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二十二章 卡萨多军政府与共和国的覆灭


· 内格林政府流亡到法国
· 共和国政府返回西班牙
· 新的内战？
· 卡萨多军政府
· 争取体面的和平的谈判遭到了失败


　　在马拉加、毕尔巴鄂和巴塞罗那沦陷后，都激起了种种对立、仇怨与嫉恨，加泰罗尼亚的沦陷也同样激起了这些情绪。抵抗派和投降派声嘶力竭地对骂。人们利用一切手段，竭力逃跑。一方指责另一方企图毫无意义地送死，对方则以叛徒的帽子回赠。共和军的军官希望国民军能够宽大以待，并在盘算获得体面的投降的可能性有多大。外国特务和第五纵队成员正在策划阴谋。最后，那些坚持抵抗的人，与那些想要立即实现和平的人，爆发了冲突。

　　在整个内战期间，从未有过哪个阶段，产生过如此丰富、如此可疑的文章、回忆录、指控、论战与专门的辩解。人人都极力想给历史学家留下史料，而这些丰富的史料，反倒让历史学家的工作更加难做。许多见证人关心的主要是保全自己的脸面与政治前途。

内格林政府流亡到法国


　　加泰罗尼亚沦陷后，内格林政府流亡到了法国，在西班牙驻图卢兹领事馆内避难，这样一来，他们虽然在为共和区的命运而争论不休，但他们却不是在西班牙，而是在法国领土上争论。阿萨尼亚总统及其幕僚已对继续斗争失去了信心，尽管内格林竭力劝说阿萨尼亚有义务与他一起返回西班牙，阿萨尼亚还是谢绝了内格林的要求。事实上，政府的逃离，极大地影响了士气。这种没完没了的争论，只会让共和区的人更加确信一切都已完蛋。实际上，局势正日益恶化：城市居民被不停的空袭吓得胆战心惊；粮食供应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许多人正在拼命地寻找逃离中南地区的路子。疏散成了政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内格林在图卢兹的部分工作，就是处理疏散问题。墨西哥愿意接受三万个家庭。哈利法克斯勋爵[1]承诺，英国会协助疏散遭到威胁的难民。中大西洋公司（Mid-Atlantic）与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合同，从它的运输船队中抽出总吨位为十五万吨的船只，租借给共和国政府。政府专门成立了两个委员会，负责处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两个方面：一个负责处理疏散所需的交通工具，另一个负责疏散人员。

　　但是，内格林政府并不把疏散当作最紧要的任务。内阁在图卢兹召开了多次戏剧性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总理、德尔·巴约和共产党籍的部长坚决主张：不管阿萨尼亚是否跟从，政府都要返回西班牙，组织最后的抵抗。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当然，按照塞贡多·布兰科的说法，“政府只是在做它能做的事情而已。”事实上，弗朗哥并不打算与共和国政府谈判。他已经拒绝了以内格林的三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的要求。因此，共和国只能抵抗到底。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国民军降低要求，接受谈判，而这也符合英国的愿望。抵抗是唯一能避免无条件投降的方法。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竭力证明这一点。他认为，内格林及其盟友显然已对在近期内赢得军事胜利失去了信心，但他们仍然相信，中南地区的武装力量还能够坚持几个月；即使马德里陷落，共和军还能在东南山区坚持较长的时间。他们相信，即使是在慕尼黑阴谋之后，欧洲大战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共和国能获得盟友，它就还有救。

　　就算这种观点是正确的[2]，但它并没有解决最困难的任务：让西班牙人相信抵抗既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在图卢兹出席会议的部长都同意返回西班牙，只有希拉尔不同意。但是，阿萨尼亚仍留在巴黎，他回答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没有人相信我们还有抵抗的能力，最没有信心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将军。”三月二日，阿萨尼亚辞去了共和国总统的职务。他的“法定”继任者、议会议长马丁内斯·巴里奥拒绝返回西班牙，并拒绝对内格林的总理职位予以法律承认。

共和国政府返回西班牙


　　内格林抵达洛斯·利亚诺斯（Los Llanos）机场后，召见了军方首脑。这次会谈，使他弄清了他面对的任务有多么困难。在他发言后，除了米亚哈，所有的军方首脑都表示已经无法继续抵抗；为了避免覆灭，他们必须进行谈判。内格林的政策受阻了；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后方与士兵的士气低落，还要面对军方首脑的失败主义：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央集团军司令卡萨多上校的政治活动，就暴露出了他的失败主义。

　　卡萨多是一位老资格的共和军军官，曾担任总统卫队司令，在拉尔戈·卡巴耶洛当政时期，他是总参谋部里的职业军人之一。人们以为他是左派的人，他同某些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有联系，但他仍是一个军官，他相信自己的“军人天职”的重要意义，并且相信自己得到了“敌对阵营的尊敬”[3]。他非常敌视共产党，并认为“共产党过大的权势”是导致西方民主国家抛弃共和国的原因。作为军人，他认为已经不可能继续抵抗。只要内格林、德尔·巴约和共产党继续统治着共和国，弗朗哥就不会接受谈判。为了实现体面的和平，就只好让他们出局了[4]。卡萨多相信，只要排除了共产党，英国就会支持投降派。他对内格林说，必须让阿萨尼亚回国，成立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只让共和派与社会党参加，但不能让共产党参加。

