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秩序诞生的剧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章　新秩序诞生的剧痛

↘尼德兰叛乱
↘“三十年战争”
↘英国革命
↘和平的序曲
↘通往战争的道路
↘第一次内战
↘“新模范军”
↘平等派与革命派
↘第二次内战和伟大的处决

　　加尔文主义并非在所有地方都遭遇失败。加尔文本人就受到日内瓦城市国家市民的热烈欢迎，加尔文教成为城市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奠定了全新的宗教正统思想，实际上与旧日宗教一样偏执固执。1547年，一个名叫雅克·格律耶的人，由于“亵渎神明”和坚持“无神论”而被处决；1553年，一位西班牙难民，神学家塞维塔斯，由于犯下“异端罪”而被活活烧死。加尔文还以声讨警告、驱逐出境、鞭打等方式，在民众中广泛推行他严格遵守的努力工作信条。法律禁止通奸和亵渎神明，强制实施义务教育。这种制度令许多体面的市民都感到厌烦。但它的确为赚取钱财提供了非常理想的环境。
　　日内瓦的例子激励了欧洲其他地区。就连在苏格兰这样经济落后、城市中间阶层力量相对弱小的地方，对那些希望社会能在某种程度上向前推进的人而言，加尔文主义也能产生思想上的吸引力。牧师约翰·诺克斯将毫不相干、迥然不同的贵族阶层与虚弱的市民阶层联合起来，以对抗天主教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最重要的是，加尔文教为尼德兰提供了一面旗帜，繁荣城镇的市民与当地王公贵族在这面旗帜下联合起来，展开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革命。

尼德兰叛乱

　　15世纪，今天属于比利时和荷兰的部分土地落入了西班牙王室手中。最初这并没有在当地人中引起多么严重的仇恨，因为这一切还发生在现代国家主义兴起之前。1555年前，封建领主由于为伟大的皇帝（在佛兰德出生的查理五世）服役而获得了这片土地。城市中间阶层也获利匪浅，在纺织业中使用西班牙羊毛，通过将制造品出口到西班牙所属的美洲帝国而赚得盆满钵满。金银从殖民地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经由西班牙皇室的国库，最后流入低地国家商人的腰包。西班牙的心脏卡斯提尔在15世纪原本非常富裕且极富权力，此时却陷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停滞，而尼德兰则成为欧洲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1490年代，西班牙皇室利用对天主教、尤其是宗教裁判所的控制，来打击意图反抗其统治的起义。自1550年代中期开始统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非常激进，他将在全欧洲范围内打击异端和新教视为己任，在各地加强天主教思想统治，恰与日益落后的卡斯提尔经济相匹配。在西班牙，这意味着攻击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和压迫残余的少数民族摩尔人。在低地国家，这则意味着吹响了向本地贵族和日益壮大的城市新教少数派发动攻击的号角。在遭遇经济危机和时世日艰的时期，这一切还伴随着越来越沉重的民众税负。
　　第一波反叛浪潮始于1560年代晚期，几乎与法国宗教战争同时发生。加尔文主义从南部城市传播到北部城市，伴随着“圣像破坏运动”（摧毁宗教偶像，洗劫教堂、西班牙的阿尔巴公爵击溃了叛乱，带领一支万人军队向布鲁塞尔进军，在此过程中屠杀了数千名叛军（其中包括天主教的埃格蒙特伯爵，与其他当地贵族一样，他也不愿支持武装平叛）。十年后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这次起义在北方取得了成功，得到一些贵族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奥兰治亲王，他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尼德兰联邦”（即后来的荷兰共和国）。城镇和贸易都极速繁荣起来。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尼德兰联盟是欧洲经济最为活跃的国家，在东印度殖民地取代了葡萄牙的统治地位，甚至危及葡萄牙对巴西的统治。相比之下，南部贵族则放弃斗争，任由西班牙军队征服城镇。根特、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等地，在此前三百年间一直处于经济发展的前沿位置，如今则陷入了长期的发展停滞期。

“三十年战争”

