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战争的经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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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战争的经济进化

　　1．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美国重要性的增长；小国的消灭）。2．世界经济与经济上自给自足。3．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内部结构的变化（中间集团的消灭，金融资本实力的增长，国家干预的加强，国家垄断等）。4．国家资本主义及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斗争的尖锐化。5．国家资本主义与阶级。

　　由于全部事件进程已经作了准备而必然爆发的大战，不能不对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发生巨大的影响。战争引起了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关系的全面变化，引起了各“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全面变化。战争不仅使生产力遭到野蛮的浪费，即物质生产资料的破坏和活劳动力的毁灭，不仅由于危害社会的浩大支出，使得经济大伤元气，而且，它像一场大危机一样，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倾向，空前地加速了全世界范围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目前这场战争的集中性质（帝国主义的集中）是毫无疑问的。首先，一些独立的小国崩溃了，不论它们是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横的积聚与集中）还是农业型的国家（纵的集中）。农业型的国家也合并了一些更弱的（也是同样落后的）国家，不过这是比较不重要的。比利时是个很发达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殖民政策，但它是否能独立存在，已经成疑问了。在巴尔干地区，集中性的重新分割领土过程已十分明显。可以预料，在非洲，殖民领土的纠纷将见分晓。另方面，我们看到德国与奥匈帝国建立了极密切的友好关系（其表现是辛迪加之间的持久性协定）。无论战争的实际结果如何，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可以按因果推论作设想），政治地图将循着更扩大的同质国家的方向发生变动——这正是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成长道路。
　　如果说，由于战争而加强的事态发展的总趋势是进一步集中化，那末，战争还大大促进了世界上最大的、内部组织极强固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一，使它加速地登上世界舞台。我们指的是美国。
　　战争把美国置于史无前例的、独占的特殊地位。随着俄国对欧洲谷物输出的停止，欧洲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了。另一方面，交战国对于美国的军事工业产品有巨大的需求。^[1]对于借贷资本的寻求（国外公债等），也转向了美国。不久以前，美国还是欧洲的债务国，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情况发生了迅速的转变：美国正在偿还欠债，而在经常收支项目与短期信货方面，美国已成为欧洲的债权国了。美国的金融地位日益提高，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方面。美洲的一些中小国家，过去一向从欧洲、主要从英法两国输入资本，而从美国（当时美国自己也是欧洲资本的输入国）输入的资本，并不占重要地位。然而，在战争期间，加拿大、阿根廷、巴拿马，玻利维亚与哥斯达黎加等国已经不是向欧洲而是向美国要求贷款了。“美洲国家获得的贷款，数字虽然不大，但令人注意的是，上述国家过去一向是伦敦市场的顾客。在战争期间，纽约代替了伦敦，推进了‘泛美计划’中金融部分的实现”。^[2]战争的继续进行、战争订货与贷款的支付、以及战后时期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到那时必须重新建立固定资本，等等），将更进一步提高美国在金融方面的重要性，加速美国资本的积累。扩大美国资本在美洲的势力范围，迅速使美国成为全世界争夺市场斗争中的首要因素。^[3]
　　美国的例子表明，一个巨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怎样变得巩固了，怎样并吞了从前依附于欧洲的那些国家与地区。在美国扩展其世界性联系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国家强固化”的非常深人的进展。在交战国集团之内，“民族主义”的趋向进一步加强了：国际贸易陷于瓦解，交战国家之间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停止了，几乎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在国民经济疆界的范围里（最好的例子是德国，因为德国与世界其他地方完全断绝联系），急速进行着生产力的重新配置。这不仅关系到军事工业（大家都知道，在德国，连钢琴制造厂也被调整，以适应新任务制造枪弹、炮弹），而且也涉及一般食品工业与农业部门。可见，战争特别加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趋向，使得国民经济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不同程度地与外界断绝联系。但是，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趋向将继续发展，世界经济将分裂成许多彼此完全孤立、互不依赖的独立的部分?空想的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认为的，或者几乎是这样认为的。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力求实现一种局面，即一个国家“自己生产”一切东西，“不依赖于外国”，等等。他们认为，国家取得了所必需的“经济的补充”，确保了自己的原料来源，就是达到目标了。然而，这个论点是经不住批判的。帝国主义的绅士们竟完全忘记，他们所追求的兼并活动就包含着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包含着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的扩大和原料输入的增长，等等。因此，从某种观点来看，帝国主义的政策包含着下述矛盾：一方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必须把世界经济联系发展到最大限度（请回忆一下卡特尔的倾销政策），另方面，又在自己与世界之间建立起关税壁垒；一方面它输出资本，另方面又叫嚷外国的解权；一句话，它一方面使经济生活国际化，另方面又竭尽全力把经济生活封闭在“国家界”的范围内。但是，尽管存在着一切障碍，国际联系的基础在继续扩展。所以，费里克斯·平内尔说得完全对。他说：

