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十六章 北方的沦陷


· 北方战线
· 毕尔巴鄂战役
· 调虎离山：布鲁内特
· 布鲁内特战役
· 桑坦德战役
· 巴斯克军队的投降
· 阿斯图里亚斯的末日
· 贝尔奇特


　　圣塞瓦斯蒂安和伊伦失守后，取道法国向北方战线提供粮食的线路就被切断了，但叛军并没有向巴斯克地区发动重大进攻。莫拉把最精锐的部队调去攻打马德里了。在北方战线上，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是共和军还是国民军，都没有大规模的、装备良好的部队。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兵力，来维持一条从比斯开湾到加利西亚的连贯的防线。战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发生。在这一年里，国民军通过多个阶段的进攻作战，逐步攻占了比斯开湾、桑坦德和阿斯图里亚斯。

北方战线


　　显然，国民军会在两个地区遭遇顽强的抵抗，尽管这两个地区的政治制度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是保守、信奉天主教的巴斯克，在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下，它投靠了共和国一方；另一个是阿斯图里亚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和一九三六年七月，它都是工人阶级的堡垒。在这两个地区中间，是薄弱的桑坦德地区，当地的战争委员会面临着一个它无法解决的问题：它负责的防线最长，但它的部队兵力不足，装备很差，不可能守住防线。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争执不休，进一步削弱了它虚弱的防御能力。

　　北方战线的关键战斗，是围绕着毕尔巴鄂进行的；巴斯克地区的反抗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在国外产生的反响，使人们忘记了这三个中心是同时共存的。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中期，在统一的军事指挥建立起来之前，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在北方战场上，三个地区都没能真正携手合作。卡巴耶洛把休塔特上尉派往阿斯图里亚斯，把利亚诺·德·拉·恩科缅达[1]将军派往巴斯克地区，他们试图在苏联技术人员的协助下，把三个地区的部队统一起来，最后却没有成功。尽管按照“正规化”的要求，三地的部队改变了番号，然而它们仍是不一样的：“巴斯克民兵”穿着独特的制服，坚持使用随军牧师，不穿mono，也拒绝接受政治委员；“阿斯图里亚斯民兵”仍被各政党和工会控制着[2]。

　　三地不仅没有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而且还彼此猜疑和敌对：革命的阿斯图里亚斯敌视“保守的”巴斯克，巴斯克也对“无政府主义的”桑坦德和希洪满腹怀疑。

　　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发生过不少摩擦。在阿斯图里亚斯，教士和修女遭到驱逐。教堂不是被破坏就是被关闭，宗教仪式也不得举行。而在巴斯克地区情况正好相反，教会依然享有完全的自由，它对人民、对政府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巴斯克政府里还有好几个天主教部长。阿吉雷在就任誓词中强调，巴斯克主席身为“一个信徒，一个人民的父母官和一个巴斯克人”，必须以身作则。在阿斯图里亚斯遭到迫害的教士和信徒来到巴斯克地区避难；巴斯克政府颁布法令，将耶稣受难日定为法定节日，遭到了全劳联的强烈抗议。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山和工厂的生产和经营都处于工人监督之下，许多企业被集体化，包括部分小工业的一些企业。而在巴斯克地区，所有制丝毫未动。当各种管理委员会在领导阿斯图里亚斯革命的时候，保卫巴斯克委员会却在忙于恢复各地的normalidad（正常状态）。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除了希洪之外，没有多少国民警卫队留下来；而在桑坦德和巴斯克地区，仍有不少国民警卫队。当各地区的权力机关并入共和国政权之后，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3]里仍有无政府主义者存在；巴斯克政府则从未吸收过无政府主义者参加[4]。阿吉雷政府竭力抵挡革命。在阿斯图里亚斯，发生过严厉的肃清；巴斯克政府则把保障“个人与财产的安全”作为自己的目标。巴斯克政府禁止后方的平民持有武器，只允许军人和警察携带武器，并获得了“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征召尽可能多的治安部队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阿斯图里亚斯和巴斯克是很难携手共建“西班牙联邦”的[5]。在共和军的劣势还不明显的时候，两地在军事上完全是各自为战，因而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巴斯克为了解救马德里，曾向阿拉苏瓦（Alasua）发动进攻，它将这次进攻的失败归咎于阿斯图里亚斯不肯支持它的行动。阿斯图里亚斯则反驳道，只要有一些军火和一点重装备，它就能在索尔查加[6]纵队赶来救援之前拿下奥维耶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巴斯克确实派了几个营去参加阿斯图里亚斯对奥维耶多的进攻[7]，但北方战线上的其它地方却按兵不动，使国民军能够成功击退这次进攻。

　　双方在经济方面也没有进行合作。而北方是唯一一个有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工业的工业区。阿斯图里亚斯有煤矿，巴斯克有铁矿，然而宝贵的几个月时间却在不断的谈判与争吵中浪费掉了。

　　为了平息摩擦，中央政府没少出力。它曾向阿吉雷进言，他应该吸收全劳联代表入阁。全劳联的领导人也要求他们在巴斯克地区的同志们不要“鲁莽行事”。然而，北方得不到任何援助物资，所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瓦伦西亚政府的意见也就毫无影响。卡巴耶洛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记录了阿吉雷苦苦哀求空中支援的电报，并描写了这位巴斯克主席的“绝望情绪”。阿斯图里亚斯也声称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得不到战争物资。唯一值得一提的援助是苏联提供的军火：十五架战斗机、五门野战炮、十五辆坦克、二百挺机枪和一万五千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旧步枪”[8]，对于一支拥有三万五千名士兵的军队而言，这些军火实在太少了，在一九三七年的攻势中根本不够用。

　　在大难临头之际，巴斯克和阿斯图里亚斯的态度截然不同。阿斯图里亚斯民兵跟其它地方的民兵一样，在乡村的开阔地带打得很糟糕。但在城乡的巷战中，他们可以死守每一栋房屋。对于他们而言，这场正在进行的斗争是事关生死的大事，而开山的炸药就是他们的主要论据[9]。他们不在乎毁灭，他们留给国民军的往往只有废墟。他们认为恐怖是唯一能够控制后方的手段。谁敢提投降，谁就会被他们当场枪毙。只要遭到空袭，他们就会大批处决“人质”，而这些“人质”有的是叛军的同情者，有的只是单纯的嫌疑犯。

