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无序的新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十章无序的新世界

1968年：闪闪发光的自由之音
新的僵局
一场暴雨
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
崩塌后的冲击波
伊斯兰、改革和革命
新帝国主义

　　大多数1960年代中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者都认为，此时的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受到不断加深的衰退、无穷无尽的经济不确定性，以及革命左派与法西斯右派之间的两极分化政治的困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声称，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由于已经找到了“组织生产、控制通货膨胀、维持充分就业”的方法，贝尔声称：“今天的政治已经不再是任何内部阶级分野的反映。”^[1]贝尔为《撞击》杂志供稿，该杂志由中情局资助。但就连那些憎恨中情局的人们也不得不得出相似的结论。因此，德裔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写道：“保存和改善体制现状这一高于一切的利益目标，令当代社会最发达地区内昔日的仇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2]
　　看起来似乎历史，或者至少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终结——可能除了在第三世界。无需致谢贝尔或马尔库塞，三十年后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再次阐述了这一观念。
　　然而，自196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这段时期，却是充满了社会动荡、突然到来的经济危机、激烈的罢工运动，以及世界上最强大军事阵营的崩塌。历史并未走向终结，相反，它仍在加速向前。
　　20世纪后半叶有三大重要转折时刻：1968年、1973-1975年、1989年。它们一起摧毁了“冷战”时期恢弘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大厦。

