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章 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
哥伦布并没有“发现”美洲。“印第安人”至少在一万四千年前穿越白令海峡、从西伯利亚前往阿拉斯加时就发现了美洲的存在。实际上，哥伦布甚至都不是第一个抵达美洲的欧洲人——在哥伦布到达那里五百年前，维京人就曾出现在北美洲的东北海岸。但是，1493年的确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欧亚大陆大西洋沿岸地区此前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的社会，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展现出对世界上其他地区施加统治性影响的能力。因此，虽然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所作所为，与三四个世纪前十字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径同样野蛮残忍，但其结果却是迥然不同。十字军来了，看了，征服并摧毁了——然后他们被赶了出去，除了几座废弃的堡垒，中东地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欧洲人来过的痕迹。西班牙人也来了，看了，征服并摧毁了——但最后却留下来缔造了一片全新且持久的领土。
虽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大西洋的对岸，但欧洲自身也在经历同样重要并最终撼动整个世界的巨大变化——孕育于政治发展、思想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数百万民众谋生方式的改变。
许多主流史学都沉迷于探究王朝如何代代更迭。其中包含的不过是一连串国王、王后和大臣的名字，伴随着廷臣谋略、王族残杀、血腥战斗和运筹帷幄的故事。15世纪末开始初现端倪的政治变化，与上述琐碎的历史记载极为不同。它们引领着一种新型国家的兴起，这种形式的国家将会统治全世界。
说起古代或中世纪世界时，我们经常使用“国家”一词。但实际上，当时统治一方的国家，与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完全是两回事。
今天，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是在固定的国界内，拥有地理上接连不断的领土。我们期待一个国家拥有单一的行政结构、单一的税务体制（有时各地也会略有不同），以及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存在关税壁垒。我们认为，国家需要“公民”的忠诚，作为回报，国家给予公民一定且有限的权利。现代人竭尽全力避免陷入“无家无国”的窘境。我们还公认，一个国家拥有同一的语言（或者有时是一系列语言），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使用同一种语言。
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国很少具有上述特征。它们的领土犹如大杂烩，既切断不同语言分野的人们，又跨越地理上的障碍。“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通常将波西米亚视为一个国家来加以统治，并宣布在所有讲德语的土地上及部分意大利的土地上都拥有主权。多年来，英格兰的多位国王忙于一系列征战，意在夺取一大块讲法语土地的主权。法王竭力控制阿尔卑斯山另一边、今天属于意大利的领土，但却对法国东部（属于竞争的勃艮第公爵国的部分土地）、法国西南部和诺曼底（由英王统治）或布列塔尼几乎没有统治权。国家边界也会发生大范围变动，因为皇室的联姻和继承可能会给予某位国王一片遥远土地的主权，也可能会因战争而夺走原属于他的土地。在一个国家内，罕有单一统一的行政结构。通常它都是由封邑公国、公爵领地、男爵领地及独立的自治市镇组成，拥有各自的统治者、独立法庭和本地法律、独立税收结构、独立关卡及独立武装——因此，各地领主向君主宣誓效忠不过是名义上的事情，如果敌对的国王向他们伸出条件更加优渥的橄榄枝，他们无疑会把之前的效忠誓言抛在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君主通常并不讲其治下民众的语言，官方记录和法律文书也很少使用那些臣民看得懂的语言。
到了15世纪末，在欧洲一些重要地区，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此时西班牙已经征服了拉丁美洲。法国的查理七世和路易十四、英格兰的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以及西班牙的联合君主伊莎贝拉与斐迪南，都成功地加强了君主制的权威，打压了封建大领主的气焰，在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国家的边界内，推广了某种遍及全国范围的政策和秩序。
这种变化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形成了封建制国家向现代体制国家迈进的第一步。但此时的转变距离真正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连西班牙这一最强大的“新”君主制国家，在其管辖内的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的行政结构依然分散；它的君主们还会为了保住其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领土而进行一百五十年的战争。法王不得不又经历一系列对内和对外战争，才令地方领主向“绝对”统治屈服——尽管其后境内关卡和当地法律都基本上原样未变。虽然1066年的诺曼征服曾在英格兰缔造了一个世界上最统一的封建制国家，但是北部的伯爵们依然保有很大权力，而君主们也不曾放弃他们在“法国”的权利。
无论如何，后来在法国和西班牙萌发的“新君主制”与“专制主义”，代表着某些与旧封建秩序不同的新秩序。它们是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但是统治它们的君主却学会了利用与市场机制及城市发展紧密联系的新力量，来与封建领主们相抗衡。[1]他们的政策依然部分导向传统的封建主义目标，即通过武力或联姻来获取更多土地。但另一个目标也变得日益重要，那就是建立贸易，以及本地化的生产体系。因此，伊莎贝拉与斐迪南虽然征服了摩尔人的王国格拉纳达，并为意大利的土地而征战多年，但却同时也资助哥伦布及其后继者进行世界冒险，以期扩大西班牙的贸易规模。亨利八世利用联姻建立了与其他君主联系紧密的王朝，但他也同样鼓励英国的羊毛相关产业及海军的大力发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君主就比他们的前任仁慈许多。他们已经准备好利用所有手段增强权力，打击对手，压迫臣民。阴谋、谋杀、诱拐和酷刑是他们的惯用手法。他们的理念在马基雅维利的名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位来自佛罗伦萨的官员，终其一生都希望意大利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为此撰写了指导手册，书中表示这一伟大目标最终将会由一位“王公”来实现。然而，马基雅维利的希望却是屡屡受挫。但即便如此，他的著作却明确地指出了实现国家统一所需要的一系列技能——这些技能可能都直接来自西班牙君主或亨利八世的技能列表。
