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二十二章 审判
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看，别忘了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审判：它不是一个关于我们的见解和信仰的问题；它不涉及我们是否是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耶和华的见证人或裸体主义者的问题；它不涉及道德败坏之类的坏名声；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项可法办的罪状，即接受外国人的命令，云他们所云。法官说道：
“本案件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团体是否是以一个外国团体或外国政治力量的代理人在行事，或以类似这样的身份在行事，不管是鼓吹和平也好，鼓吹这个还是鼓吹那个也好。他们可以鼓吹财富的分配；他们可以鼓吹所有的红头发人应该枪毙。不管他们鼓吹什么，性质都是一样，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在我们这个案件中，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即有色人种的陪审员问题。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黑人很少或从来没有参加过陪审团的。但是，近来在哥伦比亚特区，不断地吸收了许多黑人陪审员，以致出现了一种要限制他们入选的明显动向。接手我们案件的律师听到了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风声后，即准备与之作斗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感到这种反对还有其有害的一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黑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如在邮局工作，在公立学校任教和在许多部门当公务员，所有这些在华盛顿供职的人，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很惧怕受到政治迫害和忠诚测验。
审判进行到第三个星期政府才完全承认，起诉书中所指控的“外国主体”不是苏联。它也从未说过我们无权拥护和平。问题只集中在：我们是一个外国主体的“代理人”吗？然而，尽管如此，政府发言人和新闻界却故意地让公众明白，我们被控告的罪名是受苏联收买而进行撒谎、刺探和有叛国行为。在法庭的休息室内，有一个服务员就怒目而视地对我们说:“如果该死的共产党人不喜欢这个国家，为什么他们不回俄国去？”
原告方主要的依靠对象是O·约翰·罗格。证人罗格是对和平与改革运动战士罗格的一大讽刺。原牢是一位腰板挺直，如果不是趾高气扬也是充满自信的领导者，而今走来的却是一个形容憔悴的人，衣服穿得松松垮垮，竟然在他经办过许多案子的审判室里找不到坐在被告席上的我。我主动站起来，好让他看到。
他承认他曾是和平新闻中心的一员。他交待他曾去参加过世界和平大会，但是他却宣称，这次大会的真实目标不是为了和平，而只是为苏联外交政策服务的一个代理机构。法官问原告：
“你是不是要说明，‘世界和平理事会’事实上是另一主体即苏联的代理人?”
马德里克斯先生回答：“我们无意表明‘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是苏联的代理人。”
由于作了这样的回答，法官说：
“我原以为在这个时候应该有人告诉我，政府到底会确切地拿出什么材料来说明苏联是和平新闻中心的主体。”
原告方于是再次说明：“我们在起诉书中所指控的这个外国主体，据我对此案的了解，绝不是介于‘世界大会委员会’这个外国主体和苏联之间的某种代理机构。”
法官接着问马德里克斯先生，他是否认为罗格先生是个专家。马德里克斯先生答称，不认为，不过罗格先生比任何人都更知道发生的事情，也比任何人更能回答这一具体问题。他是决策小组的成员，并且参加过它的各次会议。法官于是说：
“我不是在审判任何宣传方针。我不是在审判涉及包括我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任何对外政策问题。你们的案件很简单。你们指控这个‘和平新闻中心’和它的这些高级职员和理事是一个外国主体的代理人，指控他们在美国进行宣传，宣扬他们的观点。你们必须要提出所谓的主体和所谓的代理人之间密切关系的证明。如果你们提不出，那就请离开法庭。”
