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德国与意大利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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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德国与意大利的干涉

· 意大利的干涉
· 意大利干涉军参加的军事行动
· 意大利为干涉付出的代价
· 德国的干涉
· 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
· 德国与弗朗哥政府签署矿业协议
· 西班牙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西班牙军队和保王派在谋划推翻共和国之初，就考虑到了向法西斯意大利求援的可能性。共和国赶走了王室，它与教会的关系仍不稳定；尽管保王派和天主教徒对共和国的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都同意向意大利求助。他们在原则上并不一致，却有共同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们都必须找一个强国来为自己撑腰。

　　几年前，他们与意大利进行了第一次接触^[1]。安萨尔多，一九三二年的桑胡尔霍叛乱与一九三六年七月叛乱的主谋者之一，曾在一九三二年与巴尔博会面，后者向他保证，意大利会支援他们。桑胡尔霍叛乱失败后，安萨尔多和卡尔沃·索特洛在一九三三年一起逃到了罗马。

　　同年，纳粹党夺取了德国政权。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叛乱发动前不久，桑胡尔霍前往柏林，向希特勒求援。德国政府内部有一些人主张支持叛乱，但德国的羽翼仍未丰满，德国政府似乎只有在叛乱发生一段时间后才愿意向叛军提供援助。尽管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都想在西班牙扶植一个亲近自己的政权，但它们显然还在估算失败的风险有多大。由于葡萄牙紧邻西班牙，左派在西班牙进行的宣传，给萨拉扎尔独裁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危险，所以萨拉扎尔非常希望看见西班牙共和国消失，尽管如此，葡萄牙依然要遵守一定的形式。桑胡尔霍乘坐的飞机不得不在一个临时构筑的简易机场降落，是这位叛乱头目身亡的原因之一。

意大利的干涉

　　尽管如此，意大利还是比较认真地援助了叛军。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法西斯意大利的代表与西班牙保王派领导人签订了协议，承诺向后者提供支援。当叛军刚刚取得局部胜利时，意大利很快就按照协议提供了援助。

　　叛乱刚刚爆发，意大利就迅速进行了大规模的干涉。意大利为了帮助弗朗哥打赢内战，可谓不遗余力。法西斯意大利的领导人实际上把西班牙叛军的冒险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墨索里尼想利用干涉西班牙来展现自己的统帅才能。他频频出席军事会议，并向意大利海军下令：“潜艇应阻止军舰抵达赤匪港口。”他的亲生儿子布鲁诺^[2]是飞行员，在巴利亚里群岛表现突出。

　　意大利政府认为，在西班牙能否打胜仗，关乎自己的颜面。西班牙内战给意大利军队提供了一个机遇，使它有机会与阿比西尼亚部落之外的敌人交手，并能趁机夺占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因此，意大利的政策具有两重性质：它企图在巴尔干和西班牙扩张势力，也就是要向地中海西岸和东岸扩张。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涉如此之深，不能用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来解释。当然，西班牙正在进行着“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也被当成了“为理想而战的十字军战士”。但这仅仅是表象。对墨索里尼而言，地中海的霸权才是至关重要的。德国一再保证，自己对地中海没有野心，所以意大利才会与德国结成罗马—柏林轴心。

　　对西班牙的干涉事关重大。虽然法西斯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哄骗意大利人民，但人民却并不买账。就连海军大臣卡瓦尼亚里^[3]这样的高官也对此态度冷淡。尽管法西斯主义全身心地投入了西班牙的冒险，但意大利人民却不愿追随它。

　　派往西班牙的意大利干涉军有部分是志愿者，他们主要是现役军官。《齐亚诺日记》记载道：“库皮尼^[4]问我，能否帮他安排一下，让他去西班牙当个指挥官，我当场就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意大利干涉军的正式名字——意大利志愿军——却充满了讽刺意味：它的士兵都是在军队办公室和法西斯党党部里招募的，他们在那里得知自己将被派往阿比西尼亚或“未知地点”。被派往西班牙的士兵多半是从训练有素的部队中选拔出来的；最早的一批人主要出自参加过阿比西尼亚战争的老兵。

　　总之，意大利干涉军绝不是零散地前往西班牙的一批批志愿者，而是一支真正的远征军，它有自己的军旗和统帅。意大利干涉军的首任司令是罗亚塔将军；在比斯开战役期间他被巴斯蒂科^[5]接替，巴斯蒂科后来被贝尔蒂^[6]接替，贝尔蒂最后又被甘巴拉^[7]接替。尽管意大利干涉军在战斗中总是接受萨拉曼卡总参谋部的指挥，但它始终是一支独立的部队。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前，意大利士兵并未大举进入西班牙，参与干涉西班牙的意大利士兵的数量仅维持在可以确保国民军迅速获胜的程度。但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起，意大利加大了干涉西班牙的力度。十二月二十九日，哈塞尔^[8]报称三千名黑衫队员和一千五百名技术人员已经前往西班牙。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哈塞尔宣称意大利又派出了四千援兵。与此同时，意大利还在准备派遣一个师，这个师预计将于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出发。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前，有四个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师，合计五万多人，被运到了西班牙。此后，意大利干涉军的数量略有减少。一九三八年一月，墨索里尼告诉戈林：意大利干涉军有四万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德国大使报称，意大利干涉军的人数为四万〇七十五人，几天后还将派出八千援兵，共计近五万人。如果把尚未披露的技术人员的人数也算上，再考虑到参加了瓜达拉哈拉战役的四个师后来削减为二个师，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意大利干涉军人数最多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当时意大利干涉军的兵力不少于七万人。艾登提供的数字为六万人，但这明显低于真实数字。考虑到弗朗哥和莫拉当时能投入前线的兵力不超过二十五万人，意大利干涉军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

　　如果没有操作航空设备的技术人员，弗朗哥在叛乱之初就不可能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当时时间非常紧迫，根本没有时间来训练西班牙飞行员。意大利不但给叛军提供了运输机和轰炸机，还派自己的飞行员来驾驶这些飞机，这些飞机和技术人员先是被运往摩洛哥，然后又被运到了塞维利亚。可以肯定的是，意大利派来的这些飞机数量比较多——在塞维利亚机场上一次就停着六架卡普洛尼轰炸机^[9]——此外，还有几艘意大利潜艇也参加了运输摩洛哥部队和西班牙外籍军团的行动。

