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和“超帝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

第四篇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的未来

　　1．历史必然性的概念；历史必然性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2．关于超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协定）问题的经济探讨；世界性托拉斯的抽象的经济可能性。3．具体的预测；组成托拉斯的经济条件与这些条件的稳定性；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与民族化；帝国主义政策对资产阶级的重要性。4．战胜帝国主义和使这种战胜成为可能的条件。

　　法国有句谚语说：“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然而，不是一切谚语都表述正确的思想。这里我们所谈的就是一个显然错误的观念。要理解一个事物，就是要认识这一事物与另一事物或若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任何情况下，已经被正确理解了的现象，都应当加以宽恕。如果这样，那末用“道德家”的语言称之为“罪恶”的一切现象，就永远与人类的理性隔绝了：既然罪恶是不能宽恕的，那它显然就不能为人们所理解。事实上并非如此。相反地，只有在我们理解了一个现象时，才能对这个现象加以评价，也就是说，才能判断它究竟是真是伪，是对是错，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所以，即使在我们决不倾向于“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首先应当“理解”。这个基本真理，对于历史上的事件也是适用的。要理解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要说明这个事件是某一历史原因或几个历史原因的结果。换句话说，不是把它看作毫无原因的“偶然的”存在，而是把它看作一定条件的总和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因果关系的原理就是必然性（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历史的进程，随着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历史事件这整个链条上的各环节，都是“必然性”的产物。但如果从这个原理得出政治上的宿命论，那就荒谬之至了。因为就阶级社会来说，历史事件不是超乎人民的意志，而是通过人民的意志，通过阶级斗争才发生的。各阶级的意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一定的环境所决定。在这一点上，丝毫也没有“自由”。可是，这种意志又成为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抹杀了人民的活动，抹杀了阶级斗争，那末就是抹杀了全部历史进程。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制造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是统治阶级理论家想出来以便战胜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我们都听到了这样一种流传颇广的诡辩，说什么预言资本主义以后的制度必将到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象为月蚀的到来而奋斗的一伙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在寻求把自己的愿望作“严格的科学的”表述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伪装自己。这种的“马克思主义”把一定时间内存在的一切事物夸大为绝对的，并且认为现实的存在是不可逾越的。黑格尔有一句格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格言曾多次被机会主义者用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而在马克思看来，所谓一切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不过是现在与过去之间因果关系的表现，理解这种关系是战胜“现实存在”的起点，而在机会主义者看来，这个“合理性”却是证明“现实存在”是有理的和永恒的。^[1]“历史永远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希·库诺提出的他之所以“接受”帝国主义的理由。^[2]他说：任何战胜帝国主义的想法，都只是“幻想”；把这些想法加以系统化的愿望，就是“崇拜幻想”。当然，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真是再肤浅不过了。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伯克的回答中也包含了极好的对库诺的回答：
　　伯克说：“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是上帝的规律”。马克思回答说：“在可耻的无气节行为目前非常盛行并虔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一再揭露伯克之流，他们同自己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一那就是才能!”^[3]
　　如果历史的现实受到不同的评价，那末决定“实践”的是什么呢?可以达到的界限又在何处呢？要比较全面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两种极端的情况。首先，假定我们论述一个才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那里无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社会上各阶级仍然是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无产阶级本身也还没有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为的阶级”。由于经济的发展很薄弱，所以没有大规模地组织经济生活的客观条件。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必要前提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原则上承认资本主义的存在是有条件的，但是同时也指出，如果不可能使社会发展脱离资本主义的轨道，那就需要认真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利用现时资本主义的相对的进步性，同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主义残余作斗争，以便组织各种力量，在将来有效地战胜资本主义。因而对于“实践活动”的基础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对于客观条件的分析”，即对于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第二，对于社会上进步力量的具体社会影响的分析，这当然与第一个因素是有联系的。只有在上面叙述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才谈论到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这意味着战胜资本主义是相对不可能的。