1968年：闪闪发光的自由之音

　　1968年常被称为“学生运动之年”。这一年，世界各地的学生，如在西柏林、纽约和哈佛、华沙和布拉格、伦敦和巴黎、墨西哥城和罗马，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和占领运动。但是，这一年发生的事件并不仅限于此。它还见证了美国黑人革命的最高潮、美国的军事声誉在越南战争中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苏军的侵略、法国爆发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运动、撼动意大利社会长达七年的工人运动浪潮席卷而来，以及如今众所周知的北爱尔兰“麻烦”的缘起。学生运动是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彼此冲突的象征，尽管学生运动反过来也会对其他社会运动产生影响。
　　实际上，1968年爆发如此多的冲突和运动，是一件颇令人感到吃惊的事情，因为1968年的社会看上去显得非常稳定。麦卡锡主义已经摧毁了1930年代就已在美国存在的左翼力量，美国工会领袖的官僚和保守也是臭名昭著。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最繁荣的国家，也是在1956年动乱中受影响最小的国家。法国已经在戴高乐几近独裁的统治下度过了十年，左翼力量在选举中表现糟糕，法国工会的力量也非常虚弱。意大利政府犹如走马灯般你来我往，但却始终置于基督教民主党人手中，依靠天主教教会吸引选民按照他们的利益投票。
　　这种社会安定的情况，主要来自这些国家近年来稳定的经济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却滋生了暗中破坏稳定的力量，这些力量于1968年在现存的政治和思想结构上扯开了一个口子。
　　在美国这段长期繁荣的最初，大多数黑人的状况都与奴隶制废除时几乎没有差别——他们依然是南部乡村收益分成的佃农，当地政府和白人种族主义者使用枪支、皮鞭和套索来强迫他们接受下等人的地位。经济繁荣加速了黑人从乡村流向城市寻找工作的潮流。到了1960年，四分之三的黑人都居住在城市。这种居住的高度集中，开始令黑人生出直面种族主义者和国家政权的信心。1955年，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由于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拒绝坐在公共汽车上的黑人隔离区，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汽车抵制运动。1965年、1966年和1967年，在洛杉矶、纽瓦克和底特律等北方城市，相继掀起了黑人暴动。1968年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几乎全美国的黑人聚居区都揭竿而起，众多年轻黑人开始加入“黑豹党”，号召黑人武装自卫、掀起革命。
　　1940年代末，法国和意大利稳定现存体制的能力——包括法西斯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稳定当时体制的能力——都有赖于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民众依然是小农，可以在贿赂或恐吓下维持现状。非常保守的天主教教会能在许多地区控制局面，就是这一原因使然。但是，长期繁荣改变了一切。1968年，来自农村的男男女女聚集在南欧各国的工厂和其他大型工作场所。最初他们带有乡村地区的偏见，反对工会，或者支持保守的天主教团体。但是，他们与那些依然记得1930年代及战后大罢工斗争的老工人群体面对同样的环境和条件：遭遇残酷无情的重压必须更加卖命地工作、受到工头和经理的欺侮，以及节节攀升的物价带来的沉重压力。1968年和1969年，他们逐渐融入一种新的强大力量之中，开始挑战整个体制。
　　195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稳定也是经济繁荣的结果。其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令统治官僚阶层感到安全，与此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工人的工资。1960年代初，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令社会各个阶层都产生了挫败感，统治官僚阶层中开始出现分歧。党内领袖人物迫使主席和党书记诺沃特尼辞职。知识分子和学生把握机会，二十年来首次自由表达意见。整个审查设置轰然坍塌，警察力量粉碎不同政见者反抗的力量也突然间变得无比虚弱。学生们组成了自由的学生会，工人们开始投票选举国家任命的工会领导人，部长们在电视上大谈其政策，对斯大林时期的恐怖统治也可以进行公开讨论。这令苏联领导人无法接受。1968年8月，苏联派出大规模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将捷克政府的核心人物抓到了莫斯科。
　　他们希望一夜之间就能粉碎异己，但此举反而加大并加深了分歧。对开进捷克的苏联坦克的抵抗实际上很有限，而且多为消极抵抗。在作出保证控制不同政见者的承诺后，苏联被迫允许捷克政府成员返回其国内。经历了九个月断断续续发生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后，这一承诺终于得到履行。最后，苏联成功地在捷克强加了一个傀儡政府，通过剥夺人们的工作、在有些地方甚至将人们关进监狱，令公开的反对声音销声匿迹。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又统治了二十年。
　　然而，这段时期对斯大林体制在思想上的打击也十分巨大。捷克事件令国际左翼力量于1956年提出的疑虑再次复苏。西欧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都谴责苏联占领捷克，他们这样做倒是令其与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中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合作变得更加轻松。越发向左转的年轻人普遍谴责所谓“帝国主义、东方和西方对抗”等言论。在东欧，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内，执政党逐渐不再受到实质上的意识形态承诺的约束——加入政党成为纯粹出于职业发展考虑的一步，而不再具有更多含义。
　　甚至就连美国在越战中面临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繁荣的结果。1968年，“新年攻势”将越战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对美军而言，“新年攻势”也并非一次彻底失败。当时美军鼓吹已经重新控制了城市，而事实上，所谓的控制就像一位将军承认的那样：“我们为了拯救城市，就必须摧毁它。”“新年攻势”是越南战争的转折点，因为它令部分关键的大商人明白，美国无法承担维持控制越南的高额开销。美国在越南战争上的花销并没有在朝鲜战争上多。但是由于此时日本和西德的资本主义进入繁荣期，美国无法在支付越南战争高额军费的同时，从容应对日德在经济上发起的挑战。而且越南战争还破坏了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一个名为“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计划，约翰逊总统希望借此计划扬名立万，并为美国社会提供长期的稳定。
　　最后，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繁荣令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国家极大地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旨在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力。二战爆发时英国只有六万九千名大学生，1964年其大学生人数达到三十万。人数的飞速增长同时也为学生人群的组成带来了质的变化。过去，大学生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及其随从，如今则主要由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组成，另有少许工人阶级的孩子。大学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采用统一设计，学生集中在校园学习，其方式与工人集中在工厂做工的方式十分相似。加州伯克利的大学生就曾因此示威抗议，抱怨大学成了“知识工厂”。
　　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聚上三到四年，毕业后分散到更加广泛而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但是他们发现，共同的成长经历能够产生共同的情感和利益，能够促使他们釆取集体行动。另外还有其他能够达到同样效果的因素，那就是社会上更加广泛存在的思想意识矛盾。所有这些都存在于大学浓缩的环境中，数千名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或经济学专业的年轻人济济一堂，被期望着去吸收和明确表达关于意识形态的主题。
　　这就意味着更广泛的社会中发生的问题，可能会在大学校园集中爆发。例如，柏林的学生运动源于伊朗暴君访问期间警察杀死了一名抗议者；美国的学生运动源于反对越南战争和支持黑人运动；波兰的学生运动源于反对监禁不同政见者的示威游行；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运动则是反对苏联占领运动的组成部分。
　　由学生问题所引发的斗争，很快就蔓延到应对所有社会问题的范围内。这一点在法国表现得尤为强烈。面对小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法国当局以关闭整个巴黎大学并派遣警察冲进学校来回应。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示威队伍，虽然惧怕警察的暴力镇压，但是警察也曾在“路障之夜”（5月10日）被学生短暂地赶出左岸地区。学生运动代表着成功反抗戴高乐政府的统治秩序，反对极权主义和使用武装警察来镇压罢工和示威运动。迫于来自社会下层的压力，与政府对立的工联领导人号召于5月13日举行大罢工——他们对民众的热情回应感到非常惊讶。第二天，在大罢工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年轻工人掀起了一场占领南特南方飞机公司工厂的暴动。其他工人也纷纷效仿，两天内，整个法国的景象就像1936年占领时期，但是范围则要更大。在两周时间里，政府陷入瘫痪，媒体持续讨论最多的就是“革命”正在爆发。戴高乐在绝望中秘密逃往德国，向驻德法军的将军求救，要求后者出兵平息这场暴乱，但却被告知，他的任务就是尽快结束骚乱。最后他还是通过作出让步才做到了这一点，他许诺提高工资、进行普选，这才劝服了工会、更重要的是劝服了共产党，让他们劝说工人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其实在“五月风暴”事件发生之前，国际学生运动的广泛传播，已经令革命语言成为新的流行语。但是直至5月，革命思想依然受到马尔库塞等人思想的禁锢。运动的特色口号是“学生的力量”。5月改变了一切。从此以后，正在发生的一切就越来越与1848年革命、1871年革命、1917年革命和1936年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在有些情况下还与1956年事件联系在一起。在西方，被排斥在知识分子主流思想外长达二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突然之间又变得流行起来。三十年后，西方世界年长的知识分子依然在热情地回忆或者哀叹“六十年代”的巨大冲击力。
　　不单是狭义上的知识分子思想界感受到了1968年左翼力量的影响。许多更加广泛的“群众”和“青年”文化，也受到了极大感染。年轻人激烈挑战其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陈词滥调。他们的服装和发型都发生了极大改变，此前只属于“地下”少数群体的风尚，如今也大范围地流行起来。使用大麻、安非他命和迷幻药等娱乐性毒品的情况非常普遍。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好莱坞电影都在挑战而非宣传“美国梦”，有些流行音乐则开始创作性欲及浪漫爱情之外的主题。
　　在美国，最初的“运动”：民权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及学生运动，催生了其他运动。它们激发北美印第安人揭竿而起，反抗压迫；纽约的同性恋俱乐部对暴徒的袭击予以还击，组建了“同性恋解放阵线”。风起云涌的运动浪潮也促使数千女性挑战美国社会中女性地位较低的现状。她们创立了“女性解放运动”，质疑自阶级社会出现起女性遭受的压迫，这场运动得到了那些与运动并无直接联系的女性的强烈回应。许多女性开始成为雇佣大军的一部分，因此也享受到工作给予的独立，她们的思想和立场在运动中得到了表达。