待陪审团回座后，法官对他们说，罗格在证人席上被问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宗旨是什么，他作了回答。法官继续说：
“现在法庭向你们发出指示，我尽量字斟句酌，以强调我所讲的重要性，你们不必理会罗格先生关于他对《斯德哥尔摩呼吁书》宗旨的看法。道理很简单，条例规定那类看法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因为看法不是证据。在某种情况下，唯一允许在法庭上提出的看法是专家的看法。因此，关于证人罗格对‘世界和平理事会’看法所做的叙述，你们可以全然不予理会。”
尽管我们当时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仍在无奈地等待着捏造的证词，可是就在这时，我们胜诉了。原告方将整个案件押在罗格的证词之上，说什么我们通过巴黎的保卫和平团体代表着苏联行事。他们自然在这方面没有丝毫的真凭实据，而只是想借助于公众舆论。但是罗格自己的证词却给自己定了罪。他是“和平新闻中心”的成员。他是“保卫和平大会”决策机构的成员。他曾访问过苏联，并作为“保卫和平大会”和“和平新闻中心”的代表，发表过讲话。他在自己成为南斯拉夫的代理人后曾发过誓，说他不是其他任何外国代理机构的成员。
现在，起诉人却要说，“和平新闻中心”的行动和表现是个宣传代理机构，“要证明这点并不需要提出‘和平新闻中心’和外国主体之间有任何关系或任何直接联系的材料”。
法官说：“好，就谈这个问题。法规为什么不这样要求？”坎宁安先生想谈这项法案立法的过程，但是法官不予允许，并说：“你必须要拿出它们之间关系的证明，你必须拿出直接的或有关的证据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审判中断，休会3日。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兑现诺言，答应有机会要去波士顿的社区教堂作一次演说，几年来，我每年都去那里作一次演说。牧师唐纳德·洛思罗普先生在介绍我时对听众说，不要忘记本教堂的精神创始人西奥多·派克也曾一度是被起诉的罪犯。我的部分讲话如下：
只要欧洲人和美国人一心想利用廉价劳力和垄断组织来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财富，世界大战的真正根源就会一直存在，而且有可能发生大战。贫苦大众对此进行了反抗。如果我们消灭了这个俄国，他们会使一个新的俄国在原地春风吹又生；只要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看到没有其他什么可能来摆脱贫困、愚昧无知和疾病，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理论就会应运而生
我们这些知晚美国有过其美好时期的人，目睹当前的状况，几乎都不敢相信。全国万马齐喑，一片死寂。我们在糟蹋忠诚的公民，用金钱来收买他们的证词，让他们公开承认自己是说谎者、叛徒和特务。我们正在使美国的声音变成雇佣、懦夫到处去推销的胡言乱语……
我这些话并不是绝望的表现，相反，它是号召拿出新的勇气和决心来追求真理。我们的国家曾四次面临灾难，但又都振兴起来。一次是在18世纪末，我们在分裂独立的殖民地与统一纪律的联邦国家之间徘徊过；另一次是在杰克逊时代，未开化的民主西部地区制服了文明礼貌的寡头政治东部；还有一次是在19世纪，奴隶制把这个国家的心脏一分为二，我们不得不用鲜血来弥合它；最后一次是在1929年，我们引以自豪的工业大片大片地破产，不得不屈膝乞求政府援助，直到罗斯福以社会主义的规划来拯救它们，为重建我国经济而奋斗终生。我们过去做过的，现在可以再做。但是不要沉默，不要不肯面对丑恶的现实。
在审判重新开始时，马坎托尼欧坚持认为，1938年法律中对“代理机构”下的基本定义在1942年的法律中并未有所改变，并说：一、政府必须证明“和平新闻中心”是受巴黎“保卫和平大会”控制的；二、“和平新闻中心”确实是受“保卫和平大会”控制的；三、“保卫和平大会”已经同意这一事实，即“和平新闻中心”应代表它行事；四、“和平新闻中心”同意代表“保卫和平大会”行事；五、“和平新闻中心”这方面同意受“保卫和平大会”的控制。“所有这些都必须举证属实，缺少任何一项，这个案件就不能成立。”
