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国统区的政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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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国统区的政治演变

· 新政权的各色人物
· 临时国民政府
· 弗朗哥将军
· 唯一党
· 政治反抗
· 教会的介入
· 国民政府的新人物

　　北方的失陷，不仅使国民军获得了经济上和战略上的优势，也使外国政府相信，用武力是无法击败叛乱运动的。它还证明了弗朗哥在军事上的优越性；此时，在叛军控制区的所有人看来，弗朗哥正在成为这场圣战的当之无愧的领袖。

　　军队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它立刻通过恐惧来推行“法律与秩序”。但在头几个月里，国统区的政治形势仍是非常混乱的。其实，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以前，叛乱头目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国统区建立政治组织。他们认为内战不会持续太久，便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内战。在他们的后方，他们只会动用强制手段来巩固统治。

　　因此，他们既不能、也没有允许任何反对党继续存在。戒严令的颁布，使军方获得了粉碎一切反抗的手段。所有工人政党、共和派政党和工会都被取缔了，其它政党也丝毫没有认真活动的迹象。此外，叛军还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布命令，禁止一切政党和工会活动。虽然安达卢西亚（主要是埃斯特雷马杜拉一带）的工农进行了反抗，但国民军取得初步胜利后，对此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扑灭了工农的反抗。工农的反抗只剩下了工厂里的怠工行动，以及游击队对国民军的袭扰，而这无法对国民军构成严重的威胁。

　　但是，参加了叛乱运动的各种势力之间的不和，以及缺乏合格的政治领导人，这些问题都是军事独裁所无法掩盖的。除了正规军之外，各方势力也组建了自己的武装，他们的武装人员穿着不同的制服，象征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在叛乱爆发后的头一段时间里，类似的情况也在共和区发生过。十月八日的《时报》刊登了一篇公然支持叛军的报道，这篇报道突出描写了潘普洛纳和维托里亚（Vitoria）地区的充满了喜庆气氛的混乱局面；箭束团（Flechas）——长枪党的青年组织——穿黑长裤、蓝衬衫，戴警察帽，而青年卡洛斯派（Pelayos）穿卡其色制服，戴红色贝雷帽，与前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某个地区，不是这个派别就是那个派别占了上风。“阿尔维尼亚纳派”^[1]的大部分成员是从布尔戈斯地区招募的；相当多的长枪党徒来自“蓝城”萨拉曼卡和巴利亚多利德；纳瓦拉的统治者当然是衣着最为奇特的“呼啸兵”，在纳瓦拉，卡洛斯派的红色贝雷帽（这种帽子在当地叫boina）是召集队伍的标志。

　　因此，叛军在初期虽然自称政治中立，但这只是原则性的。他们强调这一时期的过渡性质，没有对未来做出具体的规划。军事独裁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还是会长久持续下去？正统派保王党和长枪党是最主要的两支政治力量，但它们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它们当中哪一个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呢？起初，人们有意回避这些问题。在叛乱初期，人们可以看见叛军的队伍中同时打着共和国国旗和君主派旗帜。最后，叛军重新采用了皇室旗帜^[2]，但这并不表明君主制将成为西班牙的长期政治体制。

新政权的各色人物

　　叛军需要在自己的控制区建立一个中央机构，便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3]。这个机构的正式首脑是卡瓦内利亚斯，这位将军年事已高，留着贵族式的胡须，才干平平，他能坐上这个位子，无疑是因为桑胡尔霍意外身亡之后，叛军将领一时难以决定由谁来来领导叛乱，才推他出来的。但是，真正的权力很快就落到了“三巨头”——凯波·德·利亚诺、莫拉与弗朗哥——手中。此时，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与绝对的政治权威，所以弗朗哥将军便脱颖而出，接受了这个重任。

　　能同他竞争的人，大都已经死了。桑胡尔霍是叛乱的真正领袖，但他在叛乱刚刚开始的时候意外身亡。在其他军事领袖中间，只有凯波·德·利亚诺和莫拉的威信能与弗朗哥相提并论。

　　南方的独裁者凯波·德·利亚诺并不具备政治领袖的气量。在内战爆发前，他把自己打扮成“共和派”和“共济会”的领袖，共和国政府甚至还考虑过让他去镇压叛乱运动。后来他在战争期间修建了一些工人城市，得了个“社会将军”的外号；他的口不择言，他在广播中的虚声恫喝，为他赢得了虚假的名声。但在叛乱初期，他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加上塞维利亚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处于关键地位，使他成为了叛乱运动的领袖之一。此后，他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在马拉加沦陷——这主要是意大利的胜利而不是西班牙的胜利——之后，他再也没有发动重大军事行动的机会。

　　埃米利奥·莫拉因为他过去的经历，以及他的个人能力，享有更为巨大的威望。他在北方战役期间因空难意外身亡，在此之前，他是唯一一个既享有巨大威望、又对战争和政治有自己的主张的军事领袖，这使他经常与弗朗哥针锋相对；弗朗哥说莫拉实在太顽固，不会屈从于任何人。莫拉在北方——“呼啸兵”的老家——很有影响力，这使他成了保王派阴谋的中心人物。另外，莫拉死后，弗朗哥为了表示没有人能够取代这位逝去的领袖，特意直接领导北方战线的作战行动，而实际指挥北方战事的达维拉始终是他的下属。

　　叛乱运动的政治领袖不是消失了，就是暴露出了他们无法贯彻自己的主张。保王派卡尔沃·索特洛被刺杀了，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其他保王派领袖中，希尔—罗夫雷斯在暴力冲突面前似乎显得胆怯无能，他过去从未积极参加过这种暴力冲突。正统派联盟的领袖曼努埃尔·法尔·孔德在政治上不够灵活，无法把所有参加叛乱的势力团结到他的党身边。长枪党的早期领袖也消失了：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已在阿利坎特被处决，但他仍是“缺席者”^[4]；他的支持者认为，称他为“缺席者”，是一种向他表达敬意的方式：他是无可取代的。飞行员鲁伊斯·德·阿尔达^[5]也死了。奥内西莫·雷东多^[6]在叛乱初期就被打死了。费尔南德斯—奎斯塔被关在共和国的监狱里。长枪党现在的领导人都是一些二流人物：临时指导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埃迪利亚^[7]与临时指导委员会书记弗兰西斯科·布拉沃（Francisco Bravo）；他们两人都是长枪党的老党员；这些老党员自称“旧衫兵”（Camisas Viejas），以便将自己同那些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七月间，为了同左派作斗争才参加长枪党的人，以及那些在叛乱爆发后，为了自保而混得一张党票的人区别开来。

　　尽管长枪党缺乏能够坚持己见的领袖（而且他们往往不听领袖的话），但他们跟“呼啸兵”一样，都是叛乱运动中最活跃的势力之一。如果想打赢这场漫长的战争，这两个团体就必须团结起来，而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并且要有一个政治仲裁者才能做到；此外，还要让彼此明争暗斗的军头们接受统一的军事指挥。

　　这个仲裁者就是弗朗哥将军，他很快就自命为至高无上的绝对领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六月这段时间里，他逐步成为了绝对领袖。

　　南北叛军会合之后，弗朗哥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出任国家元首兼大元帅。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叛军头目在萨拉曼卡召开会议，决定将这些权力移交给他^[8]。毫无疑问，他的权力只是临时性的，还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在进攻马德里受挫后，他的掌权时间被延长到一九三七年初。但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他获得了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权力：卡瓦内利亚斯在正式的权力移交仪式上对他说：“我将国家大权全部交付于你。”

临时国民政府

　　此后，统治着国统区的这个体制仍是一种临时体制。它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需求而产生的。这个体制抛开了各种有可能导致分歧的问题，并使叛军将领和部队能专注于主要目标——进行内战，所以它是行之有效的。这种体制是必要的，因为官员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不足以保障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一部分官员和技术人员仍然忠于共和国政府，许多人被解职、被判刑，或由于被怀疑不忠而不被录用；大体上支持叛乱的只有外交使团。有相当多的军人兼任了民政职务。

　　一般来说，这种政治体制本应在叛军开进马德里之后就停止存在。布尔戈斯是国统区的临时首都，但弗朗哥大多数时候住在萨拉曼卡，他的总参谋部就设在那里。大元帅的长兄、新政权的要人尼古拉斯·弗朗哥也住在萨拉曼卡，他的头衔是国家元首秘书长。他负责战时经济、公共秩序与外交。他因此掌握了重要的权力^[9]。在这一时期，大元帅忙于指挥军事行动，他实际上只能对政治问题进行一点指导。无论如何，他只和可靠的人分享权力。

