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列宁在1920年宣称：“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的条件的问题时，我们始终肯定地说：这个胜利只要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是不可能巩固的；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经过三个残酷而激烈的战争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的预言在哪些方面没有得到证实，在哪些方面已经得到证实……（1）。”

[2] 大工业生产从1913年的一百降到1920年的十二点八，小工业生产降到四十四点一，棉布工业生产降到1913年的5%，钢铁工业生产降到1913年的4%（4）。

[3]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失业人口经常在一百二十五万人左右（7）。

[4]1923年10月1日剪刀差额最大时，农产品价格指数为四十九，工业品价格指数为二百七十五点七（1913年水平=100（8）。在1924－1925年局势相对好转后，这一差额于1926年和1927年重新恶化。1927年，农民用一百公斤的大麦所能换取的食盐、糖、烟草、纺织品和金属产品，只有1913年用同等数量大麦换取到的数量的50%。（9）

[5]1926年，拥有二公顷土地的农民中的70%，拥有二到四公顷土地的农民中的37%和拥有四到六公顷土地的农民中的20%，都不得不去借役畜和农具来耕种土地。4%的农庄却拥有50%的农业机器（10）。

[6]在1924年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认为，8%的农庄（计有14%的农民）拥有25%的家畜和役畜，34%的播种面积（12）。贫农由于没有大车，不得不把他们的小麦卖给富农。在收割后，他们就不得不立即以贱价把他们的少量剩余产品卖出去，以便购买工业品，到下次收割的前夕，又只好以特高的价格向同一些富农买回麦子。

[7] “从1927年底起，征收的小麦出乎一切意料之外（！）显著减少。1926年最后三个月征收的谷物有四千九百万吨，而1927年同期则只有二千七百万吨，即少了二千二百万吨（19）。”“出乎一切意料之外”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多年来，反对派曾警告国家注意这一危险，正如我们刚才援引的反对派敌人们的话所清楚显示出来的那样。

[8]此外，这种超工业化的结果使工人实际工资降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明确地否定这种可能性（20）。

[9]这就是同一个克尔兹扎诺夫斯基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目标。这些目标分别于1930年（铁路）、1931年（电气）、1932年（煤炭）、1933年（钢铁）、1934年（铁沙、生铁、锰）和1937年（铜）得到实现。

[10]官方的统计默认这一点。根据统计汇编，“苏联的国民经济”，苏联牲畜的发展情况下如下，单位为百万头：

    可见，1930年（猪）和1931年（牛和羊）的屠宰情况是最为灾难性的。结果造成1932－1933年可怕的饥荒。

[11]《苏维埃国家与法律》（Sovietskaya Gosudarstvo i Pravo）杂志（29）写道，在“最近的将来”，集体农庄庄员将放弃他们的自留地。集中集体庄的法令规定把自留地分为两部分，其中较大的部分移到远离农民住所的地方。从1951年3月起，由于农民的反抗，不得不仓促放弃这一措施。但在这期间，拥有一头母牛的家庭的数目由占集体农庄全体庄员的69%下降到1953年的55%。1953年，牛的总数下跌到1950年水平以下（30）。

[12]1957—1958年，拖拉机卖给了集体农庄，参看本章最后一段：《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

[13]从财政技术观点来看，这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农民被迫无偿地或以低得可笑的、只相当于成本的百分之几的价格，把他们的产品的三分之一左右供给国家（41）。工人被迫在国营商店中购买他们的一切消费品，由于营业税，这些消费品的价格极为高昂。通常，营业税提供国家收入的50%到65%，其中大部分来自售卖日用必需品所得的收入。根据苏联官方资料，1939年，52.6%的营业税收入是通过售卖肉类、奶产品、食品工业产品和纺织工业产品而得到的（42）。1949年，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仍负担着至少是100%的税项；以食盐为例，这一税项高达900－1,000%！从那时起所实行的降低物价措施稍为减轻了这一负担；但负担仍然是惊人的。不要忘记，这只不过是一种技术，还可以用别的办法来加以代替，例如，规定较低的面额工资，或对轻工业的原料和机器设备，规定较高的价格等。

