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欧洲与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二部

第十三章欧洲与战争

· 欧洲均势与西班牙内战
· 国民政府获得了外交承认
· 轴心国的成立
· 法国的立场
· 不干涉政策
· 不干涉委员会
· 监督方案

　　“如果民主在这场战斗中落败，如果法西斯主义获胜，国王陛下的政府就能宣称这是自己的胜利。^[1]”劳埃德·乔治^[2]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新的事实：在世人眼中，西班牙内战已经成了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虽然并没有其它欧洲国家公开参战，但它已经变成了一场欧洲大战。因此，在共和国一方的各革命政党衰落之后，西班牙内战就变成了欧洲列强的角逐。这场角逐促成了德国和意大利迅速接近，并成立了罗马—柏林轴心；无情地暴露出了西方民主国家——法国和英国——的犹豫不决与自相矛盾；并致使苏联采取了谨慎观望的政策。

欧洲均势与西班牙内战

　　要想理解西班牙内战对欧洲的政治均势产生了何等的影响，首先就得明白，在一九三六年，德国在欧洲地位仍是很不稳固的。一九三三年纳粹党夺权后，德国就退出了国际联盟。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并向周边国家提出领土要求，使德国的小邻国心生警惕，但它们并未对希特勒的力量有多少认识。另外，西方列强的外交地位也很强势。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组成的协约看似非常牢固。虽然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3]在访问马赛时遇刺身亡，法国在巴尔干依然拥有较强的影响力。最后，面临着扩军备战的德国的威胁，第三共和国政府刚刚加强了它与东欧国家的联盟：一九三五年，法国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苏联也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德国的重新武装让苏联无比担忧：难道希特勒不会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当成他的头号敌人吗？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困境。它入侵了阿比西尼亚^[4]，企图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非洲“帝国”，结果反倒暴露了它在军事上的无能，国际联盟大部分成员国决定制裁墨索里尼政府。

　　法西斯意大利政权和纳粹德国政权都在欧洲陷入了孤立，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现了相互接近的机遇。西班牙内战引发了全面的政治对抗，促成了各种联盟的形成；它迫使每个列强选边站队。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为世界大战创造了政治前提。

　　对中欧的独裁者们而言，西班牙内战不仅是对民主国家的弱点的考验；它还是彩排，是第一次冲突，是他们用来测试准备用于对付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的试验场，是那些准备用于更宏大的战场的设备的首次应用。只有在读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无数文章之后，才能明白这场“有限战争”在军事上引起了何等强烈的兴趣。

　　相反，西班牙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却退居次要地位了；西班牙虽然拥有马略卡和塞乌塔这样的战略要地，还有阿斯图里亚斯和里奥·丁托的矿山，但这个因素并不足以影响国际政治的走向。随着一九三八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苏台德问题的发生，西班牙变成了欧洲大棋中的一枚小卒。

国民政府获得了外交承认

　　在西班牙的两大阵营中间，欧洲列强是如何选择的呢？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在西班牙有一个经合法选举产生的议会，还有经议会任命的政府：只有这两个机关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由于七月十九日的叛乱未能获胜，国民军就只是控制了一些省份的叛军。他们自己对此非常清楚，因为在头几个月里，他们拼命建立一个正式的政权，但这个政权的目的，却是在打赢战争之后，让位给一个合适的政府^[5]。即使是最积极地支持叛军的国家，也没有把叛军的首都布尔戈斯^[6]当一回事：一九三六年十月，当弗朗哥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后，向希特勒致电问候，但希特勒并没有回电，说明他并不认为在这个时候正式承认弗朗哥是可取的；德国驻巴黎大使维尔切克^[7]在柏林分析西班牙形势时，他很自然地将其描述为“西班牙政府”与“叛军”的冲突^[8]。

　　但是，如果欧洲列强的执政者都拒绝承认叛军具有合法的交战国地位，他们就不会承认叛军是合法的政权，不会允许叛军从任何一个外国获得军需物资。但意大利、德国和葡萄牙显然没有理睬这种情况，他们拿出了一整套借口来为自己的干涉辩护：左派玩弄选举法，使人民阵线政府上台，造成了革命形势；自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选之后，合法的政府形式就已经消失，叛军将领是为了恢复合法政府才这么做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选举法可是得到了右翼集团的赞成的，他们以为凭着选举法就能使自己长期执政。

　　总之，这种关于“合法性”的借口只能小心使用；各法西斯政府更喜欢使用制造既成事实的方法。德国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9]和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10]打算等到叛军攻克马德里后再正式承认国民政府，这样更体面一些。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德国起草了一份电文，准备发给西班牙政府驻柏林临时代办，开头写道：“弗朗哥将军现在已经占领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因此他的政府已经控制了大部分西班牙国土。……”

　　出于法律上的其它需要，“现实国家”必须在占领首都及其政府建筑物——即实际控制——之后，才能成为“合法国家”。总之，这样做之后，就有了“保障德国利益”的借口。共和国政府撤往瓦伦西亚，法西斯政府的美梦眼看就要成真，然而马德里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战争还得继续下去。为了更坚定地表明立场，德国和意大利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提前承认了布尔戈斯政府。葡萄牙紧随其后。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以为弗朗哥政府已经控制了大半国土，跟以为共和区已经彻底失去了政府权威，都是错误的。国民军并没有实际控制西班牙任何一个地中海沿岸省份或中部省份；尽管共和区的情况仍然很不稳定，但卡巴耶洛政府的权威无疑要强于前几届政府。因此，在八月同西班牙共和国维持外交关系，到了十一月又同它断交，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同国际局势联系起来，就能对他们改变态度的原因看得更加清楚；同情弗朗哥的列强以此宣示了他们与西班牙合法政府为敌的决心。此举在欧洲列强中间制造的分裂，与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协约的签订一脉相承，预示着这个强大的军事同盟的成立。

