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新纪元的幻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结论新纪元的幻象

　　对“进步是不可避免的”热情宣扬开启了20世纪，随后发生的一切似乎证实了伯恩斯坦对日益增长的民主化、平等和全面繁荣的预言。1950年代中期和1960年代初，这一主题再次主宰了安东尼·克罗斯兰等政治家、丹尼尔·贝尔等政治理论家和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作品。1990年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直至1990年代末，安东尼·吉登斯依然坚持认为，左翼、右翼之分早已成为历史。如果身处所有可能的美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而一切还没有达到最好，那么只需一些微小的改变就会令其变得完美。
　　然而，对大部分人而言，20世纪的生活现实在许多方面就像历史上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样恐怖。进步的步伐带来了鲜血横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初期人民的生活贫困潦倒；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践踏整个欧洲；斯大林在苏联建起了古拉格集中营；日本在南京和上海肆意屠杀中国人；整个欧洲在1940-1945年间集体陷落灭亡；孟加拉发生饥荒；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从地球上抹去；持续近三十年的越南战争和长达九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令民众苦不堪言；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有一百万人死去，第二次海湾战争又夺走了二十万人的生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阿根廷的暗杀团杀死了数万人；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塔吉克斯坦、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塞拉利昂和阿富汗的血腥内战造成数十万人丧生。工业发展经常转化为机械化战争的工具——甚或更恐怖者，在大屠杀中变成机械化谋杀人民群众的工具。与20世纪中期相比，20世纪末也没有展现出一幅更有希望的图景。西欧和北美之外的整个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在20世纪“追赶并超越”“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结果却发现梦想正逐渐远去，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和俄国。整个非洲大陆的人均收入在三十年内持续下跌，从而被世界和历史遗忘。内战继续折磨着安哥拉、塞拉利昂、利比亚、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刚果-扎伊尔。随着1930年代纳粹的兴起，出现了“种族灭绝”的字眼，而1990年代的内战则创造性地添加了一种新说法：“种族清洗”。
　　就是在发达工业国家，曾对人民许下的社会允诺：拥有取之不竭的财富、永享无尽的闲适、阶级分野逐渐消散，首先于1890年代、继而于1950年代，已被先后证明不过是一种幻想。虽然大多数经济体在大多数年份里的经济产量都在持续增长，但其增长率只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长期繁荣时期的一半。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并没有转化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美国，人们的时薪或多或少持续下跌。在欧洲，统计数字显示，虽然工资持续增长，但有充足证据表明，这些增长被改变工作方式造成的间接开支（从家里到工作单位的路途更长、交通费上涨、日益依赖快餐和冷冻食品、育儿开销越来越贵）完全吞没，“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从1950年到1970年代中期持续上扬，其后便开始下跌。^[1]人民的生活当然没有得到实质改善，就像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那样。与此同时，工作时间却是越来越长，工作也是越来越难找，工作压力更是持续上升。1996年，美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长比1976年多了一百六十四个小时，这相当于一年中多工作了整整一个月^[2]；—个接一个的调查数据显示，人们感到工作压力持续加大。经济衰退和劳动力“裁员”反复出现，即使在“经济复苏”时期也是如此，致使自1930年代以来人们对不确定的未来产生了程度不一的不安感。在1970年代声称不安全感已被埋进历史故纸堆的主流政党，却在1990年代表示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是“新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而所谓“新的全球经济”，不过是以往左翼用语“国际资本主义”未公开承认的变型而已。
　　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普遍贫困，以及西方国家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背后，还有事物的另一面。财富日益集中在统治阶层手中。1990年代末，三百四十八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加在一起，相当于全世界人民总收入的一半。1999年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四年内，世界上最富有的二百名富翁的财富翻了一番。^[3]1960年代末，世界上最富有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的财富比是30：1，1990年这一比例达到60：1，到了1998年则为74：1。大部分富人都集中在发达国家。1980年，美国三百家规模最大的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的收入，比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高二十九倍——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变为九十三倍。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即使在最贫困的国家，人数很少的统治阶层也在期望过上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富人的生活，他们在西方银行存入数百万美金，准备一旦祖国发生动乱，这笔钱可以成为其日后富足生活的保证。面对社会危机，世界各地的统治阶层往往都是不断地聚敛钱财，试图以此来保障自身与社会动乱绝缘，而不关注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否在这一过程中遭到破坏。某些人从国家税收中中饱私囊而致富，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引发危机的典型特征，这种做法只会加重危机的长期趋势。20世纪最后十年，从国家服务中谋取私利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则会产生无法避免的长期影响。
　　伴随着卷土重来的不安全感和反复发生的经济衰退，一种显然自二战结束后就已深埋地下的可怖之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各种变型，重又死灰复燃。这种情况开始变得日渐普遍，甚至是在“经济复苏”期间，法国的勒朋和奥地利的约克·海德尔等极右翼分子还得到了15%的选票——在下一次经济衰退开始时，他们恐怕有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同样成为常态的是主流保守政党为了获取选票，不得不与谈论种族主义和种族分野者进行交易，社会民主党也不得不作出让步，绝望地试图控制选举的局面。