[14]参看伊加尔•格卢克斯坦：《斯大林主义的俄国》（Y.Gluckstcin The Nature of Stalinist Russia）；达林：《真正的苏俄》(D.Dallin, The Real Soviet Russia)；阿梅多•博尔迪加：《同斯大林的谈话》（A.Birdiga, Dialogue avecc Staline）等。

[15]早在1929年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宣称，工业化把沉重的负担放在农民身上。这篇演讲到1950年才发表于《斯大林全集》的第十一卷中（43）。我们在第十六章的《工业化国家里社会主义积累的源泉》和《最高积累率和最大增长率》两节中，论述这一历史事件所引起的理论问题和工业化的这种技术的有限效率。

[1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谈到了实际上剥夺中小资本家的股份公司时说：“但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是表现在一种对抗性的形态上，表现为少数人占有社会的财产。”同样地，他又说：“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要一样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化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态，不过在一个上面，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消极地被扬弃了，在别一个上面，便是积极地被扬弃了（44）。”

[17]这些说法中最荒唐的要算布鲁诺和以后詹姆斯·伯纳姆在《经理的时代》（J.Burnham, L’ere des managers）中的所说的话了。他们认为，德苏联盟是性质相同的两个社会制度之间稳定的联盟。纳粹对苏联的进攻以及德苏战争所具有的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极其清楚和极其残酷的斗争性质，证明了这一理论的彻底破产。

[18]美国科学家的一个会议用十分严格的批判态度研究了苏联的统计资料以后得出结论说，在最初的高速度工业化浪潮以后，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率继续维持下来，并大大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速度，包括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工业化速度（47）。

[19]参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话：“每种新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一开始不仅受到旧有的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阻碍，而且受到旧有分配方式的阻碍。它必须在长期的斗争中争取为它自己所特有的分配方式。”也请参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话：“在一个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已经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48）。”

[20]苏联经济学家曾长期讨论为什么在苏联还存在着“商品范畴”这一残余。例如在1951年，在1956年12月和1958年6月，苏联科学家院士工作会议便曾进行过这种讨论。在斯大林时代通行的论点是把范畴的始源归结于苏联有“两类所有制”。从那时起，奥斯特洛维季扬诺夫，加托夫斯基，克隆罗德等人所支持的论点同我们在这里简单地阐述的论点极为接近。例如托夫斯的说法是：“当社会不再要控制劳动和需要的数量时，就有可能过渡到直接分配制度了……（50）。”

[21]特别是为军队和为出口而保留的。胡巴德指出，1937年，送交市场的工业消费品达73.9%（52）。

[22]斯大林写道：“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以后，他又批评这些工作人员们表现出“经济冒险家的专断态度”（54）。

[23]在1957年改组工业和建立国民经济会议后，分三类分配原料和机器设备的办法仍保持下来。第一类物资（即所谓“划入特别资金项内”的产品）的分配须预先拟订好并由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第二类物资的分配受到中央的监督并须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通过。这两类产品规定必须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机构“售卖”，即使收货人同“卖者”是在同一个国民经济会议内也是如此（56）。

但是，某些苏联经济学家却突然坚持说，机器设备也是“商品”。这个理论上的“发现”主要有一个实用的目的，那就是在投资问题上，要求给予企业界的经理们更大的自主权，此外，还可以参考赫鲁晓夫在用词上意味深长的偏向。他们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不断地谈到在苏联的“资本投放”。

[24]事实上，当生产工具实际生产出来并达到目的地后，这种占有便马上实现（只要这些生产工具没有被盗窃，在黑市中被卖掉，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损坏，或在仓库中毫无用处地被囤积下来）。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部分事实上就是除用来代替用旧了的机器和重新购置原料那一部分外的全部生产资料。

