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波依斯 -> 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第九章 白种人称霸世界
使欧洲的霸权在二十世纪崩溃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的展品所显示的欧洲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又是什么？
法国不仅是艺术的捍卫者。在那里，到处是谎言，到处是虚伪的礼节，真理被歪曲，民族天才的创造被拍卖；法国不惜以任何代价追求财富和权力。
德国不仅是科学繁荣的象征。我记得，1890年我在一位德国教授的家里住过，这位教授对发了财的企业主们表示蔑视。他有一次在埃森柏赫的一家啤酒馆里（在路德的瓦尔特堡[1]下面），无意中听到一群企业主的谈话。他以嘲视的口吻说，他们的谈话是“纯粹的生意经”。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诞生中的新德国正在迫使德国科学为一个主要目的——积累财富和增强实力服务。
美国极力争取自由，但它所指的自由是使用一切手段（除公开使用暴力）来发财致富的自由，是废除民主制度、不叫工人向企业主和投资者提出任何要求的自由。
法国、德国和美国这些世界文明的中心，非常羡慕英国在帝国殖民体系基础上形成的财富和威力。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打算了解欧洲帝国主义的人，必须首先了解受奴役的人民的状况。在欧洲和美国，劳动阶级也受压迫，他们住在用民主装点门面的城市贫民窟里，受着虚伪理想的熏陶。这种理想颂扬企业家大发横财，使百万富翁成了现代生活的风头人物，并教导青年们说：成功就是发财。英国贫民窟的存在，特别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差别：住在贫民窟的人和英国贵族使用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风度和思想。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里，明显地反映出了人生的目标和榜样，这就是家财万贯、奴仆成群的贵族。直到今天，英国的管家仍然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人物。
因此，出现了“优等种族”希，这种理瀚的内容是：根据天生的权利和天赋的尊贵，少数欧洲民族乃是人类的统治者，是他们所压迫的劳动阶级的统治者，是上天赐给黄种人、棕种人和黑种人的统治者，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思维方式产生了许多悖谬现象，但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又正是人们不想解决这些悖谬现象。宗教方面的悖谬现象可以归结为一方面宣扬“金律”[2]，一方面又宣称必须使用武力强迫人们安分，即一方面宣扬“白种人的使命”，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另一方面又力图利用饥饿、流行病和种姓隔离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有人硬说，为拯救人类中的少数人的文明，即独享文化财富的贵族的文明，大多数人注定应当挨饿。
民主制度崩溃了：口头上承认民权思想，实际上人民群众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受着贫困所引起的疾病和无知的折磨。这一切已经达到使一个人无力在现代企业里工作的程度。
对待和平问题也是悖谬的。记得还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在“阿斯托耳”旅馆听过安德鲁·卡内基[3]对他所创立的和乎协会的会具演讲。当时，意大利和土耳其已经交战，可是卡内基却泰然自若地说，我们应当关心的不是次等民族间的和平，而是如何保持大国间的和平。我离开了会场。我知道，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事件的进程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为了争夺对弱小民族的统治，各大国参加了战争。
十九世纪和平运动的悖谬现象，是对欧洲文明的一个绝妙的注释。在整个十九世纪，世界上没有一年不打仗的。几乎所有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奴役殖民地人民。战争是由欧洲列强进行的。在和平运动盛极一时的期间进行的地方性战争，至少有一百五十次。当时的和平运动只是为了维持欧洲和平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和平。但是，欧洲国家每个都想称霸世界，彼此猜疑，各自拥有常备军，军费逐年增加，使常备军越来越带有可怕和危险的性质。
贩卖非洲奴隶，是使欧洲朝着错误方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歪曲奴隶贩卖的真正历史和意义，并把它在世界历史中应占的重要地位贬得一文不值，有些人煞费了苦心。
贩卖非洲奴隶和在美洲奴役黑人，对欧洲人的世界观及其文化发生了影响，其表现为：他们开始轻视人的劳动，不再尊重人类本身。诚然，在古代世界，劳动也绝对不受重视。除少数例外，劳动到处被蔑视、被奴役和受折磨。不过，也有反抗的情绪，并且随着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亚洲和非洲照亮欧洲中世纪黑暗的火炬）的到来，人类的面前出现了新的希望。以崇拜自我牺牲精神为基础的新的宗教因素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形成：在耶稣降生以前五百年，佛陀就提出了自兼的思想，耶稣之后六百年，穆罕默德又宣布了人人平等。
由于欧洲的功劳而出现的新大陆，被发现在夕阳西下的方向。贩卖非洲奴隶和在南北美奴役黑人，成了发现新大陆的命中注定的结果。新的残暴行为发生了，世界看到了人类狠毒的新表现，人的劳动遭到了新的贱视。奴隶劳动创造的财富的大量集中，贪婪的无限增长，生产新农作物的国际公司的诞生，工业中新技术的出现，全世界范围的贸易——这一切，只有更加锈惑人们贱视人的劳动。
当欧洲开始对美有新的理解、对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抱新态度的时候，当劳动人民开始要求给予他们以选择工作和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的时候，无法无天的贪婪却达到了新的高潮，劳动创造的无数财富被它攫取和垄断了。劳动受到贱视，人类充满轻蔑，“种族论”产生了。“普遍”劳动学说流行起来：人类被划分为优、劣两个等极，劣等人为优等人干活，优等人是成色十足的人，而劣等人不过是半个人，甚至还不够半个人。当然，白种人中也有“劣等阶级”，但他们可以比得上肤色较暗的劣等人种中的优等阶层。既然如此，白种人“劣等阶级”中的个别人物，就有可能上升到与统治阶叙同等的地位。但是，对于“黑皮佬”来说，这种平等是不存在的。基督教的教会，即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都遵循这个原则，起初以“迦南当受咒祖”[4]来威胁黑人异教徒，然后向他们灌输在改宗“真正”信仰以后可以有平等的希望，最后又默然同意他们应该永远当奴隶。
