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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雇主阶级始终在寻求额外的财富源泉——掠夺其它国家生产的财富。

  最初形态的资本主义兴起于中世纪末期,与此相伴的,是西方国家对庞大的殖民帝国的掠夺——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荷兰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当然,还有英帝国。财富被汲取到西欧统治阶级手中,而在以“第三世界”(非洲、亚洲和南美洲)闻名的其它地区,整个社会遭到了破坏。

  因此,16世纪欧洲人之“发现”美洲,使得大量黄金流入欧洲。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整个社会的毁灭和对他人的奴役。例如在哥伦布最早设立了殖民地的海地,整整两代的土著Harawak印第安人(可能总共有50万人)被灭绝。在墨西哥,印第安人口从1520年的两千万锐减至1607年的两百万。

  西印度群岛以及部份大陆的印第安人口,被代之以从非洲捕获的奴隶,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从大西洋彼岸运来。估计有1,500万奴隶在横越大西洋之后幸存下来,约有900万人死在途中。大约一半的奴隶是用英国船只运送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最早得以扩张,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奴隶贸易带来的财富,为工业资本提供了本钱。就像老话说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1]的墙是用黑人的血凝结而成的”——这对别的许多港口也适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欧洲的工资劳动者那里隐蔽的奴隶制,要求以新大陆完全的奴隶制为基础。”

  奴隶贸易由纯粹的抢劫来补充——正如英国征服印度的时期。孟加拉当时是如此发达,以致最早到访的英国人为其辉煌的文明所震惊。但孟加拉的财富没能保持多久。如麦考莱勋爵(Lord Macaulay)在他的征服者传记《克莱夫》(Clive)中所写:

   “大量人口被当作牺牲品丢弃了。巨额财富就这么飞快地在加尔各答积累起来,同时三千万人陷入悲惨的绝境。他们过去曾经习惯于生活在暴政之下,但这样的暴政却前所未有。”

  从此以后,孟加拉不再以其财富而闻名,而是以其折磨人的贫困,每过几年就有几百万人在饥荒中饿毙,这贫困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与此同时,在1760年代,来自英国的总投资仅为6百万磅至7百万磅,每年从印度输往英国的财富则达到2百万磅之多。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英国最早的殖民地——爱尔兰。在1840年代后期的大饥荒时期,爱尔兰人口因饿死和迁徙而减半。足以供应饥饿的人口而有余的小麦却被当作地租,从爱尔兰乡下运给英国的地主。

  今天,世界通常被划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种印象源于“不发达”国家已沿着跟“发达”国家同一方向发展了数百年,速度却慢得多。

  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其它地区的财富被掠夺,引致倒退。群众比300年前更加贫穷

  正如迈克尔•巴拉特•布朗(Michael Barratt Brown)所指出的:

  “不只是印度,包括中国、拉美和非洲在内的现有不发达地区,它们的人均财富在17世纪时比欧洲要多,在西欧崛起之后,都减低了。”

  英国之拥有帝国,使之能够作为世界头号工业国而发展。它控制了三个之一个世界,它所处的地位阻碍了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从中获取原材料、市场和有利可图的投资区域。

  当德国、日本和美国等新的工业强国成长起来,它们便想为自己争取优势。它们建立起彼此竞争的帝国或“势力范围”。面临经济危机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列强都设法通过吞并其竞争对手的势力范围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帝国主义导致了世界大战。

  这反过来引起了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巨大变迁。作为发动战争的工具,国家变得更为重要。它的运作方式越来越接近于大公司,部署国外的工业竞争和战争。资本主义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只是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它们还对其它国家实施武装控制,剥削它们的人民。对殖民地国家的多数被压迫阶级来说,这等于既被外来的帝国主义者剥削,被本土统治阶级所剥削。他们遭受着双重剥削

