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二十章 众叛亲离的共和国


· “德意志”号事件
· 地中海上的海盗行径
· 张伯伦的政策赢得了胜利
· 法国最后的踌躇
· 伦敦方案
· 志愿者的撤离
· 慕尼黑与西班牙：西班牙人与欧洲危机
· 国民政府在捷克危机期间保持了中立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不干涉政策总算开始落实了，虽然它姗姗来迟，但西方各国政府还是对它寄予厚望。各国政府似乎很快就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并解决由战争的国际化而导致的这个问题；这场战争首次出现了得到控制——至少是限制在西班牙国内——的苗头。当然，如果有关各方都能认真地贯彻不干涉政策，由国际合作而引发的各种困难自然都会迎刃而解。但是，轴心国的险恶用心，从第一天开始就昭然若揭。事实上，在不断地拖延谈判后，轴心国认为战争能够很快结束，所以才接受了不干涉政策。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之后，战争陷入长期化，不干涉委员会的一切努力眼看就要化为泡影。不干涉委员会对陆上边境的检查是很宽松的，所以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但海上巡逻却导致了激烈的争吵。

“德意志”号事件


　　早在对禁运措施实行监督之前，海上巡逻就已经引发了多次事件，一些英国籍和法国籍的船只遭到了阻拦和搜查。但这些事件所导致的后果不过是当事国政府发出几声抗议而已[1]。而“德意志”号事件却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参加不干涉协定的列强都把军舰派往了地中海。这些军舰在友好的西班牙港口加油。因此，巴利亚里群岛的伊维萨（Ibiza）海军基地就成了德国军舰的集合港。在那个风波不断的一九三七年五月，共和军飞机攻击了“德意志”号，重创了这艘袖珍战列舰，造成多人死伤[2]。德国政府对此反应强烈。德国政府并不满足于向负责海上巡逻的国家提交抗议；它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炫耀武力。

　　在内战初期，德国如果采取海军行动，可能会挑起一场全面冲突，但在一九三七年初，气氛已经缓和。英国和法国都做出了充分的让步；它们并不相信一场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

　　五月三十一日，袖珍战列舰“舍尔将军”号（Admiral Scheer）和两艘驱逐舰遵照德国政府的命令，炮击了阿尔梅里亚的港口。这次炮击表面上只是一次报复行动。但这两件事其实毫无关联：一个是在战区内对敌方控制区进行轰炸；另一个则是由一个中立国为了炫耀武力而蓄意进行的军事行动，而且还采用了最惊人的形式——炮击一个几乎没有防御能力的城镇。这其实就是真正的侵略行为，而它的始作俑者是一个负责海上监督的国家。

　　人们以为西班牙共和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会进行武力报复。媒体声嘶力竭地要求报复。在瓦伦西亚，国防部长普里耶托向共和国内阁建议：轰炸地中海上的德国舰队。这种报复行为就等于向德国宣战。普里耶托明白这一点，但他希望引发一场欧洲大战，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西班牙。然而共和国政府的大部分部长[3]不愿承担引发战争的责任。最后，由于法国和英国都避免做出积极的反应，德国的挑衅没有收到效果。更重要的是，德国和意大利借机大肆宣泄自己的愤怒之情；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愤而退出了不干涉委员会。六月初他们又重新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

　　在“德意志”号事件之后，又发生了“莱比锡”号（Leipzig）事件：德国政府声称这艘船遭到了一艘潜艇的攻击。德国和意大利建议，由负责监督禁运措施的各国联手制裁西班牙共和国。法国和英国虽然同意劝说交战双方尊重外国军舰，但拒绝采取军事行动，英法两国声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判明是谁攻击了“莱比锡”号。英法两国随后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但德意两国愤怒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轴心国的代表发现，海上监督不可能贯彻实施，便在六月二十三日彻底停止参加海上巡逻。

　　既然如此，在陆地边境上的巡逻也就失去了意义。七月一日，葡萄牙串通轴心国，决定撤除“监督边境的设施”。法国无奈之下，也在七月十日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于是，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的各国用了七个半月的时间才搞出来的监督计划，仅仅执行了一个半月，就搞不下去了。与此同时，在外交政策失败之后，布鲁姆政府也倒台了。

　　当然，不干涉委员会依然存在，但它已经连原有的那一点点权威都失去了。在持续了将近三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不干涉委员会能够真正起到一点作用的时间，就只有这两个月而已。它的破产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又遭到了新的失败。在那些得意洋洋地夸耀“法西斯主义的既成事实法则”[4]的人们面前，西方民主国家再次通过它们的疏忽大意，证明了它们愿意为了维持和平而不惜牺牲一切。

地中海上的海盗行径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公海上又发生了多起海上冲突——西班牙籍和中立国籍的商船与军舰遭到了飞机和潜艇的攻击。随着此类海盗行为的不断增加，国际关系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再次变得紧张起来。当时的报纸几乎每天都会登出有关此类事件的细节。八月六日，英国油轮“不列颠下士”号（British Corporal）和法国班轮“阿穆尔山”号（Djebel Amour）遭到飞机轰炸。八月十一日，英国驱逐舰“猎狐犬”号（Foxhound）在西班牙北方海岸遭到攻击。八月十三日，巴拿马籍油轮“乔治·麦克奈特”号（George McKnight）被一艘军舰炮击起火。与此同时，在整个地中海，甚至在达达尼尔海峡，西班牙政府的几艘军舰也遭到了“不明国籍”的潜艇的袭击，“加迪斯城”号（Ciudad de Cádiz）就是在这些袭击中沉没的。

