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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货币


· 货币的两个职能
· 金属货币的价值和物价运动
· 金属货币的流通
· 私人信用货币的起源
· 公共信用货币的起源
·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一源泉：贴现
·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二源泉：银行透支
·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三源泉：预算赤字
· 社会必需的货币额
· 不兑现的纸币流通
· 支付平衡
· 发行银行和银行信贷
· 货币的运用
· 通货膨胀的三种形式
· 购买力，货币流通和利息率

　


货币的两个职能


　　货币或一般等价物首先是一种商品，一种其他一切商品都通过它的价值来表现其各自的交换价值的商品（1）。公式：“25口袋小麦=1里弗黄金”，表示一个相等的交换价值，也就是一个相等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作为共同的价值尺度，货币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性质。其所以能够胜任这个职能，原因在于它本身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当交换简单，买和卖正逐渐取代以货易货的时候，货币的上述基本性质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当小商品生产刚刚露头时，最常见的情况是两种或者三种一般等价物同时被用来作为价值尺度，例如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小麦、金子和黄铜；在中国是小麦、大米和白银；诸如此类。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能把货币看成是单纯的、常规的交换工具。

　　在当时，劳动的社会分工还依旧比较简单，比较透明。在拿二十五口袋小麦、五头牛和一里弗白银来进行交换中，农夫、牧人和矿工的各自劳动似乎成了共同的尺度，成了以计算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社会所支配全部劳动时间的一个共同部分。

　　但是，等到以后交换变得频繁并且日益占了支配地位的时候，这种简单的和十分透明的关系就消失了。货币不再单纯是共同的价值尺度，而且成了交换工具（2）。大批的商品被各自的主人带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这些商品从一个人之手转入另一个人之手，直到转入意欲使它们实现其各自的使用价值的买主手中为止。这个时候它们才最终地被买主从市场上抽出去。货币为上述接二连三的交换提供了便利，并且使这些交换得以在一个统一了的市场的条件下进行（3）。然而，为了发挥这个职能，货币的固有价值反而成了次要的东西。假如二十五口袋小麦的价值同五头牛的价值相等，那么农夫和牧人把这两种商品拿去进行交换时，他们是怎样先收一里弗优质白银或十里弗劣质合金，然后又怎样把这些白银和合金付出去，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由于各种商品的流通表现为一连串的交换手续，而在这一连串交换手续中，货币起的是媒介作用，因此人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认为一般等价物的固有价值对于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这当然是错觉。当商品流通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商品流通，另一方面又是货币流通时，货币本身也就是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流通手段，另一方面是延期支付手段。在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社会里，大量商品的流通是通过信贷来进行的，商品的货币等价物要到以后才能收取（4）。货币固有价值的涨落，也就是说，一般等价物价值的涨落会立刻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相互关系中引起一场紊乱。货币价值上涨——例如罗马共和国时期黄铜价值的上涨——，债务人就蒙受损失，货币价值狂跌，债权人就破产。


金属货币的价值和物价运动


　　自从贵重金属多多少少被普遍采用为一般等价物以来，它的固有价值的每一次涨落，都会毫无例外地引起商品价格的巨大动荡，也就是说，会引起通过货币来表现的物价便会下跌；金属货币价值下跌，通过金属货币来表现的物价便会上涨。

　　货币价值上的第一次大革命是在采用了铁制劳动工具以后、生产白银的条件有了重大改进时发生的。这种改进使得白银的价值在纪元前900年左右一落千丈。白银价值的下跌引起了通过白银来表现的价格的暴涨：纪元前2000年哈姆拉比在位时，一个“居耳”（qur）小麦的价格是两个西克尔，但到了纪元前950年，同样是一个居耳小麦，价格却上升到了十五个西克尔（5）。又过了六百年，大亚历山大抢劫了波斯帝国国库内贮藏的大量的贵重金属。这次掠夺带来了与生产价格低廉同样的后果：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下跌了一倍，而物价则有了相应的上升（6）。

　　纪元后第二世纪起，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当时，由于奴隶的价格上涨，由于奴隶的劳动效率下降，由于许多矿山关门，由于掠夺得来的财富大量流往印度，结果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上涨，通过贵重金属来表现的价格则下跌（但因为历朝皇帝相继将货币贬值，所以这一点并不明显）（7）。这一个运动在八世纪和九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就又反了过来。从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起，银矿开采方面发生的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引起了白银价值的下跌和物价的普遍上涨。这一次物价的上涨，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由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各银矿的开采而全面展开。以上各矿的开采都是使用奴隶劳动进行的，因此生产费用大大地降低，使得欧洲的许多矿都关了门。

　　把金属货币的价值的涨落同商品价格的涨落拿来作比时，不可以忽略这样一点，即同一个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而导致金属价值下跌的技术大改革，也能引起一切商品价值的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在黄金和白银价值下跌的同时可能是商品价格的稳定甚或下跌。例如：纪元前十世纪，铁器时代的同一次技术革命，一方面降低了白银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大大发展了生产费用降低了的农业。结果，从纪元前十世纪到七世纪，农产品的价格一落千丈（例如一居耳小麦由十五个西克尔跌到了半西克尔）（8）。

　　只要在市场仍然是被分割为千百个相互之间往来不多和联系有限的区域性市场，世界上同时并存的多种多样的一般等价物就仍然不会令人感到在交换中有什么特殊不便。最初是葡萄牙人，随后是荷兰人，当他们开始到印度尼西亚去做买卖时，他们发现那里同时存在着不同的货币本位。在土著居民公社里，既可以使用黄金货币和白银货币，也可以使用贝壳货币（9）。只是等到工业资本主义真正统一了世界市场，等到大家所生产的只不过是交换价值以后，人们才感到必需有一个在任何国家都能够通用的一般等价物。许多国家都曾经试图把黄金和白银同时用来作为一般等价物（复本位货币制），但是结果都失败了。因为这两种金属各有各的交换价值，而这种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时期经受着许多波动的影响。其结果是通过此一金属来表现彼一金属的价格，通过此一金属或彼一金属来表现的商品价格，就必然要不断地发生紊乱（10）。最后，到了十九世纪左右，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采取了金本位制；黄金成了在一切国家都通用的价值尺度。但是远东却继续拒绝这样做。在远东，从十六世纪以来，先是在中国，以后又在印度和日本，白银仍然被采用为一般等价物。


金属货币的流通


　　被用来作为交换工具的贵金属本身代表着一定的交换价值。由于等量的价值同等量的价值相交换，因此，在使用一种金属货币的时候，流通过程中全部商品的总价值与实现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两者之间，就必然建立起一种确切的关系。要想确定这种关系，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实：同一块货币可以被用来连续进行好几次交换。