轴心国的成立

　　在七月十八日叛乱的前夕，尽管法西斯意大利政府和纳粹德国政府拥有同样的政治立场，对社会主义同样仇恨，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实际上，两国的扩张野心，使它们经常较劲^[11]。意大利还把地中海当作自己的“禁脔”，并怀疑德国到底会不会干涉西班牙。

　　但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和九月之后，轴心国在西班牙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态度，而西方国家却在敷衍推脱；轴心国一致决定加强军备，这也有助于解决它们的分歧。安东内斯库^[12]在罗马尼亚成立了极右翼政府，引发了一系列的谈判，打乱了对德国和意大利有利的中欧均势。希特勒在与匈牙利摄政霍尔蒂^[13]会谈时，首次提出了德意结盟支持弗朗哥的主意。匈牙利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赞同这种联合行动，因为匈牙利政府在当时对周边国家（主要是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居住的土地提出了领土要求，它企图通过接近德意两国，换取德意两国支持它的领土要求。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德国司法部长弗兰克^[14]访问了意大利，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接见，意德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弗兰克向墨索里尼指出：希特勒认为地中海是“意大利海”，他对西班牙的干涉并不包含任何扩张野心。墨索里尼随即指出：他并不希望改变“地理形势”，但他认为巴利亚里群岛应该留给意大利。齐亚诺伯爵指出了这次会谈的关键问题：“在西班牙已经成立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德国—意大利阵营，另一个是法国—比利时—俄国阵营。领袖赞同希特勒提出的两大阵营已经事实上存在的观点。”会谈的主旨是成立一个联盟，并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

　　不过，直到十月下旬齐亚诺伯爵访问柏林后，两国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德国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和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在十月二十一日签订了秘密协议，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接见了齐亚诺；十一月一日，墨索里尼在米兰宣称：“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协约，其中有几个非常迫切的问题。^[15]”最迫切的问题当然就是西班牙问题。双方就联合行动的主要方针，乃至一些具体细节进行了磋商：他们研究了在外交上承认弗朗哥政府的各种方法；在军事方面，他们研究了两国分别应该出多少部队，特别是应该各出多少飞机。德国和意大利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罗马—柏林轴心正式成立了，它的敌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西班牙势力很强大；罗马—柏林轴心的主导思想是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威胁”。齐亚诺向希特勒极力主张：轴心国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利，必须给予马德里政府“致命一击”^[16]。

　　其实，早在叛乱爆发前，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就已经向叛乱集团的领袖们许诺过会为他们提供支援。如有必要，叛军可以在其它国家的领土上接收这些支援物资，只要这样做不会造成大规模运输的问题。但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几架萨伏伊—马尔切蒂（Savoïa-Marchetti）飞机因意外降落在法属摩洛哥，暴露了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预之深，给法意关系制造了一场重大的危机。

　　此外，弗朗哥军队也作势要攻占丹吉尔。丹吉尔当时由国际共管，但丹吉尔周边地区都倾向于革命。法国坚持认为西班牙政府可以自由使用丹吉尔港。意大利表示反对。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外交考验，因为西班牙政府如果能够利用丹吉尔港为基地，就能扼守直布罗陀海峡，极大地阻滞叛军从摩洛哥往西班牙本土调遣部队的行动。最后，英国的善意中立，使意大利占了上风^[17]。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当局的态度是中立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利于叛军的；它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的意见，并在西方国家中间造成了分裂。这两个因素，无疑是不干涉政策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法国的立场

　　关于法国提出不干涉的建议的缘由，已经有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莱昂·布鲁姆在一九四七年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所作的陈述；他的陈述基本上没有受到反驳。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莱昂·布鲁姆知道自己的西班牙政策已经彻底破产，比起为自己的西班牙政策辩护，他更关心是证明不干涉政策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季唯一可行的政策，以此来为自己辩解。

　　叛军发动武装叛乱（布鲁姆称其为“戏剧性的事件”〔coup de théâtre〕）之后，法国人民阵线政府肯定是同情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但这种同情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吗？

　　七月二十日，希拉尔政府请求法国政府提供物质援助，给布鲁姆出了个难题：“恳请贵方立即就提供武器与飞机与我方进行商谈。”这封电报里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除了谈到两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具有共同的利益之外，电报里还提到了法西两国的特殊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西班牙的军火供应全部由法国垄断。因此，向法国政府求援，不仅是希拉尔的权利，更是他的义务。此时布鲁姆并未犹豫。他在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之间，先与德尔波^[18]、后与陆军部长达拉迪耶^[19]举行会谈，商讨了向西班牙政府提供物资的数量与方法。但在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的内阁会议上，虽然正式通过了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方针，却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第一个情况与外交政策有关，这无疑是最重要的情况，因为它对莱昂·布鲁姆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布鲁姆就准备访问英国；在他访问英国时，他发现鲍德温^[20]政府反对对西班牙内战进行任何干预，记者佩蒂纳克斯^[21]首先向他发出警告（“这里记录得不是很详尽”），透露了鲍德温政府的态度；随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22]向他谨慎地提出了建议，确认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布鲁姆深感诧异：他的整个外交政策，都是建立在英法协约之上的，在面对着扩军备战的德国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英法协约。在西班牙问题上，他不可能抛开英国，单独行动。

　　布鲁姆回国后，又遇到了新的挫折。昂利·克里伊^[23]将政府准备采取措施援助西班牙一事公之于世，在《巴黎回声报》（L'Echo de Paris）上发起了一场攻势。卡尔蒂耶^[24]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了题为《法国人民阵线敢武装西班牙人民阵线吗？》的文章，打响了第一炮。他在文章结尾写下了极其激烈的句子：“我们仍然不愿相信政府会犯下这种反民族的罪行。”《巴黎回声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到了提供飞机、炸弹、七十五毫米野战炮和机枪等细节。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暗示法国政府将采取不干涉原则，而法国政府要到一周之后才宣布不干涉原则。