伊莎贝拉与斐迪南在征服了格拉纳达后，做了一些伊斯兰国家从不曾对基督徒做过的事情——他们利用宗教裁判所，残忍屠杀那些拒绝改宗皈依基督教者和试图逃离国家的人。到了17世纪初，已在格拉纳达生活了九百年的穆斯林被逐出自己的土地。在伊斯兰治下已经平静度过八个世纪悠长岁月的犹太人也被迫迁出，颠沛流离到北非、土耳其统治的巴尔干地区（讲西班牙语的犹太人社群依然生活在萨罗尼加，直至希特勒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践踏了这座城市）及东欧地区重新建立生活。甚至就连那些改宗皈依基督教者也并不安全。1570年代，掀起了一阵迫害皈依者的风潮。
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及英格兰的后继国王所反对的，不止是旧日封建王公的权力。他们同时也意在压榨最穷苦的广大民众——由于贵族解散了家臣和地主的旧军队，导致大批流民流离失所，没有生计；古老的共有土地被圈起，剥夺了农民原本拥有的小块土地。后继的君主们将他们视为“自愿故意的罪犯”（voluntary criminals）。[2]1530年的一道法令这样规定：
鞭笞并监禁身体强壮的流浪汉。将他们绑在车轮辐条上予以鞭打，直至鲜血从身上喷涌而出，然后令其发誓回到出生地或者他们过往三年的居住地，“让他们回归劳动”。
这道法令后来又修改为：
如有发现再次犯下流浪罪行的罪犯，将再次受到鞭笞，削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发现犯下流浪罪，罪犯将被视为犯下重罪而遭到处决。
[3]
新思想
“发现”美洲和“新君主制”崛起的时期，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思想广泛传播的时期——思想与艺术生活从意大利城市开始得到“重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传播到西欧的每个角落。在整个欧洲大陆，人们重新发掘经典古迹和古典知识，并以此打破狭隘的世界观、令人窒息的旧俗及宗教迷信（这些都是欧洲中世纪时代的特色），结果便带来了文学和艺术的全面盛开，以及欧洲世界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时代之后就不曾出现的科学迅猛进步。
这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作出这样的突破尝试，尽管有些史书上如此声称。两个世纪前就曾发生过一次重大突破，西班牙托莱多城的思想家们，包括阿伯拉尔、罗吉尔·培根、薄伽丘、乔叟和但丁等人在内，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翻译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的经典著作。但是，这场运动却随着14世纪出现的巨大危机戛然而止，教会和国家联手全力铲除所有可能会在城市和国家内部激起阶级斗争的思想。作为人类探索思想的核心机构，大学越来越偏向学术争论，而争论的议题则似乎与现实没有任何关联。
文艺复兴标志着人类在13世纪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探求的回归，但它达到了更高的水准，基础也更加广泛。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城市国家，并没有马上就挑战中世纪晚期僵化的世界观。这些国家被寡头大商人所统治，他们令人艳羡的巨额财富通过非封建制方式积累而来，将旧日封建贵族撇在一边，但他们却利用其财富和权力，在已经建起的封建主义框架内寻求安全的位置。例如，统治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最初以商人和银行家发迹，但其家族中有两位成员最终却担任了教皇这一圣职，还有一位成为法国皇后。梅第奇家族宣传的文化，反映了他们矛盾的社会位置。他们委托平民背景的工匠创作绘画和雕塑作品，这些工匠为从旧世界中渐渐显露雏形的新社会提供了绝佳的视觉表达。米开朗基罗的名画《创造亚当》和他在西斯廷教堂的不朽壁画《最后的审判》，都是歌颂人性的宗教作品。在米开朗基罗最伟大的作品中，包括一系列展现奴隶或囚徒的巨型雕塑，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人们试图从禁锢他们的石头上挣脱开去。而另一方面，得到寡头商人鼓励的文学，却在某种程度上从13世纪和14世纪初的传统基础上后撤了一步。革命的意大利人葛兰西大约在七十年前说过，当但丁以佛罗伦萨当地的意大利方言进行写作时，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语言还是一种只有少数文化精英才懂的语言：拉丁语。文艺复兴为整个欧洲的学者提供了沟通的渠道，但却无法为佛罗伦萨、米兰或威尼斯的广大民众所享用。此时依然存在着一种对古文字迷信般的尊崇，援引古希腊罗马著名作家的观点依然是辩论中最可靠的论据。
随着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它的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作品将希腊语和拉丁语著作译成日常语言。而且，社会上兴起了一股不简单满足于阅读古典著作、还要挑战古典作家发现的趋势，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就是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取得的科学进步。16世纪伊始就发生了两千年古老思想的回流，但只过了一百多年，就呈现出用大众语言写作的爆炸性井喷——其中的翘楚当属法国的拉伯雷；英国的莎士比亚、马洛和本·琼森；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这不仅仅是讲故事、编戏剧或将许多新思想写在纸上那么简单。它还为数以百万计普通人的日常言语提供了新的形式。“新君主制”的时代也是民族国家语言初次兴起的时代。
新宗教
在西班牙军队占领格拉纳达、哥伦布登陆西印度群岛二十五年后，一位34岁的天主教修士和神学教师马丁·路德，在德国南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订了一张纸。在这份著名的《九十五条》中，路德抗议天主教会发行“赎罪券”：一种宽恕人们的罪过并承诺其可以升入天堂的文书。路德的举动造成了自一千二百年前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西方教会最大的分裂。教会或神圣罗马帝国的任何回应，似乎都无法阻止路德教受到民众的热烈支持并迅速传播开去。德国南部及瑞士城市：巴塞尔、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一齐站在路德身后为他摇旗呐喊，甚至有些最具影响力的德意志王公，如萨克森、黑森及勃兰登堡的王公，也是他的支持者。很快，在尼德兰和法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皈依路德教——尽管政府对此采取了惩罚措施，例如，1546年在莫市的市镇广场上活活烧死十四名信奉路德教的工匠。[4]在教皇（及西班牙王室）不愿支持英王亨利八世与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后，亨利八世与天主教会便彻底决裂。
路德对教会的攻击始于神学观点上的争论：关于“赎罪券”、关于教会的仪式、关于教士作为信徒与上帝中间人的角色，以及关于教皇约束教士的权力等。但因天主教会一直是中世纪社会的核心机构，讨论宗教问题也就不得不涉及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路德的举动就是对现有制度的挑战，而这一制度则代表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控制着社会思想。从思想禁锢中获益的人们势必要进行反击。接下来一百二十五年间，这些问题引起的争论，将大部分欧洲都推入了接连不断的内外战争中：德国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法国的宗教内战、尼德兰谋求摆脱西班牙的漫长独立战争、摧毁德意志大部分土地的“三十年战争”及英国内战。