　　这是谁干的？西班牙的两个政府都指责是对方干的。其实，大多数受害船只不是属于西班牙政府，就是属于同情西班牙共和国的中立国，其中又以苏联船只为主；一些船只在遇袭时，正在给共和国运去物资。一些报纸（主要是英国报纸）很快就点明了袭击者的名字。袭击中立国船只的飞机被发现是国民军的飞机（尽管弗朗哥的总参谋部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而潜艇也很可能是国民军的潜艇；当时甚至有人指出，部分事件中的袭击者是意大利籍的船只。后来，齐亚诺伯爵的日记证实了这种猜测。齐亚诺伯爵毫不遮掩地宣称犯下这些侵略行为的是意大利军舰（有时挂着西班牙国民政府的旗帜，有时不挂）。八月三十一日，齐亚诺就这个问题做了临时性的总结：“击沉四艘俄国的或赤匪的船只，俘虏一艘希腊船只，轰炸了一艘西班牙船只，并迫使它在法国港口避难。”

　　这样做的目的是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海上封锁；弗朗哥亲自对此作出了解释：“对于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各国而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止地中海上的军火运输，不许在赤匪控制的港口卸货。[5]”其实，这是一种在和平时期、在新的伪装下进行的私掠行为[6]。西方国家虽然很有忍耐力，但它们却很难不对此做出反应。

　　“法国、俄国和英国一唱一和。主题：地中海上的海盗行为。法西斯分子被判决有罪。”当齐亚诺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国际舆论似乎已经怒不可遏。这是由新一起海上冲突所引发的：一艘“不明国籍”的潜艇企图用鱼雷袭击英国驱逐舰“浩劫”号（Havock）。其实这又是意大利干的，齐亚诺点明了袭击者的名字：“鱼雷是由‘彩虹’号[7]发射的。”

　　英国政府这次似乎不打算口头抗议两声就了事。英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了。法国政府也打算做出更坚决的姿态，并决定派军舰在地中海为法国货船护航。法西斯头目首次碰了钉子。齐亚诺写道：“我准备推迟向西班牙派遣援军。”九月四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我已向卡瓦尼亚里[8]下令，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之前，暂停一切海上行动。”尽管西班牙国民政府向意大利政府施加了压力，但是，西方国家政府的首次坚决反应，迫使意大利中止了玩火政策。“弗朗哥说，如果整个九月都能坚持封锁的话，就会产生关键作用。他说的没错；然而我们不得不暂停封锁。”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意大利的决心：在当前阶段、在当前情况下，意大利还不打算卷入欧洲大战。

　　然而，无论是法国政府（社会党在这个政府里的影响力已经大为减退）还是英国政府（现在由张伯伦领导[9]），都不想做得太过火。两国政府只是建议不干涉委员会于九月十日在尼翁（Nyon）召开会议，邀请德国与地中海及黑海沿岸的所有国家参加[10]，但不邀请西班牙的两个政府。这次会议明面上的目的是讨论消灭地中海上的海盗行为的手段。但是，这次会议的议程却跟它要讨论的问题同样重要。要想召开这次会议，首先得了解意大利是否自愿参加讨论，是否愿意扮演被告的角色。苏联政府利用这个机会，起草了一个照会，对法西斯政府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这实际上就是一篇起诉书。促使苏联发表照会的原因，是一艘苏联军舰遭到了鱼雷攻击，苏联政府为此要求赔偿。意大利随即拒绝参加；德国和阿尔巴尼亚随后也拒绝参加。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断言，这次会议如果失败，那都要怪苏联。

　　不过这次会议还是如期召开了。这次会议成功了吗？西方国家声称它成功了。西方报纸对《尼翁协定》赞不绝口：在前几个月连遭挫败之后，终于赢得了一次外交胜利。《尼翁协定》规定“将消灭海盗行为的任务交给法国海军和英国海军”，这似乎表明两国对意大利的态度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因此在西班牙内战中采取新的立场。得知这些规定后，墨索里尼勃然大怒。不过，对墨索里尼的态度无须过多关注，因为他总是会凭借第一印象做出强烈的反应。西方国家在尼翁会议上做出强硬的姿态，主要是为了给谈判奠定基础。意大利马上得到了一点补偿：苏联被拒绝参加海上监督。

　　此外，英法两国政府也想让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定。英国和法国以为，只要主动拉拢意大利而不是德国，就很有可能挑动意大利和德国彼此争斗，然而它们对德意同盟的理解是错误的，这种同盟关系能得以建立，既是因为双方的利益互补，也是因为双方对安全有着共同的需求。意大利能够参加地中海上的巡逻，同时又不会削弱罗马—柏林轴心。意大利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个要求：它要求在海上监督中获得与法国和英国平等的地位。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以前给我们安排的角色是发射鱼雷的人，现在我们的角色正在变为地中海上的警察，而俄国却悄无声息地被击沉了，连海上巡逻都不能参加了。”

