牙。然而，在革命刚开始时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却再也做不到了。全劳联和工总都已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力量：两大工会的统治集团都发生了分裂，它们内部都出现了两个阵营，不同阵营之间的裂痕日益明显。拉尔戈·卡巴耶洛仍被夹在中间。他希望以国家为后盾，成为左右两派的仲裁者，慑服那些不服从他的控制的右派和那些拒绝承认他的权威的左派。他不想重新发动革命，因为他担心这样会输掉战争；他也不想公开反对革命，因为这样做的话，工人就没有理由继续支持战争。然而，尽管他是作为工人的代表出任政府首脑的，但他现在却既控制不了工人，也控制不了国家政权了。工人与国家政权一旦发生冲突，他就会下台，所以他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然而，正如拉巴塞尔所说的，他必须“躲在僵化的国家政权背后”，避免做出任何重大决定，才能让他的政府苟延残喘。因此，拉巴塞尔总结道：“他玩弄阴谋诡计，一边同台面上的各种势力签订协议，一边培植私人的小集团；例行公事成了政府的主要工作，因为他找不到别的办法来把各方势力调和起来。他既不要民兵，又不要正规军；他既不要旧的官僚机构，又不要新的革命机关；他既不要游击战，又不要阵地战。他向共产党许诺进行总动员和实行强化防御的计划，又向无政府主义者许诺进行革命战争；然而他到头来什么都没做。[51]”

巴塞罗那五月事件


　　在加泰罗尼亚，革命的成果与工人武装基本上得到了保留；这里也是革命反对派的重镇。而这里也有一个最坚决地企图结束革命的组织——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52]，孔帕尼斯的共和国政权与小资产阶级急于摆脱无政府主义者的束缚，他们给统社党予以坚决的支持。加泰罗尼亚的事变引爆了火药桶。

　　首先，自一九三六年七月开始，全劳联民兵就控制了边境关口，但是，从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开始，内格林的边防部队开始接管边境：四月十七日，边防部队控制了普奇瑟尔达的边境，随后又控制了费盖拉斯的边境，最后控制了整个共和区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地带。全劳联民兵对进占的边防部队发起反击，而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赶忙派人前往当地调停，达成妥协。四月二十五日，工总领导人、统社党党员罗尔丹·科尔塔达[53]在莫林斯·德·雷（Molins de Rei）被暗杀。统社党对此反应激烈，将其归咎于“捣乱分子”和“暗藏的法西斯特务”。全劳联正式谴责了这一事件，并要求组织调查，它认为调查能够洗清自己的罪名。但是，罗尔丹·科尔塔达之死令人想起了革命后发生的“夜间处决”与报复。统社党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它给罗尔丹·科尔塔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统社党从自己控制的警察和军队中抽调人员，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示威[54]。参加葬礼的统工党代表和全劳联代表发现，情况比他们原先预料的更为严峻：统社党通过这次葬礼，向他们炫耀自己的力量。次日，自治政府的警察在莫林斯·德·雷进行了报复：警察以涉嫌谋杀罗尔丹·科尔塔达为由，给当地的无政府主义领袖铐上手铐，押送巴塞罗那。在普奇瑟尔达，边防部队与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交火：八名无政府主义者身亡，其中包括当地集体化的核心人物安东尼奥·马丁[55][56]。

　　此时，一个流言在巴塞罗那不胫而走：内务部长已经下令，要把所有不属于国家警察的工人武装统统缴械。工人立即做出了反应：几天内，工人和警察相互缴械，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均势。巴塞罗那眼看就要爆发巷战。政府下令禁止在五月一日举行游行和集会。《工人团结报》谴责了它所谓的“反全劳联圣战”，并请求工人保持克制，不要中了敌人的挑拨。《战斗报》号召“拿好武器”，保持警惕。

　　五月三日,星期一，当天发生的电话局事件，引爆了一触即发的局势。一九三六年七月，全劳联从叛军手中夺回了电话局，此后这栋建筑就一直被全劳联占领着。设在电话局里的电话交换机原先属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在被全劳联占领后，电话交换机的工作便由工总—全劳联联席委员会和政府代表共同监督。由全劳联民兵把守的这栋建筑，是所余无几的双重政权状态的典范，因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通讯，阻止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下达命令，还能控制撤至瓦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同它的国外代表之间的联系[57]。五月三日当天，公共秩序委员、统社党党员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带着三卡车的突击警察前往电话局，进入电话局后，他缴了一楼的民兵的枪，但在楼上的机枪威逼下，他没敢往上走[58]。治安部队的领导、无政府主义者阿森斯和吉奥尔马上就得到了消息，他们迅速赶到现场，根据五月四日的《工人团结报》报道：“正当我们的同志对突击警察在建筑内的行动进行反抗时，他们及时赶到，劝说同志们采取正确的态度。”但是，大部分工人已经开始了罢工：尽管没有一个组织下令，巴塞罗那全城却还是建起了街垒。

　　全城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当天晚上，全劳联地区委员会、伊无联、自青联与统工党执委会举行了联席会议。统工党代表指出：这一运动是巴塞罗那工人对挑衅做出的自发回击，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领导这场运动，击败内部的敌人；否则运动就会失败，而我们也都要完蛋。[59]”但全劳联和伊无联的领导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并决定退让。

　　次日，也就是五月四日，工人的自发行动得到了统工党、自青联与“杜鲁蒂之友”的支持，他们控制了加泰罗尼亚的首府，但他们却逐渐遭到了包围。孔帕尼斯同全劳联领导人会谈后，通过广播发表讲话，谴责了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在电话局的行动，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全劳联地区委员会也支持孔帕尼斯：“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应该对付的是法西斯主义。”《工人团结报》仅在第八版报道了前一天的事件，只字未提遍布全城的街垒。当天下午五点，工总领导人、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私人朋友埃尔南德斯·桑卡霍[60]与两位无政府主义部长加西亚·奥利维尔和菲德丽卡·蒙蔡尼从瓦伦西亚乘飞机抵达巴塞罗那。他们轮流发表广播讲话，为孔帕尼斯和全劳联地区委员会领导人助阵： “一股疯狂的浪潮席卷了全城，” 加西亚·奥利维尔惊呼道。“我们必须立即停止手足相残。所有人都要保持冷静。……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61]”