　　法国政府当然不会指望右翼反对派能给这个任务带来什么帮助。但布鲁姆在政府内部也遭到了反对，此外，议会内的温和派集体也反对他。参议院向来是保守反对派的大本营，它对此作出了更强烈的反应：参议院议长让奈尼^[25]扬言：“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要为西班牙问题而开战。”激进党的态度更是麻烦：激进党占了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个要职；他们如果倒向反对派，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内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埃里奥^[26]发出的“别管闲事”^[27]的警告，产生了多么强大的影响，就不难想象了。

　　向西班牙合法政府提供军火，为什么会在法国政界引发如此的恐慌呢？原因首先是当时的和平主义。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法国左派，无论是激进党还是社会党，都在不停地宣称热爱和平，并决心用一切手段来保卫和平。由于害怕引发战争，法国默认了德国的重新武装，最近又默认了德军进驻莱茵兰地区^[28]。许多社会党人认为，法国政府会与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签订新的洛迦诺公约，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公约上面。布鲁姆对此并不抱有幻想；他预料到法德必有一战，并支持加强军备，期望能在军事方面赶上德国。但他本人是一个温和派，他不可能冒险亲自发动战争。此外，布鲁姆本人也曾指出^[29]，国外战争的威胁，有可能会在法国引发内战：“法国正处于军事政变的边缘。”必须承认，右翼——至少是其中一部分——自从一九一九年起，就趋向了极端民族主义，从几年前开始，他们就对国家政权表现出刻骨的仇恨；他们同情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权，要求对它们采取和平主义政策，要求优先处理由一九三六年的社会危机与人民阵线的上台而加剧的国内困难，而不是国外问题。右翼反对派并不只出现在《巴黎回声报》上。关于一九三八^[30]年的事态，布鲁姆认为：“法国议会里的某些重要政治家成了弗朗哥的代表。”

　　在这种不利局面中，内阁在七月二十五日召开会议，不敢公开考虑支援西班牙，只能寻求隐瞒运输军火的方法：他们谎称军火是卖给墨西哥政府的，然后又把这批武器转给了西班牙。这只是它遇到的第一个挫折。几天后，发生了萨伏伊—马尔切蒂飞机事件，使它重新考虑自己做出的妥协。但布鲁姆回顾说，以英国和比利时报纸为首的媒体，向他的政府发动的攻击，影响了公众舆论。当时对纳粹主义并不怀有敌意的丘吉尔认为：“严守中立是目前唯一的办法。^[31]”

　　法国政府的意见分歧，是更加严重的情况。布鲁姆只介绍了内阁就西班牙问题在八月八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部长们分成了两派：赞成支援西班牙的一派，以航空部长皮埃尔·科^[32]为首，处于少数派；而“主要由激进党人和接受了保尔·弗尔^[33]的劝说的社会党人”^[34]组成的反对支援西班牙的联盟，处于多数派。布鲁姆想扭转这种局面，如果他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干预政策的话，就有可能遭到孤立，他竭力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为此他只能需求英国的支持。

　　因此，当诺尔—贝克^[35] 建议，派遣公认的共和派领袖、海军参谋长达尔朗^[36]将军出访伦敦时，这个建议获得了布鲁姆的热烈欢迎。达尔朗此次出访的任务，是通过他的私交、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37]勋爵，同长时间担任内阁秘书的莫里斯·汉奇^[38]爵士进行接触。如果达尔朗能够让汉奇相信阻止弗朗哥夺权的必要性，那么汉奇就有可能召开内阁会议，从而使英国政府改变态度。

　　其实，就算英国内阁会在八月初举行会议，它会不会改变自己的既定态度，仍是很可疑的；英国认为，干预西班牙内战是得不偿失的。英国在西班牙本土的矿业利益，不允许它与任何一方断绝关系。此外，在前几年里，由于埃塞俄比亚事件，导致地中海一带陷入了紧张的形势，英国希望使地中海形势得到缓和。英国向意大利发出了缓和关系的信号，而且正在起草英意海军协定。英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直接冒犯意大利。最后，英国保守派更同情弗朗哥将军，不同情“赤匪”，他们在报刊上大肆渲染革命的“暴行”。查特菲尔德勋爵认为弗朗哥是一个“优秀的西班牙爱国者”，这无疑也是大部分大臣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朗的出访只能无功而返。查特菲尔德拒绝插手。英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这次失败的出访，是法国政府为西班牙共和国做的最后一次外交努力。八月八日，法国内阁召开会议，会上认为法国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了欧洲的孤立，只能依靠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必须承认，苏联政府对西班牙共和国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它要等法国政府带头干预，然后自己再跟上。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把已经做好发货准备的五十批物资运给西班牙，但拒绝从军队储备物资中抽调火炮或航空设备。布鲁姆辩解说，他认为继续进行干预，只会制造外交麻烦，不会获得有价值的回报：西班牙共和国只获得了为数极少的物资，而且质量很可能不是最好的。布鲁姆随后还打算辞职，在他的西班牙朋友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39]和希梅内斯·德·阿苏瓦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放弃了这个念头。

不干涉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总理布鲁姆向所有直接卷入西班牙内战的大小国家提出了不干涉西班牙内部事务的建议。

　　不干涉政策无疑是一种高尚的思想，符合英国在十九世纪初针对神圣联盟和梅特涅^[40]体系的积极干涉而提出的自由主义原则。布鲁姆认为不干涉也是一个政治策略：用一个德国和意大利很难违反的国际条约来约束它们，阻止它们给弗朗哥提供实际帮助。法国政府提出的这个提议，既能让世人注意到轴心国的险恶用心，又能间接地使法国获得较大的行动自由，或在实际上阻止意大利—德国的干涉。

　　何况，既然没有下定开战的决心，或是缺乏作战的能力，难道不应该利用一切手段避免战争吗？德尔波在十二月六日说：“肩负和平与战争之重任的人，无权向一时的感情冲动屈服。”次日，布鲁姆指出：“我相信，在八月底，欧洲已经濒临战争，我相信正是由于法国的倡议，欧洲才避免了战争。”