　　意大利虽然犯下了海盗行径，但西方列强最终还是不肯改变它们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态度，它们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力度，不会超过在阿尔梅里亚遭到炮击的那段时间里的力度。苏联进一步遭到了孤立，它的孤立处境在伦敦谈判期间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无疑是导致斯大林改变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不能再指望西方民主国家了。这就是英国的和平主义政策导致的结果。

张伯伦的政策赢得了胜利


　　自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英国的政策就是不支持共和国政府。无论艾登还是鲍德温，都对西班牙大使阿斯卡拉特[11]提出的各种请求置之不理。表面上，英国政府起码是严守中立的。但是，英国保守党对于那些仍被他们称作“赤匪”的人的态度，不会比弗朗哥的支持者更为友善。起初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居中调停，使双方互相妥协，实现和平。由于这种和平只能通过国际协定（或者说地中海协定）才能实现，英国外交政策的目的，便是维持地中海的现状，维护区域和平。

　　弗朗哥在自己的意大利盟友面前，坚决要求维护西班牙领土的完整，而对弗朗哥而言，英国的态度绝对算不上不利。一九三六年年底，齐亚诺和德拉蒙德[12] 在谈判中明确表示，不会改变地中海的现状。当然，由地中海上的海盗行径所引发的危机，损害了英国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经过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努力，两国的关系得到了修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决定给予布尔戈斯政府事实承认。

　　因此，罗伯特·霍奇森[13]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西班牙国统区的代表，他实际上履行着大使的职能；英国政府派驻西班牙国统区各城市的“代理人”也同样获得了领事的官衔。弗朗哥政权的驻英代表是阿尔瓦公爵，他是弗朗哥政权的一位要人，他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抵达伦敦。英国和弗朗哥政权相互派遣外交代表，表明双方已经开始在商业领域加强合作。英国在西班牙北方拥有重大的利益，而北方此时已被叛军占领，这无疑是促使英国转变外交政策的关键原因。霍奇森很快就在布尔戈斯发挥出了真正的影响力，从那时起，英国在西班牙内战上的立场，就从促使双方互相妥协、达成和平，变成了确保国民军在尽量避免造成破坏的情况下赢得胜利。

　　但是，在英国的领导人中间，开始出现了分歧。尽管他们全都认为弗朗哥必将胜利，并认为弗朗哥的胜利毕竟对英国是有利的，政府内部还是出现了一个少数派，它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是安东尼·艾登；他认为，在地中海是不可能与法西斯主义达成协约的。而英国与意大利签订外交协议之后，这个少数派就垮台了。在与意大利驻伦敦大使格兰迪会晤之后，艾登与张伯伦之间的分歧就变得越加明显了，特别是在关于外国志愿者的问题上。艾登被迫辞职，轴心国的外交官对此弹冠相庆。英国的政策最终发生了转变：齐亚诺伯爵与英国驻罗马代办佩斯伯爵[14]起草了英意协议。齐亚诺不想给张伯伦政府惹麻烦，便决定作出妥协。一九三七年年底，尽管地中海上发生了新的冲突，英国和意大利还是签署了协议。但这个协议只有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才能生效。一九三八年年初，共和军在阿拉贡遭到了惨败，这个前景实现的可能性似乎大大加强了。

法国最后的踌躇


　　共和国政府尚未彻底绝望；它还没有放弃获得国外援助的希望。法国仍有可能提供援助，特别是当布鲁姆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重新上台后，法国重新提供援助的可能性就变大了。内格林声称，布鲁姆在上台之前，就曾邀请他前往巴黎，与法国的一些有力人士商讨提供援助物资的方法。内格林前往法国，与布鲁姆、达拉迪耶和保尔—邦库尔[15]举行会晤。双方就提供军事援助达成了协议。

　　事实上，在阿拉贡战役期间，第二届布鲁姆政府曾考虑过进行干预的问题。共和军惨败之后，国民军眼看就要攻占整个加泰罗尼亚，法国政府内部就进行军事干预、占领加泰罗尼亚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法国政府显然打算以此作为政治谈判的筹码。布鲁姆本人声称，部长们曾打算用机械化部队进行一次快速的作战[16]。然而，在法国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法国军方首脑指出，不下达动员令，他们就不能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干预也极有可能引发欧洲大战。齐亚诺写道：如果法国 “在（西班牙共和国）临终时提供士兵和空军物资，我们就会进行武力干预。”

　　于是，布鲁姆再次面临着战争还是和平的抉择。他找来法国驻马德里武官莫雷尔[17][18]，就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咨询莫雷尔的意见，莫雷尔答道：“我只能告诉您：法国国王会选择战争。”布鲁姆却说：“我可不是法国国王。”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法国政府再次放弃了直接干预的想法，这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法国虽然提供了军火，并允许外国物资自由通过法西边境，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事态的进程。一九三八年四月，布鲁姆再次下台，达拉迪耶出任总理，主张与轴心国签订协约的若尔日·邦奈[19]参加了政府。于是，法国也准备抛弃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了。但是，西方列强还是觉得，最好还是在表面上维持现状，让人们以为仍有可能通过国际协议来把这场战争限制在西班牙国内，并最终达成撤出外国志愿者的协议，然而，自从不干涉委员会成立以来，有关这些问题的谈判就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