　　临时政府的第三号人物是大元帅办公厅主任桑格洛尼斯^[10]将军。桑格洛尼斯很久以前就是弗朗哥的心腹；在弗朗哥担任加纳利群岛驻军司令的时候，桑格洛尼斯是他与西班牙本土之间的联络员^[11]。

　　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之前，为了完善国家元首总秘书处（Secretaría General del Jefe del Estado）与大元帅办公厅（Cuartel General del Generalísimo）这两个机关的工作，又成立了一些新部门。它们是未来的国民政府的各个部的雏形：外事秘书处（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起初由西班牙驻维也纳公使弗兰西斯科·塞拉特^[12]领导；战争秘书处（Secretaría de Guerra），由希尔—尤斯特^[13]将军领导；总督察员（Gobierno General），由弗兰西斯科·费尔莫索^[14]将军担任，这个职务管辖的范围很宽，而又很模糊：对各省事务、人事任命进行行政监督，并处理与各省代表团的关系。

　　在巴利亚多利德设立了公共安全局。在萨拉曼卡设立了新闻与宣传办公室，由外籍军团的创始人米利安—阿斯特莱领导，这个办公室与总秘书处下辖的各个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它的目的是“指导”国统区的媒体，并向访问国统区的外国记者“介绍情况”。

　　最后，在新的弗朗哥体制之下，除了这些最基础的机关之外，还设立了由国家技术委员会^[15]管辖的各种部门，它们的职责是准备各项法令，提交给政府首脑签字，这些部门包括：财政、司法、工业、贸易与粮食供应、农业、劳工、教育、公共事业与通信。

　　国家技术委员会下辖的各个局和处，以极权体制的方式，控制了国家的全部活动，经营着战时经济。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负责管理国家技术委员会的重任被交给了达维拉将军。达维拉和桑格洛尼斯一样享有大元帅的完全信任。他担任的职务虽不显赫，却很重要。他既是国家技术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兼任陆军参谋长。

　　因此，权力是由弗朗哥本人亲自行使，或通过他的密友行使的。但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到十一月这段时间里，他似乎仍对未来的走向举棋不定。临时政府的政纲理应体现它的政治倾向，但这个政纲里却没有一点是原创的。这个政纲是法尔·孔德的主张与长枪党的理论的折衷产物。

　　这个政纲中残留的正统派主张有：建立一个极权性质的政府、保留君主制复辟的可能性，最后是国家统一的主张，这也是国民运动的宣传和弗朗哥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弗朗哥宣称：“西班牙内战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这个政纲中有一些原则来自长枪党的纲领，比如义务劳动（“新政权绝不容忍不劳而获的公民”）、承诺限制“资本主义的弊端”、公正的劳动工资，最后是分享利润的可能。

　　弗朗哥通过这个东拼西凑的政纲，向世人表明：他只想在当下扮演这个不可缺少的仲裁者的角色。国民军以为自己能够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肯定就会提出新政权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然而马德里战役的失败彻底改变了这个问题。为了应付变幻莫测的军事形势，必须维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以避免内部争吵，并将支持还是反对君主制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这种临时性的现状已经不合时宜。用苏涅尔的话^[16]来说，就是：必须“让这个运动具备国家政权的性质与外表”。从此以后，弗朗哥就不只是大元帅了，他还是国民运动的精神领袖——“元首”（Caudillo）^[17]。

弗朗哥将军

　　初步的政治演变就这样实现了：此前，弗朗哥只是叛乱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现在他成了至高无上的军事领袖。过不了多久，弗朗哥将军就把自己变成了全民的主宰与大救星。

　　不过，这个个头矮小、身材结实，“大腹便便、衣着整洁、专横跋扈”，长着一张圆脸，留着一撇黑胡须的男人，并没有太出众的外貌：在照片上，他总是显得矮矮胖胖，挺着个大肚子，跟莫拉和金德兰^[18]截然相反。他虽无翩翩风度，却能青云直上：二十一岁就晋升为上尉，三十二岁就晋升为将官。这在西班牙陆军里也是非常罕见的。

　　弗兰西斯科·弗朗哥·巴蒙德^[19]生于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三日，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尼古拉斯·弗朗哥是费洛尔的一位海军军需官^[20]。他先后就读于费洛尔圣心学院（Colegio Sagrado Corazón）与海军预科学校，准备仿效他的父亲和外祖父，成为一名海军军官。然而命运却捉弄了他：由于海军军官学校没有名额，他只能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一九一〇年他以少尉军衔毕业，但直到两年以后，他被派驻摩洛哥，他的军事生涯才真正开始，在派驻摩洛哥期间，他在梅利利亚、塞乌塔和拉拉切等旧要塞^[21]一带参加了多次战斗。那里的战斗既艰苦又野蛮，伤亡率非常高，他在那里打了四年仗，身上却没有留下一道伤疤。一九一六年，他终于负了伤，此时他已晋升为少校。修养了一段时间后，他重返摩洛哥，参加了正在由米利安—阿斯特莱组建的外籍军团。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他参加了外籍军团的多次战斗，为自己赢得了军事领袖与组织者的名声。他的传记作者将胡塞马（Al Hoceima)湾登陆战的胜利归功于他的领导——在屡战屡败之后，这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非洲军的士气。他获得了无数荣誉，成了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并接替米利安—阿斯特莱担任外籍军团司令。返回西班牙后，他担任了刚刚在萨拉戈萨成立的总军事学院（Academia General Militar）院长一职。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革命爆发时，他是声望最高的军事领袖之一。从此，他的故事就与共和国密不可分。有时他会失宠，有时他的名字又高居光荣榜的榜首。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下定决心参加反对共和国政府的阴谋之前，曾经犹豫过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七月这段时间里，他曾找过波萨斯和阿萨尼亚，请求他们粉碎革命。这既可以当成他在表达对革命左派的敌意，也可以看成他想给共和国一个机会的证据——虽然他后来与共和国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最后彻底消灭了共和国。

　　弗朗哥在做出决定之前，会谨慎地思考上很长时间，但在做出决定后，他就会坚定地、甚至是顽固地贯彻自己的决定，这是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无疑具有卓越的才干、真正的才智和出众的机敏，所以他既是优秀的军人，又是同样优秀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水平绝不亚于他的军事水平。他很擅长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性格冷静、机智，少言寡语，这并不完全符合他的西班牙气质（不过，应当记住他是加利西亚人）。他很会把握机遇。

　　他的人生中有许多幸运的机遇。他阴差阳错参加了陆军、他在里夫战争中的经历、初期的叛乱领袖接连消失，这些都能解释他为何对自己充满自信，而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种十足的自信，正是他的优点。但他还是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军官。他所受的教育、保王派环境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现成宗教的尊敬，无疑使他疏远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他是一个忠于军事传统与天主教传统的保守派。他获得的权位，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西班牙正苦于形形色色的动乱、无神论和革命，而他就是被上帝派来拯救西班牙的人。长期以来，尽管他同意在共和国政权中担任高官，但他一直被当成保王派^[22]；在成长过程中，他深受“天赐神力”传统的影响，所以，他深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甚至是圣徒。不过，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可以立即复辟传统的君主制，这可能会导致国民运动的支持者的分裂。作为现实主义者，他又坚决拒绝向“赤匪”妥协，因为双方之间的裂隙之大，是任何谈判都无法弥合的。

　　简单来说，战争使他获得了锻炼政治才干的机会；作为一个冷静的人，作为当时的一个积极参与者，他虽然没有迸发出灵光一闪的天才，但在马德里战役失败后，他进行了自我调整，使自己能够适应持久战的需要。

　　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他拥有许多王牌。首先是他的控制区：国民政府的条件要比共和政府更为有利。国统区各地的资源可以彼此互补：埃斯特雷马杜拉有牲畜、安达卢西亚有大庄园、卡斯蒂利亚有玉米，加利西亚有蔬菜。而共和国政府却正好相反：它拥有许多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必须供养大量的人口。在财政方面，弗朗哥虽然没有西班牙银行的资源，但他的支持者可以为他提供大量的资金，还能获得从共和区转移出来的资本，以及外国资本的大量资助（胡安·马尔奇就是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叛军一开始就控制了摩洛哥和里奥·丁托矿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之后，又有效控制了巴斯克和桑坦德两地，这使它能够兑换充足的外汇，足以维持经济的稳定。此外，国统区并未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