辩论一直进行到午后。法官插话，对原告方的马德里克斯先生作了这样一个比拟，他说：“譬如你住在维也纳，在纽约由我出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政府要求我作为你的代理人去登记，我拒绝了。我认为，我虽然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不是你的代理人，因此，我不去登记。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马德里克斯先生回答说，政府坚持认为，代理机构的意思含有思想的相同性。这时，原告方的坎宁安先生，一个精瘦的得克萨斯州人，一贯绷着脸瞪着眼，跳出来作了一项离奇的抗辩，他说不需要证明有什么联系。他认为，1942年法律中界定的宣传机构与1938年法律中的代理机构不是一个意思：
“你必须再往下说，而且要表明，正如阁下所指出的，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事，不一定要订合同，也不一定非要订什么协议。这个外国主体可能根本就未听说过这里的这个人，如我以前说过的。我们得表明，这里这些人的主观意图是，在美国传播消息，为这个欧洲的组织进行宣传，代表它，并且推进它的宣传目标。”
法官欠身向前问道，一个人进行法规禁止的那种宣传，如何能定他为某个外国主体办事的罪，“如果这个主体根本未听说过这个传播者，而传播者也从未听到过有这个主体?”法官继续说：“你的论点是这样的：如果进行一场盐和胡椒的辩论，国会由于权力在手就可以说‘胡椒可以是盐，盐也可以是胡椒。”
坎宁安先生答称：“是的，先生。这正是混淆我们这里问题之所在。”
辩论到此结束。陪审团尚未召集。没有给我们任何机会来提出我们的证词，或“保卫和平大会”的宣誓作证书，也没有等待主要证人出面，麦圭尔法官坐在他的高台上就作出了裁决。我们还在等待司法部9个月来一直应允要拿出来的那份权威性罪证。可是一直未见到。法官宣布：
“政府指控‘和平新闻中心’是某个外国主体的代理人。根据我的判断，它证实了‘和平新闻中心’的存在。它确实也证明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存在……可能是有某些个人兼任这两个团体的高级职员，就算这方面已有证据，但是，如这里规定的，对这个案件进行审理，总该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吧（因为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请调取此案案卷的令状已被否决）。政府对本案所举的证据未能证实起诉书中所提出的指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裁决无罪的请求将予以批准。”
屏息聆听的观众席上，一下子惊喜若狂起来。眼看着就要爆出掌声。我的妻子在我后面昏了过去，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我感到自己有点发呆。在我左边有人亲了一下我的面颊。就在这时，法官稍稍动了下位置，声调不变地马上警告大家，别表露得太早，他继续说下去。我想我大约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将修改刚才讲的一些话。法官说道：
“法官进行了合理的公正思索，确定除合理怀疑外所举证据能或不能作出有罪的结论后，其作用已经完毕。因此，如果本案应提交陪审团，我将准许陪审团在可推测的范围内进行推测。此外，如果他们能用任何倾向被告方的合理假设来解决本案中的证据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这样做，因此应该指示他们这样做。”
“从法律观念来看，我认为本案已经结束。政府持一种观点，被告方持另一种观点。我认为被告方的立场得到上述判断的支持，并得以成立；而且我还认为，这种判断是结论性的，这就是我的裁决。”
然后，把陪审团召集进来，向他们宣讲了法官的裁决。然后陪审团解散。9个月来，我们第一次得到了自由。
我们尽快地离开了华盛顿。坦率地说，我有些迷惑不解。关于这场稀奇古怪、全然不公正的起诉，我想到有各种各样的结局，但这样的结果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开始时，我曾很有把握地设想，经过会谈、解释，起诉将被撤销。后来，无情的事实向前推进，决定要开庭审判这一案件，我以为，经过连续的拖延和延期，恐怕实际上不会开庭了。这样是不会令人满意的，这会使我们长期处于不安的状态，但这比刑事诉讼要好些。后来，起诉方坚持不放，而且审判也开始了。当时我们最大的希望是陪审团达不成一致意见，那里的黑人人数超过白人，二比一。但这会留下坏的印象，而且会引来指责，说什么狭隘的种族忠诚高于法律公正——这会为日后排斥黑人陪审员找到论据。要得到陪审团的同意，只能有一个结论，那就是政府认为它有绝对的证据来定我们的罪。