　　在同样的情况下，巴斯克人的反应却大为不同。他们尊重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并急于表现得像个“好的天主教徒”，他们宁愿放过罪人，而不愿意处决无罪的人；他们让那些身负嫌疑的人、或得不到完全信任的人继续留在关键职位上[10]，他们把保住那些被他们的邻居抓获的“人质”的性命，看得和守住战线一样重要[11]。更重要的是，对于巴斯克人而言，他们为之而战的是另外的东西；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领袖只是人民阵线暂时的盟友，他们背后的金主和他们手下的部队，与其它反法西斯力量既没有共同的思想，也没有共同的前景。他们只是为了巴斯克地区，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他们不想让必败的战斗毁灭一切。巴斯克资产阶级知道：如果国民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他们也能从中分一杯羹；只要工厂和矿山不被破坏，当它们重新运转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能大显身手。最后，他们和叛军同样虔信天主教，所以他们以为：叛军就算不会同他们妥协，至少也会体谅一下他们，让他们至少可以保住一部分利润。

　　两线作战有其独特的逻辑。某些巴斯克人既不想向革命屈服，也不想让城镇居民、历史遗迹和工业设施在激烈的巷战和不可避免的报复中毁灭，因此，他们不愿坚决抵抗，不想实行焦土政策，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要用武力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方面，他们的态度有时还不如伪装起来的长枪党徒和投机分子坚决，后者将焦土政策视为加快共和国的覆灭的手段。

毕尔巴鄂战役


　　弗朗哥在马德里连遭败仗之后，觉得在北方可以轻易取胜，便挥师北方。但其它因素也发生了作用：首先，马德里战役表明战争将会长期化，必须对此做好准备。共和国已经有了一支大军。


　　弗朗哥无法一举夺取首都，他不能指望靠一次总攻就能赢得战争。他的预备队过于薄弱，他的军队在最近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大伤亡，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进行消耗战。在内战结束前，叛军的策略就是逐个攻占共和国控制下的各个地区，削弱共和国的力量，而这就意味着要在有限的战线上投入大量的物资。而孤立的北方非常适合这种策略。另外，攻克北方在经济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对战争的继续进行至关重要：西班牙冶金工业大半集中于此地。最后，北方的资源对于未来的国际谈判具有重要意义。德国急需坎塔布里亚（Cantabria）的铁矿，它一定会支持这个作战。英国也同样需要当地的矿山，只要有一方能够实际控制该地区，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叛军，英国都不会坐视不管的。

　　进攻比斯开湾是最关键、而又最容易进行的作战任务，这个任务被交给了莫拉将军。在一九三七年年初，他的部队按兵不动，并进行了重组。在进攻期间，打头阵的是四个纳瓦拉旅[12]，它们的兵力不少于巴斯克军队；它们还将得到来自阿斯图里亚斯和桑坦德的几个旅的支援，这几个旅将集中在山脉一带，负责扼守通往毕尔巴鄂的道路。在索尔查加将军率领的纳瓦拉旅后面，是意大利干涉军的黑箭旅和瓜达拉哈拉战役后新组建的“三月二十三日”师，它们留作预备队。此后，莫拉又增派了一些由摩洛哥士兵和外籍军团组成的部队。莫拉向巴斯克发出最后通牒后，便按照预定计划，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发动了进攻。国民军的作战方式马上就揭晓了，在整个战役期间它将继续使用这种作战方式：利用绝对的物质优势，先进行密集的炮击，然后再进行空袭[13]。在进攻的头五天里，尽管巴斯克人发动了频繁而英勇的反击，但这种作战方式马上就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国民军虽然占领了山上的各条道路，它却并没有迅速抵达“铁环”——毕尔巴鄂的防线。阿斯纳尔将其归咎于恶劣的天气——在关键时刻，由于天气恶劣，无法进行空袭，对作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是，巴斯克军队尽管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尽管它极其缺乏物资，它仍能发动凶狠的反击。所以，在四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双方为了争夺萨维甘（Sabigan）山而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这座山头多次易手。此时，巴斯克人需要的是有人从外界打击叛军，迫使弗朗哥把部分部队和空军调往其它地区。然而，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当外界终于开始打击叛军时，已经为时过晚，而且力度也不够强。

　　叛军在四月底攻占了杜兰戈（Durango）、埃瓦尔（Eibar）和格尔尼卡，结束了比斯开湾战役的第一阶段。“铁环”的各个重要制高点，都已经进入了几个纳瓦拉旅的可视范围。叛军在最后的作战中大量动用了飞机，它们不仅恐吓和摧毁了防线，也恐吓和摧毁了城镇与乡村。德国飞机在四月二十六日摧毁了格尔尼卡，便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件；这次空袭在国外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现今的人们经历过鹿特丹大轰炸和考文垂大轰炸之后，在华沙被夷为平地之后，特别是在广岛被原子弹轰炸之后，恐怕难以理解：格尔尼卡的毁灭为什么会在当时被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然而，格尔尼卡是巴斯克地区的宗教中心。天主教世界——尤其是法国——群情激愤。由于德国被指控为毁灭格尔尼卡的凶手，这次事件又具有了国际性质：铁一般的证据表明，逃离格尔尼卡的平民遭到了叛军的攻击与恐吓。飞行员加兰德只能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误会。德国遭到了公众的责难，就连英国下议院也对此感到愤怒——艾登在下议院遭到了质疑——德国便要求弗朗哥“矢口否认”。国民军对此的解释是：“格尔尼卡是被……赤色野兽烧毁的。阿吉雷为了毁灭格尔尼卡，设计了一个恶魔般的计划”[14]，执行这个计划的是阿斯图里亚斯的爆破手。时至今日，西班牙依然坚持这种说法[15]。

　　与此同时，在进攻毕尔巴鄂的防线之前，国民军需要进行整编和增援。法乌佩尔报告称，弗朗哥将军请求意大利干涉军在这些关键的作战中投入“利托里奥”师。然而，在瓜达拉哈拉惨败之后，意大利干涉军就不那么积极了，尤其是它的轻率冒进又导致了新的险情，唤起了它痛苦的回忆。攻占格尔尼卡之后，“黑箭”旅沿着海岸迅速推进，抵达了贝尔梅奥（Bermeo），但它的左翼没有人掩护；共和军发动了反攻，成功地将它包围了数日之久，为了给它解围，不得不派出“三月二十三日”师和一个纳瓦拉旅。

　　整个五月里，双方都在为这场关键的战斗进行准备。双方围绕着“铁环”防线加固了自己的阵地。“铁环”防线虽然名气很响，但在实战的考验中，它很快就暴露出了自己的无用：这条防线上没有驻守足够的士兵，几个制高点一旦落入敌人手中，这条防线就难以继续进行长期的抵抗。共和军也要求坚守这些战略要地，这样才能迟滞国民军的进攻。

　　莫拉意外身亡后，他的职位由忠实执行弗朗哥命令的达维拉接任，这加强了国民军司令部的团结。巴斯克军在多次反击中给国民军造成了重大的伤亡。最后，戈伊科切亚[16]上尉把“铁环”防线[17]的具体部署交给了国民军[18]，所以国民军才能在进攻“铁环”防线前，实施了非常精准的炮击。