　　五月五日，星期三，工人依然留在街垒上。广播电台播放了全劳联与自治政府达成的协议：双方停火，维持军事现状，警察和武装市民将同时撤离。协议中没有提到由谁来控制电话局。然而，运动已经开始退潮。第二十六师的全劳联分子和第二十九师的统工党分子[62]在得知巴塞罗那市内的消息后，集结在巴尔瓦斯特洛（Barbastro），准备向巴塞罗那进军，但他们在比内法尔（Binéfar）停了下来；全劳联地区委员会派代表劝说第二十八师[63]师长格雷戈里奥·乔维尔，要求他不要采取任何进攻性的行动。全劳联的另一位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副军事委员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64]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劝说无政府主义指挥官马克西莫·弗兰科[65]让他的部队停在比内法尔。但冲突仍未彻底停止：菲德丽卡·蒙蔡尼的汽车遭到了统社党分子的攻击；加泰罗尼亚工总书记安东尼奥·塞塞[66]（他参加政府的消息刚刚通过广播播放出去）被杀死了，很可能是全劳联的民兵干的。杜鲁蒂之友号召继续斗争，他们遭到了全劳联—伊无联的猛烈批判。

　　五月六日，星期一，秩序几乎完全恢复了。孔帕尼斯宣布这次事件中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各方都在呼吁巴塞罗那工人群众保持冷静，统工党也支持这一呼吁，它宣称：“无产阶级已经对反革命取得了局部胜利。……工人们，回去工作吧。”新成立的加泰罗尼亚临时政府由一个共和派、全劳联会员巴雷里奥·马斯[67]和工总会员比迪耶利亚组成，但没有柯莫雷拉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68]。除了请求中央政府进行干预之外，孔帕尼斯的手段似乎都是正确的。被中央政府派往巴塞罗那平息局势的加西亚·奥利维尔和蒙蔡尼（假如他们可信的话）曾向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保证：只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向中央政府求助，中央政府就不会对加泰罗尼亚进行军事干预。然而，就在五月五日，普里耶托已下令舰队出发，并于当天抵达了巴塞罗那港口。几小时后，孔帕尼斯向中央政府求助，在部长们的压力下，拉尔戈·卡巴耶洛决定接管加泰罗尼亚的公共秩序与防务。曾担任过国民警卫队司令、现在又投靠了共产党的波萨斯将军接管了加泰罗尼亚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为了保卫法律与秩序，政府从哈拉马战线抽调了五千名突击警察，组成了一个摩托化纵队，派往加泰罗尼亚。可是——这件事很好地体现了当时的混乱情况——这支刚刚恢复了加泰罗尼亚的秩序的警察部队，原本应该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惧，可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托雷斯·伊格雷西亚斯（Torres Iglesias）中校，以前却是无政府主义民兵“土地与自由”（Tierra y Libertad）纵队的领导：一些突击警察进入巴塞罗那时，甚至还高呼“伊无联万岁！”（¡Viva la FAI!）

　　这支部队抵达巴塞罗那后，彻底平息了战斗。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为五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政府一方的死者除了安东尼奥·塞塞之外，还有共产党军官阿尔卡尔德（Alcalde）上尉；革命派一方的死者有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的哥哥多明戈·阿斯卡索[69]、著名无政府主义教育家弗兰西斯科·费雷尔的孙子、绰号“奇科”（Quico）的费雷尔，他们都是在街上被打死的。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其它的死者。五月六日晚上，卡米洛·贝尔耐里和他的合作者巴尔比耶里[70]的尸体被人发现了。工总的民兵在白天闯入他们家中，将他们抓走后，枪杀了他们[71]。值得注意的是，革命青年阵线书记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也在同一时间失踪了，几天后他的遗体才被发现。他们生前全都谴责过莫斯科审判，并批判西共、统社党及其盟友的“反革命”态度。他们都是革命反对派的领导人。尽管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不可能进行调查（就算进行了调查，结果也几乎不可能公布），但人人都能肯定贝尔耐里和马丁内斯一定是政治报复的牺牲者。由于《真理报》曾发出威胁，许多人都相信这一定是苏联特务干的。

五月事件的意义


　　五月事件因何而起，历来众说纷纭。统社党声称五月事件是被统工党内部的法西斯特务挑起的，真是这样吗[72]？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五月事件是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在西方列强支持下挑起的，目的是粉碎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形势，真是这样吗[73]？其他人则认为，这次事件是由统社党挑起的，目的也是要破坏革命，真的是这样吗？

　　这种讨论或许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一两个间谍（充其量十个）就能挑起这种事件，那就说明局势本身就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而我们前面讲过，局势确实已经一触即发。此外，没有共和国军警和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配合，统社党内的共产党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我们认为，五月三日的武力挑衅并不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电话局是恢复国家政权的步骤之一。我们甚至认为，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进攻电话局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如果他们想用武力摆脱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会等上这么久才动手——话虽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占据了优势，竭力粉碎革命运动。在五月初的紧张局势中，进攻电话局肯定会被加泰罗尼亚工人当成挑衅。

　　工人对进攻电话局的反应，其实是一种自发的应激反应，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五月事件期间，在没有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全劳联—伊无联的各个街区自卫委员会成了工人的领导机关。当全劳联命令工人放下武器时，工人服从了纪律，执行了命令，这件事也可以作为佐证。乔治·奥威尔[74]与统工党的武装一起经历了整个五月事件，他写道：“工人们自发走上街头，组织防御，全体工人一致要求的只有两件事：交回电话局；解除他们痛恨的突击警察的武装。[75]”