在十九世纪，劳动阶级的实力增长了，争取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的搏斗更加激烈了。但是，由于普遍认为劳动是下等事，是劣等民族的本分，这个运动虽然开展得比较蓬勃，搏斗也进行得比较激烈，但是成就却是比较少的，它们远远没有达到财富集中所达到的那种规模。阔绰是优等人的命、贫穷是其余人的命——这种说法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此外，人们认为欧洲的白种人有权依靠世界有色人的劳动和财富过活，是理所当然的。
科学、宗教、政府和工业，都曾以证明这种观点正确为使命。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把肤色、种族、奴隶地位和退化等等不可分割地结合在“黑人”这一概念里。白种人被描绘成“纯粹的”和优等的种族，黑种人被描绘成“不纯的”、低贱的、当然也是劣等的种族；并且断言，在虚伪和胆怯方面，黄种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像黑种人一样低贱。人种混合被认为是退化和文化落后的主要原因。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伟大的东西，一切卓越的事业，一切真正的成就，都归功于白种人。
为了证明这种输点正确，甚至连印度和非洲的一些有进步倾向的黑种民族也算作“白种人”。另一方面，如果有色人种有任何进步的话，那么这不是由于他们很早以前或现在混有白种人的血，就是因为受到白种人文明的影响。
这种不合逻辑的说法对科学发生了很大影响，使科学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有些人出尔反尔地一方面宣称混血种是低劣的人，因而反对人种的混合，另一方面又把仲马[5]、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6]或布克尔·华盛顿[7]等人的伟大，归因于他们的血管里流着一定的白种人血液。
人们起先是有意识地在历史上撒谎，牺牲尼格罗人来歪曲历史，后来这套办法成了传统，广泛流行，以致人们不再研究非洲的历史，大家都忘了门农是什么肤色；在考古学、历史学和研究伟人．生平的科学中，以及在生物学、生理学和社会学中，人们费尽心机，企图证明种族歧视具有科学根据这一流行说法的正确性。
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铁的冶炼方法，社会组织原则，更别说政治生活和民主制度原则了——这一切都被不知羞耻地说成是白种人和欧洲北方人种的功劳。宗教界的一些中坚人物，为他们能根据达尔文、戈宾诺[8]和赖斯纳的科学来论证宗教可以离开基督的道德和放弃博爱思想而沾沾自喜。
这种观念和由这种观念得出的“科学”结论以及根据这种观念对世界上有色人种采取的道德制裁，其后果乃是真正的灾难，然而它们最终给欧洲工人带来的后果还要更坏。欧洲工人的目标和理想被歪曲了。他们只想发财，根本不想成为真正的人；他们现在不考虑公共福利，只希望拥有统治他人的个人权力[9]。他们不喜欢人类，并仇视“黑皮佬”。在美国同西班牙的战争以后，我们的最高专员曾以“我们的棕色小弟弟”的名义向美国发出呼吁，可是白人工人却回答了这样两句诗：
他可以是威廉·霍·塔夫脱
[10]本人的兄弟，
可他永远不能是我的兄弟。
继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在中世犯黑暗年代产生而在文艺复兴时代大放异彩的博爱思想占优势的时期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时人们开始向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白人工人灌输关于工资铁律[11]的思想，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论”时髦起来，反对年轻的工会的残酷斗争开始了。教育事业的初步成就，特别是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产生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想也想不到的对统性矛盾。这是一场激烈的搏斗，它使阶级斗争尖锐化了，使共产主义思想初次蓬勃地实际表现出来了，引起了革命的初步尝拭。帮工和工头的团结一致，基督教上的富人对穷人的同情，中世纪的慈悲——所有这一切都被曲解了：穷是游手好问和为非作歹的结果，富是行善和勤勉的报酬。被压迫的黄种人和黑种人所处的地位，是白种人根据本身需要不得不留给劣等人的地位。各国的工人吸收了富人、投资者和工业巨头提出和大力推广的这些卑鄙龌龊的思想。
在世界个别地方，特别是在美国南部，这种观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同在工厂里对白人的剥削相此，毫不掩盖地奴役黑人成了更加有利的经营方式。于是，采用这种方式经撇生产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而在有色人居民占多数的地方，当然更要加以推测。早在1861年以前约五十年，南方一些大胆人物就梦想在美洲热带地区建立一个奴隶制帝国，然后逐步吞并全世界。这个方案的作者，不想就这个问题征求白人劳动者的意见，但却规划了他们的前途。根据这个方案，他们将来不是上升就得下降：或者强迫他们加入当政的企业主阶级，或者迫使他们象南部各州的白色穷人一样，同奴隶一起工作，受奴隶一样的待遇。
这种哲学在欧洲找到了同情者。毫无疑问，在美国南北战争初期，英国、也许还有法国和德国的势力集团大多数都支持美国的南方人，并且严厉谴责在欧洲争夺世界霸权的残酷斗争中对“黑皮佬”——“半猿半人”——有任何温情主义的“同情”表现。白种人的残酷无情，到了瘟狂程度。他们采取了种种必要措施，来防止白种人对被压迫者过于同情，比如不让妇女、儿童和其他心地善良的人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即本国的贫民窟以及亚洲、非洲和两洲附近岛屿上到处发生的事情。欧洲的上帝选民被经过仔细挑选的把真理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书籍所麻醉，受所谓“专家们”的意见的迷惑，因而不了解自己的舒适和豪华生活是以世界各地和本国到处可见的血汗、死亡和绝望为基础的。
