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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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法国大革命

↘巴士底狱的陷落及其后
↘革命战争
↘革命的根源
↘改革家、革命者和无套裤汉
↘雅各宾派及其恐怖统治
↘“热月政变”及其后

**法国大革命大事年表**
1787-1788年	● 贵族反对向大地产征税，国王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1789年4月	● 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
1789年6月	● 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
1789年7月	● 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
1789年10月	● 妇女向凡尔赛进军，国王被拖回巴黎，拉法耶特的国民军、开始控制城市，建立立宪君主制。
1790年7月	● 巴黎举办“联盟庆典”庆祝国王与人民之间达成“团结”。
1791年春天	● 国王试图逃离巴黎。
1791年8月	● 海地的圣多明各开始出现奴隶制。
1791年9月	● 宪法对选举权规定了严格的财产资格。
1792年1月	● 巴黎爆发“食物骚扰”。
1792年4月	● 吉伦特派政府宣布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开战，却在军事上遭到惨败。
1792年8月	● 巴黎爆发起义，逮捕了国王，丹东入阁政府。
1792年9月	● 瓦尔密战役取得胜利，成年男性公民选举出了议会。
1793年1月	● 国王被处决。
1793年2月	● 英国参战。
1793年春天	● 外国侵略军向巴黎进军，保皇党人在法国西部（旺代省）举行暴动。
1793年5-6月	● 巴黎起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领导的雅各宾派政府掌握权力，内战爆发。
1793年夏天	● 马拉被暗杀，封建赋税义务终结，保皇党人将士伦港交给英国人。
1793年9月	● 巴黎立法规定最高物价，雅各宾派开始实行恐怖统治。
1793年10-12月	● 保皇党人被打败，吉伦特派叛乱被肃清。
1794年2月	● 雅各宾派在整个法国帝国体系内废除了奴隶制。
1794年3-4月	● 雅各宾派首先处死了雅克·埃贝尔，继而处死了丹东，革命军在所有前线阵地都取得了胜利。
1794年6-7月	● 大恐慌时期。
1794年7月	● “热月政变”爆发，处决了罗伯斯庇尔和其他雅各宾派领袖。
1795年3-5月	● 最后的起义被镇压，一千两百人被捕，三十六人被处决。
1795年9月	● 颁布了有限选举权的新宪法，政府依靠拿破仑来镇压保皇党人暴乱，五人执政团掌握了实权。
1799年11月	● 拿破仑攫取最高权力，成为“第一执政官”。
1804年	● 拿破仑称帝，自称拿破仑一世。

　　1792年夏天，德国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歌德写道：“今天和此地，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而就在一年之前，荷兰保守党贵族范·哈根多普已经睿智地看出了事态的发展走向。他写道，“所有国家”都正在形成两大派别。一派是教会与国家，相信“血统神圣、得到教会支持的一人或几人能够超越民众，拥有掌控政府的正当权利”。另一派则否认政府的所有权利，“除非它是由其治下所有人按照其自由意愿选举出来的政府”，并认为“所有政府人员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1]
　　令歌德感到兴奋的是，两大“派别”在法国北部的瓦尔密展开了激战，最终第二大派别夺取了胜利。法国革命军击败了欧洲半数主国的军队。
　　对十年前明达世事的人们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法国革命这一想法更加荒谬的事情了，更别提仅凭法国一国就能点燃整个欧洲。法王统治这片土地已超过千年，享有至高无上、无可挑战的绝对君权也已长达一百四十年。太阳王路易十四及其在凡尔赛的华美宫殿都象征着“专制主义”的永恒和稳固，他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并为他的后继者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留下了恢弘伟大的遗产。
　　然而，就在1789年的夏天，绝对专制主义君权突然间便在一夕之间崩塌。国王召开代表覆盖整个法国社会的三级会议（包括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广大民众）讨论征税事宜。但是，第三等级的代表拒绝向贵族卑躬屈膝，拒绝按照国王的驱使行事。第三等级代表成立了“国民议会”，在国王关闭“三级会议”议事厅的大门后聚集在网球场，发誓不通过宪法绝不离去。国王召集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来回应他们的行动，并洗劫了据说同情改革呼唤的首席大臣内克尔的家。
　　第三等级代表来自中间阶层的各个行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比较富裕。半数代表是律师，其余人主要是制造商、银行家、贸易商和富裕的中产阶级地主，没有一个人是工匠或农民。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拥护君主制，只是希求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及对选民实行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第三等级不会就这样被击溃，凡尔赛传来的消息令巴黎大多数民众群情激奋，这些人此前从未思考过政治为何物。此时巴黎社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最初由中间阶层的富裕成员组成，人们在俱乐部里讨论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小报和宣传册。巴黎中产阶层的四百名代表聚集在市政厅，宣布成立市议会，或称“公社”。