　　其实，在八月一日，就西班牙问题签署国际条约的问题就已经提出了。维尔切克伯爵在八月二日给德国政府写了一封信，提议欧洲四大强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联手“呼吁西班牙作战人员放下武器”。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但在八月一日，法国政府就已经向其它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它们一起签订不干涉西班牙冲突的协议。这个呼吁发出后，相关国家的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英国事先保证支持这个提议；它认为这个提议是对它此前的严守中立的立场的赞成。保守党政府就此事发表的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乐于见到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弹药的各国政府迅速达成协议，这样就能使它们中止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弹药，并中止从它们各自的领土上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弹药。然而，英国政府认为，这样的一个条约，必须从一开始就获得在西班牙拥有重大物质利益的国家、或所有西班牙邻国——比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英国——各国政府的一致接受。”

　　但是，要使各方同时做出不干涉的声明，就必须获得德国和意大利的全面支持。尽管证据确凿，齐亚诺伯爵仍在八月三日狡辩“法西斯政府没有进行哪怕是间接的干涉”，并以必须向墨索里尼（他实际上不在）请示为借口，拒绝在法国的宣言书上签字。德国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友善地答复说，德国政府从未插手西班牙国内事务，自然不需做出任何声明，要想签订一个长期的条约，就必须使苏联也参加这个条约。这个精心设计的答复，及其暗含的提示，引发了一连串混乱的谈判和浪费时间的计划，它的真实目的是拖延时间，让德国和意大利给国民军提供必要的军火，在当时看来，有了这些军火，国民军就能迅速赢得内战的胜利。八月六日，意大利外交大臣向法国大使尚布朗^[41]做出了答复，并提出了三个问题。

　　首先，“不干涉”应如何理解？“通过公众游行、报界宣传、捐赠和征募志愿兵表示团结，难道不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危险的干涉吗？”意大利提到了法国和苏联报刊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试图指出法国和苏联已经结成了同盟，针对这个同盟做出的每一个措施都是防御性的。当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彭塞^[42]就德国向叛军提供帮助一事对德国外交部长表示抗议时，冯·诺伊拉特一再向他提及“（法国政府）提供给西班牙的货物”。轴心国抢占了先机：它把向西班牙合法政府提供支援，同向叛军提供支援混为一谈。

　　意大利的第二个问题，意在探明由各国政府作出的承诺，究竟是只约束各国的政府行为，还是对政府行为与个人行为均有约束力。其实，从一开始，它的目的就在于以个人或私人公司的销售为幌子，掩盖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

　　意大利政府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监督方法”的问题。这个反对理由要比其它理由更为严肃认真。法国原本只打算“在各国政府间互通声气”，并没有打算对禁运措施进行真正的监督。这种监督能执行下去吗？难道说法国政府完全相信禁运措施的有效性？还是说法国政府相信只要发表了不干涉的宣言，就能让舆论放心，并极大地阻碍对国民军的大规模援助，所以只要发表宣言就心满意足了？不管怎么说，意大利和德国肯定不会接受有效的监督。它们提出这些要求的真正目的是拖延时间。

　　德国政府也提出了法国政府无法回答的问题。法国大使预计一系列国家（比利时、英国、荷兰、波兰、捷克，特别是苏联）的政府会做出有利的答复，因此，冯·诺伊拉特坚持要求美国、瑞典和瑞士也要做出不干涉的承诺，他非常清楚：瑞士肯定会以中立为借口对此加以拒绝；而美国也绝不会做出这种违背了一系列美国原则的承诺。苏联在参加一个与它有关的国际条约之后，可能会通过共产国际采取行动，为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第三帝国政府还提出了这个问题：如何监督一个国际机构？最后，怎样才能保证武器和志愿者不越过法西边界？八月十日，维尔切克伯爵写道：“我解释说：法国作为西班牙的邻国，处于特殊的地位，而在比利牛斯山脉一带，政府很难监督武器的出口和志愿者的越境。^[43]”其实，西葡边界也同样重要，然而法国政府显然认为这个论据还是不提为好，它肯定是担心提出这个论据之后，就会暴露出它的计划的无用性。

　　而且，尽管德国和意大利不断提出异议，但德国或意大利似乎不打算对条约提出正式的反对意见。此时，德国和意大利似乎都不担心会引发欧洲冲突。德国还没有完全卷入西班牙内战。希特勒并不认为一纸禁令能对叛军与德国的联系构成多大障碍。因此，德国政府在八月十七日宣布，它愿意同意参加拟定中的条约，只要条约的规定对其它国家和私人企业同样有效。

　　为了应付不断提出的异议，法国向各国提出了外交建议。瑞士和美国虽然拒绝签署任何文件，但都宣称他们做好了实行禁运的准备。意大利虽然企图拖延条约的完成，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法国的计划，当然做了不少保留。八月二十一日，意大利向法国大使表示原则上接受法国的计划。于是，欧洲主要国家都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则，并正式宣布禁止向西班牙出口武器。法国的温和派与英国的保守派可以心满意足了：爆发全面的冲突的危险消失了。

　　但是，意大利就监督方法提出的异议，仍未得到答复。事实上，意大利政府对于进行认真的监督几乎不感兴趣。它只要求建立一个由各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对禁运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没有人想指出：授权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是国际联盟的权利。也许人们仍对国际联盟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的失败记忆犹新。总之，它的这一失败，是它从威信扫地到土崩瓦解的明显标志。

不干涉委员会

　　列强均宣称原则上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但对于这个委员会的具体作用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法国政府认为，必须使委员会成为各国之间的常设联络机关，并实施真正的监督，为此必须赋予委员会政治权力。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根本不打算遵守禁运的承诺，用迪克霍夫^[44]的话来说，就是“要避免使这个机构成为一个很可能给我们造成麻烦的常设政治机关”^[45]。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但英国促使双方达成了协议。双方决定：委员会“实际上只是各国外交代表的会议”，因此它没有决策权。列强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只能“交换意见”，而在某些情况下，这就会变成对提交的抗议的更为具体的检验。最后，为了安抚意大利，在法国的正式赞成下，不干涉委员会设在了伦敦，而不是巴黎或日内瓦。值得注意的是，在八月初，外交活动主要是由法国政府进行的，但它慢慢转入了英国手中。根据法国驻柏林代办所述，不干涉委员会及其权力主要是由英国创造的^[46]。