新的僵局

　　激进运动的浪潮并未随着1968年的结束而终结。1970年，美国爆发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运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尼克松总统将越南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国民警卫队向学生开枪，打死了三名学生。全美大学在一个星期内都被占领。希腊学生运动爆发于1973年，占领了雅典市中心的理工学院，撼动了执政六年的军政府，并于七个月后协助推翻了它。在西德，大学持续几年成为左翼力量（主要是毛主义者）的大本营，在一个总体上而言并不关心政治的国家点燃了骚动。
　　然而，在1968年之后，有几个国家发生了重要转变。学生不再是左翼反抗运动的中心力量。在意大利1969年“火热的秋天”之后，钢铁工人占领了工厂，工人运动成为核心力量。西班牙也一样，工人运动自1970年末就扮演了核心角色。佛朗哥去世前的政权如此虚弱，以至于他的继任者在1975年他刚刚撒手人寰就匆忙展开了“民主”改革。在英国，大部分工会主义者都违背工会领袖的领导，对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造成巨大打击，致使他在1974年初以“谁在管理国家？”的疑问发起了选举运动——并最终以失败收场。
　　学生有时能够点燃工人参与其间的斗争，但是斗争如何终结则有赖于工人组织。这一点在1968年5月的法国得到了清晰体现：工会和共产党不顾著名学生领袖们的反对，成功地终结了大罢工。1975年至1976年的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也一再发生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事件。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英国的托利党和西班牙的佛朗哥，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缩短并终结罢工。政府只能通过与工会领袖和工人政党签署协议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在意大利被称为“历史性的妥协”，在英国被称为“社会契约”，在西班牙则被称为《蒙科洛协议》。
　　随着长期繁荣逐步走向尾声，无论在哪个国家，此举都是为了缩短和控制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眼看一记重拳就要正中面门的时候，降低人们的防备。
　　世界上还有一片地区，在那里，1960年代末的学生激进主义运动，带来了1970年代工人斗争的高潮，那就是拉美南部的“圆锥”地带。1960年代末，阿根廷的科尔多瓦险些爆发起义^[3]；而占领土地的浪潮则挑战着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总统。在这两个国家，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被引领着走向宪政方向。
　　在阿根廷，社会运动的中心问题围绕着流亡的战后独裁者皮隆回归这一需求。在他统治的时代，阿根廷农作物的出口价格很高，令国内工人得到了相对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社会福利。人们相信，皮隆的回归将会带回过往的美好时光。皮隆的支持者们（包括彼此竞争的左翼和右翼）不断重复这一观点，就连强大的城市游击组织皮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蒙托内罗斯”也表示赞同。实际上，皮隆最终的回归没有给工人带来任何好处，而是令右翼力量和武装部队展开屠杀，左翼对此显然毫无准备。皮隆死后，军方感到自身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直接掌权。此后，数万名左翼活跃分子，整整一代人，都被谋杀，或者凭空“消失”。
　　在智利，议会社会党是新的战斗精神的受益者。其领导人之一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总统，议会中的右翼大多数派同意他就任，条件是他必须作出宪法保证，不会干扰军队指挥系统。重要的美国商业利益群体对此很不高兴，在阿连德执政的两年间，智利统治阶层的大多数人也加入了不满的行列。1972年秋，以货车主为先锋的“老板罢工”揭开了一场阴谋推翻阿连德政府的运动。但因工人夺取了工厂，建立起了工厂的警戒组织（与1917年和1956年的工人委员会颇为类似），阴谋被挫败了。1973年6月爆发了一场失败的军事政变，因为军队与规模巨大的街头示威运动之间出现了分裂。但是，共产党和大部分社会党人告诉人们，应当逐步结束警戒，相信军队的“宪政”传统。阿连德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等将军吸收进政府，相信此举会平息右翼骚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9月，皮诺切特挑起兵变，炮轰阿连德的总统府，杀死数千名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欧洲的工人运动由于领导人的政策而陷入休眠，南美的工人运动则浸泡在鲜血之中。
　　1968年点燃的火种在欧洲再次燃起熊熊大火。自1920年代起，葡萄牙就遭受带有法西斯特质的独裁统治。但到1970年代中期，葡萄牙为了留住非洲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眼看就要失败。1974年4月，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卡埃塔诺的独裁统治，保守派将军斯皮诺拉取而代之，他得到了葡萄牙最重要的垄断企业的支持，致力于协商解决战争事宜。
　　独裁统治的坍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浪潮。里斯纳弗和塞特纳弗等大型造船厂被占领。面包工人、邮政工人和机场工人举行了罢工。许多冒险发动兵变的军官都要比斯皮诺拉激进得多，他们希望即刻结束战争，而斯皮诺拉则希望战争拖延下去，直至解放运动同意接受旨在保护葡萄牙商业利益的和平条款。唯一组织得当的地下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与斯皮诺拉达成协议，终止罢工（此举令共产党失去了里斯本地区部分最强大工人团体的信任），加入政府，并试图将中产阶级支持者渗透到军队和媒体中颇有影响力的位置上。葡萄牙共产党的目标在于，通过在工人和将军之间保持平衡来提升自己，直至能够依据战后东欧路线建立政权。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奏效的策略。共产党既无法阻止里斯本工人的武装行动，也无法平息军队的不满，导致左翼力量壮大，使其无法在西方资本主义框架内平息在自家门口发生的革命。
　　右翼力量两次未果的政变导致斯皮诺拉下台，工人和军队变得更加激进。在美国中情局和西欧社会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右翼力量在葡萄牙北部乡村组织了一系列接近起义的暴动。手握军权的军官们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从一派变到另一派。1975年11月，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下，一名高级军官成功地煽动部分左翼军官发动了一场并非全心全意的政变夺权，并以此为借口将数百支队伍开进里斯本，解除了叛军武装。几个星期前力量还非常强大的共产党，却没有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抗。1976年夏天这场令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忧心忡忡的革命，到了秋天便这样几乎是无声无息地就被击溃了。