路德是一位卓越的善辩者，不断发行小册子阐明自己的观点，更是翻译了圣经，对发展中的德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然而，这些并不足以解释路德行动的巨大影响。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源远流长，这种传统的思想基础与路德所阐述的思想非常类似。曾经存在一个地下的“瓦勒度派”教会，其教徒群体在欧洲各个主要城市已经活跃了二百年之久。一个世纪之前，波西米亚反抗天主教会的胡斯教派的思想，也与路德教的思想非常相似，而且在英格兰依然存在许多追随14世纪晚期掀起反抗风潮的改革者威克里夫的信徒。但是，所有这些反抗运动都没能成功地将教会与其根植的社会分开。而路德则做到了这一点，另有其他与路德持有不同原则的宗教改革家也做到了这一点，如苏黎世的茨温利和日内瓦的加尔文。
为了理解这一切的发生，就有必要探求14世纪危机后在更加宽广的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为新宗教打下了基础，就像它们为新君主制、征服新世界及文艺复兴的新知识提供了根基。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催生了一些全新事物，新教主义就是初生婴儿之一。
转变中的经济
西欧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经历了缓慢但却不断积累的变化，生活其间的人们甚至很难察觉这些变化。首先是缓慢而间歇但却持久不断的生产技术进步，因为工匠、造船工人和军事工程师吸取了来自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及北非的发明创新，并加上了自己的技术改进。因此，到了16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在12世纪甚至14世纪都闻所未闻的设备和装置——欧洲每个重要城市都有机械钟表、风车和水车，能够生产铸铁的鼓风高炉，建造和装备船只的新方法及确认船只位置的新设备，发动战争的枪支和大炮，以及为大众提供量产经典著作印刷品的印刷厂——此前这些极为珍贵的手稿只能珍藏在少数几座图书馆中。
这些技术发明无疑为更大范围的变化提供了前提。如果没有阿拉伯的星盘和中国的指南针，哥伦布或许依然能够找到通往美洲之路（在哥伦布之前的其他人很可能就这样做过），但却无法绘制常规的海上路线，使重返航程及西班牙人的征服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改进的弓箭和火器，君主国的军队或许也能取胜，但却无法击败全副武装的骑兵，扫平领主的城堡或者击败农民长枪兵。如果没有印刷厂，意大利北部的文艺复兴思想家或许依然可以激发对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感兴趣的风潮，从而使其再度复兴，但若没有数千册的印刷复制版本，这些著作的影响力就无法跨越欧洲大部分地区，蔓延到欧洲每个角落。同样，如果没有印刷厂，路德对教皇权威的挑战也不可能找到如此大规模的听众。实际上，印刷厂保证了路德的思想得以呈现的外部客观条件。例如，在英格兰，印刷厂确保了威克里夫的作品、朗格兰的《农夫皮尔斯》和乔叟的作品中反教会的观点（乔叟的作品在这方面的程度略轻），“虽然延迟呈现但却依然释放出的最大力量”，从而使“14世纪入侵了16世纪”。[5]
但是，技术本身并不能实现任何目标。它们必须得到应用，有时还所耗不菲。武器必须要生产，矿藏要开采，印刷厂要资助，舰船要建造，军队要供给。这些事情不仅要做，还要达到要求的规模，因为生产的社会组织和技术组织都在经历巨大的变化。
在封建主义早期阶段，生产是为了即刻的使用：为了维持农民家庭的生计，为了满足领主的奢华生活等。重要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后来所称的“使用价值”：农民家庭生存的必需品及满足封建领主穷奢极欲品位的奢侈品。若要扩大生产，要么通过农民更加拼命地劳作，要么通过采用新技术；而扩大生产的压力则只能源于农民希望活得更好的自主意愿，或者是领主的消费变得更加奢华。正如马克思所说，剥削农民的程度受到“封建领主胃口大小”的限制。在这样的社会中，贸易和金钱扮演了边缘性的角色。如果想攫取财富，就该夺取土地，而不是囤积黄金。
到了15世纪初，形势已经变得迥然不同。生产商品来销售（交换金银，然后再用金银交换其他产品）变得越来越普遍。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称的“交换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农民家庭维持生计的粮食和衣物或许依然大部分由自家生产，但是如今需要金钱来支付地租和购买农具；遇上收成欠佳，还需要用金钱去购买食物来糊口。领主和君主需要金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长途贸易意味着只要肯花钱，充满异域风情的奢侈品就可以从世界的另一端穿越万水千山，摆在眼前。如果能够获得足够多的钱财，他（有时也会是她）就能组建军队征服他人（军队日益由雇佣士兵组成、或者买下船只，雇用水手，开启探险、贸易甚至海盗劫掠的航程。总而言之，金钱开始变成我们今天所知的模样。
随着时间推移，这将会彻底改变生产的世界，生产不再只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是成为一种简单的方式，一种有钱人可以凭此挣到更多钱的方式。16世纪初这一进程还远未完成。大多数工匠依然希望收到订制作品的佣金，并拥有在节日和圣人纪念日不工作的自由；大多数农民依然认为自己的劳作与四季气候等自然条件联系紧密，而不是由单调的商品市场所控制。然而，生产的变化已经发生，这种变化将会历时几个世纪。连接城市和国家的市场网络缓慢蔓延，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大城市、港口、运河周围，整个乡村地区都开始转而生产“行业化作物”：种植亚麻是为了生产亚麻布，种植葡萄是为了酿造葡萄酒，种植橄榄是为了压榨橄榄油，种植靛蓝或藏红花是为了染布，放牧是为了满足城市及上层阶级不断增长的肉食需求。商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包买制”向手工业工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以供需关系为基础的更低工资，而非过往订制作品支付的较高佣金——同时鼓励以乡村为基础的新兴工业的发展，因为城市手工业者通常拒绝牺牲自己的生活来迎合商人获取更高利润的目标。在德国南部高地地区、波西米亚及特兰西瓦尼亚等地区，富格家族等大金融家（富格家族资助了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战争）就是以工资劳工为劳力进行采矿。
正是“为市场而生产”所扮演的角色，令14世纪社会危机的后果，与罗马帝国于5世纪及中国于3世纪和13世纪陷入的那些危机导致的后果相比迥然相异。在上述巨大的社会危机中，饥荒、内战和外族入侵导致大田产越发碎片化，经济从更宽广的社会层面上被切割开来。相比之下，14世纪出现的危机过后，市场关系在欧洲大规模蔓延。即便在封建农奴制复兴的地区，农奴也只生产那些领主能够卖给大贸易商从而获得丰厚利润的作物。