　　可是，弗朗哥将军仍有一个关键的矛盾必须解决，这就是他所依赖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所以，他必须具备名副其实的绝对权力，必须把正统派的各种保守倾向，同企图彻底改造国家的长枪党思想调和起来。

唯一党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动用了激进的手段：仿效德国和意大利，建立一党专政，而唯一党的党首，自然由他来担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保王派拥有强大的政治组织。他们已经在行动中消除了分歧，在叛乱中，正统派联盟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使它吸收了大批人民行动的成员。它在叛乱的重镇纳瓦拉和阿拉贡占有统治地位，在卡斯蒂利亚也有相当强的力量。它的领袖可以从国外得到大量的同情与帮助。由于内战不能立即结束，他们便公开表态；一九三七年二月，他们在圣塞瓦斯蒂安举行示威游行，法尔·孔德公开要求立即复辟君主制。弗朗哥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他考虑过“以叛国罪枪决法尔·孔德”是否可取^[23]。最后，这位卡洛斯派领袖被放逐到葡萄牙。

　　长枪党也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它集结了大批的人，他们有的是被它的活力所吸引过去的，也有的人认为它是一支能够抗衡“呼啸兵”的保守主义的进步力量。长枪党徒（以出身共和派和工会的长枪党徒为主）要求提出并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在卡斯蒂利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都组建了民兵。德国和意大利虽然没有直接支持他们，却都对他们予以同情。但长枪党依然是一个没有真正领袖的党。

　　此外，参加政治角逐的势力，并不只有这些政党。弗朗哥利用陆军作为他的主要支持力量。当然，军头们并不总是与他保持一致，反对他的人公开要求建立一个以莫拉为首的政府；大部分军官并没有明确的政见，他们只要求建立极权政府。但是，陆军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并不希望自己的政治权力遭到削弱。大元帅能依赖的就是陆军的力量。

　　很久以前，弗朗哥就接受了一党制原则，以及源自这个原则的改造。刚开始的时候，弗朗哥打算通过谈判，让各方一致接受这一原则，所以他没有立即推行一党制。这是一个尽量不得罪人的问题。一九三七年二月初，国民政府宣布起草统一法令。解散旧的右翼政党是最容易的部分，因为它们的影响力已经大受打击。希尔—罗夫雷斯的人民行动于二月十日解散；几天后，自从叛乱爆发后就一直无所作为的希尔—罗夫雷斯宣称退出政界。与此同时，戈伊科切亚也宣布解散另外一个保王派政党——西班牙复兴运动。这些解散政党的宣言虽然振奋人心，但还不足以实现人们期待的团结。长枪党和正统派不可能通过谈判缔结协约。因此，必须实行改造。

　　于是，问题就剩下找一个借口了。萨拉曼卡的几个对立的长枪党团体之间的冲突，正好提供了借口。正如《统一法令》指出的：“组织内部的次要分歧，使过去的政治阴谋死灰复燃，这会破坏组织与威信”。四月十九日颁布的《统一法令》表面上是一个和平的法令。弗朗哥对这道法令的条文予以高度关切。塞拉诺·苏涅尔自称是这道法令的定稿人，据他记载，弗朗哥费了很大力气去研究和评注长枪党的党纲，并试图把正统派分子普拉德拉^[24]的语言与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语言调和起来。最后，他把法令拿给凯波·德·利亚诺和莫拉审阅。两人都没有异议。莫拉只对一处语法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不过，凯波·德·利亚诺要求先等上一个月，等到打下马德里之后再发布法令。

　　《统一法令》的序言宣称：“为了实现和平的重任，我们迫切需要将革命的理念与方法注入到新的国家政权之中。”这句话奠定了这个法令的重要意义。它首先指出了建立一党制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应该彻底抛开个人分歧，这是绝对必要的。^[25]”在这个法令里，不难发现前文介绍过的各项原则，它们都是“呼啸兵”与长枪党的遗产。但这个法令还强调指出了必须颁布它的理由：各个政党“在毫无意义的内斗中筋疲力尽”；因此，它们的领袖背叛了支持自己的群众，而这些群众“是被纯粹的理想打动的”。所以，必须捍卫这个得到所有人接受、并被国家当做立国之本的理想。新的党必须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保障“人民积极地追随国家”，成为传统势力与新势力之间的纽带^[26]。“长枪党向青年群众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引入了一种新的宣传方式，一种合乎当前形势的、带有政治性和英雄气慨的形式；呼啸兵以天主教精神带来了对受到顽强维护的西班牙传统的神圣不可冒犯的信念”。它提出了一个关键思想：不仅要创造一个真正的政党——即可以为政府所利用的政治组织；还要创造hermandad——以历代天主教国王所创立的半世俗半宗教组织为榜样的、遵循西班牙传统的兄弟会。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以“新的形式”让荣耀的西班牙复生，这就是这次圣战的任务，至少是短期内的任务。这是因为，“元首”不愿成为自己的决定的俘虏，他正在考虑修订法令：“它将不会是一种僵化之物，而要接受修订和改善。”

　　这个法令具体有三条规定：

　　第一条：将西班牙长枪党与呼啸兵，连同其现有成员及勤务部门在内，合并为具有国民性质的唯一政治权力机构——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正统派长枪党，接受本人之领导。作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媒介，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借助于政治—道德方面的长处——服务、等级与友爱，将人民的态度传达给国家，并将国家的意见转达给人民。自本法令颁布之日起，凡持有长枪党或正统派联盟党证者，均为该新组织之正式成员，一切自愿参加该新组织之西班牙人亦包括在内。

　　表面上，这一条吸收了长枪党关于政治道德的观点，特别是在新党的党名中保留了长枪党的党名中的关键部分，应该能让长枪党感到满意。此外，在四月十九日以前，弗朗哥还曾表示：长枪党“将成为唯一党的基础”。但接下来的两条却暴露出了这道法令的真实意图：压制一切反对派，彻底消除不满分子采取军事行动或单纯的武力打击的可能性：

　　第二条：这个新的国民政治机构的管理机关是国家元首、书记处或政治委员会^[27]，以及全国理事会（Consejo Nacional）。书记处或政治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党的领袖筹建国家的组织机制与职能机制，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配合政府的活动。书记处或政治委员会的半数成员由国家元首任命，另外半数成员由全国理事会选举产生。全国理事会要处理国家元首提交给它的重大的全国性问题，具体方式留待日后再议。

　　第三条：长枪党与呼啸兵掌握的民兵将被合并为统一的国民民兵（Milicia Nacional），保留原先的标志与徽号；国民民兵是陆军的辅助部队。国家元首是民兵的最高统帅，将由一位陆军将领来直接领导民兵。……

　　弗朗哥将军虽然允许民兵保留原来的标志与徽号，但他设法使这些标志与徽号失去了真实的意义。作为一个善于运用外交手腕的和事佬，他总能想办法搞出一些微小的妥协。为了安抚呼啸兵，他在西班牙国徽上添加了古老的纳瓦拉徽章；他还让呼啸兵给他的司令部站岗放哨。其实，四月十九日法令的后两条才是建立新政权的关键步骤。第二条确认了“元首”的政治权威，而正在建设政权体制的正是元首，因此他随时可以调整这个体制；唯一党的大部分领导也是由他任命的。第一届全国理事会的所有委员都由他亲自提名。根据第三条，双方的民兵被合并为国民民兵，成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而他又是国民民兵的唯一领袖，这使他掌握了全部的军事权力。因此，新党就成了政府的工具，成了弗兰西斯科·弗朗哥——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民运动全国领袖、大元帅——手中的工具；他在各方面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在具体实践中，他谨慎地使用着这种权威与这个新政权的组织。为了使这个刚刚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够正常运转，不仅需要提出民族团结的主张，还需要实现这种团结，并粉碎一切反对派。在组织长枪党全国理事会的过程中，委员席位被巧妙而公平地分配给各方势力，便是其证明；这样分配席位的目的，是以“元首”的亲信为核心，把参加国民运动的所有政治力量真正地团结起来。全国理事会巧妙地把各方势力糅合在一起：既有前长枪党徒费尔南德斯—奎斯塔和阿古斯丁·阿斯纳尔^[28]，也有保王派埃斯特万·毕尔巴鄂^[29]和法尔·孔德（他因此重返政坛），还有弗兰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这样的军人，以及弗朗哥的亲信——塞拉诺·苏涅尔就是其中之一。