社会主义、野蛮主义与21世纪

　　罗莎·卢森堡于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的文字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选择，要么向前发展到社会主义，要么向后退回到野蛮主义。”“我们反反复复地阅读和重复这些句子，”罗莎·卢森堡写道，

　　却没有意识到它们可怕的含义……我们站在令人颤抖的恐怖境地：要么是帝国主义的胜利和所有文化的毁灭，就像古罗马时期那样人口凋零，荒芜废墟，堕落退化，一片死寂；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意识斗争……这是世界历史的困境，这避无可避的选择必将打破平衡……人类的未来和文化的未来都取决于此。^[4]

　　在这段文字中，她以最强有力的方式挑战资本主义必然进步的幻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新涌现的阶级促使社会转型，是取代人类“彼此抗争的阶级共同毁灭”这一结局的另一选择，罗莎·卢森堡也这样认为。众所周知，这种共同毁灭不仅出现在西方罗马帝国的崩塌中，还表现在第一个“黑暗时代”、欧亚大陆青铜时代文明的初期、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凋落，以及11世纪阿巴斯美索不达米亚的危机中。此时的情况与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12世纪的中国和14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罗莎·卢森堡认为世界大战是重启上述灾难的巨大威胁：“帝国主义赢得了这场战争。它那残忍的嗜血之剑击碎了天平的平衡，带着专横和残暴，坠入了耻辱和痛苦的深渊。”^[5]
　　1921年，托洛茨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人类历史并非总是沿着不断攀升的曲线发展。不，也存在着漫长的停滞时期和倒退回野蛮主义的时期。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却并不一定能够维持在这一程度上。
　　人类维持平衡的能力还不稳定；无法向前发展的社会就会倒退回去，如果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引领社会向着更高目标发展，这个社会就只能坠落，向野蛮主义张开怀抱。^[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撰写“第四国际”的创建纲领时，托洛茨基指出了当时必须面对的严酷选择，“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下一个历史阶段就将会面临整个人类文化的灭顶之灾”^[7]。
　　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及少数思想家，都指出了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疯狂逻辑：生产力变成毁灭力，人类的创造力被扭曲成非人道恐怖主义的工具。继17世纪甚至14世纪之后，20世纪成为野蛮的世纪，虽然野蛮波及的范围不明，但至少在欧洲的确如此。如果说20世纪并没有实现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最恐怖的毁灭预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彻底毁灭，那它也以最符合恩格斯和罗莎·卢森堡描述的状况向着野蛮主义反复倾斜，统治者宁愿将整个社会拖下来陪葬，也不愿放弃自身权力——俄国内战中白军的所作所为、二战中纳粹在撤退时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动力、“冷战”时期双方阵营都试图使用会让世界变成辐射沙漠的核武器，都是清晰的表现。20世纪最后十年，整个非洲、高加索和中亚似乎也陷入了同样的逻辑中。在经济和社会整体衰退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财富的碎片，彼此争斗的军阀混战厮杀，掠夺平民。除了战争灾难和经济衰退，这十年还暴露出了令人战栗的新威胁。
　　最严重的就是生态灾难。阶级社会总是显示出向环境索求过度的倾向，远远超越了维持社会人口生活的必需。在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历史中，超越某一界限后，维持贪婪的统治阶级和昂贵的上层建筑的重负，就会造成饥荒和人口衰减。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发展动力，极大地加快了生态环境显示出负面影响的速度。从狄更斯和恩格斯开始，19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所作所为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空气污染、流行疾病肆虐、过度拥挤和劣质食物的贫民窟等生存环境的描述。但在全世界多达千万人参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生态环境恶化似乎只是一个地区性问题——曼彻斯特呛人的空气对英国大部分地区并无妨碍，更不用说对世界其余地方产生什么影响。20世纪，资本主义蔓延全世界，到了世纪末更是容纳了六十多亿人口，从而将生态灾难变成一个全球问题。权威报告显示，1998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年，比此前任何一年造成的损失都大”，迫使两千五百万难民逃离家园，“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8]。十亿人居住在毫无规划的棚户区，全球发展最快的五十座城市中有四十座位于地震多发带，最恐怖的威胁尚未到来。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二氧化碳日益攀升的排放量造成“温室效应”，令地球温度变高，导致无法预计的气候条件恐怕会带来可怕的暴雨，令海平面上升，进而大面积冲毁沿海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冰箱里的氯氟烃正在吃掉地球的臭氧层，使得皮肤癌患者激增。在动物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破坏了对抗人类疾病的抗生素的效果。毫无节制地使用转基因农作物，给整个食物链带来了一场浩劫。与12世纪摧毁美索不达米亚粮食收成的自然灾害大相径庭，与14世纪造成欧洲大范围饥荒的自然灾害也截然不同，这些生态灾难不再是自然灾害，它们真实存在且威胁巨大。它们是人类采取特定方式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而且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