“高雅的文化”创造出来了：心平气和、温柔敦厚的文学提出一些使富人和显贵“激动”的细微末节的理性问题，不厌其详地讨论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但完全避而不谈法治、仁爱、正义和真实的问题。这一切如此牢固地灌进了人们的脑海里，以致他们连亲自看到和感到的东西也不相信了。白种人也永远是“美的”，甚至象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相貌丑陋的人也是美的，但是象杜桑·卢维杜尔和孟尼利克[12]这样人，则因为他们的肤色黑而被认为是丑八怪。
欧洲“绅士”的概念形成了。这种人受过良好教育，养尊处优，衣着华美，有骑士般的正直，无限英勇，甚至视死如归。但是，这种人同时冷酷无情，用机枪扫射手持镖枪的非洲人，用鞭子毒打“黑皮佬”。这种人满口仁义道德，视“金律”为理想，但实际行动却与此相反：他们在白种人国内，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不仅在公务生活和企业活动方面，而且在日常生活方面，都允许自己享受撒谎、杀人、盗窃、奸淫、诈骗之“乐”，其罪行不亚于纳粹分子在波兰和俄国所犯下的震动世界的暴行。
为了“发展和捍卫天生要统治世界的优等种族”，拥有基督教文明的欧洲长期以来一直采用象建立集中营、屠杀和残害成千上万的人民、粗暴地污辱妇女、使儿童道德堕落等等纳粹暴行，来镇压世界各地的有色人。
在欧洲和美国，除了优等种族的思想之外，还形成了关于富裕和豪华的最高理想，这种理想的体现者是有“独立”收入的人。这种人不必“靠工资过活”，可以穷奢极欲，不受道德和物质方面的一切限制。这样的人成了长篇小说、剧本和传奇故事的主人公。他们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非洲，拥有金刚石、黄金、铜、锡、象牙、红木、棕榈油和可可等财富，总之，凡是地下藏的，地上长的，和能从土著居民身上榨取的血汗，都被他们运往欧洲，然后让工资奴隶进行加工，这些工资奴隶过去从未得到，而且正如李嘉图所说，今后也永远得不到足以使他们受教育和保持健康的收入。然后，这些财富在欧洲又落入娼妇和赌棍的手里，或进入靠艺术、文学和戏剧发财的老板的腰包。
畸形可怕的城市产生了。在城市里，形成了犯罪、疾病和苦难的文明。然而在受麻醉的人们看来，这些城市妙不可言，它们有着广阔而漂亮的大马路，幸运的人和富翁住在这里尽可吃喝玩乐。创造民族英雄十分简单：只要忘记他们的罪恶，把他们吹捧为道德的典范就行了。比如，格莱斯顿[13]的功业与奴隶制度无关，到过中国的那位戈登不是醉鬼，而威廉·庇特[14]则从一个国际骗子变成了伟大的爱国者。教育的目的不是使青年认识真正的真理，而是叫他们学习他们必须知道、而且必须根据世界统治者的意志时刻遵循的篡改过的真理。
换句话说，财富是用贫困作代价换来的，这不仅是非洲奴隶和亚洲债农的贫困，而且也是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工人群众的贫困。艺术（建筑、绘画和文学）变成了下流而颓废的东西。文学变成了愤世嫉俗，因而也是悲观主义的东西。宗教变成了社交俱乐部：有教养的人出入于豪华的教堂，给穷人布施。每逢礼拜天，他们便去听“温柔的人有福”，“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有人打你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施舍者有福，接受施舍者无福”等等说教。他们听的是一套，可是行的却完全是另一套：“强权就是真理”，“不是骗人，就是被骗”，“不是杀死敌人，就是被敌人杀死”，“只要能逃过宽大的法律，就可以用任何手段和代价去发财”。这就是十九世纪领导人类文明并安然看着亚洲和非洲在苦难中挣扎的欧洲堕落的真实情景。
最令人震惊的，是欧洲人对待妇女的态度。白种人一方面颂扬妇女的真节，另一方面又使卖淫普遍盛行。一方面高喊母性光荣，另一方面却实行晚婚，使用避孕药剂减少生育。因此，法国的人口不再增长，整个欧洲的人口增长率锐减。此外，如果考虑到离婚已达到真正灾难的地步，那么白种人的前途便大有问题了。白人男子对待有色人妇女的态度，激起了全世界特别的愤怒。美国的种植园主，包括某些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在内，遗弃了自己成群的有色子女，使他们常常被出卖为奴隶。
英国的教友会教徒威廉·豪伊特（1792—1879）在十九世纪初到过澳大利亚和东方其他国家，写下了他的观感。关于欧洲人对待印度妇女的态度，他写道：“对待妇女的态度，简直无法以文字来形容。欧洲人公然使用暴力，把她们从宗教所尊重的、因而外人不得入内的深闺里强拉出来，剥光衣服让大家观看。姑娘们被拖到了法院里，也许，她们在这里会得到保护吧，但实际上休想得到保护。在这里，竟当着司法人员、在光天化日和众目睽睽之下，对柔弱纯朴的姑娘施加暴行。她们的母亲也遭到同样的凌辱。不过，前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后者是在地牢的阴暗角落里被污辱的。许多姑娘被人用破开的竹子夹她们的乳头，一直把乳头拔下来。接着发生的可怕而令人难堪的情景，更不是人类的语言所能形容的了。看了这些骇人听闻的野蛮卑鄙行为，我们几乎不能相信我们是在英国政府管理下的地区里，也几乎无法想象英国官吏为了向当地居民勒索捐税以充实英国的国库，竟然干出这些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15]
但是，只写当时欧洲堕落的一方面也是不公正的。当时，也有一些勇敢的人起来反对残暴，大声疾呼地提出愤怒的抗议。他们为消灭贫困、无知和疾病进行了斗争。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在竞选期间，也可以听到争取精神高涨和自由的号召。妇女和工人的选举权得到了扩大，黑人开始享有较多的自由。但是，为未来着想的人们只得到了局部的有限成就。种族压迫、贵族高傲和财富集中的思想，仍然占居优势，仍然获得胜利。教会逃避穷人和黑人，躲进了城市的贵族区里。耶稣一则以笑，一则以哭。
二十世纪初期，白种人的欧洲被认为世界的主人，白种民族几乎到处自以为是统治者，其余的世界全是为他们而存在的。欧洲人颂扬白种人欧洲之不知分寸，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的诗人们在《当代优秀作品选集》里自吹自擂：“欧洲的五十年胜过中国的一百年”[16]。
在家庭里和学校里，编出了一套关于白种人的神话，说白种人是强大而威风凛凛的巨人，他有高度的智慧、明晰的头脑和无穷的生命力，引导世界达到了人类文化的高不可攀的顶峰。可是，过了不到半个世纪，这尊自我吹嘘的美妙塑像就倒塌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绝对不是因为实力不够。白种人欧洲和北美的实力，是无可置疑的。它们在科学上占有统治地位。只有英、法、德、意的作家的作品，以及西班牙和美国个别作家的作品，才被认为是值得称为文学的作品。以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几个主要教派为代表的基督教，被认为唯一的真正宗教。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神道[17]教徒及其他教徒，都被视为异教徒。