伦敦方案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英国政府试图就此重开谈判。它在七月十四日向有关各方提交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包括四项内容：

　　1、设立新的监督体制，重新对禁运实行监督：在西班牙各地港口部署中立的监督员，从各国海军手中接手海上监督；
　　2、交战双方必须保证绝不阻挠中立监督员的工作，为此必须承认交战双方均享有交战权；
　　3、交战双方必须在不干涉委员会的监督下撤出外国人；
　　4、这些工作必须按照下列顺序开展：在外国港口部署国际监督员、撤出外国志愿者、承认交战权。

　　因此，撤离外国志愿者的问题，与交战权的问题是相关的，而这正是意大利和德国自从一九三六年以来就一直要求的。但在内战爆发之初，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双方力量对比的重大问题；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也没有多少人还对它有兴趣了。轴心国发现它必须再次拖延谈判：英国方案仅是“谈判的基础”。但是，法国政府为什么会允许自己被拖入旷日持久的谈判呢？西班牙内战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爆发的，一年之后，英国才提出了这个监督方案；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布鲁姆又在《人民报》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必须执行伦敦方案吗？”

　　伦敦方案从未得到执行，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反对——它反对以任何形式承认布尔戈斯政府，在不干涉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底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它确认了这一立场。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便借此宣称：他们不会投票赞成这个决议，除非各方能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如此，轴心国还是试图重开谈判，这与他们一开始的态度是相符的。德国政府提议各方做出妥协：这个“象征性的姿态”包括双方都撤出一部分志愿者。人们对这个纸上谈兵的协议并不热情；谈判又陷入了僵局。

　　但在一九三八年夏季，形势发生了变化。不干涉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同意执行英国方案。英国对此自鸣得意。张伯伦宣称：“不干涉政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20]”；巴特勒[21]对下议院宣称：“监督体制将重新建立，将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对撤离志愿者的行动进行监督，当这个委员会做好清点志愿者的人数时，海上监督体制就会按照新的规章，重新开始工作。[22]”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不干涉委员会内部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主要是因为苏联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现在的苏联政府实际上是赞成海上监督方案的。对于苏联改变政策的原因，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23]做了详细的解释：

　　“苏联政府认为，赤匪获胜的可能性已经十分渺茫，所以它决定大造舆论，为和谈进行准备。[24]”这个解释当然是片面的。共和军的失败，自然会使苏联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但是苏联之所以会在这个问题上改变立场，更可能是因为苏联的整体政策发生了转变。从这一刻开始，苏联转变了政策，在“放弃”西班牙一年之后，这一转变最终致使它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此期间，西班牙内战的延长，推迟了中欧爆发冲突的危险。苏联考虑到这种危险有可能在未来爆发，它并不急于同西方民主国家公开决裂，它与西方民主国家仍有共同的利益。

志愿者的撤离


　　虽然如此，不干涉委员会还是在七月五日达成了撤离志愿者的协议：按照德国的要求，当交战双方都撤出了一万名志愿者之后，交战双方的交战权都得到了承认。为此成立了两个委员会。第一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计算分散在西班牙各地的志愿者的数量。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亨明（Hemming）的任务是获得西班牙当局的许可。但由于弗朗哥横加阻挠[25]，他未能完成这个任务。

　　第二个委员会的表现要比第一个好得多，它在八月进驻图卢兹。这个委员会负责交换战俘，它的领导人是陆军元帅菲利普·切特沃德[26]爵士。它组织了多次交换战俘的活动，切特沃德和他的同事（在共和区的考恩和在国统区的莫斯利[27]）为了结束内战，做出了许多实际的成效。

　　与交换战俘的工作相反，撤出在西班牙作战的外国人的工作，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外交上的闹剧。在撤离外国志愿者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对其进行监督，却举行了许多声势浩大的庆典、仪式和告别阅兵。内格林向国际纵队的战士致辞送别。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在回到那不勒斯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意大利撤回的只是伤病号和身心俱疲的士兵，然后马上又把新兵派去了西班牙。

　　然而并没有人上它的当：德国和意大利便指责西班牙共和国“掩饰”了它的志愿者，维茨塞克写道：“其实，不管别人怎么说，赤匪并没有撤出志愿者。只有受伤的法国人被移交给了法国。[28]”轴心国的发言人声称意大利遵守了诺言，而西班牙共和国却背信弃义。意大利确实撤回了部分干涉军——大约一万一千人——但必须指出它撤军背后的真实情况。根据德国政府的一份记录，意大利干涉军司令贝尔蒂曾提出了三种方案，让弗朗哥选择：派出两到三个新的师；派出一万人来补充撤走的那部分人留下的空缺；或是将意大利干涉军全部或部分撤离西班牙；由于国民军的军力已经大大加强，最后一种方案是可行的。但是，弗朗哥和墨索里尼都不愿意让意大利干涉军全部撤离。所以，他们坚持采取了不会削弱国民军的作战能力的方案：撤出部分步兵，又派去专业兵种和空军。只是在达成这个协议之后，意大利干涉军才象征性地撤出了部分人员。德国没有参加此类交易，它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开始，全面改组了秃鹰军团。

