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 《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第三章 为什么做狗屁工作的人经常表示不开心？（论精神暴力，第一部分）
工作场所崇尚法西斯主义，是邪教，大小事情都是为了吞噬你的生活而安排。老板像一条搜刮黄金的恶龙，搜刮你的每一分钟。
—— 诺里（Nouri） |
在这一章当中，我要着手探究身陷狗屁工作造成的道德和心理效应。
我尤其要提出以下这个看似多余的问题：这为何会是一个问题？或措辞再精确一点：做一份无谓的工作，为什么会频频让人感到辛酸？单看表面，看不出哪里有辛酸之处，毕竟我们探讨的这群人实际上是拿钱不做事，金额还往往很优渥。人们或许会想象：拿钱不做事的人会自认幸运，要是还多少能够不用被管，更是加倍的好运道。的确，我不时收到一些证言，说能得到这样的职位，运气好到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诧异的是会这样说的人竟然如此罕见。注73其实，许多人似乎困惑于自己的反应，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或者沮丧失志，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处境会让他们产生这样的感受。他们的辛酸常常来自于找不到一则说法来向自己说明当前处境的性质为何，又是哪里出了错。办公室职员为了十八美元的时薪，不得不一天坐七个半小时，假装对着荧幕打字；又如顾问团队的新进成员，被要求承办一模一样的创新与创意研讨会，周复一周，一年拿五万美元。船上的奴隶还知道自己受人压迫，但狗屁工作却只让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在先前谈论债务的书里写过「道德混淆」的现象。那时我举的例子是，综观人类历史，多数人似乎同意欠债还钱在道德上是天经地义的事，却又同意放贷者是邪恶的。固然狗屁工作是相对晚近才崛起的现象，但我认为它催生了类似的道德窘境。一方面，人人都顺理成章地假定，人类总是倾向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作法，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让自己置身于耗费最少时间和精力就能获得最大利益的处境中。尤其凭空讨论这类事情时，我们十之八九就是如此假定（「我们不能就这样发给穷人救济品！他们会没有诱因找工作的！」）。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和身边至亲的经验却多半悖离这些假设。人们几乎从来不照我们的人性理论预测的方式行动和反应。唯一合理的结论是，这些谈论人性的理论错了，至少有几个关键点错了。
在本章中，我不仅要问：人们做起自己看来毫无意义的闲冗，为何会那么不开心，还要更深入思考那份不开心所能告诉我们的讯息——包括人是什么、以及人大抵跟什么有关。
注73：就连这些，多半都极为暧昧。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为什么一个显然占凉缺的年轻人就是没办法应付他的处境
我先讲个故事。下面是一个叫艾瑞克的年轻人，出社会的头一段经验，就是一份不折不扣地无谓、无谓得有点滑稽的工作。
艾瑞克：我做过很多、很多糟糕的工作，不过狗屁到毋庸置疑、无以复加的，是我好几年前大学刚毕业的第一份「专业工作」。我是家里第一个唸大学的，由于对更高一级教育的宗旨一无所知，我竟然期望它会开启我的视野，见识那时从没见过的机会。
结果，研究所开出来的实习机会是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安侯建业（KPMG）等。对此，我宁可领失业救济半年，用我研究生图书馆的权限去读法文和俄文小说，直到我不得不依照失业救济的规则参加面试，才不幸得到一份工作。
那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设计公司担任「界面管理员」。所谓的界面，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简单说就是有图形使用者界面的内部网络——用来让全英国七处办公室都能分担公司的业务。
没多久，艾瑞克就发现，公司僱用他，只是因为组织内的一个沟通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个补漏人。只因为合伙人们没办法接起电话，彼此合作，才需要用到那一整套计算机系统：
艾瑞克：这家公司是合伙制，每处办公室由一个合伙人掌理，合伙人好像全都唸过三间私校之一，还是同一所设计学校出身（皇家艺术学院）。这些四十几岁的公校男孩竞争心奇强，常常想方设法胜过同侪，赢得标案。不止一次，两处不同办公室发现对方也到同一个客户的办公室提报设计案，双方只好在某个阴沉的商业园区停车场火速并标。所谓的界面就是设计来让公司全部办公室合作无间，确保这种事（和其他数不完的鸟事）不再发生，而我的工作是协助开发、营运，并让职员都接纳它。
艾瑞克没多久就看出来了，问题在于自己连补漏人都算不上，他是打勾人。一个合伙人坚持要做这个项目，其他人懒得跟他争辩，假意答应，然后竭尽所能确保系统不起作用。
艾瑞克：我早该明白，这个项目只是某个合伙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其他人都不想真的实行，不然他们怎么会付钱让一个没有信息科技经验的二十一岁历史系研究生来负责？他们跟一票彻头彻尾的骗子买了市面上最便宜的软件，当然频频故障，容易当掉，看起来象是 Windows 3.1 的荧幕保护程序。全体同仁都怀疑这套系统是要监视他们的生产力、记录他们按下的按键，或举报他们在公司网络散播色情影片，所以敬而远之。而我完全没有写程序或开发软件的背景，没办法改善这套系统，所以我的任务只剩下推广和管理这坨运作不顺、没人想用的大便。几个月后我了解到，除了回答困惑的设计师几个疑问，我整天没事可做，而他们只是想知道怎么上传档案，或从联络簿中搜寻某人的电子邮件位址。
这处境全然不知所谓，不久就导致了细微的反抗举动，且愈来愈明目张胆：
艾瑞克：我开始迟到早退。公司有「周五中餐一品脱注74」的政策，我延伸为「每天中餐一品脱」。我在座位上读小说。午休时间，我出门散步三个小时。在座位上把鞋子脱了，一份《世界报》和一本小侯贝字典，法文阅读能力变得很罩。我请辞过，老板帮我加薪二千六百英镑，我只好接受。正因为我不具备施行他们不想施行的东西所需的技能，所以他们需要我，更愿意付钱留着我（不妨稍微改一下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段话：为预先防止他们跟自己的劳动异化的恐惧，他们不得不牺牲我，让我跟尚未实现的人类成长产生更严重的异化）。
日子继续过，艾瑞克愈来愈尖刻地公然违抗，存心做件能真的让他被开除的事。他开始醉醺醺地上班，报公司「差旅费」去开不存在的会议：
艾瑞克：股东会上我喝醉了，跟爱丁堡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大吐苦水，他开始跟我开假会议。有一次在鹰阁庄园（Gleneagles）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我穿借来的高尔夫球鞋去踩点，鞋子还比我的脚大两号。成功后，我开始跟伦敦办公室的人安排虚构的会议。公司把我丢在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圣亚詹斯（St. Athans）旅馆，一间瀰漫尼古丁的房间。我见我的伦敦朋友，上苏活区的小酒馆喝一上午，老派之美好，常常接着在肖迪奇（Shoreditch）又喝一整晚。不止一次，下周一我回到办公室时还穿着上周三上班的衬衫。胡子早就不刮了，到这时候，我的头发象是从齐柏林飞船的巡演班底头上抢来的。我又找了两次机会提辞职，两次我老板都拿更多钞票拦着我。最后，人家付我一笔不像话的金额，让我做这份工作，最多一天就接两通电话。一个夏末午后，在布里斯托尔寺院草原（Bristol Temple Meads）站的月台，我终于崩溃了。我一直想去布里斯托（Bristol）看看，遂决定「拜访」布里斯托办公室，确认「用户接受状况」。其实我整整三天都在圣保罗教堂附近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轰趴嗑摇头丸，解离性的E后忧郁让我明白了，生活毫无目的的状态能让人郁闷到多深。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艾瑞克终于成功把自己换掉了：