　　在资本主义之下，这种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通过竞争的资本组织起来——19世纪初规模还很小的公司，到了20世纪末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和国有公司。竞争导致不计后果地不断寻找更多新的生产方式和更加有利可图的互动方式。有时，国家也会试图规范整个过程。但却因为它们也希望增厚国有公司的利益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国家经常认为用法令来规范和控制恶化环境的做法是不现实的，将会使本国公司在与外国公司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即便国家的确出手干预，也是在已经造成了损失之后，因为国家官员无法评判和预测每一个工业创新可能会造成的巨大影响范围。
　　因此，到了20世纪末，不计后果的举动产生了如此危险的后果，以至于人们开始反对所有科技进步。虽然若不是上个世纪的技术发明，根本不可能养活世界上这么多人口，更不用说将人们从饥饿和过度劳累（自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生活的常态）中解脱出来。与之相应，还出现了一种釆纳马尔萨斯古老反动观点的趋势，坚称全世界人口过多——或者至少说三十年或四十年后的世界人口将会翻倍，那时的人口就的确过多。然而，自马尔萨斯时代以来，虽然世界人口已经增长了八倍，但与此相应的食物供应的增长则要远远大于八倍。如果说非洲、亚洲和拉美部分地区的人民仍在忍饥挨饿，那不是食品短缺造成的，而是由于不公正的食品分配——不同阶层能够得到的食物多少不同。
　　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技术造成的，也并非出于人口增长等原因，而是取决于现存社会如何利用技术。大体上，我们生活的地球能够轻松承受两倍于当下人口的生存压力。然而，它却不能承受越来越多的内燃机，每台内燃机每天就会产生数公升二氧化碳，只为满足巨大的石油和汽车公司的获利需求。一旦地球上的人口压力过大，持续生存的先决条件就是有计划地使用技术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屈服于相互竞争的资本的盲目累积。
　　运用技术实现竞争性的资本积累，在战争中也得到了清晰体现。1990年代军事科技突飞猛进，令一战中的西线大屠杀、二战中东部战线的血流成河，以及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恐怖灭绝，看上去都原始得不可思议。
　　一方面，发展出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军事硬件系统。美国此时的军费开销按照绝对值计算，远远高于1950年代初的“冷战”巅峰期（虽然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算并非如此），利用计算机技术半个世纪的发展，能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发动打击伊拉克和塞尔维亚的战争，同时给敌人造成数千人甚至数十万的人员伤亡。美国也开始从北美洲以遥控导弹的方式发动战争，并以部署“星球大战”反弹道导弹（ABM）来保护美国免受任何打击报复。
　　另一方面，各国都开始求助于毁灭性的微系统武器。以色列等小国和巴基斯坦等贫困国家发现，它们拥有的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工程师，足以使它们进入现代计算机技术领域，制造属于自己的核武器——虽然以美国的标准来看实在微不足道，但却足够活活烤熟邻国大城市中的几十万人。对一些国家来说，针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和巴尔干半岛部署火力这一现象，它们至少得出了与俄国前首相切尔诺梅尔金相同的结论，“就连最小的独立国家也会寻找核武器，试图通过发展武器来保护自己”^[9]。而对那些没有能力发展核技术的国家来说，还有20世纪前七十五年中世界霸权国家发展出来的更加残忍、更加廉价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技术可以应用。
　　20世纪下半叶，霸权国家发展核计划的辩护者声称，他们会通过“确保互相摧毁”（MAD）来保证世界和平。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方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因为一旦使用，就一定会遭到报复性的毁灭打击。但1963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却提醒人们，这一逻辑如何险些崩溃；1980年代，美国还通过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和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初次尝试失败），塑造“先发打击能力”，从而几乎彻底推翻这一逻辑。而灾难之所以没有变成现实的原因则在于，不断升级的军费开销令苏联经济无力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发现其激活反弹道导弹的技术能力还不成熟——民众的抗议增加了欧洲各国政府在其领土上维持巡航导弹的政治成本。但是，核武器的扩散和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重建，令毁灭世界的威胁携带着仇恨卷土重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许多力量稍弱的小国再次被“先发打击”的逻辑所吸引——这是对为了避免遭到打击报复而使用核武器，从而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突然升级的一种回应。反过来这则增加了因为急切地想要控制竞争对手和力量稍弱的国家，而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不论是传统进攻还是核进攻）的可能性。20世纪下半叶没有完全实现的野蛮主义，恐怕会成为21世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任何以几十年而非几年为判断依据来观察未来的观点，都必须承认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爆发核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将会令全世界陷入野蛮主义之中。
　　经济发展的日益不稳定，增加了这些危险爆发的机会。19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会在一国又一国内制造巨大的政治浩劫，就像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岁月里，为政党轻松崛起并掌权营造客观条件，而这些政党总是将军事冒险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在一些重要国家，极右翼力量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就是先兆。一旦这些政党有机会获得核武器，除非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阶级能够提供取代现存制度的可选方案，在不同的基础上开始重新组织整个社会，否则历史恐怕会以更加血腥的方式重演。社会主义或者野蛮主义，如何选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严峻性摆在世人面前。