　　1609年，尼德兰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进入了十二年的休战期。但在休战协议过期之前，几百公里外的东部爆发了另一场伟大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历时三十年，席卷了莱茵河和波罗的海之间的大部分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物质破坏和巨大的人员伤亡。战争结束后，德意志的人口与战前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一。
　　今天，任何读到这段战争历史的人们都会被其千变万化的特质所迷惑。联盟结成又解散。某一天战斗在欧洲的一端打响，第二天，距离此地几百公里远的地方也会爆发战斗。一个问题还未解决，另一个问题就冒了出来。整支军队不停地改变立场。数千士兵为了可以誓死捍卫的宗教信条而作战，然而这一边信奉新教的王公支持天主教国王，另一边教会和天主教法国却支持瑞典信奉新教的国王。战争中最善战的司令官被同一阵营的将军刺杀，而这位将军却是依照统治者的命令行事。在这场战争中，唯一持久不变的图景似乎是狂暴的雇佣军、被洗劫的村庄、忍饥挨饿的农民和燃烧的城市——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其史诗般壮美的反战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精彩地描绘了这样的惨烈图景。“三十年战争”在历史学家中激起争论，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奇怪。^[1]然而，穿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特定的模式。
　　1610年代，西班牙依然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统治者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支，依然寻求残酷无情地传播天主教信条，将其作为一种在所有国土增加影响力的重要方法——不仅是在卡斯提尔，也包括在阿拉贡其他伊比利亚王国（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他们努力设法夺取的地区）、美洲（由于智利爆发了强有力的“印第安人”叛乱，西班牙在当地的统治基本上陷入被动防守状态）、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米兰公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尼德兰南部地区等。此外他们还在为征服尼德兰北部地区而做着战前准备。
　　与西班牙王室结成紧密同盟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另一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他们梦想着将自己的帝国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庞大君主国，疆土从大西洋一直蔓延到与奥斯曼土耳其交界的整个广袤欧洲。但就此时的情况而言，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都由强势而独立的王公贵族统治。皇帝唯一真正的权力只局限于自己拥有的奥地利土地上，而且就是在奥地利，皇帝也被“议会”所限制。“议会”由领主、骑士和城市寡头的代表组成，这些人坚持他们制定基本政策的权利，声称在奥地利最大的一块土地上：波西米亚王国，拥有选举一位或许并不属于哈布斯堡家族国王的权力。由于帝国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不断加剧，也出现了一种西班牙式的宗教统治形式，作为一种手段，用以击溃反抗帝国统治的暴乱。
　　1560年代的“反宗教革命”运动，强化了天主教信仰及其组织。教会的特伦托会议最终达成同一信条，所有天主教教士都必须被反复灌输这些信条。新的宗教团体：耶稣会，建立在自律和狂热的宗教热情，以及严谨的知识体系基础上，与过往教会极为突出的腐败和放纵大相径庭。耶稣会在打击新教主义的战斗中成为急先锋，尤其是在欧洲上层社会中，在每一座其触角能够抵达的城市，都建立了广泛的贵族支持者网络。
　　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非常符合西班牙统治者的心意。通过耶稣会实现的欧洲统治阶级殖民化，同时也是一种以思想力量来补充西班牙军事力量的方法。一旦这种方法开始启动，就会拥有自己的一套逻辑。16世纪早期教皇的放纵无度，是教会等级制度表现出来的弊端，但也为社会思想提供了培育的沃土，使文艺复兴思想和艺术得以繁荣。第一代耶稣会继承了些许文艺复兴传统，在教育方面尽心竭力，获得了不俗的声望，而且在慈善事业上也颇为用心。^[2]然而，反宗教革命，尤其是耶稣会，很快就发展为不仅对“异端”进行彻底打击，更对任何批判思想都严加镇压。教皇查禁伟大的宗教学者伊拉斯谟的所有著作，同时严禁将圣经译为当代语言。很快，就连托莱多的大主教（特伦托会议中的领导角色）也被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罪名处决。^[3]耶稣会变得臭名昭著，时刻准备着为所有贵族信徒实施的政策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辩解，依据是拯救人类的“目标”使得任何“手段”都合理合法。“非理性且权力单一的教派在耶稣会内部取得了胜利，使人的个性屈服于畸形的组织。”^[4]
　　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两派，拥有一个共同的强大敌人，那就是持自由主义立场、反哈布斯堡家族力量、信奉新教的北部尼德兰人。就像捷克历史学家波利申斯基指出的那样：“欧洲从内部撕裂了自己……一边是自由的尼德兰人，另一边是西班牙人，成为影响整个欧陆的两个力量聚焦点。”^[5]
　　然而，战争并未在尼德兰边境爆发，而是在离尼德兰六百四十公里外的波西米亚爆发。波西米亚王国包括今捷克共和国和西里西亚，对神圣罗马帝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帝国境内最大的独立国家，也是16世纪后半叶大部分时间里帝国政府的所在地。但在受到来自西班牙日益横扫各地的反宗教改革思想影响的帝国内，波西米亚却是一个异类，在这里，国王权力的荣光及其对任何异议的恐惧显得格格不入。波西米亚并非王权繁盛之地，议会的力量不容小觑，而且自从一百七十年前的胡斯战争以来，多种宗教团体就在这里和平共处。除了天主教，这里还同时存在着“胡斯派”^[6]、路德教和加尔文教。这是对反宗教改革运动思想的侮辱，就像议会的权力对建立西班牙政权般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帝国梦想来说是一种侮辱一样。
　　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当局试图打压国内的宗教自由。帝国政府开始打击新教教会，逮捕著名的新教成员，对印刷品进行严格审查，同时禁止非天主教徒（占人口比例的90%）在政府担任公职。当新教主义势力代表开始抱怨的时候，国王拒不理睬他们的反抗，宣布聚集地方性等级议会为非法。议会暴怒地进行报复，发生了著名的1618年“布拉格抛出窗外事件”——他们将皇帝委任的帝国官员从十八米高的窗户里扔了下去（好在下面是个粪堆，他们才得以保全性命）——并废黜哈布斯堡家族的波西米亚国王斐迪南，代之以来自德意志的新教王公巴拉丁的腓特烈。
　　哈布斯堡将其与波西米亚地方性等级议会的冲突，视为与北部尼德兰人及其同盟更大规模战役中的第一轮。但实则在这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矛盾：由于市场改变了旧有封建主义使欧洲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应对所有变化的过程中，两种不同方式之间发生的冲突。
　　这并不意味着波西米亚地方性等级议会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或“中产阶级”的初级形态。地方性等级议会代表社会的三个层次：不仅包括市民，还包括大领主和骑士这两个封建团体。就连市民代表也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因为这些代表大都拥有按照封建主义来管理的土地。但正如波利申斯基指出的那样，发生的改变逐渐摧毁了波西米亚乡间地区的封建主义性质。许多地主、贵族和市民以固定的货币地租取代农奴制生产或实物地租，越来越多地种植经济作物，鼓励小城镇发展，并在其所属土地上进行小型手工业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社会拥有改善农业和工业生产方法的动力，“自由”劳工广泛传播。一个农民必须要提供的非自由劳役已被压缩到一年也就一天。就波西米亚全境而言，封建主义远未终结。但在封建主义与新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之间还是达成了妥协。正如波利申斯基所说：“封建义务的高楼大厦，不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行业角度来说，都被一系列以不同方式解放束缚生产枷锁的压力所损毁。”^[7]结果为波西米亚的经济注入了活力，至少在1590年代之前，并没有沦落到邻近的德意志土地上经济发展停滞和农民贫困潦倒的困境中。
　　议会体制小心翼翼地平衡不同的利益和宗教宽容程度，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结构框架，经济变化可以在其基础上缓慢而平和地发生。因而，来自三个社会阶层的议会成员都能清晰地感到，保卫令其和平共存且获利颇丰的体制，是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甚至某些势力最大的封建巨头，也反对使欧洲彻底倒退回封建主义的企图。
　　然而，战争的进程显示，这并非故事的结局。有些大贵族在战争的准备阶段就转而支持帝国政府和反宗教改革派，为耶稣会提供改宗皈依者。就连那些与波西米亚人结成坚定同盟的贵族，也站在自己的阶级利益基础上思考这场战争，与市民产生了意见冲突，从而削弱了备战的力度。新教国王政府的观察者“对腓特烈及其廷臣对待‘可怜农民’的冷漠和残忍感到十分吃惊”^[8]。只有一位运动领袖，那就是奥地利人特斯奇内比力争道：“只有废除农奴制农奴得到自由……普通民众才会愿为他们的国家而战。”^[9]然而，他的诉求却被上面直接给驳回了。
　　虽然波西米亚军队先后两次向帝国首都维也纳进军，但却连着两次都不得不撤退，因为敌军在突破波西米亚土地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最终，波西米亚军于1620年在白山战役中惨败而归，清教徒国王和贵族将军逃离了国家，没有回到布拉格领导更加深入的反抗运动。他们之所以会输掉这场战争，并非由于波西米亚议会缺少击败帝国的手段，而是由于战争领袖的阶级利益阻止了他们采用这些手段。
　　波西米亚的领袖们原本指望欧洲各地的新教统治者迅速赶来增援，然而，最终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德意志王公贵族组成的新教联盟，在白山战役之前就已从战争中抽身而退。尼德兰和英格兰政府（波西米亚国王腓特烈娶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拒绝进一步升级其与西班牙的冲突。随着商业力量的日益成功，他们将贸易之战置于所谓的宗教责任之上。然而，置身波西米亚战争之外，并不能令德意志新教王公或尼德兰人免受战争影响。西班牙王室受到胜利的鼓舞，继续征服巴拉丁领地，后者地处所属领地和下一个征服目标尼德兰之间。这迫使尼德兰和英格兰不得不采取行动：资助巴拉丁领地的反抗组织，并为其提供武装。这样的变故同时也改变了欧洲权力的均衡，危害了德意志王公及法国和瑞典君主的利益。因此，到了1630年代末期，天主教法国和路德教瑞典与加尔文教尼德兰结为联盟，联盟得到了教皇的支持，因为教皇惧怕意大利国内日益增强的西班牙势力危及教皇的领地。
　　在波西米亚强人华伦斯坦的统领下，帝国眼看就要取胜——这位元帅改宗信奉了天主教。但是，憎恨华伦斯坦的不单是那些视其为叛徒的波西米亚新教徒。华伦斯坦的所作所为也令德意志的天主教王公感到恐惧，因为他看似想要建立一个将会废除王公独立权力的帝国，他对抗整个帝国天主教化的主要倡导者，抵制他们希望退回二百年前社会的需求。他与波西米亚和其他地方议会打交道的经验（在尼德兰新教银行家德维特的部分协助下^[10]），使他对经济组织新形式的重要和强大，与此同时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宗教宽容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1]虽然并非全心全意，但他还是对极端分子的要求作出了抵抗，结果被从军队领袖的职务上两次解职，最终则被国王派出的杀手除掉。^[12]正如波利申斯基所说：“对华伦斯坦陨落的最后分析显示，这超越了个人仇恨……根本问题在于他支持的经济体系与封建专制主义极端支持者之间的矛盾。”^[13]
　　但是，极端主义者的方法并未能带来战争中的胜利。华伦斯坦死后，战争又拖延了十四年，不断变化的联盟组合日益集中在以西班牙和法国绝对君主制为核心的两大阵营。战争结束时，几乎没有哪个活跃的参战国能记起当初为何要开战，甚至几乎无法记起最初挑起战争的原始问题还有哪些遗留没有解决。能够看到的，只是德意志的衰落毁灭和经济层面上到处可见的惨烈代价。所有参战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都极不安定：西班牙帝国内部爆发了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叛乱，奥兰治大公与北部尼德兰商人之间爆发了冲突，法国开始了被称为“投石党之乱”的政治叛乱；在这样的背景下，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于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和平。
　　这场战争对双方最初的参战国都造成了巨大损失。波西米亚被迫沦入毁灭窒息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魔掌。土地如今落入领主手中，他们只关心如何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而不管实际生产力的高低。作为16世纪特色的新技术带来的利益和经济增长如今也归于沉寂，因为农民被迫将一半工作时间都献给无工资的免费劳役。^[14]城镇人口由于战乱而锐减，经济由于债务和实际上的物质损失而停滞不前。曾经的欧洲文化中心如今变成地区性的一潭死水。这种变化的一个明显象征就是：捷克语在其后二百年间的地位变得晦暗低微，只局限在乡间使用，德语则占据了城市。^[15]旧制度极端暴力地摧毁了新生力量，谋生的新方法与旧日那套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在波西米亚得到了解决。在战争初期，革命主动权的丧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西班牙王室也损失良多。还在战前，卡斯提尔就已显露出经济衰退的迹象。但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似乎将其暂时掩盖住了。然而，到了1648年，情况已经不容忽视。西班牙王室失去了葡萄牙。它依然在竭力维持其在加泰罗尼亚、拉美帝国、菲律宾、部分意大利及南部尼德兰等地区的统治。但是，西班牙帝国的财富如同手中细沙，流散的速度越来越快，伊比利亚半岛成为欧洲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德意志王公是战争中的胜利者，因此战后能够比战前更加有力地施行独立权力。但是，德意志人民却为这场战争付出了血的代价。碎片分布的公国领土被各种关税哨卡切割开来，依然处于王朝政治你争我夺的战场之中，根本不具备恢复战争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极端混乱的基础。16世纪初期，南部德意志曾是整个欧洲城市化最发达、经济最昌盛的地区——到了17世纪末，显然它已不再拥有昨日的荣光。^[16]
　　法国在“三十年战争”后脱颖而出，就像它从之前百年的宗教战争中脱颖而出一样：君主制得到了加强（尽管爆发了短暂的投石党之乱），经济中心化缓慢地发展，打破旧封建主义的新经济组织形式也在悄悄地萌芽中。但是，法国统治者从战争中并没有得到太多好处，广大民众更是一无所获。
　　唯一从这场战争中得到真正“收获”的，便是独立的荷兰共和国及其新统治阶层的存活，新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国力日渐兴旺。穿过一个世纪的硝烟、宗教改革的血腥，以及战争和内战的毁灭，欧洲的这一小部分终于建起了一个以全新方式组织经济生活的新国家。就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表明的那样，暴力方法推动着类似的转变，不过在跨越北海的对面，为这一切付出的代价则要小得多。