　　在长枪党和正统派联盟里，都有一部分人担心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惹恼这些人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元首”充分发挥了他的狡诈，把保王派的反抗降低到了最低限度，但长枪党可没有这么好对付。

　　一想到完全反对长枪党的革命纲领的人或弗朗哥将军的亲信会混入党的政治委员会，“旧衫兵”们就忧心忡忡。在一些“旧衫兵”看来，弗朗哥的过往经历、教育及其身边的亲信，都让他们充满疑虑，而这种人却掌握着最高权力。既然如此，很难相信长枪党的理想会在战争结束时获胜。这些长枪党徒很快就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就是埃迪利亚阴谋。

政治反抗

　　曼努埃尔·埃迪利亚以总书记的名义，接掌了长枪党的领导权。他以前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亲密合作者。他曾是体力劳动者——他当过码头工人——这决定了他的“社会态度”。但他根本没有接受过政治方面的训练。在休斯^[30]笔下，他是一个“粗鲁、暴戾、不知分寸的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策划的这个阴谋，可以说是单纯的，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的：在全国各地组织示威游行，表达长枪党的不满，包围并攻占弗朗哥的司令部，最终成立一个由埃迪利亚及其亲信组成的政治委员会。据苏涅尔所述，这个政治委员会的人选还包括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31]（她是长枪党前领袖的妹妹）、雅古埃将军（他对长枪党的同情态度早已众所周知）、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32]与何塞·塞因斯^[33]等人。但是，我们对这次事件的细节所知甚少，只能猜测。法庭的审讯记录从未公布；我们只知道那些被捕的长枪党徒的罪名。其中最重的罪名无疑是阴谋发动武装叛乱。弗朗哥政权很可能故意夸大了这些行为的重要性。苏涅尔指控萨拉曼卡司令部的公共秩序负责人多瓦尔（Doval）少校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人”（sensational seeker）。总之，这个阴谋执行得非常糟糕。埃迪利亚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他向各省派出的特使，他向各省代表团发出的要求他们反对统一法令的加密电报，他通过萨莫拉省党部领导向地方组织领导人传达的指令，都成了他的罪证。大批长枪党徒被捕，萨拉曼卡暂时禁止长枪党徒进入，这些措施，显然是要公开表明：只要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新政权就绝不会心慈手软。

　　但是，这个阴谋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样的呢？弗朗哥在同法乌佩尔谈到曼努埃尔·埃迪利亚时时，曾轻蔑地给他下过这样的评语：“他缺乏担任长枪党领袖的能力”，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的文盲会对弗朗哥政府造成严重的威胁。在这次谈话中，“元首”还暗示说：“他受到了一帮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怂恿”，但“元首”没有进一步谈及细节。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在埃迪利亚背后怂恿他，他只是这些人的傀儡。在这方面，有件奇怪的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小圈子始终对弗朗哥政权保持敌视态度。在她哥哥死后，她迫切地想成为长枪党的精神领袖；她似乎一直是反对弗朗哥政府的“旧衫兵”的核心^[34]。但她名气很大，警察也不好动她。

　　弗朗哥故意夸大了这个拙劣的阴谋，又对涉及其中的人员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他显然是想要震慑那些比埃迪利亚更危险的反对者。大元帅提到的那些“年轻人”得到了来自国外的鼓励。自从意大利大使和德国大使上任后，这两个轴心国家对长枪党的好感不断增加。首任意大利大使坎塔卢波在任时间很短，他并没有仔细观察过国统区的政局，但他的继任者维奥拉^[35]伯爵和德国大使就不一样了。威廉·冯·法乌佩尔从不掩饰自己与“旧衫兵”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肯定知道这个阴谋，也许还向阴谋集团成员提供了武器。弗朗哥曾跟法乌佩尔提到他应该“把埃迪利亚派去德国和意大利，让他待上几个月，学点东西，等他回国后，他的经验可以为重建祖国派上用场”^[36]，他这话究竟是不是在开玩笑呢？

　　事实上，埃迪利亚很快就得知了审判的结果：法官一致认为所有罪名全部成立。共有四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就包括这位长枪党的前领袖^[37]。苏涅尔并不经常犯下过分宽大的罪过，他认为这些判决是非常严厉的。法乌佩尔肯定是担心会被当成阴谋的幕后主使，他试图拯救埃迪利亚的生命。他向本国政府询问应该对此事持何种态度，同时又建议进行直接干预，呼吁对埃迪利亚宽大处理。他甚至建议向大元帅提交一份备忘录，提醒大元帅“在当前处决埃迪利亚及其同谋，可能会招致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批评”。我们不知道德国政府给大使发去了什么样的指示，也不知道意大利是否曾为埃迪利亚说情（这是很有可能的），总之，埃迪利亚被改判为无期徒刑^[38]。这种宽大并不会有损于弗朗哥将军的地位——反而能加强他的地位。况且，在斗争中维护国民团结的需要，还使他获得了大量支持。五月五日，他声称收到了“六十万封道贺与赞赏的电报”。

　　尽管官方的态度十分乐观，但在几个长枪党小圈子里，依然延续着反对派的精神；它不时会浮现出来，由于对当局的任何反对都会遭到不断的扼杀，所以，每当它浮现出来的时候，都会变得更加暴烈。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雅古埃将军在布尔戈斯发表的讲话，便是这方面的最典型的例子。雅古埃是国民军声望最高的军事领袖之一。自从他在摩洛哥参加叛乱以后，他在内战中立下了显赫的军功；他享有“社会”领袖的美名；他与“旧衫兵”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些因素，使他成为了“长枪党的将军”，所以他才会参加埃迪利亚阴谋。在这次讲话中，他做出的批评，可能反映了长枪党的幻灭情绪，而这种情绪是由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保守的社会政策引发的：雅古埃在讲话中说，必须进行一些社会改革；司法必须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他这种批评其实非常含蓄，这次事件也没有招来什么严重后果。当然，雅古埃受到了处分，被撤掉了指挥职务，但不久后他又重新受宠，得到了另一个职务。

　　贝雷斯（Vélez）和阿斯纳尔组织的阴谋则要危险得多。不过，对他们俩的处罚要轻得多^[39]，这是因为政权已经巩固，不必像对付埃迪利亚阴谋那样下重手。如果做得太过火，可能会把长枪党的老近卫军给逼到反对派阵营当中，而擅长外交手腕的弗朗哥是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贝雷斯和阿斯纳尔在长枪党内身居要职，他们两人参加了这次新的阴谋，实际上使他们在国民运动内名声大噪。在这次阴谋中，贝雷斯肯定扮演了比阿斯纳尔更重要的角色。他曾是长枪党摩洛哥支部的党员，他与阿斯纳尔都是全国理事会委员，他似乎真的游说过一些军方首脑，企图拉拢他们发动武力行动。阿古斯丁·阿斯纳尔则较为谨慎，他只是在口头上抨击了新体制的领导层；他曾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战友，又是费尔南德斯—奎斯塔的密友（但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没有跟他一起参加阴谋），他主张“纯正的长枪党主义”，不肯在理论上让步。在内战爆发前，他是长枪党民兵的头目，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到七月这段时间里，他在马德里发动了多次武装袭击，后来被任命为民兵总监。

　　在长枪党徒看来，真正的敌人不是弗朗哥，而是保守势力——教会与保王派。双方之间的对抗有时会发展为殴斗。施托勒尔在报告^[40]中提到，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塞维利亚的“长枪党和教士”发生过斗殴。长枪党还认为教会与保王派反动势力是一伙的。他们同样反对任何复辟君主制的企图。

　　内战结束后，不少保王派觉得自己上了弗朗哥的当；安萨尔多证明他们一直对复辟君主制心存希望。其实，大元帅从未向呼啸兵做出过任何承诺，而莫拉也不愿意提前规定好国民运动将在西班牙推行何种政体。许多保王派对新政权忠心耿耿，甚至效尽犬马之劳：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成了国民制度的要人，阿尔瓦公爵^[41]当上了实际上的驻伦敦大使。彭特^[42]将军和金德兰将军尽管身受军纪约束，却并不隐瞒他们拥护君主制复辟一事。每个月都有人在策划复辟君主制；有人甚至考虑过，让阿尔方索十三世的儿子唐·胡安^[43]继位，可能会对复辟君主制更为有利。弗朗哥从未直接反对过此类计划。他只是与之保持距离，并指出：不能再让西班牙分裂下去，他必须保卫国民运动的团结，保证民族的统一。