的确，最高当局是说了它有证据，而且让公众相信是有证据的。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政府认为它有这样的证据，这种证据不是错误的就是基于有意的谎言而提出的。我们从未要求作为任何外国人、外国团体或政府的代理人行事，也从未有机会让我们这样做；就我们所知，我们相信，我们这个团体从未因它的工作而接受过国外的一分一厘，或是接受过任何外国人代表的馈赠。事实确是如此，我们的资金总额实在是太少了，从其开支上也很容易证明是否有任何外国援助。如果一定要我们公布每个捐赠者，那是可以证明每分钱的来源的。但是这样做就会辜负了对我们的信任，而且是对捐赠者的极端不公正，因为他们常常是非常惧怕联邦调查局，不敢对任何事业捐助任何东西。其实，无需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收到的捐赠数目都是不大的，一次从不超过100美元，而且捐赠这样多的情况也很少。我们有帐簿和证据来表明我们有收据和每一块钱是怎么花费的。
当然，还有许多人老是暗示，说我或甚至我的大部分同事都不知道有背叛行为和受贿之事，然而团体中可能有人是特务或外国代理人。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被欺骗，但是对我们这些熟悉本组人员的人来说，这种指控或怀疑简直是太愚蠢了。
那么，为什么司法部当时那么傲慢，那么坚决，那么有把握呢？为什么它那么无礼地拒绝我的要求，不让我讲述我们的整个工作情况呢？如果在我们讲述之后，司法部无论在哪方面指出我们有违反法律之举，我会立即改变做法，或放弃整个计划。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不能做的，就是宣誓说我们到那时一直是“某个外国主体的代理人”。这是谎言，任何政府都不能强迫我们这么讲，不管给我们什么样的惩罚。
当然，想让5个人登记，承认自己是在为外国人进行和平宣传，以及特别是要恫吓1500万黑人，压制他们的不满情绪，这样的无理行径不是这次旷日持久的无情起诉的真正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使各方面的美国公民不敢去想或去谈他们反对大财阀的意图——大财阀执意要将亚洲置于屈从美国工业的殖民地位；重新给非洲套上锁链；巩固美国对加勒比和南美的控制；尤其是要摧毁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这一案件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每一个有头脑的美国人都知道的。我国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完全清楚，这是在攻击美国民主过程的基础。即使有些人认为和平在目前是危险的，而且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他们也知道，如果要使民主在现代文化，在这个自夸为“自由的国土”和“自由国家”领袖的土地上存在下去，我们必须有思考和言论的权利，了解他人思想的权利，尤其是要了解欧洲的舆论（不管我们如何庸俗粗野地自吹自擂，也不管欧洲曾是几次世界大战的受难地，这个欧洲仍不失为我们科学和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这种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必须保留下来。杜鲁门和麦格拉思也好，麦卡伦和史密斯也好，麦卡锡和领导反动奴隶制南方的佐治亚州矮小的约瑟夫·伍德也好，他们都无法阻止，要不然美国就完蛋了。
尽管如此，大多数受过教育和气度高雅的美国人没有站出来说过一句话，伸过一次手。这是这次审判最令人惊讶的可怕结果。我们5个人现在自由了，但是美国没有自由。对我们的起诉所表露出来的道义勇气和知识分子正直品格的缺乏，仍然震惊着我们自己的国家和大半个世界。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依然明显存在。当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受到攻击时，这块国土上的知识界和伦理学界的领袖人物，竟无人举一下手或说一句话来表示抗议或保卫这种权利，只有在“拯救少数”的事件上是个例外。但这个队伍中没有著名大学的校长，没有宗教的领袖，也没有科学界大多数的著名人物。地球上对当今文明的最大威胁莫过于这种致命的沉默了。