英国革命

　　1649年1月，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查理一世的脑袋滚落在刀斧手的脚下。这件事震惊了整个欧洲。^[17]欧陆的所有统治者，不论其信奉天主教、路德教还是加尔文教，都与英格兰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18]因为这一行为亵渎了他们共同认可的一项原则：出身贵冑就享有统治他人的权力。
　　下令斩首国王的这群人，远非极端的共和党派。仅仅在二十个月前，他们的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还在竭力保卫君主制原则，他曾说过：“如果国王没有享有其权利，没有人能够安静地享受生命及其田庄。”^[19]不久之后，克伦威尔下面这句话更加广为流传：“我们将会让他戴着皇冠，砍掉他的头。”尽管只有一己之力，克伦威尔还是开启了通往新时代的大门——一个质疑少部分人拥有神授权力统治他人的时代。
　　关于英国革命的某些流行说法，将其视为一群社会地位类似但却彼此竞争的“贵族”精英们谋求更高地位的产物。这种描述清晰地呈现出，参与者及其家族置身于上层阶层彼此缠绕的纽带关系之中，将战役和斩首解释为彼此之间在政治权谋和反倾轧角力后的结果。
　　不过这样的解释未能看出，1649年革命并非什么历史上发生的怪事。它是一百五十年来一直撕扯着欧洲的同一种社会力量彼此冲突的产物——释放出来的市场关系的强大力量改变了旧有的封建秩序。投入这场革命中的利益方，不仅包括彼此争斗的上层阶级贵族、廷臣和政治家，也包括与尼德兰革命中卓越人物利益相近的大商人；包括如同在德意志南部传播宗教革命、或者在法国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手工业者和小贸易商人同样的人；还包括农民的叛乱，虽然规模要小得多，但与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并无不同。将英国内战中的各方绑在一起的因素，便是欧洲宗教改革匆匆建起的宗教信条彼此间的冲突和竞争。

