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美洲序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章美洲序曲

↘从裂痕到鸿沟
↘从雪球到子弹
↘阶级与冲突
↘作为武器的小册子
↘革命中的内战

　　当英国军队于1781年从约克镇撤离时，美军军乐队吹奏起“世界翻天覆地”（又译“天翻地覆”）。对那些随军一并离开的数千名忠于乔治国王的托利党人来说，这个世界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伴随他们成长的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形成的社会秩序都乱了套，被一场成功的叛乱践踏足下。然而，事实上，不过是在八年前，99%的叛乱者才刚开始思考那些引发最终巨变的设想。
　　最著名的北美叛乱者之一、受人尊敬的活动家和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0年代还这样写道：“我们如今有幸置身史上最好的国王治下，心生幸福。”^[1]在1774年之前，读到这篇文章和阅读他的《穷理查年鉴》的数千名美洲人都赞同富兰克林的说法。在富兰克林的故乡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不存在有意识的革命传统”^[2]。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在1776年年初依然坚称，美洲人对从母国“分离出去”既不“希望也不感兴趣”^[3]。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1776年夏天，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就聚集到一起召开了“大陆会议”，采纳同一个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并在宣言中明确宣布“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一份公开的革命宣言，在它出现的那个时代，对国王和贵族的尊崇在欧洲依然十分普遍。
　　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建立于一百五十年前，得到了英国皇室的支持。每个殖民地的最高政治权力都掌握在伦敦任命的总督手中。但实际上，每个殖民地的有效权力则分散在不同群体之间：在新英格兰，权力掌握在农村的独立农民，以及新英格兰沿海城镇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手中；在纽约，权力掌握在彼此竞争的大地主手中（这些大地主以一种几近封建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佃户），掌握在纽约城中与不列颠大西洋贸易联系紧密的商人手中；在宾夕法尼亚，权力掌握在佩恩家族（拥有任命总督的权力）和少数富裕的贵格会教徒家庭手中；在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莱纳，权力掌握在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手中，他们在其势力范围内驱逐穷苦的白人。与此同时，殖民地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社会冲突：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导致1766年纽约哈德逊谷发动暴乱；费城精英与宾夕法尼亚西部定居者之间冲突不断；卡罗莱纳小农“监管者”与种植园主“大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在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之上，南部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们始终惧怕奴隶爆发叛乱，例如，1739年南卡罗莱纳就爆发了奴隶暴动。1750年代初期，这些涌动的暗流使得各个殖民地之间联合一体的尝试流于失败。
　　在每个美洲殖民地，人们都自视为“英国人”而非“美洲人”。毕竟，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和繁荣都遵循着英国人的“大西洋”经济轨道。随着时间推移，殖民地人口稳步增长，直至达到三百万之多，这个数字是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美洲的地主和商人家底都相当殷实，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境况也比大西洋彼岸的前辈要好得多。看上去似乎没有人对推翻既定秩序感兴趣。