国务院是这起诉讼的始作俑者，意欲镇压共产党人，阻止已开始触怒五角大楼的和平运动。把我这样一个黑人置于法网内，开始时可能是个偶然事件，但是军方马上给予支持，认为这对心怀不满的黑人是个必要的警告。当越来越多的公众舆论集中到我身上，把我看成是位关键人物时，政府定我罪的决心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我拒绝“无罪申诉”和继续发表我拒不服从的演说后。对杜鲁门和麦格拉思不断发出的呼吁想必是起了作用，但在国务院的坚持下，仍不予置理，直到国外处处抗议声起才迫使他们注意。这一片抗议声把重点集中于美国的黑人问题，甚而连天主教堂也意识到，黑人改变天主教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可能是因为司法部长是天主教徒的缘故。
司法部显然主要将信心放在罗格的证词上，全靠它来定罪。但是法官排除了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证词，排除了关于“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目的和行动的证词，首先要求的是提出我们是“保卫和平大会”代理人的证据，因此罗格的证词价值极小，对他比对我们更为不利。司法部闻知此事之后焦急万分，只好孤注一掷，拼命搜寻一切可能找到的各种情报，希图可能有特务和密探的线索。实际上每个参加过“和平新闻中心”会议的人，或曾经有过任何关系的人都被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调查过两三次，其中许多人还被传讯过。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现，到了最后，大多数人都没有被召来法庭作证。
公众反对这次起诉的舆论在全球掀起，并宣称要冲入联合国大会。在此情况下，尽管对著名黑人自由出国旅行进行了阻挠，对黑人的专业人员、公务员和商界人士发出了威胁，但黑人抗议的规模不但停不下来，反而声势越来越大。此时，杜鲁门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开始听取处于最高地位的黑人民主党人的警告，于是定罪的压力减弱了下来。
有这样一种说法，如你攻击黑人陪审员，你将受到审判，但这似乎太冒险。所有的犹太人都不得入陪审团，但是黑人却被接受，他们大多为官员，易受胁迫。但是一个由8个黑人和4个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要作出任何定罪的裁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曾经因拒绝批准任何离婚案而遇到过麻烦的虔诚天主教徒法官被指定接手这个案件。
通过这次的经历令我心寒的是这样一个确切无疑的事实，即今天有成千上万的无辜受害者被投入监狱，只因为他们没钱，没经验，也没有朋友来帮助他们。我们受审一案为世人所瞩目，尽管新闻界和广播电台拼命想捂住真实情况，混淆真正的问题；朋友们和一些敢于坚持原则的陌生人的勇气和捐赠，使我获得了自由；但是只有上帝知道，还有多少像我和我的同事那样无辜的人，至今仍在地狱中生活。他们每天步履蹒跚地走出牢门，满腔怨恨，仇火中烧，却又绝望无助，一切都已完了。在这一大批受冤屈的人中，黑人的比例大得惊人。我们为涉及黑人的大案辩护，并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但是大批被逮捕或被控告的黑人，都是没有人来为他们辩护的。现在迫切需要成立全国性组织，反对这种在全国对穷苦的、无依无靠的黑人捏造罪名，拘禁和用链子将他们当作囚犯拴在一起的胡乱行为。
对我的起诉披露之后，只有少数哈莱姆区的黑人商人和黑人专业人员参加了我的生日晚宴。我认识的黑人大学校长有50名，我曾去拜访过他们，而且多次去他们学校作过演说和顾问，他们之中仅有一人，菲斯克大学的查尔斯·约翰逊在我受审前公开宣称，相信我是正直的；而旦只有他一人在我被宣告无罪后，对我表示了庆贺。
黑人教会的态度各异：费城的浸礼会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但是“浸礼会全国大会”没有任何行动；美国传教会主教团和基督教会团体的几个主教表示了同情，而我念大学时的黑人兄弟会阿尔发·菲·阿尔发内部意见分歧。黑人埃尔克斯兄弟会通过他们的负责人员对我表示了支持，但是其他的黑人秘密团体无一表示过支持。