一场暴雨

　　长期繁荣于1973年秋突然中断，西方经济同时步入衰退期，这是19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失业率也翻了番。这令全世界的政府和企业都大惊失色。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无法解释1930年代大萧条出现的原因，所以也就没有人能够确定他们现在是否遇到了同样的状况。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人们已被劝服经济衰退不可能再发生，因为他们采用了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处方。经济周期循环已经成为历史，世界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作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于1970年这样宣称。但当他们试图在衰退时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补救方案时，却发现并不奏效。唯一的效果就是增加了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到了1976年，他们在惊慌失措中放弃了凯恩斯主义，害怕长此下去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危险。经济学家和政治作家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态度，相信彻底“自由”的、不受国家干预束缚的市场——这是一种此前只有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少数几位被孤立的预言家才相信的理论。自从神学家改变他们对公认君主的“信仰”以来，还未曾见过如此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信仰”转换。
　　然而，自由市场鼓吹者的受欢迎，也无法将失业率降回到长期繁荣时期的水平。它也无法阻止1980年代初出现的又一波经济衰退，令失业率再次翻倍，甚至比1974-1976年的那一波衰退影响了更多的国家。
　　对1974-1976年危机及1980-1982年危机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将其归咎于1973年10月阿以战争之后原油价格突然飙升，以及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但是，1990年代初新危机爆发时，原油价格正呈下跌状态。对1974-1976年危机的另一种解释是，提高的工资对利润造成了冲击。但这也无法解释后来发生的危机，因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美国的工资在1970年代中期之后便稳步下跌。^[4]
　　这一体系的基础层面已经发生了变化，“黄金时代”变成“灰铅时代”。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能够承受巨大的军费开销，这一开销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约20%，等于投资盈余的一半。这为美国的工业提供了市场，也为日本等基本没有军费开支的国家提供了出口市场。但到越南战争时，来自这类国家的竞争意味着美国无法继续负担原有的军费开支。美国依然在生产巨量的武器，但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是朝鲜战争时期比例的三分之一。这显然无法抵挡周期性且逐步加重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即便它们还没有达到1930年代大萧条的程度。^[5]
　　当然，这并未在发达国家终结所有的经济增长。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却要比从前慢得多，也不平衡得多，增长和衰退循环出现。1980年代人均产量的增长不足1960年代初的一半。失业率达到了长期繁荣时期无法想象的水平，一度常年超过10%，在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更是飙升到接近20%。美国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的低失业率，源于福利被缩减，迫使人们接受工资极低的工作——美国最贫困的10%人口的所得，比英国同比最贫困人口的所得还要少25%。^[6]
　　工作不稳定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到了1990年代，主流政治家开始嘲笑人们能够找到“终生工作”的想法。然而，“终生工作”一词实际上概括了长期繁荣时期大多数人认定理所应当的观念。当然，随着某些行业兴起、某些行业瘦身，人们会更换工作。但除了在少数几个“衰落行业”，工人通常都可以自行作出选择，追求更好的前途，而不是受到被裁员使然。如今，被裁员的推动力却成为一种规则，民意调查显示，半数上班族都害怕自己会被裁员。
　　资本主义社会比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一种阶级社会形式都更有活力。它的积极活力、其不断变化的特质，无论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都同样典型。有些公司破产倒闭，其他公司则以它们为代价繁荣起来。有些行业衰落下去，其他行业则不断扩张。即使在最糟糕的衰退期，也会有经济增长的行业——例如，典当行，它们会购绝望者的物品，保护有钱人的财富。
　　“灰铅时代”依然保持着活力，但却并不是像长期繁荣时期那样旨在改善大众生活，而是威胁着要夺走过往已经取得的成果。整个行业都消失了，城镇被弃为荒地。人民的福利被削减到五十年前的水平——在美国有些州甚至干脆废除了人民的福利。在此期间，贴上鲜明右翼标签的“撒切尔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鼓吹释放“进取心”，并发现他们的号召在那些将回归19世纪正统政治思想视为“现代性”证据的社会民主党政客中得到了回应。
　　1970年代中期，这种向右转对激进的左翼力量造成了巨大打击，这次失败令他们心灰意冷——有些情况下还是由于得知了柬埔寨“红色高棉”血腥政权的真相。有些人得出结论，整个革命事业的构想都是错误的。有些人认为他们对议会改良主义的批判过于严厉了。有些人则得出结论，阶级斗争已成历史。
　　事实上，1980年代，当工人们试图阻止原有成熟工业中的大批工作岗位消失时，出现了一些大规模而且通常非常激烈的阶级冲突：例如，法国和比利时爆发了钢铁工人的斗争，英国超过十五万矿工举行了长达一年的罢工、五千名英国印刷工人也举行了几近一年的罢工，丹麦举行了为期五天的全国总罢工，荷兰和英属哥伦比亚举行了公关部门大罢工，西班牙则举行了为期一天的全国总罢工。
　　但就总体而言，这些斗争都失败了，留下的遗产便是人们越来越相信，阶级斗争的“旧式”方法无法取胜。这导致一群工人阶级活跃分子将希望再次寄托在议会政治家身上。它也同时鼓励了左翼知识分子进一步质疑“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他们拥护知识分子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声称，任何对现实的阐释都是徒劳无功的，“阶级”等概念根本没有客观基础，任何改变社会运作方式的企图都是“极权主义”，因为此举试图向他人强加关于世界的整体观念。就在危险的社会不稳定状况变得日益严重之时，后现代主义者却抛弃了“斗争改变社会”的思想。