  但殖民地国家的部分统治阶级也受到损害。他们看到自己剥削本土人民的许多机会被帝国主义者窃取了。同样,殖民地那些希望本土经营的工业能够迅速发展以便能提供较好职业机会的中产阶级,也受到了损害。

  在过去的60年里,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各阶级纷纷起而反抗帝国主义的影响。这些兴起的运动企图统一全体人民,对抗外来的帝国主义统治。它们的要求包括:

  • 驱逐外来帝国主义军队。
  • 结束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瓜分,在单一的国家政府之下实现国家领土的统一。
  • 反对外来统治者强加的各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重建单一的新语言。
  • 用本国生产的财富来扩张本土工业,实现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

  中国(1912年,1923—1927年以及1945—1948年),伊朗(1905—1912年,1917年—1921年以及1941—1953年),土耳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印度群岛(1920年代以后),印度(1920—1948年)非洲(1945年之后)和越南(直到美国于1975年被打败为止),这些国家中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都提出了上述要求。

  这些运动时常由本土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部份来领导,但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还要面对一个额外的对手,即本国的工人阶级。而所谓第三世界的民族运动在向帝国主义国家挑战的同时,也要对抗它们自己的工人阶级。

  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来说,这一点极为重要。它意味着,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它有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作为盟友。例如,当南非的解放军致力于接管壳牌公司(Shell)所拥有的财产,他们就是英国壳牌公司(Shell)工人的一个盟友。如果壳牌公司(Shell)能够阻止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达到目的,它就能够更加有力地抵制英国工人的要求。

  道理就是这样,即便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没有一个社会主义领导层——是的,即便它的领导层只想用本土资产阶级或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代替外国的统治。

  帝国主义国家极力要粉碎解放运动,而西方工人同样是它最大的敌人。正因为这一点,马克思才强调“当一个民族压迫其它民族时,它自身也不能自由”,列宁才寻求在发达国家的工人和第三世界被压迫国人民之间的联合,即使那里只有非社会主义的领导层。

  这不是说,社会主义者要赞成被压迫国的非社会主义者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这好比我们未必要赞成工会领袖领导罢工的方式)。但我们首先必须讲清楚:我们支持这一斗争。否则我们会很容易滑向支持我们自己的统治阶级去对抗它所压迫的人民。

  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支持解放斗争,然后才有资格去批评它的领导路线。

  然而,处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不能停留于此。他们必须日复一日地同其他人讨论:怎样开展民族解放斗争。

  托洛茨基所发展的“不断革命论”对此至关重要。托洛茨基首先认识到,反压迫运动的发起者经常来自中产阶级甚或上层阶级背景。

  社会主义者支持这样的运动,因为他们旨在移除加在社会最受压迫的阶级或群体身上的这一重负。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那些来自上层或中产阶级的人无法一以贯之地领导这样的斗争。他们将害怕万一斗争不仅限于挑战外来压迫,而且挑战他们赖以生存的、剥削多数被压迫阶级的能力的话,一场生机勃勃的阶级斗争就会被发动起来。

  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将会脱离自己发起的运动,而且必要的话,他们会联合外国的压迫者来粉碎它。这时,如果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不能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斗争必将失败。

  托洛茨基还得出一个最终结论。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工人阶级在人口中仅占少数,通常是很小的少数。但就绝对数来说通常它仍是相当大的(例如在印度和中国就有数千万之众),它通常创造了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大量国家财富,并以压倒性的多数集中在城市里,而支配了国家的城市则极为关键。因此在革命骚动时期,工人阶级能够成为全体被压迫阶级的领导者,并夺取全国的控制权。革命会是持续[2]的,从民族解放的要求开始,而以社会主义的要求为终点。但只有被压迫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在一个独立的、阶级的基础上把工人组织起来——支持一般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必须始终警告道:它的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领导层是不可信赖的。




[1] Bristol:布里斯托尔,英国西部的港口。

[2] 持续的(permanent),即“不断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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