　　因此，这道防线必然会被突破。六月十二日，国民军发动进攻，当天就在“铁环”防线上撕开了一个五公里宽的缺口。国民军从这个缺口里蜂拥而入，从背后攻占了防线的其余部分。

　　此前一直英勇奋战的巴斯克人，此时也觉得无法继续抵抗下去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进行巷战，但这样很可能会导致毕尔巴鄂的毁灭。巴斯克人认为，让毕尔巴鄂遭到毁灭是毫无意义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巴斯克军队几乎不放一枪就撤出了毕尔巴鄂，这无疑加快了国民军的胜利。在圣塞瓦斯蒂安，两种战争观念发生了碰撞：阿斯图里亚斯民兵在新城区的街道上筑起了街垒，而巴斯克军队却立刻缴了他们的枪。六月十六日，本戈亚（Bengoa）上校飞往法国；他认为巴斯克地区“政权已经彻底瓦解”。由于无人能行使权力，他担心毕尔巴鄂会无法投降。六月十七日，巴斯克政府撤离毕尔巴鄂，留守城内的只有由雷萨奥拉、阿斯纳尔[19]（社会党）、阿斯蒂加拉比亚[20]（共产党）和乌利瓦里[21]将军组成的保卫委员会。此时很难说城里还有真正的政权存在。据《时报》报道，在十七日晚上，主张投降的巴斯克人[22]和“主张抵抗到底的极端分子”发生了交火。无政府主义者炸毁了几座桥梁，并当即处决了一些投降派。一千二百名在内战前曾在正规军服役的巴斯克人随即组织了一支民兵，在警察、突击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协助下，袭击了来自桑坦德和阿斯图里亚斯的民兵，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电话局楼顶挂出了白旗。城里向国民军派出了特使，巴斯克部队占领了公共建筑物，并恢复了秩序。达维拉的部队进城后，警察戴上了卡洛斯派的贝雷帽，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

　　当国民军正在占领毕尔巴鄂之时，巴斯克军队正向西方撤退。比斯开的其它地方几乎不经抵抗就向国民军投降了。阿斯纳尔估计，在这次战役期间巴斯克损失了三万人。

　　但是，国民军总司令部为了结束这场战役，花了十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次战役之所以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并不完全是因为自然条件和巴斯克军队的抵抗。国民军也犯了不少错误，在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之间也存在着误会：在贝尔梅奥受挫之后，意大利干涉军就不再积极参加这次战役了，多里亚[23]将军不得不只靠西班牙人部队作战。

调虎离山：布鲁内特


　　国民军虽然推进迟缓，但共和军并未抓住这个机会。如果在中部战区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就有可能打断国民军的攻势。在中部战线上，共和军在五月和六月各进行了一次进攻，试图牵制国民军，但这两次进攻的规模都不够大。这两次进攻都不够坚决，而且也没有投入足够的兵力与装备。共和军在旧卡斯蒂利亚的巴尔塞因（Balsain）发动的进攻，直接目标是夺取拉·格兰哈（La Granja），但这次进攻甚至得不到坦克支援。共和军也向维斯卡发动了进攻，企图夺取维斯卡城，但他们只有三个炮兵连支援。在这两次进攻中，国民军似乎都严阵以待，对首批进攻部队予以迎头痛击。

　　就在共和军向维斯卡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次日，国民军攻占了毕尔巴鄂，结束了比斯开湾战役。这场战斗本来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是，为了解放北方，必须迅速动用较大规模的战术力量。

　　与此同时，革命反对派的瓦解，（至少在表面上）创造出了政治统一的局面。内格林政府——“胜利政府”——所依赖的是一支革命性越来越少、越来越像正规军的军队。自治的民兵正在消失。得到了政府信任的军事技术专家取代了政工人员，跃居主要地位。中央战区的核心人物是比森特·罗霍；北方战区的核心是加米尔·乌利瓦里，他跟罗霍一样，都曾在托莱多步兵学校任教，现在他负责指挥整个北方共和区的全部部队，把整个北方的部队纳入了统一的指挥之下（虽然为时已晚）。在这些技术专家的鼓动下，军队正在准备进行全面改组。所有的部队，无论其来源和训练，都要划分为集团军、军、旅和营。凡是在战事比较平静，能够让改组完成的地方，这种改组都能发挥效果；但在北方，由于战事吃紧，这种改组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在纸面上组建军级单位是一回事；使各个军具备作战能力，并使它们做好进攻的准备，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士兵必须接受训练；在这方面，主要由原第五团的部队改编而成的第五军堪称楷模。在一九三七年夏季攻势中，它提供了共和军的第一批战术力量。

　　对共和军而言，第二个问题要更加棘手，这就是武器问题。从四月十九日开始，不干涉委员会开始在陆上和海上对禁运措施实行监督，结果共和军获得武器的难度陡然增加。在进攻中肩负突破重任的部队非常缺少重武器与坦克。苏联飞机——尤其是攻击机——数量远远不足以发动大规模的空中攻势。

　　在一九三七年头三个月里，大量有组织的部队都集中在马德里战线，所以共和军在马德里周边的物质劣势没有其它地方那么明显。共和军之所以选择布鲁内特作为在七月初发动牵制性进攻的地点，这也是原因之一。在选择进攻地点时，显然发生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军事上的考虑，才选定了布鲁内特。

　　事实上，政府军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梅里达地区发动进攻。只要翻一下地图，就能看出这样做的好处。在该地区的攻势若能成功，便能直逼巴达霍斯和西葡边界，切断国民军与摩洛哥及南方基地的联系，从而对国民军构成最大的威胁。而且，留守当地的国民军部队也远远少于马德里战线。考虑到这些因素，共和军很久以前就制定了在该地区发动进攻的方案；这个方案主要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技术专家阿森西奥·托拉多上校的杰作。在一九三八年，共和军将领重新研究了这个方案，但是，在考虑了一切因素之后，由于缺乏必要的兵力和装备，无法保证方案能成功实施，所以这个方案并未付诸实行[24]。

　　最后政府军决定采用第二个进攻方案：在马德里地区发动进攻。发动规模如此之大的军事行动的决定，是由政府——主要是由国防部长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做出的。他强烈要求，在向布鲁内特发动进攻时，一定要让他亲自到场。最后，米亚哈和罗霍与苏联顾问磋商后，选择了马德里战线。罗霍解释了这样做在军事上的好处：当地的国民军抽调了一部分部队去北方战线，兵力比较薄弱；由于在首都连吃败仗，他们的士气已经低落。但最重要的是，预备的兵力就在这里；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在南方战线上，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很难长时间保密，所以在这里更容易达成进攻的突然性。马德里战线是共和军的抵抗的象征，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这里分兵。