　　罗贝尔·卢松在研究五月事件的文章[76]中指出，武装的工人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几乎不放一枪就控制了十分之九的城市，这给卢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还指出，这股力量虽然十分强大，却只用在了防御上：在整个冲突期间，全劳联在办公楼后面有六辆坦克，却没有投入战斗。工人手中的七十五毫米火炮未发一炮；被全劳联民兵控制的蒙朱伊克要塞从未开火[77]。他写道：“从第一声枪响到战斗结束，全劳联与伊无联地区委员会只下达了一道命令，他们利用电台、报纸和一切手段，反复下达这道命令：停火。” 他认为，全劳联的领导人最担心的是：政权万一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不知所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不惜“放弃一切、抛弃一切，迎接失败”。在他们私下谈话时，他们以外国军舰已开进港口为借口，来为自己辩解。对他们而言，这件事其实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当时选择了合作，而不是夺取政权。桑蒂利安起初同意合作，但他很快就批评起了自己原先的态度，针对他的批评，加西亚·奥利维尔和巴斯克斯回答道：“我们能做的，只是坐等事件发生，然后尽量顺势而行。[78]”

　　据维克托·塞尔日记载，统工党的领导人一直在担心：当工人遭到挑衅，自行发动起义时，无政府主义领袖的优柔寡断、软弱无力和政治无能，会导致起义失去领导，最后被反革命势力利用，给无产阶级造成沉重打击。统工党的领导人知道自己的力量远不如全劳联，如果他们撇开全劳联单独行动，就有可能陷入孤立；奥威尔指出：“统工党领导层直接下令，要求我们支持全劳联，但只有在遭到枪击，或是我们的建筑物遭到进攻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回击。”

　　巴塞罗那工人的自发反应，究竟是给革命提供了新的动力，还是造成了革命的倒退，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79]。历史学家只能指出：无政府主义领袖不愿推动革命，而统工党的领袖不相信自己能推动革命。孔帕尼斯虽然宣称五月事件是一场“平局”，然而实情并非如此：五月事件敲响了革命的丧钟，预示了所有的政治失败，最后还导致了一些革命领袖的死亡。

五月事件的直接影响


　　总之，五月事件造成的第一个可见的影响，是加泰罗尼亚自治的结束：中央政府接管了加泰罗尼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基础机关。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要向全劳联和统工党进行大镇压（这是它们最担心的事）。当然，全劳联和统工党的武器被收缴了，它们的报纸和广播电台遭到了审查，但公共秩序委员郑重保证，他的部队“不会把任何工会或反法西斯组织当成敌人”。这一表态，是在卡巴耶洛和他的内务部长加拉尔萨指示下做出的。五月四日，他们的喉舌、瓦伦西亚报纸《前进报》（Adelante）写道，巴塞罗那事件是“几个组织之间的共谋，它们虽然都参加了全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阵线，但它们具有不同的路线，它们在工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利益也是矛盾的，它们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进行了这一准备不充分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全劳联肯定要一再呼吁保持冷静，《全劳联之家》（Casa CNT）在五月事件的最后一天发表了声明：“全劳联与伊无联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同反法西斯阵线的所有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精诚合作。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便是全劳联正在继续同中央政府、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所有的市镇政府合作。”全劳联的领袖以为只要对这件事闭口不谈，就可以把它瞒过去了，他们在五月六日发表了声明：“当我们了解到事件的影响有多严重时，我们马上就下令所有组织保持冷静，并避免报道任何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事情。”不幸的是，尽管全劳联拼命地隐瞒巴塞罗那事件的重大影响，共产党的报刊却还是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将五月事件斥为“受德意特务机关指使的统工党托派分子策划的”叛乱。这场宣传攻势进行得非常巧妙，而全劳联也小心翼翼，就连马德里全劳联民兵的喉舌《自由战线》都采纳了共产党的论点，并写道：“反抗……由人民选出的政府……的叛乱分子，都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与弗朗哥的同谋，”“必须无情地消灭。”在五月事件刚结束时，双方看似打了个平手，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胜利的天平倒向了拥有明确的政治路线、勇气和坚定意志的一方。

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倒台


　　共产党把五月事件归咎于托派分子和暗藏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大谈革命，只是为了制造混乱，必须严惩他们。五月九日，何塞·迪亚斯在瓦伦西亚发表讲话，要求内务部长严惩捣乱分子，否则就得辞职。他大声疾呼：“第五纵队已经揭下了假面具，我们要做的就是消灭他们。”五月十一日，《前进报》做出了答复：“共产国际外国支部煽动政府采取镇压措施，但政府如果这样做，它就成了希尔—罗夫雷斯政府或雷鲁克斯政府；这样做会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会导致内战的失败和革命的破灭。……一个主要由工人运动的代表组成的政府，不能使用那些专属于反动政府和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政府的手段。”从这一刻开始，卡巴耶洛政府的寿命便屈指可数了[80]。五月十四日，马德里的几家日报宣称：为了满足共产党在公共秩序与战争指挥等问题上的要求，内阁将在几天内进行改组。五月十五日，共产党籍的农业部长乌里维在内阁会议上发言，要求政府下令解散和取缔统工党，并逮捕统工党的领导人。拉尔戈·卡巴耶洛回答道，作为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工人组织的战士，他拒绝解散任何工人组织。全劳联籍的政府部长支持卡巴耶洛：菲德丽卡·蒙蔡尼翻开一份文件，指出五月事件是以统社党为首的势力挑起的。乌里维和埃尔南德斯随即起身退席。卡巴耶洛宣称，“政府会继续坚持下去”。但共和派的部长和普里耶托的伙伴没有接受[81]。于是，拉尔戈·卡巴耶洛便辞职了。