艾瑞克：老板总算回应了我的施压，聘了一个有资工学位的小鲜肉，看看我们的图形使用者界面有没有什么能改进的地方。这小子第一天到班，我开了一张待办清单给他——然后马上写我的辞职信，趁老板下次放假，从门缝底下投进去。还有法定提醒期，我打电话回去放弃最后一笔薪水。那周还没过完，我就飞去摩洛哥的滨海城镇索维拉（Essaouira）放空。回来后的六个月，我占屋过日子，用三英亩地自己种蔬菜。你在《迸！》的文章一刊出来我就读了。有些人读到那篇文章才醒觉资本主义创造不需要的工作，只是为了让轮子继续转，而我早就知道了。
这则故事值得一提之处在于，很多人会认为艾瑞克做的是梦幻工作。人家付他优渥的钱，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几乎完全没人监督他。人家尊重他，公司的规矩随他诠释。尽管如此，这份工作还是逐渐毁了他。
为什么？
我认为，这则故事其实很大程度跟社会阶级有关。艾瑞克出身工人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工人之子。年轻人刚离开学校，踌躇满志，突然「真实世界」的招呼就朝脸上打来了。这个例子中，现实是由三种事实构成的：（甲）中年主任确实会径自认定二十几岁的白人男性好歹是个计算机达人（就算是像本例的状况，他没受过任何计算机相关的训练也一样）；而且（乙）若符合他们暂时的目的，甚至会给艾瑞克这样的人一个好混的职位；尽管如此，（丙）他们说穿了就是把他当某种笑话看，而他的工作也差不多就是笑话两个字。他之所以出现在这家公司，不外乎是某个设计师想对另一个设计师恶作剧。
再来，让艾瑞克困扰至极的事实是，他压根想不到自己到底为了什么目的才做这份工作。他连说服自己是为了养家都没办法，当时他还没有自己的家庭。在他出身的阶级，大多数人以制造、保养和修复东西为荣，或是认为人应该为这一类事情自豪。艾瑞克设想，上大学、晋身专业人士的世界，意味着在更广大、甚至更有意义的尺度上做同一类事情。孰料，他最后受僱去做的事，他恰恰就是做不来。想直接辞职，对方三番两次用更多钱留着他。试图让自己被开除，对方不愿开除他。不客气向对方施压，让自己像个劣等蠢货，反正对方似乎就是这样看待他，但这一切依旧如船过水无痕。
让我们想象有第二个主修历史的——就说是闇艾瑞克吧——才好理解这个故事的精义。闇艾瑞克这个年轻人专业背景跟艾瑞克相同，不巧也置身同样的处境，但他能有如何不同的应对？嗯，他很可能姑且照着上面的期望虚应故事，但他不会假托出差去实践各种自我毁灭的形式。闇艾瑞克会运用商务旅行累积社会资本、人脉，而这些最终能让他迈向更好的环境。他会把那份工作当成垫脚石，而提升专业这项计划本身，会让他有目的可怀抱。然而，这样的态度和性情可不是与生俱来的。来自专业背景的孩子，从小被教导要这样想事情，但没有人训练艾瑞克如此行动、思考，他做不到。结果他跑去占屋种西红柿，至少种了一段时间。注75
注74：指啤酒。
注75：写完这段，我将我的分析交给艾瑞克过目，他认可并追加下述细节：「虽然还在那份工作较低的位阶，中间和中上阶级子弟是把工作视为步步高陞的途径。肯定的。我怎么看得出来？一部分是看他们工作之外怎么社交（某个周末，去市郊某人家里看橄榄球，房子附温室，波维士（Bovis）建设盖的；去小酒馆喝鸡尾酒，不过一直在拓人脉、拓人脉）。此外，对一些人来说，那只是个权宜之计，履历缺一块不好看，要填起来，直到家族成员帮他们找到更好的机会。」他又加了一句：「你提到照护阶级的想法，很有意思。我离职后，我父亲第一句评语是我是个没头没脑的白痴，放着这么优渥的钱不赚。他的第二句话是问：『那份工作到底是能对谁带来什么好处？』」
另一方面，艾瑞克也指出，如今他有两个高等学位，一个研究员资格，职业生涯顺遂——这多半要归功于他占屋生活时累积的社会理论知识。
谈狗屁工作核心的虚假与漫无目的之经验，又，如今看重让年轻人也感受虚假和漫无目的之经验
做狗屁工作的人会对自身处境感到焦躁的一切，几乎都埋藏在艾瑞克的故事里了。不只是漫无目的——虽然漫无目的是一定的——还有虚假。前文提过，电话销售员被迫唬弄或施压对方，去做销售员眼中违反对方最佳利益的事，让他们义愤填膺。这是种复杂的感受，甚至没有现成的词汇可用来形容。毕竟，一想到骗局，我们就想到骗子，和自信满满的艺人；他们很容易被想成浪漫人物，凭着小聪明离经叛道地过日子，而且因为他们能做到某一种型态的收放自如，也让人有赞赏之处。所以好莱坞电影才有办法把骗子塑造成英雄。自信满满的艺人能轻易地从自己的作为中取乐，但被迫诈骗某人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在被迫诈骗的状况下，你很难不觉得，你跟你试图诓骗的人其实同病相怜：你们都被你的僱主施压兼操弄，只是你的情况更加了一层义愤，因为你本该跟此人站在同一边，你还背叛了此人的信任。
你或许会想象，多数狗屁工作激起的感受，跟电话销售恐怕大相径庭，毕竟若员工确实诈骗别人，那也是僱主指使的，僱主完全知情同意。说也奇怪，许多人告诉我，正是这个想法让陷于狗屁处境的他们深感困扰。知道自己正在说服别人相信子虚乌有的事，会有一种满足感，但你连这样的满足都感受不到。你甚至不是活在自己的谎言里，多数时候也不是活在别人的谎言里。你的工作更象是老板没装拉鍊的裤裆，大家心照不宣。
若真如此，这还会加重漫无目的的感知。
闇艾瑞克或许能找到某种办法，扭转那种漫无目的的状态，认定自己也在这个笑话里轧上一角。假定他够汲汲营营，或许还会运用行政管理的技能，实质接管办公室，但就连有钱有权人家的小孩也很难办到。他们可能时常感受到道德混淆。底下的证言可以给我们一点概念：
鲁弗斯：我爸是公司副总，我才得到这份工作，被派去处理客诉。公司（名字看起来）既然是生医公司，退回的产品一概都算成生物危害。所以我才能长时间自己待在一间办公室里，没人管我，也没事做。那份工作只留下玩踩地雷和听 podcast 的记忆。
我也曾埋首试算表好几小时，追踪 Word 文件的更动，诸如此类，只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对公司毫无贡献。我在办公室的每分钟都戴着耳机，对旁人和交办给我的「工作」只付出微不足道的关注。
我厌恶在那里工作的每分钟。其实大部分上班日我都早退，午餐休息两、三个小时，又花好几小时「上厕所」（乱晃），谁也没说什么。这每一分钟都有计酬。
回想起来，还真是个梦幻工作呢。
回顾过去，鲁弗斯明白他拿到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优渥待遇——说实在的，他好像还颇困惑当初为什么那么厌恶那份工作。然而，同事眼中的他大概会是如何，他肯定也不是一无所悉：富二代，领薪水只会偷懒，不愿屈尊跟他们讲话；主管都明白受命「不要动他」。这种情况只怕很难让人心暖。
这则故事还带出另一个问题：如果鲁弗斯的父亲不尽然期待儿子做那份工作，为什么还坚持要他上任？他何不给儿子零用金，或另谋一份真的缺人做的工作给他，指点他职责所在，再稍微花点力气，确认那些任务都照实办理？奇怪的是，他似乎觉得鲁弗斯能对人说自己有份工作，比实际得到工作经验还重要。注76这让人百思不解。何况这位父亲的态度并不罕见，就更让人想不通了。过去不是这样的。曾经有一个时期，若双亲负担得起，或是符合奖学金或担任助教的资格，在学的学生多半会拿一笔助学金。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好事，因为年轻男女的生命中会有几年不必为钱奔忙，于是他或她能有余裕追寻其他类型的价值：譬如哲学、诗歌、运动、性实验、嗑到茫、搞政治，或西方艺术史。如今大家讲求让学生工作。然而，学生未必要做有用的工作，事实是人们对他们工作的期望甚低，像鲁弗斯那样，露个脸，假装有做事，也就可以了。有几个学生写信给我，就是要抱怨这种现象。在学生活动中心便利商店兼职零售助理的派翠克反思他的工作如下：
派翠克：我其实不需要那份工作（不做，开销还是过得去），但家里给了一点压力，我多少感到有义务获取工作经验，为大学后的前途作准备，所以还是去应征了。实际上，这份工作分掉我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和精力，象是推广议题、跑社运，或是读闲书，所以我怨恨更深。
我在学生活动中心的便利商店做的事十分普通，不外乎是在收款机服务客人（一台机器就能轻易取代我），上面有明确交代要做到哪些事。试用期结束后，我的绩效考评写我「服务客人时应该更阳光、更开心。」看来他们不只要我做机器可以做得一样好的工作，还要我装出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
午餐时间店里十分繁忙，时间过得相对快，这时值班还可以忍受。如果是星期日下午值班，学生活动中心根本没半个人，这时值班就很要命。上面要求我们不得无所事事，就算店里空无一人也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坐在柜台读杂志，反之，经理指定毫无意义的工作给我们做，象是巡视整间店，检查东西有没有过期（但因为周转率，我们知道事实就是还没过期），或是重新摆好本来就已经整整齐齐的架上产品。