　　另一方面，共和军总司令部相信，只有高度集中步兵和炮兵突破战线，才能取得胜利，所以必须在极其有限的战线上尝试进行突破。布鲁内特正好符合这些要求。

布鲁内特战役


　　布鲁内特战役有两个目标：迫使弗朗哥从比斯开湾抽调一部分兵力，阻止国民军的北方攻势；向马德里西面发动进攻，抵达纳瓦尔卡尔内洛的通讯网络，迫使国民军向塔霍河撤退，使部署在首都近郊的国民军部队陷入孤立。这个方案如果能成功，即使国民军能够逃脱包围，也将不得不仓皇撤退，从而解除对马德里的威胁。这样一来，国民军的所有胜利都将岌岌可危。

　　为了实现包围，共和军设计了两个攻势。主攻的目标是夺取布鲁内特，并占领俯瞰纳瓦尔卡尔内洛的山脊。助攻的目标是向马德里南方突破，攻占阿尔科尔孔（Alcorcón）。负责主攻任务的是由莫德斯托指挥的第五军和由胡拉多[25]指挥的第十八军。这里集合了共和军最优秀的部队：利斯特尔师、国际纵队第XIII和第XV旅。助攻由马德里预备队负责，包括克雷贝尔师、杜兰师和由罗梅洛[26]指挥的第二军[27]。

　　这是共和军总司令部迄今为止所投入的最大规模的兵力。阿斯纳尔估计政府军投入的兵力为四万七千人，在这些兵力中，炮兵——尤其是高射炮兵——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有的观察家都记载了这一点[28]。

　　与之相反，国民军能够立即迎战的部队却很弱小：长枪党的两个大队（bandera）、三个百人队、圣昆廷（San Quintin）营和布鲁内特一带的勤务部队。一些预备役人员先前被部署在这里，用于加强该地的防御，但当地的国民军兵力显然不足以抵挡强大的攻势。对于共和军而言，作战条件可以算是非常理想的。罗霍认为，除了埃布罗河战役之外，布鲁内特战役是“共和军方面唯一一场精心准备的军事行动”。进攻的秘密被保守得很好，这是很少见的。

　　这次战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七月五日到七月十三日，是共和军的进攻；从七月十五日到月底，是国民军的反攻。

　　七月五日，共和军先向阿兰胡埃斯（Aranjuez）方向发动进攻，随即发起总攻。在五日至六日的夜里，进攻顺利进行，实现了预想中的突破；利斯特尔师在中路一路猛攻，占领了布鲁内特。取得了这样的战果之后，一场大胜似乎近在眼前。


　　然而，七月七日，共和军的进攻速度却减慢了，它只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进展，而未能取得重大的胜利：显然它的力量正在耗尽。共和军虽然攻占了战线最东端的比利亚弗兰卡·德尔·卡斯蒂利奥（Villafranca del Castillo），但仅仅守住了一天，七月十二日，摩洛哥士兵夺回了这个村庄。从此以后，共和军就只能疲于应付国民军的反攻了。最后，这次战役未能实现预定的目的，因而算是失败了。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在于共和军缺乏足够的兵力与装备，以及政府犯下了一些错误。

　　在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后，共和军没有趁势扩大进攻，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利斯特尔师在七月六日和七月七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之后，就停留在它攻占的阵地上，此时共和军司令部却把时间浪费在攻占几个小村庄上，而那些村庄里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国民军在负隅顽抗。共和军浪费了四天的时间，国民军却趁机派出了援军；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军的负隅顽抗，共和军也遭受了相当沉重的伤亡，并削弱了它的作战能力。这两种情况在战争中反复发生：一方面，指挥员束手束脚，缺乏大局观[29]；另一方面，部队在作战行动中反应迟缓，缺乏主动性，这不能仅仅解释为敌人的激烈反抗所致，士兵的出乎意料的强烈反对也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是导致助攻失败的主要原因：本应投入进攻的前方部队担心会遭到马德里南方的国民军的包围；集中在这一带的部队又撤回了出发阵地。在共和军进行的多次重大战役中，这种突然的撤退一再发生，经常导致共和军无法进行大范围的机动，这在布鲁内特战役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事实上，这次战役差点变成一场灾难，因为前线部队一时惊慌失措，彻底失去了作战能力。不过，共和军最终还是顶住了巴莱拉将军发动的反攻。

　　最后，对政府军而言，布鲁内特战役只成功了一半。他们最初定下的目标，只实现了一小部分。共和军虽然攻占了布鲁内特北部的一部分地区，但这只不过拉长了共和军的战线，不能当成是一个重大进展。布鲁内特战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迫使弗朗哥从其它地方抽调部队。他不得不从北方战线抽调了两个纳瓦拉旅和大部分空军[30]。国民军的空中优势，是它在这场战役中的关键因素。国民军飞机在白天用机枪扫射，在夜晚用炸弹轰炸[31]，挫败了共和军的进攻，阻止了共和军的机动。

　　布鲁内特战役为组织桑坦德保卫战争取了一些时间。但这段时间并不长。到了七月底，一些参加了布鲁内特战役的国民军部队已经回到了北方[32]，投入了新的、决定性的进攻，国民军企图在这次进攻中粉碎北方战线，并攻占阿斯图里亚斯工业区。

桑坦德战役


　　其实，从布鲁内特战役的结束，到国民军向桑坦德发动新的进攻之间，只隔了半个月。这点时间只够让国民军进入进攻阵地。在毕尔巴鄂战役中曾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几个纳瓦拉旅和意大利部队——重组后的意大利干涉军与“黑箭”旅——仍将担负重任；所有这些部队都归达维拉将军指挥。各个步兵营的炮兵得到了加强，空军重新集结在北方。弗朗哥打算在八月和九月发动主攻，在夏末攻占桑坦德与阿斯图里亚斯，这样就不用在雨季进行军事行动了——在雨季的山区，军事行动的速度会大大减缓。

　　乌利瓦里被任命为共和军北方战线司令，理论上，他下辖四个军。但是，巴斯克军的士兵在先前的战斗中已经精疲力尽，他们撤到桑坦德省后，甚至不再是为保卫故土而战了；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整个东段还是交给了巴斯克军。阿斯图里亚斯的两个军（第十六军与第十七军）没有全部参加桑坦德战役。

　　最后，组织桑坦德保卫战比组织毕尔巴鄂保卫战艰难得多。桑坦德省虽然在南方有连绵的山脉屏障，要通过这些山脉，就必须经过洛斯·托洛斯（Los Torros）、埃斯库多（Escudo）和雷诺萨（Reinosa）的关隘，但在沿海一边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屏障。它也没有能与“铁环”相比的防御工事。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先是由惩戒连和前沿部队修筑了一道防线，然后，又征召了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出生的所有男子，把他们编入劳动营，在这道防线后面修筑第二道防线。但是，由于规模过大、组织不力，防线的修筑工作被搞得一团糟。