　　关于志愿者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不干涉委员会依然存在，但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它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举行了第十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它意识到自己的徒劳无功，便自行解散了。

慕尼黑与西班牙：西班牙人与欧洲危机


　　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后，法国和苏联接受了西班牙共和国的死刑判决，在慕尼黑阴谋之后，西班牙共和国就必死无疑了。在慕尼黑阴谋期间，内格林和德尔·巴约，就像德国军舰炮击阿尔梅里亚时的普里耶托一样，以为欧洲大战已经不可避免，而欧洲大战的爆发是西班牙共和国获胜的唯一希望。尽管西班牙共和国的外交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爆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了。

　　吞并奥地利，只是希特勒的侵略计划的序幕。他接下来又向苏台德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当然，意大利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它在西班牙的冒险，削弱了它的实力。但意大利与德国的联盟却更加紧密了。法国和英国密切靠拢，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不受侵犯。欧洲政局已是如此紧张，在众多国际大事面前，西班牙问题一下子滑落到了次要地位。

　　但是，内格林政府已经决定，一旦战争爆发，它就会立刻与法国和英国站在一边，向派兵侵占自己国土的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从而迫使法国和英国出兵。这样一来，共和国就能扭转日益恶化的局势。列强已在政治上抛弃了西班牙共和国，这也影响到了小国的态度，因为小国总是跟着最强者走的。在此之前，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被孤立的，它们在不干涉委员会内是少数派；一九三八年一月，未来的法西斯侵略的受害国——匈牙利、奥地利和阿尔巴尼亚加入了轴心国的阵营。现在已经有十一个国家从法理上或事实上承认了弗朗哥将军的政权[29]。

　　西班牙共和国企图让西方列强相信，它并不代表着危险的革命势力，无政府时期已经结束。内格林政府象征着权威的维持；普里耶托被撤职后，再没有人反对内格林政府了。内格林本人肩负着国家大权。他不仅是总理，还身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他的盟友喜欢把他比作克莱蒙索[30]，他确实也认为，自己与战火中的西班牙共和国就是一体的。为了维持权威和民族团结，必须牺牲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运动：一九三八年八月，加泰罗尼亚人艾瓜德尔[31]和巴斯克人伊鲁霍辞去部长职务，接替他们的是统社党员莫伊什·雷加斯[32]和社会党员毕尔巴鄂·奥斯皮塔雷特[33]，此举尽管遭到了正式的抗议[34]，却清楚地表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得到了加强。

　　为了赢得西方世界的同情，内格林还实行了宽容宗教的政策。伊鲁霍在出任部长时，曾力争实现宗教自由；很快他就促使政府承认，“仅因担任教职而指控教士”是违法的[35]。政府允许举行私人弥撒，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在巴斯克驻瓦伦西亚办事处，举办了第一场官方弥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恢复天主教会以前的特权：官方首次允许举办的公开的宗教葬礼，被认为是体现政府的容忍度的例证。但政府在其它方面还实行了一些不那么显著的措施，比如内格林关于“宗教物品不列入必须征收的贵金属之列”的规定，特别是一九三八年颁布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让教士免服兵役，并将教士编入医疗部门和福利部门，允许教士进入监狱，开导狱中的人们，特别是那些被判了刑的囚徒。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外国人放心，让他们相信：与这样一个政权共处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帮助它打赢战争，至少是通过体面的妥协，让它能够保存自己的基础。

　　共和派也对捷克危机寄予厚望。假如欧洲爆发战争，弗朗哥政权就会发现军事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国民军缺乏预备兵力，一旦出现另一条战线，它是顶不住的。据德国驻圣塞瓦斯蒂安的武官冯·丰克[36]记载，弗朗哥本人声称“他没有任何预备兵力，每当赤匪发动进攻，他都不得不中断进攻，调集部队迎击。[37]”当然，比利牛斯山是一道天然的防线，但弗朗哥非常清楚，仅靠比利牛斯山是守不住的。他把成千上万的战俘派到北方和南方的两条战线上，加固当地的防御工事。另一方面，他的军队还得依靠意大利和德国提供的物资才能作战。在捷克危机期间，德国和意大利暂时停止了给他的军队运输弹药，使他的军队一下子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处境。显然，一旦欧洲爆发战争，不难想象西班牙将在短时间内被打垮。就连弗朗哥的支持者也很清楚这一点，德国认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弗朗哥就会“下野，并将结束内战的任务交给一个更为温和的人物。[38]”

