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二十一章 埃布罗河战役与加泰罗尼亚战役


· 为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攻势
· 渡过埃布罗河
· 消耗战
· 叛军进攻之前的加泰罗尼亚
· 巴塞罗那的沦陷
· 向边境奔逃
· 梅诺卡岛的投降
· 内格林政府与和平问题


为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攻势


　　正当西班牙共和国众叛亲离的时候，第二届布鲁姆政府也倒台了；当时，国民军在阿拉贡大获全胜，把加泰罗尼亚同共和国分割开来，粉碎了共和军的防线，人们都以为共和国随时可能覆灭。共和军虽然在比维尔防线顶住了国民军，没有让国民军攻下瓦伦西亚，但国民军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自然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休整。另外，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前，国民军一直在不停地向比维尔进攻，不给政府军喘息的时机，而连日的撤退，以及在最后防线上苦战的事实，已让政府军精疲力尽、士气消沉。加泰罗尼亚被国民军包围后，从法西边境运来的物资就无法运到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斗，无疑是毁灭性的。在这个危急关头，为了拯救瓦伦西亚，使共和军重整旗鼓，共和军总参谋部试图夺回主动权。共和军为此发动了埃布罗河攻势，它不仅震惊了整个西班牙，也震惊了外国列强——它们以为共和军已无法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了。

　　罗霍发现，必须“在军事方面和国际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从一九三八年年初开始，西方列强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起来。吞并奥地利，仅是希特勒的小试牛刀，它预示着希特勒将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欧洲中部正酝酿着战争。此时，内格林政府再次找到了将内战国际化的机会。它必须再次向欧洲和全世界证明：尽管共和国遭到了挫败，但它的斗志丝毫没有减弱，共和军的士气依然高涨；简单来说，促使西班牙人民在一九三六年揭竿而起的运动，能够经得住时间和艰苦战争的考验。内格林很可能想证明，这场斗争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分出胜负，敌人将不得不接受妥协。因此，埃布罗河攻势是一次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战役。

　　但为什么要在埃布罗河流域发动进攻呢？在该地发动进攻，就得在不利的地形渡河，这会造成额外的危险。其实，要想解救瓦伦西亚，只有两个办法：直接向萨贡托以北发动反攻，夺回在前几个月丢失的土地，解救列万特的首府（但是，由于参战部队已疲惫不堪，缺乏预备兵力，马德里战线、埃斯特雷马杜拉战线和安达卢西亚战线都缺乏兵力，这一行动一开始就缺乏可行性）；或是在其它重要地段发动大规模行动，阻止国民军继续向瓦伦西亚进攻。共和军总参谋部的首要目标，是迫使国民军将注意力从列万特转向加泰罗尼亚。

　　准备投入这次进攻的部队在北方进行了整编；它们依然组织良好，在渡河之前，它们必须先进行奇袭，为此它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某些问题显然是难以解决的，特别是携带重装备渡过埃布罗河这个问题，而要实现第二个目标，即突破国民军的战线，收复地中海沿岸地区，就非得克服这个问题不可。其实，共和军必须赢得全面胜利，才能证明它仍有赢得战争的能力。但是，如果这次战役一开头就不顺利，就有可能会以惨败收场。总参谋部很清楚它要冒一定的风险，但这种风险是经过权衡计算的。其实，共和军必须摆脱被动挨打的态势：考虑到双方的实力对比，共和军是不可能大获全胜的，但是，它仍然有可能、而且也必须赢得局部的胜利。

渡过埃布罗河


　　共和军在六月选定了发起攻击的地域。关于这一点，罗霍将军指出：总参谋部起初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它最后将目标限定为：在埃布罗河河湾的两侧强行渡河，占领南岸的各个高地，并向纵深推进。

　　为了协助这个有限的主攻，共和军准备在两个方向上进行助攻：助攻之一是沿着法永（Fayón）—梅奇嫩萨（Mequinenza）一线，向西进攻，切断国民军的联系，并阻止国民军派兵增援；另一个则沿着海岸进攻，这个助攻只能起到牵制的作用。总的来说，共和国政府的胃口不算大，尽管它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整个埃布罗河集团军[1]，以及从东部集团军群[2]抽调的几个师[3]。但是，集中兵力和兵器、调集第一次渡河所需的船只、运输桥梁的零部件都需要时间，所以，发动进攻的时间不得不推迟。这些工作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尽管如此，这次进攻几乎彻底达成了突然性。