黑人公立学校的老师几乎完全沉默。这一切并非一定说明对我受到的迫害缺乏同情心，而只是表明美国的黑人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和受到的威胁，他们怕丢掉工作、职务、商业机会，还有甚至担心自身的安全。
与这样的冷漠和惊恐大不相同的是，全国的黑人一旦了解了事实真相，对我的支持就开始缓慢增加，而当审判将近之时，忽然间急剧增加。从审判一开始，法庭内就一直很拥挤，主要是从外地来的黑人和白人，有些人是远道而来。黑人报纸报道的篇幅之多，证明了全国都要求知道这个消息，而且同情被告。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和司法部都有观察员在场，他们想从到庭的黑人那里获取消息。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毫无疑问，他们越来越担心这次审判可能产生的结果对黑人投票的影响，这对审判的结果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多数黑人知识分子，以及许多西印度群岛和西非的领导阶层，显露出追随西方贪得无厌社会的各种症状，剥削劳工、垄断土地及其资源，在一个贫穷、疾病和愚昧的世界里，让那些精明而贪婪的人攫取私利，他们认为这是人类文化的自然结果。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注视着这种十分明显的倾向，并与之进行了斗争；我深信，最终的改变要依靠黑人内部的文化理想。我认为这种理想应建立在古代的非洲共产主义思想之上，加之经历过奴隶制和等级制，可以使其发展，这将促使黑人群体成为一个精神统一体，不再产生经济阶级和内部的阶级斗争。这在过去一度是可行的，但现在却是不大可能的。当我还是《危机》的编辑及以后在亚特兰大大学教书时，我曾极力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奋斗过。
最高法院关于学校内种族隔离的决定要求我明确修改我1934年表明的对种族隔离的态度。我曾设想，法律上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会尽可能长期地持续下去。现在这要归功于斯平加恩和马歇尔，他们在法庭上英勇机智地战斗着，而我当时对赢得重大胜利却缺乏信心。然而，战斗还不能算是得胜，因为不幸的是，美国有个痼习，就是无视法律、破坏法律。特别是在南方，无法无天的现象司空见惯，而且已有一个世纪之久。废除种族界线的运动已经开始，并将继续下去；有色民族在苏联的支持下迅猛地行动起来，更有力地推动了这项运动。但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在这25年或50年内，如果南方的南部地区拒不遵守法律的规定，这会对黑人的子女有何影响呢？黑人本身应在内部协力合作，为保护他们的子女和使他们受到教育进行广泛的努力。我们千万不要重犯德国犹太人的错误。他们以为，如果德国接受他们之中的某些知识分子，承认他们在社会上的平等地位，那么整个犹太人群体也会是安全的。只有出了像希特勒这样心理变态的罪人，才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悲剧性错误。美国黑人也可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悲剧。他们应该为这样的不测事件作好准备。
如果当时这种思想和行动方针得到确立，我对年轻黑人知识分子的指导本可以加强和实现；社会学也许会由于有这种非常广阔和难得机会的实验结果而无限受益。我曾天真地希望，这也许可以恢复我在亚特兰大大学时对19世纪末叶的研究，当时白人的“慈善”断其需要，使其夭折。这一切，正当它获得新生时，就被无谓的猜忌扼杀了。
我曾经认为，外部种族歧视压力的放松；并没有使黑人能自由地成为结合于一个新文化整体的群体，使他们能够吸收社会主义思想、宽容和民主，有助于推动美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而是相反，黑人的部分解放，恰使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可以自由地模仿美国和盎格鲁撒克逊最坏的沙文主义、奢侈豪华、夸财斗富和“在社会上向上爬”。