　　“请回忆一下，对外贸易的异常蓬勃的发展，就是发生在实行最严格的民族主义的政策时期，那末我们应当认为，战争以及战争所造成的列强间的政治情绪，同闭关自守的趋向一样，对于国际关系并不能造成大的破坏”。^[4]

　　当战争进行之际，如果某一地方的经济联系断绝或者削弱，就会同时在另一地方出现经济联系的发展。德国在俄国的支配作用中断了，只是被协约国的支配作用所代替。但事情并不止于此。我们应当记得，资本家进行活动的调节原则，是积累利润。战争乃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业务”之一。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又会和从前一样热心于建立旧时的联系（战争期间的走私活动就不用说了）。资本家的利益强制地支配着这个过程。国际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与社会条件的差异，这是不能消除的经济条件——甚至发生世界大战也不能消除的经济条件。由于这种情况，在国际交易中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关系以及由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实现最高利润的条件。今后的发展道路，不是经济的自给自足。而是国际交往的深化，伴随着与之同时并进的“国家的”强固化和在世界性竞争基础上的新冲突的且益成熟。
　　可见，如果战争阻挡不了世界资本的一般发展进程，反之，如果战争是资本集中过程的最大膨胀的表现，那末，战争也影响到各个“国民”经济的结构，使各个“国民”体的界限内部的集中过程加强起来，并且在大规模浪费生产力的同时，组织“国民经济”，使它越来越处于金融资本和国家的联合统治之下。
　　说到战争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那末它在许多方面使人们想起产业危机，而它与产业危机不同的地方，不过是造成的震荡与毁灭更为深重而已。这种毁灭在经济方面的表现，首先是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灭亡——这是在产业危机期间也同样发生的过程。在丧失了市场时，整个生产部门陷于灭亡。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一直是根深蒂固的那些联系被破坏了，整个信贷体系发生动摇，等等。除了工人以外，遭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是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他们首先陷于破产。反之，大规模的卡特尔工业却丝毫未受损害。我们可以很容易搜集到充分的统计资料，来证明许多最大的企业、尤其是与军事订货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也就是那些在重工业中占首要地位的企业的利润（所谓“军事利润”）增加了。尽管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总量没有增加（相反，由于大量劳动力转入军队，剩余价值的总量在减少），但是，资产阶级的大集团的利润却在继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损害其他小的非卡特尔化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而取得的（另方面，利润的增长也由于可以在将来支取的有价证券价格的提高）。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社会的固定资本的“耗费”^[5]，必然引起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地位变动及相对的发展。这个趋势并不随战争的结束而停止。如果说，大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保护并加强了其地位，那末，战后对于资本的巨大需求将促进大银行的迅速成长，因而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接着而来的是医治战争所造成创伤的狂热时期：重建被破坏的或过度陈旧的铁路、车间、工厂、机器、各种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这类活动中还有恢复与扩充国家的军事机器。这将大幅度地增加对于资本的需求，并加强银行业托拉斯的地位。^[6]
　　与金融资本家集团日益强大同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大大加强了。^[7]