　　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夜间，共和军小心翼翼地把船只部署到位。由小股突击队进行的进攻，体现了共和军战士在装备与技战术方面的最高水平。尽管共和军的技术保障仍和以前一样不够充分，在进攻刚开始的头几个小时里，驻扎在距埃布罗河仅有几公里的指挥所里的总参谋部同第五军失去了联系；但渡河行动还是几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当天晚上传来了捷报：共和军建立了桥头阵地，河上架起了可供步兵和装备通过的桥梁，黎明时分，部队已从两处开始渡河。共和军兵分两路，一路向比利亚尔瓦·德·洛斯·阿尔科斯（Villalba de los Arcos）推进，另一路向甘德萨和科尔维拉·德·埃布罗（Corbera de Ebro）推进，在埃布罗河的河湾地带包围了以莫拉·德·埃布罗（Mora de Ebro）为中心的突出部。七月二十六日，共和军占领了科尔维拉·德·埃布罗，并打到了比利亚尔瓦·德·洛斯·阿尔科斯与甘德萨的外围。莫拉·德·埃布罗突出部在数日之内被消除了。然后，共和军在渡过埃布罗河后，建立了宽三十千米、纵深二十千米的桥头阵地。第四十二师在北面渡过了埃布罗河，在法永和梅奇嫩萨之间建立了一个辅助性的桥头阵地，它可以依托这个桥头阵地，阻挡国民军的援军。尽管国民军的飞机立即进行了疯狂的反击，共和军还是把五万名战士送过了埃布罗河。

　　但是，由于未曾考虑过如何发展胜利，共和军再次未能扩大战果、乘胜追击。共和军没有集中足够的兵力，缺少预备队；战士们在五天苦战之后，已经疲惫不堪。共和军向比利亚尔瓦·德·洛斯·阿尔科斯和甘德萨连续发动多次进攻，却未能攻下这两个地方。国民军撤入村庄负隅顽抗。共和军遭到了强大的火力，不得不停止进攻。在初期的战斗中，共和军缺少重装备，尤其是装甲车。等到二十四吨坦克[4]终于渡过埃布罗河时，国民军的援军已经赶到了。

　　国民军在七月二十五日拥有明显的空中优势。国民军的飞机不断投下炸弹、用机枪扫射[5]，给正在渡河的共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共和军虽然还能在夜间调遣援军渡河，但第一批桥梁已被国民军的狂轰滥炸摧毁；为了摧毁桥梁，国民军还打开了埃布罗河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各条支流上的水库。共和军的桥头阵地依然岌岌可危。

消耗战


　　八月一日，真正的战斗开始了。国民军向共和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企图把共和军赶回对岸；共和军则死战不退。这次战役一直打到十一月十五日才结束；在这次战役中，就像在特鲁埃尔战役中一样，政府军表现出了能够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顽强战斗的能力。

　　但是，埃布罗河集团军不得不陷入了一场比拼装备的消耗战。尽管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它却无法赢得这样的战斗。罗霍认为，这是一场“物资充足的军队与物资匮乏的军队之间的战斗”。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只有一个意义：当捷克危机撕裂欧洲之时，展现共和军的战斗力，让外国人认为共和军仍能与国民军势均力敌。

　　慕尼黑条约的签订，缓和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它也彻底粉碎了外国干预的希望。因此，对共和国而言，埃布罗河战役不但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是危险的：乌利瓦里写道：“加泰罗尼亚的沦陷，是由埃布罗河战役的结果决定的。”当然，共和军如果在八月初就撤回埃布罗河左岸，就能避免它后来遭到的重大挫折，也就不会遭受惨重的伤亡了。但那样一来，它为中部战区的共和军争取到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更重要的是，在大张旗鼓地发表捷报之后，又放弃桥头阵地，这会给共和军及后方的士气造成沉重的打击。

　　而且，尽管国民军投入了大量兵力，共和军总参谋部还是站稳了脚跟，顶住了国民军的进攻。共和军司令部可能宁愿选择防御战，而不是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坚守在桥头阵地的部队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它们占领了当地的主要观察点，这对它们的防御是有利的。战役初期的成功，以及它们觉察到的敌人的犹豫不决，使它们更加勇敢、更加顽强。

　　在共和军开始进攻时，国民军仅有少量的兵力。在共和军的整个进攻地段上，除了安波斯塔（Amposta）之外[6]，国民军只有第五十师一支部队。国民军总参谋部认为，埃布罗河形成了一条天然防线，共和军平时的行动又很迟缓，所以没有在这一带部署重兵。而它对这两方面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尽管在这次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某些国民军军官的情绪还很乐观，但到了二十五日黎明，战报的调子就变了；前方传来的消息非常糟糕。尽管国民军仓促将大量物资投入战斗，并调集了可用的全部火炮与飞机，它还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恢复了“平时的战况”，并巩固了战线。

　　为了挽回局面，摩洛哥军先后投入了七个师[7]。弗朗哥将军不得不从列万特抽调部队，甚至还从中部战线的一些地段上抽调部队，前去增援埃布罗河的国民军。在特鲁埃尔战役之后，他再次接受了在敌人选定的地方战斗。但他接受了这个挑战，因为他对自己与日俱增的物资优势充满信心。要想在如此狭窄的战线上获胜，就必须使用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弗朗哥认为他现在能做到这一点。

　　共和军也站住了脚跟，并调集了援军。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双方僵持不下，不断地投入新装备与新部队，直到惨重的伤亡迫使其中一方撤出战场为止。埃布罗河战役甚至比特鲁埃尔战役更为血腥。它也变成了一场歼灭战，但这一次，它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国民军的反击起初进展顺利。共和军在法永的桥头阵地被攻陷了；国民军集中了大量的兵力，特别是炮兵，高度集中的兵力使国民军迅速赢得了胜利。共和军第四十二师实际上已被消灭。