　　唯一党组建后，他就可以通过唯一党控制和影响西班牙的一切活动。要想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全新的独裁政权，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直到一九三八年年初，政府成立的时候，这个目标才算是实现了。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极大地巩固了“元首”的地位：第一，国民军彻底占领了北方；第二，教会正式重建，并宣布无条件支持新政权。

教会的介入

　　内战爆发后，大多数的教士自然是支持叛军的，他们通常是叛军的积极支持者，有的甚至是狂热支持者。但是，天主教会虽然同情叛乱运动，却不肯正式支持叛乱。内战初期的形势尚未明朗；担心破坏教会的统一；不少教士仍然忠于共和国政府；这些都是教会采取观望立场的原因。形势在一九三七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教会的立场。战争没有迅速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越来越遥远，迫使教会必须正式表态，尽管它实际上已经选择了叛军的阵营；国民军的胜利加强了布尔戈斯政府的外交地位，它顺理成章地准备同梵蒂冈建交；最后，叛军打赢了比斯开湾战役，消灭了共和国阵营内的天主教少数派，由这个少数派带来的问题也就随之消失了。此外，教皇特使安东尼乌蒂^[44]已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向弗朗哥将军递交了国书。几个月前，大部分西班牙高级教士已经做出了选择，所以梵蒂冈与弗朗哥政权建交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在这方面，国民军不断地提及天主教的传统及历代天主教国王的功绩，以及某些主教——尤其是托莱多大主教戈马·托马斯^[45]——的个人影响力，极大地影响了教会的态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数位主教联名发表公开信，清楚地表明了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这封信上署名的有四十三位主教和五位代理主教，为首的是戈马大主教和塞维利亚大主教伊伦戴因^[46]；这封公开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解释了僧侣与西班牙天主教会的态度，更在于它是少数企图用理智的方式来论证国民运动的正当性的文件之一。

　　首先，这封公开信宣称内战是正当的，因而教会的立场也是正确的。尽管共和区对宗教的迫害，已在国外、特别是在法国天主教会的一些圈子里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但在内战中有许多西班牙教士仍对此持有非常“正面”的看法。这封公开信还断然指出：“教会不想要战争。”它以前并不希望战争发生，但它不得不接受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武力是正当的^[47]。

　　这封公开信继续写道：共同利益已危在旦夕；首先，由于人民阵线的政策具有“与民族精神的性质及需求”完全相悖的倾向，祖国已经陷入了危机。宗教精神也陷入了危机；“邪恶”的世俗化法律，打击了“基督教”的良心自由；然后，教会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物质性的、而不是论战性的打击^[48]。最后它还间接提到现有社会制度已陷入了危机，因为它反复提及“毁灭性的共产主义”及“渎神的”革命的危险。因此，目前的问题在于“要么被共产主义毁灭，要么战胜共产主义”，所以必须战斗。这封公开信认为，内战是一种有益的反应，是 “拯救国难的壮举”；教会不能不承认叛乱分子胸怀崇高的爱国主义与宗教精神。

　　另一方面，它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求“整个社会当局和有文化的人了解国难当头的处境”，并要求“有文化的人坚信他们的胜利是正当的”。

　　既然这场战争是正当的和必要的，那么教会就不能置身事外了；国民军正在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而战，这场斗争必须成为一场圣战。因此，这封公开信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指明这场斗争的方向与性质。这场斗争——“一个宗教教团做出的反应”——是一场圣战，参加这场圣战的人相当于军事修道会的修道骑士。他们正在捍卫的事业，首先是西班牙的事业，又是全体基督徒的事业。这些上帝的战士“正在为全体文明社会的基础原则而战”。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封信在开头“呼吁基督教民的支援”。这无疑是在向法国和南美的天主教徒求助；信中提到了共同的文明和他们对西班牙精神的追求，这对于吸引他们参加这一事业更为有利。

　　最后，这封公开信批驳了所谓战争迫使教会反对世俗政权的观点。公权力已被毁灭；为了重建公权力，叛乱领袖不得不诉诸“武装的全民公决”。自从叛乱爆发以来，叛乱的支持者就曾多次使用过这个借口。

　　事实上，西班牙教会的这些代表严词拒绝对国民运动的一切成分负责。其中一段特别重要：这段话指出教会“不会对任何在将来可能有损于国民运动的高贵精神的倾向或意图负责”，这给这封信增加了一点论战性质，这显然是针对长枪党而发的。

　　必须强调指出，这封信是写给外国读者看的。主教们的立场，对于已经卷入内战的人们而言，是毫无意义的。与之相反的是，这封信的官方身份与坚定语调，使它成了外国人眼中的关键文件：它让外国政府首脑看到了西班牙内战的“真面目”。因此，这封信一再强调指出革命的“集体野蛮”与对宗教的迫害，并不惜歪曲事实，故意把革命曲解为共产党的暴乱^[49]。这是为了提醒所有人注意：正在西班牙发生的一切，并不只是一场普通的内战，因为“上帝让我国成为了一个试验场，用来测试各种企图征服世界的思想与体制。”

　　教会就这样表明了自己在内战中的立场。在它的帮助下，弗朗哥政权奠定了自己的长期走向。耶稣会在这一时期卷土重来，是一个重要的现象；除此之外，道明会也对国民运动的领袖发挥了可观的影响力。据施托勒尔记载，在弗朗哥的私人顾问当中，就有一位神父——梅嫩德斯—雷加达^[50]。教会不仅能影响弗朗哥将军，还能影响他的密友，特别是他的连襟拉蒙·塞拉诺·苏涅尔。一九三七年二月，塞拉诺·苏涅尔从共和区逃到国统区后，他的影响力就在不断增长。政府的人员发生了更迭：当第一届政府成立时，政府成员里有苏涅尔，却没有尼古拉斯·弗朗哥，他被打发去葡萄牙当大使了。

国民政府的新人物

　　当《统一法令》颁布时，苏涅尔刚刚抵达萨拉曼卡。他马上就成了弗朗哥将军的红人，将军对他的恩宠从未减弱。他个头虽小，却很强壮，“衣着非常端正，甚至可以说雅致”；他过早发白的头发，他快速的手势，以及“永远处于兴奋状态”，是他的显著标志；他感情极其充沛，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有时充满魅力，诱人喜爱，有时又生硬傲慢，甚至粗鲁无礼。他曾在博洛尼亚的西班牙学院学习。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律师，曾在萨拉戈萨住过很长时间。他与弗朗哥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的婚礼，因为他们的夫人是姐妹。叛乱爆发时他住在马德里。他的政治观点——他是自联成员——以及他与叛乱头目的亲戚关系，使他成了人民革命最直接的目标；他被捕后，先是被关押在模范监狱，在伊鲁霍的干预下，他被转移到了一家诊所里；后来他设法躲到了一家公使馆里，很可能是荷兰公使馆。在阿根廷大使的帮助下，他乘坐“图库曼”号（Tucuman）抵达马赛。他的两个兄弟却没有这么好运；他认为，他们之所以会死，部分是因为英国大使馆的背信弃义，所以他对英国怀着满腔仇恨。

　　他曾是耶稣会的学生，还是教会的坚决捍卫者，天主教的教育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他对德国十分友好，但总是对希特勒怀着几分戒心，因为希特勒的反天主教政策令他深感不快。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对意大利的态度更为友好。他心直口快，脾气暴烈，跟这个“袖珍的罗伯斯庇尔”^[51]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把他当做狂热的宗教信徒^[52]。他的神秘主义、他对自由精神与民主体制的仇恨，是他的性格中的另外一些特点。他对极权体制（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崇拜，使他疏远了保王派——他曾批评保王派不够坚定。他只跟精心挑选的人交朋友；他与某些正统派领袖——比如罗德斯诺^[53]和塞因斯·罗德里格斯^[54]——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他又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私人朋友^[55]，与长枪党的新领袖阿马多（Amado）和埃迪利亚也相处甚欢。他的政治演变，促使他提出了建立一种以弗朗哥为国家元首的长期政体的主张。虽然他并不完全反对复辟君主制，但他并不希望在短期内复辟。“也许西班牙需要一个国王”，这话已经说了二十年了；而在这段时间里，他很可能一直在怂恿自己的连襟建立个人独裁统治。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新政府成立后^[56]，苏涅尔的主张就成了主流。他当上了内务部长、新闻与宣传部长，他还是新政权的理论家。在政治上最缺乏灵活性的那些保王派和长枪党的领袖都没有入阁。另一方面，在内阁的重要职务中，有五个职务是由军人担任的；三个职位由技术专家担任^[57]，霍尔达纳将军当上了外交部长。苏涅尔并不喜欢霍尔达纳，他认为霍尔达纳是“自由主义者”，黑斯^[58]却认为霍尔达纳是正统派。霍尔达纳对英国态度友善。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负责公共秩序。与苏涅尔相比，马丁内斯·阿尼多往往被人们当成是国统区的镇压的真正主使，尽管镇压的政治责任——尤其是警察手段——有时要由内务部长承担，而有时又要由公共秩序部长承担。这种状况使这两个性格都很专横的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在一九三八年的内阁会议上，两人经常发生争吵^[59]。