　　而且，当政府军进攻马略卡岛时，国民军在驻扎在巴利亚里群岛的意大利飞机的帮助下，击退了政府军——政府军虽然装备很好，却根本没有防空能力。从此，马略卡岛就成了意大利“军团”的飞机的主要基地，这些飞机并未移交给国民军，仍归意大利干涉军指挥。墨索里尼曾向里宾特洛普^[10]指出：意大利干涉军在马略卡设有三个机场，还有几艘军舰长期驻扎在那里。对瓦伦西亚的日间轰炸任务，以及从一九三八年起对巴塞罗那的日间轰炸任务，几乎都是由这些飞机执行的。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确信，占据了马略卡这一战略要地，就能极大地加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势力。然而西班牙却从未考虑过割让马略卡岛；相反，弗朗哥还一再强调指出：他绝不会容忍外国侵占西班牙领土。这一开始无疑就是个误会，所以许多意大利人才会抱怨：他们给西班牙国民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对方却忘恩负义。

　　另外，意大利提供的不只有飞机——卡普洛尼轰炸机与萨伏伊—马尔切蒂轰炸机，菲亚特战斗机与阿拉多战斗机，总计七百多架——这些飞机固然十分宝贵，但光靠它们并不足以保证弗朗哥军队的胜利。在叛乱遭到挫败后，意大利海军也给叛军提供了积极的支援。在这方面，意大利的援助显著增加：根据《齐亚诺日记》的记载，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意大利海军有两艘潜艇和两艘驱逐舰参加了对西班牙的干涉，到了九月又增加了四艘潜艇，等等。要想准确计算出国民军究竟接收了多少军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各方资料往往相互矛盾；不过，可以参考维瓦尔迪（Vivaldi）上校提供的数字：一千九百三十门野战炮、一万多件自动武器、九百五十辆坦克。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装甲车和火炮随着士兵一起，源源不绝地运往西班牙。

意大利干涉军参加的军事行动

　　在一九三七年头几个月里，意大利干涉军把几个师集中在塞维利亚，然后派它们截断马德里与南方各战线的联系。德国驻萨拉曼卡大使法乌佩尔^[11]在一月七日记载道，在塞维利亚有四千名黑衫队员；还有二千人正在前来会合。他预计这些部队将在半个月内抵达。实际上，他们来得迟了一些，在意大利干涉军首次参战时，罗亚塔能动用的兵力，只有南方总参谋部的五千人。这次行动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局部机动，最后意大利干涉军在一月十五日占领了马拉加地区的艾斯特波纳（Estepona），在十七日占领了马尔维利亚（Marbella）。原定对马拉加发动的主攻不得不推迟，但也没推迟多久，因为法乌佩尔在一月十八日报称塞维利亚一带已经集结了两万名士兵、两个炮兵连和一千八百辆卡车。

　　意大利干涉军是在南方接收武器装备的，它本应接受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的指挥，在整个战争期间只参加这一带的大规模作战。然而，尽管这一带地形崎岖，但在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就开始拟定的作战计划中，似乎没有考虑到会遭遇任何重大困难；因此，对罗亚塔的部队而言，这次作战是一个绝好的考验。马拉加守军司令比利亚尔瓦^[12]中校手下的部队组织混乱，缺乏武器，尤其缺乏火炮，尽管如此，叛军南方集团军还是为进攻马拉加做了极其慎重的准备工作。叛军原本打算直捣莫特里尔（Motril），一举包围马拉加的守军，这个野心过大的计划被放弃了，改为分进合击的计划：西班牙部队沿着海岸前进，而意大利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罗亚塔的司令部所在地安特克拉（Antequera）、洛哈（Loja）和阿拉马（Alhama）三处出发，从内陆向马拉加进军。两艘巡洋舰“加纳利群岛号”（凯波·德·利亚诺将在这艘船上指挥作战）和“巴利亚里群岛号”将支援进攻。由罗亚塔指挥的部队仍然只有三个意大利团、两个混成团和两个坦克连，他们会得到驻扎在塞维利亚的飞机的支援。

　　叛军在进攻马拉加时动用了机械化装备，所以马拉加战役也许可以算是闪电战最早的成功战例之一。进攻始于二月三日，但在二月五日之前，双方都没有发生真正的交战，这也表明共和军的防线是何等的空虚。二月五日下午，装甲部队沿着安特克拉—马德里公路，突入共和军防线的深处。尽管糟糕的天气影响了作战，使飞机在作战初期未能投入战斗，但叛军还是很快就赢得了胜利。二月八日早上，首批叛军攻入了马拉加；二月十日，叛军占领了莫特里尔。共和军溃不成军，几千人被俘，成千上万的难民堵塞了道路，意大利军趁机大杀特杀，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战果。马拉加是一个“红色”城市，也是一个重要的供应基地，它的沦陷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意大利干涉军现在有了一个位置更好的供应基地，它的几个师正在向马德里进军。

　　意大利干涉军的规模如此之大，要想把意大利正在向弗朗哥提供兵员与物资的事情给隐瞒下来，已经几乎做不到了。总之，在攻占马拉加之后，意大利政府就公然撕下了“不干涉”的伪装。相反，意大利政府强调指出，这些作战行动是由“志愿者”进行的，坦克和意大利步兵在攻克马拉加之后，就撇开城市，继续进军。即使是在谨慎的英格兰，《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都断然宣称马拉加战役是意大利的胜利。

　　三月九日，叛军开始向瓜达拉哈拉地区进攻。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除了四个完全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师之外——这四个师的师长分别是罗西将军、柯皮将军、努沃洛尼将军和贝尔贡佐利将军^[13]——还有“黑箭”旅和“蓝箭”旅^[14]，这些旅的军官和士官是意大利人，士兵是西班牙人，这种由意大利人指挥的西班牙部队一直存在到战争结束。它们与意大利干涉军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它们甚至并入了意大利干涉军。