　　一个农夫拿了一块货币到市场上去买布；卖布商用这同一块货币到磨粉商那里去买面粉；磨粉商又到农夫那里去买小麦。他用的仍旧是那块货币。由此可见，同一块货币，在同一天内就被用来进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数额都同这块货币的价值相等。假如我们用v来表示货币流通的速度（同一块货币在一定的时间内被用来进行交换的次数），用Q来表示流通商品的数量，用p来表示物价的平均指数，我们就有了求得流通货币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 Q × p  (11)

　　流通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相乘的积数应该与流通商品总量和物价平均指数相乘的积数相等；这样，我们又得出了交换全部流通商品所必需货币量的公式如下；

M=(Q×p)/v

　　最后，如果把全部流通商品价格的总额P来代替Q × p，我们又得出下面这个公式：

M=P/v

　　流通货币总量应该同货币流通速度除业经交换过的全部商品价格的和数相等。

　　不可以把这个公式当成能够倒换的公式，也不可以把它当成有了三个已知数就当然能够求出第四个未知数的代数公式（12）。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把P看作是唯一不受上述公式约束的可变因数。商品生产的价格能够随价值的涨落而涨落；技术性的进步能够引起价格或多或少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金属货币就能够被排除于流通以外，能够被贮存起来。倘若流通商品量增加很多，而生产率不相应地上升（每一商品的价值没有相应地下降），为了能够实行交换，就必须有一个追加的金属货币量。于是人们便想尽办法来试图增加贵重金属的生产（关门的矿山重新开张；另外去寻觅新的矿藏等等）。例如从十四世纪末期到十六世纪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货币流通速度并非是个独立因素。“货币流通速度随生产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流通的种种变化不会影响物价（13）。”


私人信用货币的起源


　　但是，自从小商品生产有了飞跃发展，单单使用金属货币会对交换中的快速付款形成一种限制。国际贸易突然发展会引起现金荒并从而妨碍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不但在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的西欧发生过，就是在伊斯兰教帝国阿巴西德王朝时期（14），在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征服埃及时期（15），在洛里奥姆矿被发现以前的古希腊（16）以及在九世纪以后的中国（17），也都发生过。现金荒时期的一般特点是：铸币流通得越来越快，铸币的份量和价值迅速耗损。

　　此外，在小商品生产业经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单单使用金属货币就会产生许多困难。远行海船和队商在启程时，必然要在一个长时期内把它们的交换手段带走，这就会引起突如其来的现金荒。罗佛举出了岛赞诺起草的十五世纪的一份商务条约（18），条约指出，在威尼斯，每年6月和7月，商船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后便发生货币荒。中世纪“货币市场”上的这种“紧张局面”每一次都要有规律地延长到9月初商船启程前往亚历山大港之后，而从12月15日到1月15日这一段期间，随着商船又外出采购棉花，紧张局面就又重新发生。反过来，10月和12月，由于到威尼斯来采购香料的德国商人带来了大量货币，威尼斯就又现金充足起来（19）。

　　要支付货款就必须运输铸币，而这些铸币的数量往往极为可观。单单这一点也能说明使用金属货币会造成很大的累赘：

　　“（路易十六时期），邮船公司在经营现金运输方面所费不赀……迈尔西埃在其所著《巴黎一瞥》（Tableau de Paris）中写道：‘每个月的10日、20日及30日，从早晨十点钟直到中午，人们会遇到被装满了铸币的大口袋把腰压得弯弯的搬运夫；他们快步飞奔，活像敌军马上就要来攻打这座城池一样……（20）’。”

　　这种运输上的困难在像中国那样的国家里特别不容易解决。当时在中国，人们使用的现金是用比黄金和白银要差的金属，也就是用黄铜甚至是铁来铸成的。

　　除了运输上的困难以外，还须加上当时普遍存在着的货币风险，这种风险的来源是各种各样货币的同时流通，[①]是营私舞弊（截割等等），特别是国库舞弊。十六和十七世纪时，这种现象是那样地普及，以致在1695年，由于收来的铸币分量不足，英国的税收损失了50%（21）。

　　这些原因都说明为什么小商品生产演进到了一定的阶段，商业发展的结果会使商人们发明了货币代用符号，使用这种符号可以使交易加速，可以简化交易中的付款。在每一个商品资本发达的社会里，或多或少地普遍出现的这种代用符号有两种范例形态，一种是支付票据，一种是转账（账面货币）。

　　我们已经谈过支付票据是怎样从买货和交货在时间上的分离、从买主和卖主在空间上的分离中产生的。[②]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票据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些兑换契约和信贷工具。在另一些社会里，它们或者是些简单的信贷工具，就像日本的“米券”一样（22），或者是些用金属货币或一定的商品来支付的支票，就像中国宋代的“茶券”一样（23）。这些票据除了起信贷工具的作用以外，它们的特点是：由于它们被普遍使用而可以充当货币代用符号。为了做到这一点，只要它们可以进入流通，就是说能为票上所开记名人以外的人接受就行了。在西欧实行期票背书保证了这种流通。期票背书的办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纪便开始在西欧通行了（24）。十九世纪初在苏格兰和兰开夏，期票还仍然像真正的交换手段那样的流通着，并且上面签满了人名（25）。

　　转账的方法曾经为补救金属货币之不足而被广泛地采用过。至少在中世纪的欧洲便是如此。这是因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业银行家的店铺里立有往来帐。商人在购买商品时就通知银行把该付的款子记在他们往来账上的负债项目下，同时也记在向他们出售商品的人的债权项目下。同样，商人出售商品时就通知银行把别人欠他们的钱记在他们账目中的债权项目下，并把相应的一笔钱数记入有关买主的负债项目下。每到一定时期，每一个商人的往来账便就负债及债权两项进行一次结算，用自己在银行里的存款来付账，有的时候则补交必要的现金。这种转账制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纪的国际大市集来获得发展的，通过转账制度，中世纪社会节约了大量现金：

　　“这些集中了地中海东岸诸国香料贸易和西方国家布匹贸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办法来支付货款的。总之，在特罗亚和普罗文斯，人们很少经手货币，在那里进行的主要是记账买卖。大市集结束时，兑换商们的店铺就成了真正的票据交换所。所有付清的债款还可以用支付佣金的办法从这一次市集转到下一次市集（26）。”

　　罗佛在布鲁日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当地银行的账册中发现好几千张转账通知书。罗佛认为银行存款当时已经成了真正的货币（27）。人们所说的账面货币就是用银行转账来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为资金的转移是通过在银行账册上记一笔账的办法来进行的。