从裂痕到鸿沟

　　然而，经济增长促使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商、地主和制造商形成各自不同的利益，随之而来的便是迥然不同的态度。^[4]在伦敦，人们越来越恐惧殖民地会釆取危害英国商业利益的政策。殖民地对英国政府忽略其需求的疑虑也日益加深。直至1770年代中期，富兰克林（作为几个殖民地的代表数次前往伦敦谈判）认为这些恐惧和疑虑都是彼此的误解。但不论是哪一方，都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臆想。某种程度上，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世界市场体系的出现，就像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暗示的那样（直至今天依然如此），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不必在其间充当经济意义上的角色。贸易网络蔓延整个世界市场体系，但主要是围绕一些城市集中发展，那些城市里的贸易商、金融家和制造商不仅进行着买卖，而且社会交往活动非常活跃，并会对政治权威施加压力。处于竞争关系中的国家不断发展，为其自身利益服务；此时每个国家都拥有比封建主义时期更加紧密的政治结构，并辅以更加明确的国家语言。很难想象，英国的资本家会不向掌管国会的贵族施加压力以实施有利自身利益的政策；同样无法想象，美洲殖民地的资本家会不以相应的政治策略来加以应对。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特殊事件经常使得其引发的长期趋势备受关注。1760年代和1770年代就是如此。1756-1763年英法之间爆发了“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的目标就是两国争夺对殖民地（尤其是美洲殖民地）及殖民地贸易的控制权。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击败法国，夺取了孟加拉，征服了加拿大，为英国成长为世界帝国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这些动作也意味着需要支付巨额账单。
　　英国官员顺其自然地想到，何不要求美洲殖民地支付部分战争开销。他们认为，由于法国密谋夺取密西西比河谷并阻止英国殖民地向西发展的诡计因战争而被击破，殖民地毕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因而，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开征了一系列税收：1764年宣布收取糖浆税（制造朗姆酒用的生糖）；1765年颁布了针对一系列交易收取“印花税”的法律，公布了《驻营条例》（《驻营法案》），使殖民地必须支付维持驻扎美洲英军的开销；1767年则颁布了进口税。
　　每项新税都引发了殖民地民众的巨大仇恨。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口袋里没有钱，如此重税极大地危及某些行业的发展。由于法国不再是军事上的威胁，英国政府希望得到额外收入，以降低本土大地主的负税压力。总之，美洲殖民地如今不得不为那些他们没有发言权的政策支付税金。
　　美洲殖民地了解到，在英国本土，下议院可以就政府的任何金融提议进行投票表决。因此，各个美洲殖民地代表大会应当拥有同等权力。否则，殖民地人民的基本“自由”也就受到了践踏。此时殖民地的反抗语言还不具有革命性质。殖民地民众依然将这种行为视为在保卫其作为“英国人”应有的“自由”。但这却使北美殖民地第一次团结在一起，为了反抗母国征税而全员动员起来。
　　动员遍布不同社会层面。在最高的社会阶层中，各个殖民地的代表们集结起来组成“大陆会议”，号召美洲人抵制对英贸易，直至英国人撤销不合理的税收。这种方法使得所有行动都必须依靠小部分掌握了贸易的商人。
　　但与此同时，其他力量也活跃起来。1765年和1766年，各个殖民地都兴起了名为“自由之子”的组织。^[5]他们并非由富裕的种植园主、大地主、甚至富裕商人组成，而是由“介于精英与真正平民之间”的人们组成：“持有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游走在殖民地间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6]他们与英国革命时期“新模范军”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中间阶层”十分类似。殖民地城镇拥有民众示威和暴动的悠久传统。“自由之子”几乎就是一个政党，它领导“传统的民众活动来质疑英国”，致力于“在许多普通美洲人心中产生新的政治意识”^[7]。
　　民众活动很快就跨越了被动地进行贸易抵制的界限。在波士顿，人们捣毁了一栋被认为出售印花的办公楼，攻击了印花发行商的房屋。^[8]在纽约，人们摧毁了他们眼中叛徒的房屋，与城中驻军发生了冲突。^[9]对英国人的愤怒，与对在艰难时世还炫耀财富的社会精英们的怨愤交织在一起。民众攻击了一家社会精英经常光顾的剧院。“纽约最激进的报纸《纽约日报》在绘声绘色地描绘英国问题的同时，也刊载了多篇攻击高房租、物价上涨和失业等问题的报道。”^[10]
　　任何反抗运动一旦爆发，其行动就会改变人们的思想，而思想上的改变又会引致更多的行动。在1760年代的波士顿和纽约，这一点无疑是真理。在纽约，人们竖起了“自由旗杆”来反抗英国人。每次士兵们捣毁“自由旗杆”，就会有新的旗杆竖起。英国政府建立税收官新体制的尝试，只起到了令美洲人更加感到被外来力量强压的效果。1770年3月，波士顿人民尤感悲愤：当时一群士兵朝着向他们投掷雪球的人群开枪，打死了五名民众，史称“波士顿惨案”。
　　英国政府迫于压力作出了妥协姿态，这些压力来自许多伦敦商人及追随约翰·威尔克斯的伦敦民众掀起的暴动。几经波折，英国政府终于撤销了几乎所有对美洲殖民地的税收，只留下了茶税，直到这时美洲人的愤怒才渐渐平息下去。
　　然而，这并非事情的终结。对在波士顿和其他地方有过被压迫经历的人们来说，任何试图强行征税的做法都会给其带来前所未有的愤怒。在英国统治阶层内部，恐惧殖民地不顾英国意愿只顾追求自己利益的情绪，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开来。英国政府越来越觉得，如果不给北美殖民地一点教训，违背和不服从就会变成一种无法破除的习惯，那样一来殖民地存在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从雪球到子弹