危机并未摧毁城市。即便饥荒和瘟疫席卷而去，无数村庄被废弃，大多数城市依然保持完整。到15世纪中叶，城市成为新经济扩张的最前沿，鼓励使用如印刷业和航海业等行业新技术。然而，并非所有城市都能从新形势中获利。市场的扩展、为了交换而非即刻使用进行的生产，意味着各个城市能否积累财富多少带有一些偶然因素和侥幸色彩。有些城市在之前阶段表现优异，运气不错，如今却因市场受到生产上某些不可预见变化的影响、或是遥远土地上某些政治事件的牵连，而陷入厄运。有些城市之前被远远甩在后面，如今却能大步赶上并超前领跑。到了16世纪，巴塞罗那、佛罗伦萨、北欧伟大的汉萨同盟贸易城市及波罗的海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衰落了，然而，北部低地国家（今荷兰）的其他城市、西班牙南部地区、德国东南部地区及英格兰则开始繁荣起来。
市场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影响。它改变了数百万民众生活的条件。15世纪中期以后，物价开始上涨，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下跌。在黑死病爆发后的那个世纪里，实际工资翻了一倍，但从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末，工资又下跌了一半甚至三分之二[6]，农民向领主支付各种赋税的压力日益沉重。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间，富人们都掀起了狂热的赚钱浪潮。哥伦布、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对黄金的痴迷就是其中一例。另一例便是教会出售的赎罪券，路德正是因此而愤然在教堂大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其他例子还包括东欧的新型农奴制，以及西欧部分地区初次出现的资本主义农场。金钱开始成为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然而，社会的官方价值依然依附在旧有的封建主义等级体制中。
在中世纪时期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教会居于绝对的中心位置。教会的仪式表达出对各个不同阶层的期待，这些不同期待经常在教堂的雕刻作品和彩色玻璃窗上明确呈现出来。然而，教会本身也深受“淘金热”之苦。梅第奇家族及博尔吉亚家族等著名的商业家族成员成为教皇，意在增加其自身财富，期待能将财富传给其私生子们。十几岁的男孩子就被任命担当利润极为丰厚的主教职位。教士只管从几个教堂收取费用，却希望不必出现在任何一座教堂为民众服务。依靠什一税的贵族则需向教会上缴几近一半的收入。通过发放高利贷，牧师和僧侣压榨一贫如洗的农民，即便明知高利贷是上帝厌恶的罪恶之一。
历史学家耗费了大量时间，争论资本主义与新教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学家（及德意志民主主义者）马克斯·韦伯影响的学派认为新教价值缔造了资本主义，但却并未解释所谓的“新教伦理精神”来自何方。[7]其他学派则认为，资本主义与新教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因为许多早期的新教徒并非资本家，而且在德国最坚定的清教徒活跃地区还曾实行过“第二次农奴制”。[8]
然而，资本主义与新教之间的联系还是轻而易举就能看到。技术变革的影响、在封建主义下人们彼此的新市场关系，带来了一个“混杂的社会”：“市场封建主义”，其间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彼此交织缠绕，也彼此冲突。
在封建主义基础上叠加市场机制，导致广大民众遭受两者缺陷的双重苦楚。市场的起起落落反复危及人们的生计；而农业的封建主义方式依然在欧洲东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广泛流行，农民的产量无法在养活自己的同时，又能满足领主的奢侈生活需求，以及供养君主的军队。[9]统治阶层越来越庞大的消费侵蚀了农民生产的根基——随着16世纪的发展，社会日益面临新的危机，到底是向前走，还是向后撤。
每个社会阶层都因此而感到困惑，每个社会阶层都将希望寄托在诉诸古老的宗教信仰上，却发现就连教会自己都深陷迷茫。如果找不到方法彻底重塑从旧封建主义那里继承的思想，人们也就只能与现状达成妥协。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约翰·诺克斯，以及其他人（其中甚至包括创建了耶稣会的依纳爵，他引领了天主教的反宗教革命运动），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方法。
德国宗教革命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并无意开启一场革命运动，甚至是社会改革运动。他们只是准备向现有的宗教秩序提出激进的挑战。但对他们而言，所有观点都仅仅集中在神学上：天主教会如何歪曲了圣经中耶稣和圣徒的教义。他们坚持强调个人的“信仰”，强调信仰的重心绝非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人牧师，向教会付款的行为尤其令人发指。他们坚持认为，通过雕像和圣殿来崇拜天主教圣人的一套仪式，完全是对掺假的圣经信息的盲目崇拜。加尔文在这方面甚至更加激进，他认为圣餐礼这一仪式亵渎神明，崇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消费耶稣的血肉——他因此而无法与路德的追随者达成一致，更别说与罗马教会达成一致。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早期新教徒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敦促同道坚定信仰——即便为此要面临被视为异端将遭受的血腥惩罚，这种惩罚在整个欧洲依然适用，那就是在公共场合被活活烧死。
然而，不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他们在社会问题上都持保守态度。1521年，当帝国政府下令悬赏其项上人头时，路德表示，人们应当在非宗教事务上遵从政府的法律：
暴乱不是证明自己有理的方法，不论它的理由看起来多么正当……世俗政府挥舞宝剑授领圣意、惩罚邪恶、保护圣意……但当……普通人崛起，他并没有能力分辨善恶，他将会不加区别地猛烈打击，难免造成残酷的不公平事件。因此，他们应当留心听从政府行事。
[10]
加尔文的观点与之类似，被描述为“大众遵从的原则”。因为是“上帝授意”世间应有统治者来维持社会秩序，“因为人类背负原罪，所以这种统治是一种必要的压制手段”。[11]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的信仰分歧引发社会斗争，不过，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得不选择自己的阵营。
路德由天主教修士转为神学教授，是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坚定的“人文主义者”，无疑可以凭借这一背景劝服众人。路德还赢得了萨克森选帝侯[12]腓特烈等权威人物的支持和保护，这位大人物与教会有些私人纷争。然而，路德思想在1520年代的德国南部得到迅速传播的真正原因在于，它对那些心存不满的社会阶层极有吸引力，但路德实际上并不信任这一阶层。二十五年后，加尔文的教义在法国的广泛流传，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今天研究德国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将其发展分为不同阶段，包括“城市（或市民）宗教改革”“农民宗教改革”“贵族宗教改革”[13]。1521年，路德在著名的沃姆斯国会严厉谴责皇帝，成为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此后城市宗教改革横扫德国南部和瑞士的城市。这些城市由古老的寡头政权统治，由富商和少数贵族家族把持。即便存在着正式的民主机构，他们依然数代掌控着议事会和议院。许多寡头都与教会结怨颇深（例如，由于教士拥有税收豁免权，迫使其他人上缴更多税金），对当地贵族的权力也颇为忌惮。但是，他们与现存的社会和宗教秩序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依靠城外的封建主义地租过活，他们在教会中为儿子们寻求收入丰厚的教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从教会的什一税中分得一杯羹。因此，这些人既为宗教改革所吸引，又对其抱有一些排斥心理。他们期待能有一些小规模的改变，能让他们更多掌控城市的宗教生活，能在不引起动乱的情况下让他们在更大程度上利用教会的资金。