　　付款通知单和期票以及账面货币等可以被当作金属货币，用来进行一系列的货币交易。但是这种货币代用符号所代表的是一种信用货币，因为人们只是在信任开发这种符号的本人（或是信任转账银行）的情况下才会接受它来作为支付手段的。这是一种私人信用货币，因为它是由私人发行的。

　　金属货币代用符号充当交换工具和诸般商品等价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要最后可以兑成金属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私人信用货币的流通总是意味到最后要支付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公用货币。每一个商人都当然要完全负责使自己发行的票据能够兑现。倘若这些票据到最后不能兑现，商人便破产，握有这些票据的人便失掉垫付过的金钱。因此，从定义上说，私人信用货币是一种信贷形式，一种信贷货币，作为金属货币等价物，它的等价程度如何，取决于这一货币发行人的支付能力。


公共信用货币的起源


　　但是由私人作出努力以补救金属货币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从定义来说，货币或一般等价物乃是一种社会性工具，它所应当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于商品之中的那些纯属私有性的东西，好让交换可以在时间上、空间上受限制最小的情况下来获得发展。货币代用符号的使用取决于个体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尽到这种社会性的职能。因此，商业资本的发展便要求建立一些公共的货币代用符号，也就是说要求建立一种公共信用货币。从历史上看，公共信用货币的起源系来自私人信用货币的第三种形式，即起着钞票作用的各种存款收据。这种存款收据的发源地是中国。

　　中国早在周朝时期（纪元前1134——256年）就已经有了商业票据（28）。纪元后九世纪，由于发生了严重的金属货币荒，到各省省会来的商人们的习惯是把他们的贵金属存放在一些私人那里，然后再把从这些私人那里取得的存款收据拿去流通（29）。这种私人信用货币的名称是飞钱。中央政府禁止这样做，因为它害怕贵重金属的流通会因此而绝迹。但是由于的的确确存在着现金荒，连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于812年在京师设置了存钱局。存户可以凭着皇家存钱局发给的收据或存款票据向该局在各省的任何一家支局去兑换金属铸币。稍后，到了十世纪，又成立了“便换所”来对这项制度进行统筹管理。

　　便换所当时发出的存款收据仍然是记名式的。但是到了十一世纪初，四川省的铁铸金属货币由于分量过重妨碍了商品的流通，于是商人们便决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实商号把自己的全部金属凑集起来发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记名，成立不记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后备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属货币，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属货币。由于这些钞票的发行不慎，商人们都破了产。于是中央政府便亲自出面，于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一家银行来发行官钞。又过了两年，这些官钞开始在全国流通。随后又特地成立了一家银行来发行和兑换这种货币。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已经高达四千一百四十七万贯，而金属铸币却总共才有七十万贯，元朝和明朝时期，纸币仍然占主要地位，但是发生了多次贬值和通货膨胀。明朝覆灭的部分原因就是纸币通货恶性膨胀。[③]经过这次灾难之后，清朝从十七世纪起便取缔了纸币，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它才又在中国重新出现。

　　在欧洲，公共信用货币也完全是以同样方式问世的。早在十五世纪威尼斯和巴塞罗那的私人银行就已经有了向存户开发存款收据的习惯。十六世纪末左右，当上述银行破产倒闭时，先是里雅托银行，接着是威尼斯银行——两家都是公共银行——就发行了不记名式存款证，像纸币一般流通了起来，但是很快就贬了值。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只是按照在联合省[④]铸造的货币的比例，就存放在它那里的金属货币来发行金属货币等价证。一直到十八世纪末，这些钞票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发行第一批真正银行券的是瑞典银行，那是在1661年（30）。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一源泉：贴现


　　公共信用货币或银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国产生的。银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货币“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这个国家。开始时，英国商人曾经把他们的私有珠宝和钱币存在国王那里。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一世由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没收了这些财产。商人们从此便习惯于把他们的财物存放在金匠铺，换取金匠铺开发的存款收据，名之曰“金匠券”。以后，当金匠铺开始自命为银行时，“金匠券”又改称为“银行券”（31）。

　　开始时，银行券是按照存款总额来发行的。倘若中途存户把存款提走了一部分，银行券上就注明已经提走多少。后来，银行券上的记载成了固定的数额，存户拿到的是好几张银行券，加起来的总数同存款相等。苏格兰的私人银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银行也先后采用这种形式发行了银行券（32）。

　　然而，从某一个时期起，苏格兰银行家和金匠铺开始把不归他们所有的金属储备用来向第三者贷放。他们发放这种贷款便取得了对于第三者的债权。从这以后，在社会上流通的信用货币就不再单单由金属储备担保兑换，而是同时也由对第三者的债权来担保兑换（一项债权由另一项债权来担保）。英吉利银行在1697年成立时发行的银行券，一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属储备予以担保，同时也由国家对该银行的负债来加以担保（33）。

　　经验告诉银行家们，用对第三者的债权来担保兑换的银行券可以发行到一定的限度（例如发行到金属库存的三倍或四倍），因为公众是绝不会把他们的银行券全部拿来一下子都兑成金属货币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纪期间，英吉利银行研究出来了一套机构，通过这套机构，银行券的发行额，既取决于银行的金属储备，又取决于贴现，起初是单单指公共证券的贴现，以后兼指商业证券的贴现（34）。在整个十九世纪，起初是一般贴现，其后特别是商业票据再贴现，不但在英国、而且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形成银行券或公共信用货币的主要源泉。

　　发行银行就一张票据进行贴现（或再贴现）时，它先在票额内扣除利息，然后把余额付给票据所有人（或银行）。这样一来，银行就把一批与此款额相等的银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据到期时，发行银行就反过来又把这笔款子收回，把同量数额的银行券又从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见，掌握在发行银行手中的票据数量的增减，决定着流通纸币数量的增减。提请贴现的商业票据数量，经济情况良好就增加，经济发生危机或不景气就减少，因此，发行纸币由贴过现的票据来担保兑换，是一种十分灵活的货币手段，能使货币储备适应当时经济所需要的交换手段（35）。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二源泉：银行透支


　　只要票据贴现是流通信贷的主要形式，中央发行银行的贴现及再贴现业务便总是流通中的绝大部分信用货币的来源。但是，银行透支一旦作为短期信贷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贴现的时候——英国早在十九世纪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则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然如此——银行存款（账面货币）的流通便成了货币流通的主要成分。