　　其实，卡萨多在几周以前就已经接触过一些政界人士，试探他们对于推翻政府的看法。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他与西普里亚诺·梅拉[5]和加西亚·普拉达斯[6]关系比较密切；西普里亚诺·梅拉当时是军长，加西亚·普拉达斯则一直痛恨共产党。全劳联自然是继续支持内格林的，他在自由运动内的代言人是塞贡多·布兰科。但是，在全劳联—伊无联与自青联的联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伊无联对内格林的敌意占了上风，他们在二月二十五日要求成立“一个新政府或一个新的国防委员会”。在社会党人中间，卡巴耶洛的朋友文塞斯拉奥·卡里略也已参加了卡萨多上校的阴谋。为了把社会党和工总的领导权从内格林的支持者手中夺过来，文塞斯拉奥·卡里略趁他们还和内格林一起待在法国的时候，召集了他在马德里的朋友：当内格林的支持者回国后，文塞斯拉奥·卡里略便向冈萨雷斯·佩尼亚发起了进攻。另外一位社会党人也支持卡萨多的阴谋：胡利安·贝斯泰洛既不是一位战士，也不是一个长于行动的人，他是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化身。贝斯泰洛是大学教授，属于社会党极右派，自从内战爆发以来，他从未发挥过任何重要作用。自从阿萨尼亚让他去英国，争取英国政府的调停以来，他就被当成是一个妥协派。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都对他“评价很高”。

　　最后，卡萨多肯定联系过外国的——特别是英国的——外交官。多明格斯[7]写道[8]：卡萨多经常同考恩联络，考恩可能是阴谋的幕后主使，他甚至给卡萨多出主意，帮他选择参加阴谋的人选。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曾告诉德尔·巴约：卡萨多曾向他暗示过英国方面的承诺[9]。

　　内格林政府了解了当前的形势，以及这种形势带来的危险。对于明显犹豫不决的敌人，内格林政府是既拉拢又恐吓。在内格林背后给他撑腰的，是强大的共产党，以及被共产党控制的那部分军队及警察。但无政府主义者想逼迫内格林让步，让内格林交出部分权力。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设在“共和区某处”的政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内格林—德尔·巴约—乌里维的三头统治。内格林政府任命军情局局长加尔塞斯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决定哪些人需要撤离，此举激怒了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坚决要求，撤离行动不能“被内格林和巴约控制”，并表示了对高官可能会抢先撤离的担忧。三月三日，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希望能参加撤离行动，并提名冈萨雷斯·恩特里亚尔戈[10]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在撤离行动中，这个基地的作用十分关键。他们曾向内格林反复重申，他们不想看见共产党获得新的指挥职位，让共产党的权势进一步加强。三月二日，内格林做出了决定，内阁批准了一批高官的提升和调动。卡萨多被晋升为将军，但他的中央集团军司令的职位由共产党员莫德斯托（莫德斯托也晋升为将军）接替了。米亚哈[11]升任武装力量总监，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为了改善作战方法，共和军成立了“机动突击部队”，一批共产党籍的军官随之获得了晋升：利斯特尔、加兰和马尔克斯都被晋升为上校。几个港口的指挥权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贝加[12]担任了阿利坎特督军，塔古埃尼亚[13]担任了穆尔西亚港口司令，最重要的是，人人垂涎的卡塔赫纳督军的职位，被弗兰西斯科·“帕科”·加兰搞到了手，这使他获得了残余的共和国海军的指挥权。

　　有人趁机指责内格林，说他实际上搞了一次政变，把大权统统交给了共产党，内格林则反驳说，既然政府已经决定抵抗到底，那就要把指挥岗位都换上抵抗派的人。共产党能够掌握大权，只是因为他们全心全意地服从内格林的政策。但在政府的政敌看来，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只能表示一个意思：从现在起，共产党要独揽大权，并全面控制撤退行动。

新的内战？


　　这一轮人事调动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共产党此前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很多人深感不满；现在不光是军事专家，就连其它政党和工会的干部，还有一大批群众，都觉得共产党在独揽大权。对于卡萨多阴谋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机会，他们借机表示反对共产党的政变，反对毫无意义地延长战争、杀戮与痛苦。在三年之久的内战中，政府屡战屡败，人们对这样一个政府的怨气越来越重，最后，人们把积压已久的怒火，全都发泄到了内格林头上。