　　历史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景象发生：一个微小的举动却造成了爆炸式的影响，就像用小小的针一刺气球就会炸了一样。1773年11月，这样的微小举动就发生在波士顿港口。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满载茶叶抵达港口，这是总督的儿子们不顾抵制对英贸易运动（美洲人为了反对余下的不合理税收而发起的贸易抵制运动）的偷偷所为。在岸上数千名示威者的声援下，一百名活跃分子扮成印第安人的样子登上船只，将茶叶统统扔进海中。
　　令人尊敬的殖民地意见领袖得知此事后大为惊恐。本杰明·富兰克林愤怒地批判道，这是一种“非正义的暴力行为”^[11]。但这一举动在那些深受英国政府之苦的北美移民中却产生了强大的回声，而对英国政府来说这则是激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英国政府任命盖奇将军出任马萨诸塞总督，命令他此次务必让北美殖民地彻底服从；紧接着又派遣军队奔赴波士顿，通过了《不可容忍法令》，宣布违背法律的殖民地民众将被押至英国接受审判。
　　如今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税收的范围，而转化为殖民地居民是否对统治他们的法律拥有发言权，就像杰斐逊所说：“大不列颠的十六万选举人能否为四百万美洲人民制定法律”^[12]（他十分权宜地忽视了在他的故乡弗吉尼亚，黑人奴隶和许多贫苦白人同样没有这一权利）。所有殖民地都受到了威胁。美洲民众怒火万丈，涌现出委员会来表达这一愤怒之情。抵制茶叶运动得到广泛传播，十三个殖民地大会都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大陆会议”。
　　总体上，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都是受人尊敬的财产所有者。他们在大英帝国的体制内飞黄腾达，因此并无意推翻它。如果可以选择，他们更愿按照现有方式生活下去。但他们根本没有得到选择这一选项的机会。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号召进行一次新的贸易抵制运动。但是，英国政府采取的严厉措施意味着，抵制运动不能只停留在商人层面，而必须通过民众抵抗组织来加强力量。在每个“县、城市和城镇”，人们必须选举委员会，鼓动大家反对购买或消费英国产品。^[13]
　　这对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来说并不是问题，他们加入了马萨诸塞的行列，积极响应抵制英货运动。种植园主控制了除总督外的弗吉尼亚所有行政机构。他们无须斗争就可强行达成意愿。但在其他北美殖民地却出现了不少问题。
　　在马萨诸塞，民众几乎一致反对英国的政策。但伍斯特县等地的法官却决定实行英国颁布的新法律。该怎么办？在纽约，许多商人都因从与英帝国的贸易中获利而不愿坚持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强有力的大地主家族也听从于英国总督。该怎么办？在宾夕法尼亚，尽管大部分殖民地民众都号召抵制对英贸易，但大部分贵格会商人精英却依然忠于英国。该怎么办？
　　委员会号召实施对英抵制运动意味着，新制度将会革命性地取代旧制度，不论“大陆会议”是否认识到这一事实。

阶级与冲突

　　在伍斯特县，武装起来的农民不得不防备法庭，尽管这意味着不仅要对抗英国官员，还要面对志在延续成功职业生涯的当地法官。^[14]在纽约城，“提出并通过那些导致独立的决定，意味着除去……旧权力……犹如与英国议会和国王决裂”。此举的动力“来自‘人民’，既包括广大民众，也包括革命委员会”。“机械工人”（手工业者）每周都会召开全员大会，从而推动了“正式”委员会的成立，继而以“机械工人、贸易商和较贫困的职业人员”取代了委员会中的保皇党成员。^[15]在费城，一千二百名机械工人聚到一起，敦促年轻的商业精英召集数千民众开会，建立委员会。
　　从“和平”的抵制运动发展到战争，是如下行动的直接后果。当英军在马萨诸塞的莱克星顿向列队的美洲民兵开火时，手工匠保罗·里维尔进行了那趟有名的骑行，他快马加鞭赶去通知当地的武装农民：有一队英军正在前往波士顿附近康科德的路上，试图拿到藏在那里的武器。而也正是在莱克星顿与英军英勇作战的同一批农民前往波士顿，在班克山围困住了英军兵营。在这两场战斗中，美洲社会的中间阶级和低层阶级，不得不推开与英国政府联系紧密的上层阶级。
　　爱德华·康特里曼在两本关于美国革命的经典著作中强调，斗争得以发展的原因在于，人们建起了对抗旧精英的新制度：“从1774年至1776年夏天，委员会在纽约的举措，与1789-1792年间类似组织在巴黎及1917年在俄国的所作所为非常相似。”^[16]
　　这样的骚动对1776年发生的事件来说十分重要。在纽约，与大西洋贸易联系密切的富裕商人、依靠总督的官员及一些大地主，对任何反抗英国的行动都充满仇视。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会的大部分代表都坚定地反对独立。如果没有这两座大城市的支持，对抗英国的战争必然无以为继。然而，只有挑战旧有经济和政治精英，才能获得独立运动所需要的支持。因而，主要来自手工业者或小商人的新人，而非富裕商人和地主，也就必须夺取委员会的控制权——委员会掌握着货物进出口权，对城市生活施加着巨大的影响。