巴士底狱的陷落及其后

　　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谣言，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搅动着广大市民。7月12日，巴黎的贫苦市民爆发了示威游行，抢走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滑膛枪。两天后，众多市民向皇权统治的标志性建筑巴士底狱（监狱高三十米，四周围着二十四米深的壕沟）进军。这可不是一次简单的示威游行。监狱里存有大量火药，还有数不清的政权反对者被囚禁其内。民众决意夺取巴士底狱。监狱的守卫向市民开炮，紧接着是连续三个小时的射击，造成八十三人死亡。暴动的市民拖出了他们从巴黎荣军院夺来的自己的大炮。直到威胁要炸飞堡垒和周围居民区后，巴士底狱的司令官才向民众投降。革命者控制了首都，全国各个城镇很快都以同样的暴力模式展开了控制权的更迭。
　　巴士底狱的陷落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巴黎市民的行动，激励国民议会制定法律废除封建主义（尽管它希望农民为终结封建义务支付补偿金）并通过了《人权宣言》，其具体内容与美国的《独立宣言》比较相像。往纵深发展的群众运动，阻挠了国王想要发动军事政变的企图。巴黎贫民区的妇女行进到凡尔赛，身后是两万名身负武装的男人。他们闯进宫殿，迫使国王与他们一同回到巴黎，将国王置于民众的监视之下。
　　此时的群众运动依然缺乏彻底推翻君主制的特质。就围攻巴士底狱的民众和进军凡尔赛的妇女而言，他们的行动大多出自自发的意愿，并受到贫民区食物短缺及对国王贵族朋友憎恨的激发。但他们依然接受第三等级的官方代表领导，这些代表属于中间阶层中的上层分子，他们只希望作出有限的改变。这令巴黎的武装力量逐步集中在新的国民军手中，大多数国民军成员都是来自比较富裕的中间阶层。主掌国民军的是前将军和贵族拉法耶特，他的“民主”资质来自其作为法国官方顾问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在拉法耶特的领导下，议会开始制定宪法，设定极高的财产资格限制，将选举权赋予所谓的活跃市民，致使国王有权拖延新法通过长达两年之久。民众被期望会对国王和议会、富人和穷人建立在“团结”基础上的新秩序感到欢欣雀跃。许多民众也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当国王、前贵族、中间阶层和巴黎市民举办了一场宏大的“联盟庆典”庆祝巴士底狱陷落一周年时，人民普遍感到自由来临，兴高采烈。
　　然而，这种团结并未持续很久。尽管保留了财产，贵族依然对失去古老的特权而耿耿于怀，愤愤不平。许多贵族移居国外，暗中则仍在与国内之人密谋推翻革命。国王与皇后则向其他国家的君主发去密函，敦促他们出兵入侵法国。
　　与此同时，由于物质条件并未得到改善，不论在乡间还是在城市，人民的日子都越来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789年夏天，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引发了“巨大的恐慌”，起义者闯进贵族庄园，焚烧封建地契。在城市和贸易城镇中，食物短缺、物价飞涨和失业不断引发了民众骚动，人民对贵族和投机商人的憎恨与日俱增。激增的报纸（仅1789年下半年就冒出二百五十家报纸）散布着狂热的思想；政治俱乐部的作用也日益增强，人们聚集在此探讨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该俱乐部由来自北部城镇阿拉斯的律师罗伯斯庇尔主持，它与当时法国境内存在的许多类似政治俱乐部声气相通。律师丹东则主持着著名的科德利埃俱乐部，这家俱乐部的会费相对便宜，因此非常贴近大众，其成员大都受到马拉主笔的《人民之友报》的影响。
　　然而，有两年多时间，都是拉法耶特的“温和”宪政君主制主宰着法国的政治生活。1791年6月，国王试图逃离巴黎，加入境外反革命军的阵营，但是一位乡村邮政局局长迅速召唤当地民兵，阻挠了国王的出逃。议会主流派拒绝对君主制提出任何挑战。“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如此声称，并散布国王被诱拐的消息。其中一位领袖安托万·巴纳夫说道：“君主制的倾覆”将会成为“最大的危险”，因为那将意味着“财产概念被毁灭”。^[2]马拉被追捕，不得不四处躲藏，并最终被判流放英格兰。议会颁布《谢普雷法》，禁止民众集会和工人罢工。国民军在战神广场向数千名排队签署共和请愿书的民众开枪，而就在约十二个月前，这里正是举行联盟庆典的所在地。这场屠杀导致五十人丧生，而那些为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即将到来的悲催命运落下热泪的人们，却很少提及这场屠杀。
　　然而，镇压并不能阻止民众暴动。食物短缺、物价飞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将手工业者、小商人（被称为“无套裤汉”，因为他们身着长裤，而富裕阶层则流行身着紧身短套裤，膝盖以下穿长筒袜）和劳工逼到了绝望的边缘。1792年1月和2月，巴黎爆发了“食物骚乱”；在农村，贫穷农民突袭市场，对玉米和面包强行减价。雅各宾派成员埃贝尔发行《杜薛斯涅神甫报》，尤其针对无套裤汉读者群。在法国最贫困地区广为人知的牧师雅克·卢克斯组织起信众（他被敌人称为“疯子”），明确地表达出穷人对贵族和富人的憎恨。越来越多的无套裤汉加入政治俱乐部，云集在巴黎各个地区召开日常“派别”集会。前演员克莱尔·拉科姆创立了革命妇女组织，在参与了“食物骚乱”和凡尔赛进军的妇女中得到了许多支持。
　　镇压也无法掩盖上层社会的分歧。国王和皇后依然与境外的反革命军队密谋推翻革命。掌握政府的“温和派”手足无措，他们被国王密谋推翻革命和下层人民暴乱的双重恐惧撕扯着。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中，崛起了布里索派（得名于该派的领导人之一布里索）或称吉伦特派，他们自视没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那样激进，开始着手准备取代拉法耶特政府。
　　每个相互竞争的势力派别都坚信，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办法得到解决，那就是抵御聚集在法国北部边境的外国侵略军。国王坚信外国军队势必得胜，他将会恢复往日的绝对权力。拉法耶特相信，这场卫国战争将会使他成为法国事实上的独裁者。吉伦特派相信，他们将会从这一波爱国主义热情中获利匪浅。罗伯斯庇尔对这场战争抱持的立场最为坚定，不过，历史学家和通俗小说家经常将他描写成一个嗜血冷酷的野兽恶魔。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中表示，战争将会开启反革命的大门。但他却无力阻止吉伦特派同意国王组建政府并于1792年4月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