　　被迫放弃革命雄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左派社会党人，终于能够向“秩序党”报复了。高级官吏和正规军军官很快就抓住了这个能够实现“体面的”和平的机会。他们以为，在投降之后，弗朗哥还能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各政党和工会的领导人想得到流亡国外的机会。人民群众已对一切失去了信心，转而反对那些还想毫无意义地延长痛苦的人，以及新政权的权贵；群众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结束战争。人们心里怀着一种模糊的希望：赶走了共产党，弗朗哥或许就会大发慈悲。国民军的特务与日俱增，他们不断制造摩擦。

　　在一片混乱之中，第一次冲突在卡塔赫纳发生了。布伊萨[14]将军已经通知内格林：如果内格林决定继续抵抗，他就会带领舰队离开西班牙。尽管内格林派出内务部长保利诺·戈麦斯[15]去进行疏通，但加兰被任命为卡塔赫纳基地司令的消息还是引发了严重后果。炮兵上校阿尔门蒂亚[16]率领部分驻军发动兵变，公然反对新上任的司令。混入兵变者之中的长枪党徒夺取了广播电台，散布了许多谣言。为了不让舰队落入叛军手中，布伊萨率领舰队离港。但是，这次兵变失败了。阿尔门蒂亚上校在犹豫了很久之后，还是投降了，然后自杀身亡。由共产党员德·弗鲁托斯（De Frutos）率领的第十师，向卡塔赫纳进发；几小时内，由共产党员罗德里格斯（Rodríguez）率领的第十一旅就粉碎了兵变。但是，共和国舰队并没有返回卡塔赫纳，舰队最后决定，依照法国海军的指示，前往法属突尼斯的比塞大港（Biserta）；抵达比塞大后，共和国海军的水兵都被法国当局扣押了；这样一来，撤离的路径又少了一条。政府似乎已经惊慌失措：总政治委员埃尔南德斯自作主张，准备进行反击。

　　与此同时，马德里的形势突然恶化。卡萨多已经下定决心：马德里省长戈麦斯·奥索里奥[17]把各项法令的大意通知了卡萨多，卡萨多随即联络了各个政党，并成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他在这个国防委员会担任武装力量的代表。列万特的雷奥波尔多·梅嫩德斯和马塔利亚纳[18]都拥护卡萨多的政变。米亚哈也参加了政变，并以自己的威望来支持政变。加西亚·普拉达斯起草了革命的宣言。军情局的佩德雷洛[19]和保安警察总监、社会党人希劳塔[20]也参加了政变。参加政变的还有梅拉的第四军和社会党人弗兰西斯科·卡斯特罗（Francisco Castro）指挥的一个边防旅。几乎所有的突击警察的警官都参加了政变。

卡萨多军政府


　　三月五日晚上，政变集团成员在财政部的密室里举行会议，静待政变进行。由无政府主义者贝尔纳维·洛佩斯[21]指挥的第七十旅占领了首都的各个战略要地。在第七十旅完成任务之后，政变集团通过广播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Defensa）。贝斯泰洛首先发言[22]，并要求内格林政府辞职：“共和国陆军以其无可争辩的权威，接手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军事问题。”他批评了内格林的政策，指责内格林“病态地执着于国际形势的紧张将引发全面战争”的念头，因而只想延长战争。他请求所有西班牙人支持“共和国的合法政府，目前这个合法政府就只是军队”。然后，卡萨多向“战壕外边的”西班牙人发表讲话。他提供了一个抉择：“要么使西班牙恢复和平，要么战斗到死”。梅拉在讲话中指出，国防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公正与友爱的基础上，实现体面的和平”。随后公布了军政府的成员：米亚哈将军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贝斯泰洛担任外交部长，卡萨多担任国防部长，文塞斯拉奥·卡里略担任内务部长，爱德华多·巴尔担任通信部长；其余的政府成员是：曾在一九三七年参加过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冈萨雷斯·马林[23]，工总的安东尼奥·佩雷斯，共和派的圣安德列斯[24]与何塞·德尔·里奥[25]；“工团主义者”桑切斯·雷克纳[26]担任国防委员会书记。除了共产党之外，人民阵线所有的党派和工会都参加了军政府。

　　待在艾尔达（Elda）的内格林政府遭到了彻底的孤立，保卫它的是由共产党军官率领的八十名士兵；从三月五日到三月六日晚上，内格林政府一直在开会讨论。它在理论上仍拥有可观的力量：中央集团军的四个军中，有三个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员：巴尔塞洛、布埃诺[27]和奥尔特加[28]。内格林政府在列万特也有三个军，可以对付梅嫩德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有三个师，还能依靠所有部队里的共产党军官。尽管如此，内格林并没有进行反抗；他向卡萨多郑重呼吁：为了避免流血，卡萨多应该派代表过来“解决一切分歧”。卡萨多的答复是：如果在三小时之内，还不释放被扣押在艾尔达的马塔利亚纳将军的话，就要枪毙内格林政府的全体成员。当留在马德里的共产党籍的军官拿起武器反抗军政府时，内格林政府离开了西班牙。内格林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乘飞机前往法国。共产党的领袖也跟他们一起走了：政治方面的领袖有“热情之花”和乌里维，军事方面的领袖有利斯特尔、莫德斯托、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和努涅斯·马萨斯[29]。共和国政府虽然逃离了西班牙，但它曾竭力避免的流血冲突却还是发生了。