　　第二，现在假定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可以实行社会生产的有计划发展。我们还假定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情况是，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属于最进步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必然的”发展阶段，那就完全荒谬了（所谓“必然的”发展阶段，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及其现阶段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说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4]
　　如果我们现在探讨帝国主义的必然性（战胜帝国主义的不可能）这个问题，我们立即会认识到，在这种意义上来谈帝国主义的必然性是毫无理由的。相反，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即生产组织已经相当成熟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政策。换言之，帝国主义政策存在的本身，就证明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因而，所有关于以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作为行动界限的争论，都是从自由主义或半帝国主义出发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今后的存在问题，不过是相互斗争的各阶级力量的对比问题而已。
　　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机会主义偏向的危险，这种机会主义偏向在表面上同“宿命论”相对立，即卡尔·考茨基现时在他的著作中竭力发挥的一种理论。^[5]考茨基从帝国主义今后的存在取决于社会各力量的对比这个正确的概念出发，作出了如下推论。考茨基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政治的一定方法；资本主义政治即使不用暴力方法也可以存在，就象劳动日不是十小时或十二小时而是八小时，资本主义也能存在一样。就劳动日问题而论，在资本主义结构内，无产阶级以缩短劳动时数的无产阶级倾向对抗资产阶级力图延长劳动日的倾向；同样地，也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和平趋向，对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暴力趋向。这样——考茨基断言——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内，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个理论乍看起来好象十分激进，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关于考茨基之流的“和平的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在后面要详细分析，现在只提出一个论点。我们认为，从帝国主义是一个力量对比问题这一事实，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是可以在资本主义结构内消灭的，就像十五小时的劳动日或不加控制的工资已经消灭一样。如果问题能如此简单地得到解决，那就也可能“设计出”下述前景：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全部新创造的价值N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N=V+S；这个分配，从量的方面看，取决于各社会力量的对比（李嘉图早已阐明了各社会力量的利害冲突）。随着工人阶级方面反抗的加强，完全可以设想，V将以S为牺牲而增大，N的分配比例将愈益有利于工人。可是，由于无产阶级所占份额的逐渐增大，是由力量对比来决定的，而这个增长又没有规定的限度，因而工人阶级在把资本家所占份额减少到仅够工资的程度之后，就可以和平地“排除”资本主义，使资本家转变为单纯的雇员，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转变为社会集体中依靠养老金为生的人。这种牧歌式的图景显然是改良主义的空想。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同样也是一个空想。
　　考茨基及其追随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促进了对于超帝国主义起支持作用的因素的增长。他们宜称，资本的国际相互依赖性的增强，造成了各个“民族的”资本家集团之间消除竞争的趋向。这个“和平的”趋向由于来自下面的压力而进一步加强。于是，强取豪夺的帝国主义就为温和的帝国主义所代替了。让我们按照事物的真实面貌来分析问题吧。从经济方面说，应当把问题表述如下：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怎样才能达成协议（或者合并）呢?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帝国主义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竞争的表现。因此，这种竞争一旦消除，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也就消除了，而分开为许多“民族的”集团的资本就转变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组织一一个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全世界托拉斯。
　　如果抽象地从理论上谈问题，这样的托拉斯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因为一般来说，卡特尔化在经济上是没有界限的。我们认为，希法亭在他所著《金融资本》一书中说得完全正确。他说：