　　这方面的有关问题是：国家垄断（生产垄断与贸易垄断）的形成；所谓“混合企业”组织（国家或城市是企业的合伙人，同私人辛迪加及托拉斯携手合作）；国家对私人企业生产过程的管制（强制生产、生产方法的管理等）；分配方面的管理（强迫交货与接受货物，成立国家的“中央分配局”，设立原料、燃料与食品的国家仓库，制订价格，采用面包券、肉食品券等，禁止某些货物的进口与出口等）；国家的信货组织，最后，国家的消费组织（公共食堂）。^[8]
　　此外，英国还设立了海上货运的国家保险、商业期票的国家担保，在国外的英国商人不能及时取得属于他们的货款时由国家偿付，等等。所有的交战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类似措施。
　　企业家的组织——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愈强大，“工业动员”即工业的军事化愈容易实现。战争就是为了这些雇主组织的利益而进行的，它们把自己的一切管理机器提供给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使用。这样，它们就保证了在技术上和经济上使经济生活——从直接的生产过程起，直到信贷流通的细支末节为止——实现军事化的可能性。哪里的工业组成了卡特尔，哪里的“动员”就规模宏伟。
　　关于德国，平内尔先生说：“近几十年来，经济生活的广大部分已经极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些部分的活动几乎是集体性的，它们吸收了很大部分的国民生产，将之置于单一的管理之下——这就是卡特尔和托拉斯”。^[9]英国首相劳合·乔治6月3日在曼彻斯特着重说明了工业动员的目的及其意义。他说：有关国防的法律授予政府全权控制所有一切工厂，这个法律使政府可以优先处理最紧急的事务，给予政府处置每个工厂、每台机器的权力。假如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国防部可以采取最有效的手段，使其命令付诸实施。^[10]法国^[11]和俄国也采取了类似措施。除了以国家权力对私人企业的生产加以控制外，在战争中还建立了许多国家垄断。在英国，铁路已成为国家所有。德国实行了面包，马铃薯、硝酸盐的专卖，并准备对许多其他物品实行专卖（这点我们在后面再谈），甚至采煤业也正在转成“混合卡特尔”，这个部门中的一个辛迪加在同政府合作。^[12]所有上述情况，都是政府直接干预生产领域。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很有效的干预，即通过信贷关系进行干预。这种办法的典型例子，就是德国的“金融动员”以及有关措施。甚至在战争之初，帝国银行就已通过许多其他大银行进行活动，后来这方面的活动大大加强了。所谓“信贷金库”就是隶属于帝国银行的国家机构，这个机构设立不久就在信贷领域里成为举足轻重的单位。^[13]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帝国银行直接向社会公众销售国内军事公债。可见，帝国银行这个战前就已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机构，其重要性大大提高了，事实上已成为吸收可利用的资本的强有力的中心。另一方面，帝国银行作为对日益增多的国家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提供资金的机构，也已成长起来。于是，政府的中央银行机关成了整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黄金首脑”。
　　不要以为这种发展情况只限于德国一国。同样的过程（在细节上作相应的变更）也在所有交战国家中进行（在非交战国家中也如此，不过程度较轻）。这里，我们应当较详细地谈谈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国家垄断及其前途问题。
　　赫尔菲立克博士今年8月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说：“据计算，这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家每天须支付的费用估计为三亿马克，即每年几乎一千亿马克。”（请听听吧!）“这样浩大的价值毁灭与变动，是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14]不用说，这位“金融统帅”赫尔非立克博士所引用的数字并没有使人们得到一个实际的关于“战争的全部费用”的概念，因为他仅仅谈到各国支出的直接战费。不过，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正是这些费用。如果引用一些比较详细的关于战债的数字，是不无益处的。虽然国家还把它的一部分通常的收入耗费在战争上，但下面的数字还是可以给与我们一个关于巨额军费支出的大致概念：^[15]