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

　　与1917-1918年乃至更早的1848年相比，1989-1990年间有更多的政府从权力巅峰陨落。东方阵营突然解体不再，1991年支撑东方阵营的巨柱苏联轰然崩塌。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他们已经被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联合起来拉下了马。如果有些左翼力量依然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他们心存幻想，不敢直面现实。自1968年以来，东方阵营就充斥着不断加深的危机和反反复复的起义斗争。
　　1968-1969年，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捷克的形势已经“正常化”。但是邻国波兰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表明，这一痼疾〔潜在的不满〕已经变得有多么广泛和深远。当局试图粉碎1968年的学生运动，并在1970年至1971年试图动用警察力量以类似的方式前去镇压占领格但斯克（战前的但泽）和什切青巨大的造船厂、反对物价飙升的数千名工人。警察杀死了许多工人。但是，其余地区罢工工人的团结一致，迫使当局首脑哥穆尔卡及其继任者盖莱克控制了物价上涨。波兰当局从西方银行借贷，令经济繁荣起来，西方记者称之为“波兰奇迹”。但与西方市场的日益整合意味着，1970年代中期的波兰也遭受了西方经济危机的打击。政府再次试图提高物价，并动用警察前来镇压示威者。
　　这一次，当局无法再像1956-1957年及1970-1971年之后那样埋葬工人运动的记忆。感到危机日益加深，一群知识分子奋起反抗，成立了“工人防卫委员会”，发行了一份地下报纸《工人报》，这份报纸拥有两万名读者。曾经属于极权主义的政权依然当权，但却无法再推行极权主义政策。
　　它的弱点最终于1980年夏天暴露无遗。再度尝试提高物价令罢工浪潮汹涌袭来，工人们占领了格但斯克造船厂。从占领中兴起的运动，令人想起1956年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它一直存活了十六个月，而非后者的三四周。
　　运动宣布成立独立的“团结工会”。但在其合法存在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它的作用可不仅仅是一个工会。“团结工会”由三千五百家工厂选举代表参加会议选举而成，据称很快它就拥有千万会员，它代表了一种替代政府的权力。它成为所有厌恶旧社会的人们满心期待的焦点，它的存在是对现有政权的挑战。然而，“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却有意避免推翻政府。他们接受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即他们应当以“自我控制的革命”为目标。他们的假设与智利的阿连德政府非常类似：如果工人运动能够承诺不威胁国家，国家就能容忍工人运动。显然，“团结工会”的最终命运也与智利运动类似。1981年12月中，军事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事戒严，切断了全国电讯系统，逮捕了“团结工会”的所有领导人，对胆敢反抗的工人动用军队武力进行镇压。工人组织就这样在疑惑和沮丧中被瓦解了。^[7]
　　然而，波兰工人运动的失败，并无法让激起运动的潜在力量随之消失。东方阵营的经济增长率如今比规模最大的西方经济体还高。美国里根政府开启了新一轮军备竞赛（安置巡洋舰、在欧洲布置潘兴导弹），而苏联政府也紧紧跟上这场竞赛的节奏，绝不落后，但其为了满足军备竞赛所需的经济资源则根本不存在。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必须进行改革，否则就要面临阶级冲突和内部崩塌的危险。
　　198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最了解挑战工人运动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他曾于1956年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并在1980-1981年“团结工会”崛起期间担任克格勃首脑。他试图阻止苏联内部发生类似的挑战，开始提拔他认为可能会对苏联进行有效改革的人物。这些人中最重要的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似乎掌握了全部权力；他于1987年和1988年谈及“公开化”和“改革”时，似乎也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但当他于1991年失去权力时，他的民众支持率几乎为零。他的改革召唤在苏联警察机构中制造了迷惑，令人民充满希望，以至于他们开始挑战此前六十年来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仅限于重新调整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结构，无法找到满足人民需求的必要资源。整个1980年代苏联经济停滞不前，到了1980年代末期其经济更是出现了萎缩。
　　1988年春天爆发的民众反抗运动，是自1920年代以来首次没有立即就被警察镇压的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出现在亚美尼亚，继而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少数民族要求更多权利的运动风起云涌。戈尔巴乔夫无力像其前任领导人那样镇压这些运动。但他也没有办法收买它们。恶毒但力度不足的镇压，变为心不在焉的让步。这是政权激起叛乱怒火的典型模式。
　　1989年夏天和1991年春天，戈尔巴乔夫依靠保守势力，采取措施稳定其统治地位。这两段时期，他都受到大规模矿工罢工的阻碍，这些罢工几令全国能源供应停摆。1989年夏天的罢工，与波兰的初次大规模工人抗议运动尤其相像。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对各种抗议运动作出妥协，否则整个政权就有从下至上被推翻的危险，而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不再具有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
　　这对四十五年前东欧各国建立的政权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击。各国领导人面对叛乱，失去了最后的法宝，那就是拿苏联干预进行威胁。一年前，波兰的铁腕人物雅鲁泽尔斯基通过同意与“团结工会”的领袖进行协商，解决了一系列矿工罢工问题——尽管此时的地下组织“团结工会”力量虚弱，不过是1980-1981年间强大组织的一个影子而已。1989年夏天，接替卡达尔的匈牙利领导人，同意与国内相对而言势力较弱的异议团体进行类似的“圆桌”谈判。
　　9月和10月，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席卷东德，东德政府作出和谈让步，开始拆除分隔东西德的柏林墙，以示诚意。稍后在11月，在无数次街头示威活动和一个小时的全国总罢工之后，轮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政府倒台。保加利亚紧随其后。罗马尼亚的独裁统治者试图通过射杀示威者来抵抗运动的洪流，导致首都布加勒斯特爆发了人民自发的起义，其部下的将军下令处决了他。半年之内，半个欧洲的政治地图都发生了改变。东欧唯一剩下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阿尔巴尼亚，但其政府也于1991年初在一次大罢工后崩塌。
　　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够在国内爆发如此猛烈暴乱的情况下不受损伤。苏联国内的运动越来越自信，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则是越来越大，他们对社会的统治也是越来越危险。戈尔巴乔夫作出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强硬镇压反对派，结果却是于1991年春天被莫斯科第二次大规模矿工罢工和示威活动击垮。同年夏天，政府中的保守派力量决定在没有戈尔巴乔夫参与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措施。他们在莫斯科发动军队政变，将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其他军事组织则拒绝支持叛军，僵持过一段时间之后，权力落在了以鲍里斯·叶利钦（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前党魁）为核心的改革家手中。叶利钦同意正式解除苏维埃联盟中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苏联就此解体。
　　1989-1991年间的动乱，远比1953、1956、1968、1980-1981年撼动东欧的那些暴动的影响范围要大。然而，这次巨变在基础层面上引发的变化，却比此前任何一段运动时期的基本变化都要少，尤其是与1956年和1980-1981年的运动相比，这是因为1989-1991年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那些决定避免给予工人任何权力的领导人手中。反抗旧统治官僚的人们在关键时刻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群体联合起来，这些知识分子秉承有限改革计划，因此也就摒除了真正革命的可能性。他们遵循的策略被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称为“被动革命”，即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旨在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
　　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包含着与异议者就结合了诸多因素和利益的计划达成一致：对世界市场加大开放力度，放弃旧日计划经济，进一步发展相对自由的议会选举，重新强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当旧日官方媒体和前异议者不断重复同样的信息时，工人群众被劝服：市场和民主是天生的双胞胎，而且能够满足他们的期侍。在1989-1991年的氛围中，发表不同意见很难收获听众，因为先发制人、自上而下的行动，已经将工人的阶级运动限制在最低水平上。
　　发生的巨大政治变化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但这却是一场偏转的阶级斗争，没有在模仿工人委员会匆匆建起的被剥削阶级的群众性民主组织中找到表达。它们是政治革命，与以往伟大的社会革命相比，实际上更接近1830年的法国革命；变化过后依然与从前一样由同一群人经营着重要行业和银行，再清晰不过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崩塌后的冲击波