　　但这仅仅是局部的胜利。关键的战斗发生在甘德萨桥头阵地。国民军在这里遭受了初步的失败：在八月十日以前，国民军向潘多尔斯山脉（Sierra de Pàndols）发动了进攻，遭到了共和军的顽强抵抗，阿斯纳尔写道：“（共和军的抵抗之激烈）在整个战争中是空前绝后的”；国民军实际上未能取得任何战果。在八月和九月，国民军几乎都在连续不断地进攻，在此期间，国民军的进攻只暂停过几次，每次暂停的时间都很短，它暂停进攻也只是为了让伤亡惨重的部队进行整编。国民军在十月之前发动了四次进攻。严格来说，这些行动不能算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只是局部性的行动，双方都在围绕着几个要地反复争夺。在特鲁埃尔战役中，战斗的残酷性主要是由天气情况造成的，而埃布罗河战役又比特鲁埃尔战役更为残酷，它既旷日持久又艰苦卓绝，令人回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埃布罗河战役就是西班牙的凡尔登战役。

　　然而，共和军不可能无止境地忍受这种几乎不间断的破坏。兵力与物资的沉重损失，最终耗尽了共和军的力量。到了十月底，共和军的预备兵力已经不够用了。国民军却还能派出援军。它成立了新的马埃斯特拉斯戈军[8]，这个军下辖五个师，军长为加西亚—巴利尼奥[9]将军。

　　十月二十四日，国民军下达了第四十四号总命令，命令部队“消除埃布罗河突出部”。其实，这次进攻直到十一月一日之后才真正开始。国民军奇袭并攻占了共和军在卡瓦利奥斯山脉（Sierra de Caballos）上的阵地。从十一月一日到十一月八日，国民军攻占了莫拉·德·埃布罗西南方的整个桥头阵地。国民军的反攻的第二阶段结束于十一月十五日。政府军失去了在战役初期攻占的全部地域。共和军证明了它具有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奋战和坚守的能力，但它遭受了惨重的伤亡（约有十万人阵亡、负伤或被俘[10]），耗尽了它最后的一丝力气，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

　　十一月十五日以后，埃布罗河一带的战线无疑是稳定下来了。另一方面，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叛军在八月发动了进攻，沿着卡维萨·德尔·布维（Cabeza del Buey）到阿尔马登（Almadén）一线推进，并且进展迅速；当地的共和军在得到来自列万特的部队支援后，最终顶住了叛军的进攻。埃布罗河战役迫使国民军调走了最精锐的部队，使中部战区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米亚哈利用这个机会，整编了他的部队。

　　但是，弗朗哥打赢阿拉贡战役之后，共和区就被分割成了两块。加泰罗尼亚的共和军得不到休整的机会；连日的苦战已使他们疲惫不堪。共和军需要一段比较长的休息时间，还需要补充武器装备，才能形成一道坚固的战线，迎击国民军的大规模攻势，然而它什么都没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失败，使厌战情绪越来越明显。在七月底，从埃布罗河传来的捷报，曾一度鼓舞了士气；然而，共和军初期占领的地区，后来又被国民军夺回去了。获得国外支援的希望，也随着慕尼黑阴谋而破灭了。普里耶托认为“欧洲背叛了我们”，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加泰罗尼亚是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五月事件发生的地方，对加泰罗尼亚而言，欧洲的“背叛”，是内格林的政策招致的报应。革命被抛弃了，现在整个欧洲都在支持弗朗哥。

　　加泰罗尼亚的后方首次出现了动摇的迹象。现在已经不可能把巴塞罗那变成第二个马德里了。一九三六年曾有过的那些条件，现在都不存在了。人们已经失去了信心。

叛军进攻之前的加泰罗尼亚


　　能否认为，共和国政府虽然失去了民心，但它至少还获得了权威呢？就连这一点，也是极有争议的。社会党的各个派别在表面上和解了，但它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之中。共产党的权势大涨，它不断地蚕食其它政党的地盘，激起了其它政党对这个合作伙伴的敌意。军队始终受着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缺乏进口货物、由于封锁导致的贸易逐步停滞、缺乏资金，以及外国的恶意，使加泰罗尼亚的生活逐渐陷入瘫痪。当工业应当全速运转的时候，生产却慢了下来：工业得不到足够的原材料。农业生产也在滑坡；许多农民都上了前线，其他农民不肯交出食物。食品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随着冬季即将到来，为了解决战争造成的各种困难，政府成立了食品供应协调委员会，由国防部长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协调“与生产、食品销售、基本的衣物相关的一切活动”。问题在于分配食物：先提供给作战人员，然后是后方的军队，最后才是平民；在平民中间，优先分给儿童和病人，以及兵工厂的工人。然而，这个委员会马上就发现它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应该补充一点：在整个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在巴塞罗那，依然为数众多，而且有着众多的弗朗哥支持者在频繁活动。随着加泰罗尼亚战局的恶化，第五纵队开始浮出水面，特别是在巴塞罗那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最后，叛军向加泰罗尼亚首府不断发动空袭，瓦解了士气。这一切因素，导致了共和国在加泰罗尼亚的失败。