一个普遍的阶层？

　　20世纪并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的世纪。众所周知，它还是自下而上掀起伟大斗争的世纪，工人阶级领导下反抗造成社会恐怖的力量的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工团主义者大罢工；俄国革命及一战后蔓延整个欧洲和殖民世界的反叛；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1934-1936年的起义浪潮；1943-1945年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起义浪潮；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事件及其后爆发的一系列事件；波兰大罢工及1980年占领事件。但在上述所有伟大的暴动中，只有一次转化成了成功的革命，那就是俄国革命。阶级斗争是20世纪历史上最重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且20世纪的终结亦非阶级斗争的终结。在东方阵营崩塌的背后，是偏离了方向的阶级斗争。1990年代的西欧，在高潮迭起的罢工浪潮过后，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右翼政府倒台；法国工人阶级斗争突然复兴，1995年11月至12月间展开了为时一个月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导致朱佩右翼政府倒台；德国爆发了一系列罢工和示威；丹麦发生了大罢工；南韩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罢工浪潮；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进行了大罢工；在民众自发的示威活动和暴乱过后，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将军维持了三十二年的独裁统治彻底倒台。
　　这些社会和政治上的剧烈动荡，并没有阻止一些肤浅和赶时髦的评论家谈论所谓阶级政治的终结。就连英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霍布斯鲍姆也宣称，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的判断正确无误，但他将工人阶级视为反抗现存体系的历史性运动的一种动力则是错误的。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有两个：工业发达国家从事制造业生产的工人比例不断降低，以及在这些国家鲜有寻求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者。然而，无论哪种证据都无法证实他们的结论。
　　当然，工人阶级的传统堡垒：矿工、钢铁工人和造船厂工人，在英国等国家的人数确有下降，1990年代末，在这些国家，就连汽车制造工人的人数也只是三十年前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但是，其他方面发生的变化足以弥补工人人数的下降。在发达国家，白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越来越多，补充了工人岗位的减少，而且曾被视为“中产阶级”的工作，也与传统制造业的工作越来越相似。无论是在哪里，“部门经理”都扮演着与传统行业中的工头类似的角色；无论在哪里，人们都迫于压力努力工作，以超时免费加班展现出对工作的“责任心”。对工作的评估程序几乎成为全球通行的做法，试图以工作结果来评定工资标准，甚至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中也是如此。
　　随着制造业的相对衰落，装配线不仅没有消失，还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实际上，在许多行业中，“服务”和“生产”之间的区别已不再明显：使用机械制造计算机的工人被归类为“生产”部门，而运行软件进行日常操作的工人则被归类为“服务”部门；将汉堡肉饼装进罐子属于“生产”部门，将它们夹进速食面包中就是“服务”部门。这两种工作都生产并出售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商品，都承受着创造最大化利润的持续压力。
　　世界范围内的图景更加清晰。20世纪下半叶是工资劳动力呈现全球化蔓延的五十年。在每个大洲的每座主要城市，都建起了纺织厂、钢铁厂、炼油厂和汽车装配厂。与此同时，也都配备了港口、机场、公路和铁路运输终端、现代化的银行系统，以及摩天大楼中忙碌的办公室。因此，城市规模得到巨大扩张。1945年，人们争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伦敦还是纽约。到了世纪末，人们争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墨西哥城、孟买还是东京。新工业和新城市意味着新的工人阶级。1980年代，仅南韩一国的产业工人就超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全世界的产业工人人数——而且该国还拥有几百万非工业工资劳动者。
　　全世界的劳动力当然不只由工资工人组成。在亚洲、非洲、部分拉美地区，甚至是在东欧，都存在着拥有小块土地的数百万农民。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中还有大量贫困的小资产阶级，依靠贩卖各种商品和服务维持生计，不论收入如何微薄都能找到相应的市场，时不时还会融入规模更大的临时工队伍——后者经常出现在城市周边蔓延的贫民窟中。这些群体的心理状况与产业工人的心理状况迥然不同。然而，实际上他们与工人一样（但与一百年前的中产阶级及农民不同），他们的生活与市场紧密联系，完全依赖资本的逻辑。
　　马克思曾经区分了在一个社会中拥有一定客观位置的“自在阶级”与有意识地为自身目标奋斗的“自为阶级”。20世纪末，工人阶级前所未有地成为“自在阶级”，他们的核心人口有可能达到二十亿，除此之外，大约还有二十亿人的生活也在许多重要方面与核心人口的逻辑相同。关于工人阶级角色的真正争论在于，它是否已经以及应当如何成为“自为阶级”。
　　马克思区分这两者的含义在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在其崛起之日就能以“自为阶级”的面目出现。它总是在旧秩序中成长，其成员没有任何其他社会的经验。他们必须从接受现存社会价值开始。至少在一开始，对旧社会的偏见也是新阶级成员的偏见。只有当他们被迫在旧社会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时（通常发生在超出他们掌控的环境下），才会发生变化。这样的斗争导致彼此之间的纽带增强，创造出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忠诚感和价值观。在如此缔造的思想疆域之上，社会应当如何运转的新观念才会生根发芽，反过来则部分组成了后代理解世界的基本结构。