革命战争

　　战争伊始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法军受到了沉重打击（部分原因在于统军将领总想投降），国王试图利用这场混乱来除掉吉伦特派。布伦斯威克公爵代表外国侵略军发声，宣称胜利后将会施以“严厉的复仇”，“将巴黎整个城市交给军队管理，并严惩叛徒，使其得到应有的下场”。^[3]
　　反革命力量的威胁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激起了下层人民的激烈反抗。民众间普遍存在这样的共识：敌军入侵将会危及此前三年内获取的所有革命成果。数千人民（在政府眼中穷得没有资格拥有选举权的“消极市民”）犹如潮水般涌向巴黎各个地区的政府部门和民众集会地。国民大会号召志愿者反击反革命军的入侵，仅在巴黎就有1.5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军。活跃的革命分子从各省城镇向巴黎进发，其中最著名的援军来自马赛，他们走在路上引吭高歌的“马赛曲”成为革命的圣歌。四十八个区只有一区缺席巴黎会议，最终会议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诉求。与此同时，驻扎在贫苦地区的当地国民军也越来越受到革命激情的影响。
　　不仅穷人对反革命军队的入侵感到恐慌，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等人领导下的中间阶层激进派对此也十分恐惧。他们日益明确地意识到，除非推动革命进一步往纵深发展，否则失败将会无孔不入。1792年8月10日，他们采取了行动，这一天成为法国大革命历史上第二个伟大的转折点。来自四面八方的数万名无套裤汉加入革命军，向杜伊勒里宫进发。本应保护国王的国民军士兵们也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在战斗中击败了皇家军队。在这场战役中，六百名贵族和三百七十名起义者命丧黄泉。
　　巴黎市民再次控制了城市。根据不到一年前制定的财产限制选举权而选出的市民议会由“温和派”代表组成，他们决定向新的权力低头。议会投票暂停国王的权力，承认由巴黎各派人士组成的新的革命公社，组织在普遍男性公民选举权基础上进行新的选举。吉伦特派又回来管理政府，但却不得不向雅各宾派让出三个政府要员位置，其中最重要的职位给予了丹东，由他出任当局的司法部长。
　　这些变化本身并不足以击败来自外部的威胁。法军持续战败，入侵的外国军队逐渐向首都巴黎推进（拉法耶特等人如今也加入了外国侵略军）。巴黎还有许多贵族和保皇党人，其中不少人都被囚禁在疏于守卫的监狱里，等待进行报复的时机，好洗刷其在过去三年里受到的屈辱。军队军官和政府官员中也到处都是保皇主义者。
　　只有两件事可以应对反革命势力的威胁：派出大量热切的革命志愿者冲上前线奋勇杀敌；与此同时采取果断行动，阻止国王和贵族在后方发动军事政变。掌握政府的吉伦特派无力完成上述任务。但是，丹东却在此时展现出其激励民众斗志的极大潜能。他提出了“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口号，用来点燃巴黎贫穷地区革命分子的激情，鼓励他们加入前线作战军队，给其注入新的生机。
　　巴黎市民也采取了果断行动。在马拉的激励下，他们击溃了国内的反革命力量，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突袭监狱，迅速处决了那些他们心中认定的保皇党人，制造了“九月大屠杀”。
　　作出上述举动的巴黎市民明白，一旦敌人攻陷巴黎，他们势必会被送上绞刑架或断头台；而且他们心里很清楚，许多位高权重者都做好了协助敌人的准备。他们早已看过朋友和邻居流血受苦：在战神广场遭受大屠杀、军官帮助敌人在战争前线血腥屠杀人民、在因面包短缺而导致的饥荒中饿死。因此，他们必须做些什么。不幸的是，在没有组织引领的情况下，一片恐慌的民众很容易陷入不加区别的滥杀中，因此许多普通囚犯也被连累成了反革命分子的陪葬。不过，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恐吓和镇压巴黎皇家第五军团的效用。
　　9月20日，革命军在瓦尔密阻挡住了侵略军的脚步。第二天，新的议会（世界历史上领先所有国家第一个由所有男性公民选举出的立法机构）废除了君主制，宣布法国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被废除的不仅仅是国王，还有三年前仍被视为不可改变的许多特征。封建制度的残余如今被清扫一空，人民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维持奢侈生活而被迫支付的什一税也被废除。宏大的国家不再支撑教会的迷信。政府出台了鼓励教育、拓展科学知识传播等计划，将启蒙思想散布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设立在贸易线路上阻碍自由流通、为本地贵族谋取福利的关税哨卡也消失了。在前线作战的自愿兵军团中，普通士兵可以选举身边的伙伴担任军官。
　　因此，歌德认为此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惊讶。
　　然而，革命还远未终结。接下来两年，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基层民众，都展现出更加激进的面目。1794年夏天，革命浪潮突然回落，在一种新君主制的雏形阶段，再度出现了新的不平等和一些旧日特权痕迹。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著名的“恐怖”时期，导致理解和同情革命的人们陷入困惑的浓雾中。在国民议会极其微弱的多数票支持下，砍掉了国王的脑袋，继而又处决了许多其他贵族和皇后。接下来，雅各宾派将吉伦特派送上了断头台；随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将丹东和埃贝尔送上了断头台；最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自己也被热月党人送上了断头台——热月党是一个由吉伦特派、丹东和埃贝尔过去的支持者组成的联盟。断头台上前仆后继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令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革命总是会吞噬自己的孩子”^[4]，这句话无疑还隐含着革命总是伴随着徒劳无功和血腥四溅的意思。
　　不过，这句话是一个错误的总结。英国革命就没有吞噬其革命领导者（杀死革命领袖的工作留给了复辟王朝的刽子手），美国革命同样没有杀死其革命领袖。只看到法国革命血腥一面的观察，并未能真正看到法国革命背后发挥作用的真正力量。