　　东方阵营的危机是一场范围更加宽广危机的一部分，这场危机影响到采纳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所有国家。再也没有哪个国家看起来能够达到此前阶段的高增长率。与此同时，它也切断了国有工业与新的工业创新（尤其是那些与微芯片技术和计算机软件相关的创新）的联系，这些创新由美日等工业巨人在巨额投资的基础上研发而成。
　　在整个亚非拉，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僚和政客转向了“自由”市场，与西方各国达成协议。印度国大党政府、赢得内战的埃塞俄比亚前毛主义运动政府、阿尔及利亚政权，以及埃及纳赛尔的继承人等，都或多或少地遵循这条道路。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更是其中的急先锋，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引入了市场和利润机制。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通过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结构调整计划”，来展现其找到发展经济新方法的决心。不过，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方法能够克服低增长和贫困问题。1980年代，七十六个国家实施了由世界银行在“自由市场”原则下设计的“结构调整计划”。结果只有几个国家在改善经济增长或通货膨胀率方面做得比此前数十年略好一些。1980年代，在实施“集中调整”的十九个国家里，只有四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得到持续改善”^[8]。1990年，据联合国地区经济委员会统计，44%的拉美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它进而得出结论，“1980年代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出现了巨大的后退”^[9]。在非洲，1987年，超过55%的乡村人口被认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10]
　　1990年代的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同样处于几近毁灭的状态中。改革者们承诺的“经济奇迹”并没有发生。1999年，只有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国家的生产总值高于1989年。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都比十年前略穷一些。保加利亚、立陶宛和俄罗斯的生产总值则缩水了40%甚至更多。^[11]
　　冰冷的统计数字变为数百万人的希望彻底破灭。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城市中的众多市民，不得不依靠被分配的小片土地上种出的粮食，以及微薄的面包和土豆供应维生。北极地区国家的人们，每个冬天都生活在惧怕政权倒台的恐惧中。矿工和钢铁工人一度数月拿不到薪水，医院等健康服务七零八落，肺结核等疾病四处蔓延，人均寿命也开始降低。
　　东欧北部地区的状况要略好一些。但就是在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要低于1980年代末：商店里的商品变多了，但是有钱去买的人却变少了。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东德的失业率依然持续保持在20%以上。在东南欧洲，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与俄罗斯一样糟糕。前苏联南部地区的状况最为惨痛。难怪众多知识分子在1989年的那份乐观主义到了1990年代末都变成了绝望。捷克著名诗人米洛斯拉夫·赫鲁伯的看法更加极端，他说道：“如果早知道这就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就会高兴地忍耐住，不将我们的作品印刷出来，也不售卖我们的画作。”^[12]东欧各国中苦难最深重的要数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未并入苏联、一直保持独立的南斯拉夫。西方国家认为南斯拉夫已经失去了其平衡苏联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价值，因此不再向其提供条件优惠的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诸南斯拉夫的还款计划，在两年内就使其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半，在其最贫困地区更是制造了数字大得惊人的失业率；不同政治派别的人物试图维护自己的位置，他们通过全国的各个团体彼此争斗，掀起了一系列血腥的内战，西方国家则在其间支持那些对它们友好的人物。
　　世界上只有一个地区令市场的热情支持者尤感骄傲，那就是东亚。在199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谈及“东亚经济发展取得的卓越成绩”，并指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各国“不同程度的改革”取得了“经济表现上的改善”。^[13]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在文章中向读者重申，“想要振奋起来的人们不要回溯大萧条时期，而应看向东亚的发展中国家，那里完全不受全世界发展放缓的影响”^[14]。
　　1997年，这种乐观主义撞了墙，从泰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整个亚洲；这场危机将印度尼西亚推入了1930年代大萧条规模的衰退中，迫使南韩、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深陷衰退的泥潭。1998年，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突然点燃了俄罗斯，也令拉美最大的经济体巴西失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危机的计划，反而使得现有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从而受到杰佛瑞·萨克斯等卓越人士的激烈批评。
　　由于1970年代末的农业价格改革将海量资源一次性从国家手中转移到了农民手中，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的确经历了高速增长。粮食产量多年来持续快速增长，反过来为一系列轻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既满足了国内市场，又服务于国际市场。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工业生产总值翻了三倍。
　　但是，这种发展极不均衡。沿海地区经历了飞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与此同时，内陆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则停滞不前，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倒退。工业提供了数千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两亿人从乡村蜂拥向城市，人人都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原有的重工业经过合理化改造，砍掉了大批劳动力，废弃了国家福利供应的最低形式。经济增长比率呈现极不稳定的波动，与此同时，物价迅猛攀升的急速繁荣开始让位于发展停滞。想要通过在世界市场上尽可能多地销售产品来打破这种循环性的经济低迷，则有引发经典的生产过剩危机的风险——每次世界经济发展变缓或者经济衰退时都是如此。
　　中国并非唯一一个在将国家资本主义特质与市场方向结合到一起时遇到极度困难的国家。埃及十三个主要城市于1977年初也经历了一系列罢工潮、示威游行和暴动——掀起了自1919年反英民族主义起义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浪潮。1988年的阿尔及利亚，一系列罢工浪潮演化成暴乱，年轻人为了控制街头与警察发生争斗，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允诺给予新闻自由，允许被驱逐的政客回国。1987年，南韩的学生和部分中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活动，动摇了国家的军事政权，迫使它作出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主义让步——1988年爆发的一系列大罢工，则被两位数的工资增长平息下去。
　　所有这些社会运动都与1989-1990年东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它们显示出，不论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某种市场体制，都无法阻止工业增长带来的劳动力进行反叛——在他们身后还站着许多其他社会阶层。