　　思想上的变化并非简单地以直线上升的方式发展。就像新的阶级斗争以小范围的胜利和部分的失败为特征、以突飞猛进和突然（经常是毁灭性的）后撤为特征，人们思想转变的过程同样有高低起伏。资产阶级兴起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数不清的例证。每个历史阶段都会出现一些开始以不同于旧有封建秩序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群体，但是他们继而又试图与旧秩序和解，与前资本主义统治阶层和平共处，接受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帮助现有社会秩序长存不朽，将为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斗争的任务留给了后代。在15世纪末意大利北部的战争中，在16世纪法国的宗教战争中，或者在波希米亚与德意志之间“三十年战争”的恐怖中，一定有许多人感到资产阶级永远也无法按照他们的设想改变整个社会。然而，到了19世纪，经济的强劲发展令资产阶级的实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1848年的革命逆流也无法阻止他们掌控权力。
　　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能够按照统治阶层的安排对阶级现状随遇而安，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们所处的社会到处渗透着资本主义价值观，令工人们将其视为理所应当。就连资本主义的剥削也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来加以组织，工人们在其中相互竞争工作机会。除了一次又一次令他们联合起来反抗令其生活不得不屈从于非人性的资本积累的压力之外，还始终存在着那些能够轻易击破工人团结的因素：失业，它会令每个人都陷入除非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否则便无法谋生的绝境；工人组织的失败，它会击溃工人的团结感，令其感到团结和斗争并不会令生活变得更好。成功的斗争带来的新价值观的成长（表现在遍布全国、不论民族和性别全体团结起来的观念上），会在突然之间被打断、扭曲甚至摧毁。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当部分工人发现自己在现存体制中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时，新价值观也会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这发生在那些从工人上升为工头、督导或经理的人群中；发生在那些想要从中分得一杯羹的做小生意的人群中；发生在那些工会官员和工人党及社会民主党政客身上，他们成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职业调停者。这些人在地方上或工作场所中大多是最坦率直言的活跃分子，他们适应并融入现行社会系统，起到了在工人中钝化阶级意识的作用。
　　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过程，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重建和扩张不断受到干扰的过程。新的工人群体出现后，不得不在社会系统的每个阶段进行全新的学习。例如，在英国1840年代的宪章运动时期，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由纺织工人组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造船厂、矿厂和钢铁厂等重工业行业的工人组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则由工程工人组成。每个群体都必须重新经历新理念发展的过程，这种理念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此前的群体意识中有所呈现。当工业化大范围迅猛发展的时候，旧工人与新工人之间的区别甚至会变得更加明显，20世纪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掀起俄国1917年革命的工人阶级淹没在1930年代末新工人运动的汪洋大海中；1943年撼动墨索里尼政权的意大利工人在1960年代被从乡村涌向城市的海量新工人稀释不见；在1980年代末数千万的中国工人中，很少有1920年代参与大罢工的工人先驱的后代。然而，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经过或长或短的延后，新传统都会带着与旧传统的相似性出现：例如，1969年及其后的意大利大罢工，1989年和1991年的俄国矿工大罢工等。在这些罢工中，工人们都没有展现出完全的革命意识。但在上述每一次罢工中，他们都开始打破旧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和假设。他们开始向着成为“自为阶级”转变，尽管并没有完成这段旅途。
　　20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但也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阶层。相反，我们目睹了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扩张——这种扩张给予工人阶级前所未有的更大力量来塑造社会，但与此同时也迫使大部分人必须重新学习少数人早在七十五年前就已知道的事情。学习也包括近年来阶级斗争的转向。这种转向令数千万人民大众困惑不已，矛盾的观念和信条在头脑中不断抗争。这种情况距离成为“自为阶级”的目标相差千里。不过，作为塑造社会的一支活跃力量，工人的斗争也远远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不见。
　　俄国革命领导人列宁在20世纪初写道，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不会自动带来思想意识上的革命，“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发展屈从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根基，发展更完善……拥有不可计数的宣传和扩散方式。”^[10]列宁得出著名的结论，“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来自经济斗争之外”^[11]。罗莎·卢森堡等人批判列宁的这一论断，列宁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低估了工人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12]但是，二十五年后，经常受到误解的意大利革命者葛兰西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观点。