这份工作最糟糕的就是动不到脑袋，所以会有很多时间思考。结果我拼了命在想我的工作有多狗屁，一台机器可以怎么取代我，在想我多有盼望全面实施共产主义，无止尽地把一个体系的出路形诸理论。这个体系里有好几百万的人类必须一辈子做那种工作才能活下去。我不由自主地设想这份工作把我害得有多惨。
将年轻的心智送去上大学，让它初次见识整个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可能性，接着，叫它别想了，去把已经整齐的货架摆整齐，这样派翠克的经历理所当然会出现。当今家长觉得年轻的心智应该有这种经验。然而，派翠克在这样的磨练里，确切来说该学些什么？
底下是另一个例子：
布兰登：我在麻州一所小型学院接受高中历史老师的培训。不久前开始在学生食堂工作。
第一天上班，同事跟我说：「这工作一半是让东西看起来干净，另一半是装忙。」
头几个月，主管要我「监控」内间。我会清理自助餐槽、补甜点，客人离开时把桌子擦干净。房间不大，以三十分钟为一单位，我通常只要花五分钟就能做完全部工作。结果我还有空读完许多指定读物。
然而，有时当班的主管没那么通情达理，我就得用眼角余光不时确认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我都是一副有在做事的样子。根本没那么多事好做，我不懂工作描述为什么就是不能写清楚——如果我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装忙，我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把书读完而且清完桌面。
但效率当然不是重点。其实，若只是在讲教给学生高效的工作习惯，最好的作法就是教他们去做作业。毕竟学校派的作业怎么说都是货真价实的工作，只差在没有钱拿（但如果你有领奖学金或零用金，那其实你读书是有酬劳的）。事实上，倘若派翠克和布兰登没有被迫接受「真实世界」的差事，而是投入其他活动，那么就连课堂作业都会比他们后来不得不做、闲冗居多的项目更实在。学校功课有实在的内容。学生必须出席、完成指定阅读、写作业或报告，成果会被评断。然而那些权威——双亲、教师、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全都冒出一种感觉，亦即在课堂作业之外，他们必须把真实世界的状况教给学生，实务考量令学校功课显得不足，太看重结果了。只要能通过考试，想怎么唸书都行。好学生要学习自律，但学习自律跟学习听令行事可不一样。同理，学生不打工时可从事的项目和活动也一样。不论是排演剧本、玩乐团、参与政治行动、烤饼干，或者种大麻卖同侪：对于自僱的成人甚或很大程度能自主的专业人士（医生、律师、建筑师等）所组成的社会，上述项目和活动都是恰如其分的训练，毕竟大学的立意本就是造出这样的人，甚至派翠克遐想的全面实施共产主义也能受用，因为它的主旨就是培训年轻人以民主的方式组织成集体。然而，正如布兰登点出的，学校的训练大半无助于为今日益发废冗化的职场作准备：
布兰登：这些学生打工的差事，多半都要我们做某些狗屁任务，象是扫描证件、监控空无一人的房间，或清理已经清干净的桌面。每个人都默不作声，因为我们一边温书还有钱拿；但话说回来，干脆把工作自动化或免去那些工作，直接把钱给学生，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不大熟悉这整套体系怎么运作，不过这种工作很多都是联邦出的钱，牵连我们的学贷。这是整个联邦体系的一环，立意就是让学生背上一大笔债——学贷出了名的难还清，这就保证未来能迫使他们做牛做马——伴随一套狗屁的教育纲领，处处迎合我们未来的狗屁工作而培训我们。
布兰登的论点有一定的道理，后续的章节里，我还会回头谈他的分析，但此处我想聚焦在被迫做这些闲冗工作的学生，到底从中学到什么——他们学到的课题，从学生所操心、追求的、比较传统的事情中，象是为考试而学习、筹备派对等等，是学不到的。单从布兰登和派翠克的说词（我还可以轻易引述其他人）研判，我认为可以归结出，学生从这些工作学到至少五件事：
1．如何在其他人直接监督下作业；
2．无事待办的时候，如何假装工作；
3．人不是因为做真心乐在其中的事情而获得酬劳，再怎么有用或重要都一样；
4．人是因为做毫无用处或毫不重要，而且没人会乐在其中的事情而获得酬劳；此外，
5．固然拿钱执行不乐意做的任务，也要装出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至少必须跟公众互动的工作是如此。
布兰登谈到学生受僱去做闲冗是「培训」学生做未来狗屁工作的方式之一，就是这个意思。他唸书是为了当高中历史老师，固然任重道远，但如同美国所有教育岗位，高中历史老师也难逃教学与备课的时数占比下滑，反之投入行政任务的总时数激增的趋势。这就是布兰登提出的看法：愈来愈多需要大专学历的工作沦于狗屁，大专生承受愈来愈重的压力，要他们去熟悉真实世界。把时间投注于自我组织、目标导向的活动愈来愈少，大专生得多花时间去做为未来职涯中比较不用大脑的面向预作准备的事务。
注76：当我向鲁弗斯问起他父亲的动机，他或多或少核实了：他说他父亲也受不了公司，觉得自己大致也在做狗屁工作，只是想要儿子履历上有东西可放。但我还是有个问题：既然都当到副总了，为什么不说个谎就好。
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基础假定，似乎多半不正确，为什么？
发明家目睹大脑创造的东西一步一步实现……所感受到的那种情绪让男人忘记吃饭、睡觉、朋友、爱情、一切。这种流经人心的狂喜，无与伦比。
——尼克莱．特斯拉（Nikola Tesla） |
如果前一节的主张无误，你或许会把艾瑞克的问题归结为：他还没准备好面对现代职场的无谓。旧式教育体系遗风尚存，其设计是培训学生扎实做事，经此洗礼的艾瑞克抱持着错谬的期望，一开始还为无法克服的幻灭而震惊。
这说得通，但我不认为这就是故事的全貌，其中还有更深刻的东西在作用。勉强可说艾瑞克不寻常地没准备好忍耐第一份工作的无意义，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人们该忍耐那样的无意义——尽管另一项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经过某种训练，会假定人们发现自己酬劳优渥又不用工作的时候，都应该喜上眉梢。
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不妨从以下提问着手：为什么我们假定拿钱不用做事的人应该自觉幸运。支持这个假定的人性理论，基础何在？经济学理论把这类想法塑造成一门学问，不往经济学探询说不过去。根据古典经济理论的假定，成本和利益的计算凌驾于其他考量，驱动着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或所谓「从经济面考量事情的人」。这门学科做的每一种预测，背后的人类模型都是经济人。经济学者用来迷惑客户或民众的每一条数学方程式，都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假设上：若人们不受干预，只依自己的盘算，那每个人都会选择花费的资源和精力最低、且最能满足他欲望的行动路径。是这条公式的简洁让等式得以成立：要是承认人类有复杂的动机，就得考虑太多因素，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衡量权重，也就没办法作预测。因此，经济学者会说，谁都知道人类不见得是自私、不断计算的机器，但若作这样的假设，就有可能解释很大一部分的人类行为，这一部分就是经济科学的课题——但也仅限于此。
至此，这条陈述尚称合理。问题在于，这个假设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显然站不住脚，而其中一些不巧就落在我们常说的「经济」领域内。倘若「极小极大」（成本极小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没错，处境类似艾瑞克的人会开心极了。他领大钱，资源和能量却堪称零支出——支出不外乎公交车票，加上走路到办公室、接几通电话消耗的卡路里。然而处境类似艾瑞克的人会不会不快乐，不受其他任何因素（阶级、期望、人格等）决定——不管是谁，在那样的处境下大概都会不开心。其他因素其实只影响他们会有多么不开心。
我们关于工作的公共论述，一开始都假定经济学者的模型是正确的。人不逼就不会工作。怕穷人真的挨饿，要发救济品，一定要极尽羞辱，极尽繁琐之能事，不然他们会依赖救济，没有找正当工作的诱因了。注77这种作法背后的假设是：能选择的话，人人都想当寄生虫。
其实，现有的大小证据都指出上述假设并非事实。只要是人，多半都会怨恨过量或猥琐的工作，鲜少会心甘情愿照「科学管理人」从一九二○年代以来认定的速度或强度做事；此外，人们也格外厌恶被羞辱。不过，若让他们自己决定，无从指望有用的事情可做，会更让人忿恨。