[1]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年6月1日——1831年11月16日），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2] 拉尔戈·卡巴耶洛于1936年10月1日在议会的发言。10月3日的《时报》认为，他的发言表明他将发动一场深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改造国家政权。——原注

[3] 《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第270页。——原注

[4] 桑蒂利安曾提及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同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的谈判。《战斗报》曾号召支持摩洛哥独立，并力争使共和国与阿卜杜勒·克里姆结盟。共和派统治者对摩洛哥问题的消极态度，曾使科尔佐夫大为惊讶；而弗朗哥却声称：“我们西班牙民族主义者非常理解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我们尊重他们的民族主义。”——原注

[5] 当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勒令解散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北非之星”（L’Etoile Nord-africaine，该党后来改组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后来又改组为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时，以巴斯蒂亚尼（Bastiani）为首的该党党员正在国际纵队中战斗。——原注
　　1926年，在法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以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1898—1974）为首的一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北非之星”，该党在1929年被法国殖民当局取缔，1933年重建，1936年参加了法国人民阵线，但在1937年1月却被人民阵线政府取缔。1937年3月11日，该党党员另建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arti du Peuple Algerien，PPA）。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再次遭到法国殖民当局镇压。1946年10月，该党部分党员建立了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Mouvement pour le Triomphe des Libertes Democratiques，MTLD）。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另一批党员决定采取武装斗争，他们在1947年建立了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关系比较松散的“特殊组织”（Organisation spéciale），“特殊组织”后来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分道扬镳，在1954年与其它一些组织成立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FLN），并于同年发动武装起义，经过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62年赢得了彻底独立。——中译者注

[6]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贝尔耐里发表于1936年10月24日的《阶级战争》（Guerra di Classe）上的文章。——原注

[7] 格兰迪索·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保证》[Jalones de derrota:promesa de victoria]，墨西哥城，工人斗争，1948年，第329页）曾特地提到了一个被派往西班牙的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是一位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达维·鲁塞[David Rousset]以前的一些朋友宣称，这个代表团团长就是达维·鲁塞，果真如此吗？）——原注

[8] 1937年3月18日的《泰晤士报》（The Times）披露了英国外交部拒绝这一建议的消息，它是首家对这一建议进行报道的媒体（而且并没有遭到否认）；菲利克斯·莫洛认为卡巴耶洛政府是在2月9日提出这个提议的。这家保守派报纸写道：“西班牙政府正在考虑改变西属摩洛哥的形势……考虑签订领土协议。”拉尔戈·卡巴耶洛对此闭口不谈，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当他被赶下台时，他正在同摩洛哥民族主义者谈判。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波洛腾，《大伪装》，第135—138页。——原注

[9] 1906年1月16日，为了解决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欧洲列强在西班牙海港城市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召开了会议。经过近三个月的激烈争论，会议最后于4月7日通过了《最后议定书》，承认摩洛哥独立，但规定：摩洛哥的警察组织和治安权力交由法国和西班牙管理；对摩洛哥财政实行国际监督。由与会的几个大国提供资金，成立国家银行，法国占较多股份，业务活动受法国法律的管辖；外侨可以购置土地，从事商业、采矿等活动；关税由一名政府代表、一名外国代表和一名国家银行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管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其实是欧洲列强瓜分摩洛哥的分赃协议。——中译者注

[10] 罗森贝格于1936年11月1日和9日在马德里纪念（Monumental）剧院发表了演讲。安东诺夫也出席了一次露天集会，孔帕尼斯在这次集会上获得了四十万人的掌声。——原注

[11]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12] 这封信最初发表于《辛辛那提时代之星》（Cincinnati Times-Star），后来被不断翻印。——原注

[13] 马尔塞利诺·帕斯库瓦·马丁内斯（Marcelino Pascua Martínez，1897年6月14日——1977年6月14日），生于巴利亚多利德。1919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但在1921年退出社会党。1931年重新参加社会党。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21日出任西班牙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1938年4月11日改任驻巴黎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4] 据加西亚·普拉达斯（García Pradas）记载，拉尔戈·卡巴耶洛曾通知莫斯科：罗森贝格生病了，他或许需要“换换空气”。——原注

[15] 列昂·海奇斯（Leon Hajkis，1898—1937），俄文名为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海奇斯（Леонид Яковлевич Гайкис），生于华沙。1916年参加波兰社会党左派（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 – Lewica），1917年参加俄共（布），1919年参加红军，1921年进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37年2月19日出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6月17日被召回国内，8月21日遇害。1955年平反。——中译者注

[16]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8页）记录了这次执委会会议的情况。他本人支持两党采取统一行动，但认为组织上的统一仍然为时过早。皮耶特洛·内尼（《西班牙战争》[La Guerre d”Espagne]，巴黎，弗朗索瓦·马斯佩洛出版社[François Maspéro]，第67页）记录了他在1937年3月3日同普里耶托的谈话，普里耶托在谈话中要求立即同共产党合并。——原注

[17] 胡利安·贝斯泰洛·费尔南德斯（Julián Besteiro Fernández，1870年9月21日——1940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大学、索邦大学等学校求学。1908年参加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的激进共和党，1912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不久后参加工总与社会党。1917年10月，因积极参加罢工运动，被判处终身监禁，1918年2月在狱中当选议员，获得特赦。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主张工总同独裁政府合作，并于1925年至1931年出任工总主席和社会党主席。1931年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出任议会议长，并于1932年再次出任工总主席，1934年辞去工总主席的职务。1939年3月5日参加卡萨多政变，推翻了内格林政府，企图向弗朗哥乞和。马德里沦陷后被反动军队逮捕，同年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后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8] 关于艾斯普拉的出访计划，请参阅1937年3月23日的《时报》。阿萨尼亚曾告诉费舍尔，他已经派贝斯泰洛出席英国国王乔治六世（George VI，1895—1952）的加冕仪式，以便争取英国进行调停：先实现停火，然后撤出外国军队，最后各方再召开会议，争取实现“民主的解决方案”（《贝尼卡尔洛之夜》，第420页）。1936年12月15日，拉尔戈·卡巴耶洛曾经拒绝了英国和法国提出的先休战、再举行全民公决的计划。1937年2月，美国国务卿柯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又提出了新的建议（请参阅1937年2月26日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的声明）。——原注