　　其他部长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技术专家：卡尔沃·索特洛以前的合作者安德列斯·阿马多^[60]当上了财政部长；海军工程师苏万塞斯^[61]当上了工业与贸易部长。

　　由于个性与政见的冲突，军人与技术专家经常发生争执；此外，这个内阁的成立，使弗朗哥将军距离建立个人独裁又接近了一步。在保王派反对者看来，这是把必须执行的改革强加给他们：第一届政府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提醒人们注意社会改革的紧迫性，以及必须建立一个涵盖雇主、技术专家与工人在内的工会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对长枪党徒的劝告：革命是危险的，西班牙必须回归原有的光荣传统^[62]。所有人都被告知：重建国家的时候到了。所有人都认为，“元首”就是国民运动的领袖与国家的重建者。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颁布的一道法令，将陆海军上将^[63]的军衔授予了弗朗哥。这个军衔本身并无任何意义。它纯粹是象征性的。这个军衔以前仅授予国王。获得这个军衔的人，就会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这也是弗朗哥将军最终赢得政治胜利的标志。自从一九三六年的叛乱爆发后，两年过去了，弗朗哥成了历代天主教国王的继承人。他拥有的强大武力使他几乎统治了整个国家。他在七月二十日宣称：“我们已经打赢了战争。”但是，他关于“有益的和平”与“特权”的消失的讲话全是空话；看来，他的政府所做的工作，并不足以将它的反对者拉拢过来。米盖尔·德·乌纳穆诺^[64]说：“不仅要打赢战争，更要使人们信服。”^[65]

^[1] 阿尔维尼亚纳派（Albiñanist）是阿尔维尼亚纳（Albiñana）博士的支持者，他是一个极右小组织的头目。——原注

^[2] 国防委员会成立后，将第二共和国的红、金、紫三色旗换成了君主制时期的红金双色旗。——中译者注

^[3] 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叫“国防委员会”（Junta de Defensa Nacional），1936年7月24日在布尔戈斯成立，由资历最老的卡瓦内利亚斯少将出任主席。国防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陆军少将米盖尔·卡瓦内利亚斯·费雷尔；
委员：陆军少将安德列斯·萨利凯特·苏梅塔；
陆军准将米盖尔·彭特·曼索·德·苏尼加（Miguel Ponte y Manso de Zúñiga）；
陆军准将埃米利奥·莫拉·比达尔；
陆军准将菲德尔·达维拉·阿隆多；
总参谋部上校费德里科·蒙塔内尔·卡内特（Federico Montaner Canet）；
总参谋部上校费尔南多·莫雷诺·卡尔德隆（Fernando Moreno Calderón）；
海军上校弗兰西斯科·莫雷诺·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Moreno Fernández）；（1936年7月30日入选）；
陆军少将弗兰西斯科·弗朗哥·巴蒙德（1936年8月4日入选）；
陆军少将赫尔曼·希尔·尤斯特（Germán Gil y Yuste）（1936年8月18日入选）；
陆军少将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希耶拉（1936年9月19日入选）；
陆军准将路易斯·奥尔加斯·约尔迪（1936年9月19日入选）。
　　1936年9月21日，国防委员会在萨拉曼卡召开会议，决定将所有权力交给弗朗哥。9月29日，国防委员会正式任命弗朗哥为国家元首兼海陆空三军总司令，并授予他“大元帅”（Generalísimo）头衔。国防委员会随即自行解散。弗朗哥随后组建了一个“国家技术委员会”（Junta Técnica del Estado），协助自己处理政务与军务。——中译者注

^[4]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被处决后，叛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统区对此秘而不宣，在不得不提到他的时候，便称他为“缺席者”（el Ausente）。——中译者注

^[5] 胡利奥·鲁伊斯·德·阿尔达·米克雷斯（Julio Ruiz de Alda Miqueleiz，1897年10月7日——1936年8月23日），生于埃斯特利亚（Estella）。15岁参加陆军。毕业于塞戈维亚炮兵学校，曾参加过里夫战争。后转入陆军航空兵。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投身法西斯运动，1933年参与创立西班牙长枪党，并力主将长枪党与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合并。合并后，入选三人领导小组（另外两人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与拉米洛·雷德斯马）。1936年4月被捕，被关押在马德里模范监狱。8月23日被无政府主义民兵处决。——中译者注

^[6] 奥内西莫·雷东多·奥尔特加（Onésimo Redondo Ortega，1905年2月16日——1936年7月24日），生于巴利亚多利德一个地主家庭。毕业于萨拉曼卡，1927年至1928年在曼海姆大学教授西班牙语，在此期间接触了纳粹主义，并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译为西班牙语。共和国成立后，投身极右翼运动，1931年8月创建“西班牙行动卡斯蒂利亚委员会”（Juntas Castellanas de Actuación Hispánica），同年10月与“征服国家”小组（La Conquista del Estado）合并为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1932年参加桑胡尔霍政变，事败后逃往葡萄牙。1933年回国。1936年3月被捕，叛乱爆发后被叛军释放，在巴利亚多利德组织长枪党民兵，7月24日在塞戈维亚被击毙。——中译者注

^[7] 费德里科·曼努埃尔·埃迪利亚·拉雷（Federico Manuel Hedilla Larrey，1902年7月18日——1970年2月4日），生于坎塔布里亚一个公务员家庭，幼年丧父。当过码头工人和修路工人。1934年参加长枪党，1935年担任长枪党桑坦德省党部主席。1936年春季，长枪党主要领袖遭到共和国政府逮捕后，他担任全国监察员，负责领导长枪党的地下活动。叛乱爆发后，协助叛军夺取了拉科鲁尼亚。1936年9月2日担任长枪党临时指导委员会（Junta de Mando Provisional）主席。1937年4月，弗朗哥颁布《统一法令》后，曼努埃尔·埃迪利亚拒绝服从，因此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1941年获释。1970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8] 这次会议是在努尼奥多诺（Nuñodono）军营召开的，参加者有卡瓦内利亚斯、莫拉、凯波·德·利亚诺、尤斯特、奥尔加斯、金德兰、萨利凯特、达维拉、莫雷诺·卡尔德隆与蒙塔内尔（蒙塔内尔是国防委员会书记）。——原注

^[9] 但是，行政上的分散局面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秘书长享有巨大的权力，以至于人们可以把国民政府当作一种“双头独裁”；当德国打算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只有大元帅本人和尼古拉斯·弗朗哥能做出重大决策。——原注

^[10] 何塞·安东尼奥·德·桑格洛尼斯·卡斯特罗（José Antonio de Sangróniz y Castro，1895年3月13日——1980年11月13日），生于智利圣地亚哥。父亲是巴斯克人。1919年返回巴斯克地区。内战爆发后投靠叛军，担任弗朗哥的私人秘书。后来曾担任弗朗哥政权驻委内瑞拉、法国和意大利的大使。——中译者注

^[11]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1936年7月14日，桑格洛尼斯向弗朗哥汇报了为叛乱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原注

^[12] 弗兰西斯科·德··阿西斯·塞拉特·波纳斯特雷（Francisco de Asís Serrat y Bonastre，1871年1月9日——1952年12月20日），生于巴塞罗那，1896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曾任西班牙驻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维也纳等地的公使。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曾任驻哈瓦那大使、驻华盛顿大使和驻华沙公使。内战爆发后投靠叛军，并于1936年10月初担任外事秘书。1952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3] 赫尔曼·希尔·尤斯特（Germán Gil y Yuste，1866年5月30日——1948年8月14日），生于瓦伦西亚。1918年曾担任托莱多步兵学校校长。共和国成立后退役，1936年7月参加叛乱。同年8月入选国防委员会，1936年10月初至1938年1月底担任战争秘书。1948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4] 弗兰西斯科·费尔莫索·布兰科（Francisco Fermoso Blanco，1870—1955），内战爆发后担任布尔戈斯省总督，1936年10月至11月担任总督察员，1936年至1939年担任军事审判庭审判员。——中译者注