　　在瓜达拉哈拉战役开始时，柯皮和努沃拉里的两个师先行投入进攻，支援他们的是由莫斯卡尔多指挥的一个师，另有以轻型坦克为主的大量装甲车支援。另外两个意大利师留作预备队。但战局扩大后，整个意大利干涉军都投入了战斗，参加进攻的坦克多达二百辆。结果众所周知：意大利干涉军彻底溃败；这一失败的军事意义不应夸大，但它确实给意大利干涉军的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墨索里尼曾对意大利干涉军寄予厚望，他在写给曼奇尼的信中写道：“战胜国际部队，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与军事意义。”三月二日，法西斯主义大委员会以为胜利在望，便大肆吹捧道：这次胜利将会“终结布尔什维克在西方的一切计划”。三月九日，意大利人还在嘲讽自己的西班牙盟友：“你们怎么用了好几个月才打下一座空城？”

　　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以为等着他们的将是一场胜利的进军，然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还用小册子和扩音器发起了宣传攻势，意大利干涉军的士气没过多久就一落千丈。三月十六日，意大利干涉军的军官接到通知，要求他们重视自己的责任：“部队缺乏干劲”，“往往高估敌人”。必须告诉士兵，敌人都是“法西斯党在征服意大利的道路上打倒的那些人的兄弟”，从而“提振士气”。但才刚过了几天，情况就愈加恶化。一些黑衫队员为了逃避战斗不惜自伤；还有一些人干脆开了小差。“就连最优秀、最勇敢的部队当中都有懦夫。”此时已经不可能阻止他们逃跑了。意大利干涉军司令部请求弗朗哥派兵救援。

　　在这次战役之前，意大利领袖曾自吹自擂，然而这次惨败却使他们大丢脸面，就连他们的盟友都取笑他们；萨拉曼卡的德国人说，国际纵队第XI旅的士兵尽管都是犹太人和共产党，但他们打起仗来跟德国人一样狠，打得意大利人哭爹喊娘。莫斯卡尔多的士兵唱道：

　　“瓜达拉哈拉可不是阿比西尼亚。
　　西班牙人就是当了赤匪也还是勇敢的。
　　这儿的卡车更少，炮弹更多。”

　　但是，还有比各种讽刺歌曲或西班牙人与意大利人的冲突（三月二十六日，双方在丹吉尔就发生了冲突）更严重的事情。瓜达拉哈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次惨败。这次失败使人们发现：意大利人并不打算为墨索里尼的野心去送死。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对这次失败深感失望，同意对远征军的进攻力量加以限制。四个意大利师当中，只有“利托里奥”师和“三月二十三日”师^[15]留了下来；黑箭旅和蓝箭旅也留在了西班牙。重组后的意大利干涉军具有更强的防御力。无用或无能的人不再被派往前线充数。此后，除了补充损失之外，意大利就不再向西班牙派遣大规模部队了。意大利干涉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瓜达拉哈拉有一千五百多人伤亡。在战争的头二十个月里，意大利干涉军在西班牙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二人死亡、负伤或失踪^[16]。总共死亡六千人。

　　失败本身就是苦涩的，而沉重的伤亡，又给它雪上加霜。本以为能在西班牙迅速取得重大胜利、因而鼓吹大规模干涉西班牙的意大利军政首脑，开始对是否继续干涉西班牙产生了怀疑。他们把这些错误全都推卸到了西班牙叛军的司令部头上。齐亚诺说：“我国的将军们忧心忡忡，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17]”墨索里尼自己也难掩焦躁之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后，他曾数次谈及撤出干涉军。不过这多半是在逞一时口舌之快。意大利的利益与此牵涉极深，它不可能不干涉西班牙。结果，直到内战结束时，意大利干涉军始终没有撤出，“作为意大利的全力支持的证明”^[18]。

意大利为干涉付出的代价

　　弗朗哥的胜利也是意大利的胜利。但意大利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不仅遭受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损失了大量的重装备，还投入了大笔的金钱。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法乌佩尔在报告中写道：“曼奇尼告诉我，意大利已经为西班牙问题花了八亿里拉。^[19]”墨索里尼在同戈林谈话时指出，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底，开支已高达四十五亿里拉^[20]。到战争结束时，开支共计一百四十亿里拉。国民政府在战后偿还了部分费用，但没有全部偿还。当时意大利以为能够从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补偿。然而情况却令人失望。一九三七年初，曼奇尼抱怨说，意大利“可以说没有从西班牙捞到半点油水”^[21]。

　　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贸易关系逐步发展起来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齐亚诺满意地写道，意大利军事工业获得了它急需的十万吨铁。其它的补偿也是可以设想的：墨索里尼说：“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22]”按照意大利的设想，“没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援助，西班牙国民政府就不可能得救，它应该与意德体系保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财政方面也与政治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让西班牙留在我们的体系内，我们的付出才能得到彻底的回报。”这个体系就是德意轴心。因此，墨索里尼希望西班牙国民政府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

　　但是，意大利政府与西班牙国民政府的政治谈判却只取得了很少的实际成果。意大利曾企图在西班牙的战略要地建立基地，但它的希望破灭了。意大利取得的唯一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协定，这个协定的正式目标是“加强与深化”两国关系。这个协定首先规定：两国在西地中海采取共同的政策，彼此相互支援；其次，双方互不侵犯，并承诺在一方陷入冲突时，另一方采取善意中立的立场；最后，双方承诺签订经济协议，并互相给予特惠关税。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在签署这个协定时，首先承诺它将“为了保卫包括本土与殖民地在内的西班牙的独立与完整，全力支持西班牙”。因此，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涉尚未得到回报，就放弃了以获得领土作为补偿的企图。一九三八年三月，齐亚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西班牙献出了热血。这还不够吗？”其实，意大利还付出了大笔的金钱，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德国的干涉