　　武器供应的状况仍未得到改善，这意味着必须花时间组织武器供应。为了争取必要的时间，乌利瓦里从北方战线的突出部向雷诺萨南方发动了一次进攻。投入这次进攻的是一个阿斯图里亚斯军，但这次进攻很快就被阻挡住了。这次进攻的失败，与布鲁内特攻势的中断，加剧了弥漫在整个北方的孤立情绪。桑坦德只有两艘驱逐舰“西斯卡尔”号（Ciscar）和“何塞·路易斯·迪耶斯”号（José Luis Diez），能够保护它与外界的海上联系，但这两艘军舰没能发挥多少作用：国民军司令部已经决定封锁比斯开湾，在桑坦德战役期间，它的封锁卓有成效。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军打出了一场闪电战，也就不足为奇了。大规模的战斗仅持续了三到四天，而这场战役的命运在几个小时内就已决定了。共和军的两处主要阵地分别位于埃斯库多关口与雷诺萨关口，国民军出动意大利干涉军（以“利托里奥”师为预备队）进攻前者，又用三个纳瓦拉旅攻打后者。尽管山区的地形对守军有利，但在一骑绝尘的摩托化部队率领下，国民军势如破竹，迅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八月十四日是战役的第一天，当天晚上，位于雷诺萨突出部的共和军部队奉命撤退，以免遭到包围。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纳瓦拉旅就占领了雷诺萨，他们只在一个地方遭到了认真的抵抗；他们还占领了海军火炮工厂，缴获了正在建造的火炮。共和军没能守住雷诺萨：只有一个阿斯图里亚斯营在巷战中坚守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意大利干涉军出动大批坦克，攻占了埃斯库多。物质上的优势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国民军面前已经没有重要的障碍了。国民军只遭到了零星的抵抗，比如科尔孔特（Corconte）的阿斯图里亚斯人就进行了抵抗；科尔孔特最后化为一片废墟。但是，许多巴斯克营投降了；乌利瓦里命令巴斯克部队撤往阿斯图里亚斯，但它们拒绝服从命令，并向桑托纳（Santona）集中。

　　八月十七日，桑坦德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国民军迅速推进，在大约十天的时间里，粉碎了桑坦德省的抵抗。八月二十五日，巴斯克地区的一些领导人、被从毕尔巴鄂带走的十七名人质和负责押送这些人质的看守登上了英国军舰“基斯”号（Keith），阿吉雷离开了中部，在法国城镇巴约纳（Bayonne）与他们会合；社会党省长胡安·鲁伊斯与乌利瓦里将军在晚上乘潜艇撤离；国民警卫队、突击警察与边防部队发动了叛乱。它们的领导人[33]联系上了国民军，向国民军表示他们愿意献城投降，而城里愿意抵抗的只有全劳联—伊无联的会员[34]。八月二十七日，国民军司令部发布公告，宣称原定于八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入城式将推迟二十四小时，“因此，桑坦德的法律与秩序将由当地人维持”。军方和警方的领导人已经同国民军同情者勾结起来，投降便无法阻止了。当桑坦德战线崩溃时，巴斯克军队也在拉雷多投降了。

巴斯克军队的投降


　　巴斯克军队在同国民军签订正式协议后，便在拉雷多投降了，这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简单的问题，便是巴斯克与共和派联盟的关系；其它问题涉及到弗朗哥的最终和解政策与弗朗哥和意大利盟友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而且也不是太明显的问题），便是英国的政策开始显现[35]。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内战爆发后，为了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冲突，曾进行过一系列的外交接触，有人曾向巴斯克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事实上，巴斯克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孤立处境，促使一些巴斯克领导人考虑过体面投降的可能性。

　　据坎塔卢波[36]记载，在瓜达拉哈拉战役结束后，在他的提议下，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单独谈判的尝试。意大利驻圣塞瓦斯蒂安领事卡瓦雷蒂（Cavaletti）首先同一位叫佩雷达（Pereda）的耶稣会神父进行了接触，佩雷达向他转告了阿吉雷和豪雷吉[37]提出的要求：允许巴斯克领导人离开西班牙；不对平民进行报复，但那些违反了习惯法的人不算在内；最后一个要求是只接受意大利的调停，这意味着要由意大利司令部来监督投降行动和镇压条件，以免再次发生巴达霍斯和马拉加那样的大屠杀。正是这最后一个要求导致了第一次谈判的破裂，因为国民军司令部不愿接受意大利的监督，这种监督很有可能扩散到整个西班牙。另外，弗朗哥的保证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这些谈判似乎一直拖到了五月。阿吉雷承认，在毕尔巴鄂，曾有一个特使向他探过口风，但谈判没有产生任何成果。德国大使法乌佩尔将谈判的失败归咎于弗朗哥的反对。但毕尔巴鄂的陷落、巴斯克军队的惨重损失以及来自梵蒂冈的不间断的压力[38]，促使双方重新进行接触。七月七日，当国民军准备向桑坦德发动进攻时，德国驻罗马大使冯·哈塞尔在一封电报中指出：“巴斯克代表正在商谈投降条件”、“意大利政府正在利用它对于弗朗哥的影响力，争取较为宽大的条件”。巴斯克军队曾为了保卫故土而英勇奋战，现在他们觉得自己似乎在为异邦人而战，在为一种不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战。失去比斯开湾后，他们便不再积极应战了。撤往桑托纳便是投降的预备工作。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主席胡安·德·阿楚里亚格拉（Juan de Achuriaguera）同曼奇尼将军举行了谈判，并签订了拉雷多条约：巴斯克军队向意大利军队交出武器，释放政治犯，并保证在被意大利军队“接替”之前，在自己的控制区内维持法律与秩序。作为交换，意大利军队保证所有巴斯克作战人员的生命安全，并允许仍在巴斯克控制区内的巴斯克领导人离去。但这些保证仅对巴斯克人有效：在桑托纳地区的非巴斯克作战人员落入了真正的陷阱，他们被“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巴斯克士兵看管了起来。

　　八月二十五日，巴斯克军队正式投降。意大利军队在八月二十五日占领了拉雷多，并在八月二十六日占领了桑托纳。八月二十七日，在意大利军队的直接监督下，巴斯克领导人开始登上两艘英国船只“波比”号（Bobie）和“七海浪花”号（Seven Seas Spray），准备离开西班牙。国民军军官带着弗朗哥的命令来到了这里，不许任何人离开：巴斯克领导人、组织了“有序的投降”的保卫巴斯克委员会委员都被逮捕了。条约被撕碎了：弗朗哥根本不理睬意大利军官的保证[39]。现在轮到巴斯克人落入陷阱了。