革命的根源

　　对革命事件进行简要描述，不可避免地会将目光集中在那些夺人眼球的大事件和众所周知的大人物身上。但事实上，革命远远不止这些内容。它包括在社会力量的平衡中突然发生的改变，这种改变源于长期以来缓慢得几乎无法察觉的发展。因此，想要理解革命，就必须首先了解引发革命的这些发展。
　　在古老社会（通常所说的古代政权）的顶端，坐落着君主和贵族。在法国，封建佩剑贵族的古老传统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而反观大不列颠，这一传统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法王在几百年间不断削减几位大贵族的独立力量。国王采用的方法，正是利用城镇及新近获得财富的“资产阶级”来与大贵族对抗。16、17世纪的法王向富裕资产阶级的后代出售国家政府和皇廷中的职位，给予资产阶级体制上的承认，而这些人很快就发展成为新贵族：“长袍贵族”。这群贵族垄断了实施皇家政令的司法法庭（对英语母语者来说，这类法庭的专有称呼“高等法院”令人疑惑）。
　　最后，还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贵族，这种贵族由教会的“王公们”即主教与修道院院长们组成。他们拥有的财富堪与大贵族媲美，而广大教士的生活则几乎与农民一样窘迫。上层教士阶层为了保住位置，有赖于皇室的赞助和支持，而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依靠其在朝廷的影响力来维持权威。这就使得像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旧贵族大家庭成员之一，他“缺少所有使徒的美德”^[5]，甚至都没有完成圣职）这样的人，在年仅21岁时就获得了重要的修道院院长职务。与贵族一样，上层教士无须缴税，同时还可从大规模田庄及什一税中收取地租和封建赋税。
　　没有任何贵族显现出任何一点儿倾向，想要放弃这样的特权。实际上，随着维持奢华生活的费用不断飙升，贵族开始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加大封建赋税的力度，将部分村庄中的公有财产收入囊中，垄断国家、军队和教会中最有利可图的职位。这段时期显现出“贵族激烈反应”的特质。^[6]
　　此时的法国正在经历大跨步的工业发展，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尤为显著。据估算，整个18世纪，法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1.9%。^[7]纺织业的产量增长了250%，煤炭产量翻了七八倍，钢铁产量从四万吨激增到十四万吨。到了1789年，五分之一的法国人口都受雇于工业或手工业。^[8]
　　采用外包制的大商人阶层（尤其是那些与西印度蔗糖殖民地联系紧密的大西洋港口商人）赚得盆满钵满，还有一些制造商（如垄断印刷业的几位大商人）不论在经营规模上还是在财富上，都实现了激增。此时，富裕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比较特殊。从立法角度来说，他们的地位逊于所有贵族。但是，他们财力雄厚，能用金钱对君主制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而且，他们还能购买土地，收取农民的封建地租，通过成为国王的包税人而获取利润。在富裕商人之下，是无法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较为低下的资产阶级。但他们同样可以将通过贸易、小商店或奢侈手工艺品销售等渠道积累的财富，投入到购买土地或购买政府官职上。这两种资产阶级都非常仇恨贵族对他们的歧视，但他们绝不会自发地站在专制君权的对立面上。实际上，他们依然对封建制度抱有希望，希望君主制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贵族的伤害。
　　在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之间，存在着众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传统上，国家支持的行会通过管理贸易商品的价格，来保护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收益。但是，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行会这种形式越来越无法保证他们的收入。市场条件的一个突然变化，或许立刻就会剥夺他们的进账，而在歉收时节之后面包的价格总是高不可攀（就像1780年代晚期及1790年代初那样），令他们几乎陷入饿死的绝境。而且，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都开始雇用雇工（那些永远也别想期待自己拥有生意的人）。这部分雇工与那些依然保有保守主义行会思想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之间，几乎没有共通之处。
　　渴望“一朝功成名就”的投机者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总是随时做好准备，寻求任何出头的机会，包括一次有利可图的贸易、为政治服务的资财奖励，或者是利用先进的新生产技术。虽然这些人对旧秩序的“非理性”深恶痛绝（对启蒙思想的通俗表达则常是趋之若鹜），但他们绝不是革命者。
　　农民阶层在法国社会中占据很大比例，而且每个地区的农民状况都迥然不同。在少数几个地区，发生了类似英格兰的生产变化，出现了使用创新技术的资本主义农民。有相当数量农民都是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通过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或者将农业与纺织业结合起来），但是他们的规模还很小。还有数量众多的农民从地主那里租赁土地，上缴地租或者与地主就一年的收成分成，沉重的负担令他们没有资金提升农业技术，即便他们中有些人还能雇用少数劳工。最后，就是众多条件几乎与中世纪农民没有差别的广大贫苦农民，唯一差别只是不再有中世纪的正式农奴制。然而，几乎所有农民都有一个共性。他们感到土地属于自己，但却不得不向地主支付封建税费，向教会支付最高达到每年收成9%的什一税，以及最高比例的地租。此外，他们还必须向国家上缴封建赋税，而贵族和教士则取得了豁免权，无须承担这一重负。这就意味着，一旦遇上歉收或物价上涨，他们的日子就会极为难过。
　　国王、贵族、不同的资产阶级群体、各个农民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令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声称，法国大革命不能用阶级理论来解释。^[9]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更愿从国家职务、地主身份甚至是封建地租中获取收入，而非利用现代工业获取利润。因此，此时的资产阶级绝不是代表了资本主义这一全新生产方式、与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国王和贵族对抗的阶层。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如下事实再次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在这场革命中，少数大工业家支持革命，而数量众多的商人却支持国王。
　　他们列举的一些例证无疑准确无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确没有坚持不懈地站在反对旧秩序的革命力量一边。他们与旧秩序共同发展了数百年，与旧秩序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不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实际财富上都是如此。革命的领袖人物既不是金融家也不是工业资本家，而是如同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般的律师、卡米尔·德穆兰般的记者，甚至还有马拉等曾为上流社会服务的医生。但是，“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从基础层面上就是错误的。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交缠难分的联系，并没有阻止他们被相反的法国社会愿景所吸引。一方回溯过往，拒绝所有改变，保卫贵族特权和封建义务。另一方则期待社会建立在市场平等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高贵血统并不会成为“功成名就”的阻碍。大部分资产阶级在面对推动这样的社会模式得以实现所需要的措施时，都是反复踌躇，犹豫不决。但当新秩序取胜时，他们也绝不会像大多数贵族那样，出于厌恶新社会而远走他乡，自我放逐。
　　围绕竞争的两极而产生的社会分野，首先主要由贵族的反应引起，而非由资产阶级带来。就像在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显示出的那样，并不是希求新事物的人民引发了最初的动荡，而是旧秩序的守卫者试图令社会倒退回过去才引发了暴乱。
　　1780年代，金钱成为法王的当务之急。法国在与英国和普鲁士的七年战争中耗费了巨额财富，又在参与对抗英国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所费不菲。如果法王不能设法增加税收，就将面临破产的威胁。但国王很快就发现，再要增税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贵族和教士拥有免税权，这就意味着所有税负都压在了社会低下阶层的肩上，而当下的状况则是，社会低下阶层已经到了无法多付一分钱的临界点。农村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一直在下跌，城镇的工资虽然增长了22%，但物价却上涨了65%。^[10]而且，提高税收的方法也令人绝望地毫无效用，大部分钱财都被征税的包税人中饱私囊。
　　国王很快就明白，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多么险恶的地步。他于1786年任命了一位“改革”大臣，后者提出合理改革税收体制的计划，并将贵族和教会的大田产也纳入征税范围。贵族闻听此言，出离愤怒。国王选取的“贵族”议会成员愤怒地否决了这一计划。改革在进一步推行的过程中，各省高等法院的长袍贵族也拒绝实施新计划；当政府官员试图不顾他们的反对强行推进计划时，他们就组织民众示威抗议，在一些地区抗议还演化成了暴乱。在这些抗议活动中，贵族发现他们的立场居然可以赢得其他社会阶层的大力支持。毕竟，谈及收取更高的税金，对部分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说，似乎也是一种威胁。
　　贵族自视为社会天生的领导者，幻想着可以利用民众的支持，迫使政府向他们的意愿屈服折腰。他们的核心需求是召开三级会议——上一次召开三级会议还是在1614年。1789年5月，国王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国王是向贵族的激进需求、而非资产阶级或更低下社会阶层的进步主义运动作出了让步。
　　然而，国王对贵族的让步，令其他社会阶层也开始组织起来。他们需要为第三等级选取参会代表。在城镇中，民众需要集会选取“投票人”，投票人再选出参会代表。在乡间，村民需要决定派谁去参加选举第三等级代表的地区会议。大部分民众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通常都会信任那些最善言辞者。因此，第三等级代表就被律师和其他富裕的中产阶级成员所占据。但是，选举代表的过程鼓励了数百万人民第一次开始思考，他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乡村和城镇中，人民开始广泛起草陈情书：列出他们的需求，希望三级会议予以满足。这场讨论引导巴黎贫民开始在激进团体中清晰地表述思想，这些思想带来了7月围攻巴士底狱的风暴和10月激昂的凡尔赛进军。激进思想还激发了农民的反叛热情，并最终于1789年夏天沸腾为反对当地贵族的暴动。
　　“三级会议”召开时，贵族不得民心的反动冒犯之举激怒了中间阶层，令第三等级代表们产生了坚持己见、一意孤行的强烈想法。他们原本无意革命。他们依然迷恋君主制，并没有废除它的意愿，而只是希望能够限制贵族的权力范围，希望借此终结贵族的武断特权和强势欺压。但是，他们也不会接受权威命令、任由宰割，在全社会群情激昂的情绪渲染下，第三等级代表们壮起了胆子。因此，在公然作出挑衅姿态后（宣称尊重“人权”，宣布终结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接下来便作出妥协，让国王依然保留巨大权利，贵族依然存留巨额财产。
　　但是，贵族的反动之举可不会那么快就终结。只要贵族还掌握着财富、田产和军官职位，他们就会不断尝试恢复其旧日享有的特权。