　　尽管西方国家展示出了急于绥靖的渴望，谈判却还是拖了一个多月；九月九日，不干涉委员会终于在具有象征意义的伦敦洛迦诺会场举行了就职仪式。包括立陶宛和卢森堡在内的二十五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仪式；葡萄牙虽然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则，但并未派代表参加。

　　第一次会议唯一的实际成果，就是给不干涉委员会取了“履行不干涉西班牙协议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greement Regarding Non-Intervention in Spain）这个正式名字。德国驻伦敦代办俾斯麦亲王^[47]仍然觉得，对于法英两国而言，不干涉委员会“不过是为了安抚群情激愤的两国左派政党而做做样子罢了”^[48]。因此，这个绥靖的任务在英国进行得比较容易：九月十日，根据工会大会^[49]总书记沃尔特·西特林^[50]爵士和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Union）书记厄内斯特·贝文^[51]的建议，全体工会一致反对干涉西班牙。十月初，工党在爱丁堡（Edinburgh）召开大会，支持工会的立场，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支持不干涉政策的决议。

　　与此同时，尽管不干涉委员会一再缓和争论的调子，避免激起激烈的争吵，但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初，国际形势还是变得紧张起来了。意大利和葡萄牙虽然一再赌咒发誓，但关于它们不断干涉西班牙的报告却已堆积如山。西班牙共和国第一个编纂了关于这两国干涉西班牙的最重要的文件，并将其提交给了国际联盟。十月四日，一个由三位英国下议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意大利和葡萄牙在不干涉委员会成立后仍在向叛军提供援助。最后，苏联政府公开向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发动了猛烈的抨击，指责它们违反了不干涉条约，并扬言要退出不干涉委员会：“某些参加了不干涉条约的国家企图把不干涉条约变成掩盖它们向叛军提供军事援助的幌子，对此苏联政府绝不会容忍。……因此，苏联政府认为自己有义务声明：如果这种违反条约的行为不马上中止，它将认为自己不再受条约的约束。^[52]”

　　苏联的声明，是一系列扬言退出不干涉委员会的正式声明中的第一份；它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这个声明却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它提出了无法否认的指控，而且它的结论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为了避免公开讨论所引发的争端与危险，苏联政府曾同意不干涉委员会的活动应秘密进行；苏联发表了这篇声明，就是故意破坏了它保持沉默的承诺。

　　另一方面，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的文件也已经证明了法西斯国家违反了不干涉条约。苏联并没有提供什么新证据。尽管他们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勃然大怒呢？原因便在于，在十月上半月，苏联在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发生了剧变。

　　尽管如此，在十月十日召开的“激烈的全体会议”^[53]上，并没有哪个国家退出委员会。不干涉委员会主席普利茅斯勋爵^[54]以他个人与英国政府的名义，提交了这些文件。被指控的国家的代表只是宣称西班牙和苏联的声明纯属子虚乌有，借此来阻挠委员会采取行动。与会的葡萄牙代表作出了更为强硬的姿态：他退席抗议，但又声称他此后仍会参加不干涉委员会。如果苏联的目的就是暴露不干涉委员会的彻底无能的话，那它完全成功了。

　　此时，法国代表科尔邦^[55]——法国驻伦敦大使——再次居中调停，挽救了委员会；他请求苏联政府就“进行有效监督的手段”提出建议。十月十三日的《泰晤士报》写道：“毫无疑问，法国总理热切地想保存不干涉条约，而在委员会最近的讨论中，他的代表发挥了非常有益的作用。”委员会暂时休会，下次开会的日期并未确定，因为它首先需要得到被指控的三国政府的答复。

　　过了很长时间，三国政府才做了答复。此时弗朗哥正连战连捷，任何对不干涉政策的监督——特别是在西葡边界上的监督——都有可能阻止叛军获得援军与武器，使叛军的速胜化为泡影。苏联政府曾在十月六日建议向西葡边界派遣一个调查团，但是，即使不干涉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建议，由于葡萄牙拒绝接受，这种措施根本无法执行。随后苏联代表要求对葡萄牙海岸线进行检查。这个新要求遭到了普利茅斯勋爵的否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采取外交手段。

　　由于苏联政府从十月开始给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援助，轴心国便以此为借口重启争端。于是，不干涉委员会便充斥着德国和意大利代表与苏联代表的相互指责。十一月十日，经过这些争论后，不干涉委员会出乎意料地宣称这些指责都未得到证实。有谁会认真看待这种态度呢？只要读过报纸的人，都能找到关于意大利干涉军的登陆、国际志愿者的抵达、交战双方获得武器弹药的大量消息。不干涉政策成了一场可悲的闹剧。

监督方案

　　英国政府为了使不干涉委员会重回正轨，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求对运给交战双方的军用物资实行监督，并对海陆运输实行监管。这个方案在十一月十二日提出，最后在十二月二日通过，尽管葡萄牙投了弃权票。德国和意大利耍了不少花招，才使谈判拖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利用了以前的成功策略，并声称英国的提议不够充分的，应当对空运也实行监管。由于监督委员会并未在各地机场派遣代表，所以这个要求实际上毫无意义。一旦列强接受了实行监督的原则，那就要在西班牙的陆上边界和港口实行监管，而这需要得到两个西班牙政府的同意，这几乎无法办到。