^[15] 弗朗哥在出任国家元首后，于1936年10月2日在布尔戈斯成立了国家技术委员会（Junta Técnica del Estado），协助他处理政务。国家技术委员会由多个专项委员会组成。
　　在1936年10月初，国家技术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菲德尔·达维拉·阿隆多；
　　司法委员：何塞·科尔特斯·洛佩斯（José Cortés López）；
　　财政委员：安德列斯·阿马多·雷贡达乌德（Andrés Amado Reygondaud）；
　　工业、贸易与供应委员：华金·巴乌·诺利亚（Joaquín Bau Nolla）；
　　农业与农村开发委员：尤菲米奥·奥尔梅多·奥尔特加（Eufemio Olmedo Ortega）；
　　劳工委员：阿列杭德洛·加利奥·阿尔塔乔（Alejandro Gallo Artacho）；
　　文化与教育委员：何塞·玛丽亚·佩曼·佩马尔丁（José María Pemán y Pemartín）；
　　公共建设与通信委员：毛洛·塞雷特·米雷特（Mauro Serret y Mirete）。
　　1938年1月30日，第一届弗朗哥政府成立后，国家技术委员随即自行解散。——中译者注

^[16] 苏涅尔是大元帅的连襟，自从他回到国统区后，他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活动。——原注

^[17] 就像意大利的“领袖”墨索里尼一样，弗朗哥既是领袖，又是“导师”。——原注。

^[18] 阿尔弗雷多·金德兰·杜瓦尼（Alfredo Kindelán Duany，1879—1962），生于古巴圣地亚哥一个军人家庭。1882年随全家返回西班牙。1893年入读瓜达拉哈拉工程学校（Academia de Ingenieros de Guadalajara），1899年毕业。自1901年起进入陆军航空兵工作。共和国成立后流亡国外，1934年回国后参加了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叛乱爆发后，出任航空兵司令。内战结束后，因坚持复辟君主制，与弗朗哥意见相左，于1941年被调任加泰罗尼亚都督，1943年改任高级军事学院院长。1945年被撤职。二战结束后，因参加复辟君主制的密谋，而被贬黜到加纳利群岛。1949年被迫退役。1962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9] 他的全名是弗兰西斯科·保利诺·埃尔梅内希尔多·特奥杜洛·弗朗哥·巴蒙德（Francisco Paulino Hermenegildo Teódulo Franco y Bahamonde）。——原注

^[20] 尼古拉斯·弗朗哥有五个子女：长子尼古拉斯、次子弗兰西斯科、三女皮拉尔（Pilar）、四子拉蒙和幺女帕西塔（Pacita）；拉蒙·弗朗哥是飞行员，在内战中阵亡。——原注

^[21] 要塞（presidio）是指西班牙在北非海岸的飞地。——原注
　　西班牙殖民者在一个地方建立殖民地时，往往先建立一个presidio，在这个presidio里驻军，再围绕这个presidio建立殖民城市。——中译者注

^[22] 在他的婚礼上担任男傧相的是国王（实际由奥维耶多省长代表国王出席婚礼）。——原注

^[23] 法乌佩尔的信件，1937年4月14日。——原注

^[24] 胡安·比克托·普拉德拉·拉伦贝（Juan Víctor Pradera y Larumbe，1872年或1873年4月19日——1936年9月6日），卡洛斯派的重要理论家，生于潘普洛纳。青年时投身卡洛斯派运动，1922年创立人民社会党（Partido Social Popular）。1932年参加正统派联盟，并入选执委会。叛乱爆发后，在1936年8月上旬被巴斯克民兵逮捕，9月6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25] 弗朗哥在颁布4月19日法令时发表的讲话。——原注

^[26] 在发布这道法令前，弗朗哥曾多次为此造势。打下马拉加后，他前往马拉加，与当地长枪党和“呼啸兵”的头目一起出席了群众集会。——原注

^[27] 该机构最初叫政治书记处（Secretariado Político），后改名政治委员会（Junta Política）。1937年4月22日，首届政治委员会在萨拉曼卡成立，由下列十人组成：
　　曼努埃尔·埃迪利亚·拉雷、托马斯·多明格斯·阿雷瓦洛、达里奥·加萨波·巴尔德斯（Darío Gazapo Valdés）、托马斯·多尔斯·德·埃斯佩霍（Tomás Dolz de Espejo）、华金·米兰达（Joaquín Miranda）、路易斯·阿雷利亚诺·迪尼克斯（Luis Arellano Dihinix）、埃内斯托·希梅内斯·卡巴耶洛（Ernesto Giménez Caballero）、何塞·玛丽亚·马松（José María Mazón）、佩德洛·冈萨雷斯—布埃诺（Pedro González-Bueno）和拉迪斯拉奥·洛佩斯·巴萨（Ladislao López Bassa）。——中译者注

^[28] 阿古斯丁·阿斯纳尔·赫尔内尔（Agustín Aznar Gerner，1911年8月18日——1984年5月2日），1935年参与创建长枪党的学生组织“西班牙大学联合会”，内战爆发后，曾与曼努埃尔·埃迪利亚争夺长枪党的领导权，1937月4月被捕，不久获释，担任长枪党政治委员会委员。二战期间，曾随“蓝色师”（División Azul）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中译者注

^[29] 埃斯特万·德·毕尔巴鄂·埃吉亚（Esteban de Bilbao Eguía，1879年1月11日——1970年9月23日），卡洛斯派重要活动家，1939年至1943年担任弗朗哥政权的司法部长，1943年至1965年担任议会议长。——中译者注

^[30] 埃梅特·约翰·休斯（Emmet John Hughes，1920年12月26日——1982年9月18日），美国记者，著有《西班牙报告》。——中译者注

^[31] 玛丽亚·德尔·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萨恩斯·德·艾雷迪亚（María del Pilar Primo de Rivera y Sáenz de Heredia，1907年11月4日——1991年3月17日），独裁者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之女、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之妹。长枪党成立后随即加入，1934年7月12日组建长枪党妇女部（Sección Femenina）。内战爆发后，从马德里逃往萨拉曼卡，继续担任妇女部领导。在弗朗哥颁布《统一法令》时，曾试图反抗，当埃迪利亚等人被弗朗哥逮捕后放弃抵抗。1937年4月30日被弗朗哥任命为妇女部全国代表，这个职务她一直担任到1977年春季。1991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32] 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希梅内斯（Dionisio Ridruejo Jiménez，1912年10月12日——1975年6月29日），西班牙“三六年一代”（Generación del 36）诗人。1933年参加长枪党，1935年参与创作长枪党党歌《面朝太阳》（Cara al Sol）。内战爆发后，于1938年担任弗朗哥政府的宣传部长，1941年被撤职。此后逐渐对弗朗哥政权幻灭。五十年代开始参加反弗朗哥的地下活动。1962年流亡国外。1975年回国，同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3] 何塞·塞因斯·诺特纳格尔（José Sáinz Nothnagel，1907年8月3日——1984年6月26日），1912年随父母移居美国，1922年回国。1932年参与创立长枪党。1935年10月担任政治委员会委员。1937年4月曾支持埃迪利亚担任长枪党领袖。同年6月由于拒绝接受《统一法令》而被逮捕，不久获释。内战结束后在内务部工作，1944年辞官经商，1948年移民墨西哥，1963年移民美国。1984年死于达拉斯。——中译者注

^[34] 苏涅尔曾提及一个以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为首的萨拉曼卡集团。——原注

^[35] 圭多·维奥拉·迪·坎帕尔托（Guido Viola di Campalto，1883年9月15日——1947年6月16日），意大利外交官。1908年进入外交界。1937年7月1日至1939年8月14日担任意大利驻弗朗哥政权的大使。——中译者注

^[36]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37] 其他人被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其中包括何塞·路易斯·阿雷塞（José Luis de Arrese），几年后他又当上了长枪党总书记。——原注