[19] 据《每日邮报》报道，有人正在采取行动，准备扶植一个以米亚哈为首的政府，企图同叛乱头目达成“体面的和平”，全劳联全国委员会专门在1937年4月26日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原注

[20] 胡利安·戈尔金，《西班牙的食人政治（希特勒与斯大林）》（Caníbales politicos [Hitler y Stalin] in España，墨西哥城，克扎尔出版社[Ediciones Quetzal]，1941年），第215—217页。戈尔金是在监狱里认识阿森西奥的。——原注

[21] 据戈尔金记载（同上，第218页），阿森西奥曾解释说，共产党之所以这么恨他，有两个原因：一、他曾拒绝支持第五团；二、玛尔加丽塔·内尔肯（Margarita Nelken）曾代表共产党在突击警察中间进行宣传，他曾为此威胁要枪毙她。——原注

[22] 马拉加守军司令比利亚尔瓦（Villalba）中校被军事法庭指控犯有抛弃自己的司令部与部队的罪行。但是，一直跟他在一起的政治委员波利瓦尔是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而国会拒绝剥夺波利瓦尔的议员豁免权。在此类事件中，很难分清什么是背叛、什么是无能，也无法分清什么是合理的镇压、什么是政治报复。——原注

[23] 阿森西奥后来由于希洪失守而被内格林政府指控犯有叛国罪，但最后被宣判无罪，并重新担任指挥职位。他的参谋长、跟他一起受株连的马丁内斯·卡夫雷拉（Martínez Cabrera）也跟他一起被宣判无罪，但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最后还是被弗朗哥杀害了。——原注

[24] 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在七月革命后身负重伤，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根据他的记载（《斯大林主义的背叛》[La traición del stalinismo]，第70—71页），共产党曾拉拢过他，准备推举他当陆军部长；他拒绝参加这个针对卡巴耶洛的阴谋，结果使他遭到了共产党的嫉恨。——原注

[25] 弗兰西斯科·马洛托·德尔·奥霍（Francisco Maroto del Ojo，1906年3月15日——1940年7月12日），生于格拉纳达。当过家具工人。安达卢西亚全劳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内战爆发后组建了“马洛托纵队”。1937年初被捕，同年5月1日获释，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军队逮捕，1940年遇害。——中译者注

[26] 马洛托后来被内格林政府指控犯有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但又获得了特赦。不过马洛托最后还是没有躲过弗朗哥的残杀。——原注

[27] 梅尔乔尔·罗德里格斯·加西亚（Melchor Rodríguez García，1893年5月30日——1972年2月14日），生于塞维利亚。马德里全劳联主要领导人之一。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12月5人被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维尔任命为马德里监狱总监。卡萨多政变后被任命为马德里市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政权逮捕，1944年获释后一直居住在马德里。1972年逝世。——中译者注

[28] 马德里市评议会是根据4月18日颁布的一道法令成立的，这道法令发表于4月21日的《政府公报》（Gaceta）。4月24日，米亚哈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告解散保卫马德里委员会，随后共产党也公开赞成这一举措。在卡索尔拉事件中，只有共产党和统社青为这位年轻的公共秩序委员辩护。共和派报纸《ABC》的立场一般比较亲共，但它也在2月23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马德里的公共秩序》，里面有多处因审查而开的天窗，这篇社论建议卡索尔拉遵守法律。4月24日，已经解散了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它已经取消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4月26日，卡索尔拉向媒体发表声明，驳斥了对他的指控，并发出威胁：如果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不愿意为他辩护，他将亲自为自己辩护。几天后，他在《ABC》上发表了一篇报告，他在这篇报告中只强调了同伪装成反法西斯组织的第五纵队作斗争有多么困难。这一事件最后不了了之。——原注

[29] 拉尔戈·卡巴耶洛下台后，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5月29日的讲话中历数了卡巴耶洛的各种罪过，我们这里举出的便是他对卡巴耶洛的指控的概括。——原注

[30] 在1936年，卡萨多、埃尔南德斯和阿拉吉斯泰因等人立场相差甚远，但在内战后，由于他们都反对共产党，使他们的立场相互接近；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这个问题上，他们都赞成卡巴耶洛对共产党的指责。但很少有人像埃尔南德斯那样认为这一事件是导致卡巴耶洛政府倒台的关键因素。拉尔戈·卡巴耶洛指出，他得到了共产党部长们的支持，并迫使米亚哈服从了他的命令，这次进攻本来准备于5月16日开始。但迄今为止，这还只是卡巴耶洛一家之言。——原注

[31] 1936年12月12日至16日，统工党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这次会议反对建立正规军，要求建立革命的红军；谴责了莫斯科审判；拒绝参加第二、第三和第四国际；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统工党下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指出：“革命已到了关键时刻。……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允许反革命获胜，就会输掉战争。……维持资产阶级议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应该用一个由工人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组织选出的立宪会议来取代资产阶级议会，并通过资产阶级议会产生一个工农政府……”（比克托·阿尔瓦与斯蒂芬·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阵苏联共产主义》[Spanish Marxism vs Soviet Communism]，Transcation Publishers，1988年，第五章。）——中译者注

[32] 一战爆发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1914年8月4日，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 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Marcel Sembat）也参加了。本文中的“神圣联合”，是指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中译者注