　　在马德里，第二军军长阿斯卡尼奥[30]少校（由于布埃诺生病，由他暂时代理军长）试图从北方包围马德里，把马德里同共和区的其它地方隔开。内战变成了三方混战，共产党和卡萨多派都指责对方只顾着解决新仇旧恨，却对前线置之不理，而且双方似乎都有理；国民军则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种局面。

　　三月七日，巴尔塞洛攻占了卡萨多的司令部，他在那里遭到了梅拉的进攻。三月十日，被军政府当成嫌疑犯的奥尔特加上校向卡萨多的部队投降。在他的调停下，共产党开始同卡萨多谈判，共产党派出的代表是迪耶格斯[31]。共产党提出的要求是：保证共产党员有开展活动的自由，允许共产党的报刊自由出版，并接受共产党参加军政府。卡萨多原则上同意克制报复，但却枪杀了巴尔塞洛中校[32]和共产党政委科内萨（Conesa），他指控这两人在占领他的司令部之后，枪杀了包括加索洛[33]上校和奥特洛[34]上校在内的几位军官。共产党在三月十二日发表传单，呼吁停止手足相残：“我们不但要停止对合法当局的一切反抗，而且，前方和后方的全体共产党员，还要在工作岗位和战斗岗位上，继续做出表率，成为克己、牺牲、英勇与守纪的榜样。”

　　一周的内战造成了二千人死亡。不过，只有在马德里一带发生了真正的战斗。在列万特，森丁（Sendin）少校的装甲部队在准备切断与马德里的联系时，与忠于梅嫩德斯的部队发生了几次冲突。但第四十五师按照军政府的命令，占领了共产党的办公室，逮捕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共和派胡利奥·胡斯特[35]的调停下，卡萨多派与共产党达成了停火协议。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共产党员托拉尔[36]与马丁内斯·卡尔通按兵不动；唯一真正的冲突发生在王城省，当地省长安托纳下令炮击一栋共产党的建筑物，并逮捕了曼加达（然而曼加达也参加了军政府）。

　　总之，共产党并没有表现出坚决反抗卡萨多军政府的样子。只有由阿斯卡尼奥率领的部队攻击了卡萨多的部队。其它地方的共产党部队的行动仅限于自卫。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瓦伦西亚的尝试没有成功。三月六日，共产党领导层离开了西班牙，这表明共产党认为失败已经无法避免，只能委曲求全。在三月六日之后仍留在西班牙的托里亚蒂、切卡和统社青的克劳丁[37]都被捕了，然后，根据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将军的命令，他们又被释放了。他们剩下的任务，似乎就是撤出自己的干部；三月二十五日，在卡塔赫纳附近的一个小机场，大约五十名共产党员登上飞机，离开了西班牙[38]。

争取体面的和平的谈判遭到了失败


　　这场“小内战”至少产生了一个后果：它一劳永逸地实现了双方的共同目的：内格林的盟友指出，卡萨多军政府实际上也采用了内格林的政策，但又不可能将其付诸实施，因为它用威吓取代了继续斗争。卡萨多的支持者反驳说，共产党的反叛，粉碎了抵抗的最后一线希望。话虽如此，实际上，共和国已经无法继续抵抗了。

　　总之，当内部冲突结束后，卡萨多军政府可以放手进行谈判了。它提出的谈判条件是：
　　1、保证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
　　2、保障所有出于“诚挚的”和“可敬的”动机而参战的作战人员的人身安全；
　　3、承诺除了正规的审判之外，不搞其它报复，并将政治罪名与普通罪行相区别；
　　4、保障没有犯下罪行的军人、民兵和政治委员的人身安全与自由；
　　5、保障职业军人的人身安全、自由与职业生涯；
　　6、对官吏予以同样的保障；
　　7、给予二十五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任何人只要想离开西班牙，均可自由离去；
　　8、不得让意大利士兵或摩洛哥士兵驻守在前共和区。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这些要求显然是在漫天要价。这些条件当中，最重要的要求，是给军人和官吏提供保障：也就是要抛开基层的作战人员，向同一阶级的敌人寻求和解。然而，总的来说，国防委员会的幻想还是接二连三地粉碎了。它想进行谈判，可弗朗哥要的是无条件投降。它想签订和约，可弗朗哥不想签订什么和约。弗朗哥派去的联络官是森塔尼奥[39]中校，他是一个在中央集团军工作的“共和派”军官，还是卡萨多的下属（卡萨多曾考虑过枪毙森塔尼奥），早在卡萨多将备忘录交给森塔尼奥之前，森塔尼奥就已经知道了内容；这是弗朗哥对卡萨多的第一个羞辱。弗朗哥再次羞辱了卡萨多：他拒绝与卡萨多和马塔利亚纳谈判；他只对投降感兴趣，并且只让低级军官去谈判。卡萨多让步了，他让雷奥波尔多·奥尔特加（Leopoldo Ortega）少校和安东尼奥·加里霍中校担任谈判代表；加里霍曾在米亚哈手下工作过很长时间（但是，弗朗哥后来给他颁奖，表彰他为民族事业做出的贡献[40]）。三月二十三日，两位代表抵达布尔戈斯。他们提出的条件根本没有得到认真考虑。弗朗哥要求共和国空军在三月二十五日投降，军队的其余部队在三月二十七日投降。弗朗哥的代表昂格里亚[41]上校（他是秘密警察头子）和比托里亚（Vittoria）上校口头上保证：在审判时会遵照法律，不搞“政治”报复，给予某些人出国的机会。