和平的序曲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类似于德意志部分地区的“王公宗教改革”，都是通过皇室法律来实行的。亨利八世出于外交原因，与罗马天主教会关系破裂，通过低价出售前修道院的土地，将统治阶层的大部分人团结在一起。
　　但是，除了照顾王公利益并且满足上层阶级的贪婪，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还具有更多意义。它在那些拥有全新世界观、认为社会变化确有深意的部分人心中种下了种子，尤其是在贸易商和手工业者阶层，但也包括一些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
　　16世纪后半期，分离英国上层宗教改革和下层宗教改革的鸿沟变得越来越模糊。玛丽·都铎嫁给了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试图通过暴力重新恢复旧日天主教传统，这场血雨腥风迫使接收了教会土地的贵族与清教徒市民肩并肩站在一起，支持玛丽女王的竞争者和继任者：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政治变故得到了缓慢但却持久的经济变化的鼓励，虽然英格兰依然是欧洲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之一。1500—1650年，英格兰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多。^[20]这段时期结束后，每十二名英国人就有一名以上生活在城镇中。手工业的产量（尤其是纺织业）一路飞涨，采矿业和制铁业同样如此。与城市工业一样，坐落于乡村的工业也雇用了数千名工人，直至60%的亚登森林家庭都从事织布产业，十万名乡村人口从事织袜业。^[21]“自耕农”通过雇用工资劳工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情况也极速增加。少数贵族开始发现：比起将小农逼迫到生存线之下，将土地以长期租约的方式租给自耕农，可以得到更好也更加安全的长期收入，因为自耕农会雇用工资劳工并会自发改善土地地力，极力增加产量。
　　但此时的社会依然显现出诸多封建特质，许多贵族几乎将农民的血汗榨干。虽然在黑死病流行时农奴制已基本消失不见，但农民仍然不得不上缴巨额的封建赋税。大片土地依然由小型和中型的农民耕种，而非由那些雇用工资劳工以资本主义方式运作的农民耕作。手工业者而非工资劳工，依然主宰着大多数行业。贵族仍然寻求从皇室的施舍（无疑来自国家税收）以及提高土地产出下手，来补充自己的腰包。最有势力的商人还是依靠君主赋予的特许垄断经营权，从而提高其他人的成本价，打击竞争对手。然而，1550年代中期到1610年代的社会发展与“三十年战争”之前的波西米亚十分类似，从而为经济的缓慢进步创造了环境，随之逐步发展的还有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这一时期，宗教争论伴随着政治的弦外之音。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最后时期，部分“清教徒”加尔文主义者受到迫害并被驱逐出境；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戴上了英格兰的皇冠；詹姆斯一世亲眼见证了部分信奉天主教的大地主参与了中途流产的“火药阴谋”（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在国会地下室放置炸药企图炸死国王）。但是，到了最后，国王、大地主、贵族、各级教会和商人之间的意见达成了高度统一。最终这一意愿表达为起草的宪法，国王委任官员来制定政策，但政策的实施和财政支持则要依靠议会“两院”：由大贵族和主教们构成的上议院，由每个郡拥有土地的“贵族”代表及城镇市民代表构成的下议院。
　　英格兰的国家机器比起法国或卡斯提尔的国家机器要弱得多。它既没有常规军，也没有国家警察体系，只有非常初级的民兵服役制度。每个地方的真正权力都掌握在当地贵族手中，他们掌管法律，对劳工阶层施加惩罚，保证能够收上大部分税收，并在需要时供养军队。国王的权力有赖于其说服或哄骗贵族依照自己意愿办事的能力。不过，这很容易办到，只要他们能就追求的政策达成宽泛的协议。

通往战争的道路

　　17世纪头十年，在詹姆斯一世治下，事态开始脱离控制，走向分崩离析。国王对钱财的需求与议会贵族和商人阶层通过交税来满足国王欲望的鸿沟越来越大。国王寻求控制范围外的收入来源：制定新的税收和关税，出售贵族头衔和某种贸易的垄断权；此举挑战了议会权威。议会威胁将会否决任何无法控制的常规资金，王室则试图摆脱议会的掌控独自侵吞这部分收入，并动用“星室法庭”等特殊地下法庭来惩罚那些违背皇室意愿的人。这反过来更是增加了人们对皇室的不信任——或者说，至少对像17世纪头二十年间的白金汉公爵及1630年代的斯特拉福德这样的“财务顾问”来说是如此。
　　争端日益被涂抹上宗教色彩。某种程度上，新贵族和商人在思考“三十年战争”中新教力量的时候，将其与激情深厚的宗教信仰和粗略的经济计算划为等号。商人认为，西班牙影响力的削弱，意味着进入美洲和东印度群岛的市场变得更加容易。詹姆斯和查理则被拉扯到了另一个方向，与强大的天主教君主联盟：查理娶了法国的公主，她的父亲在拉罗谢尔城攻击新教徒。查理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迫害加尔文教的教士，利用宗教法庭打击宗教异己，命令教士宣布不上缴国王的赋税是一种漠视宗教信仰的行为。实际上，等级教会开始发挥作用，就像它是管理民政的政府的一部分，一种代表国王的“道德”政策力量。
　　部分新贵族和商人开始惧怕自身会遭遇许多欧洲新教徒的悲惨命运，会在横扫欧陆的保皇主义反宗教改革运动浪潮中溺毙。1620年代晚期，随着下议院与国王的冲突日益加剧，这种恐惧进一步加深了。国王拘捕了五名经国会批准具有免税权因而拒绝上税的骑士。在来自法国的王后及其耶稣会顾问身边，聚起了强有力的天主教团体，对政务产生了巨大影响，国王最喜爱的廷臣斯特拉福德还建立了一支由天主教徒组成的爱尔兰常规军。
　　国王的强硬手段似乎发挥了功用。于是在1637年，他跨过了界限。国王试图在苏格兰推行新的非加尔文教祈祷书——处在其治下的苏格兰是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司法结构和教会体系的独立国家。此举导致苏格兰贵族、律师、加尔文教派教士和市民们揭竿而起。国王自信满满地想要派出大军剿灭叛乱，却发现自己的资金并不足以完成这一目标。
　　随着苏格兰军队不断向英格兰北部压进，国王被迫在十一年间第一次召开议会。
　　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宫的贵族、市民代表，甚至包括许多大领主，已经不会再简单地听凭国王予取予求，却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回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但对他们而言，保守主义意味着维持自己现有的地方统治者地位，而这一地位在十一年间始终受到强大王权的威胁。约翰·皮姆等人成为主流派的领袖，致力于打破西班牙对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贸易的垄断和禁锢。他们要求对他们所受之苦作出赔偿：废除新税，宽恕不交税者；解散特殊法庭；废除国王未经议会同意擅自解散议会的权力；审判并处决皇室主要顾问斯特拉福德；从上议院驱逐主教们；与苏格兰的加尔文教徒和平共处。
　　国王作出了些许让步，例如，审判斯特拉福德。但他无法接受整个提议。这一提议意味着君主放弃数百年来掌握在其手上的大部分权力。在整个欧洲的其他君主不断壮大而非削弱手中权力的时代，如果英王失去这些权力，相形之下就会变成一文不名的小头目。
　　随着时间推移，国王发现他的地位得到了改善。许多下议院议员和大部分上议院议员都不愿作出与国王激烈对抗的姿态，唯恐这样的举动将会刺激民众挑战他们自己的权力。一群上流社会人士和贵族组成了“国王党”，尤其是在英格兰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由于伦敦市场的影响鞭长莫及，这里的封建体制相对牢固。即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国王也拥有不少支持力量，主要包括从皇室捞到不少好处的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从皇室特许垄断经营权（如东印度公司）中获利匪浅的大商人，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民众——他们在长达数个时代的漫长时间里被反复灌输了顺从王权的思想。
　　直至1642年1月，国王感到自身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通过发动一场政变来夺取大权。他带领四百名武装支持者冲进国会，想要逮捕最重要的五名议会领袖。但是，那些人已经逃离了一英里远，躲在了商人、贸易商和伦敦市内的学徒们提供的安全藏身处。
　　当国王第二天进城搜查追捕时，有目击者声称：“国王恐怕在伦敦城度过了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一天，数千人……关上了他们的商店，手持利剑和戟站在家门口，齐声高喊‘议会万岁’。”^[22]有传言称国王将会带领武装“骑士”再度回到伦敦城，“使得大量民众手持能够找到的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涌上街道：妇女们提供热水泼向入侵者；凳子、条凳和空盆都被丢到街上，以‘阻止马匹前行’”^[23]。
　　事态的发展令人吃惊。国王无法通过简单的政治行动来建立绝对权威。一周后，他离开伦敦，试图组织军队再次反攻。政治争端终于演化成了内战。