[33] 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维雷瓦尔多·索拉诺（Wilebaldo Solano）和路易斯·罗克（Luis Roc）发表在《共产主义青年》（Juventud Comunista）上的文章。——原注

[34] 扎乌姆·巴利乌斯·米尔（Jaume Balius i Mir，1904—1980），生于巴塞罗那。起初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1922年参加加泰罗尼亚行动，并因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而被迫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回国，并一度与工农同盟比较接近，但后来又疏远了工农同盟。此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932年参加全劳联，并参加了1933年1月和1934年10月的两次起义。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了巴塞罗那的平叛战斗，并当选为记者工会副主席。1937年1月26日加入《晚报》编辑部工作。1937年3月15日参与创建“杜鲁蒂之友”集团，巴塞罗那五月事件后被捕，不久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5] 下柳布雷加特的《思想》（Ideas）是被争取到革命反对派立场上的无政府主义报纸之一。卡洛斯·拉马明确地概括了《思想》所代表的纯正的无政府主义路线与“杜鲁蒂之友”的路线的区别，从“杜鲁蒂之友”所使用的术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此外，巴利乌斯曾是工农同盟成员。另一方面，穆朗（Moulin）和弗兰茨·赫勒（Franz Heller）等外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同巴利乌斯的组织合作。——原注

[36] 卡米洛·贝尔耐里（Camillo Berneri，1897年5月28日——1937年5月5日），生于意大利洛迪市（Lodi）。191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一战期间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1926年流亡国外。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加泰罗尼亚，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1937年5月5日，在巴塞罗那五月事件中被斯大林派杀害。——中译者注

[37] 卡米洛·贝尔耐里生于1897年，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期间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曾在佛罗伦萨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墨索里尼上台后流亡国外。1936年7月自愿参加全劳联。他在国际自由运动中享有盛誉，并在西班牙享有一定的威望。——原注

[38] 《西班牙的阶级战争》，第17页。——原注

[39]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1906年当选议员，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利用自由军团镇压革命，并且是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的幕后黑手。——中译者注

[40] 诺斯克：为总参谋部效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挫败了1919年的德国苏维埃革命，并下令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原注

[41] “为了逼迫我们放弃全部革命成果，中央政府正在抵制加泰罗尼亚的经济。人民被要求做出牺牲，工人和民兵放弃了一大部分工资，而政府却紧抓着自己的黄金不放，用来保障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资本家的珠宝与财富得到了保护……，高得离谱的工资得到了保留，有些人的工资甚至还涨了两倍。……当人民正在忍饥挨饿时，奸商却被允许进行可耻而罪恶的投机买卖。……由于阿拉贡战线坚持革命立场，为了整垮当地的各支纵队，武器一直不发给他们。……人民的儿女被送上前线，穿着制服的军队却被留在后方，为反革命效力。”——原注

[42] 菲德尔·米洛·索拉内斯（Fidel Miró i Solanes，1910—1998），生于塔拉戈纳省埃尔普拉德圣马里亚镇（El Pla de Santa Maria）一个农民家庭。14岁失去父母，移民古巴，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33年返回加泰罗尼亚，1934年参加全劳联，并参加了自青联。1936年当选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1937年2月当选为自青联书记，同年6月当选为自青联半岛委员会总书记，9月与统社青签订协议，成立全国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七十年代后期参加了重建全劳联的工作。——中译者注

[43] 维雷瓦尔多·索拉诺·阿隆索（Wilebaldo Solano Alonso，1916年7月7日——2010年9月7日），生于布尔戈斯。1932年参加工农同盟的青年组织。1935年9月当选为伊共青总书记，内战爆发后，代表伊共青参加了统工党执委会，1936年11月当选为革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Revolutionary Youth Organizations）总书记。1937年2月同自青联一同创建革命青年阵线。1937月巴塞罗那五月事件后，协助重建统工党执委会，1938年4月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后流亡国外。1947年当选为统工党总书记。1953年至1981年为法新社工作。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参加了统工党的重建工作。2010年在巴塞罗那逝世。——中译者注

[44] 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昂格里亚（Alfredo Martínez Hungria，？—1937），三十年代巴塞罗那自青联主要领导人之一，1932年参加自青联。1936年内战爆发后当选为自青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7日被斯大林派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45] 1937年3月2日，自青联在马德里召开代表大会，伊共青书记、统工党党员恩里克·罗德里格斯（Enrique Rodríguez）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赢得了满堂喝彩。被众人当作是首都革命反对派的领袖的加西亚·普拉达斯对共产党和统社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革命青年应该为了“社会革命”而团结起来，并“绝不接受议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原注

[46] 1937年1月15日，桑蒂亚戈·卡里略在瓦伦西亚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不是为社会革命而战。我们的组织既不是社会主义组织也不是共产主义组织。统社青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体。”——原注

[47] 拉法埃尔·费尔南德斯（Rafael Fernández，1913年10月1日——2010年12月18日）。曾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1936年10月15日当选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8] 统社青执委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北方，此举遭到了统社青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的反对，这很可能就是导致统社青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拒绝中央政策的原因。1937年2月18日，统社青的两位领导人罗德里格斯·塞斯塔（Rodríguez Cesta）和特里丰·梅德拉诺在毕尔巴鄂开会时被炸弹炸死。——原注

[49] 1937年的复活节与耶稣受难日分别为3月28日和3月26日。——中译者注

[50] 但是，最积极地讨论“工会政府”的人，却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坚决反对“工会政府”的建议。工会政府这个主意，似乎是把“工人政府”这个旧口号，打扮得温和一些之后，再重新拿出来用，而卡巴耶洛的朋友早在1936年9月就放弃了“工人政府”的口号。——原注