　　国防委员会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文塞斯拉奥·卡里略认为，共和军只能接受书面承诺。贝斯泰洛反驳道：“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继续战争。”卡里略则回答说：“我来这里也不是为了背叛。”

　　三月二十五日，奥尔特加和加里霍再次抵达布尔戈斯，他们希望能让对方相信，国防委员会不能再让步了。然而弗朗哥的一道命令使谈判破裂了：共和国空军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投降。国防委员会已经无路可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要求抵抗；军队也反对国防委员会。卡萨多认为自己可以在三天之内完成马德里的撤退工作。三月二十六日，国防委员会通知弗朗哥：共和国空军将在三月二十七日投降，并请求弗朗哥决定投降的日期。弗朗哥的答复简短而坚决：国民军即将发动进攻；共和军必须严格按照国民军特使的指示，让士兵列队集合，交出武器，打出白旗，进行“自发的投降”。

　　这种投降用不着政府也能进行。而且，国防委员会也不再是政府了。共和国政权已经瓦解了：三月初，长枪党徒巴尔德斯[42]在马德里获释，没有一个警察愿意执行逮捕他的命令。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尽可能迅速、彻底地完成撤退工作，是国防委员会唯一能做的事情。国防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六日夜里声称：“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把那些被迫离开祖国的公民撤出共和区。”各省省长接到指示，让他们给所有有生命危险的公民发放通行证。国防委员会还请求外国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提供船只。

　　但是，共和国的覆灭来得太快，最后的撤退行动未能完成。内格林订购的船只并没有赶到，理由是没有交付订金；中大西洋公司把它的合同转给了国民政府。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袖手旁观。四万五千人挤满了阿利坎特，却只有一艘法国船只带着四十人离去。

　　军队和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从三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三十日，坚守到最后一刻的人全都在疯狂地涌向海边，企图躲开敌人。

　　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国防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一切都完了。卡里略和几个部长趁夜前往瓦伦西亚。卡萨多原本打算在第二天监督马德里的撤退工作，但他最终还是乘坐飞机，抢先出逃了。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戴着国民军的标志，欢呼着弗朗哥的名字，在大街小巷上招摇过市。在瓦伦西亚，以及共和区的其它地方，残余的政府部门正在和平地移交权力；在瓦伦西亚，评议会的议员与第五纵队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卡萨多通过广播电台宣称双方已达成协议，试图让大家保持冷静。三月二十九日夜晚，米亚哈将军离开了西班牙。经过漫长的谈判后，卡萨多与留在他身边的军政府成员登上了英国军舰“加拉蒂亚”号（Galatea）。国民军并没有阻拦他们。但是，国民军逮捕了留在马德里的贝斯泰洛，又在瓦伦西亚逮捕了桑切斯·雷克纳。各地有几百名士兵被杀，或是自杀。十几万人逃离了战线，但绝大多数最后还是被俘虏了。弗朗哥统治了整个西班牙。内战结束了。



[1] 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1881年4月16日——1959年12月23日），第1代哈利法克斯伯爵。保守党重要政治家。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中译者注

[2] 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在1939年9月爆发了，这似乎证明内格林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1939年2月，这还只是一个薄弱的理论。即使大战爆发，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西方国家会给共和国提供真正的援助。此外，共和国的领袖还指望苏联会留在“民主”阵营里：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粉碎了这种幻想。内格林和德尔·巴约期待的那种能够拯救的共和国的国际形势，要到1942年才出现。要相信德尔·巴约的观点，那就必须相信：共和国能够坚持下去，或者西班牙共产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1939年至1942年之间，不理睬《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与民主阵营结盟。——原注

[3] 塞希斯蒙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Madrid，伦敦，彼得·戴维斯[Peter Davies]出版社，1939年）。——原注

[4] “最后，内格林告诉我们：他争取和平的努力已经失败，只能抵抗到底。他并没有考虑过这种办法：他可以告诉我们，他的意图已经失败，所以他不得不辞职，这样也许就能成立一个政府，做成他没有做成的事情。”（《马德里的末日》，第119页。）——原注