作为武器的小册子

　　旧有上层阶级的政治机构并未完全消失。他们依靠数个世代积累下来的思维习惯，来维持民众对他们的遵从，削弱反英行动的力量。
　　打破这种思维习惯和对旧制度的尊崇，不仅需要大规模的骚动，也需要大规模的宣传。大规模骚动的形式包括宣传抵制运动，游行反对破坏抵制运动者，焚烧总督和英国官员的画像，洗劫建筑物等。大规模的宣传则包括撕裂支持旧思维的理论观点。仅在1776年一年，就出现了四百多本宣传小册子，另有数十份报纸和杂志。但在这里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一本只有四十页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出自新近移民美洲的英国人托马斯·潘恩之手。
　　潘恩于1775年初抵达费城，随身带有一份来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推荐信。他是典型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间”阶层代表，当时这一阶层正在社会上崛起，在政治生活中日益占据主要角色。潘恩在英国曾做过多种工作，包括熟练的制衣匠、教员、海员、税吏和店员。潘恩抵达美洲时已年过四十，他在一家新成立的杂志社任职，这份杂志的读者与潘恩本人的背景较为相似。与他的读者一样，潘恩也狂热地支持抵制对英贸易运动，但他还不是一位革命者。潘恩后来写道：“与英国有联系很是棘手，在当时反对抵制对英贸易就是叛国。”^[17]1775年发生的事件（尤其是英国加大对殖民地的镇压力度）改变了他的想法，使他最终相信此时的形势逼迫美洲必须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他在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中表明了这一思想，这本小册子于1776年初印刷出版。
　　小册子写得非常通俗，采用的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常用的语言，而非只有政府官员和委员会高官才能看懂的文绉绉的语言。但它却并非一部简单的鼓动性作品。《常识》试图提供一种大局观，为社会骚动的缘由正名。它以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叙述了此前一百二十五年间流传甚广的部分思想，其中包括来自霍布斯、洛克、伏尔泰或许还有卢梭的思想。通过在英格兰期间参加面向民众的科学演讲和辩论俱乐部，潘恩了解到一些启蒙运动思想。如今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市井语言，坚称“一个对社会诚实的人，比所有曾经活过的戴着王冠的恶棍都更有价值”。他严厉谴责乔治三世所谓血统赋予的“统治权”，认为他的世袭不过是源自一个带着一队武装“土匪”的“法国的野杂种”。
　　《常识》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它售出了十五万册。宾夕法尼亚政治家本杰明·拉什后来这样说道：

　　它对美洲思想的影响是突然而广泛的。公众人物在俱乐部中反复朗诵它；学校师生对它热议不断；甚至有一次，牧师在布道时没有宣讲例行内容，而是读了这本书。^[18]

　　这就是历史上的那种转折点之：一些观点突然之间就扭转了人们的视角，令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事物。宾夕法尼亚的激进主义运动获取了动力，做好了釆取革命性措施的准备。
　　许多富裕商人和大地主仍然效忠于英王，最初两年他们依然对那些尚未被拖进战斗的人们产生着影响。富商和大地主在控制宾夕法尼亚大会席位的选举中赢得了四分之三的席位，看起来似乎任何获取宾夕法尼亚支持《独立宣言》的计划都要注定失败。然而，宾夕法尼亚支持独立的立场，对其他殖民地来说却是意义重大。
　　支持独立的激进派意识到，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即英国革命中“新模范军”作出的选择，以及一百五十年后俄国革命作出的选择。他们不得不在宾夕法尼亚大会之外掀起了激进派运动，推翻宾夕法尼亚大会的决定。四千人的代表大会决定了殖民地的未来，这一号召得到了由殖民地民兵代表组成的士兵委员会的声援。原来的宾夕法尼亚大会的权力突然就被掏空，他们也没有武装力量来应对这一情况。因而，宾夕法尼亚大会于6月14日休会后再也没有重新召开，6月18日新成立的民众大会起草了宪法，这是一部当时无论在哪里都堪称最为激进的宪法。新宪法给予90%男性公民选举权，那些不愿宣誓放弃效忠国王者除外。几天后，大陆会议扫清了《独立宣言》通过的障碍。
　　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最终得以成立的原因在于，部分支持独立的宾夕法尼亚人民采取了“独裁性”措施，打压了那些效忠君主者。