**六个交战国的战债**
英国（单位：千英镑）*
利率3.5%的公债（1914年11月）	350,000
利率3%的证券（1915年3月）	33,600
利率4.5%的公债（1915年7月）	585,000
利率5%的美国贷款（1915年10月）	50,000
国库券	214,000
合计	1,232,600
法国（单位：千法郎）
法兰西银行货款	7,000,000
法国同盟国贷款（由国库贴现）	530,000
利率3.5%的公债（1914年7月）	500,000
证券	7,871,000
债券	2,241,000
英国贷款	1,250,000
美国贷款	1,250,000
合计	20,642,000
俄国（单位：千卢布）
利率5%的公债（由国家银行贴现）	2,650,000
利率5%的公债（1914年10月）	500,000
利率5%的公债（1915年2月）	500,000
利事5.5%的公债（1915年5月）	1,000,000
利率4%的财政部证券（1914年8月）	300,000
利率4%的财政部证券（1915年3月）	300,000
在英国贴现的国库券	1,248,324
在法国贴现的国库券	234,750
通货公债（1915年4月）	200,000
利率5.5%的公债（1915年11月）	200,000
合计	7,933,074
意大利（单位：千里拉）
利率4.5%的公债（1914年12月）	1,000,000
利率5%的公债（1915年7月）	1,000,000
意大利银行贷款	1,216,350
合计	3,216,350
德国（单位：百万马克）
利率5%的公债（1914年9月）	3,492
利率5%的国库债券（1914年9月）	1,000
利率5%的公债（1915年2月）	9,103
利率5%的公债（1915年9月）	12,101
国库券	4,304
合计	30,000
奥匈帝国（单位：百万克朗）
利率5.5%的公债（1914年11月）	2,300
利率6%的公债（1914年11月）	1,170
利率5.5%的公债（1915年5月）	2,780
利率6%的公债（1915年6月）	1,124
利率6%的德国公债（1914年11月）	248
利率6%的德国公债（1915年7月）	253
流通债券	5,113
合计	12,987
*表中引用的数字大大低于实际

　　我们利用的是1915年《财政报告》第44期上的统计。但应当着重指出，这里引用的数字仅是六个最大国家的战债，而卷入战争的国家却是十二个。这种只是用于进一步毁灭价值的空前支出必然造成国家债务的巨额增长，使国家的财政组织陷于极度混乱，财政平衡受到极严重的破坏，因而必须导找新的财源来补充国库，否则遗留至战后的那些庞大的支出（支付国家公债的利息，残废者家属救济金等等）将无法应付。我们只以德国一国作例，这个国家的收入必须增加一倍以上才行。^[16]如果依靠国家通常的收入来源（国有企业、直接税与间接税），要应付这些支出是不可能的，于是国家不得不扩大它的垄断。资产阶级领导人物越来越同意这个意见，因为归根结底，国家的权力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权力。请注意一下德国各银行的“科学的”机关刊物通过费里克斯·平内尔博士之口所说的话吧：

　　“关于一般的垄断，这种或那种垄断问题的激烈的意见分歧，已经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几乎大家都同意，那些拟议中的垄断，例如酒精、煤油、电力（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电流。——布哈林注）、火柴、或甚至像煤、盐、钾、烟草和保险事业等的垄断，现在是接近实现的时候了”。^[17]