　　葛兰西指出，阶级成员经常面临冲突的世界观从现存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出的世界观，与整个阶级（或部分阶级成员）在试图进行社会转型的斗争中感受到的世界观。结果，所有人的个性“都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构成。它包含了原始人的观念和现代社会最先进知识的原理，对所有历史阶段粗陋的偏见，以及对全人类团结起来的一种未来哲学的直觉”^[13]。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在各种个体和群体中，以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有些人几乎完全陷入现存社会制度的种种观念中，有些人则在打破现存制度的思想上已经前行了很远，但却在中途受阻，在各种同类思想的影响下左右摇摆，在两个极端观念之间徘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具体阶级行动，都取决于当社会动乱（战争、经济崩溃、罢工和内战）开启了新思想时，哪个“极端”能够成功地吸引中产阶级群体。而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程度，则不仅取决于周边世界的物质变化，还取决于彼此竞争的政党的形成。
　　资本主义的崛起也表现出同样的过程。“伟大的转变”并非仅仅是客观经济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它也有赖于部分新兴的自治公民或资产阶级阶层以与旧秩序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组织在一起，进而作出持续不断的努力——还有部分人则与旧秩序的代表合作，试图颠覆这些组织。这就是公元8世纪的以色列帝国、11世纪的中华帝国发生的暴动和革命运动的历史，以及试图镇压这些暴动和革命运动的历史；这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历史，以及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反抗旧秩序的努力被窒息的历史；这就是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成功的历史，以及“三十年战争”陷入可怕僵局的历史；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历史，以及反启蒙运动的历史；这就是法国议会反抗国王的斗争的历史，以及雅各宾派对抗吉伦特派的历史。变化并非一次飞跃即可达成，也绝非缓慢、碎片化的改变累积得来。它有赖于建立在几百年不断发展的新世界观基础上的团体的形成、被打败和革新。
　　资本主义征服世界极大地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20世纪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生活经历的变化，要比此前五千年经历的还要多。飞速的变化意味着人们一次又一次试图以反映迥然不同新经历的新思想，来处理新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他们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思想上的转变，相比之下，历史上欧洲的资产阶级则用了六百年。20世纪末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并未完结这一事实，并不能被解释为这个过程、已经僵化静止，停滞不前。20世纪的历史，是数代人以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抵抗屈从于相互竞争的资本累积逻辑的历史。这种努力取得了一次简短的成功在俄国。有时候，这种努力几近成功——例如1918-1919年的德国、1936年的法国、1980年代的波兰——但很快就被击溃。有时候，这种努力则被彻底打败，例如1933年1月的德国，甚至还没有得到加入战团的机会即告失败。但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阶级斗争已经终结。19世纪力量还比较微弱的工人阶级进行的各种阶级斗争、20世纪前半叶规模和力量开始壮大的工人阶级进行的各种阶级斗争，以及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拥有前所未有力量的工人阶级进行的各种阶级斗争，都将会在新千年中，由数十亿工人组成的庞大力量继续重复发扬下去。
　　从这些阶级斗争中，将会涌现出以团结、互助、平等、合作、在民主基础上有计划地利用资源为核心价值观的重塑社会的尝试。世界上的统治阶层，就像五千年来他们的前任一样，将会竭尽全力实现他们的企图和愿望，如有必要，也会释放无尽的野蛮，以保卫他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和权力。他们将会誓死保卫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直至最后，哪怕是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有组织的人类生活的终结也会在所不惜。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这样巨大的冲突将会给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不仅取决于阶级力量冲突的客观情况：阶级力量增长的情况，还取决于在不断扩张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中能否出现核心群体，明白如何战斗，明白如何以同样的价值观赢得同伴共同奋斗。在激烈对抗现存体制各个方面的斗争中，绝不缺乏参与的群体和运动。现存体制的野蛮和非理性，保证了在未来的日子里斗争必然发生，就像它在过去始终存在一样。但是，20世纪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当所有的努力凝聚成致力于在所有方面挑战现存体制的革命组织时，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资产阶级需要17世纪的“新模范军”和18世纪的雅各宾俱乐部这样的核心组织。俄国工人阶级需要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21世纪，如果整个人类不想面临毁灭，呈现巨量扩张的世界工人阶级必将一次又一次地需要这样的组织。只有人们积极努力地接受这一任务，才能满足这一需求。爱尔兰社会主义革命家詹姆斯·康诺利曾经指出：“唯一真正的先知，就是那些开拓未来者。”
　　了解过去有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这就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原因。