革命中的内战

　　美国革命通常给人留下一种流血牺牲相对较少的印象，对垒的两军之间似乎只打了几场零星的战斗。实际上这是一场“内战”，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些地方，双方的厮杀十分血腥激烈。纽约的特隆恩谷地区掌握在强大的保皇主义地主约翰逊家族手中，该家族竭尽全力想要粉碎所有反抗英王的举动。“战争结束后，据统计，有七百座建筑被焚，一万两千座农场被废，数十万蒲式耳的谷物被毁，近四百名妇女成为寡妇，两千名儿童沦为革命孤儿。”^[19]在革命势力较为强大的地区，为了阻止保皇党人协助英军，不得不采取危害人们正常“权利”的极端措施。委员会严格审查保皇党人的出版物，没收加入保皇党军队者的土地，废除亏欠保皇党商人和银行家的债务；民众在保皇党法官身上涂抹焦油、粘上羽毛，拉扯着他们游街示众，满大街驱赶追逐赤身裸体的托利党人（保皇党人）。纽约城在独立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英军占领，等到起义军重新回到纽约，他们组织民众严惩了那些曾帮过英军的人。1783年，当英军撤退时，两万多名保皇党人跟随英军离开了纽约。^[20]这场纷争或许是由茶党之争所开启，但到终结时显然已经不是那么简单。
　　随着战事拖延下去，食物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委员会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防商人向保皇主义地区输送粮食，与此同时则要确保支持独立运动的广大民众能够填饱肚子。他们对富人施加重税，控制物价，没收叛徒的土地。想要赢得战争，这些都是必要之举。但是，这些措施以牺牲富人的利益为代价，也就产生了有利于穷人的结果。因而，这场暴乱除了具有国家独立的性质之外，必然也会具有社会层面上的意义。
　　不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取得胜利。英国的策略是通过控制纽约来分隔各个殖民地，以阻挡海岸贸易的方式来制造困难，继而派出强大的军队夺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据点和城镇。英国人期待他们的雇佣军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毫无作战经验的美洲民兵；他们认为，一旦最初的叛乱热情烟消云散，就可以轻松地给叛军造成重大打击。他们还期望，随着英军不断取胜，商人和地主会离开叛军队伍，重新回到英国的统治秩序之下。
　　英国人的策略并非全是天方夜谭。随着战事逐步加剧，革命队伍的热情的确有所减弱。纽约城里确实有许多配合英国统治秩序的当地居民，而当英军夺下费城后，这样的人更是变得越来越多。在装备上佳、更有军纪的英军面前，革命军的确在独立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撤退。他们甚至不得不在被占领的费城外扎营，度过了一个凄苦的冬天。不过，英国人的必然失败只源于一个原因：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宣传，使民众参与革命事业的力量大大增强。只要民众抵抗持续下去，大陆军就可以通过先撤退继而选择时机发起出其不意的反攻来击溃英军。
　　战争从不应当仅仅简化为阶级问题。在弗吉尼亚，最富裕的种植园主积极参与独立战争：种植园主华盛顿更是出任大陆军总司令，另一位奴隶主杰斐逊则起草了《独立宣言》。在纽约，有些地主和商人支持英国人，但其他人则站在了反对英军的一边。即便在费城，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富人最终也与地方政治体制内的旧友决裂，成为美国独立运动的热情讴歌者。
　　而且，最终的胜利也有赖于这些能人与法王建立反英同盟的能力。法国顾问协助华盛顿领导大陆军，法国海军为大陆军提供武器，帮助削弱英军的封锁线。
　　尽管北美殖民地部分上层阶级支持独立革命，但许多下层和中层阶级却对美国的独立不感兴趣。这通常是由于他们感到，英国强加的税收侵犯自己权利的程度，尚不足以令其打破对自出生以来便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的效忠；有时甚至是因为最积极响应革命的那些人，是曾令他们饱尝苦楚之人。因此，纽约的许多佃户反而支持英军，因为他们痛恨的一名地主反对英国人。与此类似，在南北卡罗莱纳的部分地区，穷苦的农民组成了托利党保卫队，因为他们深恶痛绝的种植园主支持美国独立，结果双方之间展开了血腥的火并。
　　与革命军相比，英国人甚至成功地从北美受压迫最深的两大群体：黑人奴隶和印第安人中收获了更多的支持。弗吉尼亚的保皇党总督向愿为英军作战的奴隶许诺了自由。独立战争结束后，确有为数不少的黑人奴隶随着英军一同撤走。^[21]相比之下，当大陆会议于1779年建议颁布法令，宣布如果卡罗莱纳和佐治亚的黑人奴隶加入革命军就可重获自由时，各个地方政府却根本不愿予以考虑。^[22]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独立运动就是支持奴隶制的。在新英格兰，许多激进派极度憎恶奴隶制，在地方民兵队伍中，有许多黑人与白人并肩作战。马萨诸塞和佛蒙特于1780年代就废除了奴隶制，费城也投票制定了逐步废除奴隶制的计划。在马里兰，穷苦的白人和黑人谈论着共同的事业目标；即便在弗吉尼亚，也有一些种植园主开始思考能否摒弃奴隶制而维持生产。^[23]
　　英国人发现，比起美洲殖民地，他们更容易与印第安人建立同盟，因为北美移民和投机商人长久以来一直都在觊觎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有些在反英战斗中表现最勇猛的移民，对印第安人也常常是深恶痛绝。
　　然而，美国革命可不仅仅是殖民地脱离母国这么简单。战争的动乱造就了一个新社会，破除了所有重新退回前资本主义状态的障碍。纽约大地主的封建权力消失了。人们对“伟大家族”的崇敬也开始动摇。北部和中部殖民地的数十万民众认同受压迫者也应当拥有自由和平等的思想，他们认为自由和平等应当像施加于白人一样施加于黑人。对欧洲启蒙运动的众多追随者来说，《独立宣言》的表述似乎是他们理想的实现。
　　对推进革命贡献良多的激进派并未将权力攥在手中。在宾夕法尼亚等地，激进派能够暂时实施对中层和底层民众有益的政策。有些州宪法的步子迈得很大：给予所有男性公民选举权，允许年度集会，保护农民免于落入债务陷阱，釆取措施控制物价等。但在1788年各州批准了联邦宪法之后，缔造所有美国人的自由市场这一力量夺取了各州议会的控制权。此举在无法想象的范围和程度上扫清了经济变革的障碍，但同时也导致压迫和剥削的新旧形式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加强。