支持上段的经验证据汗牛充栋，我只挑几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中乐透成了百万富翁，还是很少会辞头路（辞掉的话，通常不久就会后悔）。注78有些监狱供应受刑人免费食宿，受刑人也不尽然需要做事，即使如此，不准他们在监狱洗衣间熨衣服，不准他们清监狱健身间的茅坑，不准他们在监狱工作间替微软包装计算机，都是一种惩罚的形式。即便工作没钱赚，或者囚犯有其他收入管道，这样的惩罚也是有效的。注79社会造就的人当中，行事最不具利他倾向的都在这了，然而对他们来说，至为严苛、报酬微薄的劳动类型，竟然也比整天坐在电视机前面来得好。
一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点出的，监狱劳作的救赎面向，在于至少人们认为那些劳作是有用的——固然不是对囚犯本人有用。
说真的，监狱体系正向的副作用寥寥可数，其中之一是提供我们信息：处在被剥夺殆尽的情境下会发生什么事、人会做出什么事。藉此，我们得以领会有关「身为人类的意义」的基本真理。再说另一个例子。如今我们知道，将囚犯连续关在单人囚室超过六个月，会造成有形的、可观察到的脑伤。人类不只是社会动物，社会更是其根深蒂固的趋向；如果切断一个人跟其他人类的关系，生理机能也终将衰退。
能否用相同的考量看待工作实验，我持怀疑态度。人类也许能、也许不能脱离规律的、朝九晚五的劳动纪律——在我看来，诸多证据显示人类还乐此不疲——但就连积重难返的罪犯通常也认为，只枯坐着、啥也不做的前景更糟。
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秉性有多么深植人类的心理？我们有理由相信：真的非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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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一年，德国心理学家谷鲁司（Karl Groos）就发现，当婴儿首次明白自己能在世界中造成可预测的效果时，会乐不可支；效果是什么、能否认为这个效果对婴儿有好处，大抵都无关紧要。好比说，婴儿发现自己随意动动臂膀，铅笔会随之移动，继而了解到再以同样的模式动一次，即可缔造相同的效果。那么，婴儿就会绽放十足的喜悦。谷鲁司造了一个词「操之在己的快感」，倡言这就是「玩」的基础。他认为，玩就是单纯为了运用权力而运用之。
对于进一步理解人类动机的通则，谷鲁司的发现影响深远。在谷鲁司之前，西方的政治哲学家（以及其后的经济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大多倾向假定人类仅是出于固有的征服和支配欲望，不然就是为了保证能取得温饱、安全或成功繁衍所需的资源，才追求权力。其实，尼采所谓「权力意志」背后可能有着更单纯的事物。这是谷鲁司的发现所指出的，迄今得到一个世纪以来的实验证据所核实。很大程度上，儿童是先了解到刚刚促成某事发生的是「他」，才逐渐明白自己存在，了解到自己是跟身边事物截然不同的一员。如何证明？他们能让某事再次发生，这个事实就是证明。注80打从出娘胎开始，此般领悟就洋溢喜悦之情，浸染后续所有人类经验的基底，这也是很重要的。注81全心全意做一件事常会浑然忘我，不论是赛跑还是解决复杂的逻辑问题，特别是我们知道怎么把那件事做得出色的时候更是如此。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很难想见我们对自我的感知（sense of self）竟根植于行动。即使一件事做到物我一体的地步，仍旧离不开奠基的「操之在己的快感」。它简直像存有的根柢，只是没有被明确道出而已。
谷鲁司本人感兴趣的首先是探问：为什么人类会玩游戏，而且即使在游戏本身的界限之外输赢都没差，他们还是会对游戏的结果意气用事。他认为，创造想象世界只是他的核心原则的一种延伸。或许是如此。不过，比起健全发展的意涵，此处我们毋宁更关心发展非常不对劲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事实是，实验也显示，若先让孩子发掘并经验到他能促成某种效果的喜悦，再突然横加剥夺，结果会很戏剧化：起初暴怒，拒绝参与，然后是某种僵直蔓延全身，对世界全然麻木。精神科医师兼精神分析师布劳谢克（Francis Broucek）称之为「徒劳无功的创伤」，并怀疑这类创伤经验可能是人生稍后许多心智健康状况背后的根源。注82果真如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身陷一份工作有可能毁掉一个人。在这份工作上，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就好像僱用你有用处，而你必须配合，装出僱用你有用处的样子，但同时又深深察觉到僱用你其实没有用处。不仅一个人器重自己的感受遭到攻击，「你到底算不算得上是一个自我」这份感知的根基都遭到直接的攻击。无法在世上造成有意义影响的人，就不再存在。
注77：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福利国家跟大多数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一样，构筑时的想法就是反对有必要强迫穷人劳动的原则。从一九七○年代开始，几乎到处都在改变这样的情况。
注78：从一九七○年代开始，调查规律地显示：百分之七十四到百分之八十的工作者宣称，如果他们中彩券或偶然得到类似的意外之财，他们会继续工作。这方面的第一个研究是Morse and Weiss（1966），但之后又被多次覆核。
注79：这个主题的经典出处：Robert D. Atkinson. 2002. “Prison Labor: It’s More than Breaking Rocks.” Policy Report, Washington, DC, 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虽然我引用这份研究，但我绝无支持其政策结论之意。其政策结论是应该让监狱劳动力大致可为产业界所用。
注80：而且，要紧的是，他们尽可轻易不这样做。因此谷鲁司将伴随而来的喜悦定义为自由的感受。
注81：所以，举个例子，另一位精神分析学者克莱恩（G. A. Klein）写道：「当婴儿开始把握物件，坐起身，尝试步行，他就展开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感知，即他自己就是这些成就发生的处所与起源。当这个孩子进而感受到改变乃是源自他自己，他开始有一种做自己的感知。他自己不只生理方面，连心理也是个自主的单位（1976: 275）。
Francis Broucek, “The Sense of Self,”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41 (1977): 86，觉得上述还推得不够远：「有能力成事的感知（sense of efficacy）位居初级自我感的核心，而且不是某种已经定型的自我的属性。这个有能力成事的初级感受，正是精神分析文献指称的婴儿期全能感——一种有能力成事的感知，其限度尚未被领略……效果圆满地符应了意图，连结着成效带来的愉快，由此茁生出初级自我感。」一个人的存在，离不开对周遭世界（包括他人）造成影响的自由，至于造成什么影响，起初无关紧要。可见，知道这件事，就有一种根本的喜悦在其中。
注82：Francis Broucek, “Efficacy in Infancy: A Review of Some Experimental Studies and Their Possible Implications to Clin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60 (January 1, 1979): 314。「这类创伤导致内在跟环境全然分离，可能预示着后来的思觉失调、抑郁、自恋或恐慌的行为，取决于未能造成影响或期望落空的经验之频率、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这类创伤发生时的年龄，以及在创伤前已建立多少奠基于成事经验的自我感。」
简短的题外话：谈闲冗的历史，尤其「买别人的时间」这个概念
老板：你怎么没在做事？
员工：没事做。
老板：喔，那你该假装你在工作。
员工：嘿，不然这样吧。你领得比我多，你为什么不装成我在工作的样子？
——比尔．希克斯（Bill Hicks）的搞笑桥段 |