第一次内战

　　聚集在国王身边的队伍包括王子、北部封地的领主家臣和贵族、军事冒险家、无主受雇的雇佣军、皇室贵族中的富有年轻人，以及一群衣着华丽的匪徒组成的骑士核心队伍，这支队伍在经过的每一片土地上都留下了贪婪抢劫的名声。除此之外，那些衷心相信西班牙和法国式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才是社会运行应有模式的人们也支持国王，包括反宗教革命运动中重要的天主教少数派信徒。统治阶层的议会派如今只能通过自己组建军队来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然而，事态发展将统治阶层之外的广大民众也拉进了冲突之中。
　　通过鼓动普通商人和学徒掀起示威反抗，反对经营垄断权持有者的商人夺取了伦敦的控制权。但是，人民运动一旦爆发，就无法如同煽动发起时那样简单地说停就停，尤其是在骑士军官对运动参与者发起攻击之后。数百甚至数千名学徒走上街头。“机械师牧师”由于鼓励民众“忽略他们的运动号召，一个星期交易两到三天”而受到责备。^[24]这种情况的发生，多少也源于圈地运动和排干低地沼泽（剥夺了东安格利亚农民的部分生计）导致的经济困顿，促使英格兰许多地区同时爆发了动乱。
　　对统治阶层议会派而言，民众的愤怒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议会派面对国王发动的政变保住性命。但若民众运动脱离控制，对他们的阶级利益也会产生巨大威胁。当市民的怒火几乎冲破伦敦政府国王支持者的阵线时，议会派也忙着终结这场运动。许多人都相信，只有推行一种新形式的宗教教规，才能抑制下层民众的暴乱，掌控局势。他们试图逼迫国王接受其要求，同时也希望尽快结束敌对状态。
　　这些人迅速组成了议会温和派。由于坚信宗教信条应当归于统一体系并应由来自统治阶层的教会长老将其施加于每一位教众，因而他们被称为“长老派”。
　　然而，此时此刻，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就连温和的长老派贵族也惧怕无限制皇权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不得不予以抵抗。但在战争的最初两年，与真正的革命方式相比，这种抵抗是一种撤退性的抵抗，就像1619年波西米亚议会对抗哈布斯堡王朝。
　　并不存在一支国会军队，能够遵循前后一致的全国作战策略，而是一系列地区军队的集合，每支军队都由一位领主将军统领，由当地贵族担任军官。士兵都是应召参军，经常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作战，并非是充满激情的革命分子。贵族不愿为军队提供给养，迫使议会军不得不通过抢劫土地来维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皇家骑士一样，从而更进一步恶化了他们与乡间农民和城市手工匠之间的关系。
　　议会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642年年末，伦敦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联合起来，阻止了国王的军队向都城特楠格林进军，议会与苏格兰的联合军于1644年夏天在马斯顿荒原击溃了皇家军队。但是，1642年至1644年的大部分战役都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更糟的是，到了1645年年初，形势看起来似乎显露出灾难的迹象。国王的军队依然驻扎在牛津，距离伦敦只有九十公里。议会军则筋疲力尽，士兵们没有得到饷银，道德败坏，常常掀起暴动。开小差逃兵的范围越来越大，苏格兰军队似乎与国王单独缔结了协议，这为议会军的未来笼上了黑暗的阴云。除非马上釆取行动，否则就将重蹈白山战役的覆辙，而失去所有。
　　在整个战争进程的图景中有一处亮点。议会军的一支骑兵队、东部联盟的“铁甲军”，在马斯顿荒原击溃皇室军队的作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骑兵队系由各种不同方式从其余部队中征召组成，其领袖是剑桥郡的地主和议员克伦威尔。克伦威尔有意避免选取贵族担任军官，避开征召不情愿入伍、一文不名的士兵。相反，他主要依靠来自“中间阶层”的志愿者：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经济情况较好、可以脱离劳作的“自耕农”，他们既富得能拥有马匹又穷得必须坚信努力工作的信条——通常都是具有宗教奉献精神的清教徒。一位观察家后来写道，这些人大都是“自由土地所有者及其后代，在这场争斗中本着良心作战”^[25]。在克伦威尔眼里，这样的军队与“绅士的后代”和为国王作战的雇佣军同样善战，但在战斗中却要更加自律，因为他们在初尝胜利果实时不会因忙于掠夺战利品而溃不成军。克伦威尔说道：“我宁愿选择知道为何而战并热爱他所知的一切的身着普通黄褐色上衣的上尉，也不会选择你们口中所谓的‘绅士’，他们一无是处。”^[26]
　　克伦威尔同时也意识到，除非允许他们自由表达价值观并将他们与贵族区别对待，否则便无法吸引并留住这些人。他不允许议会长老派清洗军队中不同宗教派别的追随者，这部分人的目标在于武力拯救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中间阶层。具有激进思想的牧师与军队随行，其中最出名的是休·彼得，他谈及“正义的社会秩序应当以对病人和穷人照料得当、得到改进的司法体系为特色……废除债务监禁”^[27]。克伦威尔甚至为了非宗教激进派的约翰·利尔本而对抗他的司令官曼彻斯特伯爵。伯爵散布谣言说克伦威尔希望“英格兰一个贵族也不剩”，“那些人由于不爱贵族”而深得克伦威尔的喜爱。^[28]当时的克伦威尔也许说过这样的话，也许不曾。但他过往确曾为农民说话，反对排干低地沼泽，从而在剑桥郡建立起了威望；在对抗国王的战斗中如果有需要，克伦威尔无疑也已做好了为中间阶层发声、扮演其保护者的准备。这意味着他已准备好展现出自己的决心——这是众多新教领袖在遍及欧陆每个角落的战斗中所缺乏的决心。