　　阿斯图里亚斯民兵迅速撤离了桑坦德省，现在在桑坦德省只剩下了一支军队；国民军在离开桑坦德省界后，仅用了五天就推进了四十千米。

阿斯图里亚斯的末日


　　但是，阿斯图里亚斯民兵在从桑坦德到希洪的海岸地带，再次组织了一道战线；他们还充分利用了山地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线[40]。

　　纳瓦拉旅的推进很快就慢下来了。它们从里瓦德塞利亚（Ribadesella）出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打到四十千米外的比利亚维西奥萨（Villaviciosa）；此时，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他们直接威胁到了希洪。阿斯图里亚斯民兵能继续抵抗下去吗？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按照马德里政府的要求，抵抗到冬季吗？

　　《纽约时报》记者写道：“当阿斯图里亚斯人最终决定放弃一个城镇或村庄时，他们决心在身后只留下冒烟的废墟和荒地。……叛军往往发现，他们攻占的城镇或乡村已经被夷为平地。”遭到如此顽强的抵抗之后，十月十九日，弗朗哥果断致电墨索里尼，请求墨索里尼再派一个师，在冬季来临前打垮阿斯图里亚斯。

　　然而抵抗却在四十八小时内瓦解了。十月二十日凌晨两点，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召开会议，普拉达[41]上校在会上就军事形势作了报告，他认为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可以说毫无希望。向马德里请求的物资与军火迟迟未到，部队士气低落，弥漫后方的悲观情绪又加剧了这种情况。在他看来，一切抵抗都已无法进行。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当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但他们最后还是要被粉碎的，在这种情况下，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的委员们最好还是上前线去。不过，他认为仍有可能拯救部分军队，但必须马上将军队撤往希洪、阿维雷斯（Avilés）和坎达斯（Candás）的各个港口：“到了明天就太晚了”。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发生了分歧。内格林的命令是不容违背的；他们必须坚守到最后一人。但只有共产党人安波[42]和罗塞斯（Roces）主张服从内格林的命令。大多数委员主张撤退；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宣布独立，不再向马德里政府承担任何义务，并下令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从海上撤离[43]。

　　普拉达上校认为自己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撤离行动。但最后只撤走了一部分。在十月二十日的白天，军官乘坐五架飞机，降落在巴约纳，他们声称自己接到了撤离参谋人员的命令。苏联顾问也乘坐比利牛斯航空公司（Air-Pyrénées）的飞机抵达了巴约纳。凌晨五点，共产党领导人乘摩托艇撤离。早上八点，贝拉尔米诺·托马斯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起登上了“拉瓦斯卡尔”号（L’Abascal）渔船，其中包括塞贡多·布兰科，他是前一天从中部地区乘飞机抵达希洪的。

　　当天晚上，城里发生了叛乱，普拉达上校对此不可能不知情。在国民警卫队与边防部队的支持下，希洪驻军司令弗兰科[44]上校[45]接管了城市，并立即同纳瓦拉旅联系，乞求他们立即进城，以免发生“无政府主义暴乱”。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广播宣称：“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弗朗哥万岁。”成千上万的民兵被自己的领袖抛弃，又被国民警卫队缴了枪，当纳瓦拉旅抵达时，这些民兵已经成了俘虏[46]。

　　希洪陷落后，北方战线便不复存在。然而反抗并没有就此停止[47]。在阿斯图里亚斯肃清残余抵抗的行动，比在比斯开湾和桑坦德省持续得更久，因此，弗朗哥不能马上把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战役的部队全都调往中部战线。北方的沦陷只是战争的一个阶段。

贝尔奇特


　　但是，对叛军而言，这是他们在马德里碰壁之后最重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具有双重意义。在经济上，它使弗朗哥获得了西班牙最重要的几个省份，没有了这些省份，共和国就无法建立军事工业；这里出产关键的铁矿石。在军事上，它不仅显示出了国民军对于离心离德、装备差劲的巴斯克军队和阿斯图里亚斯军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还证明了瓦伦西亚与马德里的军队至少在这一阶段无法有效阻挡国民军的进攻。共和军的布鲁内特攻势只成功了一半；共和军在贝尔奇特发动的第二次重大攻势则是彻底的失败。

　　共和军选定贝尔奇特的理由，与它选定布鲁内特的理由完全相反。当地的战线没有进行重组。罗霍说，这里的士兵“更像猎人，而不像士兵”，也就是说，他们分成小队行动，各个小队之间互不联系，或者通过观察哨与战线上的其它部分保持联系。但国民军的士兵也好不了多少。因此，在这条战线上似乎很容易就能实现突破。另一方面，这里可以进行较多的机动。这次的战役的目标，是兵分三路，分别向埃布罗河北面的苏埃拉（Zuera）、萨拉戈萨城和南方发动进攻，最终攻占萨拉戈萨，并消除金托（Quinto）和贝尔奇特之间的突出部。同时，共和军司令部显然希望能迫使国民军推迟对北方的进攻。

　　但是，共和军直到八月二十九日才发动进攻，此时已经为时过晚，桑坦德在几天前就已陷落。大部分参战部队不得不通过糟糕的道路，在严重的混乱中运往进攻地域[48]。最后，共和军机动性低下的缺点，在这次战役中再次暴露无遗。共和军攻占了金托和贝尔奇特，是这次战役中唯一的胜利；但在坚守了十二天之后，贝尔奇特还是被国民军夺回去了。在埃布罗河以北的一系列行动失败之后，共和军放弃了攻占萨拉戈萨的计划。贝尔奇特战役失败了，它的主要目标没有一个能够实现。国民军对北方的占领，没有被推迟哪怕是一天。

　　于是，地图上就出现了两个彼此争斗的西班牙。国民军占据了西班牙的整个西部和西北部；它控制了从加利西亚到阿拉贡、从直布罗陀到加斯科尼湾的整个地区。



[1] 弗兰西斯科·利亚诺·德·拉·恩科缅达（Francisco Llano de la Encomienda，1879—1963），生于塞乌塔。189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1931年晋升为将军。内战爆发前，任驻守巴塞罗那的第4师师长。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1936年11月担任北方集团军司令。1937年5月被撤职。北方沦陷后，逃往法国，随后返回巴塞罗那。1938年担任步兵总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2] 阿斯图里亚斯国防部由共产党人安波（Ambou）负责，参谋长为休塔特。冈萨雷斯·佩尼亚（社会党）、胡安·何塞·曼索（Juan José Manso）（共产党）和冈萨雷斯·马利亚达（Gonzáles Mallada）（全劳联）为政治委员。——原注