改革家、革命者和无套裤汉

　　1789年夏天，法国社会爆发了在中间阶层支持下的人民运动，低下社会阶层第一次开始质疑和挑战自身一贯悲惨的命运。他们开始看到，少数人的极端富有与多数人的赤贫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最初，他们将财富与血统高贵的贵族等同起来。但在不久之后他们便发现，效仿贵族或通过承担包税人、地主和投机家角色而致富的资产阶级，成了新的贵族。
　　1789年暴动在中间阶层造就了数千名新生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参加政治俱乐部，阅读广泛传播的政治宣传册和报纸，参加选举会议。刚开始的时候，人人欢欣鼓舞。似乎历史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实现启蒙运动梦想的机会，一个改正伏尔泰严厉谴责的错误的机会，一个引进卢梭理想社会的机会。他们以英雄的姿态，幻想着自己化身为古罗马的布鲁图。
　　但是，中间阶层陷入了两面夹击的危险中：一方面是贵族对失势的激烈反抗，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情。虽然1789年发生的事件的确显示出民众动乱能够击败贵族，但与此同时，农民并未停止焚烧资产阶级地主的地契，城镇居民也没有停止攻击资产阶级食品投机商。
　　正是这样的局面，导致中间阶层的政治立场频繁分裂。大多数中间阶层都倾向于保障自身安全和财产，因此愿与国王和贵族合作。只有少部分激进的中间阶层做好了激起民众热情的冒险准备。不过，在国王和贵族作出让步的鼓励下，激进情绪将会演化为威胁大多数人的行动，尽管部分中间阶层站在了激进分子身后，但也有部分人分离出来，加入了反革命力量。
　　这就是1791年和1792年发生的事情。1793年，这一切将会再次发生。
　　1792年危机以宣布成立共和国和处决国王为巅峰，还包括雅各宾派和巴黎市民组织起来推翻了拉法耶特政府。吉伦特派在运动中一直保持跟随状态，但却依然不愿进行更加深入的革命，他们反对处决国王。他们惧怕“暴徒”——布里索称其为“无法无天的祸患”^[11]。虽然城镇和乡村的饥荒日益扩散，但他们依然拒绝巴黎市民提出的控制物价、定量供给谷物帮助人民果腹、采取严厉手段打击“囤积商和投机商”的诉求。
　　他们反而以与前任政府几乎一样的方式攻击人民。“你们的财产受到了威胁，”吉伦特派的一位领袖在4月如此警告坐拥财富的资产阶级，“你们对危险视而不见。……应该将这些丑恶的家伙赶回他们的老窝。”^[12]国民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将马拉遣送革命法庭，罪名是从事颠覆活动，但是马拉最终却被宣判无罪。埃贝尔被捕，国民议会主席宣布（以与布伦斯威克公爵相似的臭名昭著的言辞），除非城中停止“反复暴动”，否则“巴黎将会毁灭”。^[13]由于司令官杜穆里埃投降叛敌，军队遭到一系列新的溃败。在法国西部的旺代，不满的农民加入了拥护君主制的血腥暴动。
　　最终在5月29日，“温和派”和保皇党人联手夺取了里昂，囚禁了该市的雅各宾派市长沙利耶，继而于7月处决了他。
　　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同属中间阶层，尽管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大部分雅各宾派都来自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中间阶层。他们对财产“权利”的满腔渴望，就像他们在宣言中反复重申的那样。罗伯斯庇尔本人非常廉洁，但他的许多支持者对利用革命中饱私囊却是毫无愧疚之感——毕竟他们都是或者是立志成为资产阶级。丹东在革命中敛财有道，甚至还接受过国王的贿赂。马拉和埃贝尔的确在巴黎市民中极好地激起了革命情绪，但从那些小手艺人和小商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并不反对自身可以从中获利。
　　然而，到了1793年初夏，他们发现，如果不革命，那么不论是他们还是此前四年获得的成果都将无法存活。他们还看出：推进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与巴黎市民再度联合起来，向农民妥协，即便这意味着要采取违背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罗伯斯庇尔在日记中写道：“危险来自中间阶层，要想打败它们，就必须与人民联合起来。”^[14]换句话说，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资产阶级，不得不与巴黎革命的无套裤汉市民团结起来，以对抗温和的吉伦特派资产阶级。法国大革命历史上的第三个重大转折点就此到来。
　　1793年5月26日，罗伯斯庇尔颁布正式宣言，激励人民起来造反。5月29日，三十三名来自各区的巴黎市民代表举行集会，选举了九名代表组成起义委员会，组织新的起义。5月31日和6月2日，长鸣的警钟和隆隆的炮声将市民召唤到了大街上。八万名武装民众保卫了国民议会，强迫议会签署逮捕二十九名吉伦特派代表的命令。巴黎各区如今成为首都权力的中心，雅各宾派则在事实上成为法国政府的领袖。
　　被击败的吉伦特派逃离城市，在各地掀起暴动。他们与军官为友，与大商人结盟，得到惧怕农民暴动的中间阶层地主的同情，团结了所有将任何“暴徒”都视为威胁的人们——当然，他们还得到了贵族的支持，反革命的胜利总是能令贵族深感欣喜。数周之内，法国南部和西部的许多地区就都落入了吉伦特派手中。旺代被保皇党人控制，反雅各宾派将土伦南部的港口和地中海海军的舰船送给了英国人，外国侵略军依然在向巴黎进军。反革命力量甚至在城内也拥有强大的力量——一名来自吉伦特派统治下的康城的年轻女子：夏洛特·柯黛，声称需要马拉的帮助，却在马拉坐在浴缸中时将其刺死。
　　巴黎无套裤汉群众敦促雅各宾派领袖采取更加深入的革命措施，以防形势进一步恶化，但雅各宾派很快就发现已经别无选择。公共安全委员会（一周至少向议会汇报一次、每个月重选一次）得到授权，可以在危急时刻釆取任何适当的措施。“最高法律”对面包价格进行了控制，饥荒中的投机行为将被视为重罪。富人被迫支付战争贷款和累进税，税率从最初的10%涨到50%，收税金额包括去除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标准之外的所有收入。^[15]经济权力日益集中到中央机构手中，重要的全国性部门都在生产战争补给。从逃亡国外者和教会手中夺取的土地被划为小块分给农民，以安抚他们的愤怒。革命志愿军和旧军队在前线重新混编，这样志愿者就能激发出普通士兵的战斗热情，同时还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军事技能，两部分人还联合起来选出自己的军官。政府各个部门都展开了清洗有嫌疑官员的运动。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被赋予全权，扑灭乡间的反革命暴动。18-25岁间的所有单身男性都必须到军队服役，取缔了过去富人可以付钱找人代为服役的豁免权。经过9月更加深入的起义之后，议会和公安委员会一致同意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政策：实行恐怖统治。