“新模范军”

　　1645年春天，克伦威尔成为众多议员和军官中的关键人物，大家公认只有一条道路能够避免被击败，那就是重建整支军队，集中中央管理权，部队不再由总是想从战争中脱身的贵族领导，不再由业余贵族担当军官。只有通过依靠日益激进的伦敦手工业者和反垄断经营权的商人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对抗下议院的抵抗和上议院的反对。夺取革命胜利的工具“新模范军”，就在这危在旦夕的时刻建立了。
　　“新模范军”的许多步兵都是按照原有方式征召而来，这些并无意愿作战的士兵对战争的关键问题毫不关心。但是，新建的骑兵部队与克伦威尔的“铁甲军”一样，由被政治和宗教热情激荡的志愿者组成。而且，即便在步兵部队，也存在一小部分狂热分子能够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激励队伍中的其他战友。实际上，“新模范军”具有革命性的军魂，而且在休·彼得等人的布道、广泛分发的小册子和只有几页的小报、非正式的圣经阅读，以及数不清的宗教和政治讨论的激发下，这种精神还在不断得到加强。
　　1645年6月，在内兹比战役（又译“纳西比战役”）中，这种革命性方法的效果得到了极佳的体现。在国王的骑兵部队最初成功冲锋后，议会军依然能够坚定地团结在一起，继而发动反击横扫敌军。数日后，国王军队在牛津的司令部就落到了议会手中，国王不得不逃走，并最终在纽瓦克向苏格兰军队投降。
　　这是内战中的决定性战役。然而，它却并非革命的终点。国王造成的威胁一经解除，对民众的恐惧就成为大多数贵族的心头大患。他们立刻施压，要求解散“新模范军”，削减宗教自由，镇压宗教异己派别和世俗革命。
　　但是，此时又有一股新力量崛起，贵族们感到非常不好对付。军队的士兵们对没有得到军饷就被解散的前景、甚至会被派往爱尔兰再打一场凄凉战争的更糟糕前景非常不满。骑兵部队中的“中间分子”为了守卫原则而战，此时勃然大怒，被怂恿着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应征士兵面对毫无希望的未来非常沮丧，虽然原本只是偶尔发声表达对君主制的痛恨，但是很快就被他们之中富有责任感的激情少数派的言论所吸引。
　　从八个骑兵团中，每个团选出两名代表（被称为“宣传鼓动员”）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其他兵团很快也如法炮制。“宣传鼓动员”开始以军队士兵的名义提出需求，此举不仅挑战了国王的权力，还挑战了贵族的权力。一份谴责下议院贵族的请愿书中这样写道，“曾经尝过专制滋味的部分人开始转变为暴君”^[29]。军团会议的气氛非常火爆，他们攻击下议院的选举方法，要求每年召开议会，号召对长老派教士进行报复，反对法庭采取晦涩难懂的沟通语言。^[30]“宣传鼓动员”的会议开始转变为士兵表达意愿的自治组织——他们组织一群作者来撰写宣传册，坚持要求军官为他们提供一座印刷厂，派出代表煽动鼓励非“模范军”的军团，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接触“十分有影响力的朋友”（其他激进力量）。

平等派与革命派

　　激进的民主团体平等派由理查德·奥弗顿、约翰·魏德曼、威廉·沃尔温和约翰·利尔本等人领导，影响力日益增强。1647年10月，平等派的支持达到了巅峰，以至于克伦威尔和其他军队领袖不得不在普特尼与受其影响的士兵们进行了一场辩论。就在这里，最激进的军官托马斯·雷恩巴勒上校提出观点，挑战了贵族和商人阶层统治的根基：“我认为，在英格兰，最贫贱的人与最伟大的人同样拥有生活的权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最贫贱的人对并不为其发声却将其压迫在下的政府不具有任何责任和义务。”^[31]在回复这一观点的时候，克伦威尔的亲密同盟亨利·埃尔顿表达出依然激励着独立派的阶级观点：“没有任何人有权……哪怕是部分权利……决定国家事务……如果他在国家并不拥有固定的永恒利益……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土地归属之人，以及所有贸易合作施行之人。”^[32]
　　正如经常被指出的那样，平等派并非志在实行普遍的男性公民选举权。在受到压力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将“仆人”（受雇于他人之人）从争取选举权的计划中剔除，以增加被允许投票的人数。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平等派害怕领主和贵族会以武力迫害和强压仆人、劳工及家臣为他们投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军队激进派影响的核心并非招募的穷苦士兵，而是那些拥有少量财产的志愿者，他们认为其社会地位要高于为他们工作的劳工或裁缝工匠。
　　平等派领袖利尔本表示，为小土地所有者争取政治权利，并不包含攻击私有财产制的内容。他写道，他们“是自由和财产最真实持久的维护者”，在他们的著作和宣言中，没有任何

　　……一丁点儿摧毁自由或财产的趋势，以及建立普遍平等或者任何与之类似的意图……这种财产和地方行政的平等幻想如此荒谬和愚蠢，任何有脑子、有理性、诚实的人都无法想象自己能够提出这种原则。^[33]