^[1] 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与尼克·马克斯（Nick Marks），《测量可持续经济福利：初步索引，1950-1990》（Measur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A Pilot Index 1950-1990,Stockholm Economic Institute,1994）。

^[2] 数据来自朱丽叶·斯格尔（Juliet Schor）的《过度劳累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1991）。[《过度劳累的美国人》，赵惠君、蒋天敏译，重庆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3]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1999）》（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Oxford,1999）。

^[4] 参见罗莎·卢森堡的文章“社会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Social Democracy），收入《罗莎·卢森堡政治作品选》（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London,1972），第195-196页。

^[5] 同上书，第196页。

^[6] 托洛茨基于1921年7月在莫斯科发表了这段演讲，全文刊登在1921年7月12日的《真理报》上，引自皮埃尔·勃鲁埃所著《托洛茨基传》（Trotsky,Paris,1988），第349页。

^[7] 托洛茨基，《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The Death Agony of Capitalism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London,1938），第8页。[中译本改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李新如译，上海先锋出版社，1939年版。]

^[8] 英美红十字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IFRC），《世界灾难报告（1999）》（1999 World Disasters Report），《卫报》1999年6月24日上对其做了概述。

^[9] 引自《星期日独立报》（Independent on Sunday）1999年6月6日马克·阿尔蒙德（Mark Almond）之口。

^[10] 出自列宁的文章“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收入《列宁全集》第五卷（Moscow,1961），第385-386页。

^[11] 同上书，第422页。

^[12]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我的文章“党与阶级”（Party and Class），重印于由托尼·克里夫、邓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托洛茨基和我的文章组成的文集《党与阶级》（Party and Class,London,1996）中。

^[13] 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和其他文选》（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Essays,London,1957），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