雅各宾派及其恐怖统治

　　恐怖统治的动力来自下层，来自在旧政权下受苦受难的民众，他们知道，一旦王权复辟，他们就会受到更加严苛的对待；由于腐败投机者和背叛者的破坏，他们的亲朋好友在前线的每一天都会陷入奄奄一息的绝境。激情复仇与理智理解交织在一起，他们知道，在内战中，革命政权的敌人将会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打击报复和破坏活动。然而，监狱并未能阻止和吓倒革命政权的敌人，因为敌人心里也很明白，阴谋一旦得逞，自己就会被释放。埃贝尔等雅各宾派的边缘“恐怖主义者”不断煽动民众的情绪。但主流雅各宾派领袖对于激发这种激情却是迟疑不决。与传说中“冷酷无情的屠夫”形象相差甚远，号召在革命早期废除死刑的几乎始终只有罗伯斯庇尔一人。相比之下，吉伦特派支持对低下社会阶层的普通“罪犯”实施恐怖手段，但在将同样的标准加诸国王身上时，却感到了良心上的谴责。
　　1793年9月之前，在二百六十人中只有四分之一也就是六十六人，被带上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从10月开始，这一进度明显加快。革命法庭在处决了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后，宣告吉伦特派和奥尔良公爵（他试图通过炫耀自己的雅各宾派身份来达到个人目的）有罪。1793年的最后三个月中，三百九十五名被告被判死刑，到了12月，巴黎监狱囚徒的人数上升到四千五百二十五名——而在8月，这个数字还不足一千五百名。不过，这一历史时期处决的实际人数，比起小说和电影中广为接受的描述（每天都有数十人命丧断头台）要少得多。
　　二百年来，对恐怖时期处决贵族和保皇党人的冗长抱怨始终存在，但是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客观的审视。在旧政权下，处决犯人的情况一直持续发生。穷人可能只因偷了一块布就会被吊死。就像小说家马克·吐温说过的那样，“存在着两种恐怖统治：一种持续几个月，另一种持续一千年。”从北方开赴巴黎的军队如果夺取了巴黎，一定也会实行恐怖统治，其统治手段恐怕远比雅各宾派更加残暴，保皇党人和贵族会立刻指证“革命领袖”，将他们即刻处死。夺取了里昂、马赛和土伦的“温和派”和保皇党人建起了法庭，“吊死爱国者或砍掉他们的脑袋”。结果“极其凄惨”^[16]，据说仅在里昂就有八百人赴死。^[17]在旺代，一名保皇党牧师报告道，“每天都会发生针对共和同情者进行的血腥征伐”。就连参加接受共和思想的牧师布道的信众，也会“先被囚禁，继而被谋杀或枪杀，因为监狱早已人满为患”^[18]。在马什库勒，枪杀了五百二十四名共和党人。^[19]除此之外，法国北部边境爆发的一系列战争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这场战争最初在各国君主与吉伦特派之间展开，来自国内外的革命的敌人也先后热情高涨地加入反革命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法军军官对敌人的同情可能会蓄意让数千名士兵命丧黄泉。
　　描述革命的通俗小说，甚至是狄更斯的《双城记》，都不是以反革命和战争中的受害者为主角。对这些作家而言，受人尊敬的绅士或淑女的死是一场悲剧，而信仰共和的工匠或女裁缝的死则无足轻重。
　　1793年9月末，罗伯斯庇尔在国民议会上坚持惩罚共和军将军乌沙尔：乌沙尔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从战场上撤退，造成了巨大的军事灾难。“两年内，共计十万士兵因叛国和胆怯而被屠杀，”罗伯斯庇尔说道，“叛徒的胆怯正在摧毁我们。”^[20]对于是否支持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手段，许多代表原本都是摇摆不定，但是这一次，罗伯斯庇尔的观点赢得了他们的认同。
　　革命期间最残酷的屠杀并非发生在巴黎（巴黎的革命进程从未失控），而是发生在重新征服反革命敌人占领区的战斗中。革命军在一系列事件中也实施了血腥报复：在里昂，革命军委员会宣判了一千六百六十七名反革命分子的死刑；在旺代，手持武器的叛乱分子被关进监狱并被处死；在南特，两三千名叛乱支持者被扔进卢瓦尔河淹死；在土伦，因将城市控制权交给英国人而饱受非议的叛徒被集体处决。^[21]
　　我们还必须检视恐怖统治的另一个方面：1793-1794年间，它在两派革命领袖的领导下发生。这场恐怖源自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相互之间的仇视和敌对。吉伦特派已经在针对马拉的控告中表明，他们将会采用暴力镇压来扑灭革命。然而，吉伦特派早期领袖早已处于被软禁状态，雅各宾派政府建立后他们就立即被捕。此后，吉伦特派离开巴黎，在全国各地掀起叛乱高潮，用行动证明了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争端无法仅凭言语就可平息。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开始感到，所有自由离开的吉伦特派都会同样行事。激烈镇压（在内战中也就意味着处死），是阻止吉伦特派的唯一方法。
　　但对中产阶层雅各宾派而言，在内战中镇压打击吉伦特派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对付其他某些共和党人。至于自己的盟军：巴黎的无套裤汉，罗伯斯庇尔意识到，他们开始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无套裤汉曾在街头的人民革命中创造了奇迹。但他们也引起了罗伯斯庇尔和其他雅各宾派领袖出身的社会群体（对是否要为共和而战举棋不定的拥有财富的阶层）的仇视。自从采纳了无套裤汉实行恐怖统治的提议后，罗伯斯庇尔就开始瓦解无套裤汉组织：9月中旬，雅克·卢克斯被捕；10月，克莱尔·拉科姆创建的共和国妇女革命协会被强行解散；最后则是在来年3月，埃贝尔和其他几位领袖被送上了断头台。
　　不断提出深入革命要求的“极端分子”只会吓到受人尊敬、拥有财富的中产阶级，但这还不是罗伯斯庇尔遇到的所有问题。他还惧怕某些人将个人利益和喜好置于革命此时的需求之上，从而摧毁革命。这种担心尤其指向丹东身边的某些人——丹东拥有无限的革命热情和勇气，但同时也乐于与令人将信将疑的有钱人厮混，从而获取私利。丹东的朋友卷入了一场与法国东印度公司有关的腐败案中，出现这一情况并非偶然。1794年1月和2月间，丹东开始在身边聚集非正式的“放纵”群体时，罗伯斯庇尔开始害怕丹东会走上吉伦特派九个月前的老路。因而，就在处决了埃贝尔五天之后，丹东、德穆兰和其他领袖便也被逮捕，随后被带到革命法庭受审并被处决。
　　罗伯斯庇尔及其亲密同盟如今四面楚歌。他们自己所处的阶层中有半数人被反革命力量所吸引。以获取利润为根基的阶层，其成员必然持续不断地臣服于贿赂和腐败之下。只有对极端暴力的恐惧，才能让中产阶级走上争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罗伯斯庇尔相信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社会，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将会在其中得到实现。他将其目标视为“美德”来表达这种情感。但若不对中产阶级本身进行规范（时常必须是严苛恐怖的规范），就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就像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2月说过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无用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无力的。”
　　而且，恐怖统治使得全国人民都将注意力集中到革命感情和行动上。对中产阶级来说，恐怖统治可以将无套裤汉大众从充满危险的道路上引开，那是一条越来越将革命的领导权置于更加低下阶层手中的道路。对中产阶级政治家来说，无套裤汉一边跳着卡马尼奥拉舞一边看着断头台上人头不断落地，要比无套裤汉为自己的利益进行争辩和行动起来好得多。恐怖统治不仅可以保卫革命，还可以成为一种象征：统治国家的中央政治群体在人民大众和资产阶级之间不断调整着平衡，达成和解。
　　到了1794年的春天，以罗伯斯庇尔为核心的雅各宾派开始实施专制统治，极速瓦解巴黎的民众组织：清洗公社，解散派别，废除调查食品囤积的委员会。政府权力达到空前的中央集权化，集中在紧密团结的小群体手中，不再受到或左或右的派系影响。但是，这样的集权统治无法永久地实施镇压。就像索布尔解释的那样：