白人的实力，最明显地表现在经济方面。高度发达的工业，现代技术，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商业和生产——这一切都集中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整个亚洲和东欧变成了附庸。欧洲控制了非洲、中国、印度、中美、南美和加勒比海各岛，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和比利时，则默默地参与掠夺世界的活动。
最后，这种统治采用了政权形式。实现这种政权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管理（如在殖民地），另一种是使用间接方法，以武力为后盾对落后民族进行经济统治。后者不过是走向全面的殖民吞并的过渡阶段罢了，这在十九世纪末期已经对谁都不是秘密了。
这对于亚洲尤其如此。印度和腼甸早已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了，印度支那为法国所占。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英、德、美、意、俄把它怎样瓜分。这只是时间和协议的问题了。他们早就认为中国不应当再是一个独立国家。
南美各国的命运，也已经决定了：它们将来必须服从欧洲和北美的经济统治。来自欧洲和北美的政治和经济奴役威胁着全世界，整个地球面临着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变成它们的殖民地的前途。当然，非洲应当继续处于完全受奴役的状态，以便统治黑人的白人移民大发横财。
有人硬说，欧洲所以能够称霸世界，是由于白种人生来具有天赋的优越性，这不但表现在他们建立了最高尚的宗教这一点上，而且表现在征服自然力上。和这一切完全相反，肤色较暗的民族却智能低劣，天生没有道德，不过他们居住的地方倒很富饶。据“道德高尚”的基督教徒们无耻地说，“那里的一切都令人悦目，就是人可恶”。可是他们忘了或者从来没有听人说过白种人是怎样强大起来的，是用什么办法取得世界霸权的。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例外，但大多数人未曾注意这些问题。比如豪伊特就根据个人对殖民地问题的考察和研究，用个别例子叙述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几百年间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残酷压迫。豪伊特在谈到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时写道：
“一些用折磨本族同胞来开心的最残酷的暴君们的杀人放火行为，同西班牙人侵占新大陆时所犯的血腥暴行相比，不过是一些小小儿戏而已。据最低估计，西班牙侵占新大陆时，屠杀了好几千万人！人们知道这些事实以后，不能不哀求上帝显灵，把这些像毒蛇猛兽一样、只给世界带来毁灭和破坏的欧洲暴君从地球上消灭掉。这些暴君比最嗜血的野人还要残忍，他们杀人不眨眼，没有人人昔有的恻隐之心！”
[18]
“有名的阿尔奉苏·阿尔布奎克
[19]干得甚为得手，在这里把葡萄牙殖民地扩展得比其他任何军事长官占领时期都要大。他在企图侵占和洗劫卡利卡特市时险遭击毙。他把果阿变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从此以后果阿就成了葡萄牙在印度的所有殖民地的中心。他占领了马六甲以后，纵兵大肆掳掠。他把抢到的全部财富中预定献给国王的五分之一以二十万金币卖给了当地商人。他把军队开进被占领的城市，委派一个背叛马六甲国王、从而保证葡萄牙人打了胜仗的印度人为该城的最高法官。可是，当他不需要这个名叫乌提穆特的叛徒的时候，就把他和他的儿子一起杀掉了，尽管他们答应给他十万金币来买命，这个基督徒强盗这回也不为所动。后来，他前往阿拉伯商人的主要港口——霍木兹（位于波斯湾的入口处），征服了这座城市，并在那里驻扎了军队；他扣留了十五个亲王作为人质，把他们押送到果阿。这就是这个有名将军的‘功绩’。而历史学家却把这些不可原谅的残酷、劫掠和背信弃义行动大书特书，把他捧为功勋显赫的卓越元帅！后来他突然在锡兰登陆，把他的舰队开到马鲁古群岛，盘踞在这些生长可可、西米椰子、肉豆蔻和丁香的美丽地方。懾于这些辉煌成就的波斯、暹罗、勃固王国
[20]和其他国家的国王，都要求同他友好。最后，他占领了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他的一支为数不过四万人的葡萄牙军队，竟使摩洛哥帝国、非洲的各野蛮部落、马木留克人、阿拉伯人和从霍木兹岛到中国的东方其他国家大为震惊。”
[21]
“荷兰人为了巩固自己在尚未建立严格控制的各岛的统治权，勒令德那第和提多雷岛的土侯砍光一切肉豆蔻树和丁香树。根据同样理由，他们把班达岛上不愿屈服的居民斩尽杀绝。土著居民的土地交给了白种人，他们从其他岛屿运来奴隶，以便培植肉豆蔻树和丁香树。根据同样的动机，荷兰人在马六甲登陆以后，就洗劫这块土地，并利用海盗破坏航运。讷加帕塔姆曾两度遭到袭击；柯钦中了诡计，被拖进反对卡利卡特和特拉凡哥尔的土王的斗争；锡兰和爪哇变成了永无休止的纷争场所。接着，这种由人故意挑起的纠纷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同在日本、中国、柬埔寨、阿拉干、恒河口、亚齐、科罗曼德耳海岸、苏拉特、波斯、巴士拉、摩哈
[22]等地的情况完全一样。以后，荷兰人在苏拉威西岛提倡并建立了掠夺和出卖当地居民当奴隶的制度，因而把这个岛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23]
“不幸，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性的本质是什么。不幸，违背土著的愿望和道德准则的关于威力、财富和庇护的思想，却又具有无法抵抗的绝大锈惑力。可惜，现代侵略哲学和外交在这种推理的掩护下巧妙地遮盖了令人发指的暴行，以致普通人极难看出这些暴行后面的骇人听闻的罪恶。”
[24]
“如果说曾经有比马基雅弗利主义更丑恶的制度，即更狡猾地用宣扬正义的办法来掩盖最令人发指的非正义的制度，即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冷酷、残忍、傲慢和顽固的制度，那么，那就是使印度各土邦的政权从当地王公手里丧失并落入英帝国魔爪的那种制度。”
[25]
“英国人一般是派遣军队帮助土王对邻邦作战，或派兵驻在土王的领地担任防御，作为同土王交好的第一步。英国人为这些服务所索取的酬金极多，使一些误认为本地敌人比假朋友更可怕的土王不久就完全无力清还他们的债务。土王向自己的臣民征收苛捐杂税，结果还是清偿不了债务。不久，整个整个的省份或者在这些省份征税的权利便转人了‘朋友’的手里，但是‘朋友’提出的要求仍旧有增无已。为了偿债付息，土王不得不以非常高的利息举借巨额新债。英国人是在有土地和税收作抵押的条件下才提供借款的。倒霉的土王日益债台高筑，土王越陷越深，放款公司的压迫也就越来越狠。用高利贷者的话来说，就是‘把螺林拧紧’到土王完全处于绝境为止。”
[26]