但位于这一社会阶层之下的是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有时还包括来自工匠家庭的牧师、修女和僧侣），他们对于不得不向教会支付税金感到非常厌烦，因为教会甚至时常连承诺提供的宗教抚慰也不曾实现。正是这些人的焦虑，推动宗教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取得成功。在埃尔福特，路德于1521年路过这座城市后，“学生与工匠”参加了“攻击教士”和“摧毁教会房屋”的运动。[14]在巴塞尔，纺织工人要求“不仅要从精神上而且要从实际行动上”掌握福音的真义，坚称“我们应当以爱和真正的信仰来照看我们的兄弟”，应当将装饰教堂的资金转而用在“冬天缺少柴火、蜡烛和其他生活必备品的穷人身上”。[15]在布伦瑞克、汉堡、汉诺威、莱姆戈、吕贝、马格德堡、米尔豪森及韦斯玛，手工业者和贸易商委员会强迫城市的统治阶层进行带来改变的宗教改革。[16]威登堡“被冲突驱使，到处都是偶像破坏者”，直到市政府向路德求助，要求他实施有秩序的改革。[17]在斯特拉斯堡，“在下层民众的迫使下，治安官们开始在宗教实践方面作出改革，与此同时，治安官们也希望皇帝、帝国国会或教会委员会能将他们从要求加大改革力度的如山压力下解脱出来”[18]。通过这种方法，“通常是在下层民众的敦促、手工业行会的压力下，而非市政府的主导下”[19]，三分之二的德国城市转向了新宗教。路德将其信条取得的成功归功于上帝的旨意。他写道：“这全都是上帝之道所为。”“当我与菲利普和安姆斯多夫一起坐着喝啤酒时，上帝给了教皇狠狠一击。”[20]实际上，是地方性经济危机带来的阶级感受，促使人们对路德的教义作出如此积极的响应。
不过，统治城市的议事会和议院，通常都能作出适当改变，以平息下层民众的愤怒之情：“一旦议事会规定采用基督教福音派的教义而废除其他，吸收新教牧师成为市民，那么在对城市教会生活做决定时，从狂暴的街头回到安稳的议事厅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21]
农民战争
1524年下半年，又一场更加激烈的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史称“农民战争”（今天有些历史学家还称其为“平民革命”），被描述为“近代欧洲最重要的民众起义”。[22]在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德国南部的乡村起义层出不穷。城镇中宗教暴动的消息（通常由参与乡村工业的新兴手工业者传播），成为不安全感日益加深的岁月里的焦点，刺激了暴动的发生，这种暴动既含有宗教意义，又含有社会意义。
数千甚至数万人的大军，将农民运动的浪潮从一地推进到另一地，横扫帝国整个南部和中部地区，军队劫掠修道院，攻击城堡，并试图占领城市。[23]封建领主和主教们对此极为震惊，试图通过和谈来平息起义者的怒火，同时则乞求大王公协助剿灭起义。统治城市的寡头贵族则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他们与乡村地区的领主、主教和修道院素有积怨，加之迫于穷苦市民的压力，不得不参与反叛。另一方面，他们又基本上由地主组成，所拥有的土地在暴乱中无疑也都受到了威胁。他们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都远远躲开暴乱，希望能够通过某种协商达致和平。[24]
农民暴动的确设法夺取了一些城市，并为自己的阵营争取了新生力量。在萨尔茨堡，“矿工、小矿场主和农民都加入了”反叛行列。[25]“在海尔布隆，城市治安官在市民、‘尤其是女性市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叛乱者打开大门”，叛乱者占领了所有女修道院和教会建筑物。[26]通过这种方法，农民大军夺取了梅明根、考夫博伊伦、温伯格、贝尔马廷根、诺伊施塔特、斯图加特和米尔豪森等多座城市。
各地的叛乱者都列举出令其不满乃至奋起反抗的悲苦现状，并经常将其合并到本地区的改革计划中。其中一份陈述由梅明根地区的农民起草，在同情他们的一位工匠和一位反叛牧师的帮助下，清晰地阐明了十二条意见——后来这几乎成为全国范围内农民暴动的宣言，因为它被反复印刷，广为流传。[27]
这份宣言从对广大民众而言最重要的宗教需求开始，其中包括当地社群任命本教区牧师的权力，以及决定如何使用什一税的权力。宣言进而提出了对农民生计也非常重要的其他需求：废除农奴制，废除领主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停止继续侵占公有土地，废除领主对农民狩猎、渔业和伐木业的禁令，以及停止武断的司法裁决等。
这并不是一份革命计划。它假设贵族和王公会被劝服，从而接受农民的诉求。当然，在农民运动初期，大多数参与者都相信，只有迫使领主按照农民自己的方法进行改革，一切才能好起来。“总体而言，农民依然倾向于接受贵族统治，只要贵族愿意听从（反叛农民的）集体协会、联盟或基督教联合会等组织的意见。”[28]保守派历史学家杰弗里·埃尔顿论述道：“农民总体上……是在受到极大束缚的情况下行动。”[29]恩格斯的观点则与之对立，他认为：“在对待贵族和征服的态度方面……他们显得非常缺乏决心。这样的决心只会在战争过程中出现，在农民亲身经历了敌人的为所欲为之后。”[30]农民的“中庸立场”使其总是天真地相信，他们与领主之间的分歧将会得到仁慈宽厚的处理和解决。
然而，农民最基础的要求却对王公贵族旧日的统治根基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农民的宗教语言中，存在一种比法庭实施的法律更高等的法。在一次乡村集会上，曾有农民发言表示，“除了上帝、我们的造物主之外，没有人……可以拥有债务奴隶”[31]。代表农民利益的“上帝的法律”，将会取代逼迫农民臣服于领主和教会的“庄严法律”。
贵族阶层无法作出损害本阶级地位的让步。在假意作出妥协的同时，贵族领主开始偷偷组织雇佣军。1525年4月，事态开始向暴力升级。正如杰弗里·埃尔顿承认的那样：
统治阶层从根基上被动摇，他们的反应比其惧怕的威胁要野蛮得多……数千（有人估计为十万）农民被杀，伤亡主要发生在所谓的战役中（实则是毫无军事经验的农民暴动），贵族王公训练有素的武装军队在将四处逃窜的农民冲撞得一溃千里时好不得意。
[32]
路德却被农民叛乱的规模吓得心惊。最初他与统治城市的寡头一样，谴责领主激起农民的不满。然而，一旦农民军队开始收获战果，路德就彻底倒向了领主。他写下一份小册子，“反对施行谋杀和盗窃暴行的成群结队的农民”，敦促领主采取最极端的报复手段来镇压农民暴动：“他们必须被撕成碎片，秘密地和公开地被绞死或刺死，每个人都应当这样对待他们，就像必须杀死一条疯狗那样。”[33]路德写道，王公“不应袖手旁观……而应将其彻底毁灭、屠杀，有权力的人应当使用他的权力”[34]。路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所有农民死去，要好过王公和治安官们死去。”[35]
在这一点上，路德并不孤单：
就像领主们将农民暴动视为犯下反对国家的叛国罪，宗教改革家们则将其解释为对福音的背叛。1515年，马丁·路德、菲利普·梅兰希顿、约翰尼斯·布伦茨、乌尔班·雷吉斯及茨温利，都没有选择与民众站在一起。