[5] 2月16日，联络委员会就梅拉问题召开了会议；梅拉的同志们指责他参加卡萨多的阴谋，有可能犯下“急躁的行为”或“不当的行为”（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3卷，第358页）。——原注

[6] 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José García Pradas，1910年12月10日——1988年3月26日），生于布尔戈斯省钦科塞斯·德·尤索村（Quincoces de Yuso）。曾当过职员。三十年代初开始接近全劳联。1933年担任《土地报》（La Tierra）记者。1936年2月参加全劳联。内战爆发时在巴塞罗那，不久后前往马德里，担任《全劳联报》和《自由战线》的编辑，并担任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全劳联的民兵，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英国。——中译者注

[7] 艾德蒙多·多明格斯·阿拉贡内斯（Edmundo Domínguez Aragonés，1889—1976），时任工总副主席与工总旗下的全国建筑工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la Edificación）总书记。——中译者注

[8] 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Los Vencedores de Negrín）。——原注

[9]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西班牙开始的战争》，第307页。——原注

[10] 阿维利诺·冈萨雷斯·恩特里亚尔戈（Avelino González Entrialgo，1898年11月3日——1977年5月18日），生于希洪。13岁开始打工。1915年在希洪当玻璃工人。在此期间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逐步成为阿斯图里亚斯重要的全劳联领袖。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回国，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了希洪地区的全劳联的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1] 此时米亚哈也变成了妥协派。——原注

[12] 艾特尔维诺·贝加·马丁内斯（Etelvino Vega Martínez，1906—1939），生于奥维耶多省米耶雷斯镇。当过金属工人。1923年参加西共。1924年至1925年担任阿斯图里亚斯共青团书记。1930年3月当选为西共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担任共青团机关报《红色青年》主编（Juventud Roja）。1932年因保卫共和国、反对桑胡尔霍军事政变，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社青团。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1936年2月获释。内战爆发后，参加了统社青的民兵组织，此后曾任第68旅旅长、第68师师长、第12军军长。1939年3月3日被任命为阿利坎特督军。在卡萨多政变期间被捕，内战结束前获释，但又被叛军逮捕，1939年11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13] 曼努埃尔·塔古埃尼亚·拉科尔特（Manuel Tagüeña Lacorte，1913—1971），生于马德里。1931年参加共青团。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数学与物理。内战爆发后，参加了民兵。1936年11月参加西班牙共产党。曾任第3师师长和第15军军长。卡萨多政变之后，流亡苏联。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前往南斯拉夫，担任军事顾问，1948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此后脱离西共。1955年移居墨西哥。1971年死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14] 米盖尔·布伊萨·费尔南德斯—帕拉西奥斯（Miguel Buiza Fernández-Palacios，1898年1月25日——1963年6月23日），生于塞维利亚的一个富裕工厂主家庭。1915年入读海军学校。内战爆发后，担任“自由”号巡洋舰舰长，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担任共和国海军司令。1939年1月22日重新担任海军司令。卡萨多发动政变后，布伊萨带领残存的共和国海军舰只出逃，前往法属突尼斯，向法国当局投降。二战后居住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返回法国，1963年于马赛逝世。——中译者注

[15] 保利诺·戈麦斯·塞斯（Paulino Gómez Sáiz，1889—1977），生于布尔戈斯。1917年参加社会党。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捕。人民阵线上台后获释。1938年4月担任内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哥伦比亚。——中译者注

[16] 赫拉尔多·阿尔门蒂亚·帕拉西奥斯（Gerardo Armentia Palacios，1890—1939），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时，担任卡塔赫纳海军基地炮兵主任。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在内战期间担任安达卢西亚集团军炮兵主任。1939年3月再次被任命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炮兵主任。1939年3月初发动反内格林政府的兵变，3月9日在战斗中被杀。——中译者注

[17] 何塞·拉蒙·戈麦斯·奥索里奥（José Ramón Gómez Ossorio，1882—1940），1910年参加社会党。1924年至1927年当选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担任铁路工会领导。1938年4月担任马德里省长。1939年3月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逮捕，1940年2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18] 曼努埃尔·马塔利亚纳·戈麦斯（Manuel Matallana Gómez，1894—1952），生于马德里。1909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12年毕业后被派驻北非。1923年入读高等军事学院。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1937年5月进入中央集团军参谋部工作。1938年4月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1939年3月拥护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被判处三十年苦役。数年后获释。1952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9] 安赫尔·佩德雷洛·加西亚（Ángel Pedrero García，1903—1940），生于萨莫拉。1930年参加社会党。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后方民兵。1937年军情局成立后，进入军情局工作。共和国覆灭后，在阿利坎特被叛军抓获，1940年3月4日遇害。——中译者注