十九世纪，黑人——霍屯督人、布须曼人和班图人，同白种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命名不当的好望角相遇了。于是，发生了在世界史上很难找到类似情况的搏斗。荷兰人屠杀和掠夺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使他们沦为奴隶。法国人被赶走或被打死。后来，英国人从荷兰人手里夺去了土地和奴隶，而荷兰人又跑进非洲大陆的腹地。在祖鲁人的伟大领袖查卡的领导下南来的班图人，痛击了荷兰人和英国人，表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英勇品质。
黑肤色的班图人几乎就要打胜了，可是这时有个混血种人发现了金刚石。后来，英国人和荷兰人又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这些金子是五百万年前被大洋的暗色海浪涌到地面上来的。这就足以带来下列后果而有余：贪婪的欧洲凭借不列顺帝国的舰队，不顾一切、疯狂地打起仗来，全世界都支持欧洲，一切阴谋都用上了。结果，欧洲把一部分非洲人消灭了，把剩下的非洲人变成了现代历史上最痛苦的雇佣奴隶。荷兰人变成英国人的附庸，用土地和八百万黑人劳动的成果向英国人进贡。
自命不凡的资本主义的奴仆和辩护士弗兰克尔写道：“在南非开采金刚石所得的财富，显然超过了当时在世界任何地区生产其他任何产品所得的一切财富。”[27]
然而，这对于英国说来，只是副业而已。在十九世纪，大不列颠利用自己长期在非洲奴隶贸易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开始攫取非洲的所有土地和居民。英国人逐步渗入非洲西岸和东岸，吞并了贝宁和阿散蒂的国家。后来，英国的阿散蒂总督承认：“我们在贩卖奴隶的黑暗时期的行为，有许多是今天英国人提起来感到羞耻和可怕的。读者会认为，当时在非洲沿岸创造历史的白人以国家或个人名义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不道德的；其中有一些事实，是每一个热爱自己国家和坚决保护它的美名的英国人永远感到非常痛苦和有失体面的。”[28]
法国人侵占了达荷美以及曼丁哥、豪萨和其他王国的残余地区。在东非，英国人唆使基督教徒反对伊斯兰教徒，让他们互相厮杀，直到乌干达被置于英国保护之下为止。
在埃塞俄比亚，土著居民曾迫使英国人、埃及人和意大利人溃退，而马赫迪创率领自己的黑人伊斯兰教徒从西边来，把英国人和埃及人赶出了苏丹。法国方面的威胁和它同埃塞俄比亚蹄结条约的可能性，迫使配有机关枪的英国人撤退了。
据说克其纳[29]在对马赫迪信徒作战时使用的手段极其残酷，甚至引起了英国托利党[30]人的愤怒。克其纳的内弟有一次对他说：“要是不列颠帝国不因你的行为而遭到唾骂，那么基督教中就连一点真理也没有了。”甚至连温斯顿·丘吉尔也把污辱马赫迪的坟墓鲜做“卑鄙的行为”。当克其纳知道连可耻的战争的拥护者也不会宽恕他的挖坟掘墓的罪行时，便企图把污辱坟墓的责任推到戈登的侄子身上，并为此诬控这个人[31]。肮脏的历史到处重演：欺幅、暴力和屠杀，结果又是一个民族被奴役。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更不用既了，英国人，接着是美国人和法国人，都以这次战争为借口进行更大的侵略。
这种以建立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侵略政策唯一感到不足的就是辩护理由。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传教士曾企图完成这一工作。为了“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和“教育”土著居民，曾经使用了千百万英镑和美元。在十九世纪初期，有人企图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勒窝内等地建立独立的黑人国家，但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懂得：只有抓住政权，才能全面地剥削被征服的人民。
从大西洋到尼罗河的苏丹全境，逐步被征服了。从此以后，埃及本土和东苏丹也由欧洲控制起来。二十世纪以前，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还曾试图保持独立。西非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虽然如此，欧洲人仍盲目地认为，无论带来多少残酷、虚伪和流血的后果，欧洲的胜利终归使神的名字得到了宣扬，而且表明有资格统治世界的唯一种族拥有无限的、不可分割的权力。欧洲人的成就，首先是他们兴建了巨大的城市，征服了自然力，创造了规模巨大的工业和世界交通体系等等，都证明：权力属于他们，是合理的，符合正义的。为生产而生产，不管财富和各种便利如何分配——这就是当时的口号。
许多年间，不列颠帝国政府一直避免对剥削殖民地直接负责。起初，这一切活动叫做“自由企业经营”和“个人主动精神”。直到杀人和抢劫的事实成了无人不知的丑闻，不能再加掩饰的时候，剥削的职能才转交帝国政府。例如，“西印度公司”、“尼日尔公司”、“南非公司”和“东非公司”，任意掳掠和杀戮了一百年以上，不受任何人的拘束。最后，当这些公司的掠夺、屠杀诈骗的规模再也不能掩盖的时候，权力才正式移交给政府。政府结束了一些最令人痛恨的过火作法，并设法改进了整个制度。
科学也被找来帮忙。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当非洲大陆变成了象牙、糖、棉花和劳动力的供应地以后，研究非洲的学者像中了邪一样，老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尼格罗人对文明未曾作出任何贡献，足以证明非洲有过高度文化的任何东西，必然出自白种人之手，或至少出于黄种人之手。甚至在文明的制汇里，也表现了这种观念，比如，西班牙语中的“Negro”一词从形容词变成了整个一个种族的专有名词，后来这个专门名词甚至不必用大写字母开始了。[32]
后来，剥削者企图达到彼此和睦、合作和团结。狡猾而不择手段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雇用了一个由于旅行非洲而驰名世界的记者[33]，向他提出了如下的任务：在中非建立一个国际国家，“通过和平方法控制和征服它，按照现代理想把它变成一个欧洲商人同非洲黑人商人团结一致的民族联邦，使正义、法律和秩序在这个国家里占优势，而使屠杀、非法和惨无人道的奴隶贩卖永远消灭”[34]。