[36]
不过，还是有一些新教牧师支持农民起义，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托马斯·闵采尔。这位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功教士，在路德与教皇和皇帝初次发生冲突时就在旁协助。但是过了三四年后，闵采尔开始对路德的妥协感到失望，并提出严厉批评。闵采尔的作品和布道开始逐渐超越宗教事务，挑战对人民大众的压迫行径。在他看来，基督教理想的实现，就意味着这个世界要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世界上最令人厌恶的事情就是无人帮助穷人获取维持生活的必需品……我们的君主和统治者是所有高利贷、盗窃和抢劫的根源……他们压迫贫穷的农夫和手艺人……这些穷伙伴哪怕只违背了一丁点儿法律，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对于所有这些不公，骗子牧师〔路德〕却这样说道：“阿门。”
[37]
闵采尔的言论令当局无比震怒，1524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东躲西藏，在全国范围内建起小型的秘密支持者组织。路德敦促王公对闵釆尔采取行动。即便在今天，许多主流历史学家依然将闵采尔视为完全的疯子。杰弗里·埃尔顿认为，闵采尔是“宗教改革初期恶魔般的天才”“一位毫不受限的幻想家”和“危险的疯子”。[38]但事实上，闵采尔做过的唯一一件疯狂的事情，却不过是使用当时几乎所有思想家都耳熟能详的圣经语言，极力反对而非支持阶级统治。
当农民起义爆发时，闵采尔正在前往图林根州的矿区米尔豪森的路上。他在这里全心投入到与激进市民〔在前僧侣帕菲弗的领导下〕合作的工作中，保卫作为革命堡垒的城市。在弗兰肯豪森，农民起义军被路德教的黑森王子和天主教的萨克逊公爵击溃，闵采尔被捕，在绞刑架上受尽酷刑折磨，最后被斩首，享年28岁。
粉碎农民起义对整个德国社会而言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极大地增强了大王公的社会地位。憎恨王公不断滋生的力量、梦想有朝一日迫使王公归顺德意志联合帝国麾下的骑士越来越少，过去他们经常就宗教问题兵戎相见，甚至对初期的农民暴乱表示同情。[39]如今他们却转而拥护王公贵族，成为后者持续剥削农民的保证人。与此同时，统治城市的寡头也在最初的犹豫摇摆过后，将王公贵族视为抵抗农民暴动的最后保障。甚至越来越多的市民也无法说服自己去支持一场他们太过胆怯以至于无法支持的暴乱。
但在接受王公全新提升的巨大权力的同时，城市上层和中层阶级也接受了如下观念：他们的利益不应该影响德国社会未来的模式。封建主义内部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导致的社会危机，掀起了革命性的暴乱。但是暴乱被镇压，就像14世纪面临巨大危机掀起的暴乱一样，在全欧洲范围内被击溃。城市中层阶级即便拥护全新的新教宗教思想，却也没有准备好在一场旧秩序的猛攻中利用新教来团结最受剥削的阶层。因此，在王公贵族不断增强的巨大力量面前，农民起义被粉碎，城市中层阶级变得软弱无力。
德国新教主义是这种怯懦的牺牲品。路德教敦促王公壮大势力，使自己沦为王公历史的囚徒。路德最初的信条强调信仰上的平等权，损害了教会对教区居民的控制权。但路德主义者对农民暴乱的恐惧，又导致他们重新依附旧秩序。路德最亲密的同伴之一梅兰希顿这样评价1525年革命的后果：“对狂野粗鲁的德意志人来说，给予他们比现在少些的自由是很有必要的。”[40]王公将会维持这样的统治秩序。对王公而言，农民暴乱被击溃后，路德教成了一件双面武器。一方面，王公可以挥舞路德教的利刃对抗试图侵犯其权力的天主教国王，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路德教控制被剥削阶层的思想意识。由此，最初应对德意志封建主义危机而兴起的宗教，如今却成了德国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官方信仰，该地区的农民被迫重回农奴制——就像基督教最初在反抗罗马帝国的危机中诞生发展，最后却转变为罗马帝国的思想意识一样。与此同时，德国南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则放弃拥护和信仰新教，因为在1525年的农民革命中，新教与他们的压迫者站在了同一阵线。
因而，国王和统治该地区的天主教王公不断施加压力，逼迫德国南部城镇放弃新宗教。城市寡头本希望信仰新教的王公能够保护他们，结果却使自己陷入了王公贵族之间具有封建性质的王朝战争。1546年在施马尔卡尔登爆发的与国王的战役，证明了这一联盟的成色——信仰新教的王公根本没有做好严整的战斗准备，独留新教城市去面对凶残暴怒的天主教大军。从此以后，新教仅在德国南部城市隐忍存活，它的衰落反映出城市中间阶层丧失了其独立地位。
法国宗教战争
法国宗教革命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德国宗教革命三十年后的轮回。经济危机使农民、手工业者和赚取工资的雇工陷入赤贫，反复席卷的饥荒、不断爆发的瘟疫，再加上1557年的银行破产危机，更令形势雪上加霜。所有社会阶层都转而反对教会及几家贵族——教会是社会财产的最大拥有者。[41]新教拥有跨越阶级的吸引力。但就像亨利·海勒指出的那样：“至今为止，新教依然是一场民众运动，小规模制造商、小型商人和小型手工业者组成了新教大军。”[42]
一个半世纪之前，法国著名小说家巴尔扎克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宗教改革……主要在开始思考的低下阶层中找到同党。大贵族鼓励农民运动，只是为了服务于与宗教质询完全不沾边的利益……但在手工业者和贸易行业从业者的心中，信仰是真挚的，建立在真正的思想层面上。
[43]
加尔文出身法国中产家庭，但因受到迫害不得不在日内瓦生活，因此造就了甚至比路德更加适合这一阶层的世界观。路德最初挑战教会既定规则，后来又向王公统治屈服。相比之下，加尔文强调一种新型教会理念，这种教会由城市中间阶层自行管理运转。加尔文令信徒们感到他们被上帝之手选中，通过比同伴更加冷静、自制和节制的表现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态度，完美地吸引了体面的手工业和商店主家庭，他们与贵族的奢华世界划清界限，但同时也蔑视并恐惧“道德沦丧”的低下贫苦阶层。
正如亨利·海勒所说：
有些城镇居民……能够看出民众再次跌回贫困的深谷，一个世纪的物质和文化发展再次陷入了危机。他们恰当地判断出，错误出在教会和封建秩序在战争、奢侈品和壮美奇观上浪 费了太多社会财富。他们的反叛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既保卫自己免受那些控制教会和封建体系之人的压迫，又保卫自己免受那些最激烈反抗现有秩序之人的冲击。这样做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践行一种倡导工作、禁欲和纪律的思想。
[44]
加尔文在社会问题层面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认为是上帝授意了现存的社会秩序。但是，他的宗教革命号召无疑拥有社会改革层面的含义。它“为城市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不止简单地包含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自由，还囊括了宗教领域话语权向他们的转换”[45]。这并非号召对国家进行革命性重建：要完成这一目标，城市中间阶层的力量尚显太弱。但它的确意味着需要进行一些基本层面的改革，而且将会在社会危机中保护他们的利益。