伊斯兰、改革和革命

　　1990年代有段时间，言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已被“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成了新闻界的老生常谈。无疑，近年来的两次重大起义都发生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1979年的伊朗革命和贯穿1980年代的阿富汗抵抗苏联占领运动；这两次起义还激发了埃及、阿尔及利亚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的抵抗运动。但是，这种老生常谈的说法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伊斯兰教（就像在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能够给予截然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表达的机会——否则就会在这些不同群体之间引发血腥的冲突。
　　伊朗革命反对美国政府支持的伊朗国王沙的暴政，是其治下人民痛苦的集中爆发。伊朗国王的统治激起了传统主义牧师、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部分与集市联系紧密的资本家、扩张工业中新兴的工人阶级、学生、贫困的资产阶级、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的城市贫民、少数民族和部分农民的反抗。伊斯兰教对“压迫”的斥责，能够将所有团体团结起来，反抗共同的敌人。但是，一旦伊朗国王被一场阶级暴动（包括大规模罢工、武装起义和军队兵变）推翻，每个团体都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伊斯兰教义，从而得出了迥然相异的实践结论。起义后的几年里，不仅发生了某些伊斯兰团体与世俗团体之间的冲突，而且不同伊斯兰教派之间也爆发了流血内战。最终，以阿亚图拉·霍梅尼为核心的集团取得了胜利，他们以宗教语言击败敌手，为其恐怖统治正名。这使得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野蛮的方法就是独一无二的“伊斯兰主义”，精神上缺乏“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人性。实际上，霍梅尼的雷霆手段与法国罗马天主教镇压巴黎公社的方法并无本质差别，与1919-1920年普鲁士路德教寻求支持的手法并无本质差别，与1980年代初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犹太拉比支持下的以色列军队监视“长枪党”在黎巴嫩屠杀巴勒斯坦人并无本质差别。血腥屠戮是反革命的产物，而非宗教的产物。
　　苏联扶植的阿富汗政权也在各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激起了类似的反抗，因为它试图在阿富汗强制推行斯大林主义快速“现代化”的计划。当苏联军队占领了阿富汗，杀死一名亲苏领导人并以另一人取而代之，伊斯兰教似乎再次提供了团结起来进行抵抗的工具。但是，各个团体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在苏军撤退后爆发了内战，直至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并且极度仇视邻国伊朗的伊斯兰塔利班政权征服了大部分领土。在此期间，许多中东的伊斯兰主义者（美国中情局安排他们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统治）都调转枪口，向亲美的当地统治者开火，他们被美国谴责为“恐怖主义者”。
　　伊斯兰教力量绝非只针对西方，1980年代规模最大最为血腥的一场战争，就在伊拉克的伊斯兰教领袖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展开。这是一场保守的沙特阿拉伯与得到伊拉克支持的苏丹哈桑·图拉比的伊斯兰政权之间的战争——美国在关键时刻也作出了支持伊拉克的决定。
　　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发展，是数千万人民与世界秩序异化的产物——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一个为其在全球体系中的立场所累的社会中，他们几乎无望找到安全就业的岗位。《古兰经》中反对压迫含混不清的指令，以及宣称应当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提供了一套术语，似乎为遭受挫折的强烈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但当伊斯兰主义者越接近掌握权力，他们激进的刀锋就变得越迟钝。伊斯兰政府被证明乐于与伊斯兰资本家合作，而伊斯兰资本家反过来则持续与世界体系中的其他部分结成同盟，包括“大魔鬼”美国。在中东每一次不同国家的冲突中，都能在冲突的双方中发现伊斯兰政府的身影。