　　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趋向很可能有进一步的扩展。我们知道，煤气生产正在同电力生产进行竞争，因而也有可能出现煤气的垄断。更有可能是，国家权力扩大到与垄断企业接近的企业。当采煤工业已被国家垄断的时候，生铁生产就受到影响。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那末我们要问：所有这一切计划，会不会是纸上空谈?会不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反抗?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关于国家垄断问题论调的改变。当然，甚至现在也还有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其利害关系在这一或那一方面互相冲突。但是，战争所加强的经济进化，势必造成而且事实上已经造成一种局面，使资产阶级整个来说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性干预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这个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政权同金融资本的领导集团之间发生了日益密切的关系。国家与私人垄断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结构内结成了一个统一体。国家的利益与金融资本的利益日趋一致。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既需要最大限度的资本集中，也需要最大限度的国家权力。上述两个原因，加上财政上的考虑，构成资本主义社会里促进国家组织生产的主要因素。
　　资产阶级把生产从自己的一只手转移给另一只手，是不会受到任何损失的，因为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拥有巨大权力的企业家的公司而已，这个政权的领袖甚至同时也就是银行业与辛迪加办公室里的领导人。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这一情况下，资产阶级不是从辛迪加办公室拿到他们的收人，而是从国家银行拿到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从这个变更之中又有所获，因为只有在国家使生产集中化和军事化，也就是组织化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才能指望在血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不仅是金融方面的“筹款”而已。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必须使大小工厂、矿山与农业、银行与交易所等，一切一切都为战争“服务”。“一切都是为了战争”——这就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战争的迫切需要，帝国主义备战的迫切需要，迫使资产阶级采用新形式的资本主义，把生产与分配置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把旧时的资产阶级个体主义统统消灭。当然，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措施，在战后不会全部保留下来。有些措施，象面包与肉类的配给、一些商品的禁止生产、禁止输出等，将随着和平的实现而撤销。但是，毫无疑问，国家掌握生产的趋向将继续增强。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很可能仿照“混合企业”的模式，施行国家同私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合作，而在军事工业部门中，则很可能仍然继续保留纯粹的国家生产的型式。关于国民经济的未来，库诺十分正确地作了这样的说明：“银行金融家的统治，工业集中的增长，国家控制的加强与国家企业的扩大”。^[18]
　　工业的组织化及国家的经济活动扩大的过程，使人们提出如下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经济结构的这种原则性变化（雅费教授的用语），其社会意义是什么?首先感到高兴的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的追随者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卡尔·巴洛德一本正经地提出乌托邦的再生，认为国家垄断自身引出一种新的生产结构。^[19]雅费说：经济生活的军国主义化和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社会主义一词是与“幸福论”的思潮联系着的，而在战争之中，个人完全献身于为“整体”服务。^[20]在克拉曼教授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一个十分离奇的推论。请看看这位教授对于采矿业的未来的描绘吧：

　　“由于军事上的考虑，国家政权为维持与保卫国家而采取了各种措施，这一切措施现时产生的强有力的后果，使我们在采矿业以及其他方面大大接近于国家社会主义。然而，这并不是大战前有一些人恐惧而另一些人盼望的那条道路。这不是在国际上削弱了的社会主义，而是在国家范围里加强了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向这样的社会主义接近了。这不是民主的共产主义，更不是贵族的阶级统治，而是使各阶级谐和的国家主义，自从1914年8月1日以来，我们已经以从前被认为是绝不可能的巨大步伐向它接近了”。^[21]