加尔文温和的社会改革计划并未实现，即便在1550年代晚期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时候也是如此。部分贵族开始攻击教会的特权阶层，波旁和蒙莫朗西两大贵族家族在狂热的天主教伪装下，与第三大家族因王位传承问题而掀起了血腥的战争。
中间阶层本有可能利用贵族的分裂来团结农民和城市贫民，争取革命成果。农民无疑早就受够了苦，长期积攒的不满情绪使其长久以来一直拥有反教会的传统。但在加尔文的建议下，中间阶层的激进派决定将命运寄托在持不同政见的贵族身上。面对1550年代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农民们举行宗教游行，包括“在礼拜圣人的仪式上吟唱”和鞭笞自己，而城市中间阶层则竭尽全力将他们清除出城镇。“加尔文主义者对农村人无知、迷信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耽于声色感到震惊”，而农民们虽则排斥“加尔文禁欲主义”但却“依然与他们的圣人、奇迹和会众保持紧密联系，依然离不开他们的舞蹈、节庆和酒精”。[46]
1560年代爆发了一系列血腥的宗教战争，危机达到了巅峰，其中包括著名的巴黎圣巴塞洛缪日屠杀新教重要人士这一事件。[47]加尔文主义者依赖贵族的策略，意味着这变成一场“大部分由贵族领导和组成的军队”进行的封建战争[48]，社会问题被遗忘。战争成为旧秩序的卫道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游戏，因为天主教贵族的人数是新教贵族人数的两倍。
对参加内战的许多人来说，基本问题很快就被掩盖——对许多并未在其中看到任何阶级冲突因素的历史学家而言也是一样。[49]加尔文教王公的行为：他们与天主教仇敌一样贪婪无度、放纵荒淫、道德沦丧，只能令许多中产阶级加尔文主义者[50]灰心丧气，而加尔文主义者对贫苦阶层的蔑视态度，则令天主教徒得以利用时机，在巴黎组织暴乱。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一再重演：反抗运动的领袖相信，将其信仰与旧日统治者联系在一起是“切实可行的政纲”，但结果却常常因此而被彻底击溃，一泻千里。
加尔文主义者选择的靠山纳瓦拉的亨利（亨利四世）最终夺取了皇冠，但亨利却背弃了新教：新教被限制在特定几座城市中，并在一个世纪后被彻底赶出法国。法国中间阶层的失败，并不像德国中间阶层的失败那么彻底并引发巨大灾难。工业和贸易依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成功的商人事业依然繁荣。有些人还通过各种收买手段，在新贵族（长袍贵族）中谋得一席之地，或者安排儿女与旧贵族成员联姻。但在接下来二百五十年间，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被迫接受贵族的压迫、奢侈浪费及装腔作势的社会中。就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温和”“体面”“务实”的价值观都被击败了。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描述为“贵族与资产阶级市民之间的平衡”（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998年，第211页）；“拥有土地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均衡”（恩格斯，《论住宅问题》，收入《马恩全集》第23卷，伦敦1988年，第363页）；“作为一种强大的反抗封建制的武器，为初生的中产阶级社会服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伦敦1996年，第75页）；“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莫斯科1986年，第672页）等。相比之下，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则将其描述为“封建统治重新部署和激活的机构……是受到威胁的贵族在政治上寻求的保护壳”（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伦敦1974年，第18页[龚晓庄、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但即便是“重新部署”和“重新激活”的封建主义，也是通过依靠市场及倾向城市上层阶层的君主制来实现——也就是说，建立在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元素基础之上。
[2] 这一术语来自马克思，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686页。
[3] 同上书，第686-687页。
[4] 亨利·海勒（Henry Heller），《征服贫困：16世纪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起义》（The Conquest of Poverty: the Calvinist Revolt in 16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1986），第27页。
[5] 库利与斯科特（E. I. Kouri & T. Scott）合编，《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与社会》（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formation Europe, London, 1987），第381页。
[6]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Robert Duplessis），《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Transitions to Capital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97），第174页。[《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朱智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 韦伯在其多部作品中都试图根据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做出解释，但他从未提供内在逻辑统一相通的论述。他的著作更多像是对历史的注解，而非对真正历史过程的分析和阐述。
[8] 就连佩里·安德森也接受这一观点，参见他所著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9] 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对波兰在这一历史时期经济的发展动力和矛盾冲突作出了精彩的阐述，也暗含着同一时期欧洲其他部分也存在类似的经济情况，参见维托尔德·库拉《封建制度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Feudal System, London, 1987）。虽然这本书名为《封建制度经济理论》，但其主题却是我所称的“市场封建主义”，而非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主义。这本书展现出贵族购买英国、荷兰及其他工业地区的新产品，如何导致本国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还损害了农业。我怀疑这些结论至少部分也适用于其他同时拥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机构的社会，例如中国宋朝、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巴斯王朝和印度的莫卧儿王朝。