　　沿着埃布罗河和它的支流塞格雷河，再到比利牛斯山脉，叛军部署了好几个军[11]，占据了从塞格雷河到诺格拉（Noguera）一带，这条战线附近的城镇，比如雷里达、巴拉格尔（Balaguer）和特伦普（Tremp），都已落入叛军之手。

巴塞罗那的沦陷


　　十二月二十三日，叛军开始向加泰罗尼亚进攻。在纸面上，当地的共和军还有两个集团军：东部集团军[12]，驻守在靠近法西边境的北部；埃布罗河集团军，驻守在南部。在埃布罗河战役之后，这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和物资都严重不足，几乎无力进行任何形式的进攻。据乌利瓦里记载，一个满编的旅应有三千六百人，然而每个旅都缺编六百到一千人。总之，共和军司令部可以把九万人投入战线，但它没有任何预备队。

　　东部集团军的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不得不承受进攻的全部压力。国民军在塞格雷河战线兵分两路，突破了共和军的防线。国民军在进行了一番虚弱的炮击之后，让意大利的装甲部队投入进攻，共和军惊慌而逃；预备队中的第十六师本应在自己的阵地上防守，它却撤退了。因此，在共和军战线上出现了一个缺口，使共和军难以发起大规模的反攻。共和军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动的反击几乎彻底失败；它仅仅稍微减慢了意大利干涉军与纳瓦拉军的推进速度。最后，为了进行新的反击，东部集团军抽调了一部分部队给埃布罗河集团军。这又导致了另一次失败。


　　现在，战斗已经持续了十天。共和军实际上已不能将正在战斗的部队撤下来休整。共和军原本就缺乏物资，现在他们又已精疲力尽，深感回天无力。共和军的战斗机甚至不再试图阻止国民军的空袭，只在战斗之后才出现：巴塞罗那居民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彩虹”（Arco de Iris）。部队的士气与日俱减，这种情况在新兵当中特别严重。

　　一月初，共和军的战线崩溃了。意大利干涉军在波尔哈斯·布兰卡斯（Borjas Blancas）突破了共和军防线，阿拉贡军和马埃斯特拉斯戈军在特伦普地区进展迅速，雷里达对面的共和军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雷里达地区的发电站是整个西班牙最重要的电力来源，现在所有的发电站都落入了叛军手中。战线全面崩溃了。国民军把六个军成扇形散开，以装甲部队带头冲锋，发起了全面进攻。到了一月六日，共和军已不可能再发动反攻了。罗霍写道：“我们能做的只是进行防御。”其实，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共和军还能抵抗多久？共和军要过多久才会被分割包围？通往比利牛斯山脉边境的道路还能守多久？国民军甚至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进行突破；它把六个军并排展开，一字平推，它的兵力远远超过共和军的七个军；它的物资优势日益明显。据罗霍记载，共和军的炮兵只有叛军的六分之一。就连个人武器也远远不够：共和军仅有六万支步枪，甚至做不到让所有作战人员人手一支。

　　共和国政府并不甘心坐以待毙；它动员了所有处于服役年龄的男子，然而，由于没有足够的武器，就算它能完成动员，也是于事无补的。这种全面动员也有荒谬的一面：在巴塞罗那这个一天要拉响五六次防空警报的城市里，消防员居然都被动员了，理由是要把他们都派往前方部队，可是他们在前线根本派不上用场。从一月二十日到一月二十六日，巴塞罗那的生活彻底陷入了混乱。

　　其实，争夺城市的战斗尚未发生，共和国就已经失败了。埃布罗河集团军在南部陷入了苦战，为了避免被包围，它不得不放弃南部三角洲的门户塔拉戈纳；丢了塔拉戈纳，战线也就崩溃了。此外，大批难民涌向北部，堵塞了加泰罗尼亚的道路，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难民正在涌向巴塞罗那，他们甚至把地铁用作避难所和宿舍，直接睡在站台上。

　　在一月二十四日，军方首脑、政治委员、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仍对长期坚守怀有希望。为此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到处都贴出了标语和宣传画：“加泰罗尼亚形势危急。大家都要武装起来！”或是“打赢这一仗，我们就能打赢战争！”要想打赢这一仗，首先必须参加战斗。然而，守卫市区的部队全都严重缺编。罗梅洛（Romero）上校手下只有千把人，这些人要么来自水平很差的后方部队，要么来自被叛军打退的前方部队，不能指望他们还能有高昂的士气。此外，在一月二十一日上午，突击警察也抛弃了他们驻防的战线。