　　那末，表现出“原则性变化”的现代“国家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形象呢?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答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结构内加速集中的过程，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高形式，它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这里我们看到的，决不是什么新的生产结构，也就是说，决不是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有了改变。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拥有空前数量的生产资料——的权势的扩大。把一个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后关系的术语应用到上述事态中，不仅很危险，而且极为荒谬。“战争时期的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是故意散布之词，其目的是把人们引入歧途，用“动听的”词藻来掩盖不雅的实际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商品交换的一般结构的范围内，以资本家阶级掌握生产资料的垄断权为基础的。至于国家政权是不是这种垄断的直接表现，或者这种垄断是不是“私有地”组织起来的，这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中，都仍然保留着商品经济（首先是世界市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都仍然保留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22]
　　由上述可见（在资本主义保持其基础的限度内），未来是属于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战争极度加速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进一步发展，这点又反映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遍及全世界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看到，使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趋向怎样地反映在各国的相互关系上。在国家机体内部的垄断趋向，引起了用兼并手段在本国之外垄断领土的趋向。这就使竞争与竞争的形态极度尖锐化。随着内部集中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尖锐的形势以飞跃的速度变得愈益尖锐。此外，再加上可供资本主义进行活动的自由领域急剧缩小。所以，毫无疑问，在最近的将来将充满极残酷的冲突，社会气氛中战争的强烈的紧张情绪有增无已。这个形势的外部表现之一，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思想情绪特别迅速的增长。英国这个“自由”与“个人主义”的国家，已经设立了关税，正在组织常备军；它的国家预算正在军事化。美国正在进行规模宏大的战备活动。在德国、法国、日本等等国家，到处都是如此。那种“和平”生存的牧歌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辗转千世界战争风暴的漩涡中。
　　这里还要简单谈一谈阶级关系的未来，因为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形式不能不反映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处境中，这是十分清楚的。根本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各部分的去向如何?换言之，问题在于： “国民”产品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将怎样分配?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份额”将怎样摊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在一切先进的国家中，这个过程是大致相同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正确的论点，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实际工资下降的深刻的趋向。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平衡所造成的高昂价格，不仅不会降低，而且相反地将继续提高（我们不是说“战争时期”特殊的物价上涨）。世界工业与世界农业的不平衡愈益加甚，这是因为我们进人了农业国家加速工业化的时代。由于军国主义化的增强与战争，国家将大大加紧榨取捐税，尽苛敛之能事。俄国的一家商业报纸写道：“凡是可征税的东西都要征税。一切被征税的东西都要加以最大可能的捐税负担”。^[23]这并不是一句空谈。巨额的非生产性支出与国家预算的调整，必不可免地造成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提高。生活费用的上涨还有以下其他原因：第一，由于提高关税，引起物价上涨。第二，托拉斯化的生产部门实行垄断价格：国家垄断企业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而提高价格。其结果是，国民生产中愈来愈大的部分归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手里。
　　另一方面，发自工人阶级的相反的趋向，将遇到巩固的、有组织的、与国家结成一体的资产阶级愈益增加的抵抗。在以前时期工人可有所获的那种通常的情况，现在几乎不可能了。工人阶级的处境不仅相对地恶化，而且绝对的恶化了。阶级对抗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其所以如此，还有另一原因。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除了使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之外，还使工人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严格束缚。事实上，国家企业的职工在大战之前就已被剥夺了许多基本权利，如组织工会权、罢工权等。铁路罢工或邮政罢工则几乎被视作叛国行为。大战使这部分无产阶级处于更暴虐的奴役之下。随着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几乎一切生产部门都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几乎所有生产部门都直接为战争服务，禁止性的立法便扩大到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工人被剥夺了自由迁移权、罢工权、参加所谓“颠覆性”党派之权、就业的选择权，等等。他们变成了奴隶——不是隶属于土地，而是隶属于工厂。他们成了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白奴。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把一切能生产的生命统统吸进它的机体之内。于是，阶级对抗的真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阶级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清楚、极为分明了；国家一旦成为直接的企业家与生产的组织者，所谓“超阶级国家”的神话就从人们的意识中消灭了。过去被许多中间环节掩盖了的所有权关系，现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如果说，这是工人阶级在战争间歇时期的处境，那末，他们在战争期间的处境无疑更加恶化。英国金融家的喉舌《经济学家》杂志说得完全对，在战争刚爆发时，这家杂志写道：世界正在进入最紧张的社会冲突时代。

^[1] 1915年头四个月与1914年同期相比，美国的输出增长如下（单位：百万美元）：

	1914年	1915年
1月	204. 2	267. 9
2月	173. 9	299. 8
3月	167. 5	296. 5
4月	162. 5	294. 5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与国外贸易局局长普拉特先生特别指出，国家已经面临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内市场”这个词同一个全世界市场的口号相比，似陈旧过时了（见《财政报告》第16期）。

^[2] M·勃格列波夫：《美国的资本市场》，载于《财政报告》，1915年第39期第501页。另参阅《财政报告》，第37期及38期，勃格列波夫所写相同题目的文章。