　　此外，在十二月二日的会议上，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谈判中逐渐占据了优先的地位，这就是志愿者的问题。布鲁姆对维尔切克说：“当务之急是阻止士兵和军用物资涌入西班牙。^[56]”列强似乎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当务之急，因为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当然，这并不是法国政府的过错；相反，它声称愿意“对比利牛斯边界、军队驻地、机场、武器工厂和其它设施实行监督”^[57]。由于法国是唯一一个愿意做出如此牺牲的国家，所以这个提议毫无成效。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英国政府暂时放弃了实行监督的主意，只要求各国政府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起禁止本国公民在西班牙参与军事行动。就连这个实际执行力度极其有限的方案，都没能获得各国的赞同。苏联拒绝接受这种不受监督的决定。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宣称不能一点一滴地解决干涉的问题。到了一九三六年年底，谈判彻底失败，英国也不再坚持在不干涉委员会内举行谈判，而德国外交部长正在考虑“全面停止维持委员会体制”。

　　虽然此前的谈判毫无成果，但谈判还是重新开始了：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德国和意大利一致同意在答复中宣称：它们“愿意按照此前的要求，就志愿者问题制定特别的协议，从近期内的某一天开始，禁止招募和派遣志愿者。”其实，只有意大利政府想继续拖延下去，但它必须考虑自己的德国盟友。德国似乎不打算把事情做得太绝。它认为不干涉委员会是一个绝好的幌子，不应该彻底破坏不干涉委员会。德国政府里仍有不少头面人物赞同英国的立场，不想同英国政府发生争吵。一月二十五日，英德两国发表声明，宣称两国政府已经通过了“禁止派遣志愿者”的法令：为了使法令生效，它们正在等待其它国家的呼应。虽然两国释放了善意，但德国政府却不允许监督委员会的官员在德国港口实行监督，使这一善意大打折扣。由于共和国政府和国民政府均作出了否定的答复，在西班牙国内也不可能实行监督。

　　总之，不干涉委员会成立后，经过冗长的争论，所取得的成果却少得可怜。对空运进行监督的方案由于无法实施而被全体代表一致放弃。对海运和陆运的监督倒是可行的，而德国政府认为部署在西班牙的德意干涉军的数量已经足够，便要求增加监督员与监督哨位的数量。据推测，在法西边界上，区区一百五十名监督员根本无法完全阻止走私。而西葡边界比法西边界更长，却只有同样数量的监督员，就更无法制止走私了。

　　对海运的监管由国际海上巡逻队负责^[58]。但是，这个监管方案却没有设立统一的监管机构，而是把西班牙海岸划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由一个大国巡逻。二月二十七日，苏联停止在比斯开湾巡逻，这很可能是因为它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执行这一明显毫无意义的任务。此外。当意大利正在慷慨地向弗朗哥提供军舰时，让德国和意大利来进行海上巡逻，就显得非常荒谬。

　　不过，监督机制的设立，无疑会使各方不敢进行过于明目张胆的干涉，不干涉委员会也首次得到了一个能够被人认真看待的好理由。就连葡萄牙最后也接受了监督；我们前面讲过，二月二十一日，英国与葡萄牙签订协议，在港口和边境检查站部署了一百五十名监督员。从三月八日开始，各项监督措施开始实行。在第一阶段，负责监督的官员将在指定地点出现，但只有当必要的官员全部招募完毕时，他们的工作才会正式开始。

　　对英国政府而言，这仅仅是第一步。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和四月，当内战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九个月的时候，阻止志愿者进入西班牙就变得比较容易了，因为大部分前来西班牙参战的外国人已经越过了国界。因此，为了使不干涉的原则真正得到遵守，英国建议将志愿者撤回本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希望迅速消散了。意大利代表格兰迪^[59]经常在讨论中用过分的言辞煽风点火，但这次他在不干涉委员会的会议上冷静地声明：意大利志愿者“只有在弗朗哥赢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后才会离开西班牙国土”。意大利干涉军在瓜达拉哈拉惨败的消息传出后，意大利的立场反而更加坚定，因为墨索里尼绝不会在遭遇如此羞辱之后撤离西班牙。

　　因此，只有接受对陆运和海运的监督，才能限制列强对西班牙冲突的干涉。然而，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晚上，监督开始实行后，迅速暴露了这个政策的毫无用处。内战已经进行了九个月。历时八个月的谈判却徒劳无功，到了五月，谈判又重启了：经过八个半月的谈判后，好不容易才达成了一个协议，然而这个协议只坚持了不到一个半月！

　　谈判徒劳无功，原因在于纷乱的外交现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它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罗马—柏林轴心的建立，它很快发展为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参加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另一方面是法国的孤立，它对于履行法苏同盟犹豫不决，又经常向英国寻求支持，但英国又往往不那么情愿支持它。十二月七日，布鲁姆承认：“我们的一些希望与期待事实上变成了失望。”十二月之后，法国的政治错误变得更加明显，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有增无减。

^[1] 希洪陷落后，劳埃德·乔治在下议院的演说，转引自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原注

^[2] 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中译者注

^[3] 亚历山大一世，全名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维奇（Александар I Карађорђевић，1888年12月17日——1934年10月9日），南斯拉夫王国首任国王。他是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的次子。1919年成为塞尔维亚大公。一战期间担任塞尔维亚军队总司令。1921年8月17日加冕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国王。1929年1月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并将国号改为南斯拉夫王国。1934年10月9日在出访法国时，在马赛被马其顿民族主义者刺杀。——中译者注

^[4] 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是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中译者注

^[5] 关于这个临时政治体制，以及1938年2月政府的成立，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掌。——原注

^[6] 叛军的“首都”起初由萨拉曼卡和布尔戈斯分担，但叛军的中枢机关逐渐转移到了萨拉曼卡：弗朗哥的司令部、长枪党总部、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使团，以及大部分政府机关都设在萨拉曼卡；西班牙银行、司法部和劳动部设在布尔戈斯。——中译者注

^[7] 约翰内斯·伯恩哈德·冯·维尔切克（Johannes Bernhard von Welczeck，1878年9月2日——1972年10月11日），德国外交官，1904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25年至1936年任德国驻马德里大使，1936年至1939年任德国驻巴黎大使，1943年退休。——中译者注