　　“如果要问：卡特尔化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只能是：卡特尔化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反之，人们可以看到卡特尔化不断扩大范围的倾向，独立的工业部门日益依赖于卡特尔化的部门，最后合并进去。这个发展进程的结果，应该出现一个全世界的卡特尔。在这里，所有一切资本家的生产将受一个中心机构的自觉的调节。这个中心机构决定一切部门的生产规模……。这将是一个得到有意识调整的对抗形式的社会。但是，这种对抗是在分配方面的对抗……。建立一个全世界的卡特尔的趋向，和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的趋向，两者互相一致，而从它们的统一之中成长出金融资本的强大的积聚力”。^[6]

　　但是，这个抽象的经济的可能性决不意味着现实性。希法亭在其著作中的另一地方正确地指出：

　　“从经济方面看，组成一个领导全部生产的全世界托拉斯，从而消灭危机，这是有可能的。这种卡特尔在经济上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从社会与政治上来看，这样的事态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利益的对抗，紧张达于极点，必然会造成卡特尔的崩溃”。^[7]

　　实际上，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根本不容许组成这种囊括一切的托拉斯。我们以下就来证明这个论点。
　　在世界市场上大致势均力敌的地位，是订立比较稳定的协定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相匹敌的局面，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比较有利地位的集团就没有参加协定的理由。相反，由于企图把竞争的对手打垮，它们认为继续进行斗争更为有利。这是订立契约的一般原则。与在其他情况中一样，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我们所谈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不过，这里需要考虑两个条件：
　　第一，纯经济的对等，其中包括生产成本相等。但是，生产成本的相等归根结底是劳动力价值的相等，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因此，经济结构的对等是达成协议的一个条件。如果经济结构有很大差异，因而生产成本不同，那末，对于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来说，参加协定将无利可图。正因为这样，高度发达的德国工业――我们拿某些工业部门的协定为例——宁愿单枪匹马地在世界市场上活动。当然，如果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我们要考虑到与所有各生产部门有关的一个平均数。人们不是从拥有某一生产部门的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工业整体”的利益出发，其中最高的发号施令者是经济上相对的重要性日益增高的重工业巨头。这里，在严格意义的生产成本上要加运输费用。
　　除去“纯经济的”对等之外，经济政策方面的对等也是签订稳定的协定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资本与国家的结合，转化为一种附加的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为它的工业争取到最有利的贸易条约，设立不利于竞争敌手的高关税，帮助它的金融资本垄断销售市场、原料市场、特别是投资范围。所以，很容易理解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在估计世界市场上斗争的条件时，不仅要考虑斗争的纯经济条件，而且要考虑有关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即使有大致相同的经济结构，但如果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军事力量十分悬殊，那末，对于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来说，与其参加协定或者与其他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合并不如继续进行斗争更为有利。如果我们从这种有利地位的角度来观察正在斗争的“国家”的处境，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没有理由——至少在较近的将来没有理由——可以指望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签订协定或者合并，进而组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只要拿法国同德国、英国同美国、或一般的发达国家同俄国（虽然俄国不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范畴，但它在世界市场上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比一下，就足以看出，我们距离一个全世界的资本家组织有多么遥远。^[8]在军事力量方面，情况同样如此。如果说，现在的战争表现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敌对集团之间大致匹敌，那末，不应当忘记，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力量的结合问题，其中各个力量都不是稳定不变的。
　　关于地位对等问题，不应当只限于从静态考虑，而且最重要的应当从动态考虑。资产阶级的“民族的”集团不仅依据“现状"，而且依据“未来的可能”制定他们的计划。他们周密地考虑了事态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可能性，即某一集团现时在经济上与政治上虽然与其竞争对手旗鼓相当，但在相当时间之后，也许会凌驾于所有竞争对手之上。这种情况使不均衡状态进一步严重。^[9]在本书第一篇里，已经阐述了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对国际企业、国际卡特尔、托拉斯等的参与和财务支持）对于国际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给以的巨大推动。这个过程本身不管多么重要，但是，它遭受到一个极强有力的资本的民族化与在国家疆界内保持孤立的趋向的阻碍。资产阶级的“民族”集团，从继续进行斗争中所得到的利益，比由于斗争而受的损失要大得多。我们对于现存的国际工业协定的重要性，决不可作过高的估计，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些协定中大多数是很不稳定的。它们是属于比较低级类型的、集中程度较低的企业组织，而且往往包括高度专门化的生产部门（如制瓶辛迪加），只有在那些以对自然界垄断（如石油）为基础的生产部门中组成的公司，才具有比较稳定的性质。当然，国际化的趋势“归根结底”依然会得到胜利，但是，这只有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经过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之后才会实现。
　　但是，斗争的耗费即军事费用是那么浩大，如果长此以往，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岂不是所费不貲吗?比如英国提出的那种军事化评划，难道不是资产阶级不了解自身利益的“愚蠢”表现吗?啊，并非如此!与其说这是资产阶级愚蠢，还不如说是天真的和平主义者愚蠢。资产阶级是最擅于精打细算的。事实是提出这种争论的人，通常看不到军事力量的全面的复杂作用。我们已经从上面知道，这种力量不但在战争时期发挥作用，而且在和平时期也能发挥作用――支持金融资本进行“和平的竞争”。和平主义者忘记了，通过租税等的征收，军费负担主要落在工人阶级身上，一部分落在在战争中（即在最大规模的生产集中过程中）被剥夺的中间经济集团身上。
　　从上述可知，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将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与落后的经济组织的激烈斗争中进行。一系列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最近的将来，在我们即将目睹的历史进程中，世界资本主义将以吞并弱者的办法，朝着全世界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方向行进。一旦现在的战争结束了，又有新的问题不得不以剑来“解决”。当然，在一些地方达成局部性协议是可能的（例如德奥两国就很可能合并）。然而，任何协议或合并都只能使血腥的战争以新的规模重演罢了。如果按照德帝国主义者的计划，把“中欧”统一起来，形势依然大致如旧。即使把整个欧洲统一起来，也不意味着“裁减军备”，而只意味着军国主义的前所未有的加强，因为那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将是以欧洲为一方，以美洲和亚洲为另一方的巨大斗争。小型的（小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将被更巨大的托拉斯之间的斗争所代替。想以家常小药治恶症，或者想以温和的作法来消除这种斗争，就等于用豌豆粒去攻击大象。因为帝国主义不仅是同现代资本主义极紧密结合的一个体系，而且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要素。