“刚果自由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由于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个殖民地落入了比利时手里，并变成了剥削非洲人的最可恶的中心。这个殖民地的建立，成了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典范，提供了用同样方法瓜分亚洲和南太平洋诸岛的先例。列强召开了柏林会议[35]。殖民主义大国竟相掠夺非洲的产品，并把它们运回本国。文明社会的生活依靠着来自世界最遥远地区的商品，文明社会的普通公民日益显然地变成了剥削殖民地的同谋犯。从殖民地运出的有茶叶、咖啡、金刚石、黄金、象牙、铜、植物油、椰子、海枣、胡椒、香料、洋橄榄、可可、橡胶、大麻、丝、各种纤维、稀有金属、珍贵木材、水果和糖。这一切和其他无数东西成了现代生活的必需品，现代社会生活本身也就这样在占有和剥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这种剥削的代价是惊人的。殖民主义体系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为真正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十倍。在十九世纪最初二十五年，印度由于这种剥削所造成的饥馑死了一百万人。殖民主义者霸占了大部分可耕地，使原住居民丧失了主要生活来源。土地不是被外国人用武力强占，就是被他们用发放利息极高的抵押贷款的办法夺走。疾病究竟流行到什么程度，简直是无法确定的。南非各矿场肺病十分猖獗，其他所有殖民地都一无例外地流行着梅毒、霍乱、麻风和虐疾。
殖民统治的最令人痛恨的后果之一，是有意识地彻底毁灭被压迫民族的珍贵文物。“利奥波德二世的暴行使欧洲大为震惊，其残酷是真正骇人听闻的。但是，我们在幕后的人看得非常清楚，刚果的真正灾难还是更广义的破坏和毁灭。干预家庭生活，无情地摧毁一切社会基础，破坏部落的法规，天天有的使当地酋长看到也胆寒的种种暴行——一句话，暴虐荒淫、道德沦丧的狂流淹没了刚果的各个部落。”[36]
英国人征服阿散蒂的例子，可以说明自尊的黑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怎样的屈辱。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阿散蒂贺涅[37]从未受过失败的耻辱。他的军队屡次击退英军，但经过五次战役之后，英军终于击清了他的军队。然而，英军是由于背信弃义地违反自己诺言，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和使用比较现代的武器，才取得这一胜利的。英国人答应给他以光荣的和平，但要求他公开宣布愿意俯首听命。
“当然，这是对普烈姆彼的自尊心的最沉重打击。除了1881年自愿逊位的曼斯之外，任何一个阿散蒂国王都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但使他最难受的是面临的屈辱。他稍微犹豫了一会儿，不安地用手抚弄着衣上的饰物，羞愧和痛苦得几乎要喊叫出来。艾伯特·安萨进来了，同他低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国王脱了鞋，摘了头上的金冠，把它放在一旁，同母亲一起无可奈何地慢慢走过广场，来到总督的座前。他们在总督跟前五体投地，依次抱一抱总督、弗伦西斯·斯科特爵士和坎普斯特尔上校的脚。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场面。周围是一片绿荫，身穿红色制服、手握雪亮刺刀的士兵列成威武逼人的矩形阵式，前面架着随时准备开火的大炮，后面是手持长矛的土著黑人士兵。阿散蒂的两位统治者站在广场中央，呆若木鸡；不久以前，他们母子说一句话就能决定人的生死，他们一举一动都是人们必须服从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可是现在，他们本身被迫在成千上万人的目光之下受辱。”
[38]
殖民地人民中号召要求独立、捍卫自身权利和表示愤怒的呼声，说是应该看作“煽动分子”企图得到天生没有资格得到的东西的喊叫。为了证明大多数人没有能力自治和独立思考，所有的科学部门都行动起来了：生物学家证明非洲和亚洲的居民不如白人发达；历史学家力图使人相信一切文明都是白种人创造的；经济学家硬说全球的财富创造有赖于白人的技艺，而有色人只提供了粗笨的体力劳动；还有人力图通过衡量白种人和黑种人的脑重的办法，以及采用智力发展的其他错误标准，来证明白人的优越性。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欧洲和北美称霸全世界，文明的发展水平和速度，达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大多数作家和思想家都认为的极高程度。但是以后的几年已经证明，这些“成就”只是表面现象，而且孕育着矛盾和具有灾难的后果。
殖民地人民本身首先证明了这一点。从前，人们几乎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当然也不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而现在，殖民地世界发出了坚强的抗议声音，以及关于不得压迫人、不得剥夺大多数人享有世界进步的可庆成果的要求和呼吁。全世界都知道，印度国大党提出过这类抗议；但很少有人知道，非洲也表示过抗议。其实，1871年在黄金海岸殖民地（英属西非），几个国王和酋长以及当地居民的有识之士，就曾集会于曼克西姆，制定了自治宪法。他们属于芳蒂人的部落，在五次长期战争中曾同英国结盟，站在英国方面反对阿散蒂人。现在，他们提议同英国联盟，是为了获得自治。这个宪法名叫《芳蒂人联邦宪法》，从1865年开始提出，1867年起草完毕，1871年通过。宪法包括四十七条，其中许多条又分为若干款。现在把一些主要条款引述如下：
“第八条，联邦宣布自己的宗旨为：
一、发展所有芳蒂人国王和酋长间的友好关系，使他们的行动统一，以便共御外敌。
二、联邦主要致力于改善国内的状况。
三、在联邦内部的各地区建筑完善而重要的道路。
四、兴建校舍和开办学校，以教育全体儿童；聘用足够数量的教师。
五、奖励农业和工业，努力创办今后可以成为国家收入来源的新企业。
六、发展和加速开发国内的矿产资源和其他资源。
第十二条，代表大会拥有起草法律、法令和法案等等的权利，具有顺利执行决议和其他决定的全权，负有政府的职能，有权研究各部或任何一个国王和酋长提出的一切问题，并实际执行立法机关的全部职能。
第二十一至二十五条，对教育问题作了规定。
第二十六条，应当修筑把各省和各州彼此联接起来并通向海岸的主要道路。……
第三十七条，各省或州成立地方法院，以省或州税务官为院长。
第四十三条，联邦的官员按照上叙的指示协助英国政府实现它的计划。
第四十四条，因为代表大会有权执行政府的职能，所以颁布法律等等和开征它认为必要的赋税的权利也属于它的主管范围。”
[39]
对待原住居民的权利和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今天。1946年，南非有色居民的代表以八百万非洲人、印度人和混血种人的名义写信给当时成立的联合国，其内容如下：
“非欧洲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学不到专业知识，不能做需要技术的工作。他们被禁止购置土地和财产，被剥夺进行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们在军队中只能当担架员和勤务兵，他们被禁止进入娱乐场所和文化机关，而且被禁止住在城市里。纳粹德国曾严令禁止‘雅利安人’同‘非雅利安人’交往或通婚，违者严惩；在南非，Herrenvolk