从「操之在己的快感」理论中，谷鲁司发想出一套「玩其实是在假装」的理论；他提出，人类发明游戏和各种消遣，跟婴儿为自己移动铅笔的能力而乐在其中，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们希望运用自己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即使情境是虚构的也不会打折扣；非但不会打折扣，还增添了精心布局的层次。自由的精义就在其中。在此，谷鲁司回溯浪漫主义的德国哲学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想法：席勒主张，对创造艺术的欲望正彰显了对游戏的冲动，而游戏也是单纯为了自由而运用自由。注83只是因为有能力编造事物，我们就把事物编造出来。这样的能力就是自由。
但话又说回来，学生打工族如派翠克和布兰登，恰恰是为了工作要假装的那一面而义愤填膺。做领工资的差事，主管还样样都要管，平心而论，不管是谁都会发现这样的差事最恼人的一面就是假装。工作要有某个目的，或说应该要有个目的。被迫假装单纯为了工作的目的而工作，是在羞辱人，因为人们会把这种要求当成单纯为了施展权力而施展权力（一点都没错）。如果假装游戏是人类自由最纯粹的表现，那由他人支使的假装工作，就是欠缺自由最纯粹的表现。无怪乎下述想法最早的历史迹证都指向一些不自由的人，亦即囚犯和奴隶：即使无事可做，某些类别的人也该随时工作；即使闲得发慌，也须发想工作填满他们的时间。睽诸历史，囚犯和奴隶这两个类别多所重叠。注84我不知道有谁真的尝试过写一部假装工作的历史，探究「怠惰」何时开始被当成一个问题，甚至是一种原罪。这件事想来很有意思，却几乎不可能实现。注85现有的证据都指出，令派翠克和布兰登怨声连连的假装工作，即现代样貌的假装工作，在历史上是一个新的现象。一部分原因是，曾经存在这世上的人，大都认定正常的人类工作模式是剧烈喷发能量、接着放松，再慢慢加速，直到另一个密集阶段，如此周而复始。农耕就是这么一回事：播种和收割时全体动员，其余时候则是占据一整季的照料和修缮器物、小项目、做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就连日常事务或一些像盖房子、筹备节庆等等的计划，通常也八九不离十是这个模式。换句话说，从漫不经心的学习一步步到考前把书本生吞活剥，接着再次懈怠，这种传统学生模式——我常说是「间歇性歇斯底里」——是司空见惯的。如果没人逼他改变方式，人类总是倾向如此处理非做不可的事务。注86有些学生还会在这个模式上加码，演出夸张到滑稽的版本。注87但好学生不然，他们会想出办法把节奏调整得不忙不乱。若让人自行定夺，人们就会采上述模式，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强迫他们改变方式就有指望造就更佳的效率或生产力。改变往往适得其反。
有些事务明显更高潮迭起；密集激烈的暴起和相对的蛰伏之间，落差更大。这向来都是如此。采集蔬菜固然要断续用神，但狩猎动物还是更不容松懈。盖房子比打扫房子更需要一夫当关的气力。这些例子隐含的意思是，在多数人类社会里，男人多半想尝试独占最刺激、高潮迭起的工作类型，也时常如愿——举例来说，他们放火把森林夷为平地，在上头辟田耕种；又如他们把比较单调、耗时的事务（诸如除草）交给女人去做。或许可以说，男人总是揽走那种之后会有故事可说的工作，至于边做会边说故事的工作，他们就指派给女人做。注88社会愈父权，男人愈有权力支配女人，也愈容易发展成上述状况。一个群体处在权力无庸置疑凌驾其他群体的地位，同样的模式更容易再制，罕有例外。封建领主还工作的时候是战士注89，生活多半在彪炳战功和几乎全面的赋闲和蛰伏间交替。农奴和仆役则奉命要稳定干活，即便如此，他们的工作时程也远不若当今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那样规律。典型的中世纪农奴不论男女，不论年分，从日出工作到日落约莫二十到三十天，其他日子只工作区区几小时，庆典期间完全不工作，而庆典的日子还不少呢。
工作能维持这么不规律，主要原因是多半无人监督。不只中世纪封建制度如此，不论何处，大部分劳动的安排也是如此，直到相对晚近的时期才改观。就连那些极度不平等的劳动安排，也适用此理。只要位居底层的人产出能达标，位居上层的人还真不觉得他们必须去多花力气了解东西是怎么产出的。再一次地，性别关系也明确展现了这样的逻辑。社会愈父权，男女专擅的领域区隔愈分明；结果，女人一旦消失，会知晓女人工作的男人愈少，当然也愈没能力执行女人的工作（对比之下，女人通常对男人的工作包含哪些事情所知甚深，要是男人因某些原因不在了，通常女人都能无缝衔接——那么多过往的社会有大比例男性人口奔赴长年的战争或贸易，却不会造成任何显著干扰，原因就在此）。父权社会中的女人就算被监督，也是被其他女人监督。好，女人监督女人时常牵涉一个想法，亦即女人跟男人不同，应该时时刻刻找事做，别闲下来。还在波兰的时候，我曾祖母常警告女儿「手指一停下，就是在为魔鬼织毛衣」。不过这种传统的三令五申，跟现代的「有空耍废，不如做点正事」其实很不一样，因为言下之意不是你应该工作，而是你不应该做其他事情。归根结底，我曾祖母要说的是，波兰犹太区的青少女不编织的时候，恐怕只会惹上麻烦。十九世纪美国南方或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业主，不时会发出类似的警告：还是让奴隶有事忙，瞎忙也无妨，总比让他们在淡季闲晃来得好。理由永远只有一个：一旦奴隶有自己能支配的时间，一定会密谋逃跑或叛乱。
「你的时间现在归我，我付钱不是让你悠哉的」，这句话当中的现代道德就截然不同。一个人自觉被洗劫，颜面扫地，才会讲出这样的话。工作者的时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属于买下时间的人。只要员工没有在工作，她就是在偷某种东西，而僱主为了那样东西付了一大笔钱（或姑且说是承诺要在一周结束时付一大笔钱）。根据这套道德逻辑，怠惰不是危险；怠惰是偷窃。
再三强调这点也不为过，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竟然能归另一人所有，这想法其实很不寻常。曾经存在过的人类社会，多半没能孕育出这种作法。芬雷（Moses Finley）这位伟大的古典学者指出：如果古希腊或罗马人看到一个陶匠，那么买下它的陶器是他能想象的，买下陶匠本人也是他能想象的（奴隶制度盛行于古代世界）。可是买下陶匠的时间，这个想法却会让他大感不解。依照芬雷的看法，这类想法势必牵涉两项概念的跳跃，就连思虑最缜密的罗马法理论家都会感到棘手。首先，要能把陶匠的工作能力，他的「劳动力」，当成是一样跟陶匠本人有别的事物；其次，要发展出某种方式把那样的能力「注入」规格齐一的时间容器中——时、日、轮班——这样才能用现金购买。注90对一般雅典人或罗马人来说，这样的观念恐怕太怪，是外邦作法，甚至太过神祕。时间怎么有办法买？时间是抽象的！注91他所能想见最接近的观念，大抵是把陶匠当奴隶，并租用一段有限的时间，譬如一天；期间陶匠就跟其他奴隶一样，主人要他做什么，他就必须去做。但正因为这个理由，他多半会发现，不可能找到愿意投入这种安排的陶匠。去做奴隶，被迫放弃自由意志，变成别人的区区工具，就算只是暂时，当时的人还是认为这是人类所能遭受最屈辱的际遇了。注92结果，我们在古代世界遇到的工资劳动的例子，已是奴隶之身的人占绝大多数。譬如，奴隶陶匠未尝不可跟主人讲好，让他去制陶厂工作，一半工资送交主人，自己留下另一半。注93奴隶有时会做自由契约工作，譬如在码头搬行李；但自由的男人和女人不会这么做。像中世纪的工资劳动，常见于通商口岸诸如威尼斯（Venice）、马六甲（Malacca）或桑给巴尔（Zanzibar），由不自由的劳动者执行，很少有例外。注94这样的旧惯一直维持到相当晚近的时期。
今天，民主国家的自由公民按上段所述的方式出租自己，而一个老板因为员工在「老板的」时间里没有时时刻刻工作而生气，这些都被当成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我们是怎么走到这种境况的？
首先，一般人对时间到底是什么的概念势必有所转变。天体总是依照确切又可预测的规律运行，透过观测天象，人类很早就熟知绝对或恒星时间的概念。然而，天空通常被当成至善的领域。一般人认为牧师或僧侣或可按照天体时间过日子，但俗世生活则紊乱得多。苍天之下，行事没有绝对的准绳。我讲一个好懂的例子：假定日出到日落一共分成十二个小时，而你不知道某人旅行的季节，那么对他说某地是步行三小时的距离，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冬季的一小时只有夏季的一半长。我在马达加斯加生活的时候，发现乡下人（鲜少用时钟）还是常常用老派的方式描述距离，他们会说走路去另一个村庄要煮两锅饭那么久。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也会用类似的方式，说某事要「三遍主祷文」或连煎两颗蛋那么久。这类说法十分普遍。在没有时钟的地方，人们以行动衡量时间，而不是以时间衡量行动。人类学者伊凡普理查（Edward Evans Evans-Pritchard）对这个主题发表过一段经典的陈述，他谈的是努尔人（Nuer），东非的放牧族群：