　　法西斯意大利政府未经深思熟虑，就一头扎进了西班牙；至少在这方面，德国的谨慎态度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德国在地中海的直接利益要比意大利少得多，对于德国政府而言，弗朗哥的彻底胜利也不是绝对必需的。毫无疑问，德国政府并不指望在西班牙取得任何政治进展，因为德国政府对于在西班牙建立纳粹主义制度并不抱有幻想，德国领导人对弗朗哥只抱有非常审慎的同情态度。德国政府里还有人认为，同西班牙签订一个条约，使西班牙政府赶走极左派，并阻止西班牙同西方国家结盟，这种方法更可取。出于同样的考虑，有人担心西班牙内战会暴露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由来已久的敌意。

　　另外，德国军方对于弗朗哥以及他的将领的军事素质并没有多少信心。在这方面，意大利总参谋部和德国总参谋部意见完全一致，他们直截了当地向西班牙国民政府提出建议，但后者却很少理睬这些建议。总之，德国国防军认为干涉西班牙的前景不妙，不太乐意派大部队参加。

　　当然，纳粹政府对于弗朗哥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十分关心。但它派遣的兵力并不多。据施佩勒^[23]将军记载，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有六千五百名德国干涉军抵达了加迪斯。但是，这样的大规模派兵却仅此一次。参加干涉西班牙的德国人从未超过一万人。他们主要是专业人员与干部。为了训练以长枪党徒为主的西班牙人干部，德国专门选派了一批军官和士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法乌佩尔从萨拉曼卡寄出了一封信，这封信证明了这一点：“请尽快将所有会说西班牙语的军官和士官都派到这里。请解除冯·伊森多夫（Von Issendorf）少校的骑兵指挥官的职务，将他派到这里训练长枪党。另请调西班牙—美洲研究所^[24]的退役少校冯·弗兰齐乌斯（Von Frantzius）到这里担任步兵训练学校校长、请调退役少校西贝尔（Siber）来这里训练情报部队。”这些干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抵达了西班牙，随他们同去的还有少量援军，弗朗哥为此专门向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致谢。

　　上面提到的这些军官在西班牙部队中服役。但大部分德国技术人员被编入了专门的部队——秃鹰军团。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当共和军殊死抵抗时，秃鹰军团成立了；它主要是由高射炮兵和飞行员等技术人员组成的。德国政府同意出兵，但提出了严格的条件：德国部队的司令官必须是德国人，在事关德国部队的问题上，只有他有权向弗朗哥建言。事实上，德国人在塞维利亚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旅馆里设立了一个指挥部，由瓦尔利蒙特^[25]上校领导。于是，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成立了，它主要由航空兵组成：一个轰炸机大队、一个战斗机大队和一个加强的侦察机中队。此外，还有三个高炮团、几个通信连、几个水兵连和四个装甲连（每个装甲连有十二辆坦克和一个工兵排）。秃鹰军团的前后两任司令官都是飞行员：第一任司令是施佩勒，第二任是冯·里希特霍芬^[26]。

　　德国干涉军的招募工作进行得非常谨慎。在柏林有一个由空军将军维尔贝格^[27]领导的“W特别处”（Sonderstab W）。秃鹰军团的人都是被上级派往西班牙的，但他们得到的好处——优渥的薪水与冒险的诱惑——往往是他们接受委派的关键原因。飞行员加兰德^[28]讲述了他被选调派往西班牙的经过，他和许多同事一样，突然就消失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不见踪影。有人要他到W特别处报道，那里负责派遣“志愿者”，并给“志愿者”提供平民服装、文件与必要的资金。飞行员离开W特别处时，打扮成和平的旅客，然后通过“快乐工作”组织^[29]送往西班牙。他们的收信地址仍在柏林。加兰德虽然不是自愿前往西班牙的，但他对自己的命运仍很满意，而且似乎对于参加西班牙内战兴致很高。抵达西班牙后，他再次穿上了橄榄色的军服，被分派到了秃鹰军团。根据战局的需要，他随着战斗机大队在各条战线来回穿梭，往来于战况最危急的地方：德国飞行员打趣说，他们是“弗朗哥的救火队员”。弗朗哥也欣然承认他们的重要性；在送别秃鹰军团最后一任司令冯·里希特霍芬的仪式上，弗朗哥在致辞中特地提及了德国飞行员的贡献。德国提供的援助，在数量上不如意大利；它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精湛的组织与提供给国民军的物资的价值。

　　除了秃鹰军团的装备之外，德国显然还提供了大批的军火。其实，国民军的物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德国货。弗朗哥在柏林安排了一个可靠的代理人，专门负责提供有关国民军所需的武器弹药的具体细节。起初，这些装备是通过加利西亚的港口，或是通过被国民军控制的南方，或是通过葡萄牙运进来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有人在葡萄牙目睹了“卡梅伦”号（Kamerun）和“维格贝特”号（Wigbert）两艘轮船^[30]。在宣布对西班牙实行武器禁运后，甚至有人建议取道荷兰发货。但是，这种迂回的运货路线会带来很多麻烦，而国民军又在反复请求德国政府尽快把它急需的军火运给它。弗尔克斯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写道：“拥有物质优势的一方将赢得胜利。”于是，运输军火的货船走了一条更直接的路线。尽管如此，据施佩勒将军报告，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手下仅有一个Ju52轰炸机中队、一个He51战斗机中队、一个海因克尔水上飞机中队和一个八十八毫米高射炮连；各个航空大队（每个大队有四个轰炸机中队，每个中队有十二架轰炸机；一个战斗机中队，有十二架战斗机；还有十二架侦察机）、工兵连、重型高炮连和探照灯部队都是后来才到位的。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这支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苏联的援助开始运抵西班牙时，它的作用就不那么显著了。秃鹰军团使用的第一批飞机速度很慢，在西班牙内战中，它们不但不如苏联飞机，甚至还不如意大利的萨伏伊—马尔切蒂飞机。不过，当加兰德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初抵达西班牙后，没过多久，德国就派来了新型飞机：He111轰炸机和Do17轰炸机，还有Me109战斗机，这种战斗机是西班牙内战中速度最快、操纵性最好的飞机，它使国民军获得了全面的空中优势；在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期间，这些飞机再次大显身手。