奇怪的是，我现在发现，我在这次怪诞的指控和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经历，正在使我消除种族狭溢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我过去是一直承认的。但是我当时认为，它肯定最后会带我进入文化整体的上层领域，而这是由“我的人民”来领导的。我发现，在受过教育和富裕的黑人中，有相当一大部分人，不愿意将自己锻炼成为任何人的社会领导人，即使是自己人民的社会领导人，而只是热心于为生病的白人或病得较重的黑人争取社会的医药保险；他们不仅为白人劳工，而且也为处境十分孤弱的黑人工人，进行反对工会主义的斗争；他们不只是愿意靠那些可疑的商业企业，甚而愿意靠有组织的投机冒险和“毒品”的非法经营，“迅速地富起来”。
美国的黑人必须要认识到，对我维护社会主义的攻击只不过是南方白人的表面伎俩，其实际目的是要在我和其他案件中剥夺黑人的领导地位。白人的南方在俄国革命前就憎恨我，现在对我的憎恨也仍然不减当年；那些过去和现在都决心要使黑人世界永远处于屈服地位的部分受过教育和进步的人士，也对我感到惧怕。他们抓住了“共产主义”这一罪名来封我的嘴，正如他们过去曾以“废奴”之罪名来使北方人闭嘴一样。就像今天那样，兴旺昌盛就怕革命的威胁。
我已说过，对我的起诉和审判，经过了长期斗争，我被宣告无罪。但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我将此次迫害写入了我的《为和平而战斗》—书并予以出版；雪莉·格雷厄姆的合作；我公开对全世界共产党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我辩护；还有我明确的亲苏立场——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统治者对我的敌意。我在演讲和写作中为罗森堡夫妇进行的辩护和我斥责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和监禁是不公正和野蛮的，这些也加剧了他们的敌意。
所有这些使我的敌人和联邦政府采取了果断的立场，一定要彻底摧垮我。秘密警察蜂拥而至，走访我的邻居，打听我的来访者的情况，我是否接待过人，都是哪些人。在我们接待了一位苏联外交官及他的#女和保罗·罗伯逊后，整个布鲁克林区被宣布为苏联外交官“不得入内”的禁区。有名气的出版商拒绝出版我和雪莉·格雷厄姆的手稿。我的邮件被损坏，或被扣。黑人报纸受到警告，不得刊登我的文章，也不得突出地提到我的名字。大学不再邀请我去演说，黑人大学也不请我去讲话或出席开学典礼。像我这样一个人，国内每个黑人起码都知道我的名字，过去总是忙于接受他们的款待，受到他们的尊重，而现在，各教堂和黑人大会绝口不提我过去和现在的任何情况。白人世界过去从未喜欢过我，但还不得不尊敬我；而现在则完全不理我，或有意地歪曲我的工作。一场有组织散布的流言蜚语，频繁地暗示说什么某种秘密叛国或受贿之罪我实有之，只是政府宽大为怀而已。“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中央机构不许地方分会邀请我或我主办什么演讲。由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抗议，我被拒绝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内发表演说的权利。总之，我被人们拒之门外，被剥夺了去国外旅行的权利，甚至在联邦法院宣布我无罪后，仍被列为“有争议的人物”。
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我在暴风雨面前低下了头。但是我没有屈服。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可能，我还要不断地讲，不断地写。我的收入很低，就靠这一点点生活。我找到了新朋友，我居住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里，这是个没有种族界限的世界。我失去了在我种族里的领导地位。对黑人大众来说，这是个两难的困境，如果不加入当前大多数的人的信仰和行动，他们就无法生活下去或希望得到提升。得到提升是有可能的。种族界限正在开始冲破。黑人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认。一个人的牺牲换来这一切不是代价很小吗？即使那些不同意这种判断的人至少也保持缄默了。黑人儿童已不再听到我的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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