　　弗朗哥从盟友那里得不到鼓励与承诺；德国政府甚至不把政治形势的最新变化及时通报给他。国民军司令部里的情绪愈发焦躁不安。施托勒尔写道：“弗朗哥的总参谋部非常沮丧，它对我们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39]”这种不满情绪还体现在苏涅尔遭受的大量攻击上，这使得人们担忧国统区的反对派会东山再起。为了确保胜利，弗朗哥必须要有万全的把握：一旦欧洲局势失控，列强各国——特别是法国——会信守中立。

国民政府在捷克危机期间保持了中立


　　在九月十八日至九月二十八日之间，为了让西方列强同意不把西班牙问题和迫在眉睫的欧洲大战联系在一起，并让它们接受国民政府的中立（对这些国家而言，这就等于拒绝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弗朗哥政权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

　　西方列强的立场是不稳定的。它们并没有形成统一战线。张伯伦政府只把向轴心国开战作为最后的手段。苏联是否会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仍是个未知数。因此，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法国被孤立了，它如果想从加泰罗尼亚和摩洛哥两路夹击国统区，东部的防线就有可能失守。毫无疑问，法国总参谋部不愿再增加一个敌人。因此，霍尔达纳和弗朗哥作出了在欧洲冲突中严守中立的决定，并将这一决定通过奇尼奥内斯·德·雷昂和阿尔瓦公爵，转告给了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英法两国都对此表示满意。

　　这个中立宣言还必须要让轴心国阵营接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国民政府采用了非常灵活的外交政策。它首先有意透露了自己对一场可能造成重大破坏的战争的恐惧之情；然后它又埋怨盟友没有及时通知自己，害得它对政治形势的发展一无所知。不过，在这一点上，弗朗哥很容易就能找到借口。

　　其实，弗朗哥并不担心西班牙遭到忽视；他担心的是，在谈判过程中，西班牙会受到过多的关注，而他又不能在谈判中代表西班牙；一旦战争爆发，轴心国可能会抛弃自己的西班牙盟友，德国也有可能出兵西班牙和地中海，进行军事行动。“德意志”号抵达比戈，就像意大利军舰停靠在马略卡一样，自然会加剧人们的恐惧。最后，欧洲的政治危机会恢复共和国阵营的信心，有可能会在国统区引发动荡乃至起义。

　　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布尔戈斯政府才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九月二十六日，德国领导人得知了这件事；九月二十七日，霍尔达纳向德国大使和意大利大使正式通报了这个决定。显然，弗朗哥政权的中立是善意的中立。但问题在于，弗朗哥对自己的盟友先斩后奏。他相信自己的盟友会同意自己的决定，但他只在作出决定后，才将自己的决定通知给了自己的盟友。

　　既然如此，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官会作出激烈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意大利人暴跳如雷；意大利的领导人觉得，必须立即让弗朗哥偿还意大利为国民军的事业所作出的牺牲。齐亚诺写道：“我们的死者会在坟墓里气得翻过身来。”德国的反应比较冷静，但西班牙如此急切地宣布中立，让德国同样大吃一惊；德国认为，西班牙此举，至少也该说是轻率的。假如战争爆发，正在西班牙参战的意大利士兵和德国士兵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这让意大利和德国担忧不已。当然，霍尔达纳宣称，这些部队将会被当作西班牙士兵，受到和西班牙士兵一样的待遇。但是，假如法国向德国开战，它会容忍敌国士兵待在一个所谓的中立国的国土上吗？齐亚诺在得知西班牙宣布中立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考虑立即撤出意大利干涉军。

　　尽管国民政府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是，一旦欧洲大战爆发，它以前赢得的一切成果都有可能被彻底葬送，这是显而易见的。两个西班牙的代表都非常清楚，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西班牙国界之外的力量对比。

　　西方列强的犹豫不决，再次决定了西班牙的命运。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九月之间，在各法西斯国家的操纵下，弄出了不干涉的闹剧。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阴谋不仅将捷克斯洛伐克拱手交给希特勒，它还彻底粉碎了西班牙民主的最后一丝希望：“在这个和平的黎明，赤色暴政的丧钟已经敲响。经过我军的努力，胜利的和平很快就能实现。[40]”

　　事实上，从这一刻开始，列强的当务之急就是结束西班牙内战。慕尼黑的胜利者发现，假如西班牙内战继续下去的话，万一爆发全面冲突，西班牙国民政权就会变成它们的沉重负担。对于弗朗哥在慕尼黑危机期间的表现，西方列强也并不是全然不满。苏联正在抽身撤出西班牙。“元首”的立场让法国感到宽心，它正在考虑与弗朗哥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一九三九年年初，雷昂·贝拉尔[41]接到了同布尔戈斯政府进行谈判的任务，准备给予布尔戈斯政府事实承认。尽管贝拉尔是一个著名的国民军同情者，他却遭遇了赤裸裸的敌意；弗朗哥要求得到法国政府的法律承认，并要求法国将转移到法国国土上的西班牙财产、军事物资、西班牙银行的黄金等物品归还给他。

　　当时，谈判无果而终。不过。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贝当代表团使双方的外交关系得以修复，法国政府最终满足了西班牙国民政府的全部要求。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唯一的问题，便是如何保证弗朗哥的最终胜利。施托勒尔解释了列强的干预会如何导致“赤匪中的温和派放下武器”[42]，这似乎预示了几个月后的卡萨多军政权的行动，它的行动彻底毁灭了共和国。