　　然而，“鼓动员”的选举，以及小土地所有者应当与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同样权利的倡导，足以令已心存恐惧的温和派长老惶恐万分。贵族和商人阶层代表的权力，受到军队里中等和较低社会阶层成员新代表的挑战。这些人组成了截至当时英格兰最强大的军队组织。部分统治阶层与国王的冲突开始转变为一场革命。
　　议会温和派召唤三位“鼓动员”前来，并威胁要狠狠惩罚他们。长老派领袖登奇尔·霍勒斯后来表示，他们当时就应拿出勇气，吊死其中一个，作为对其余人的警告。但实际上他们却任由其安全离开了。在拥有可靠的武装力量之前，长老派无法采取进一步动作。其后，长老派试图召集军队，安排伦敦市的寡头首领在军队中清洗激进派，建立“安全委员会”，在每个郡组织力量，置于贵族控制之下，尽力确保军火武器也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与掌管着苏格兰军队的同盟长老派协商，将军队开赴英格兰。他们开始相信，此时应当团结所有保皇派贵族，在旧君主制的基础上恢复一个略经改革的新制度。
　　在议会眼中，克伦威尔身边的独立派十分虚弱。但他们意识到可以利用“鼓动员”运动来保护自己，掌控事态发展。独立派建立了“军队委员会”，其中一半成员来自军队士兵，另一半则来自军官。许多步兵依然对社会地位高于他们的“较好者”表示恭顺，因而军官也就能将士兵的痛苦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砝码。
　　最初，独立派的目标是迫使国王与他们进行谈判。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甚至同意派出分遣队从长老派手中抓住国王。克伦威尔及其身边的军官们试图清楚地表明，他们已经赢得了内战，国王必须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其中包括国王曾经多次拒绝实施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们的条件依然保证和维持了君主制和无须选举的上议院，依然将议会选举权限制在上层阶层中。

第二次内战和伟大的处决

　　然而，查理国王丝毫无意让步，他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君主制的根本原则。他决定再燃内战烽火，并于1647年11月设法逃走。克伦威尔此时意识到，试图与国王协商的想法恐怕是错误的，于是便利用“新模范军”迫使议会投票支持主战派的策略。1648年夏天，英国爆发了第二次内战。原来的议会支持者与皇家骑士并肩作战，在南威尔士、肯特郡和埃塞克斯也爆发了保皇党人的暴动，苏格兰大军也侵入英格兰。
　　这一次，反保皇党革命军并没有抱着宽大为怀的心态，也不再打算与国王协商解决争端。克伦威尔宣布，“他们顽固不化，不停地在这片土地上制造麻烦，从而加速了其毁灭”；“新模范军”的军官要求对查理国王及其主要顾问判处死刑。明知在议员中作为多数派的长老派绝不会投票同意这一主张，革命军占领了伦敦。一小支部队在普莱德上校的带领下阻止长老派领袖进入下议院，其他军队则从寡头手中接管了伦敦的控制权。在1月底的怀特霍尔，查理一世的脑袋就在围观民众的眼前滚落在地。
　　最终导致处死国王的一系列事件，伴随着“新模范军”及市民支持者的狂热。如果没有军队的革命运动，克伦威尔和独立派就无法控制伦敦并击退长老派和国王的军队。面对反革命的威胁，克伦威尔一度做好准备维护平等派，反对长老派的迫害。他甚至还亲自去见了囚禁在伦敦塔中的利尔本，试图达成协议。但是，随着第二次内战的爆发，克伦威尔也将命运诉诸武力。他以战争为借口重组了激进派的军团，从而隔离了激进派的影响，镇压了一次未果的兵变（处决了声称为叛乱领袖之一的理查德·阿诺德），并监禁了伦敦的平等派。与此同时，在临近处决国王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克伦威尔继续依靠受到平等派影响的军队士兵，只有这样他才能拥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去粉碎强调阶级差异之人。克伦威尔在国务委员会上严厉斥责同伴：“先生们，我告诉你们，对付这些人，你们别无选择，只有击溃他们，否则他们就会击溃你们。”^[34]1649年春天，伦敦的平等派领袖被监禁在伦敦塔中，5月，一场千人兵变被镇压，四名领导者在牛津郡伯福德的教堂院子里被处决。
　　英格兰不再需要“新模范军”打败国王和长老派。除掉了“鼓动员”的“新模范军”被派到爱尔兰，其间平等派的宣传小册子上这样向士兵提问：

　　你们愿意继续杀死、屠戮和谋杀，以令〔你们的长官〕成为爱尔兰的专制贵族和主人，就像你们在英格兰对其所做的那样？或者是，你们想要毁掉爱尔兰人的幸福，令其陷入什一税……在贸易中被迫受关税和经营垄断权的盘剥？还是你们想要用身体残废、一无所有的囚徒填满他们的监狱，令衣衫褴褛的乞丐布满他们的土地？^[35]

　　小册子上的话正是一种警告，指出了英格兰统治阶层在爱尔兰将要做的事情。但它却无法阻止一贫如洗的人们接受军事训练，这是他们的领袖被射杀后摆在他们面前唯一的生路。
　　平等派运动的基础并非源于贫困的社会民众，而是“中间阶层”，包括手工业者、不那么富裕的贸易商人、状况较好的农民，以及从这些阶层中入伍的士兵。他们是最激进、最有勇气的一群人，他们推行的制度如果成功，与当下发生的转变相比，将会带来更加伟大的革命改变。他们的作为，源于这样的社会阶级角度：希望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财富增长中获利——这些人经过接下来的百年发展，日益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在实践过程中也开始挑战传统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拥有神授天命，可以统治其他人。与闵采尔及其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追随者一样，他们协助树立了一种反抗阶级统治的不驯服传统。
　　平等派虽然失败了，但这并不表示之前多年的暴动和抗争就一无所得。克伦威尔及其支持者只能通过革命手段取得胜利，即便范围有限。从1649年开始，英格兰政府（很快苏格兰也一样）就由军队军官管理，其中许多人便来自“中间阶层”。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这样描述第二次内战后的情景：

　　如今掌控局势的人，虽然不是平等派……但却是一群相对而言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群体（与之前相比）……尤尔上校从前是一名仆从；托马斯·哈里森上校……则是放牧人或者屠夫的儿子……普莱德……曾是一名车夫或受雇于啤酒厂……奥凯上校是一名杂货店主，休森是一名制鞋匠，戈夫是一名制盐匠，巴科斯塔德是一名金匠或者顶针工匠，贝里是与制铁相关的书记员，克莱西则是一名制纽扣工匠……1648年12月攫取了权力的一群人，与应对处决查理一世负责的一群人，其社会地位都比英格兰传统的统治者低下很多。^[36]