　　资本家只不过把他们流动资本中的一小部分用现金的形式保留下来，而把其中的绝大部分存入银行。银行家好比是资本家的账房，把资本家欠别人的款项付出去，把别人付给资本家的款项收进来。所有这些收支都并不过手现金，而是通过一笔账、通过支票[⑤]或转账来进行。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账面货币的来源是存户们的现金付款。这只是对了一部分。银行存款中的很大一部分并非来自银行存户存进的现款，而是银行为资本家们在往来账上作出的透支。正是这种贷款形成了存款：

　　“存款总额来源于银行本身的活动。当银行发放贷款、答应提取的款项可以超出存款实额并且收买有价证券时，它便在自己的账册中载列了同存款数额相等的贷方科目（39）。”

　　这样形成的银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实际上成了货币，因为这种存款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被用来进行任何购买和付款业务。这是一种信用货币，因为它的流通归根结蒂取决于银行方面的良好经营和支付能力，而并非取决于一般等价物的固有价值。这种存款还是一种公共信用货币，因为，在所有的先进国家里，每一家重要银行都通过一种明确的制度同中央发行银行有着联系，使得账面货币可以兑换成发行银行的银行券。

　　银行向资本家发放的信贷，很大一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这种贷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银行之所以设置存款，为的就是让它流通。倘若一家银行答应某甲在往来账上透支，从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万到六百万法郎，某甲就会使用这六百万法郎去偿付他欠某乙的债务，或者是去向某丙购买商品。这些不同的资本家也俱都在银行里各有各的往来账。倘若大家的往来账都设立在同一家银行里，这些手续便都会通过划账的办法来办理，用不着转手任何银行券。六百万法郎只不过是由某甲的账上转到某丙的账上去。倘若某乙的往来账是开在另外一家银行里的，那就只有在这另外一家银行不必向某甲的银行解缴等额款项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为债务结算而过手现金的必要。实际上，为了这种目的而特地设置的票据交换所把此一银行须向彼一银行转移的现金减少到了最低限度。[⑥]
　　肯定地说，每一家银行只要得到其他银行的信任并经中央银行许可它在该行增加负债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发行账面货币（41）。银行家凭经验知道，在正常情况下，公众向银行提取的现款只占存款总额比较小的一部分。[⑦]因此，只要这些存款不超出所谓“兑现系数”或现款系数的一定比例（也就是说最低库存对存款总额的百分比），银行就一般能够从事透支业务，发行账面货币。在特殊时刻，中央银行必须进行干预，以免由于这种信用制度的垮台而引起整个货币制度的垮台。为了避免闯祸，大多数先进国家都由政府规定了“兑换系数”。[⑧]
　　自从1946年以来，这种系数在英国是8%（43）。在美国，对于各大银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时，对于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意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时，短期存款总额的65%系由公债来担保兑换（44）。

　　由此可见，账面货币在货币总额里占了极大的比重，也就是说，在一定国家中流通着的整个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里占了极大的比重。正因为这样，1952年，账面货币占了美国货币总额的78.6%，在英国占74%，在澳洲占65%，在意大利占51%，等等（45）。另外，在这方面还须要补充一点，即一般说来，账面货币的流通速度比银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三源泉：预算赤字


　　由贴现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货币是和经济制度的固有需要——信贷需要、交换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适应的。由国家来控制这种信用货币的形成，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内部、随着交换关系的越来越错综复杂、货币越来越不容置疑的社会性相适应的。但是这种为使经济顺利发展而必不可少的控制却同时又会是各种紊乱的根源。

　　纸币的发行是由国家来控制的，货币总额的大小归根结蒂是由国家来决定的。但是国家本身既是买者又是卖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换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货币刚刚产生时，控制着这种货币的发行额的各国政府就已经企图假借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发行纸币的经验都毫无例外地带来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鞑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统治中国的时期就曾经有过这种情形。当时，在中国流通的纸币总额达到了二亿四千九百六十五万二千二百九十贯，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47）。其他大陆各国的早期经验也是一样，十七世纪英法等国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纸货币”（monnaies de carte），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发行的“大陆纸币”（monnaie continentale），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发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这种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统货币最严格的原则来治理的资产阶级国家里，某种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现款需要激增（例如在发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国家向发行银行举债。这种债务的增加表现为货币额增加。在正常情况下，这种追加的货币量过后又会被吸收回来。但是，倘若国家多发行货币是为了应付长期的财政支出，或者，更坏一些，是为了应付预算赤字，那么，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适应流通过程中在这一追加的货币量时，就会出现货币贬值的危机（49）。


社会必需的货币额


　　由此可见，账面货币这座金字塔是整个建立在纸币的基础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私人信用货币也是如此。任何信贷货币都需要一定的货币量来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因为这实际上是一定的债权量。这些债权在划账之后仍须获得最终的清偿。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投入流通的货币量必须要起两种作用：构成进入这种流通的商品的等价物（货币这时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销的债权计算在内的同时，表现为到期债权的对等物（货币这时是支付工具）。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已经讲过的货币的两种职能。

　　货币是支付手段，可以用来偿付债款；货币也是流通手段，它有着一定的流通速度。同是一笔金钱，可以在一段一定的时间内从一个人之手转入另一个人之手，从一家公司转到另一家公司，连续进行一连串支付。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下面为了进行一切付款（例如一个月之中）所必需的货币量的公式：

（债务总额－互相抵消的支付总额）/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


　　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同偿付债权所必需的货币额加在一起，就可以得出为资本主义经济得以顺利进行所必需的货币总额。必需考虑到这样一点，即同一张银行券可以相继用来购买一件商品，然后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一宗债权。因此在一定时间内经济所必需的货币额应该等于：

　　{(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应付债务的总和－互相抵消债务的总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继被用来作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货币总和}

　　通过这个公式可以立刻看出，为使经济能够顺利进行所必需的货币额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这种货币额在一个月之间不断地发生变动。例如，在每月初一到期的时候，需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要比一个星期以后多得多。同时，社会必需的货币额还随着情况的波动而波动。这个公式还使人看出，为了能够快速适应经济不断变化的需要，必须要有一个极其灵活的货币工具。

　　十九世纪时，由于英格兰银行在发行银行券时必须遵守皮尔法，不得超越最高额的硬性规定，在不列颠发生了一连串的信贷危机。其结果是这条法律每次都不得不停止执行（50）。

　　到了二十世纪，账面货币成了一种比纸币还要灵活的货币工具。当银行券总额和活期存款总额停留不动、而对流通信贷及支付手段的需求却在增加时，加速账面货币的流通——也就是说在一定时间内运用同一笔存款来进行更多的转移——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就是比利时于1950年和1951年初，当这种流通速度增加了20%时所发生的情况（51）。