　　在施托勒尔提出的方案中，共产党被排除在谈判对象之外，而且内格林似乎也不属于谈判对象之列。然而，内格林并没有彻底关上和平解决内战的大门。他在讲话中，为双方的妥协提出了十三项条件。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他在议会发表讲话，接受了调停的原则。他在几天后承认，全民公决可能是解决冲突的方法。然而，真的能找到一种可以让所有西班牙人接受的妥协方案吗？仅仅是“调停”或“妥协”这两个词，都遭到了国统区的许多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弗朗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总是非常坚决的：除了投降，没什么可谈的。圣塞瓦斯蒂安的《巴斯克日报》（Diario Vasco）提出了一个生动的公式，精辟地概括了国民军的想法：“我们不想跟恶魔签署协议，我们只要胜利的和平。[43]”



[1] 仅1937年4月1日的《时报》就报道了国民军军舰搜查“玛格德莱娜”号（Magdalena）和“雄鹰岬”号（Cap Falcón）的事件，而法国政府对此的反应仅仅是提出正式抗议。——原注

[2] 1937年5月24日，共和军的两架SB-2轰炸机轰炸了停泊在伊维萨港的“德意志”号，炸死31人，炸伤74人。——中译者注

[3] 普里耶托声称，这些人当中也包括共产党籍的部长。——原注

[4] 《齐亚诺日记1937—1938》。——原注

[5]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6] 私掠（privateer）是得到政府怂恿、默认甚至支持的海盗行为，在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敌国的海上贸易，政府往往会组织本国的军舰袭击海上交通线，掠夺给敌国港口运送货物的商船，民间商船甚至海盗船在得到本国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之后，也可参加私掠。——中译者注

[7] “彩虹”号（Iride）是意大利海军的潜艇，1936年11月6日正式服役。1937年8月31日，“彩虹”号向英国海军驱逐舰“浩劫”号发射了鱼雷。1940年8月22日被击沉。——中译者注

[8] 卡瓦尼亚里时任意大利海军大臣。——原注

[9] 爱德华八世的婚姻给英国王室造成了危机，在此事影响下，张伯伦于1937年5月28日接替鲍德温出任首相。——原注

[10] 所以苏联也在受邀之列。——原注

[11] 帕布洛·德·阿斯卡拉特·弗洛雷斯（Pablo de Azcárate y Flórez，1890—1971），生于马德里一个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家庭。1918年在圣地亚哥大学担任教职，同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2年开始在国际联盟工作，1933年至1936年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内战爆发后，辞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的职务，1936年9月13日担任西班牙共和国驻英国大使。1939年2月底辞职。此后流亡国外。1946年起在联合国工作。1971年在日内瓦逝世。——中译者注

[12] 詹姆斯·埃里克·德拉蒙德（James Eric Drummond，1876年8月17日——1951年12月15日），生于苏格兰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家庭。1895年毕业于伊顿公学，1900年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1920年至1933年任国际联盟秘书长。1933年至1939年任英国驻意大利大使。——中译者注

[13] 罗伯特·麦克利奥德·霍奇森（Robert MacLeod Hodgson，1874年2月25日——1956年10月18日），生于牧师家庭。189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后进入外交界工作。曾任英国驻马赛副领事、英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领事。俄国内战期间曾任英国驻高尔察克政府代表。1919年任英国驻莫斯科商务参赞。1924年任英国驻苏联临时代办。1928年担任英国驻阿尔巴尼亚公使。1936年退休。1937年12月被返聘，担任英国驻弗朗哥政权的代表。1939年4月再次退休。——中译者注

[14] 佩斯伯爵（Earl Perth），即上文提到过的德拉蒙德，他是第7代佩斯伯爵。——中译者注

[15] 奥居斯堂·阿尔弗雷·若瑟夫·保尔—邦库尔（Augustin Alfred Joseph Paul-Boncour，1873年8月4日——1972年3月28日），生于圣艾尼昂（Saint-Aignan），毕业于巴黎大学，1909年代表激进党当选为众议员，1911年任劳工部长。1916年参加社会党。1931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和社会党。曾任陆军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并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16] 出自布鲁姆对调查委员会的陈述。——原注

[17] 昂利·莫雷尔（Henri Morel，1889—1944），法国军官，一战期间曾被德军俘虏，1919年获释。后曾在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教官，1926年参加情报工作。1936年3月担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尽管他同情右翼，但出于法国的国家利益，而支持共和国政府。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被法国政府派驻突尼斯。1944年因反抗纳粹德国而被逮捕，死于集中营。——中译者注

[18] 尽管他在思想上同情“法兰西行动”，但他为了法国的安全着想，一直忠实地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原注