[51] Espagne,creuset politique，第152页。——原注

[52] 柯莫雷拉与统社党的代言人贝纳维德斯写道：“共产党有一句名言：‘要拿下萨拉戈萨，首先得拿下巴塞罗那。’这句话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并真实地表达了全国的心愿：把被无政府主义者夺取的权力交还给自治政府。”（《加泰罗尼亚的战争与革命》，第426页）。——原注

[53] 罗尔丹·科尔塔达·多尔塞特（Roldán Cortada i Dolcet，？—1937），工会活动家。当过石匠，曾参加全劳联。1931年8月参加“三十人集团”，反对伊无联对全劳联的控制，退出了全劳联。1933年参加工总，成为工总旗下的建筑工会书记和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书记。1936年7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后，成为统社党巴塞罗那委员会委员。1937年4月25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54] 《战斗报》就此事写道：“这是一场反革命示威，它的目的是要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中间制造仇视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的先锋力量（全劳联、伊无联和统工党）的气氛。”——原注

[55] 安东尼奥·马丁·艾斯库德洛（Antonio Martín Escudero，1895年1月17日——1937年4月27日），早年参加全劳联，曾与杜鲁蒂的“团结”小组有过联系。1924年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回国。内战爆发后，曾担任普奇瑟尔达镇长。1937年4月27日在与边防部队交火时身亡。——中译者注

[56] 安东尼奥·马丁以前是一个走私贩，1936年7月以后实际上成了海关主任。根据桑蒂利安记载，这就是他遭到众多人仇恨的原因。但是，共和派、社会党与共产党认为他是“普奇瑟尔达的屠夫”，并在当地进行了长期的恐怖统治。贝纳维德斯在《加泰罗尼亚的战争与革命》一书中将安东尼奥·马丁称作“马拉加拐子”，用了很长的篇幅对他进行控诉。——原注

[57] 阿图尔·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描写了瓦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是如何同巴黎大使馆进行秘密联络的：外交部长德尔·巴约和大使阿拉吉斯泰因是连襟，他们的妻子都是瑞士的德意志人，所以他们就通过自己的妻子用德语进行秘谈，这样一来就能避免监听。据贝纳维德斯记载，阿萨尼亚的谈话经常被全劳联监督委员会窃听（《贝尼卡尔洛之夜》，第424页）。——原注

[58] 政府后来采取的措施，似乎可以证明：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是在得到内务部长、艾斯凯拉党员艾瓜德尔（Artemi Aiguader i Miró）的同意后才这么做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共产党报刊给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找的各种借口：保障电话交换机的正常运行（《工人日报》，5月11日）；夺回前一天被统工党和捣乱分子占领的电话交换机（《国际新闻通讯》，5月29日）；或只是为了护送政府代表上任（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本人对媒体的声明）。——原注

[59] 戈尔金后来解释说：“当天晚上，在统工党执委会的倡议下，安德列乌·宁、佩德洛·波内特和我，与全劳联地区委员会全体委员、伊无联与自青联举行了会议。我们坦诚地介绍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我双方都没有让群众参加这次运动。这是群众在遭到斯大林主义的挑衅时的自发反应……我们认为，你们应该跟我们一样明白：无论是对于革命，还是对于战争而言，目前都是一个无比关键的时刻。我们要么去领导这个运动，赋予运动明确而重大的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消灭内部的敌人，要么就会让运动陷于失败，士气大涨的敌人就会消灭我们所有人。必须马上做出决定。’”然后戈尔金发现无政府主义领袖们“低头不语，犹豫不决”，他便建议：“我们应该立即派代表团去瓦伦西亚，向拉尔戈·卡巴耶洛和他的部长们解释，告诉他们这个运动针对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针对斯大林派挑拨者。但我们没有成功。”戈尔金还说，无政府主义领袖们在驳回了统工党的建议后，还宣称他们在加泰罗尼亚政府里面有人，不用极端措施也能对付得了共产党（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 J. Alexander]，《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伦敦，雅努斯出版公司[Janus Publishing Company]，1999年，第2卷，第929—930页）。——中译者注

[60] 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Carlos Hernández Zancajo，1902年11月4日——1979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当过司机。1918年参加工总和社青团。1924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28年当选为马德里城市运输工人总工会（Unión General de Obreros del Transporte Urbano de Madrid）副主席，1928年至1929年任社青团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社青团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1] 加西亚·奥利维尔发表这次讲话后，在街垒上的工人中间流传起了一个流言：加西亚·奥利维尔和他的朋友已被自治政府的警察逮捕，他们是在枪口威胁下才呼吁保持冷静的。而在统社党一边则流传着另一个流言：加西亚·奥利维尔曾警告他的朋友，不要相信他说的任何话，除非里面含有暗号。——原注

[62] “第二十六师”在英文版中为“第二十三师”，但在法文版为“第二十六师”，经查证，确认为第26师。第26师前身是全劳联的“杜鲁蒂”纵队，第29师前身是统工党的“列宁”纵队。——中译者注

[63] 法文版和英文版此处均为“第26师”，经查证，实为第28师，该师前身为全劳联的“阿斯卡索”纵队。——中译者注

[64] 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马特奥（Juan Manuel Molina Mateo，1901年8月4日——1984年9月20日），通称胡安内尔（Juanel），生于胡梅利亚（Jumella）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中期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流亡法国。1927年在伊无联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内战爆发后作为全劳联代表，参加了供应委员会，在五月事件发生时担任加泰罗尼亚军事部副委员。五月事件后曾任第10军和第11军政治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在法国参加了重建全劳联的工作，并于1946年2月潜入西班牙，同年4月被捕，被判处十五年徒刑，1953年获释后流亡法国。弗朗哥独裁政权倒台后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全劳联的重建工作。——中译者注

[65] 马克西莫·弗兰科·卡维洛（Máximo Franco Cavero，1913—1939），富家出身，当过理发师，参加过《土地与自由》和《维斯卡人民》（El Pueblo de Huesca）的编辑工作。共和国成立后曾参加过几次无政府主义起义。1934年9月被捕，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曾参加过“红与黑”（Roja y Negra）纵队。民兵正规化后曾任第127混成旅旅长、第71师师长。1939年4月1日，共和国覆灭后自杀。——中译者注