[20] 比森特·希劳塔·利纳雷斯（Vicente Girauta Linares，？—1939），原职业为警察。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10月担任保安警察副总监。1937年6月担任边境与港口总监察员，1938年7月担任马德里省总保安委员。卡萨多发动政变后，任命希劳塔为保安警察总监。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1939年7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21] 贝尔纳维·洛佩斯·卡利耶（Bernabé López Calle，1899—1949），生于马拉加省蒙特哈克镇（Montejaque）。1921年参军，曾参加里夫战争。1924年退役。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参加国民警卫队。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并参加了全劳联。内战期间曾担任第70旅旅长。1939年3月拥护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没有流亡国外，而是留在国内坚持游击战。1949年12月30日，因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中译者注

[22] 据伯内特·波洛腾记载，第一个发表讲话的应该是米盖尔·圣安德列斯，然后才是贝斯泰洛（《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第六十六章）。——中译者注

[23]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Manuel González Marín，1898—？），生于穆尔西亚。少年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者运动，曾多次被捕入狱。因参加1934年10月起义而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内战爆发后获释，1937年1月至4月代表全劳联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担任运输委员。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担任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继续参加全劳联流亡组织的地下活动。——中译者注

[24] 米盖尔·圣安德列斯·卡斯特罗（Miguel San Andrés Castro，？—1940），共和派政客。在1931年大选中，代表激进社会共和党当选为国会议员。在1933年大选中落选。在1936年大选中代表左派共和党再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内战期间曾担任过多个职务。1939年3月担任卡萨多军政府的司法部长兼宣传部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40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25] 冈萨雷斯·马林担任财政与经济部长，安东尼奥·佩雷斯·阿里尼奥（Antonio Pérez Ariño）担任劳工部长，何塞·德尔·里奥（José del Río）担任教育与卫生部长，米盖尔·圣安德列斯担任司法部长兼宣传部长。——中译者注

[26] 何塞·桑切斯·雷克纳（José Sánchez Requena，？—1946），瓦伦西亚全劳联的活动家，三十年代初追随“三十人集团”脱离全劳联，参加了安赫尔·佩斯塔尼亚的工团主义党。内战期间担任工团主义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39年3月担任卡萨多军政府的书记。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数年后获释，1946年死于瓦伦西亚。——中译者注

[27] 埃米利奥·布埃诺·努涅斯·德尔·普拉多（Emilio Bueno Núñez del Prado，生卒日期不详），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前为退役步兵中校。内战爆发后重返共和军，曾任第41混成旅旅长、第4师师长和第2军军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三十年苦役。1943年获释。——中译者注

[28] 当时中央集团军下辖第1军、第2军、第3军和第4军，路易斯·巴尔塞洛·霍维尔、埃米利奥·布埃诺·努涅斯·德尔·普拉多和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古铁雷斯分别为第1军、第2军、第3军的军长，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第4军的军长是无政府主义者西普里亚诺·梅拉。——中译者注

[29] 卡洛斯·努涅斯·马萨斯（Carlos Nuñez Mazas，1899—1990？），生于阿斯图里亚斯卢瓦尔卡镇（Luarca）。出身于军官家庭，曾就读于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被派驻北非，参加过里夫战争。1924年转入航空兵。1934年因涉嫌参加十月起义而被捕入狱，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获释。1936年4月进入航空总局工作，并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1937年7月担任共和国空军参谋长。1938年4月担任航空部副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0] 吉列尔莫·阿斯卡尼奥·莫雷诺（Guillermo Ascanio Moreno，1907年10月30日——1941年7月3日），生于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省（Provincia de Santa Cruz de Tenerife）巴列尔莫索镇（Vallehermoso）。曾在德国学习工程技术。内战爆发后志愿参加共和国民兵。曾任第44混成旅旅长和第8师师长。卡萨多发动政变后，阿斯卡尼奥率领忠于内格林政府的部队同支持卡萨多的部队交战，兵败被俘。共和国覆灭后被移交给叛军。1941年遇害。——中译者注

[31] 伊西多洛·迪耶格斯·杜维纳尼亚斯（Isidoro Diéguez Dueñas，1909年1月19日——1942年1月21日），生于王城省普维尔托利亚诺镇（Puertollano）。当过砌砖工人。1924年参加马德里砌砖工会，1932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在内战期间曾任西共马德里省委主席，并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副军事委员，1937年当选为西共中央委员，1938年当选为西共政治局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1年试图经过葡萄牙潜入西班牙，准备重新开展地下活动。在里斯本被捕，被葡萄牙当局移交给弗朗哥法西斯政权，1942年遇害。——中译者注

[32] 爱德华多·巴尔塞洛·利亚库里（Eduardo Barceló Llacuri）是一位正规军军官，在1936年8月，他是留在陆军部工作的军官集团核心成员之一。后来他指挥过阿尔卡萨尔的部队，又成为了第五团的领导人之一。除了共产党之外，不少人也都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佩拉茨却写道，在他担任第14旅旅长的时候，上级曾指控他杀害了两名战士。他为此遭到了审判，并被关押在巴塞罗那，后来在科尔顿的干预下获释。——原注