不兑现的纸币流通


　　账面货币以公共纸币为基础。只要纸币仍然能够兑换现金并以发行银行的金属库存为基础，使用货币代用符号就不会发生有关货币本质的问题。货币由于其本身的固有价值，继续被用来充当一般等价物。至于只有一部分银行券由金属库存来担保兑换（同样的，只有一部分账面货币由银行券来担保兑换），这件事仅仅体现出一种流通工具的社会经济，其所以行得通，乃是凭经验发现了公众的行动规律。

　　这种规律反过来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社会化，反映了货币越来越大的客观性。要想不妨碍货币机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兑现的信用货币的运用限制在社会必需的货币额以内就行了。凡是大量地发行追加信用货币都会引起贵重金属的溢血症，都会引起停止兑现，货币就必然要贬值。

　　从现代资本主义货币这种越来越客观的性质出发，人们才能懂得不兑现纸币的流通问题。不兑现的纸币不一定就导致丧失购买力，不一定就导致表面上的贬值；早在十九世纪就曾经进行过这种试验。法国法郎于1870年和1877年间就成了不兑现纸币，但是同黄金和可以兑换黄金的纸币相比，法郎的价值仅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兑现纸币的发行额（和账面货币的发行）严格地限制在社会必需货币额以内，就可以大体上避免发生任何货币贬值。由于日常的经济往来——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这种不兑现的纸币等于代替可兑现的纸币在为一笔同额的款项而流通，在全国市场范围内任何紊乱也不会发生。

　　有些作者曾经想通过这种现象来证明这样一点，即货币从来就不是什么原本具有价值的商品，货币的时价向来都是由政府当局加以决定的（52）。但是十九世纪的经验，尤其是一些采用复本位制货币的国家的经验证明，有些货币价值的涨落是由黄金和白银固有价值的涨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洲（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量发现金矿以后，白银变成了太贵的金属，难以继续用来流通……但是情况很快就突然反了过来。自从1842年起，人们发明了一种冶炼方法，对于把白银从铅矿砂中提炼出来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谓‘落基山州’纳入美国版图之后，这种提炼方法被大规模加以采用。廉价生产的大量白银同黄金相比降低了价格，白银便逐渐不再被用来作为货币（53）。”

　　实际上，十九世纪以金本位（或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过渡为半不兑现货币这件事，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是真正的货币贬值，这种贬值是由庞大的军备开支和战争开支引起来的，也是由公债负担的不断增长引起来的。这种贬值就连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黄金储备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因为1958年一块美元的购买力比战前（1939年）下降了一倍。另一方面，在经济生活中，国家的干预日益增多，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越来越把某些经济部门组织起来，这样一来，就取消了市场经济的“纯”条件。另外一些“组织”力量和“有意识”的力量如：卡特尔、托拉斯、控股公司和一般垄断集团也在这上面起了作用。[⑨]对于以贸易为基础的纯市场经济来说，具有固有价值的货币是必不可少的。“经济组织”的因素越是进入到经济中来的，“抽象”货币，即账簿上的货币，便越发能够取代这种具有固有价值的货币（54）。

　　但是资本主义在其没落时期引用到经济中来的组织因素都是互不协调、互相矛盾的。它们在一个方面取缔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自动化主义，可是又在另外一个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现。在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货币时期，不仅是在国内市场上，而且也在国际市场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过贵重金属来进行的。在各国货币成为不兑现或半不兑现货币之后，国际上的付款便复杂化了；在国际市场上的支付方面，用黄金（和可以兑换黄金的外币）付款的要求比过去多了。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不兑现纸币制度之下，肯定地说，贵重金属——具有固有价值的商品——仍然是国际市场上唯一的一般等价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唯一的、使流通工具最终脱离其金属基础的“组织起来的”世界货币是无法实现的。这种世界货币只能是全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而世界经济计划化将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产物。

　　由此可见，现代的货币实际上并不是同金属基础完全脱离的货币，哪怕是法律规定（已经变成纸币的）银行券不得兑取任何数量的黄金。[⑩]在对外贸易及国际支付运动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既和黄金有关，又和其他各国的货币有关。它的相对购买力的涨落，它在自由市场或黑市上时价的涨落，都是一些用来衡量它贬值了还是没有贬值的指数。这种贬值产生于公共信用货币的特性：即国家印行的一切银行券相互依赖、集体等价的特性。

　　金属货币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具有固有的价值。金属货币流通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必需货币量时，不是引起金属货币的贬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属货币窖藏起来。可以兑现的银行券也是一样，这种银行券发行过多时还会引起黄金逃逸。没有支付能力的资本家发行私人信用货币会导致彻底贬值和发行人破产，但并不自动引起其他个人发行的私人信用货币贬值。

　　相反，不兑现的公共纸币发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却没有同时相应增加，那末这种公共纸币就会贬值。由于所有的银行券都同样地贬了值，增加货币流通就不但不会引起窖藏，反而会引致外抛。这样一来，银行券的价值大小就由它的购买力来决定，而购买力则在下降。这个时候，货币数量论的应用就发挥了部分效用。[11]
　　由于现在纸币贬了值，人们就设法予以外抛，另一方面却去窖藏原始的贵重金属、金属货币或其他没有贬值的货币。[12]根据人们的估计，从1949年到1951年，私人贮存的黄金平均每年达二亿五千万美元。格里歇姆规律表明：（或多或少贬了值的）“劣质”货币把优质货币排除于流通之外。

　　由于纸币贬值而当然发生的物价上涨，只是在物价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较“自由”、也就是说在由经济力量来单独决定物价的国家里才会出现。在一定时期，国家可以强行规定银行券不能兑现，同时对外汇进行严格的控制，这样一来，尽管发行了大量纸币，尽管纸币毫无疑问地贬了值（这种贬值只是在国际货币自由市场上和国内“平行”市场或黑市上表现出来），依然可以把物价上涨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当年的纳粹德国就是这种情况（56）。但是这种制度暗含着另外一些矛盾。关于这些矛盾，我们将要在所谓“管制”经济以及军备和战时经济等范围内去另外进行研究。


支付平衡


　　即便是一种“结实”的货币，也就是说，即便是一种发行量没有超过货币储备必需量的纸币，一个传统上被认为有足够黄金储备的纸币，也能丧失对黄金的可兑换性。1931年以来的英镑就是一个例子。黄金的双重职能是这种不可兑换的原因。黄金既是纸币的储备又是国际支付方面的唯一货币。私人信用货币只是在私人发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据到期时能够付款）的限度以内才能在国内流通；同样，公共信用货币只是在发行国有能力用黄金（或可兑换黄金的外汇）来清偿对其他国家的债务的限度以内才能在国际上流通。