努尔人没有等同于我们语言里「时间」的说法，所以他们没办法像我们这样，把时间当成某种实际的东西谈论。对我们来说，时间流逝，时间可以被浪费，可以被节省，诸如此类。但努尔人主要是以活动本身为参考点，而他们的活动一般来说闲散不拘。因此，我不认为努尔人体验过赶在时限内、或必须根据时间抽象的流逝来协调活动的感觉。事件遵循逻辑的次序，但不受某个抽象体系控制，没有一个自主的参考点，活动不需要准确地服膺参考点。努尔人是幸运的。注95时间不是拿来度量工作的绳墨，因为工作就是度量本身。
英国史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写过一篇杰出的专论，探讨现代时间感的起源，发表于一九六七年，篇名是〈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注96文中指出：道德和科技的变革同步发生，相互促进。到了十四世纪时，大多数欧洲城镇都已经建起钟楼了——通常是由地方商会出资与游说。同样是这些商人养成在书桌上摆设人类头骨的习惯，意思是「勿忘人终有一死」（memento mori），钟每敲一下，离死亡就又近了一小时，提醒自己要善用时间。注97家用时钟以及怀表的传播扩散，则花了更长的时间，大抵跟一七○○年代末期开始的工业革命的进程重合。随着工业革命开展，类似商人的态度得以在更普遍的中间阶级传开。恒星时间，天上的绝对时间，不得不降到地上，就连最亲密日常事务都开始受其规制。然而时间同时也是固定的绳墨，是一种所有物，这样的感知促使每个人像中世纪商人那样看待时间，把时间当成有限的财产，量入为出审慎运用，彷彿金钱。还没完呢，新科技也让人能将任何人在世上的定额时间切分成统一的单位，论单位买卖，换取金钱。
时间成了金钱，才有可能说出「花时间」而不只是「渡过」时间，才有可能浪费时间、杀时间、省时间、损失时间、跟时间赛跑，诸如此类。不久，清教徒、卫理派和福音派的传道人开始指引他们的羊群「善用时间」（husbandry of time）的方法，倡言道德的精义就体现在审慎规划时间。工厂开始装设打卡钟，要求工人上下班都要打卡。以前是慈善学校立意教导穷人纪律和守时，如今在公共学校体系里，来自所有社会阶级的学生一听见每个小时的钟响就要起身，从一间教室移到另一间教室。这样的安排，就是设计来把孩子训练成工厂僱佣劳动力的后备血轮。注98现代的工作纪律和资本家的监督技术也有来历：最初在商船和殖民地的奴隶种植园里发展出来的全时控制形式，被资本家用在殖民国国内的穷困工人阶级身上。注99然而，这些控制形式是因为有新的时间概念，才有可能施行。此处我想强调的是，这段过程既是一场科技变革，也是一次道德改观。变革与改观的成因通常归于新教思想，新教思想也肯定牵涉其中；但若有人主张喀尔文派煞有其事的苦行形式只是新的时间感浮夸过头的版本，那同样说得通。新的时间感以各种方式，重塑了基督教世界中间阶级的感知方式。结果，在十八世纪走向十九世纪的过程中，从英格兰开始，旧时间歇的工作风格愈来愈被时人视为是某种社会问题。中间阶级逐渐认为，穷人就是缺乏时间纪律才会是穷人；他们浪掷光阴那副浑不在乎的模样，就跟他们把钱赌光时如出一辙。
同时，工人也采用相同的语言对压迫的工作条件发起抗争。许多早期的工厂不准工人带自己的钟表，原因是业主会对工厂的时钟动手脚。岂料工人不久后就跟僱主计较时薪，要求固定工时的合约，加班费、一倍半加班费、十二小时工作日，继而是八小时工作日。衡诸当时的局势，固然可以理解要求「自由时间」，但这个行动本身滴水穿石地加强了工人是「做钟点」的观念；他的时间不折不扣地属于买下他的时间的那个人——这概念会让工人的曾祖父觉得不合常理、欺人太甚。老实说，曾经存在这世界上的人，多半都跟这位曾祖父有同样的想法。
注83：我写出来的当然是席勒的哲学经过极度简化后的版本。
注84：从法律方面来说，大部分蓄奴社会都是在法律上虚构「奴隶是战争造成的囚犯」，以为制度开脱。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许多奴隶都是从军事行动掳获的。罗马的种植园使唤了第一批链锁群犯，这批人因为不服从或意图逃跑，被下放种植园的ergastulum，即监狱。
注85：当然有作品探讨过中国、印度、古典世界的道德家及其对工作和怠惰的概念——例如罗马人对otium〔闲暇〕和negotium〔日常事务〕做的区分——不过我这里谈的是实作的问题，譬如什么时候、在哪里，就连无用的工作在人们眼中都比完全不工作更可取。
注86：写到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织布工时，汤普森告诉我们：「只要是人自己控制自己的工作活动，工作的模式总是密集劳动和怠惰的规律轮替。（今日一些自僱者——艺术家、作家、小农，或许也包括学生——仍延续这套模式，还招致这不是『自然的』人类工作节律之议。）根据传统，星期一或星期二，手织工边做边缓缓吟道『时间还～够，时间还～够』，到了周四和周五，『还有一～天，还有一～天』」（1967:73）。
注87：我还在唸高中的时候，最酷的学生之间有一种阳刚较劲的游戏。考试前，他们会吹嘘自己事前没有不眠不休地抱佛脚，长达多少小时：三十六、四十八，甚至六十小时。阳刚之处在于，如此吹嘘意味这样的学生把心思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事前才完全没有用功。我马上想通了：如果人把自己消减成不思不想的活尸，那额外用功多少小时都不会有实际的帮助。我怀疑这是我现在身为教授的原因之一。
注88：狩猎与采集的对立再次成为堪为典范的例子。照顾孩童可能是最戏剧化的例外：这多半是女人家的事，却不断生成故事。
注89：此处我忽略营运其物业的经营管理功能，不过当时是否把这种事情视为劳动，未有定论。我猜想不算。
注90：从历史来说，僱佣劳动是一个晚近的、十分复杂的制度。僱佣劳动这个观念包含两种不同的概念步骤。第一，它需要把人类的劳动从其个人及其工作中抽象出来。你跟古代的工匠买东西，并没有买工匠的劳动，而是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工匠在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的工作条件下生产的。然而，当你采购一种叫作「劳动力」的抽象事物，是采购者决定要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之（而且通常是他消费该劳动力之后才支付报酬），而不是由劳动力的「所有人」决定。第二，为了支付，僱佣劳动体系必须建立一种衡量人们所购买的劳动的方法。作法通常是引入第二种抽象事物，即劳动时间。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65–66：「就社会面而非智识面来说，我们不该低估这两道概念步骤的份量，就连罗马法学家都感到困难。」
注91：早起的基督徒会被彻底冒犯，因为时间确切来说只属于上帝。
注92：不过，荷马笔下的thes，或短期农业僱工，命运其实比奴隶还惨。短期农业僱工也以正文所述的方式出租自己，但奴隶至少是一体面家户的成员（Odyssey 11.489–91）。
注93：这条规则唯一显著的例外，是民主政体的自由公民经常愿意暂时受政府聘用，从事公共事务：不过这是因为人们把政府看成一个集体，该公民也是成员之一，归根结底可以当成是为自己工作。
注94：参阅David Graeber, “Turning Modes of Production Inside Out: Or, Why Capitalism Is a Transformation of Slavery (Short Version),”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6, no. 1 (March 2006): 61–81.。
注95：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e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103. Maurice Bloch, in Anthropology and the Cognitive Challe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80–94主张伊凡普理查言过其实。若说伊凡普理查真的作出跟有时归到他头上的主张同等基进的论证，那布洛赫（Maurice Bloch）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不认为伊凡普理查真的作过那样的主张。无论如何，反论主要是跟历史时间的感知有关，跟日复一日的活动关联较浅。
注96：E. P. Thompson, “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38 (1967): 56–97.