[33] 何塞·曼努埃尔·佩雷斯·加索洛（José Manuel Pérez Gazzolo，1892—1939），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时为总参谋部少校。1936年12月曾任南方集团军参谋长，1937年5月改任中央集团军副参谋长。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3月6日被共产党部队处死。——中译者注

[34] 华金·奥特洛·费雷尔（Joaquín Otero Ferrer，？—1939），西班牙军官，左派共和党党员。内战爆发时为总参谋部少校，1936年11月担任第四混成旅参谋长，1937年至1938年11月担任第2军参谋长，1938年11月担任中央集团军参谋长。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3月6日被共产党部队处死。——中译者注

[35] 胡利奥·胡斯特·希梅诺（Julio Just Gimeno,1894年3月5日——1976年10月30日），生于瓦伦西亚省阿尔沃拉亚镇（Alboraya）。1915年参加民族主义共和青年团（Juventud Nacionalista Republicana），并参加了多家共和派报纸的编辑工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在1931年、1933年、1936年均当选为国会议员。1934年参加共和同盟，后参加左派共和党。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担任公共建设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6年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36] 尼拉蒙·托拉尔·阿斯科纳（Nilamón Toral Azcona，1910—1983），生于托莱多省多斯·巴里奥斯镇（Dos Barrios）。当过拳击手，战前参加过社青团，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内战爆发后参加民兵，曾任第32旅旅长、第70师师长。1938年12月担任“托拉尔集群”（Agrupación Toral）司令，下辖第6师、第28师和第52师。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俘虏，1944年获释，1945年因参加共产党游击队而再次被捕，被判处死刑（未执行），在狱中被关押多年。1983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7] 费尔南多·克劳丁·彭特斯（Fernando Claudín Pontes，1915年8月21日——1990年5月16日），生于萨拉戈萨。1933年参加共青团，1936年参加了把共青团和社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内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曾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内负责报刊的出版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担任西共书记处委员。1947年至1954年担任西共驻莫斯科代表。1955年返回巴黎，担任西共执委会委员。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对党的正式政策产生异议。1960年在西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与书记处委员。1964年就革命路线问题，与总书记卡里略发生冲突。1965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逐步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1975年秘密返回西班牙，1980年担任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基金会（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经理，1988年参加社会党。1990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8] 当时，共产党领导层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这种态度似乎遭到了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反对，他们尤其反对“热情之花”的出逃。在莫斯科的讨论中，并没有提及这件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得到了何塞·迪亚斯的支持，但“热情之花”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双方都断言，共产党当时在等着卡萨多发动政变，并且为此做好了准备。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记载，托里亚蒂当时认为，镇压卡萨多的政变只需要半个小时。据万尼记载，迪耶格斯说过，共产党本来可以粉碎卡萨多的军政府；迪耶格斯还说过，最后的放弃抵抗的命令，是由托里亚蒂的妻子丽塔·蒙塔尼亚纳（Rita Montagnana）在3月12日传达的。尽管如此，苏联似乎并不打算把这场已经输掉的斗争继续拖延下去，它当时正在谋划同德国和解，继续拖延斗争，会妨碍它与德国的和解；共产党其实也是赞成停止战争的，它没有给马德里的共产党员下达指令，但马德里的共产党员的自发反应正中它的下怀，它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自发反应。不过，共产党领导层当时关注的，恐怕是“保全”党的领袖，费拉拉夫妇在他们撰写的托里亚蒂传记里，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点。——原注

[39] 何塞·森塔尼奥·德·拉·帕斯（José Centaño de la Paz）中校原是共和军军官，1938年参加了马德里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译者注

[40] 早在1938年，就有人告发安东尼奥·加里霍·埃尔南德斯（Antonio Garijo Hernández）中校有特务嫌疑，但因缺乏证据，没有对他采取措施。——中译者注

[41] 何塞·昂格里亚·希梅内斯（José Ungría Jiménez，1890—1968），曾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内战爆发后，躲入法国大使馆避难，1937年年初投靠叛军，被任命为政治军事情报局（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y Policía Militar）局长。内战结束后被任命为保安警察总监，1939年9月被免职。——中译者注

[42] 曼努埃尔·巴尔德斯·拉拉尼亚加（Manuel Valdés Larrañaga，1909年4月16日——2001年10月17日），生于比斯开省格乔镇（Guecho）。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建筑。1933年参与创立长枪党，他是第二号党员。同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大学联合会。内战爆发后被捕，被关押在马德里模范监狱。在狱中建立了长枪党的特务网。1939年获释后，担任长枪党省党部主任。1941年9月担任长枪党副总书记。并负责工会工作。1943年至1951年担任西班牙建筑师协会主席。1945年担任国民运动副总书记，1949年至1951年担任西班牙足协主席。1954年至1970年先后担任弗朗哥政权驻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和科威特的大使。——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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