　　迄今为止，恐怖统治……打击了革命的敌人。但如今，打击对象开始扩展到反对政府委员会之人身上。革命委员会利用恐怖统治来加强他们对政治生活的掌控力。^[22]

　　恐怖的集中化创造了自己的发展动力。雅各宾派核心开始感到，不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人就是敌人——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感觉可以说准确无误。他们自身所属的中产阶级对雅各宾派的仇视日积月累，因为雅各宾派极大地限制了中产阶级的自由；与此同时，许多追随卢克斯和埃贝尔的无套裤汉也越来越憎恨雅各宾派。而以日益升级的恐怖统治来应对仇视，只会进一步使雅各宾派的统治核心陷入孤立。但若放弃恐怖统治，就要甘冒将权力悉数送入意图对雅各宾派核心进行血腥报复之人手中的危险。
　　罗伯斯庇尔对下一步到底该何去何从犹豫不决。他试着在某些省份控制恐怖的规模和程度，例如，将在南特溺毙众人的负责人召回巴黎。但他继而又于1794年5月允许恐怖统治的暴力升级，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间，处死的人数与之前一整年一样多。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当局剥夺了被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陪审团仅凭简单的一句“道德过错”就可随意定罪，而且相互之间根本毫无关联的两个人也一并受审，理由是他们可能在狱中达成“共犯”。正是在此时，美国革命和英国平民激进派运动的宣传家潘恩将将躲过了被处决的厄运——他的罪名是：与某些吉伦特派成员交往过密的“外国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吉伦特派都曾身居雅各宾派的领导阵营）。