[10] 库利与斯科特合编，《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第37页。
[11] 亨利·海勒，《征服贫困：16世纪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起义》，第131页。
[12] 即“大公”。
[13] 尤请参见：托马斯·布雷迪（Thomas Brady），《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New Jersey, 1997）；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社区宗教改革》（Communal Reformation, London, 1992）；洛娜·阿布雷（Lorna Abray），《人民的宗教改革》（The People’s Reformation, Oxford, 1985）。
[14] 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63页。
[15] 同上书，第73页。
[16] 同上书，第84页。
[17] 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Reformation Europe, 1517-1559, Glasgow, 1963），第53-54页。
[18] 托马斯·布雷迪，《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第80页。
[19] 杰弗里·埃尔顿，《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第64页。
[20] 阿瑟·狄更斯（Arthur Dickens），《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时代》（The Age of Humanism and Reformation, London, 1977），第152页。
[21] 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88页。
[22] 同上书，第12页。
[23] 同上书，第13页。关于详细的论述及相关文献的翻译，参见斯科特（T. Scott）与斯克里布纳（B. Scribner）合编的《德国农民战争》（The German Peasants’ War, London, 1991）。
[24] 关于斯特拉斯堡的寡头统治者雅各布·斯特姆（Jacob Sturm）在这种情况下的典型反应的记述，参见托马斯·布雷迪《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第82-86页。
[25] 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13页。
[26] 托马斯·布雷迪，《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第83页。1850年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的分析中包含不同地区农民运动的细节描述，参见《马恩全集》第十卷，伦敦1978年，第399-477页。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段历史不关注战役细节的论述，参见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Ernest Belfort Bax）所著《德国农民战争》（The Peasants’ War in German, London, 1899）。
[27] 12条意见参见斯科特与斯克里布纳合编的《德国农民战争》第252-257页。
[28] 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50页。
[29] 杰弗里·埃尔顿，《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第59页。
[30]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第449页。
[31] 出自沙夫豪森（Shaffhausen）的村民，引自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48页。
[32] 杰弗里·埃尔顿，《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第59页。
[33]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419页。
[34]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命运：马丁·路德传》（Martin Luther, London, 1930），第258页。
[35]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命运：马丁·路德传》（Martin Luther, London, 1930），第258页。
[36] 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199页。
[37] 考茨基，《共产主义诞生于欧洲宗教改革》，第136页。
[38] 杰弗里·埃尔顿，《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第58、94页。
[39] 在葛兹·冯·贝利辛根（Goetz von Berlichingen）的例子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40] 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200页。
[41] 亨利·海勒，《征服贫困：16世纪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起义》，第137页。
[42] 同上书，第70页。
[43]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王后凯瑟琳传记》（About Catherine de Medici, London, 1910），第59页。
[44] 亨利·海勒，《征服贫困：16世纪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起义》，第175页。
[45] 同上书，第139页。
[46] 同上书，第172页。
[47] 近来备受赞誉的电影《玛戈皇后》（La Reine Margot）反映的就是相关的故事。
[48] 亨利·海勒，《征服贫困：16世纪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起义》，第246-247页。
[49] 杰弗里·埃尔顿在其名著《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第234页声称：“不论在哪里，（加尔文教）最初被接受或者是取得广泛的成功……都并非归功于利用任何想象的中产阶级经济野心。”
[50] 他们的“外国”同盟当然也是这样觉得。斯特拉斯堡（当时依然是帝国的一部分）激烈反对与为了一个年轻亲戚买下主教教职的加尔文教贵族结成同盟。洛娜·阿布雷，《人民的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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