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波依斯 -> 约翰·布朗（1909）
第三章 漫游时代
1819年[1]，一个高大、沉静而严肃的青年，约翰·布朗，被送到马萨诸塞州普兰菲尔德城的摩泽斯．哈勒克牧师那儿去上学。这里的学生都准备投考阿默斯特学院。约翰·布朗开始了他的漫游时代：在精神方面，探索着人生之道；在物质方面，为了谋生，在荒野上到处漫游。
这一次，他希望受到教育，于是，他便抱着俭朴精神和理想主义来对待他的学业。俭朴精神和理想主义相结合是很可贵的，这个特点在他的一生中都表现的很明显。他父亲帮不了他多少忙，因为随着战争而来的便是“不景气”，这是战争的必然结果。他父亲这样写道；“银根越来越紧，许多人都破了产，而我认为买得合算的东西反而亏了本。我买了三、四处大产业，在这上面我赔了许多钱。”因此，约翰便象穷苦孩子准备刻苦奋斗那样，在普兰菲尔德干起来了。
但是，他在这里的一切节俭和计划是注定要落空的。我们可以相信，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学生，只有经久不懈地苦学，才有成功的希望。他已经准备这样去做，可是，他的眼睛发炎了，当时的情况又是这样严重，因此他必须放弃一切长期学习的希望。以前有几次，他曾经试图进正规学校，但是到新英格兰去上学这种事情，多半只是在他父亲开设的哈德逊制革厂里艰苦劳动时闪现的幻想罢了。“从十五岁到二十岁，他大部分时间干鞣革匠和皮革匠这个行业”；可是，他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寻找他立足的地方。渐渐地，他以他那种沉着而坚定的态度决定，这地方必须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他觉得他能做好些事情；他渐渐习惯于支配人和命令人。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制革厂里他既是工匠又是厨子。他“很注意怎样做买卖和怎样把买卖做好，他和一群大人和小伙子也相处得很好，因此他在一部分年岁稍大、态度严肃和比较聪明的人中间，是相当受欢迎的。当时的情况大致如此，因此他常常引起他所崇敬的人们的注意，他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满足。等他长大成人，虽然非常腼腆怕羞，他终于成了一个十分自负和充满自信的人。他早年就养成了要人听从他的习惯，因而后来就喜欢用专横的口吻讲话。”（《约翰·布朗自传》，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6页）他这样讲他自己，但是别人只见到他特别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沉着自信，这些后来就成为他的性格。
约翰·布朗因为没有受到大学教育到底感到多大的失望，我们很难肯定。但是，看起来他想受到高等教育的企图，仿佛是顺从地遵循着习惯的道路。我们推想，当这个热爱自由的人作出不可能上大学的最后决定时，准会产生一种轻松感。但是当他知道足以显姓扬名和可以有所成就的传统道路一旦被堵塞，他自己又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时候，这种轻松感就会被混乱的心情所破坏了。
他的全部思想行动说明，他并不想做那么一个鞣革匠就算完了。他开始自学，掌握了普通算术，后来渐渐又成了一个熟练的测量员。约翰·布朗在二十岁那年和一位朴实的乡下姑娘狄安瑟·拉斯克结了婚。他把她描写成“一个十分平常，但是非常干净、勤勉和懒得省俭的姑娘，性情非常好，笃〔dǔ〕信宗教，同时又讲求实际”。（《约翰·布朗自传》，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6—17页）
以后一段生活的特色，好象是漫无目的地千变万化、飘忽不定、动荡不止和毫无计划，因而不明内情的旁观者便感到莫名其妙。他一会儿是个土地测量员，一会儿是个鞣革匠，一会儿又是个木材商，他做过邮务员、牧羊售毛业者、家畜饲养者、牧羊人和农民。他在俄亥俄州的哈得逊、富兰克林、里奇菲尔德，以及宾夕法尼亚、纽约和马萨诸塞等州都住过。然而，就在这种飘忽不定和动荡不止的生活里，也有某些既有目的又有行动的、正在发展着的显著趋势。首先他成了许多孩子的父亲，从1821年到1832年的十一年中，一共生了七个孩子——六男一女。
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讲述了许多琐事，说明他治家的情况。
他的大女儿说．“他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要给我最好的忠告。他常常说：‘·不论你做什么，一定要尽力把它做好。’”（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7—39页）
“父亲有一条规矩，就是不吓唬孩子们。他下命令，大家就服从”，他的大儿子写道，“我最初在制革厂当学徒的时候，用一匹瞎马磨了三年树皮。日久天长，这个活儿就有点儿单调了。每当孩子们到外面阳光灿烂、鸟儿欢唱的地方去嬉戏时，我总想让那匹老马好好歇一歇，特别是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更是这样，这时我就去参加他们的游戏。这使我常常受到训诫，并且由于这种当人勤快、背人偷懒的行为——父亲这样说——，受到一些惩罚……他因我懒惰和一些别的缺点而常常给我一些轻微的训诫，他后来对这个也渐渐厌烦了，于是就决定对我采取一种类似记帐的办法；