“热月政变”及其后

　　雅各宾派的方法获得了成功，因为吉伦特派并没有保卫革命政权。到了1794年夏天，革命军已充分显露出，他们或许堪称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各地叛乱都被粉碎剿灭，法国军队占领了布鲁塞尔而且依然在向北方推进，共和看似的确“统一不可分割”。
　　然而，这些伟大的胜利却给雅各宾派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雅各宾派一直在平衡左派和右派的过程中崛起发展（在此过程中采取了非常严苛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本阶层内部的派系斗争），因为中产阶级的大派别在几个月之前别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国民议会数月来始终投票给予公安委员会更多权力的原因。但是，军事上的胜利令众人感到，独裁统治不再必需。
　　罗伯斯庇尔在此前数月中已经树敌无数，其中包括丹东“被纵容的”同情者、从外省召回的实施极端恐怖手段的使节、埃贝尔之前的联盟，以及那些从未与吉伦特派断绝关系但却不敢明言的人们。1794年7月27日，这些人联手在国民议会的辩论中伏击了罗伯斯庇尔。一名代表提议对罗伯斯庇尔及其同盟签发逮捕证，这一提议立刻得到国民议会的一致批准。
　　雅各宾派作出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召集民众掀起起义。但是他们已经解散了委员会、查封了无套裤汉的报纸，因此根本无法组织起人民起义。仅在四天之前，雅各宾派还取消了禁止食品投机的法律，规定了最高工资限额，此举大大减少了许多手工匠的收入。结果，巴黎的四十八个区只有十六个区派人参加了雅各宾派组织的起义，而且在被冲散之前，起义者数小时被晾在一边站着，根本没有人来领导和指挥。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及其二十一名同盟被处死，第二天又处死了七十一人——这是法国大革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处决。
　　罗伯斯庇尔在国民议会中大声疾呼：“共和失败了！强盗们获胜了！”过往五年间的伟大运动走向了终结，罗伯斯庇尔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热月（在共和革命年历中罗伯斯庇尔政权被推翻的这个月的名称）自此成为内部反革命的标志。
　　不过，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统治的力量也没能当权多久。接下来的数月间，憎恨革命的人们重获自信。一群富裕而年轻的纨绔子弟暴徒开始接管巴黎街头，攻击任何试图保卫革命理想或是对“较高社会阶层者”缺乏敬意之人。他们迫使雅各宾俱乐部关门，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提出了拥有选举权所必需的新的财产限额规定。“白色恐怖”来袭，掀起了处死前革命者的浪潮，开启了迫害其他许多人的运动。1795年4月和5月，两场简短的无套裤汉起义展现出，如果穷苦人得到机会，会比那些纨绔子弟更加厉害，但他们最终被忠于热月党人的力量击溃。此前逃往国外的流亡者开始回到法国，吹嘘君主专制很快就将复辟。王冠的觊觎者、未来的路易十八在流亡中坚称，他将会恢复旧政权，辅以三级会议，严惩所有参与革命者，包括热月党人。因而，1795年10月，巴黎的保皇党人掀起了暴动。热月党人惶恐万分，开始重新武装雅各宾派，号召无套裤汉在军队准备好之前协助抗敌——此时崭露头角的军官、曾经的雅各宾派成员拿破仑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惧怕嗜血的君主制复辟，热月党人同意将权力集中在五人执政团手中。接下来的四年中，五人执政团时而被扯向一个方向，时而又被扯向另一个方向，结果赋予了拿破仑越来越多的权力。拿破仑在军队的根基很深，从而为其在对抗保皇党人和任何颇受欢迎的新生雅各宾派的斗争中提供了坚强的支持后盾，直至1799年拿破仑发动政变，成为法国事实上的独裁者。1804年，拿破仑在教皇的加冕下成为法国皇帝，得到了部分前雅各宾派和部分结束流亡回国的贵族的支持。拿破仑最后于1814年和1815年兵败，欧洲其他国家重新扶持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罗伯斯庇尔最后绝望的警告由此似乎得到了证实。
　　然而，罗伯斯庇尔在两个方面却是错误的。虽然1794年“热月政变”后革命就已结束，但它带来的许多变化依然保留了下来。拿破仑政权建立在许多这类变化的坚实基础之上：终结了封建义务，出现了独立的农民阶层，打破了国内关税壁垒，设立了统一的全国行政机构，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决策以资产阶级目标而非皇权贵族目标为依据。拿破仑之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征服大部分欧洲，正是由于这支军队根本不是旧政权的军队。这是一支革命期间（尤其是在雅各宾派统治时期）成立的以革命方式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军队。这支军队最善战的将军们出自士兵阶层，在革命时期以优异战绩脱颖而出——拿破仑甚至依赖一位前雅各宾派“恐怖分子”来管理他的警察局。
　　与此前发生的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切除了历史向完全的市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碍。1792-1794年间的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贵族暴动和复辟能够重新带回旧政权和旧秩序。
　　时隔二十年，回望法国大革命，小说家司汤达写道：“在两千年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中，大概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习俗、思想和信仰方面如此激烈的一场革命。”^[23]革命可能会失败，但是诸多革命遗产都保留了下来，从而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罗伯斯庇尔的第二个错误在于，革命并非仅由崛起的中产阶级政治群体组织发展；随着时间推进，革命变得越发激进。革命还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城镇和乡村人民开始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而在数千年的岁月里，他们从不曾得到如此塑造历史的机会。他们学会了为自己的利益斗争，学会了彼此争辩什么才是他们真正的利益。1789年和1792年焚烧了贵族地契的农民们，绝不会让后继政府从他们手上再次夺走土地。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低下的社会阶层已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崛起奋战，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规模的人民运动——而这样的起义还将会于1830、1848、1871、1936、1968年多次发生。
　　关于这场革命对世界历史整体影响的描述，似乎总是存在低估在战场、在巴黎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贫民区发生的一切的嫌疑。人们就是在这里阅读和争论马拉和埃贝尔的著作，花费数个小时参加其认可的政治派别“永远无法结束的会议”，追捕无良的谷物囤积商，搜寻皇室的间谍，削尖长矛冲向巴士底狱，组织并掀起起义（先是吉伦特派推翻君主制，接着是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数千名志愿者奔赴前线或是在乡间地带推广革命。
　　城市的人民运动规模比较有限，这源于当时的法国社会结构。大部分城市民众依然集中在小型工场，主人及其家庭与几名雇工一起工作，他们的生活水平差别并不大。他们会一起走上街头，或者参加地区和俱乐部的集会。但在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的生产过程中，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有组织的联系。大部分城市民众的理想都是保持以父亲为首领的个体家庭单位，而不是集体的社会组织。他们能够愤而起义反抗过去侮辱他们的贵族和眼睁睁看着他们挨饿的投机商，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创新才能——就像克鲁泡特金和盖林^[24]所著的革命史中所展现的那样。当他们崛起时，他们能够抛弃许多固有偏见，例如，许多妇女在抗议斗争中担当了重要的保卫角色、有些革命者号召给予妇女选举权，以及革命妇女俱乐部的出现等。然而，在1793-1794年的革命危机时刻，他们发现很难提出自己的计划，走向胜利。
　　正如索布尔所说，城市民众的生存状态意味着他们能够推动雅各宾派采取必要的激进措施，但其自身却无法形成集体的阶级回应，解决革命遇到的问题。他们能够为最高定价而奋战，但却无法在生产过程中占据决定性因素。就连他们对恐怖统治的热切期待，也成为力量虚弱的象征。他们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在阻止蓄意破坏革命的人们身上，因为他们无法对自己的命运釆取直接和集中的掌控。
　　然而，正是他们自身的行动和进取心，同时也是在丹东鼓舞人心的话语和罗伯斯庇尔钢铁般意志的鼓励下，推翻了法国的旧政权，颠覆了旧秩序，激励或恐吓了整个欧洲，其影响甚至波及下个世纪。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民运动被摧毁后，涌现出一群以格拉古·巴贝夫（1796年被处决）为核心的革命者，他们强调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从而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古德温（A. Goodwin）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Cambridge New Modern History）第八卷（Cambridge, 1965）“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1763-1793年”，第422页。[《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见麦加尔（P. McGarr）的文章“法国大革命”（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文载《国际社会主义》（1989年6月号）第43期，第40页。

^[3] 同上文，第48页。

^[4] 出自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uechner）1835年的戏剧《丹东之死》（Danton’s Death）中丹东之口。实际上，似乎是在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决裂的一年前，由吉伦特派成员韦尼奥建议严惩面包暴动者的时候最先提出来。

^[5] 路易·马德琳（Louis Madelin），《塔列朗传》（Talleyrand, London, 1948），第12页。

^[6] 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法国大革命：1787-99》（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7-99, London, 1989），第37页。[中文版改名《法国大革命史论选》，王养冲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7]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242页。

^[8] 同上书，第237页。

^[9] 近来最著名的修正主义历史著作便是弗朗索瓦·傅勒（Franaise Furet），《思考法国大革命》（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1981）。[《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10] 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1787-99》，第99页。

^[11] 同上书，第255页。

^[12] 同上书，第307页。

^[13] 同上书，第309页。

^[14] 同上书，第325页。

^[15] 关于贷款和税负的详细情况，参见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所著《法国大革命》（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71）第410-411页。

^[16]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第二卷（New York, 1964），第57页。[《法国革命史》，顾良、孟湄、张慧君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7] 彼得·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第404页。

^[18] 同上书，第387页。

^[19] 同上书，第387页。

^[20] 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1787-99》，第339页。

^[21] 同上书，第342页。

^[22] 同上书，第386页。

^[23] 克劳利（C. W. Crawley）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Cambridge, 1965），第91页。

^[24] 参见其著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in the First French Rrpublic, London,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