[19] 若尔日—艾蒂安·邦奈（Georges-Étienne Bonne，1889年7月22日——1973年6月18日），激进社会党人。1936年因反对激进社会党参加人民阵线，在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被莱昂·布鲁姆任命为驻美大使，从而将他赶出法国。1937年6月底，第一届莱昂·布鲁姆内阁垮台后返回法国，被卡米尔·肖彤任命为财政部长，1938年4月，第二届莱昂·布鲁姆内阁垮台后被爱德华·达拉迪耶任命为外交部长，他主张同轴心国缓和，支持慕尼黑协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支持维希政府，1944年被激进社会党开除出党，同年流亡瑞士，1950年回国。1952年重新参加激进社会党，1955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68年退休。——中译者注

[20] 转引自《时报》，1938年7月4日。——原注

[21] 理查德·奥斯丁·巴特勒（Richard Austen Butler，1902年12月9日——1982年3月8日），英国保守党重要政治家，曾任保守党主席、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副首相等重要职务。——中译者注

[22] 请参阅《时报》，1938年7月1日。——原注

[23] 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Friedrich-Werner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79年11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生于贵族家庭，1901年进入德国外交部工作。1922年至1931年任德国驻波斯大使，1931年至1934年任德国驻罗马尼亚大使，1934年至1941年任德国驻苏联大使。因卷入反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而被纳粹德国处死。——中译者注

[24] 1938年7月5日的记录，收录于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25] 直到1938年10月8日，亨明才能前往布尔戈斯，与他同行的还有海军中将沃特豪斯（Waterhouse）和海军上校麦基—霍奇（Mackey-Hodge）。——原注

[26] 菲利普·瓦尔豪斯·切特沃德（Philip Walhouse Chetwode，1869年9月21日——1950年7月6日），生于贵族家庭，毕业于伊顿公学，1888年参加英国陆军。一战期间先后担任第5骑兵旅旅长、第2骑兵师师长、第20军军长，191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926年晋升为陆军上将。1928年担任驻印英军参谋长，1930年任驻印英军总司令。1933年晋升为陆军元帅。——中译者注

[27] 为了安排交换战俘的事宜，D·理查德·考恩（D.Richard Cowan）负责同共和国政府联络，W·H·莫斯利（W.H.Mosley）中校负责同布尔戈斯政府联络。——中译者注

[28]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29] 这些国家是：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阿尔巴尼亚、梵蒂冈、日本、“满洲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原注
　　上面其实列出了十二个，可能作者认为“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因此不算一个独立国家。——中译者注

[30] 若尔日·邦雅芒·克莱蒙索（Geroges Benjamin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法国政治家，激进社会党人，在一战后期担任法国总理。——中译者注

[31] 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Jaume Aiguader i Miró，1882年7月24日——1943年5月30日），生于塔拉戈纳省雷乌斯镇。青年时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23年参加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后参加“加泰罗尼亚国”。1930年作为加泰罗尼亚国代表签署了圣塞瓦斯蒂安协议。1931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1931年至1933年担任巴塞罗那市长。1934年10月因参加加泰罗尼亚起义，而被监禁。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获释，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内任不管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8月在内格林政府内任劳动与社会福利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3年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32] 茹塞普·莫伊什·雷加斯（Josep Moix i Regàs，1898—1973），生于萨瓦德尔。1926年担任全劳联旗下的萨瓦德尔纺织工会主席。1926年为躲避独裁政权的迫害，流亡阿根廷。1929年回国，担任全劳联萨瓦德尔分会主席。1931年支持“三十人集团”，反对伊无联的路线，1932年带领萨瓦德尔分会脱离全劳联。参加了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此后参加了工总和统社党。1938年8月至1939年2月在内格林政府内任劳动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9年担任统社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53年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移居布拉格。1956年至1965年任统社党总书记，1965年至1973年任统社党主席。——中译者注

[33] 托马斯·毕尔巴鄂·奥斯皮塔雷特（Tomás Bilbao Hospitalet，1890年9月18日——1954年3月16日），建筑师、政治家，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巴斯克民族主义行动（Eusko Abertzale Ekintza）创始人之一。1931年4月任毕尔巴鄂副市长。1938年8月中旬至同年9月下旬担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34] 在颁布一系列关于调整军事工业和规范司法实践的法令后，引发了各种争执，这是导致此事的深层原因。——原注

[35] 请参阅加里多（Garrido）发表在《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

[36] 汉斯·冯·丰克（Hans Von Funck，1891年12月23日——1979年2月14日），生于吕佐夫（Lützow）。曾在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和弗莱堡（Freiburg）学习法律。一战期间志愿参军，曾多次获得勋章。一战结束后继续留在国防军。1933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1936年担任纳粹德国驻弗朗哥政权的武官。1940年任第3装甲旅旅长，1941任第7装甲师师长，1944年被晋升为装甲兵上将，并担任第47装甲军军长，同年9月转入预备役。战后被苏联逮捕，1955年获释。——中译者注

[37]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38] 同上。——原注

[39] 同上。——原注

[40] 出自弗朗哥在布尔戈斯发表的就任国家元首两周年的讲话（1938年10月1日）。——原注

[41] 雷昂·贝拉尔（Léon Bérard，1876年1月6日——1960年2月24日），法国律师、政治家。曾任公共教育部长和司法部长。1934年入选法兰西学院。1940年至1945年担任法国驻梵蒂冈大使。——中译者注

[42]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43] 转引自《时报》，1938年10月13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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