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

　　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把物资与军火运给叛军，只有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月，因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而短暂中断过一段时间。一些德国人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赚钱，他们成立了一家企业。当然，支援西班牙叛军的工作是由希特勒亲自指导的，重要决策都是由他做出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也是这么做的。不过，希特勒下达的命令，具体是由外事部^[31]来执行的。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德国情报机关“阿布维尔”（Abwehr）的首脑卡纳里斯^[32]将军，但在西班牙的负责人是一个住在摩洛哥的德国商人、外事部成员约翰内斯·伯恩哈特^[33]。为了更方便地向弗朗哥提供物资，伯恩哈特成立了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简称西摩有限公司[HISMA Ltd.]），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公司开张后的第二天，它就做成了第一笔业务：将摩洛哥部队运往西班牙。

　　在赫尔曼·戈林的帮助下^[34]，在德国成立了一家叫“原材料与日用品采购有限公司”（Rohstoff- und Wareneinkaufsgesellschaft mbH，简称ROWAK）的出口公司，专门同西班牙的西摩公司接洽业务。有了西摩公司与ROWAK做掩护，弗朗哥与莫拉在柏林的代表的交易活动就不会显得过于明目张胆。从此以后，运给弗朗哥的每一船物资都是由这两家公司经手的。西摩公司主要负责将军用物资运往里斯本和被国民军控制的各个港口。这家公司发展迅速，它很快就把业务扩展到了海运之外的范围。戈林有一个可靠的代理人叫冯·雅格维茨^[35]，他为外事部工作，负责经营ROWAK，一九三六年十月，他在柏林的哥伦布大厦^[36]包下了十二个房间，设立了办公室。此后，该公司就拥有了一支船队。

　　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西班牙叛军内部，伯恩哈特都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他的影响力与西摩公司的能力，使西摩公司驻西班牙代表完全按照德国利益行事。实际上，德国政府最操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提醒弗朗哥：别忘了你欠了多少钱。一九三七年十月，冯·施托勒尔^[37]计算了德国截至当时为止的支出，并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账单：“德方的支出为九千万马克；提供给西班牙的各项物资另计，价值七千万马克。”战争快结束时，副部长维茨塞克^[38]重新计算了开支。把秃鹰军团的维持费用也算上的话，截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人事费用共计七千五百万马克；物资与装备方面的费用要高得多：累计为一亿九千万马克。这个估测数值似乎远低于真实数字，因为萨巴特（Sabath）在一份文件中估计德国的总开支高达五亿马克^[39]。

　　此时，德国政府只要求弗朗哥承认这笔债务。德国想让弗朗哥偿还这笔债务，但不一定要用货币支付。而且，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九年根本无力偿还它欠意大利和德国的债务。弗朗哥政府只好接受分期偿还债务的原则，实际上它已经在分期偿付欠德国的债款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这方面捞到了比意大利多得多的好处。

　　实际上，柏林的野心是巨大而模糊的。它企图“在西班牙恢复崇尚德国的精神”。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冯·施托勒尔在一份文件中总结了德国对西班牙的渗透的成效：双方签订了警务协定；一九三九年一月双方签订了文化协定，使双方都得到了可观的好处；成立了由财政资助的文化机构；西班牙的德国学校颁发的文凭，具有相当于德国中学毕业证的效力；双方定期交换学生、教授和教师，进行文化合作；双方均可在对方国家设立广播电台，发行电影，但因政治原因而在一国被禁的作品，在另一国也不得发行。

　　这份文件表明，德国对西班牙的渗透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其中还包括这些成果：弗朗哥政府承诺，被逐出西班牙的德国人在返回西班牙后，可获得优待，能够恢复原来的工作；西班牙—德国友好条约，这个我们以后再谈；西班牙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德国与意大利共同的成果。

　　在经济方面，西班牙和德国没有就汇率达成贯彻整个内战时期的协定。现有的协定已在一九三六年年底到期，到期后双方仅续约一年。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谈判都要根据一份文件来进行，这份文件就是范围广泛、意义重大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议定书。由德国大使法乌佩尔和弗朗哥政府的外交部长霍尔达纳^[40]签署的这份文件解释说：“两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在提供原材料、食品，以及对于进口国而言具有特殊利益的加工成品与半成品等方面彼此互助。两国政府也将同样地尽力关注出口国的利益。”这些条文十分暧昧。西班牙关心的主要是通过向德国出口农产品，维持财政平衡。

德国与弗朗哥政府签署矿业协议

　　德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西班牙的德资采矿公司，它们可以提供德国军事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自从内战爆发后，德国就对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的矿产资源——铜、钨和青铜——垂涎不已。一九三七年一月，德国政府指出：梅利利亚附近的泽根根（Zeghenghen）铁矿正处于德国人的管理之下。占领里奥·丁托铜矿和阿斯图里亚斯之后，德国驻西班牙机构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处理西班牙的矿藏。

　　一月二十日，法乌佩尔写道：西摩公司承诺，它将获得里奥·丁托铜矿的至少百分之六十的矿产。一九三八年年初，伯恩哈特编纂了上一年向德国出口矿石的记录，这份记录表明：在一九三七年，有二百五十万吨矿石被运往德国，其中有一百六十万吨铁矿石，这些铁矿石中有一部分是从毕尔巴鄂运出的^[41]。这些数字十分可观，但要维持这样大规模的进口，德国政府不仅需要得到西班牙政府关于出口的保证，还需要由德国人亲自监督生产。因此，伯恩哈特代表西摩公司，同弗朗哥政府进行谈判，要求成立由德资控股的采矿公司。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经济渗透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在一批西班牙技术专家与财政人员^[42]的压力下，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颁布了一道法令，阻止了德国的经济渗透。内战爆发之后，弗朗哥政府在矿业方面做出的让步，全都被这道法令给一笔勾销了。弗朗哥政府宣称这道法令的目的是谴责瓦伦西亚当局做出的让步。其实它是冲着德国去的。这道法令规定，外资在采矿企业中的股份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弗朗哥政府也许是受到了英美在这段时间里提出的建议的影响，才颁布这道法令的（内战爆发前，西班牙的大部分矿产都是运给英国的）。