　　这并不是说每向国外购买一次货物就必须向卖方国输送一次黄金。在国际上，同在国内或地方上一样，也实行着一种清算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一个国家须向另一个国家输送的黄金只不过是前者欠后者的款数和后者欠前者的款数二者之间的差额。这种差额叫做结余。支付平衡里面出现结余。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项：

　　甲，贸易平衡，即向某一国家的输出及由该国来的输入之间的差额：倘若输出总值超出了输入总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为债务项目。

　　乙，资本运动，即输出资本及输入资本之间的差额：输出资本包括：在外国购置的股票、工厂、债券、不动产、在外国的银行里进行的投资等等。在有关国家置有产业的外国人把红利、利息、保险费或保了险的资本等等汇往国外也属于这一类。输入资本包括：为有关国家带来资本的外国人所购置的股票、债券、工厂、不动产，在本国银行存放的外国资本，以及在外侨民汇回国内的红利、利息、保险费、保了险的资本等等。从外国寄回来的私人及公共赠与也属于这一类。倘若输入资本的数额高于输出资本的数额，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为债务项目。

　　丙，航海运动：本国船只在国外运输货物收取外汇作为运费并把它带回国内。反过来，外国船只把货物运到本国来，收取外汇作为运费并把它带往国外。倘若第一类运费的数额高于第二类运费数额，支付平衡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负债。

　　丁，旅行运动：倘若有关国家的旅客到外国去旅行花费的金钱比外国旅客到该国来旅行花费的金钱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负债。

　　戊，外侨移入及移民出境运动：倘若移入的外侨带来的资金比出境移民带走的资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债权项目，等等。

　　只要一个国家的支付平衡，总的说来，一直有赢余，该国只要用数量不大的金属储备就可以保证其纸币兑现。但是一旦支付平衡开始经常有赤字，那就必须要有高额的金属储备才能正常地保持纸币兑现。否则黄金外流就有引起投机及恐慌的危险（57）。最后，倘若大部分在贸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1930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就不能不也照样放弃金本位，否则他们本国的货币就会成为国际投机活动的标的，并且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支付平衡影响着货币流通量，并从而又在半不兑现或完全不兑现的纸币制度下影响着货币的购买力。支付平衡的持久性逆差是通货膨胀倾向的产物；支付平衡的赢余是通货紧缩的产物。[13]但是，在短时期内，当发行银行把它所积累的外汇剩余等价物付给出口商时，支付平衡的赢余就能引起通货膨胀的倾向，因为这个额外的购买力在市场上找不到等价物（58）。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支付平衡的盈余，必须用增加国内储蓄的办法来加以抵销（59）。


发行银行和银行信贷


　　只要货币继续以金本位为基础，发行银行的作用就首先是要注意保证货币兑现。发行银行只要提高贴现率就可以对信贷施加限制，这首先是为了限制信用货币的流通额而制定的手段。用来纠正“繁荣”的偏差只不过是它的间接作用。但是，在不兑现纸币的时代，发行银行的任务有了扩大，包括了控制整个经济的职能。因为发行银行必须控制每一家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反过来，每一家商业银行又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整个进程（60）。

　　十九世纪的发行银行都是用黄金（或者白银）库存和贴现过的商业票据来担保其所发行的银行券兑现。它们当时都借助贴现率来影响信贷额。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没落时期所表现出经济及财政的不稳定性，迫使发行银行不得不求助于额外兑现储备和种种不同手段来影响信贷。一方面各家大私人银行莫不握有巨额储备，这就使它们可以大大地不受中央银行贴现政策的支配。另一方面，经济萧条加甚时期，单单降低贴现率已经不再足以刺激信贷额、交易额和货币流通额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发行银行乃求助于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各家公共银行曾经广泛采用过的一项老技术，即所谓公开市场政策。

　　在美国，这种政策一直在实行，但主要是从1933年起才被广泛采用。在英国是1931年，在法国和比利时是1936年，由一项特别法规定，发行银行得以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及出售国家证券（公债券、国库券等等）。政府想要压缩信贷货币流通额时就可以出售国家证券，这样就会引起银行券的回笼（并从而引起银行券购买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银行在中央银行里设立的贷方往来账的减少，以及这些银行以后所能发行的账面货币的减少（这和前者的效果是一样的）（61）。反之，政府想要扩大信贷货币流通额时，它就需要把国家证券收回，这样就会引起增发新钞，或者增加私人银行在中央银行里的贷方存款。但是公开市场制度容易蜕化成为了弥补预算赤字而向国家提供垫支的手段（62）。

　　美国的货币贬值不像欧洲国家那么厉害，但也就是在美国，国家证券目前代表着私人银行账面货币的主要等价物，代表着发行银行财产中比私人债权重要得多的项目：

　　“直到1933年，形成货币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国货币总额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占三分之一了。现在，提供货币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债。各家商业银行财产中的政府公债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短期贷款（63）。”

　　但是，发行银行作为现金的最终源泉而行使的控制职能并不是绝对的。发行银行既可以硬性地决定货币总额，也可以硬性地决定货币资本（现金）的价格，即利息率。十九世纪时实行的是第一种办法，现在实行的是第二种办法（64）。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同时既硬性地控制货币额，又硬性地控制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货币的运用


　　黄金的双重职能——既是纸币的金属基础又是国际支付工具——使得这种贵重金属成了经济政策及贸易政策上的一种工具。当各个国家的货币都可以自由地兑成黄金时，每一种货币的价值，或者是直接取决于铸币的金属内容，或者是直接取决于作为贵重金属的简单代用符号的、以黄金为兑换担保的银行券。当纸币兑现的可能性已经或多或少被取消时，同外国货币相比，它就取得一种法定兑价。这种兑价一般均由国际公约加以规定，但也可以由单方面加以变更。倘若法定兑价同两种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现实关系相吻合，它就会受到普遍的尊重，并且在两国之间的支付平衡发生暂时的波动时，或者在两国之间外汇供求关系发生暂时的波动时，不会受到大的影响（65）。

　　反之，倘若这种兑价是人为的兑价，那就会产生“平行市场”、“自由市场”或者“黑市”，在这些“平行市场”、“自由市场”或者“黑市”上，官方估价过高的货币，在兑换上便会贬值。

　　一个国家的政府可能有意造成这种贬值来鼓励出口，以便改善支付平衡，或者帮助全部贸易的发展。不兑现货币的兑换率既然是一种法定兑价，政府只要发一道命令便可以把它降低。政府可以专断地规定，从现时起，降低货币单位的金等价，比方说降低20%，这样一来，外币的价格便会比过去增长25%。把货币这样地降低价值叫做贬值，它使本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价格下跌。