注97：参阅Jacques LeGoff,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这篇经典的专文将汤普森的洞见拓展到中世纪中期。
注98：设计现代全民教育体系的那些人，对这一切直言不讳，汤普森自己也引用了一些。我记得读到过某人调查美国的僱主，问他们在征才广告上指定工作者必须具备高中学历，到底期望什么。某种水平的读写能力？计算技巧？绝大部分僱主都说不是的，他们发现高中教育并不保证这些事情——他们主要是期望员工会准时到班。话说回来，有趣的是，教育水平愈高，学生愈是自主，古老的断节交替（episodic）模式愈容易重新浮现。
西印度群岛的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Eric Williams, 1966）首先强调后来在工厂用来控制工人的技术，受到种植园的历史所塑造。Marcus Rediker, The Slave Ship: A Human History (London: Penguin, 2004)还加上船只，聚焦于奴隶贸易中活跃的商船是商贸资本时期，另一个实验凡事从合理性考量的工作纪律的主要区域。军用船只也与此有关，尤其军船也时常征用不自由的劳动，许多水手是被「押」上船服务的，并非出于自愿。上述全部都涉及的脉络是，由于缺乏长远的传统，人们不清楚可以或不可以要求受僱者什么事情，监督密切的工作本身有可能依据分秒必争的效率重新安排。反之，比较直接从封建关系茁生的领域，人们还觉得应该遵循传统。
注99：这一切之所以不明显，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思考被制约了。当我们想到「僱佣劳动」的时候，首先是就想到工厂作业，想到工厂作业就想到生产线的工作，由机器设定劳动的速度。其实，向来只有极小比例的僱佣劳动是工厂作业，其中相对小比例才离不开输送带式的生产线。这种错误的概念的效应，我会进一步在第六章交代。
谈时间的道德与自然工作节律的冲突，及其创造的怨恨
不了解这段历史，就不可能理解现代工作的精神暴力。不意外地，这段历史让僱主的道德观跟僱员的常识产生了直接冲突。即使小学教育把工人的时间纪律制约得一板一眼，要求工人不管有没有事做，都要以稳定速度一日工作八小时，但这样的要求在工人看来就是违背一切常识——至于上面指示要做到的、装个样子的闲冗，则让人火冒三丈。注100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滨的意大利餐厅洗碗盘。我是夏季开始时餐厅僱用的三个青少年之一。第一次遇到大批人潮涌入时，我们情不自禁把它当成一场游戏，决心证明我们是有史以来最能干也最威猛的洗碗工。我们宛如一台神速的机器般合作无间，在创纪录的时间内产出一大落一大落白得发亮的碗碟。然后我们稍事休息，彼此邀功，或许停下来抽了根菸或囫囵吞了一条大虾——直到，你猜到了，老板现身，问我们怎么闲着没事干。
「我不在乎现在有没有盘子进来，你的时间就是我的钱！你自己的时间要玩要闹随便你。回去工作！」
「那你要我们做什么？」
「去拿钢丝绒，把踢脚板刷干净。」
「可是我们已经刷完踢脚板了。」
「那就好好再刷一次！」
我们当然学到了一课：如果你是做钟点的，别太有效率。不但没有奖励，老板甚至不会含蓄点个头，表示知道了（我们本来只预期这样）。反之，老板会拿没有意义的瞎忙工作惩罚你。我们还发现，被迫假装工作是彻头彻尾的羞辱——因为不可能假装它除了羞辱之外，还能有其他意思。被迫假装工作就是不折不扣的降格，老板的权力赤裸裸地被运用，目的只是展现它有这权力罢了。我们只是假装刷踢脚板没错，但重点不在那里；假装刷踢脚板的每一刻，我都感觉校园里的恶霸在我们身后幸灾乐祸，只是这一次，法律和习俗的全部力量都站着恶霸那一边。
所以，下一波客人涌入时，我们从容应付，一丝不苟。
§
我们很容易理解员工为什么用「狗屁」来为这类闲冗差事下脚注，我收到的许多证词都长篇细数闲冗产生的怨恨。底下米契的例子或可称为「传统闲冗」，他之前在怀俄明州的牧场帮忙。米契写道，牧场工作繁重但成就感也高，如果幸运跟到好相处的僱主，那通常是在激烈喷发气力跟只是四处闲晃之间愉快地交替。米契没那么走运，他的老板是「非常老又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摩门教会的区域常委」，象是坚持中心德目般，坚持没事可做的时候，闲下来的人就必须花时间「捡石块」。
米契：他把我们载到某处鸟不生蛋的田地，叫我们把石块全部捡起来堆成排。他的说法是，这样做可以把土地清干净，才不会卡住曳引机的附挂作业机。
我当初就说这太废了。我人到之前，那些田都被犁过好多次了，何况日子一久，严冬里的霜涨只会把更多石块推上表层。然而，捡石块可以让我们这些付钱僱来的帮手有事「忙」，教导我们恰当的工作伦理（意思就是服从，这条原则在摩门教教导的思想里地位崇高），如此这般。
好嗷嗷嗷哦。一百平方英呎的泥地，拳头大小或再大些的石块大概有上百块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花了好几个小时在一片田地里捡石块，完全明白再怎么捡都徒劳无功，但还是老老实实，想尽我所能（天知道为什么）。累到腰都快断了。后来老头子回来载我去做别的事，看了我堆成排的石块，不甚满意，宣称我根本没做多少事。简直象是说，只为了干低三下四的活儿这个目的而被叫去做低三下四的活儿不够羞辱人，还要告诉我，说我完全徒手进行、不用手推车或任何其他工具、几个小时的辛苦工作，就是做得不够好。是喔，谢谢指教。还有，根本没人来把我堆到一处的石块运走。从那天起，石块好端端杵在那块田里，就在我本来堆的地方，分毫不差；要是到今天都还堆在那里我也不意外。
到他进棺材为止，我都恨那个老头。
米契的故事点出了宗教的因素，也就是下述想法：在他人的权威下，恭谨服从即便是无意义的工作，是一种道德自我规训，能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这毋庸置疑是新教思想的现代变体。不过，我暂且只想强调：在「怠惰是偷窃别人的时间」这种悖离常理的道德观上，宗教因素简直火上加油。纵然受辱，米契还是不由自主地，把最无谓的差事当成一场要克服的挑战，同时又别无选择、只能奉陪这场始作俑者不是他的假装游戏，并为此发自肺腑地愤怒。毕竟按照游戏规则，他是绝对赢不了的。
被迫毫无目的地工作会摧毁灵魂，但被迫什么事都不做几乎是同等的摧残，某个方面来说还更糟，如同任何一个监狱里的受刑人都宁可整年上镣去做碎石工作，也不愿整年独自盯着墙那般。
有时，非常有钱的人办派对，会聘请人类同胞在草坪上装成雕像。注101某些「真实」工作相去不远，尽管不需要站着一动也不动，却必须撑上更久的时间：
克雷伦斯：我替一家规模大到遍及全球的保全公司工作，担任博物馆警卫。这间博物馆有一间展示厅没有使用，差不多可以说是永久闲置了。我的工作是看守那间空房间，确保博物馆的游客不会碰到……呃，碰到厅内的空无一物，并确保没人纵火。上头禁止一切类型的心智刺激方式，象是书、手机等，才能保持我脑袋清晰不分心。