[3] 即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五章注释[41]。——中译者注

[4] 巴斯克政府由四个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党员、三个社会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组成；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由四个无政府主义者（两个全劳联会员、一个伊无联会员和一个自青联会员）、四个共和派、两个社会党人、两个共产党人和两个统社青团员组成。——原注

[5] 请参阅拉马的《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原注

[6] 何塞·索尔查加·萨拉（José Solchaga Zala，1881—1953），生于纳瓦拉一个卡洛斯派军人家庭，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899年毕业。1936年参加叛乱，曾参加比斯开湾战役、桑坦德战役、阿斯图里亚斯战役、阿拉贡战役等重大战役。——中译者注

[7] 1937年3月1日，巴斯克民兵的组织者坎迪多·萨塞塔·埃切维里亚在奥维耶多阵亡。利萨拉在谈到萨塞塔的死亡时，并没有隐瞒巴斯克士兵在同阿斯图里亚斯人并肩战斗时缺乏积极性的事实。——原注

[8] 不过，苏联飞行员和他们的指挥员“杨森将军”的英勇奋战，赢得了阿吉雷主席的交口称赞。
　　另外，在1936年10月，巴斯克民族主义党领导人蒙松（Monzón）在汉堡设法买到了5000支捷克步枪和5百万发子弹。我们不知道阿斯图里亚斯民兵究竟拥有多少武器，他们的情况很可能比巴斯克更差，而奥维耶多围城战又在不断地消耗他们的军火。他们的武器主要来自捷克，大部分是通过墨西哥运来的步枪，在10月19日，汽轮“雷纳”号（Reina）也运来了一批法国的旧步枪。——原注。

[9] 请参阅1937年10月4日的《图卢兹电讯报》（La Dépêche de Toulouse）上引用的一封阿斯图里亚斯民兵的信：“只要不让敌人通过，死算得了什么？要是敌人通过了，那么死又算得了什么？”——原注

[10] 斯蒂尔（Steer）记载了一个插曲：军事审查机关领导人阿内克斯（Annex）上校曾在叛军逼近毕尔巴鄂时宣称：“何必要送死呢？”而他并没有因此被免职，最后他投靠了叛军。——原注

[11] 请参阅《泰晤士报》。——原注

[12] 根据曼努埃尔·阿斯纳尔的《西班牙内战军事史》（Historia military de la Guerra de España，三卷本，第三版，马德里：Editora Nacional，1958—1963）的记载，这四个旅的旅长分别为：第1旅，加西亚—巴利尼奥（García-Valiño）上校；第2旅，卡尤埃拉（Cayuela）上校；第3旅：拉托雷（Latorre）上校；第4旅，阿隆索·贝加（Alonso Vega）上校。——原注

[13] 在3月31日，国民军在进攻之前，动用了35个炮兵连进行炮火准备，而巴斯克一方能动用的炮兵连数量只有国民军的一半。——原注

[14] 4月29日，国民军新闻办公室发表公告，否认格尔尼卡的毁灭与自己有关（请参阅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15] 请参阅阿斯纳尔，《西班牙内战军事史》。——原注

[16] 阿列杭德洛·戈伊科切亚·奥马尔（Alejandro Goicoechea Omar，1895年3月23日——1984年1月30日），西班牙工程师，生于巴斯克地区比斯开省。内战爆发后，负责修筑毕尔巴鄂的防御工事。他在叛逃到国民军后，将毕尔巴鄂的防御计划交给了国民军。——中译者注

[17] 这道防线由三道堑壕和五层铁丝网组成，内有多个地下掩体和机枪火力点。——原注
　　事实上，全长约80千米的“铁环”防线缺乏纵深，而且不少地方并未完工。——中译者注

[18] 请参阅乔治·L·斯蒂尔（George L.Steer），《格尔尼卡之树》（The Tree of Gernika，伦敦，Hodder，1938年）。——原注

[19] 桑蒂亚戈·阿斯纳尔·萨拉查加（Santiago Aznar Sarachaga，1903年8月9日——1979年5月19日），生于毕尔巴鄂。青年时参加工总与社青团。1921年共产党分裂后，仍然留在社会党内。1926年因反抗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而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时担任比斯开工总主席。1934年被捕，后逃脱。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继续领导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党的工作。内战爆发后，在巴斯克政府内担任工业部长。北方沦陷后流亡法国，1942年流亡墨西哥。1946年被社会党开除党籍。——中译者注

[20] 胡安·阿斯蒂加拉比亚·安多内吉（Juan Astigarrabía Andonegui，1901年11月20日——1989年3月4日），生于圣塞瓦斯蒂安。当过水手。青年时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4年担任西共巴斯克—纳瓦拉联合会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在巴斯克政府内担任公共建设部长。巴斯克沦陷后，于1937年12月被开除出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巴拿马。流亡期间重新参加了西共。1980年回国，1989年在圣塞瓦斯蒂安逝世。——中译者注

[21] 马里亚诺·加米尔·乌利瓦里（Mariano Gámir Ulíbarri，1877—1962），生于马德里。1892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33年晋升为准将。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曾担任第5旅旅长、第6旅旅长。1937年5月担任巴斯克军司令。毕尔巴鄂失陷后，于1937年6月担任北方集团军司令。北方沦陷后，担任第6旅旅长。1938年10月改任军事教育总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五十年代回国，1962年于昆卡逝世。——中译者注

[22] 6月18日，有人以挖掘战壕为名，将1500名拿着镐和铲子的国民军战俘带到了国民军的前方阵地。——原注

[23] “多里亚”（Doria）是巴斯蒂科的化名。——中译者注

[24] 苏联顾问很可能在1937年反对实施这个方案。——原注

[25] 恩里克·胡拉多·巴里奥（Enrique Jurado Barrio，1882年9月15日——1965年3月30日），生于一个军人家庭，1909年参加陆军，1911年至1913年就读于塞戈维亚炮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曾担任第4军军长、第18军军长、特殊防空总局（Dirección General de Defensa Especial contra Aeronaves，DECA）局长、东部集团军群司令等职。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5年在乌拉圭逝世。——中译者注

[26] 卡洛斯·罗梅洛·希梅内斯（Carlos Romero Giménez，1890年11月7日——1978年9月11日），生于马德里。1908年参加陆军，曾参加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曾一度退役，在西班牙驻葡萄牙大使馆担任商务参赞。内战爆发后，重新参加共和军，曾任第4混成旅旅长、第6师师长、第2军军长、第8军军长等职。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流亡墨西哥。1978年于墨西哥城逝世。——中译者注