　　美国汽车和英国汽车抢夺澳洲的市场。假定美国在澳洲卖得最多的汽车是每辆三千美元，一个澳镑的兑换率是四个美元，计合七百五十澳镑。英国汽车的价格是六百英镑，一个英镑如果等于一点二五澳镑，那它的售价就也合七百五十澳镑。但是，倘若英镑贬值了20%，那么同样一辆汽车就只卖六百澳镑，而汽车成本和制造商的利润并不减少。

　　但是，运用贬值来作为竞争的武器不免会遇到两种障碍：

　　第一，  它有引起一场滚雪球运动的危险，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想用同样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支付平衡。例如1931年英镑贬值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况，那一回英镑贬值的后果是：从1931年到1935年，三十四个别的国家的货币也跟着贬了值。1949年英镑贬值后又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第二，  每一个国家都不单单是要出口，而且还要进口。如果说贬值会使出口价格下跌，但它也会使进口价格上升。由此可见，对于采用本国原料经营出口的工业和采用进口原料供应国内市场的工业来说，两者相比，贬值便对前者有利，因此便引起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倘若在贬值以前就已经囤积了大量的外国原料，或者是人们预料到了这些产品会降价，预料到“交换比例”[14]要发生有利的变化，货币贬值的上述后果便可以得到缓和。起决定作用的，归根结蒂是外国对于货币贬值国产品的需求的伸缩性（66）。

　　同贬值政策相反的货币政策也会引起出口价格趋向上升。一个国家不必改变其纸币的黄金或外币等价就可以用收缩信贷及收缩货币流通的办法，用降低名义工资的办法等等，在国内市场上造成物价下降。这种下降会从出口价格上反映出来。但是，一般说来，这样的紧缩通货政策会在国内加强商业的萧条和失业（67），结果就会在增加出口上摧毁预期的一切利益，这些出口还会像贬值的情况一样，为国际上的连锁反应所抵销：

　　“如果压低名义工资率能够改善一国的（支付）平衡，那么这个国家的生产者就可以用损害外国生产者的办法来谋求自己的利益、把失业的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了。其他国家于觉察到自己的出口在下降进口在增加之后，一定会针对由此而产生的失业采取压低本国工资的办法作为对策。倘若甲国降低工资以后，乙国也同样把本国的工资压低，甚至压低得更多，那末甲国就任何纯利益也得不到（68）。”

　　实际上，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先后看到了两种国际连锁反应，起先是通货紧缩，随后是通货贬值。

　　有些国家力图使纸币的运用成为自己的反周期武器，它们这样做曾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控制货币”政策能够用来挽救经济局势的严重偏差。因为发行银行在增加信用货币流通和降低利息率的时候就真能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这在不景气时期是被认为有利于经济的恢复的。

　　但是不该夸大利息率对于经济情况的影响。在美国进行的一次调查说明，企业主付出的利息只占生产价格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工业制成品成本的0.4%；不动产建设成本的0.2%；矿产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费用的0.2%（69）。

　　以为（在发行银行的帮助下）各家银行可以单独地保证使信贷及货币额有所增加乃是一种错觉。银行至多不过能比较容易地用较低的代价发放透支。但是要想使货币额能够通过透支的办法真正有所增加，还必须由企业主们实际利用他们所得到的这些方便。由此可见，在经济恢复的初期，账面货币的真正来源是企业主，不是银行（70）。然而：

　　“在一次（深刻的）不景气中，前景是如此的暗淡，看起来，任何可以想象的利息率下跌都无法促使实业家去承当一桩事业，如果这桩事业不是显而易见地令人向往的话（71）。”

　　由此可见，说明由不景气向经济恢复过渡的，归根结蒂是决定整个经济情况的那些因素，而在这些因素中，货币额和利息率的运用只起一种从属作用。[15]


通货膨胀的三种形式


　　通货膨胀与公共纸币本身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通货膨胀来自铸造货币和发行纸币的国家需要，克减成色和用粗劣金属代替贵重金属是它的最早的形式。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的突然波动以后就破坏了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任何社会。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编年史家科斯玛斯说：通货膨胀“比鼠疫还要坏，比敌兵入侵、饥馑以及其他灾难还要可怕（72）。”

　　看上去像是正在摆脱其金属基础的纸币，它的性质强烈地引诱人去进行间歇的或接连不断的贬值。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贬值或通货膨胀已经几乎是完全成了世界性现象。但是，对于贬值或通货膨胀应当因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

　　发行信用货币（或用其他方法增加货币额）而无商品或劳务为直接补偿，但根据当时情况，短期以内就业及生产就会有所增加，那末这便是有节制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失业和未经使用的生产资料储备（73）。[16]当国家用增加了的货币额来购买商品及劳动以制造摧毁性手段时——也就是说制造不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商品时——，它可以对物价进行严格的控制，把通货膨胀暂时掩盖起来，直到货币流通与实际商品流通二者的失调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衡。[17]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物价的相对物将是以强制储蓄的形式使得公众的部分收入不生殖化（74）。这个时候，掩盖着的通货膨胀意味着本国战争工业恢复为平时工业以后将会增加生产，或者通过掠夺外国，来增加商品流通。如果不发生这种无相对物的购买力收缩，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价上涨。

　　在大量发行通货膨胀性质的纸币的同时，如果可供购买的商品的流通在一个长时期内陷于停滞或者减少——特别是充分就业已经实现或者当时的环境是战争经济的环境——物价上涨就会立刻发生并引起一场恶性循环。通货膨胀自己滋养自己，货币贬值引起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使预算赤字增加，预算赤字增加反过来又用发行通货膨胀性质的纸币来弥补，这就又引起一场新的物价上涨浪潮。贬了值的信用货币再也无法从流通中抽回来。凡是能够把这种贬了值的货币脱手的人都尽量越快越好地把它脱手，而去贮存真实的价值：黄金、外汇、珠宝、艺术品、实业股票、不动产等等。最受打击的人是依靠工资过活的人（75）。

　　当国家的开支由于战败，由于支付占领费或赔偿费等等，最后远远超过了收入的时候，就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货币的贬值即使不与时俱增也要与日俱进。银行券的发行以天文数字为单位，贬值速度比印刷速度还要快，交易减少了，或者是退回到以货易货。实业家如果把他的商品拿来同这样贬了值的货币进行交换，便会冒再也不能把资本收回、再也不能实现剩余价值的危险。因此他的商品便全部被从市场上抽回去，囤积起来，这就会引起经济停顿和货币的彻底崩溃。这种现象从1922年到1923年，又从1945年到1948年在德国发生过；从1945年到1949年在中国发生过；从1945年到1947年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发生过；等等。[18]