“小约翰：
不听母亲的话——8鞭子。
工作不老实——8鞭子。
说了一次谎话——8鞭子。
“他不时把这些帐拿给我看。在一个星期天早晨，他叫我从家里陪他到制革厂去。他说，他现在已经决定要清一清帐。我们走进楼上的一个屋子，或者叫最后加工室。他涕泪涟涟地数说了半天我的过错，然后又把我的帐给我看了。帐本上借方的总数看来真是可怕。我又没有贷方金额或抵销物，结果，当然是破产。于是我便偿还了约莫三分之一的债务，债务是用那做得很精致的桦条鞭子，‘熟练’地抽打了多少下来计算的。接着，我便大吃了一惊，只见父亲脱去了衬衫，坐在一块木头上，把鞭子递给我，吩咐我抽打他那赤裸的脊背。我不敢抗命，但是最初我没有用力抽。‘使劲’，他说，‘使劲，使劲！’这样一直到他挨完了帐上所差的那些鞭子为止。刺人的桦条鞭梢在他脊背上割破了的地方，出现一小粒一小粒的血珠。这些帐就这样算是结清了，这也是在赎罪的道理上给我的第一个实际例证。”（小约翰·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91—93页）
“在我刚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他的大女儿这样说，“有一天我在一条板凳后边拣了一块印花布，这块布不大，可是在我看来，倒是一件宝贵的东西。到家以前，我谁也没给看。当我正对别人讲这件事的时候，父亲听到了，于是他就说：‘你知道是哪个女孩子丢的吗？’我告诉他说我不知道。‘那么，你明天上学的时候带着它，看看是不是能找出失主来。这是件小事，但是你要永远记住；如果你丢了什么珍爱的东西，不论它多么小，你总愿意拾到它的人送还给你的。’”他“对我流露出极其深切的慈爱”，这个女儿继续说道，“我经常注意到一件事情；我父亲对祖父特别亲切，特别敬爱。在冷天里，他临睡前总要把祖父周围的被子塞好，夜里还要起来问问祖父睡得可暖和——看来他对祖父总是那样和蔼亲切，他的榜样真是好极了。”
别人生病的时候，他那种体贴亲热的态度尤其明显；“孩子们得了猩红热的时候，他总是亲自照料。如果他看见有人朝我们家走来，他就到门口去迎他，希望他不要进来，免得传染疾病。（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93—94页）……家里不论是谁病了，他往往不让看护来照料病人，他自己总是象慈爱的母亲那样，通宵不睡。有一次，母亲病了，他有两个星期通夜不睡，生怕一上床就会睡过，因为火一灭了，母亲就会着凉。”（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04页）
约翰·布朗的第一个妻子，狄安瑟·拉斯克在1832年8月10日生产时死去。她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两个很小就死了。1833年7月11日，他又和玛丽·安·戴伊结了婚，那时候他三十三岁。玛丽是个十七岁的姑娘，比他的大孩子只大五岁。她生了十三个孩子，其中七个很小就死了。这样，七个儿子、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他的妻子玛丽在他死后又活了二十二年。这个家庭非常好——大而有规矩，可是简陋得差不多到了贫困的地步；人人都辛勤劳动。孩子们长大成人以后，这位明智的父亲便不再发号施令，而只是提出问题或者给予忠告。当他的长子开始谋生的时候，他便以他独特的风格给儿子写了封信：
“我认为上帝在你这样年轻的时候把你放在现在的环境里，是对你和其他的人在今后生活中能否支配自己意志的一个小考验。总之，我很高兴你在年轻的时候受到一定程度的考验。如果你现在不能到一个漫无秩序的乡村学校去，取得学校的信任和尊重，把它整顿得井井有条，并且唤起学校里每个有理性的人的力量和心灵——是的，唤起学校里每个行为不端、教养不好的普普通通的男孩和女孩的力量和心灵，并且获得家长的好感——你怎么能赶着驴子走上阿尔卑斯山的小道呢？如果马夫给你驾车，你还觉得厌烦，你骑马又怎能感到满足呢？如果在太平宁静的国土上你还觉得厌倦，那么在动荡的约旦你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要我自己回答吗？”（1841年给小约翰·布朗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39页）
约翰·布朗在个人习惯方面，要求非常严格；极其清洁，饭食节省到把黄油也当做不必要的奢侈品的程度；有一度曾适量地喝些苹果酒和葡萄酒——后来却成了一个坚决的禁酒主义者。他是个爱马者，在饲养赛马的马匹时小心谨慎得过了头。这一切使壮年时代的约翰·布朗具有一种沉着、练达的风度，使他显得少年老成。他在二十岁那年结了婚，比他的第一个儿子仅大二十一岁。他孩子多，又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行业，这使他看起来很苍老，但实际上，从二十岁到四十岁这个时期，他在精神生活方面正经历一个巨大的、逐渐形成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很有趣也很有效果。