　　德国政府随即试图诉诸弗朗哥政府的友谊。我们发现伯恩哈特在报告中写了这么一句话：“在经济战中，我们有权要求西班牙立即提供供应品”^[43]。为此伯恩哈特建议，应该成立一家私营公司，叫西摩—蒙塔尼亚公司^[44]，控制各家采矿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这样一来，德国就能控制采矿公司的开采了。伯恩哈特写道：“为了获取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我们必须动用自己在外交、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西摩公司官员对那道有关采矿公司的法令提出了抗议。此后，德国为了获得各家采矿公司的至少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十月二十日，霍尔达纳与西摩公司的两位代表帕什（Pasch）与克林根贝格（Klingenberg)举行了首次会谈；德国方面提议，双方实行“互惠待遇”，但遭到了西班牙方面的拒绝。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伯恩哈特与秘书长尼古拉斯·弗朗哥^[45]举行了会谈。西班牙方面向德国方面提出了两个补偿条件：第一，布尔戈斯政府承诺在真正的政府成立后会认真考虑西摩公司的要求^[46]；其次，西班牙方面建议德国方面立即向布尔戈斯政府提出要求，请求布尔戈斯政府批准正在进行的采矿活动，布尔戈斯政府会对此做出有利的答复。

　　然而西班牙与德国的关系此时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就连冯·施托勒尔大使也无法从弗朗哥那里获得坚实的承诺。此外，德国对西班牙的出口也遭遇了一些障碍^[47]，弗朗哥政府拒绝发放进口许可证。主张使用强硬手段的戈林便扬言要把冯·雅格维茨派往萨拉曼卡，让他“用手枪顶着弗朗哥的胸膛”。事实上，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弗朗哥对物资的需求又很大，德国政府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准备，无法一下子满足弗朗哥的胃口。

　　因此，德国与弗朗哥政府的谈判，便分两路同时进行：一边由代表西摩公司和ROWAK的伯恩哈特进行，另一边则由新上任的冯·施托勒尔大使进行，冯·施托勒尔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才干很适合这种工作，但他是一个传统的密谋型外交官^[48]。十二月二十日，伯恩哈特与冯·施托勒尔同时求见弗朗哥，这表明“西摩公司与帝国代表其实是一回事。^[49]”在这次会谈中，弗朗哥的态度并不太热情，他说：“我设立西摩公司是为了管理贸易与付款，现在西摩公司却想悄悄地获得采矿权，这让我很惊讶。”不过，弗朗哥还是同意双方共同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相关问题。

　　最后，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通过了新的法令，准许德国开采矿物。这项法令规定西班牙采矿企业中的外国股份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不过，外资要想增加持股，也不是不能考虑。伯恩哈特说：“这道法令通过后，我们就完全可以参加西班牙地下资源的开采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但是，根据这道法令的规定，德国人要想获得采矿企业的过半或部分股份，必须要得到西班牙人的同意。于是，伯恩哈特提出，应向社会募集百分之二十的资本，这些资本由西摩—蒙塔尼亚公司的西班牙人出面认购。当然，这个办法要想奏效，除非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既然弗朗哥政府的物资供应完全依赖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只要威胁停止提供武器弹药，就可以迫使弗朗哥政府让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家匿名公司获得了西摩—蒙塔尼亚的采矿权^[50]。根据这道法令的规定，德资拥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实际上，德资通过这几家匿名公司，控制了另外的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

　　与此同时，由于采矿法案的适用范围仅包括西班牙本土，而不包括摩洛哥，西摩—蒙塔尼亚公司便买下了里夫各家采矿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弗朗哥政府也允许德国在摩洛哥成立一家叫“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的独资公司，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设在特图安。德国和西班牙的经济谈判，使西摩公司通过“被它控制的多家企业”捞到了大量的好处^[51]。

　　新星公司^[52]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它不仅获得了建设西班牙广播网的合同，还在西班牙的战后重建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经营范围包括空中武器、陆军装备、运输船和经济性的防卫任务，它还增加了西班牙向德国的出口，并投资机器制造业，提供机器。

　　这就是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德国政府付出了大笔金钱，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不过，这些物资有一部分是可以回收的，剩余的部分已经过于陈旧，德国国防军已经用不上了。德国从西班牙内战中学到了经验教训，还从西班牙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矿产，这对于德国的重新武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德国为干涉西班牙而付出的金钱与物资。

西班牙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尽管轴心国与弗朗哥政府签订了两个协议，但它在政治方面的成果却不如经济方面那么好。第一个协议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的协议，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班牙—意大利协议的影响；这个协议规定，双方要就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举行磋商；彼此互不侵犯；其中一方与第三方发生战争时，另一方要保持善意中立。内战结束后，轴心国与弗朗哥政府签订了真正的友好条约，这项条约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效，有效期五年，它的条文比一九三七年的协议更精准、更具体。不过，这等于双方建立了无条件的同盟。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三国的大使，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霍尔达纳在布尔戈斯签订了一项备忘录：西班牙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七年的愿望实现了：西班牙参加了轴心国的同盟体系。无论盟友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争吵，出现什么样的困难^[53]，经济上和道义上的债务都把弗朗哥和他的同伙绑在了一起。

^[1] 关于这些接触的信息主要来自利萨尔萨的《纳瓦拉密谋回忆录》与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的《一个西班牙保王派的回忆录》（Mémoires d’un monarchiste espagnol，摩纳哥，1953年）。——原注

^[2] 布鲁诺·墨索里尼（Bruno Mussolini，1918年4月22日——1941年8月7日），意大利法西斯党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之子。1935年参加意大利空军，1941年因事故身亡。——中译者注

^[3] 多梅尼科·卡瓦尼亚里（Domenico Cavagnari，1876年7月20日——1966年11月2日），1934年至1940年任意大利海军参谋长兼副海军大臣。——中译者注

^[4] 拉涅利·库皮尼（Ranieri Cupini，1904年3月3日——1983年5月11日），生于卢卡（Lucca）。1923年参加意大利空军。1937年参加西班牙内战。二战期间晋升为准将。二战后继续在意大利空军服役，1952年退役。——中译者注