^[8]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9] 康斯坦丁·赫尔曼·卡尔·弗莱赫尔·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Hermann Karl Freiherr von Neurath，1873年2月2日——1956年8月14日），生于符腾堡（Württemberg）,1897年大学毕业后在故乡开办律师事务所。190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21年至1930年任德国驻罗马大使，1932年至1938年任德国外交部长，1939年至1941年任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总督。纳粹德国覆灭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十五年徒刑。1954年获释。——中译者注

^[10] 吉安·加莱亚佐·齐亚诺（Gian Galeazzo Ciano，1903年3月18日——1944年1月11日），生于利沃诺的一个贵族家庭。二十年代初参与创立法西斯党。1930年与墨索里尼的女儿结婚。1935年6月至9月担任新闻与宣传大臣，1936年6月至1943年2月任外交大臣。1944年1月被法西斯意大利政府以叛国罪枪决。——中译者注

^[11] 为了争夺巴尔干的控制权，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在较劲。德国对奥地利的威胁，引发了意大利政府的强烈反应，它对纳粹德国在布伦纳（Brenner）驻军一事并不觉得高兴。意大利还担心奥地利会重新对蒂罗尔（Tyrol）提出领土要求。——原注

^[12] 约恩·维克托·安东内斯库（Ion Victor Antonescu，1882年6月15日——1946年6月1日），生于布加勒斯特西北的皮特什蒂县（Pitești）的一个军人家庭。1904年参加罗马尼亚陆军。参加过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6年罗马尼亚参加协约国后，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参与了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干涉。1922年任罗马尼亚驻法国大使馆武官，1923年至1927年任罗马尼亚驻英国大使馆武官。1937年任总参谋长，1938年任陆军大臣。1940年逼迫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Carol II，1893—1953）退位，扶持米哈伊一世（Mihai I，1921—）上台，并成为独裁者。1941年参加了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入侵。1944年8月底被人民起义推翻。1946年5月17日被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判处死刑，6月1日被枪决。——中译者注

^[13] 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4岁进入奥匈帝国海军学院学习。1918年3月被任命为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反革命政府的国防部长，1920年3月1日任匈牙利王国摄政兼国家元首，成为法西斯独裁者。二战爆发后同纳粹德国结盟，1944年3月19日德国占领整个匈牙利，10月15日霍尔蒂被迫退位。轴心国投降后曾被短暂监禁，1946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中译者注

^[14] 汉斯·米歇尔·弗兰克（Hans Michael Frank，1900年5月23日——1946年10月16日），生于卡尔斯鲁厄的一个律师家庭。1919年参加纳粹党的前身“德国工人党”，1926年获得律师执业资格后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律师。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出任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长，1934年担任不管部长。1939年9月担任波兰占领区总督。二战后被美军抓获。1946年被判处绞刑。——中译者注

^[15] 在多莫（Duomo）的讲话。——原注

^[16] 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走向灭亡的欧洲》(L'Europa verso la catastrofe，米兰，Mondadori，1948年；英文版为《齐亚诺外交文件》[Ciano's Diplomatic Papers]，马尔科姆·马格里基（Malcolm Muggeridge）编纂，伦敦，Odhams Press，1948年）。——原注

^[17]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七章。——原注

^[18] 伊冯·德尔波（Yvon Delbos，1885年5月7日——1956年11月15日），生于法国多尔多涅省（Dordogne）托纳克村（Thonac）。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参加激进社会党后担任《激进报》（Le Radical）编辑。1925年担任教育部长，1936年至1938年担任外交部长，1939年至1940年担任教育部长，1947年至1948年曾任国务部长、临时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19] 爱德华·达拉迪耶（Édouard Daladier，1884年6月18日——1970年10月10日），法国政治家，生于沃克吕兹（Vaucluse）省卡庞特拉（Carpentras）镇。1911年当选为卡庞特拉镇长。1919年代表激进党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二十年代曾多次入阁，曾当选过殖民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33年1月31日至10月26日、1934年1月30日至2月9日、1938年4月10日至1940年3月21日三次出任总理。在第三任总理任上签署了著名的慕尼黑协定。1940年9月被监禁，1945年5月获释。战后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7年任激进党主席，1959年退休。——中译者注

^[20] 斯坦利·鲍德温（Stanly Baldwin，1867年8月3日——1947年12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3年5月至1937年5月任保守党党魁，1923年5月至1924年1月、1924年11月至1929年6月、1935年6月至1937年5月三次出任英国首相。——中译者注

^[21] 佩蒂纳克斯（Pertinax）是法国记者安德列·热洛的笔名。安德列·热洛（André Géraud，1882年10月18日——1974年12月11日），生于法国吉伦特省圣路易·德·蒙菲朗（Saint-Louis-de-Montferrand），曾在《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巴黎回声报》（L'Écho de Paris）和《时报》等大报工作，并曾担任《巴黎回声报》外事部主任。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反对弗朗哥。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流亡美国。法国解放后回国，在《法国晚报》（France-Soir）工作。——中译者注

^[22]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自治领大臣等职务。1955年至1957年担任英国首相。——中译者注

^[23] 昂利·阿德里安·德·克里伊（Henry Adrien de Kerillis，1889年10月27日——1958年4月11日），生于军官家庭。一战期间参加空军，很快成为著名的空军飞行员。二十年代成为记者，曾为《巴黎回声报》工作。1936年当选为议员。持民族主义立场，反对布鲁姆政府，反对同德国绥靖。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中译者注

^[24] 雷蒙·卡尔蒂耶（Raymond Cartier，1904年6月13日——1975年2月18日），法国记者。与昂利·德·克里伊关系密切。——中译者注

^[25] 儒勒·艾米尔·让奈尼（Jules Émile Jeanneney，1864年7月6日——1957年4月27日），生于贝桑松（Besançon）。1896年进入政界。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9年至1944年当选为参议员。1932年至1940年任参议院议长，1944年10月至1945年11月任国务部长。——中译者注