　　在本书第二篇中我们已经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特征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这个经济结构是与一定的政策――帝国主义政策相联系的。这不仅是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产物，而且是说金融资本只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特征已如上述）。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不会成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因为那样就会丧失掉它作为资本主义而存在的大部分理由。我们已经指出，保护主义一方面可以获得追加利润，另方面可以推近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同样，作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之表现的金融资本，不可能放弃垄断“势力范围”的政策，也就是摄取销售市场、原料市场与投资范围的政策。如果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不去占领一块还没有被占领的土地，那末，别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就会去占领这块土地。和平的对抗适应于自由竞争与国内生产没有组织的时代，而在生产机构完全不同，各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相互竞争的时代，和平的对抗就是不可设想的了。对于金融资本家集团说来，帝国主义的利益是如此巨大，与他们的生存基础的关系又至为密切，所以，各国政府在专为保障它们自己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稳固地位的庞大军费面前，是不会退缩的。就那些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优先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而论，在资本主义的结构里“裁减军备”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在他们的眼前，永远闪耀着征服全世界、获取空前未有的剥削地盘的图景。法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者把这个图景叫做“世界经济的组织化”。资产阶级难道会拿这“崇高的”理想去换取裁减军备的区区之利?对于任何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来说，尽管有各种形式的协定和保证，但是，要使一个有害的竞争对手不继续实行“已放弃的”政策的保证又何在呢?任何一个熟悉卡特尔之间的斗争史一一那怕是在一国范围之内的卡特尔之间斗争史一一的人都知道，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或者说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它们之间的协定往往就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一个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向所有其他托拉斯的联盟发动战争，那末，任何“协定”将在顷刻之间被撕毁（在这种情况中，会有一个仿照通常的辛迪加类型而建立的巨大组织，其组成部分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协定不可能立即越过一切中间阶段，成为一个真正的集中的托拉斯。但是，包含着激烈的内部斗争的协定，很容易受到形势变化的影响）。我们是作了一个假设，假设实现了正式的联合。然而这个联合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各国资产阶级决不象许多诚实的和平主义者那样天真，这些和平主义者只想劝说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证明”他们不了解自身的利益。
　　但是，也许有人争辩说，这恰恰是考茨基及其支持者设想的东西，即资产阶级将放弃帝国主义的方法，如果来自下面的压力迫使他们如此。我们的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或者压力很弱，那末一切依然如旧；或是压力大于“反抗力”，那末摆在我们面前的将不是一个超帝国主义的新时代，而是一个非对抗性的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现代世界经济的整个结构，迫使资产阶级施行帝国主义政策。正如殖民政策不可避免地与暴力手段相联系一样，一切资本主义扩张迟早会导致流血的高潮。希法亭说：“暴力方法与殖民政策的本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殖民政策如果没有暴力方法就失掉其资本主义的意义了。暴力方法是殖民政策的一个构成因素，就像与一切所有权相分离的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样。如果一方面赞同殖民政策，而同时又主张废除暴力方法，那是一个幻想。这种幻想同保存资本主义而同时消除无产阶级的幻想一样，是不必认真探讨的。”^[10]
　　对于帝国主义，也可以用同样的说法。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要素，没有这个要素，金融资本主义也就丧失其资本主义的意义了。如果设想托拉斯这个垄断资本的化身会成为自由贸易政策的执行者或和平扩张的执行者，那是极其有害的空想主义的幻想。
　　但是，“超帝国主义”时代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呢?通过集中的过程，能不能达到“超帝国主义”时代呢?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彼此吞噬，会不会逐渐出现一个囊括一切的最强者呢?如果我们把社会进程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机械运动，而不考虑到同帝国主义政策敌对的各种力量，那末，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设想的。但是实际上，接踵而至的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社会势力的变动。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集中过程必然同一个与之对抗的社会政治的趋向发生冲突，因此，它决不能达到逻辑上的终点就崩溃了，而只有在一个新的、纯粹的非资本主义形态之中才能完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考茨基的理论是决不能实现的。他的理论不是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黑暗面”。同蒲鲁东一样（马克思曾经融烈地抨击蒲鲁东的市侩幻想），考茨基期冀消灭“黑暗的”帝国主义，而原封不动地保留资本主义秩序的“光明面”。他的思想，是要掩盖把现代社会扯成粉碎的那些巨大的矛盾，因而这是一种修正主义思想。修正主义在理论上的特点，是尽力指出资本主义适应环境变化而出现的一切因素，却无视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在一个坚定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愈来愈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罢了。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只要它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克服它内在的不适应性。相反，它将在愈来愈大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再生产这种不适应性。这些矛盾将在社会有机体的另一种生产结构中，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得到真正的解决。