[40]同奴隶种族的交往和通婚同样也被当作刑事罪。一般说来，对欧洲人和非欧洲人规定的法律是不同的，偶而对两种人实施同一法律，也必然有歧视非欧洲人的特殊条款。不错，在南非没有布痕瓦尔德
[41]式的集中营，但南非的监狱里挤满了无辜的非欧洲人也是林毫不假的，他们的唯一罪名是无力缴纳人头税，即用暴力强征的特别种族税。这项法律不适用于雅利安人，对雅利安人有特殊的法律，其中规定欠税不是刑事罪，而按民事处理，不能监禁。
南非虽然没有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但是Herrenvolk警察对待非欧洲籍罪犯和无辜牺牲者的狂暴，只有希特勒党卫军的残酷比得上。此外，法院对待非欧洲人的态度，也只有纳粹法庭对待非雅利安人的态度可比。然而，法律和道德对待各种族居民的态度的根本区别，不仅表现在法典中规定有不同的条款，而且主要表现在这些法律和道德是从非欧洲人和欧洲人的生命价值具有原则性区别的观点出发的。在南非，非欧洲人的生命很不值钱，正如在纳粹德国犹太人的生命不值钱一样。
从上述这一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南非的非欧洲人所受的暴政压迫，同纳粹暴政的压迫很少区别。如果认为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希望世界各族人民都是这样认为），如果同意在全世界各地彻底根除纳粹祸害以前不可能有和平，那就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纳粹主义的崩溃，并不是反对暴政的斗争的终结。在世界各族人民进入新时代以前，还会有许多斗争。对于我们南非人来说，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只要我国们保持着暴政制度，就根本谈不到和平。一些南非的Herrenvolk代表在国外高谈新时代到来了，需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然而实际上他们所希望的唯一东西，却是在南非维持目前的暴政，并把它扩展到其他地区，这在我们看来是极其荒诞的。他们已经在谈新的委任统治地和托管地。这只能意味又有一些民族将要受到纳粹式的统治压迫。在建立新生活的时侯，如果有这些Herrenvolk的代表插手，人类就不能开始新生活，因为当同样一些人在国外侈谈人权的不可侵犯性，而在本国却残酷地践踏和摧残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时候，这种新生活会有什么价值呢？当毕生致力于加强纳粹式统治的南非Herrenvolk的最高代表人物史末资元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厚颜无耻地说什么‘人身神圣不可侵犯和高贵’，‘男女平等’时，这不只是对南非八百万非欧洲人，而且是对极欲建设新世界的人们的莫大侮辱。”
[42]
由于行动和它的效果之间，劳动和它的产品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常脱节，工人通常不仅不知道消费者（投资者则不知道自己收入的来源），而且也往往不能知道这类事情，因为法律根本禁止这点。因此，生产过程的道德价值就很难判断了，这样，生产往往造成罪恶，正如愚昧无知造成的犯罪更多，蓄意杀人行劫的罪犯倒较少一样，不过，愚昧无知本身就是严重的犯罪。如果社会听任劳动果实被一批消费者用去过舒适、安逸甚至豪华的生活，而不注意劳动者的工作、工资和生活条件，如果社会一味赞美任何的经济成果，而不管造成这种成果的内情如何骇人听闻，那么，这就是文明退化的表现。
现在让我举例来证明我的观点。比如，我们面前有一座漂亮的英国式住宅，周围是一片译茵草地，室内陈设着华美的家具，雇有成群的受过良好训练的仆人。这里住着一个少妇，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衣着华丽，聪明而又高雅。她的手指弹着象牙键的最好钢琴，脑子想着怎样去消暑：去瑞士的湖边还是意大利的瑚边。她的家庭不算豪富，但有线买了一些有价证券。这些有价证券使她有了充裕的“独立”收入，保证她用不着从事沉重的劳动而能过舒适的生活。这样的人对殖民主义的罪行应负多大责任呢？
完全可能，她个人毫未犯罪；说她没有罪过是对的。但是，她的收入是饥馑、掠夺和杀人的结果，她的收入造成了无知、疾病和成千上万人犯罪，保证她的有价证券生息和使她有余暇享受舒适生活的制度是以压迫、剥削和奴役大多数人为基础的，这也同样可以说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因为她不知道这一点，因为她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事实真象，而准许将财产数额、收入来源和经商方法保密的法律又使她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她就情愿不去了解她的财产来源，以及这些财富是多少沉重劳动和多少痛苦创造出来的。
住在伦敦的这个无罪的、有教养的、美貌的少妇，竟可能是制造贫困和促使世界衰落的基础；这一可怕的悖谬现象，就是现代文明的罪状及其道德破产的原因。总有人要对这一点负完全责任。但这是谁呢？
现代罪恶的悖谬现象就是这样，清教徒知道这一点以后，一定呆若木鸡，张口结舌。整个集团、民族和种族在杀人、抢劫、盗窃和破坏，然而每一个人单独的讲却没有罪，谁也不能挨骂，谁也不能受谴责！
黑人世界在白人的脚下挣扎，无力地愤怒着，阴沉地仇恨着：
我恨他们，啊，我是多么恨他们！
我恨他们，主啊！我恨他们象恨地狱！
如果我是神，我就在今天，
给他们敲丧钟！
全世界在三段论法中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出路：“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假的。假如这是真的，我也不会相信。如果这是真的，我也不相信。因此，这是胡说！”只有爱默生[43]看出了这种悖谬现象。
啊，尊严，手腕，权势；
金钱，虚假，享乐；
体面的罪恶，吹牛的美德；
死板的规矩，许可的行动；
少数人，失宠的人——
所有你们，请收下我，利用我，充满我，
充满我的静脉和动脉，
即便使我死了也可以。
南非联邦总理简·史末资曾经声嘶力竭地说：南非的每个白人，只要不是“疯子，完全的疯子”，都认为必须压迫非洲人；可是他在1945年，却站在世界各国代表的前面，热烈地说服他们在《联合国宪章》中列入“人权”一条。没有任何东西更能说明白种人的思维不合逻辑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种悖谬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欧洲文明中的矛盾以及现代思维方式缺乏逻辑和人类文化危机的最基本和真正的原因，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到美国内战爆发为止盛行的非洲和美洲之间的人口贩卖。为了加强这个论点，我要在下一章谈一谈非洲奴隶贩卖的问题。
[1] 瓦尔特堡——埃森纳赫市附近的城堡，1520—1521年马丁·路德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俄译本编者