　　最后，巴塞罗那市民并没有真正做好抵抗的准备。除了那些同情叛军的市民之外，绝大多数市民显然已经精疲力尽，他们曾对胜利满怀期待，然而胜利却遥遥无期，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信心。生存成了巴塞罗那市民的头等大事。城里什么都缺；既没有煤，也没有电。商店里空无一物；就是在黑市上，货物短缺也已成为常态。政府的配给粮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就算能发放，数量也远远不够。市场的供应中断了；白糖被换成了糖精；燃料已经一干二净。只有面包还勉强够吃，巴塞罗那陷落之前，每人每天还能得到三百克黑面包，但这点面包根本不够充饥；在城破的前三天，连这三百克黑面包都没有了。在革命初期，兰布拉大道上呈现出一派欢乐喧闹而又五光十色的景象，现在巴塞罗那却是一片凄惨之色，不禁让人感叹恍如隔世。娱乐场所纷纷关门大吉，先是夜店和歌舞厅停了业，从一月十四日开始，剧院、电影院，甚至是市民时常驻足的咖啡馆也都停业了。最后一批店铺关上了卷帘门。罗霍写道：“在敌军进城之前的四十八小时，巴塞罗那就像一座死城。”

　　巴塞罗那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蒂维达沃（Tibidabo）山脉。共和军并没有在那里布下严密的防线。一月二十三日，柳布雷加特战线被叛军突破。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士兵纷纷违抗命令，擅离岗位。一月二十六日早晨，共和军战线几乎彻底崩溃；少数部队的英勇抵抗[13]——他们当场牺牲了——完全是徒劳无功的。巴塞罗那港区遭到了叛军航空兵、炮兵和军舰的轰击。索尔查加和雅古埃的部队冲进了巴塞罗那，占据了市郊的军营。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叛军坦克开进了巴塞罗那港口。到了晚上，全城停止了抵抗。叛军在占领巴塞罗那的过程中仅有一人死亡。

　　由于担心撤往北方的道路被切断，巴塞罗那最后的守军撤出了城市。一月二十三日，内格林和他的政府、外交使团以及政府部门离开了巴塞罗那。但是，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一部分档案被就地销毁。当国民军进城时，他们发现城里并不是空无一人。有许多人——比如以前的市政府职员——前来迎接胜利者。巴塞罗那的新市长、西班牙—瑞士公司总裁米凯尔·马特乌·普拉[14]很快就恢复了基本的市政服务。最困难的工作是重新组织食品供应。

　　对共和军而言，巴塞罗那的失守并不具有太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加泰罗尼亚首府的无条件投降，对整个共和区人民的士气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从巴塞罗那沦陷的那一天起，共和国便只能苟延残喘了。

向边境奔逃


　　战线的崩溃，以及失败后的各种谣言，驱使着大批难民拼命奔向法西边境的关口。据二月六日的《时报》报道，已经有十万难民越过边境进入法国。罗霍估计，当时有几十万难民挤在边境检查站。他说：“完全是一片混乱。”难民大多是躲避国民军进攻的平民，他们只带着一些行李；还有成千上万从交战地区逃出来的逃兵。他们散播着最荒唐的谣言，加剧了恐慌。武装士兵强占车辆，乘车赶到边境后又丢弃了车子。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警察也早已消失，只剩下彻底的混乱。这是失败与绝望的混乱。但是，难民们有什么理由留下，而不是逃走吗？自从一月底，每天都有大人物越境逃往法国的消息传出——希拉尔、卡巴耶洛和阿拉吉斯泰因都逃走了。人人都知道这些情况，而在一片惊慌失措之中，这些情况越传越邪乎。

　　面对着潮水般涌来的难民，法国当局束手无策。法国当局一开始是愿意接受难民的，但没过多久，几十万难民涌来后，对难民一一登记、再将他们疏散到全国，就已经超出了法国当局的能力。一月三十日，法国当局决定，暂时不让身体健康的男子进入国内，只允许妇女儿童进入法国避难。法国当局在东比利牛斯省（Pyrenees-Orientales）滨海阿尔热莱镇（Argelès-sur-Mer）设立了一个难民营，把已经进入法国、但尚未被分流到其它地方的男性难民都安置在这个难民营里。这个决定，让正在勒·佩尔蒂斯（Le Perthus）和勒·布鲁（Le Boulou）的边防检查站等待入境的西班牙难民陷入了新的恐慌。部分难民返回了加泰罗尼亚尚未被叛军占领的地区。其他难民则试图偷越国境进入法国，尽管边境上有塞内加尔士兵巡逻，许多难民还是成功越过了边境。这种局面，让法国当局更加焦头烂额。从二月五日到二月九日，法国当局再次下令，向西班牙士兵开放边境。罗霍承诺让难民秩序井然地通过边境。

　　其实，尽管某些部队在撤入法国时，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惊慌失措的情况，但必须公正地指出：最后一批共和军是秩序井然地撤入法国的（能在一片混乱中做到这一点，不可谓不成功，它体现了这些部队的真正价值，所以值得记下来）。法国记者发现，这些部队的士气比较高涨，他们的精神面貌也不像是一支溃退的败军。在这批部队中，有七百名国际纵队的幸存战士，他们在加泰罗尼亚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二月七日才撤入法国。

　　根据法国政府与共和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一旦共和军士兵进入法国，他们就不再被视为军人，而仅被视为难民；他们必须交出武器，接受正式的搜身，然后立即被安置到难民营（主要的难民营仍设在滨海阿尔热莱镇）。滨海阿尔热莱镇难民营很快就不堪重负；于是，法国当局又在距滨海阿尔热莱镇不远的圣西普里安镇（Saint-Cyprien）设立了一个难民营。