[27] 莫德斯托的第5军下辖利斯特尔的第11师、“农夫”巴伦丁·冈萨雷斯的第46师、瓦尔特的第35师；胡拉多的第18军下辖何塞·玛丽亚·恩西索（José Maria Enciso）少校的第10师、加尔的第15师和加兰的第34师（在本次战役期间，胡拉多因病被卡萨多接替）；负责助攻的是克雷贝尔的第45师和杜兰的第69师；国际纵队的全部五个旅都参加了这次战役。在马德里南方，罗梅洛的第2军负责进攻阿尔科尔孔。总指挥是米亚哈将军。这次战役中一共投入了70000名步兵、132辆坦克、43辆装甲车、217门野战炮、50架轰炸机和90架战斗机，但只有50架战斗机处于可用状态。——中译者注

[28] 整个内战期间，共和军只在两次战役中投入过如此之多的物资，一次是布鲁内特战役，另一次是特鲁埃尔战役。——原注

[29] 罗霍写道，“前方部队的师长担心孤军深入，会遭到包围”。——原注

[30] 主要是意大利干涉军的空军和秃鹰军团。——原注

[31] 罗霍发现，这是国民军飞机首次在夜间出动。——原注

[32] 根据阿斯纳尔的记载，在8月3日之后，第5纳瓦拉旅已经集中在阿尔吉拉尔·德尔·坎波（Alguilar del Campo）和阿拉·德尔·雷（Ala del Rey）一带。——原注

[33] 据《独立新闻》（Independent News）引用的一份报道，这几位领导人分别为：国民警卫队司令佩德洛·贝加（Pedro Vega）、巴斯克部队司令安赫尔·波特利亚（Angel Botella）和参谋上尉路易斯·特雷斯（Luis Térez）。——原注

[34] 伊无联半岛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到了第122营和第136营，并写道“统工党党员站在他们一边”；据《Fragua Social》报道，北方集团军医务主任、统工党党员何塞·路易斯·阿雷尼利亚斯（José Luis Arenillas）医生在最后一刻仍在试图组织抵抗。他在被俘后被绞死。他曾在1937年1月的《新时代》（Nueva Era）上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巴斯克政府的政策。——原注

[35] 特别是在1937年6月，媒体披露了阿吉雷的岳父康斯坦丁诺·萨瓦拉（Constantino Zabala）访问伦敦的消息。——原注

[36] 罗贝托·坎塔卢波（Roberto Cantalupo，1891年1月17日——1975年11月13日），生于那不勒斯。1924年代表法西斯党当选为议员。1924年至1926年担任殖民地事务部秘书。1930年担任意大利驻埃及代表，1932年担任意大利驻巴西大使。1937年担任意大利驻西班牙国统区大使。——中译者注

[37] 胡利奥·德·豪雷吉·拉桑塔（Julio de Jáuregui Lasanta，1910—1981），生于毕尔巴鄂。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活动。内战爆发后，担任保卫巴斯克委员会工业委员，1937年担任巴斯克主席的法律顾问。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担任巴斯克流亡政府的代表。1974年回国，1981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8] 请参阅哈塞尔的笔记（1月13日）：“在梵蒂冈的调停下，正在同巴斯克分离分子举行谈判”。据拉尔戈·卡巴耶洛和阿吉雷记载，调停人是红衣主教帕塞利（Pacelli）——也就是未来的庇护十三世教皇。——原注

[39] 国民运动的历史学家对这一插曲基本上闭口不谈，而许多共和派历史学家也对此不置一词。——原注

[40] 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莫斯科塑造的人》，第571—572页）估计保卫阿斯图里亚斯的第14军和第17军拥有45000名士兵、850挺机枪、180门野战炮和6门高射炮。——原注

[41] 阿道弗·普拉达·巴克洛（Adolfo Prada Vaquero，1883—1962），1894年参加陆军，1931年退役，内战爆发后重新参加了共和军，曾任第36旅旅长、第7师师长。1937年8月担任第14军军长，8月底担任北方集团军司令。北方沦陷后，于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担任安达卢西亚集团军司令，1938年7月至10月担任埃斯特雷马杜拉集团军司令。1939年3月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被弗朗哥反动政权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数年后获释。出狱后参加了地下反弗朗哥运动。1962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42] 胡安·安波·贝尔纳特（Juan Ambou Bernat，1910年10月27日——2006年1月2日），生于雷里达，193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内战爆发后，在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内担任过多个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8年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另立西班牙共产党（八大—九大）（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VIII-IX Congresos]）。弗朗哥死后回国，1980年将西共（八大—九大）与工人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los Trabajadores）合并为西班牙统一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Unificado），1984年又将西班牙统一共产党改组为西班牙人民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los Pueblos de España）。2006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43] 请参阅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他们在答复内格林政府的时候，附上了这份纪要。共和国审查机关禁止发表这份纪要，它发表在《独立新闻》上，它的真实性得到了委员会委员们的证实：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指出，阿斯图里亚斯省委员会是在8月29日决定将自己转变为主权委员会的（《西班牙内战史》[Historia de la Guerra en España]，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锋出版社[La Vanguardia]，1940年，第314页）。它禁止任何人离开：“De aquí sale ni Dios”。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莫斯科塑造的人》，第573页及其后）指出，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后来前往法国，试图谈判妥协条件：如果国民军允许共和军撤离，那么阿斯图里亚斯委员就承诺不会破坏工业设施。——原注

[44] 何塞·弗兰科·穆西奥（José Franco Mussió，1879年2月4日——1937年11月14日），生于马尼拉。1894年入读塞戈维亚炮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时，拒绝参加叛乱，继续为共和国效力。在阿斯图里亚斯战役末期，向叛军投降。投降后，被叛军判处死刑。——中译者注

[45] 据卡斯特罗·德尔加多记载（《在莫斯科塑造的人》，第576—577页），共产党很早以前就指控弗兰科上校进行破坏活动，但他还是出席了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原注

[46] 阿斯图里亚斯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设法逃走了：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的委员、人民法庭庭长、主要的活动家（比如哈维尔·布埃诺）、军方首脑（比如普拉达上校、利纳雷斯[Linares]上校、休塔特上校和加兰上校，以及弗恩特斯[Fuentes]将军）。但成千上万的民兵却被俘了，大批民兵被枪杀。其中就有担任旅长的金属工人卡洛塞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19页）记载了他被俘的经过：这位全劳联活动家要求，如果不带他的部下一起走，他就不会离开。在遭到拒绝后，他坚决地选择了死亡。——原注

[47] 请参阅施托勒尔在1938年3月4日写的笔记，他在这篇笔记里引用了弗朗哥的话：“不久之前，我们还在阿斯图里亚斯搜捕游击队。在攻占希洪后，还有18000名武装人员分散在这个地区；直到不久前我们才抓到了最后一批俘虏，他们大约有2000人，有18挺机枪和1500支步枪。”——原注

[48] 据罗霍记载，在部队的集结地域，只要遭到一点炮击，所有的工作就都得暂停。——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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