新帝国主义

　　进行直接殖民统治的旧帝国主义，终于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烟消云散。葡萄牙的统治阶层被迫放弃殖民地，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政权被津巴布韦所取代，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向大众统治投降，英国将香港交还中国。就连曾经的“准殖民地”（那里虚弱的政府只有依赖西方支持才能生存），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立。傀儡政权成为委托人，而委托人常会背叛它的前主人，就像伊拉克的萨达姆1990年派兵开进科威特时所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终结，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试图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
　　1990年代中期，许多记者、学术权威和政治家都声称，国家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然而，跨国公司及与其合作的政府首脑却不这么认为。研究表明，这些跨国公司的主人和领导者，都在某些特定国家深深植根，以其为基地，发展并保护公司在其他地区的利益。一份研究总结道：

　　各国之间、各个公司之间在世界经济中争夺一个安全位置的战争愈演愈烈。其结果，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政府开始意识到，它们越来越依赖被公司控制的稀缺资源。^[15]

　　以美国为中心的大型跨国公司，依靠美国政府将其政策推行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处理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两大计划：“贝克计划”和“布雷迪计划”，就恰当地以美国政府成员的名字命名。^[16]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背后，对“发展新模式”的探讨，确保银行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与此类似，世界贸易谈判实际上也是美国试图将其“自由贸易”霸权强加到其他政府头上，同样急切地想要保护本国资本家时常各异的利益。
　　但是，金融外交压力并不足以保证最强大国家的统治阶层就总能按其意愿行事。有些时候，强国政府也会感到需要依靠武力来维持它们的全球统治。
　　两次海湾战争便是两个重要例证。伊拉克于1980年代对伊朗发动了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其双重目标是在吸引美国和富裕的海湾国家支持的同时，加强与重要跨国公司的联系。当伊拉克并未在战争中从其支持者那里获取期待中的金融收获后，它便于1990年对其中一国（科威特）发起了进攻，但却错误地估计了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反应。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在从科威特到巴士拉的反击过程中，发动了大规模军事作战、毁灭性轰炸袭击、地面攻势，并以屠杀十万伊拉克人来回应。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制裁，据联合国统计，这项措施每年会害死五万名伊拉克人。
　　行动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打击和约束伊拉克，更是在对中东地区可能会挑战美国石油公司的国家政府和运动提出警告。同时也意在向世界上其他强权国家显示，它们必须接受美国的全球目标，因为只有美国的实力才足够强大，能够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
　　1980年代，共和党政府通过展示美国持续主宰西半球的能力，开始克服越战失败后的后遗症：“越南综合症”。这既是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的背后思想，也是美国资助右翼反政府游击队给尼加拉瓜造成严重破坏行为的理论支撑。继任的布什政府显示出，美国能够在中东地区更大的范围内实施类似的警察行动。继而在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治下，整个1990年代一个军事行动接着一个军事行动，“世界警察”的行动日益常规化——海军陆战队登陆索马里、反复轰炸伊拉克、在波斯尼亚内战期间轰炸塞尔维亚武装、轰炸据说的阿富汗游击队大本营、轰炸苏丹的一家制药厂、发动对塞尔维亚的全面空战。
　　推行新帝国主义政策的不仅仅是美国。俄罗斯也想维持其在前苏联地区的整体控制力，它动用军事力量影响了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内战的结果。法国维持着对非洲的重要影响力，与美国在卢旺达-布隆迪等地区争夺控制权。英国试图在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发挥重要影响，而尼日利亚则反过来以“维和”为掩护，干预其他西非国家。希腊和土耳其由于在地中海东北部和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产生了利益冲突，一度险些爆发战争。
　　1990年代的世界，是一个各种国家和与之密切联系的商业利益为了控制世界而彼此争斗的复杂综合体。但它们并不拥有同等的重要性，每个国家都知道，自己在这个层级分明的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最终取决于它能调配的武力。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焦虑地试图保住其自身优势地位的美国。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清晰地显示出，美国领导的北约如何有意系统地打压塞尔维亚，因为其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在效仿世界上其他美国的“委托人”的邪恶举动、打击国内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之前，并未得到美国的许可。

^[1]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Illinois,1960），第84页。[《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London,1964），前言第11-12页。[《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3] 关于1969年5月的科尔多瓦，参见Ricardo Falcon and Bernardo Galitelli,Argentina:from Anarchism to Peronism,London,1987,pp.171-174。

^[4] 关于这些问题的全面讨论，参见我的著作《解释危机》的附录部分。

^[5] 我在这里对相当长期的争论做一总结。比较流行的观点参见我的著作《疯人院经济学》，更有技术含量的描述参见我的著作《解释危机》。

^[6] 参见威尔·赫顿（Will Hutton），《我们所在的国度》（The State We’re In,London,1994），第19页。

^[7] 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描述，参见我的著作《东欧的阶级斗争》第九章。

^[8] 关于“调整”经济的分解解析Numerical breakdown,参见索班（Rehman Sobhan）的文章“对市场改革范式的反思”（Rethinking the Market Reform Paradigm），文载《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孟买），1992年7月25日。

^[9] 詹姆斯·皮特拉斯（James Petras）与莫里斯·莫利（Morris Morley）合著，《霍乱时期的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 in the Time of Cholera,New York,1992），第14页。

^[10] 联合国粮农组织，《1991年粮食和农业状态报告》。

^[11] 例参1998年12月6日《观察家》（Observer）。

^[12] 参见Moroslav Holub，引自1999年3月12日《卫报》。

^[13]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5页。

^[14] 参见布里坦（S.Brittan），引自1992年12月10日《金融时报》

^[15] J约翰·斯托普福德（John Stopford）与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合著，《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Rival States, Rival Firms,Cambridge,1991），第1页。[《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查立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6] 关于谈判的具体描述，参见莫汉蒂（Mritiunjov Mohanty）的文章“解决债务危机的策略综述”（Strategies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Debt Crisis:An Overview），文载《经济与政治周刊》（孟买），1992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