　　共和军的军用物资都被法国政府没收了；虽然一些西班牙领导人仍然心存幻想，以为能把这些装备运到西班牙中部，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如果中部地区还想继续抵抗的话，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在共和国临终的日子里，共和国的领袖也逃到了法国。阿萨尼亚总统于二月五日早晨抵达法国，三天后，内格林本人和剩下的政府成员也抵达了法国。但是，在共和国总统与政府总理之间，围绕着应该如何看待加泰罗尼亚的沦陷的问题，而产生了分歧。

　　内格林和他的幕僚竭力维持最后的一点秩序与纪律。他们或许曾打算依托法西边界，在加泰罗尼亚最北边的地方，也就是赫洛纳和费盖拉斯一带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共和军的士兵正在不断逃离部队，要想靠这种部队来维持一条稳定的战线是不可能的。情报机关已经停止工作；尽管山区可能会拖慢国民军的推进速度，但国民军还是继续向海岸前进。共和军司令部似乎也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必须撤换司令部的人选。胡拉多将军接替了萨拉维亚，担任了东部集团军群的残部的司令。尽管总参谋部竭力维持秩序，却还是不能阻止恐慌的扩散；被编入军队的边防部队与治安部队也出现了惊慌失措的迹象。共和军虽然在费盖拉斯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把正在撤退的部队组织起来，但这完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国民军的空袭，以及对国民军在后方登陆的恐惧，使共和军无法组织任何形式的防御。内格林在费盖拉斯召开了多次政府会议，但这些会议已经毫无意义：既然会议的决定已经根本无法执行，那它还有什么用呢？政府没有消失，也没有变得无用，消失了的、或变得无用了的是政府机关和执行部门。费盖拉斯和赫洛纳两个小镇容不下它们。甚至连设置办公室的空间都没有了；大批政府车辆涌进了这两个小镇，加剧了交通堵塞。巴塞罗那的许多官吏已经对战争彻底失去信心，他们不等政府的命令，就擅自逃往边境。简单来说，尽管政府仍然存在，但国家政权已经荡然无存。

　　二月八日，总参谋部撤往勒·佩尔蒂斯，二月九日，罗霍从勒·布鲁进入法国领土。二月九日下午一点五十分，国民军抵达了佩尔蒂斯边境。剩余的有组织的共和军在二月九日和二月十日撤往法国。共和军在加泰罗尼亚已不复存在。

梅诺卡岛的投降


　　与此同时，梅诺卡岛（Menorca）的投降，引出了一个新的因素：英国的调停。

　　自从国民军拥有海上优势以来，这个岛就被彻底孤立了。二月八日，国民军代表圣路易斯（San Luis）上校乘坐英国巡洋舰“德文郡”号（Devonshire），抵达马翁（Mahón）港口。梅诺卡督军冈萨雷斯·乌维耶塔[15]首先与“德文郡”号舰长穆尔赫德—戈尔德[16]举行会谈。乌维耶塔同意就投降事宜与圣·路易斯上校谈判。在两次会谈期间（“德文郡”号的舰长出席了这两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共和军军官与共和国官员的性命将得以保全，任何不愿接受国民军的统治的人都可以离开。“德文郡”号带走了三百个男人、一百个女人和五十个儿童。

　　二月九日，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国民军又空袭了梅诺卡岛，差点使谈判功亏一篑。这被认为是国民军的背信弃义行为。帕尔马（Palma）的国民军基地声称这是“误会”。然而这个声明十分可疑：尽管帕尔马基地是由西班牙人指挥的，但它却被意大利人所控制，而意大利人对于任何在英国调停下签订的协议都怀有敌意。英国广播电台自然不承认英国政府促成了协议，并声称“德文郡”号舰长的行为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而霍尔达纳告诉德国大使，西班牙并没有在梅诺卡问题上同英国达成什么协议。但这些都是外交辞令。这种干预可能会被当成干涉西班牙事务，所以英国显然不会对此大声张扬；而国民军则极度依赖德意联盟，它不可能公开做出让德国和意大利不悦的事情。

　　但梅诺卡协议仍有其重要意义：加泰罗尼亚沦陷之后，战争眼看就要结束了。

内格林政府与和平问题


　　在共和国即将覆灭之际，关键的和平问题便浮现了出来，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二月一日，议会，或者说它的残余部分[17]，在费盖拉斯召开了会议。内格林以明确的态度，向出席会议的议员提出了恢复和平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国家政权也正在瓦解，双方已不可能进行平等的谈判。内格林曾在一九三八年提出“十三点要求”[18]，作为他的最低纲领，尽管“十三点要求”已经十分温和，但现在还是被抛弃了。内格林现在提出的和平条件，只剩下了三条：保证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保证西班牙人民享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保证政府将采取措施，在战争结束后停止迫害。