^[1] 赖特（E. Wright），《本杰明·富兰克林与美国革命》（Benjamin Frankl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71、90页。

^[2] 理查德·赖尔森（Richard Ryerson），《革命现在开始：1765-76年间费城的激进委员会》（The Revolution Is Now Begun: the Radical Committees in Philadelphia, 1765-76, Pennsylvania, 1978），第3-4页。

^[3] 爱德华·康特里曼（Edward Countryman），《美国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986），第71页。

^[4] 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在其著作《权力斗争：美国革命》（A Struggle for Pow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96）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记录。

^[5] 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97页。

^[6] 同上书，第98、100页。

^[7] 同上书，第100页。

^[8] 同上书，第103页。

^[9] 参见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103页；及其另一本著作《革命中的人民》（A People in Revolution, Baltimore, 1981），第30页。

^[10] 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103页。

^[11] 赖特，《本杰明·富兰克林与美国革命》，第116页。

^[12] 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70-71页。

^[13] 同上书，第4页。

^[14] 同上书，第113-114页。

^[15] 爱德华·康特里曼，《革命中的人民》，第102、125-126页

^[16] 同上书，第102页。爱德华·康特里曼对马萨诸塞的描述，参见其《美国革命》第118页；理查德·赖尔森对费城的描述，参见其著作《革命现在开始》。

^[17] 约翰·基恩（John Keane），《托马斯·潘恩传：一种政治生活》（Tom Paine,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1995）。

^[18] 同上书，第125页。

^[19] 爱德华·康特里曼，《革命中的人民》，第150页

^[20] 同上书，第221页。

^[21] 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162页

^[22] 同上书，第71页。

^[23] 因此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的第一稿草稿中，原本有一处攻击君主鼓励奴隶制，继而敦促奴隶起来造反的文字。参见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国革命》，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