^[1] 马克思曾经讽刺“历史学派”说，“历史对于他们，就象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对摩西一样，只是在事后显示出它自己”。他的话痛击了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2] 参阅亨利希·库诺所著《党破产了吗?关于党内争论的一封公开信》，1915年柏林版。

^[3]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下），第829页。

^[4] 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存在什么战胜资本主义的绝对的不可能。然而，当存在着相对的不可能时（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培植”资本主义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当学徒”。他们把这方面的事留给司徒卢威之流。马克思主义者有其他的任务。

^[5] 卡尔·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另见1914-1915年他在《新时代》杂志上的文章。应当指出：甚至早些时候考茨基就已持有下文中讨论的观点，例如他对“裁军”兵题的立场就是如此。

^[6] 《金融资本》，1910维也纳版，第295页。

^[7] 同上书。

^[8] 为了避免发生误解，应当特别注意，我们的这个论点同另一论点即最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给生产的社会组织化创造了“客观的必要条件”是不矛盾的。就社会生产的可能性面论，最先进的国家都处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因为区别的基础不同，这两个论点并不存在矛盾。

^[9] 资产阶级完全了解这一点。一个德国教授马克斯·克拉曼说，“在现时小型的（！）世界战争中。与在未来的有北美和东亚参加的大型战争中，都同样地完全不可能发生农业国集团对工业国联盟开战……因此，如果工业国能够达成协议，世界和平就会有保障。但是在目前，这是没有可能的"。（见他所著《战争与采矿业》一书，《战争与国民经济》丛书第1册，1915年柏林版，第1卷第15页。）

^[10] 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年维也纳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