　　显然，要想让国民政府在谈判中接受第二条要求，仍是很困难的。内格林似乎并不满足于发表这些条件。共和国政府首次正式考虑接受英国的调停。德尔·巴约记载了在阿古利亚纳（Agullana）举行的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英国代办斯蒂文森[19]、法国大使儒勒·昂利（Jules Henry）、内格林和德尔·巴约本人。在会谈期间，内格林解释了这三条要求对他意味着什么。第一条要求事关“将所有外国士兵撤出西班牙领土”；第二条要求意味着“西班牙人民将在没有任何外国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政治制度”。德尔·巴约指出，弗朗哥不太可能接受这两个条件。内格林承认，在谈判过程中可能会放弃这些要求：即使布尔戈斯政府会表示它原则上赞同这些要求，它也不太可能会认真对待。最后就剩下第三条要求了，德尔·巴约用了一个简练的公式来解释这条要求：“不搞报复”。很难做出比这更妥协的姿态了。

　　在罗霍的著作中，关于以最体面、尽可能多地挽救人命的方式结束战争的那些章节，似乎验证了德尔·巴约的说法。但罗霍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军队与总理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他指的其实是一种未来的政治方案。事实上，他或许赞同这种做法：驱逐阻碍和平的人，以此谋求有条件的投降。另一方面，内格林想进行政府对政府的谈判，而弗朗哥是绝不会接受这种谈判的。一旦谈判破裂，内格林就会下令抵抗。罗霍问道：“我们还能靠什么来抵抗？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

　　对于许多军人而言，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据二月九日的《时报》的报道，阿萨尼亚的军事机关的军官已经做出了抉择，他们决定投靠国民军。军方首脑已经承认失败，而政府还想继续抵抗，双方之间的裂痕已不可弥合。



[1] 埃布罗河集团军（Ejército del Ebro）成立于1938年5月29日，后划归东部集团军群。集团军司令为莫德斯托。在埃布罗河战役期间，该集团军下辖第5军、第12军、第15军，并得到东部集团军的第18军加强。第18军由第27师、第43师和第60师组成，在战役期间担任第15军与第5军的预备队。——中译者注

[2] 阿拉贡战役失败后，共和区被叛军分割为两部分，共和军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将军便在1938年6月2日把加泰罗尼亚残存的共和军整编为东部集团军群（Grupo de Ejércitos de la Región Oriental），由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担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它下辖埃布罗河集团军与东部集团军（Ejército del Este）。——中译者注

[3] 负责主攻的是埃布罗河集团军，它下辖第5军（军长为利斯特尔）、第12军（军长为贝加）和第15军（军长为塔古埃尼亚[Tagüeña]）。东部集团军的部队包括第27师、第43师和第60师。——原注

[4] 共和军并无重量为24吨的坦克，疑为“T-26坦克”之误。——中译者注

[5] 据罗霍记载，仅在7月31日一天，就出现了200架轰炸机和96架战斗机。——原注

[6] 驻守在安波斯塔的是叛军第105师。——中译者注

[7] 这7个师是：第13师（师长为巴伦）、第84师（师长为加雷拉[Galera]）、第8师（师长为德尔加多·塞拉诺[Delgado Serrano]）、第152师（师长为拉达[Rada]）、纳瓦拉第4师（师长为阿隆索·贝加）、第102师（师长为卡斯特洪[Castejón]）和第74师（师长为阿里亚斯[Ariás]）。国民军在主要的桥头阵地投入了第8师和第102师（由德尔加多·塞拉诺指挥）、第13师和第74师（由巴伦指挥）、第4师和第84师。第105师驻守在埃布罗河河口。——原注

[8] 马埃斯特拉斯戈军（Cuerpo de Ejército del Maestrazgo）成立于1938年8月25日，军长为拉法埃尔·加西亚—巴利尼奥·马尔森准将。该军下辖纳瓦拉第1师、第74师、第82师、第84师和第13师。——中译者注

[9] 拉法埃尔·加西亚—巴利尼奥·马尔森（Rafael García-Valiño y Marcén，1898年10月24日—19726月29日），生于托莱多，191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16年毕业后被派驻非洲军。内战爆发后投靠叛军。曾任师长、军长。内战结束后曾任陆军参谋长、第七军区司令、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第一军区司令等职务。——中译者注

[10] 这个数目是由国民军提供的。——原注
　　叛军提供的共和军的伤亡人数明显过分夸大。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认为共和军损失了75000人，其中死亡人数为30000人（《西班牙之战》[The Battle for Spain]，企鹅出版社，伦敦，2006年，第358页）；休·托马斯（Hugh Thomas）认为共和军的阵亡人数在10000人到15000人之间（《西班牙内战》[The Spanish Civil War]，企鹅出版社，伦敦，2001年，第833页）；加布里埃尔·杰克森（Gabriel Jackson）认为共和军有10000人阵亡（《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1931—1939》[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1931-1939]，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1967年，第528页）；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认为共和军的人员损失为：7150人阵亡、20000人负伤、19563人被俘（《西班牙内战，反动、革命与报复》[The Spanish Civil War.Reaction,Revolution & Revenge]，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伦敦，2006年，第291页）。——中译者注