[2] “金律”，在圣经中指“爱”。——译者
[3] 安德兽·卡内基（Andtew Carnegie，1835—1919年），美国的工业亿万富翁，曾从事反动目的的“慈善’事业。——俄译本编者
[4] “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见《旧约全书》《创世纪》第9章。据说迦南是黑肤色人的祖先。——译者
[5] 仲马（Dumas，Alex. Davy de la Pailleterie 1762—1806年），法国将军，大仲马之父，生于圣多明各岛，母亲为非洲人，参加大革命后，抛弃了贵族封号，即以母姓仲马为姓。——译者
[6]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 Douglass，1817—1895年），美国政治活动家，民主党人，著名演说家和政论家，著名黑人解放战士。——俄译本编者
[7] 布克尔·华盛顿（Booker Washington，1856—1915年），美国著名黑人教育家。——译者
[8] 达尔文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论。一些反动的科学家和宗教界的黑暗势力曾利用达尔文的错误来证明仿佛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分。
约瑟夫·阿尔图尔·戈宾诺（Joseph Arthur Gobinrsu，1816—1882年），法国的反动社会学家，仇视人类的种族论的创始人之一，他企图把全世界历史描绘成“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的斗争史。——俄译本编者
[9] 此处和在下文中，作者错误地把所渭“工人贵族”的思想当成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思想。——俄译本编者
[10] 威廉·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年），1909—1913年任美国总统，——俄译本编者
[11] 资产阶级以一种庸俗工资理论，断言工资终归决定于工人的最低生活费，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是徒劳的。——译者
[12] 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1743—1803年），海地民族英雄，黑奴出身；孟尼利克（Meneelik，1844—1913年），埃塞俄比亚皇帝，曾击败侵入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军队。——译者
[13] 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年），曾任英国首相，侵略埃及的主犯。——译者
[14] 威廉·庇特（Wiliialn Pitt，1759—1806年），曾任英国首相，侵略印度的元凶。——译者
[15] William Howitt．Colonization and Christianity，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 ＆ Longmans，1838，p.280—281.
[16] 这句诗是英国宫廷诗人阿弗来德·汀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年）写的。——俄译本编者
[17] 指日本的神道。——译者
[18] Wllham Howitt：前引书第61页。
[19] 阿尔奉苏·阿尔布奎克（Alfonso d’Albuquerque 1453—1515年），葡萄牙第二个驻印度总督。——俄译本编者
[20] 十四——十六世纪时缅甸南部的王国。——译者
[21] William Howitt：前引书第176—177页。
[22] 阿拉干，腼甸的县份，亚齐，过去北苏门答腊的一个国家；科罗曼德耳海岸，印度半岛的东南海岸；苏拉特，印度孟买邦的县份；摩哈，也门南部的城市和港口。——俄译者
[23] William Howitt，前引书，第194页。
[24] 同上书第209页。
[25] 同上书第210页。
[26] William Howitt，前引书，第213—214页。
[27] S.Herbert Frankel，Capital Investment in Afric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p.52.
[28] W.Walton Claridge，A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hanti，London，John Murray，1915，Vol.1，p.IX.
[29]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镇压苏丹人民起义的殖民军指挥官。——译者
[30] 托利党〔tory）——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形成的代表地主、贵族和国教教士利益的政治集团，英国保守党的前身。——译者
[31] 参见Wilfrid Scawen Blunt，My Diaries，New York，Alfred A.Knopf，1921，vol.I，p.311，313，317，319，322，323—324。克其纳的内弟是威廉·巴特勒。
[32] “Negro”在西班牙语中为形容词，意为“黑色的”。按语法，形容词用作专门名词时应该用大写字母开始，不大写有轻蔑的意思。——译者
[33] 指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利。——译者
[34] J.Scott Keltie，The Partition of Africa，London，Edward Stanford.1895，P.132.
[35] 指1884—1885年在柏林召开的讨论非洲殖民地问题的会议，有十四个殖民国家参加。——译者
[36] Harris，Dawn in Africa，p.66.
[37] 以前在加纳，库马西部落的酋长是整个阿散蒂的最高统治者，他的称号为阿散蒂贺涅。——译者。
[38] Claridge：前引书第1卷第413真
[39] Claridge：前引书第1卷第617—618页。
[40] “老爷种族”（德文）。——俄译者
[41] 纳粹德国1934年在魏玛附近设立的集中营名，有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牺牲在那里。——译者
[42] 非欧洲人联合委员会1945年在开普敦（南非）发表的告世界人民书。
[43] 爱默生（Emerson，Ralph Waldo，1803—1882年），美国诗人、文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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