^[3] 在战争伊始，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已提出要人们注意美国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长。

^[4] 费里克斯·平内尔：“经济社会主义的景气”，载于《银行》杂志，1916年4月。

^[5] 战债只不过是对于将耗尽的资本要素的耗费。这部分资本要素为纸币所代替，它们的物质形态的真实价值被射击到空气中，非生产性地浪费掉了。

^[6] 参阅库诺，“从经济生活谈起”，于《新时代》杂志第33卷第2分册第22期《战争第一年的银行和金融市场》）。另参阅维贝尔博士所著“战争和银行”，载于《国民经济的时事问题》（《战争和国民经济》），1915年第7册第27页。

^[7] 关于德国的情况，参阅约翰·穆勒：“国民经济立法——在战争中发布的法律、命令和公告”，载于《1915年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

^[8] 参阅埃德加·雅费，“我们经济生活的‘军事化'”，载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汇，1915年第40（B）卷第3期。

^[9] 平内尔：“劳动的组织化”，载于1915年8月23日《柏林日报》商业版。

^[10] 转引自《财联报告》，1915年第24期第518页。

^[11] 参阅伊弗斯·古奥特：《战后经济问题》，载于《经济学家》杂志，1915年3月15日。

^[12] 参阅E·梅尔：“强迫性企业联合的危险”，载于《新时代》杂志，第33卷第2分册，第18期；另参阅“国会中关于矿山的辩论”，载于8月26日《柏林日报》商业版，第435期。

^[13] 维贝尔博士：《战争和银行》，第14页

^[14] 引自《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中译本译者注），1915年8月21日。

^[15] 这些数字是不完全的，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各国利用印刷机，发行了数置愈来愈多的纸币，这也是一种内债，然而是不付利息的内债。从本表可以看出，到1915年8月止，奥匈帝国得大约130亿克朗（因为关于德国的数字包括1915年9月份，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关于奥匈帝国的数字是延到10月的）。但是奥匈帝国政府的军费，到8月末约近180亿克朗，而到9月未则达190亿克朗以上。很明显，一定还有其他来源抵补这笔支出，所以毫无疑问，表内引用的数字是大大低于实际的。

^[16] 参阅阿道夫·布劳恩的文章，载于《新时代》杂志，第33卷第1分册，第584页。

^[17] 费里克斯·平内尔，“经济社会主义的景气”，载于《银行》杂志，1915年4月，第326-327页。关于德国个别部门的垄断，请参阅阿道夫·布朗：“《电力垄断组织》，载于《新时代》杂志，1915年第19期和20期：另参见艾德蒙·费施尔：“电力垄断的形成”，载于《社会主义月刊》第443页及往下各页，部分地见考茨基：“税收与垄断断问题"，载于《新时代》杂志，1914-15年，第1卷，第682页及往下各页。

^[18] 亨·库诺，“大战后的经济结构”，载于《德国职工联合委员会报告书》，1915年9月11日第37号。库诺在达篇文章里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自由主义结论。

^[19] 卡尔·巴洛德：《近年来乌托邦文献摘录》，载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历史汇编》。格律恩堡编辑出版，第6卷第1册，第117一118页。

^[20] 雅费：“我们经济生活的“军事化”，载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汇》，1915年第40（B）卷第3期，第523页。

^[21] 马克斯·克拉曼：《战争与采矿业》第22-23页。利夫曼则持相反的见解（请参阅他所著《我们离社会主义近了吗?》一书），他的著作。一般说来，不隐讳地反对幻想。

^[22] 假如生产的商品性质消失的话（比如说，通过组织全世界经济成为单一的巨大的国家托拉斯——我们在讨论超帝国主义的一章里已试图证明这是不可能的），那末，就会有一个全新的经济形式。这将不再是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消失了，更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统治依然存在（而且甚至更加强了）。这样的经济结构，就像是没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占有制经济。

^[23] 《工商日报》1915年第2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