[11] 这几个军是：摩洛哥军、纳瓦拉军、意大利干涉军、阿拉贡军、马埃斯特拉斯戈军和乌尔赫尔军。——原注

[12] 东部集团军（Ejército del Este）的司令部设在索尔索内（Solsone）。它下辖第10军、第11军和第18军。埃布罗河集团军下辖第13军、第15军和第24军。——原注

[13] 第125机枪营，第151混成旅。——原注

[14] 米凯尔·马特乌·普拉（Miquel Mateu i Pla，1898年6月16日——1972年10月1日），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曾在法国和美国求学。1935年继承了他父亲创办的西班牙—瑞士公司。内战爆发后，他逃往瑞士，他的公司被国有化。后来他投靠了弗朗哥。叛军占领巴塞罗那后，于1939年1月27日担任巴塞罗那市长，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45年。1945年至1947年任驻法大使，并于1943年至1972年担任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15] 路易斯·冈萨雷斯·德·乌维耶塔·冈萨雷斯·德尔·坎皮利奥（Luis González de Ubieta y González del Campillo，1899年11月18日——1950年12月30日），生于毕尔巴鄂。1917年入读海军学校。1922年获海军少尉军衔。在里夫战争期间担任巡逻艇副艇长。1936年晋升为海军少校，任水文测绘舰“阿尔塔夫洛”号（Ártabro）舰长。内战爆发后，拒绝参加叛乱，忠于共和国，此后曾担任驱逐舰“何塞·路易斯·迪耶斯”号（José Luis Díez）舰长和巡洋舰“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号舰长。1937年6月任海军参谋长，1937年10月任海军司令。1939年1月改任马翁海军基地司令兼梅诺卡督军，1939年2月8日向叛军投降。投降后，乘坐英国军舰“德文郡”号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此后担任巴拿马籍货轮“奇里基”号（Chiriquí）船长，1950年12月30日，“奇里基”号货轮沉没时，拒绝逃生，与船共沉。——中译者注

[16] 杰拉德·查尔斯·穆尔赫德—戈尔德（Gerard Charles Muirhead-Gould，1889年5月29日——1945年6月26日），生于伦敦。1904年参加英国海军。1926年至1927年任“蓝铃花”号（Bluebell）扫雷舰舰长，1932年至1933年任“积极”号（Active）驱逐舰舰长，1933年至1936年在海军情报局工作，1936年至1939年任“德文郡”号巡洋舰舰长。1940年至1944年任悉尼港海军司令，1945年5月担任威廉港基地司令，同年6月死于心脏病。——中译者注

[17] 473名国会议员中，仅有62人出席了最后的会议。——中译者注

[18] 1938年4月30日，内格林政府公布了“战争的十三个目的”：

　　1、保证西班牙的完全独立与彻底完整，保证西班牙完全不受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干预……；
　　2、赶走入侵西班牙国土的外国军队，以及在1936年7月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以技术合作为名进入西班牙，干预和企图控制西班牙的法律与经济生活的人；
　　3、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代表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是一个强大的、以纯粹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政权，由享有普选权的公民通过投票，授予政府全权，通过这样一个政府来施政……；
　　4、战争结束后，立即举行全民公决，让全国人民自由地选择共和国的司法制度与社会制度。全民公决应在充分的保障下举行，并且不设任何限制条件，确保所有参加全民公决的人都不会遭到任何报复。
　　5、在不损害西班牙的统一的前提下，尊重地区的权利……
　　6、西班牙国家将充分保障各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良心自由，并保证公民享有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的自由。
　　7、在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范围内，国家将保护合法财产与生产者。在不损害个人主动性的前提下，国家将限制财产的积累，使其不至于发展到剥削公民、侵害集体权利、危及国家对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控制的程度。为此，国家将鼓励发展小企业，保护家庭财产，并鼓励一切有助于在道德、经济与种族方面改善生产阶级的处境的措施。
　　凡是没有帮助叛乱的外国人，其财产与合法利益将得到国家的尊重；关于如何补偿战争期间无意造成的损害的问题，国家将会进行研究。……
　　8、旧式的、半封建的贵族庄园毫无人性、民族性与爱国精神，它们始终是阻碍国家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些庄园将在土地改革中被消灭。农民将成为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主人，在广泛而牢固的农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出现一个新的西班牙。
　　9、国家将根据西班牙的生活与经济的特殊需求，制定先进的社会法律，以此来保障工人的权利。
　　10、国家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将是提高民族的文化、健康与道德水平。
　　11、西班牙军队……将摆脱任何党派的控制。……
　　12、西班牙国家重申，不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这一原则将成为立宪原则。……
　　13、凡是愿意参加重建与发展西班牙这个重大任务的西班牙人，都将获得广泛的大赦。……

　　出自《先锋报》，1938年5月1日，转引自伯内特·波洛腾，《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Spanish Civil War: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第六十章。——中译者注

[19] 可能是指英国外交官拉尔夫·克拉蒙特·斯克林·斯蒂文森（Ralph Clarmont Skrine Stevenson， 1895年5月16日——1977年6月23日），他曾担任英国驻巴塞罗那总领事。——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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