^[38] 新的大赦令颁布后，埃迪利亚获得释放。——原注

^[39] 两人仅被判处五年半苦役。——原注

^[40] 1938年11月19日的报告。——原注

^[41] 哈科沃·费茨—詹姆斯·斯图亚特·法尔科（Jacobo Fitz-James Stuart y Falcó，1878年10月17日——1953年9月24日），第17代阿尔瓦·德·托尔梅斯公爵（XVII duque de Alba de Tormes），西班牙大贵族与外交官。在阿尔方索十三世年幼时曾任宫廷侍臣。1927年至1930年曾在普里莫·德·里维拉手下担任教育大臣，1930年至1931年担任外交大臣。内战爆发后，于1937年11月被任命为弗朗哥政权驻伦敦代表，1939年3月正式成为驻伦敦大使。1945年3月辞职。——中译者注

^[42] 路易斯·米盖尔·利米亚·彭特·曼索·德·苏尼加（Luis Miguel Limia Ponte y Manso de Zúñiga，1882—1952），生于大贵族家庭。1924年晋升为骑兵上校。共和国成立后退役，1932年参加桑胡尔霍政变，事败后流亡葡萄牙。1933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复兴运动。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7月24日参加国防委员会，后曾任叛军第5步兵师师长、第1军军长、第5军军长。——中译者注

^[43] 唐·胡安·卡洛斯·特蕾萨·西尔维里奥·阿尔方索·德·波旁·巴腾贝格（Don Juan Carlos Teresa Silverio Alfonso de Borbón y Battenberg，1913年6月20日——1993年4月1日），西班牙王储、巴塞罗那伯爵。阿尔方索十三世之子。共和国成立后流亡国外，参加了英国海军。1936年准备潜回国内参加叛乱，但被埃米利奥·莫拉遣送出境。1947年，弗朗哥虽然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但拒绝让唐·胡安继位。弗朗哥死后，由唐·胡安的长子胡安·卡洛斯继位，称胡安·卡洛斯一世。唐·胡安于1993年逝世后，被追封为胡安三世。——中译者注

^[44] 伊尔德布兰多·安东尼乌蒂（Ildebrando Antoniutti，1989年8月3日——1974年8月1日），生于意大利尼米斯（Nimis），1920年担任教职。1937年7月担任教皇驻西班牙特使，同年9月至1938年7月担任教廷驻国统区代办。——中译者注

^[45] 伊西德洛·戈马·托马斯（Isidro Gomá y Tomás，1869年8月19日——1940年8月22日），1895年担任教职，1927年担任塔拉索纳（Tarazona）主教，1933年至1940年担任托莱多大主教，内战期间积极支持叛军。——中译者注

^[46] 尤斯塔奇奥·伊伦戴因·埃斯特万（Eustaquio Ilundáin y Esteban，1862年9月20日——1937年8月10日），1886年担任教职，1904年至1920年任欧伦塞（Ourense）主教，1925年晋升为红衣主教，1920年至1937年任塞维利亚大主教。——中译者注

^[47] 在这个问题上，主教们借助了圣多马（St.Thomas）的威信。——原注

^[48] 这封公开信声称，在1936年2月至7月间，有411家教堂遭到破坏和亵渎。——原注

^[49] 因此，这封信里有一段专门讨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谈到了“无政府主义革命”。——原注

^[50] 阿尔维诺·冈萨雷斯·梅嫩德斯—雷加达（Albino González Menéndez-Reigada，1881年1月18日——1958年8月13日），1906年担任教职。1924年至1946年担任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拉古纳主教，1946年至1958年任科尔多瓦大主教。——中译者注

^[51] 请参阅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风波不断的九年》（Nine Troubled Years，多伦多，柯林斯[Collins]，1954年），1942年10月15日的信。——原注

^[52] 请参阅施托勒尔，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53] 托马斯·多明格斯·阿雷瓦洛（Tomás Domínguez Arévalo，1882年9月26日——1952年8月10日），第7代罗德斯诺伯爵（VII conde de Rodezno），卡洛斯派重要活动家。在正统派联盟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1932年初当选为正统派联盟最高全国理事会委员，同年5月至1934年4月担任正统派联盟主席。积极参加了1936年叛乱的筹备工作。1937年4月，长枪党与正统派联盟合并后，担任长枪党政治委员会委员。1938年1月至出任司法部长，在任上残酷镇压了大批共和派志士。1939年8月辞职。——中译者注

^[54] 佩德洛·塞因斯·罗德里格斯（Pedro Sainz Rodríguez，1897年1月14日——1986年12月14日），西班牙作家、哲学家，保王派重要活动家。在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加极右翼的反革命活动。在西班牙复兴运动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6年积极参加了叛乱的准备工作，并曾担任桑胡尔霍的联络员。1938年至1939年担任弗朗哥政府的教育部长。——中译者注

^[55] 他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遗嘱执行人之一。——原注

^[56] 第一届正式的国民政府实际成立于1938年1月31日，由下列人员组成：
　　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弗兰西斯科·弗朗哥·巴蒙德；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弗兰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索萨；
　　农业部长兼国民运动总书记：莱蒙多·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梅雷洛；
　　国防部长：菲德尔·达维拉·阿隆多；
　　国民教育部长：佩德洛·塞因斯·罗德里格斯；
　　财政部长：安德列斯·阿马多·雷贡达乌德；
　　工业与贸易部长：胡安·安东尼奥·苏万塞斯·费尔南德斯（Juan Antonio Suanzes Fernández）；
　　内务部长：拉蒙·塞拉诺·苏涅尔；
　　司法部长：托马斯·多明格斯·阿雷瓦洛；
　　公共建设部长：阿尔方索·佩尼亚·波夫（Alfonso Peña Boeuf）；
　　公共秩序部长：塞维里亚诺·马丁内斯·阿尼多；
　　组织与工会行动部长：佩德洛·冈萨雷斯—布埃诺·波科斯（Pedro González-Bueno y Bocos）。

　　1939年8月9日，弗朗哥重组了内阁，成立了第二届政府，第一届政府就此结束。——中译者注

^[57] 陆军部长为奥尔加斯将军，海军部长为塞尔维拉中将，空军部长为金德兰将军。——原注
　　此处可能有误，因为弗朗哥政府的第一任海军部长应为萨尔瓦多·莫雷诺·费尔南德斯（Salvador Moreno Fernández，1886—1966）。——中译者注

^[58] 卡尔顿·约瑟夫·亨特利·黑斯（Carlton Joseph Huntley Hayes，1882年5月16日——1964年9月2日），生于纽约，190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19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2年至1945年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中译者注

^[59] 马丁内斯·阿尼多死后，公共秩序部由另一位军人阿尔瓦雷斯·阿雷纳斯（Álvarez-Arenas）将军接管。——原注

^[60] 安德列斯·阿马多·雷贡达乌德·德·比利耶瓦尔德特（Andrés Amado Reygondaud de Villebardet，1886年12月14日——1964年8月7日），生于阿利坎特。当过律师，在共和国成立后，活跃于卡尔沃·索特洛的极右翼圈子。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10月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下属的财政委员会主席，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任财政部长。——中译者注

^[61] 胡安·安东尼奥·苏万塞斯·费尔南德斯（Juan Antonio Suanzes Fernández，1891年5月20日——1977年12月6日），生于费洛尔。1903年入读费洛尔海军学校。1917年担任海军工程师，1920年任卡塔赫纳造船厂主任。1937年3月投靠弗朗哥。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任工业与贸易部长。1939年9月改任海军部基建与军工局局长。1941年7月辞职，同年10人改任国家工业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Industria）所长。1945年7月至1951年7月再次担任工业与贸易部长。1963年退休。1977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62] 2月5日，西班牙国徽上添加了历代天主教国王的徽章。——原注

^[63] 西班牙陆军与海军的最高军衔均为“上将”（Capitán General），但弗朗哥当天被授予的军衔应为“陆军上将”（Capitán general del Ejército），而且历代西班牙国王虽然都有上将军衔，但不少军方高级将领也曾被授予上将军衔。——中译者注

^[64] 米盖尔·德·乌纳穆诺·胡戈（Miguel de Unamuno y Jugo，1864年9月29日——1936年12月31日），西班牙作家、诗人、哲学家。内战爆发后，乌纳穆诺起初曾欢迎叛军，但后来又对叛军的残酷行为产生厌恶。1936年12月，他与叛军将领米利安·阿斯特莱发生激烈争吵后，被软禁在家中，不久去世。——中译者注

^[65] 内战爆发后，乌纳穆诺参加了叛乱运动，但不久之后，他对国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极端保守感到失望，便与国民政府拉开了距离。——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