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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

(Marxism and feminism)



  妇女解放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女权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兴起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运动中,女权主义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它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男人始终压迫女人,男人的生物构造或心理构造使得他们把女性看作劣等人。这导向一个见解:只有通过把女人跟男人分离开来,才有可能解放——要么是寻求“解放的生活方式”的女权主义者的整体的分离(即“独立”,separation),要么是妇女委员会、妇女核心小组(women’s caucuses)或只供妇女参加的活动(women-only events)这些局部的分离。

  支持这种局部分离的人中间,有很多自称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但后来主张整体分离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在妇女运动中占了上风。分离主义思想每次都仅止于作为妇女庇护所之类的社会服务事业中稍为激进的一翼。

  这一失败使得很多女权主义者转到另一个方向——接近工党。他们相信把合适的妇女放到合适的位置,比如国会议员(MPs)、工会官员、地方议员,将以某种方式有助于所有的妇女得到平等。

  革命社会主义的传统从另一套相当不同的思想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从事著述时就谈到,首先,对妇女的压迫不是源于男人头脑里的意识,而是源于私有财产的发展和与此伴生的阶级社会的出现。对他们来说,为妇女解放而奋斗同结束阶级社会——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立足于工厂制度,它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尤其是妇女的生活。妇女回到了社会生产中,从前她们曾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益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

  这给妇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潜力。通过共同组织起来,作为工人的妇女能够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能力,去争取自身的权利。这跟她们以往的生活形成强烈对照。以往她们在生产方面的主要角色是处于家庭之中,这使她们完全依附于家长——丈夫或父亲。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家庭的物质基础,以及女性因此所受的压迫,将不复存在。是财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一事实阻止了妇女从中受益。使得妇女至今仍受压迫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采用一种特殊的家庭形式以确保工人能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为下一代的工人。男人——以及日益增多的女性——的受薪工作对它有巨大的好处。妇女将无偿奉献她们的一生,来确保她们的男人以及长大以后的孩子适应在工厂里工作。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应担负起许多沉重地压在妇女身上的家庭职能。

  这不等于说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四处鼓吹“废除家庭”。家庭的拥护者总是能够动员大量最受压迫的妇女来支持它——她们把“废除家庭”理解成准许丈夫抛弃她们以及对子女的责任。革命社会主义者总是试图说明:在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妇女将不会被迫过着像当今时代的家庭那样可怜、狭隘的生活。

  女权主义者总是拒绝这种分析。他们远离妇女可以从中拥有力量来改变世界并结束压迫的地方——在她们有力地联合起来的工作地点——他们只把妇女当作受害者。例如,1980年代的运动从关注核武器转向了关注卖淫、强奸、对妇女的恐吓,以及家庭。也就是从妇女处于弱势的地方着手。

  女权主义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压迫是超越阶级划分之上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让阶级社会原封不动,去提高某些——即少数人——妇女的地位。妇女运动变成由“新中产阶级”妇女来支配——新闻记者,作家,大学教师,高级白领工人。而打字员、档案管理员、机械工则被丢在一边。

  只有在激进变革与革命的高涨时期,妇女解放的问题才会变成现实,不是只为了少数人,而是包括了全体工人阶级妇女。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妇女带来的巨大平等,是这个世界上前所未闻的。离婚,堕胎,和避孕自由都可享有。抚养小孩和家务劳动变为社会责任。开始有了公共食堂、洗衣店和托儿所,这妇女带来了得以控制自己生活的诸多选择。

  当然,这种进步与革命自身的命运不可分割。饥荒、内战、工人阶级的大量牺牲,以及世界革命的失败,导致社会主义在俄国最终陷入失败。步向平等的进程发生了逆转。

  但是早期的苏维埃共和国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做到什么,即使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今天,妇女解放的前景要好得多。在英国——正如在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五名工人当中就有两名是妇女。

  妇女解放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才能达到。这意味着要拒绝妇女单独组织的女权主义观点。只有当男工和女工参与到统一的革命运动中,共同行动,才能摧毁阶级社会,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妇女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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