　　这些人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打破了会将英格兰社会彻底拉回封建主义桎梏的那群人的统治。通过这种方法，英国革命扫清了社会发展的道路，走上了以市场关系和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为基础的发展道路。
　　克伦威尔本人并非来自新“资产阶级”的剥削阶层，尽管他的家族也与某些商人关系匪浅。但是，如果不依靠从“资产阶级”中崛起的这些群体，克伦威尔就不可能成功。他的天资在于能够一眼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釆取新的方法并且转向新人，英格兰社会的危机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认识到这一点足以使英国革命免遭法国加尔文教徒或波西米亚议会那样的悲惨命运。贵族家庭成员不得不接受和帮助完成这场革命，一场保证社会基本上依照资本主义方法运行的革命。
　　克伦威尔作为独裁者统治了英格兰十年。他的政权基于其军事力量。但是，如果得不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军事政权就无法永远持久。克伦威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建立支持他的议会，但却发现在1640年代使长老派反对独立派的意见分歧再次出现了。每个地区的贵族都希望终结革命暴动产生的不稳定状态，对进一步改革畏缩不前。部分“中间阶层”倡导进行更加激进的改革，军队军官也非常支持这一立场。但这意味着更加深刻的社会动乱，而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因为在过去十年间，他们与部分贵族阶层（曾经的内战仇敌，视君主制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联系日益紧密。这一过程在1660年克伦威尔死后达到了巅峰。部分军队力量与议会余下的议员达成了协议，邀请被处决的国王之子重返英格兰，加冕皇冠。
　　虽然革命最终以复辟收尾，但其间的许多改变却永久保存了下来。君主的存在如今有赖于通过议会表达意愿、拥有财产的阶层——1688年他们将詹姆斯二世逼上“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便是例证。拥有财产阶层的财富则前所未有地依赖于他们掌握市场力量的技巧成功与否。大地主日益采纳农业资本主义的运作方法。城市人口逐渐增长，人们要么雇用他人工作，要么受雇为他人工作。行会已经无法阻止生产技术上的创新——到了1689年，行会已经在四分之三的英格兰城镇消失无踪。^[37]政府政策受到扩大贸易意愿的驱使，而并不像过往那样，受到封建王朝政治倾轧的支配。
　　这些变化合起来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代表着未来激进的新景象。这意味着人们以团体为单位谋生，而团体的生存则依靠那些能够运作整个团体、使其成本低于其他团体的人。大农场主、中等规模的铁匠铺，甚至是独立的手工织工，都只能通过留在行业中才能养活自己，这就意味着只有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才能降低成本。
　　为了竞争而竞争，而不是为了满足富人或穷人即刻的需求，日益成为经济活动的动力。由此带来的增长通常都是混乱的，以忽高忽低忽涨忽落为特点。这对逐渐增长的人口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人们的存活越来越依赖于向他人出卖劳动力的能力高低。但这却改变了英国经济的形势，以及那些控制英国经济的人。曾经是欧洲最贫穷的一隅，如今却摇身变为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而为其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世界帝国的可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帮助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茁壮成长，并最终取代了之前所有的生产方式。

^[1] 彼此针锋相对的解释，参见西奥多·拉布（Theodore Rabb）主编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d Years War, Boston, 1965）。

^[2] 通过将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发明传播到中国，他们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参见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Colin Ronan）改变《中华科学文明史》（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of China）第四卷，Cambridge，1994，第220页。[《中国科学文明史》，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阿瑟·狄更斯，《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时代》，第202页。

^[4] 波利申斯基（V. Polisensky），《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1974），第28页。

^[5] 同上书，第31页。

^[6] 胡斯派的信徒认为牧师在圣餐仪式中并不会扮演什么特别的角色。

^[7] 波利申斯基，《三十年战争》，第47页。

^[8]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陷入危机的欧洲：1598-1648》（Europe in Crisis, 1598-1648, London, 1984），第168页。

^[9]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陷入危机的欧洲：1598-1648》（Europe in Crisis, 1598-1648, London, 1984），第168页。

^[10] 这种关联的详细情况，参见波利申斯基《三十年战争》第141、186-187页。

^[11]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于90年前写下的评论，参见他所著的《专制主义与1525-1848年间的德国革命》（Absolutism and Revolution in Germany, 1525-1848），1975年英译版，第28页。

^[12] 暗杀（华伦斯坦自己的犹豫不决导致悲剧的发生）为德国启蒙运动作家弗里德里希dainty席勒（Frederick Schiller）的两部戏剧《皮科洛米尼》（The Piccolomini）和《华伦斯坦之死》（The Death of Wallenstein）提供了故事背景，参见席勒《历史剧作品集》（Historical and Dramatic Works）第二卷，1980年英译版。

^[13] 波利申斯基，《三十年战争》，第197页。

^[14] 同上书，第245页。

^[15] 关于波西米亚经济和文化生活衰落的详细论述，参见波利申斯基，《三十年战争》，第245-247页。

^[16] 关于战争造成破坏程度的争论，参见西奥多·拉布主编的《三十年战争》中G. Pages、 S.H.Steinberg、波利申斯基和拉布的文章。

^[17] 不过欧洲统治阶层中许多人的震惊含有伪善的成分，因为就像伏尔泰后来在《哲学通信》中提及的那样，此前已有几位欧洲君主被处决。

^[18] 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清教主义与英国革命》（Puritanism and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68），第126页。

^[19] 克里斯托弗·希尔，《上帝是英国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God’s Englishman: Oliver Cromwell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1973），第87页。

^[20]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68页；亦参杰弗里·帕克，《陷入危机的欧洲：1598-1648》第23页表1。

^[21]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113-115页。

^[22] 参见约翰·迪林厄姆（John Dillingham）写给蒙塔古勋爵（Lord Montagu）的信，引自安东尼·弗莱彻（Anthony Fletcher），《英国内战的爆发》（The Outbreak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London, 1981），第182页。

^[23] 安东尼·弗莱彻，《英国内战的爆发》，第182页。

^[24] 参见约翰·泰勒（John Tailor）在《新牧师新闻》小册子中的文章，引自安东尼·弗莱彻，《英国内战的爆发》，第175页。

^[25] 克里斯托弗·希尔，《上帝是英国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第62页。

^[26] 克里斯托弗·希尔，《革命的世纪：1603-1714》（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London, 1969），第116页。

^[27] 这段讲演概述来自伊恩·金特尔斯（Ian Gentles），《新模范军》（The New Model Army, Oxford, 1992），第84页。

^[28] 克里斯托弗·希尔，《上帝是英国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第68-69页。

^[29] 伊恩·金特尔斯，《新模范军》，第160页。

^[30] 同上书，第161-163页。

^[31] 同上书，第209页。

^[32] 同上书，第209页。

^[33] 布赖恩·曼宁（Brian Manning），《英国革命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92），第108页。

^[34] 克里斯托弗·希尔，《上帝是英国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第105页。

^[35] 伊恩·金特尔斯，《新模范军》，第330页。

^[36] 克里斯托弗·希尔，《上帝是英国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第97页。

^[37] 克里斯托弗·希尔，《革命的世纪：1603-1714》，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