^[26] 爱德华·玛丽·埃里奥（Édouard Marie Herriot，1872年7月5日——1957年3月26日），激进党人，1905年至1957年任里昂市长。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1926年7月底、1932年6月3至1932年12月三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7] 出自布鲁姆向调查委员会的陈述。——原注

^[28] 1936年3月7日，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规定，派兵进驻莱茵兰，这是纳粹德国的第一次进攻性军事行动。——中译者注

^[29] 出自布鲁姆对调查委员会的陈述。——原注

^[30] 原文如此，疑为“1936年”之误。——中译者注

^[31] 丘吉尔，《一步接一步》。——原注

^[32] 皮埃尔·科（Pierre Cot，1895年11月20日——1977年8月21日），生于格勒诺布尔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二十年代初进入政界。1928年代表激进社会党当选为议员。三十年代中期支持人民阵线。曾于1933年1月至1934年2月、1936年6月至1938年1月任航空部长，1938年1月至4月任贸易部长。——中译者注

^[33] 保尔·弗尔（Paul Faure，1878年2月3日——1960年11月16日），1901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至1940年担任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投靠了维希法国，1944年被社会党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34] 柯莱特·奥德里（Colette Audry），《Léon Blum ou la politique du juste》，巴黎，1955年。——原注

^[35] 菲利普·约翰·诺尔—贝克（Philip John Noel-Baker，1889年11月1日——1982年10月8日），英国政治家，1929年至1931年、1936年至1970年代表工党当选为议员。曾担任能源部长、英联邦关系大臣等职务。——中译者注

^[36] 让··路易·沙维尔·弗朗索瓦·达尔朗（Jean Louis Xavier François Darlan，1881年8月7日——1942年12月24日），法国海军军官，1902年参加海军，1929年晋升为海军少将，1932年晋升为海军中将，1936年晋升为海军上将，1937年出任海军参谋长，1939年担任海军总司令。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担任维希法国的海军部长。1942年被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刺杀。——中译者注

^[37] 阿尔弗雷德·恩利·蒙塔库特·查特菲尔德（Alfred Ernle Montacute Chatfield，1873年9月27日——1967年11月15日），英国海军军官。曾任大西洋舰队司令和地中海舰队司令。三十年代中期曾任第一海务大臣。——中译者注

^[38] 莫里斯·帕斯卡尔·艾勒斯·汉奇（Maurice Pascal Alers Hankey，1877年4月1日——1963年1月26日），1916年至1938年任内阁秘书。——中译者注

^[39] 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乌鲁蒂（Fernando de los Rios Urruti，1879年12月8日——1949年5月31日），生于马拉加省隆达市（Ronda）。1919年参加社会党，1920年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委员，并曾前往莫斯科，商讨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的事宜，回国后，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6年参加共济会。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司法部长、公共建设部长和内务部长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美国。——中译者注

^[40] 克莱门斯·文采尔·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5月15日——1859年6月11日），1809年至1848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是十九世纪初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中译者注

^[41] 夏尔·皮内通·德·尚布朗（Charles Pineton de Chambrun，1875年2月10日——1952年11月6日），法国外交官，1928年至1933年任法国驻安卡拉大使，1933年至1935年任驻罗马大使。——中译者注

^[42] 安德列·弗朗索瓦—彭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1887年6月13日——1978年1月8日），1931年至1938年任法国驻德国大使，1938年至1940年任法国驻意大利大使。——中译者注

^[43]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4] 汉斯—海因里希·迪克霍夫（Hans-Heinrich Dieckhoff，1884年12月23日——1952年3月21日），德国外交官。1937年至1938年担任德国驻美国大使。——中译者注

^[45]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6] 同上。——原注

^[47] 奥托·克里斯蒂安·阿奇巴尔德·冯·俾斯麦亲王（Otto Christian Archibald， Prince von Bismarck，1897年9月25日——1975年12月24日），“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孙子。曾当过律师。1927年进入外交界。曾在斯德哥尔摩、伦敦和罗马等地工作。——中译者注

^[48]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9] 工会大会（Trade Unions Congress）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国工会中心，成立于1868年，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中心。——中译者注

^[50] 沃尔特·麦克勒南·西特林（Walter McLennan Citrine，1887年8月22日——1983年1月22日），英国改良主义工运活动家，生于利物浦一个工人家庭，1906年参加独立工党，1924年担任工会大会副总书记，1926年任总书记，1928年至1945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主席。——中译者注

^[51] 厄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1881年3月9日——1951年4月14日），英国工会活动家。1922年参与创建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并于1922年至1940年担任该工会总书记。1940年至1945年担任劳工大臣，1945年至1951年担任外交大臣。——中译者注

^[52] 1936年10月6日的声明；与此同时，共和国政府向不干涉委员会递交了抗议书。——原注

^[53] 请参阅《时报》——原注

^[54] 艾沃尔·迈尔斯·温莎—克莱夫（Ivor Miles Windsor-Clive，1889年2月4日——1943年10月1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担任多个外交职务，并曾担任不干涉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55] 夏尔·科尔邦（Charles Corbin，1882—1970），法国外交官，1933年至1940年任法国驻英国大使。——中译者注

^[56]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57] 同上。——原注

^[58] 理论上应对领海（距海岸三英里）和公海（据海岸十英里）进行监管。——原注

^[59] 迪诺·安东尼奥·朱塞佩·格兰迪（Dino Antonio Giuseppe Grandi，1895年6月4日——1988年3月21日），生于博洛尼亚省莫尔达诺镇（Mordano）。1913年进入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一战期间自愿参军。战后参加法西斯党，1921年当选为议员。法西斯党夺权后，于1929年9月至1932年7月任外交大臣，1932年至1939年任驻英大使，1939年11月至1943年8月任议会议长。1943年8月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流亡国外，六十年代回国。——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