从来没人经过那间展示厅，我上班就是坐着不动七个半小时，闲得发慌，等火灾警报响起。要是真的响了，我就淡定起身走出去。就这样。
我可以为他的证言背书，因为我也经历过可资类比的情况。在那样的情境下，很难不杵在那里，一边这般计算：「如果我在这里读小说或玩接龙，到底会晚多少才留意到火灾？两秒？三秒？我还先假定我其实不会更快看到——毕竟我的心智不像现在这样被无聊捣成汁，实质停止运作了。就算假设是三秒钟，那单单为了消除这假设出来的三秒间隔，已经从我这里拿走多少秒的生命了？一起算算看吧（反正我手上有大把时间）：一轮班两万七千秒，一周十三万五千秒，一个月三百三十七万五千秒。」除非上层的某人垂怜，给他们点别的事做，否则不管是谁被指派这种全然空洞的劳动，鲜少能撑过一年。例子看多了。
克雷伦斯待了六个月（约莫两千万秒钟）。他后来做的工作薪水只有一半，但提供了至少一丝丝的心智刺激。
上面显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不过我们已经对「你的时间就是我的钱」这种道德观太习以为常，多数人学会的是从餐厅业主的观点看世界，积习之深，让公众成员都理所当然以公务员的老板自居。别说泡茶聊天，如果公务员做事漫不经心、慢条斯理，老百姓都会愤愤不平的。有个叫温蒂的，把她最无谓的几份工作写成长长的历史寄给我。当中她反省到，是因为业主无法接受该公司真的怕需要的时候没有人，才付钱给人随时待命：
温蒂：例一：我在一家小型贸易杂志做接待，在坐着等电话铃响的时候，常会被人交付任务。很合理——不过任务几乎清一色的狗屁。其中一个我这辈子都会记得：广告业务那边的某人到我桌边，倒出几千只回形针在我桌上，要我按照颜色分类。我以为她在开玩笑，但她是认真的。我把那些回形针都分类了，但就我所见，她后来没注意过回形针的颜色，拿了就用。
例二：我祖母独力在纽约市的一幢公寓住到九十几岁了。不过她确实需要帮忙，于是我们僱用一个亲切的女人跟她一起生活，顾着她别出事。照理讲，我们僱她只是怕祖母跌倒或需要帮忙，另外就是帮她采买、洗衣服。如果一切平安，她大抵没事可做。但我祖母就抓狂了。「她来就只坐着！」祖母这样抱怨。我们解释说我们的用意也只是如此。
我们问女人是否介意没事的时候把橱柜整顿一下，给我祖母留点面子。她说没问题。但公寓那么小，衣柜和斗柜一下子就整理好了，又没事情可做了。又一次，我祖母因为她只坐着而抓狂。折腾几次后，那个女人不干了。她辞职时，我母亲对她说：「为什么？我母亲气色很好啊！」那女人回得妙：「是啊，她气色好。但我已经掉了十五磅，还掉发。我再也受不了了。」工作不狗屁，不过创造那么多狗屁瞎忙的事情，做表面功夫，这样的需求根本不把她当人看。我认为替长辈工作的人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顾小孩也会遇到，只是问题的样态截然不同）。不只如此。只要你认出其中的逻辑，就很容易了解各式各样的工作、职涯，甚至产业都可能逐渐服从这套逻辑。才不久前，这套逻辑走到哪都让人觉得光怪陆离，但它也散播到全世界了。例如年轻的埃及工程师拉马丹，他在开罗的公营事业工作：
拉马丹：我从敝国顶尖工程学校之一的电子元件与通讯学系毕业，选了一门繁杂的主修，所有学生都满心期待做研究和发展新科技的职涯。
嗯，至少我们学的东西让我们这样想，只可惜事与愿违。毕业后，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民营化的政府公司做控制与HVAC（暖气、通风和空调）工程师。这才发现，我不是以工程师的身分受僱，事实上更接近某种技术官僚。我们做的全都是文书工作，检核清单和表格勾好填满，而且没有人真的关心文书有没有妥善归档。
正式职位描述如下：「领导工程师和技师团队，执行预防维修和紧急维修作业，以及打造新的控制工程系统，实现最大效率。」实际上，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每天简短检查系统效能，然后发出例行文书和维修报告。
简言之，这家公司其实只需要一组工程师每天早上来检查空调有没有运转，然后这组人就在四周闲晃，以防突发状况。管理阶层当然没办法承认实情。只要某个对流散热器故障时，拉马丹和他的组员有立刻准备好着手修复，那他们整天围坐玩牌也无不可，甚或——谁知道？——搞几样他们大学时代勾勒的那些发明。实则不然，这家公司发明无止尽的表单阵法、演习和打勾仪式，算过后好让他们能一天忙八个小时之久。所幸公司职员里没有人有心检查他们是否如实照办，因此拉马丹逐渐弄清楚哪些繁文缛节必须完成，哪些就算忽略也没有人会注意。省下来的时间，他泡在愈来愈感兴趣的电影和文学里。
然而，这个过程让他备感空虚：
拉马丹：以我的经验来说，每个工作日都必须去上我觉得毫无意义的班，让我心累又沮丧。慢慢地，我逐渐对工作失去兴趣，开始看电影、读小说来填满空洞的轮班。现在我变本加厉，每个轮班都离开办公处所好几个小时，也没人注意到。
再一次地，结果纵然令人恼怒，却还不算无可救药的差，尤其当拉马丹想出钻漏洞的办法之后。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不能把整件事想成把卖给企业的时间偷回来而已？装装样子和欠缺目的，为什么会把他消磨殆尽？
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开头的同一个问题，不过推进至此，找寻答案的我们已经准备得更周延了。若说监督严密的工资劳动差事最让人恨之入骨的一面，是必须假装做事、取悦吝啬的老板，那么拉马丹（和艾瑞克）的工作究其本质，也是根据相同的原则安排的。我的经验是不得不花好几个钟头（漫长得就像有几个小时）拿钢丝绒刷洗一尘不染的踢脚板，但两位的工作或许比我的宜人万倍。这类工作多半不是付时薪工资，而是固定薪资，也许连个颐指气使的实质老板都没有——其实常常没有。无论如何，说到底，会需要去玩一场自己没有参与设计的假装游戏，而游戏的存在，只是要把权力横加在你头上，这从一开始就让人灰心丧志。
归根结底，拉马丹和艾瑞克遭遇的情境，跟我和洗碗工同侪假装清理踢脚板没有根本的差别，只是把大部分工资劳动糟糕透顶的面向抽出来，以一门职业代换之，而这门职业本来应该要让你生存得有意义。灵魂当然要呼号了，因为人之所以身为人的一切，都被毫无保留地打了脸。
注100：不相信我吗？你可以从这个网站僱用他们：www.smashpartyentertainment.com/living-statues-art
注101：一九○○或一九一○年左右出生的人已经把这样的态度内化，我略感惊讶，于是问温蒂，她的祖母有没有当过某种主管或僱主。她当下不认为有，后来才发现许多年前，她祖母曾短暂协助经营一家连锁食品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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