他并不是一个学者。他有罗兰[2]的《古代史》，约瑟夫斯[3]的著作、普卢塔克[4]的著作以及拿破仑[5]、克伦威尔[6]的传记等书。还有巴克斯特[7]著的《圣者的安息》、亨利的《论谦恭》和《天路历程》[8]。“但是这其中他最喜欢的书是《圣经》。他对《圣经》十分熟悉，别人朗读的时候，他连最小的错误也能纠正。”（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8—39页）
1837年的经济恐慌几乎使布朗倒下去，但他给妻子写信说：“你们谁也不要灰心丧气。”（1851年给妻子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46页）
人生的悲哀和恐怖很早就出现在约翰·布朗面前。他幼年很少有什么真正的欢乐；成年以后就变得严肃认真，责任繁重。自己几乎还没有了解人生的意义，便已经试图教导他的子女了。死神的来临，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烙印；死神把他的家人一个个抢走了，因此，一种强烈的宗教的恐惧和预感把他压服了。1831年他四个儿子死了一个；1832年他第一个妻子得产后热死去，婴儿就葬在她的身旁。1843年从一岁到九岁的四个孩子全都夭折了。两个小女儿在1846年和1859年分别与世长辞，一个小儿子在1852年就死了。过了三年以后，他在一座新坟旁边给他的第二个妻子写信说：“我不必告诉你，上帝认为把我们亲爱的小凯蒂唤去的那种比较适宜的方式，使我感到多么突然和可怕。但是在上帝面前，我愿意谦逊地低下头去，保持沉默。……我在一个不大平静的大海上航行了将近五十年，我所经历的一切足以教导我，我可以最理智地为一场暴风雨做好准备。玛丽，让我们在颠簸之中努力保持愉快的自制，让我们的口号依然是行动，行动，因为，对我们来说，生命只有一次。”（1846年给妻子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42页）
他因为自己对别人、对这个世界没有尽多少力而感到悲伤：“我常常非常悔恨，恨我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增进人类幸福的事实际上做得这样少。我常常后悔我对我真正爱戴的人们的态度不够和蔼亲切。但是我相信：当我不再碍他们的事，不再使他们感到痛苦和不幸时，他们一定会宽恕我那种粗鲁的态度的。”（1847年给女儿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42页）
特别是他的孩子们对宗教的怀疑态度和他早年的徬徨心情这样相似，使他这个逐渐成长起来的人实在感到苦恼和沮丧，以致后来这事在他心目中成了大罪，需要他大力补赎。
布朗是一个在精神上努力探索的人，他对世上的一切都非常认真。他既不尽没有宗教上的怀疑而自满自足，也不是良心上无所约束而无忧无虑。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一场大戏。上帝在这出戏里是一个角色；约翰·布朗也是一个角色。但是在这漫长的痛苦的岁月里，他的灵魂一直想要知道他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这种使人心灰意懒的疑虑时时在折磨着他，他惟恐自己不配扮演这个角色，或者没领会到上帝的召唤。他那常常在沉思的刚毅心灵不断要求“行动！行动！”，总想戳〔chuō〕破这层神秘的帷幕。
〔和宗教信仰〕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对事物的特殊认识，一种简朴和节俭的精神，一种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的朴实而精细的关注。有时候，这种谨小慎微地对待事物的态度给他的精神生活和奋斗意志增添了负担，并且把它们埋没了，葬送了。．除了有时做个平凡的鞣革匠，便一无长处了。但是当一个人这样情不自禁，要在世上确定自己的地位时，便会从不可测的深处涌现出蓬蓬勃勃的精神生活——这个迟疑不决、暗中摸索的实干家，是求知若渴，崇尚道德的。这是他更深刻、更真实的一面，虽然这并不是他的全貌。
[1] 应为1816年。
[2] 罗兰·沙尔（Rollin，Charles 1661—1741）——法国历史学家。
[3] 约瑟夫斯，弗雷维厄斯（Josephus，Flavius 37—100年左右）——犹太历史学家，著有《犹太战记》、《犹太古代史》等。
[4] 普卢塔克（Plutarchos约46—120年以后）——古希腊作家，主要著作有记载希腊罗马名人事迹的《列传》等。
[5] 拿破仑，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参阅《人物简介》。
[6]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1iver1599—1658）——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家。
[7] 巴克斯特·理查德（Baxter，Richard 1615—1691）——英国清教徒，曾参加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
[8] 《天路历程》是十七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讽刺贵族阶级的寓言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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