^[5] 艾托雷·巴斯蒂科（Ettore Bastico，1876年4月9日——1972年12月2日），生于博洛尼亚（Bologna）。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晋升准将。1932年晋升为少将。1935年担任黑衫队第1“三月二十三日”师师长，1935年担任第3军军长，参加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年晋升为中将。1937年担任意大利干涉军司令。1939年回国后担任第2集团军司令。二战爆发后，担任被意大利占领的多德卡尼斯群岛总督。1940年晋升为上将。1941年7月担任北非轴心国军队司令。1942年晋升为意大利元帅。1972年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6] 马里奥·贝尔蒂（Mario Berti，1881—1964），生于拉斯佩齐亚（La Spezia），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在1937年担任过意大利干涉军司令。二战爆发时担任意大利陆军参谋长。意大利投降后退役。——中译者注

^[7] 加斯托内·甘巴拉（Gastone Gambara，1890年11月10日——1962年2月27日），1938年11月被任命为意大利干涉军司令，他是意大利干涉军最后一任司令。二战期间曾在法国、利比亚和南斯拉夫等地作战。由于他在南斯拉夫犯下了累累罪行，南斯拉夫政府在战后曾要求引渡他，但未能成功。——中译者注

^[8] 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乌尔里希·冯·哈塞尔（Christian August Ulrich von Hassell，1881年11月12日——1944年9月8日），贵族出身。190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2年至1938年任德国驻罗马大使。二战期间参加了反希特勒的密谋活动，1944年7月29日因涉嫌“七·二〇”事件被捕，9月8日遇害。——中译者注

^[9] 出自德国领事德莱格尔（Draeger）的报告。——原注

^[10] 乌尔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年4月30日——1946年10月16日），纳粹党主要领袖之一，1938年至1945年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长，二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中译者注

^[11] 威廉·弗莱赫尔·冯·法乌佩尔（Wilhelm Freiherr von Faupel，1873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一战中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1919年至1921年间曾任右翼军事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s）领导，后来曾在阿根廷和秘鲁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至1937年间曾任德国驻弗朗哥政府代表。1939年晋升为中将。1945年5月1日于柏林自杀。——中译者注

^[12] 何塞·爱德华多·比利亚尔瓦·鲁维奥（José Eduardo Villalba Rubio，1882—1960），生于托莱多一个著名军人世家。1904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08年获少尉军衔。参加过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后，他的几个兄弟全都投靠了叛军，但他依然站在共和国一边。1937年1月担任马拉加城防司令。马拉加失守后因涉嫌叛国而受审，但最后无罪开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50年回国。1960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3] 艾德蒙多·罗西（Edmondo Rossi）准将、圭多·阿梅里戈·柯皮（Guido Amerigo Coppi）准将、路易吉·努沃洛尼（Luigi Nuvoloni）准将和阿尼巴雷·贝尔贡佐利（Annibale Bergonzoli）准将分别担任黑衫队第一“神旨”师（1a Divisione CC.NN. "Dio lo vuole"）、黑衫队第二“黑火”师（2a Divisione CC.NN. "Fiamme Nere"）、黑衫队第三“黑羽”师（3a Divisione CC.NN. "Penne Nere"）和陆军第四“利托里奥”步兵师（4a Divisione fanteria "Littorio"）的师长。——中译者注

^[14] “黑箭”（Flechas Negras）混成旅与“蓝箭”（Flechas Azules）混成旅是由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混合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为意大利人，士兵为西班牙人。——中译者注

^[15] 1937年10月，黑衫队第一“神旨”师与黑衫队第二“黑火”师部分人员整编为黑衫队第一“三月二十三日”师（1a Divisione CC.NN. "23 Marzo"）。——中译者注

^[16] 其中有2352人死亡，196人失踪。——原注

^[17] 《齐亚诺日记》。——原注

^[18] 意大利干涉军参加了多次军事行动：它在北方战线参加了进攻毕尔巴鄂和桑坦德的战斗；在特鲁埃尔战役中参加了突破北方防线的战斗；还参加了埃布罗河战役。请参阅1938年3月的意大利报刊上的报道，安德列·雅克郎（André Jacquelin）在《西班牙与自由》（Espagne et la liberté，巴黎，Kérénac，1945年）一书中引用了这些报道。

^[19]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20] 1937年11月，墨索里尼与戈林举行了会谈，齐亚诺记载了会谈的经过。——原注

^[21]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22] 转引自齐亚诺。——原注

^[23] 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1885年2月7日——1953年4月2日），生于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1903年参加德国陆军，一战爆发时参加德国陆军航空队，一战结束时任德国第7集团军航空队司令。战后曾参加自由军团，镇压德国革命。1935年参加了新成立的德国空军。1936年担任秃鹰军团司令，干涉西班牙内战，1937年10月回国。二战爆发时担任第三航空队司令，1944年8月被解职。1953年死于慕尼黑。——中译者注

^[24] 法乌佩尔在1934年被任命为西班牙—美洲研究所所长，然后才被调任驻西班牙大使。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最早是在官方机构里招募间谍的。——原注

^[25] 瓦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1894年10月3日—1976年10月9日），生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1913年参加德国陆军，1914年获少尉军衔。一战结束后曾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在魏玛共和国国防军内曾担任多种职务。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曾担任德国驻弗朗哥政府的军事代表。二战爆发时担任国防军作战部副部长。二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获释。——中译者注

^[26] 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Von Richthofen，1895年10月10日——1945年7月12日），生于西里西亚一个贵族家庭。一战期间参加德国陆军航空队。1920年退役。1923年重新参加国防军。1933年参加德国空军。1936年11月参加秃鹰军团，干涉西班牙内战。1937年1月担任秃鹰军团参谋长，施佩勒回国后接任秃鹰军团司令。二战期间曾任第8航空军军长、第4航空队司令和第2航空队司令。1944年退役。1945年死于奥地利。——中译者注

^[27] 赫尔穆特·维尔贝格（Helmuth Wilberg，1880年6月1日——1941年11月20日），1899年参加德国陆军。1913年参加德国陆军航空队，是德军首批军事飞行员之一。一战期间曾担任第11野战航空大队大队长和第4集团军航空兵司令。一战结束后在德国国防军担任过多种职务。1933年德国空军成立后，在德国空军的建军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37年设立“W特别处”，负责为秃鹰军团招募人员，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晋升为空军上将。二战爆发后负责领导空军的训练工作。1941年在德累斯顿附近因飞机失事身亡。——中译者注