[66] 安东尼奥·塞塞··阿尔塔索（Antonio Sesé Artaso，1895—1937），生于维斯卡。青年时曾参加全劳联，在毛林影响下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并参与创建工农同盟。1931年因支持参加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工总。1932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共产党，1936年6月11日担任加泰罗尼亚工总组织书记，后来又担任临时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1937年5月5日在巴塞罗那被杀。——中译者注

[67] 巴雷里奥·马斯·卡萨斯（Valerio Mas Casas，1894年5月22日——1973年7月19日），少年时参加全劳联。1936年11月担任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1937年5月5日至6月29日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负责经济、公共事业与卫生。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39年3月，代表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参与创建西班牙自由运动（Movimiento Libertario Español），并当选为该组织总委员会委员。1939年9月被关进法国集中营，1942年7月被遣送至北非，盟军在北非登陆后获救。二战后继续参加全劳联流亡组织的活动。——中译者注

[68] 1937年5月5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评议会辞职，由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执行委员会代替。自治政府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69] 多明戈·阿斯卡索·阿巴迪亚（Domingo Ascaso Abadía，1895年6月10日——1937年5月4日），曾在萨拉戈萨当过面包师，二十年代初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内战爆发后，曾在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内担任加西亚·奥利维尔的助手，并曾率领阿斯卡索纵队作战。阿斯卡索纵队改编为第28师后返回巴塞罗那。1937年5月4日，在五月事件期间牺牲。——中译者注

[70] 弗兰切斯科·巴尔比耶里（Francesco Barbieri，1895年12月14日——1937年5月5日），生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Calabria），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参军，曾两次负伤。二十年代初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率领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前往西班牙参战。五月事件期间与贝尔耐里一同遇害。——中译者注

[71] 贝尔耐里和巴尔比耶里是在5月5日晚上被抓走的，次日他们的遗体才被发现。——中译者注

[72] 德国大使在5月11日的笔记中指出，弗朗哥亲口承认五月事件是他的特务干的；他还说他在巴塞罗那城内有十三个特务。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特务打入了统工党或统社党，或其它工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原注

[73] 桑蒂利安写道：来自布鲁塞尔的阿根廷作家冈萨雷斯·帕切科（Gonzáles Pacheco）曾听大使奥索里奥·加利亚尔多讲过，在巴塞罗那确实有这样一个计划正在进行。除此之外，英法军舰也开到了巴塞罗那岸边，因此，他认为五月事件是由国际势力策划的一次挑衅，共产党在这次事件中只是受命而为：当巴塞罗那城内发生暴动的时候，第27师师长何塞·德尔·巴里奥和他的参谋长出现在市内，可以证明这一点。——原注

[74] 奥威尔在1936年12月抵达西班牙，参加了统工党的民兵，1937年初随民兵在阿拉贡战线作战，五月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巴塞罗那休假，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中译者注

[75] 《论争》（Controversy），1937年8月。另请参阅《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9章至第11章。——原注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可在下列地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homeagetocatalonia.htm ——中译者注

[76] 《五月事件是又一个五月十五日吗？》，《无产阶级革命》，1937年6月10日。——原注
　　1848年5月15日，法国人民群众举行了革命发动，起主要作用的是以路易·布朗基为首的巴黎工人。他们的口号是进一步深入革命，支持意大利、德国和波兰的革命运动。示威群众冲入制宪议会会议大厅，要求履行向工人提供面包、工作以及成立劳动部等诺言；他们试图解散制宪议会，成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这次人民发动遭到镇压，领袖布朗基等人被捕。
　　关于5月15日，马克思的评价是：
　　“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因为它在5月15日冲入了国民议会，作出了一个徒劳无功的尝试；目的本来是想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结果却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34页。）
　　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0/01.htm）——中译者注

[77] 据桑蒂利安记载，在他同孔帕尼斯会谈之前，他下令海岸炮兵连瞄准自治政府大楼，并要求海岸炮兵的指挥员每隔一定时间，就给孔帕尼斯的办公室打电话，如果他没有亲自回话，就向自治政府大楼开炮。——原注

[78] 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4页。——原注

[79] 托洛茨基主义者菲利克斯·莫洛就是这么认为的；桑蒂利安虽然同意无条件停火，但不久后就开始对自己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么认为的。——原注

[80]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记录了西共政治局的一次会议，据他记载，这次会议决定卡巴耶洛必须下台。按照他的说法，他与何塞·迪亚斯反对这个“会毁灭正在斗争的阵线”的举措。出席会议的苏联大使馆的顾问、格洛、柯多维拉、斯捷潘诺夫和奥尔洛夫（Орлов）反对他和何塞·迪亚斯，他们坚持认为“卡巴耶洛不再听从我们的建议了”，“他拒绝将《战斗报》停刊，还拒绝取缔统工党”，在苏联顾问的大力要求下，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的意见。——原注

[81] 埃尔南德斯写道，当共产党籍的部长退席抗议后，普里耶托也随之退席，之后他还要求政府辞职。普里耶托指出（《西班牙战争的具体经过》[Entresij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布宜诺斯艾利斯，Bases，1954年，第52页）：他只是警告了想“继续坚持下去”的卡巴耶洛，向卡巴耶洛“指出，如果不向阿萨尼亚总统提交自己的解释，他就不能这么做。”普里耶托在被赶出内格林政府之后，急于撇清自己过去同共产党的联系，所以他这番话可信度不高；内阁危机的发展及其结果，实际上表明：在推翻拉尔戈·卡巴耶洛这个问题上，普里耶托与共产党籍的部长们达成了协议，至少也是默契。——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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