购买力，货币流通和利息率


　　由于利息被认为是“银钱的租金”，由于利息被假定为由现金的供和求来决定，人们便试图研究一下流通货币总额同利息之间的关系。这是忘记了这样两点：利息率是由现金资本的供和求决定的，而流通中的货币要想变成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实际上，从社会角度来看，流通货币总额可以分为二大范畴：

　　一、工人、职员和小人物的工薪总额，还有资本家打算供他们私人消费开支的资本主义基金总额。

　　二、每一家企业的流通资本总额，尚未用作再投资的利润总额，尚未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和任何来源的“储蓄”。

　　第一类范畴全然不标志现金资本的供，而是标志消费资料的求。第二类范畴既标志着生产资料的求，又标志着现金资本的供（76）。只是在上述第二类范畴流通货币总额内，利息率才会对被贮存起来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才会对借贷给银行和工、商企业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才会对所有者直接用来购置生产资料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但是，货币资本总额在各种不同用途上的这种分配既非单纯、亦非首先由利息率决定，而是由交易的总的发展情况（工业周期的特定阶段），由利润率，由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比例等等来决定。

　　“人们不能断言，货币额增长利息率就随之下跌，货币额减少利息率就随之上涨。此一或彼一后果的产生总是由下列事实来决定的：（收入的）所有权的新分配对资本的积累更为有利呢还是更为不利。”

　　“利息率同在市场上参加交易的个人所握有的货币额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里只有间接关系，这种间接关系是通过社会分配中收入和财富的转移、通过物价来进行的（77）。”

　　这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的演变中，货币额的增加只起次要作用。相反的，货币额的增加是资本主义演变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理由有二：

　　首先，作为资本主义特点的生产及生产率，没有货币额的相应增长便不可能有巨大的增长；这种增长同贵重金属矿在开采方面的波动增减无关（78）。

　　其次，由于信用货币总额和账面货币额的增长影响着物价的水平，它们就决定着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也就是在任何经济复苏初期发生的利润率上升；没有这种利润率的上升，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复苏。

　　米塞斯及熊彼特曾就这种他们称之为强制储蓄的现象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79）。按照冯·米斯的说法，强制储蓄（即用货币贬值来降低工资的购买力）的特点在于它是资本形成的一个源泉。这两位作者完全摒弃以剥削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但在此地却间接地承认资本并不是资本家作出储蓄及付出牺牲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机器强迫依靠工资过活的人储蓄和牺牲的产物。

　　“眼前是一个阶级抢劫了另一个阶级的一部分收入并把强抢所得储蓄起来。当这种抢劫终了时，被抢劫者就不能消费不再归他们所有的资本，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倘若被抢劫者是一些向来就消费他们全部收入的、依靠工资过活的人，他们就无法扩大他们的消费。倘若被抢劫者是一些没有抢劫行为的资本家——例如自己的储蓄蒙受贬值的食利者——那么现在，在利息率下跌以后，他们就会宁可消费自己的一部分资本，但是这种消费比起由于自愿储蓄而产生利息率下降时的消费来要多（80）。”

　　换句话说，而且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说，唯有利息率下降及随之而来的损害依靠工资过活的人们（损害工资购买力）的利润率上升，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实刺激剂。



[①]参阅本书第七章。

[②]同上。

[③]参阅本章的《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三源泉：预算赤字》的第二段。

[④]联合省（Provinces-Réunies），荷兰古名。——译者

[⑤]支票（chèque）一语系来自英语的动词to check（意思是比较或核对）；这就使人联想到这样一种习惯做法，就是把有抬头的期票一撕为二，使二者的边缘成不规则状，这样一来就可以拿一半期票上的齿形同另一半期票上的相应齿形进行核对（36）。在古代，同样的做法是用陶器碎片来进行的。最早的纸制支票十四世纪时就已经在巴塞罗那和威尼斯开始使用，但是这种办法在当时是被禁止的（37）。把有抬头的期票撕开使呈齿状的习惯，在中世纪时就一直被采用，为的是承认债务。戴•马莱在伊普勒发现的票据就属于这一类（38）。保存迄今的第一张支票，其开发年代是1675年。

[⑥]十八世纪后半叶，被责成在伦敦各家银行之间输送货币的收款人习惯于大家到一家酒店里去碰头，拿出账目来进行比较，并仅仅就应该付出和应该收入的两类款项的差额（或者反过来）用现金清结。1775年以后，银行家也仿效了这种做法，设立了票据交换所。票据交换所在全世界各大城市都获得了发展，业务数字极为可观。例如联邦储备银行1945年在美国的票据交换业务是六千八百八十亿美元（40）。

[⑦]这些提款首先用于开发工薪，或者由资本家及其他存户拿去应付种种非生产性的消费。

[⑧]人们把这种系数分为两种：库存系数（现金对存款总额的比例）及兑现系数（现金、货币债权滚水以及贴过现的票据对存款总额的比例）（42）。

[⑨]参阅本书第十二章及第十四章。

[⑩]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两重性在法律上应用得十分古怪。一般说来，对于法国居民的任何纠纷，法国法律只承认“书面”法郎。但是一旦遇到国际纠纷，唯一有效的则是黄金，不论是对法国原告被告有利（例如1929年海牙法庭受理的塞尔维亚和巴西贷款纠纷和1957年的挪威贷款纠纷）还是不利（例如法国邮船公司发行的债券）（55）。

[11] 参阅本书第十八章关于货币数量论。

[12] 纸币贬值是一个十分相对的概念。从1938年到1946年底，在美国流通的银行券增加了400%，而工业生产则仅仅勉强增长了一倍。美元丧失了将近40%的购买力。贬值是肯定的，但是美元毕竟比法国的法郎和意大利的里拉（lire）等其他纸币贬值较少，结果，在法国和意大利，人们就把美元窖藏起来。

[13]实际上，支付平衡的长期顺差意味着购买力的不生殖化。因为积累在中央银行里的黄金原可以用来输入各种商品，也就是说创造额外收入。同样，支付平衡的持续性逆差意味着剩余购买力——通货膨胀——已经在国内形成，必须从国外进口越来越多的物品和劳务。

[14] “交换比例”系指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间的比例。

[15] 参阅本书第十一章。

[16] 参阅本书第十章的《战争经济》一节及第十四章的《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么？》一节。

[17] 同上。

[18] 关于没落的资本主义固有的通货膨胀倾向，参阅本书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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