^[28] 阿道夫·约瑟夫·费迪南德·加兰德（Adolf Joseph Ferdinand Galland，1912年3月19日——1996年2月9日），1929年进入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1932年参加国防军，1934年转入空军。1937年参加秃鹰军团，干涉西班牙内战。回国后担任空军教官。二战爆发后曾担任过战斗机联队长与德国空军战斗机总监。二战结束后担任阿根廷空军的顾问，五十年代中期回国经商。1996年死于雷马根。——中译者注

^[29] “快乐工作”（Kraft durch Freude）组织是纳粹党的劳工团体——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组织工人的业余娱乐活动。——中译者注

^[30] “卡梅伦”号与“维格贝特”号是德国货船，德国用这两艘船把军火运往里斯本，再经过陆路将军火运给弗朗哥叛军。——中译者注

^[31] 外事部（Auslands-Organisation）是纳粹党负责处理国外事务的机关。——中译者注

^[32] 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Wilhelm Franz Canaris，1887年1月1日——1945年4月9日），1905年参加德国海军，一战中即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十一月革命后，任陆军部长副官，参加过自由军团。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1935年1月1日起任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阿布维尔”（Abwehr）首脑。1944年初被希特勒解除了阿布维尔机关首脑的职务。1944年7月20日，部分德军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并发动政变，事败之后，卡纳里斯因涉嫌此事被逮捕，并于1945年4月9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3] 约翰内斯·艾贝哈德·弗兰茨·伯恩哈特（Johannes Eberhard Franz Bernhardt，1897—1980），一战期间参加德国陆军，一战结束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1919年至1924年在汉堡经商。1936年8月，成立西班牙—摩洛哥运输有限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借此向弗朗哥叛军提供军用物资。——中译者注

^[34] 戈林亲自处理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空中支援与经济谈判。——原注

^[35] 艾贝哈德·冯·雅格维茨（Eberhard Von Jagwitz，1887—1945）是伯恩哈特的旧友，1934年起在纳粹党外事部工作。——中译者注

^[36] 哥伦布大厦（Columbushaus）是一栋位于柏林波茨坦广场的商业建筑，1932年竣工。——中译者注

^[37] 艾贝哈德·冯·施托勒尔（Eberhard Von Stohrer，1883年5月2日——1953年3月7日），生于符腾堡一个军人家庭。190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在马德里担任观察员，负责监视共和国政府的活动。1937年8月担任纳粹德国驻国统区的大使。——中译者注

^[38] 恩斯特·海因里希·冯·维茨塞克（Ernst Heinrich von Weizsäcker，1882年5月25日——1951年8月4日），生于斯图加特。1900年参加德国海军。192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8年至1943年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1943年至1945年任德国驻梵蒂冈大使。1947年在纽伦堡被捕，1949年被判处7年徒刑。1950年获释。——中译者注

^[39] 当然，外交顾问萨巴特的文件中还补充说，这个数字把直接运给叛军的各项物资所产生的“单利与复利”也算进去了。——原注

^[40] 弗兰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索萨（Francisco Gómez-Jordana y Sousa，1876年2月1日——1944年8月3日），生于马德里一个军人家庭。1892年参军。曾参与镇压古巴革命。1915年至1919年任西属摩洛哥总督。1923年参加了普里莫·德·里维拉政府，主要负责镇压西属摩洛哥的独立运动。1928年至1931年再次担任西属摩洛哥总督。1937年6月出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席。1938年1月担任弗朗哥政权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41] 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毕尔巴鄂就运出了90000吨锡；由摩洛哥运出的货物共有十万吨。——原注

^[42] 其中包括比斯开矿业的经理萨瓦拉（Zabala）。——原注

^[43] 伯恩哈特关于蒙塔尼亚项目的报告，1937年11月4日。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4] 蒙塔尼亚公司（Montaña S.A.）是西摩公司的分公司，专门投资采矿业务，1937年开始营业。——中译者注

^[45] 尼古拉斯·弗朗哥·巴蒙德（Nicolás Franco Bahamonde，1891年7月1日——1977年4月15日），法西斯独裁者弗兰西斯科·弗朗哥的哥哥，在内战期间曾担任弗朗哥政权驻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大使。——中译者注

^[46] 真正的政府在两个月后成立了。——原注

^[47] 请参阅冯·施托勒尔在11月27日的报告。——原注

^[4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德国驻马德里大使馆一秘，由于涉嫌参加反对罗马诺内斯伯爵的阴谋，而被调离。——原注

^[49]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50] 这五家公司是：托洛萨（Tolosa）的阿拉拉尔采矿控股公司（La Compañía de Explotaciones Mineras Aralar）；奥伦塞（Orense）的加利西亚矿山开发公司（La Compaña Explotadora de Minas Montes de Galicia）；比戈（Vigo）的桑塔特克拉矿业研究与开采控股公司（La Sociedad anónima de Estudios y Explotaciones Mineras Santa Tecla）；萨拉曼卡的格雷多斯矿山公司（La Compañía de Minas Sierra de Gredos SA）；塞维利亚的苏尔矿山公司（La Compañía Minera Montañas del Sur）。——原注

^[51] 比方说，在塞维利亚收购与开发农场的阿格洛（Agro）公司；特别是拥有一家瓶塞厂（Corchos zum Hinste）的90%的股份的产业金融公司（Sociedad Financiera Industrial，简称Sofindus）；还有通用羊毛公司（Compañía General de Lanas）、毛皮出口公司（Sociedad Exportadora de Pieles）和马里昂运输公司，后者专门负责Sofindus的运输。——原注

^[52] 新星公司（Nova S.A.）是西摩公司旗下的另一家分公司，它垄断了德国的通信设备与运输设备的销售业务，由ROWAK出口到西班牙的武器也由它负责销售。——中译者注

^[53] 1939年5月，戈林准备出访西班牙，与弗朗哥举行会晤，由于西班牙与德国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困难，戈林最后没有成行，伯恩哈特因此被德国政府召回国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