　　 但是兰格搞错了，他说（57），“当物资（在两部类之间）分配的时候，积累便自动地实现了。”除了上述的盗窃、损坏等危险外，丝毫不容忽略的是，在官僚主义的管理下，错误的分配妨碍了在生产过程中有效地使用新的机器等等，也就会使积累无法实现。正是由于生产资料不再是商品了，所以剩余产品的实现，就是剩余产品投入生产，就是它的实际消费。

[25]但是，还应考虑到在储蓄银行中的存款，这些存款是有利息的，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使它们的所有者占有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另外，由于遗产继承权是没有限制的，因此，一个继承四五十万卢布的人可以靠利息生活，而且入息要比中等工资还高。苏联报刊最近屡次提到这种情况，这预示着遗产继承权将会受到限制。

[26]以下是营业税务局和国营企业上缴利润（卢布）在苏联国家预算中各自占的份额：

    根据《苏联财政》（Finantsü S.S.S.R.）杂志（1961年第1期），1955年利润达营业税的24.5%，1959年达这一税收的38.2%。

[27]值得指出的是，涅姆佐夫在《消息报》（Izvestia）上谈到了“在苏联被保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的遗产继承权”。许多苏联作者激烈地抗议对苏联的分配制度，引用“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这一定义。但是，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按照提供给社会的劳动量来进行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那末，在“根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报酬的公式后面，隐藏着更严重得多的不平等现象的分配办法，马克思又将给戴上一顶什么帽子呢？（60）

[28]参看第十八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作辩解用的歪曲”一节。

[29]根据苏联官方材料，企业领导人和经济（包括农业）的其他领导人员的数目由1926年的三十六万五千增加到1937年的一百七十五万一千人和1956年的二百二十四万人；工业技术领导人员（工程师和总工程师）从1926年的二十二万五千人增加到1937年的一百零六万人和1956年的二百五十七万人；农业技术人员由1926年的四万五千人增加到1937年的十七万六千人和1956年的三十七万六千人；从事统计和核算的人员由1926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1956年的二百一十六万一千人（64）。

[30]以下是同一个现象的另一个例子，这个悲剧的例子摘自苏联杂志《医学工作者》（Medizinskij Rabotnik）。

         “由于纯粹的图利（！）思想，医药部门的中央机关只知道用一个观点来判断各医药公司的活动，那就是以卢布计算的营业计划是否完成。这样一个标准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医药公司里会出现同医学毫不相干的商品，例如，鞋油、化妆品、别针、缝衣针和杂货等。与此同时，规定的药品存货却很不完备……继续执行这种‘卢布计划’就会把医药机构中占有领导职位（！）的投机商人推上骗取盗窃国家财富的道路。苏联公共卫生部早已决定禁止生产药品的医药机关的实验室同化学工业进行竞争。但是，各医药机关，特别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公共卫生部所属的中央机关，不顾这一决定，竟然把生产药片划入它们的计划中，而生产数量之巨，甚至超过了化学工业的总生产量。”

[31]“当企业必须执行一个硬性的计划时，它们便把一切找得到的东西存起来——劳动力，材料，甚至是成品——以便能够保证供应规定的产品……中央代表并没有隐瞒他们对囤积材料展开的斗争。他们承认，中央部门经常须要克服材料缺乏的现象，而各企业为了避免窝工，却决心把尽量多的材料囤积起来，因此，在中央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不断地展开斗争”（71）。

[32]官僚们把生产能力说得低于实际情况是有更直接的利益的。因为他们所得到的主要奖金主要是在生产超过计划时提高的，而计划规定的数字又是以企业公认的生产能力为根据的。公认的生产能力愈低，实际生产超过计划的指标愈远，官僚们所得到的奖金就愈多。

　　 由于相同的道理，技术人员往往不大愿意主动地革新技术：“在采用新技术后，计划这一关就把得更紧了，因此，完成计划和获得奖金的可能性减少了（77）。“为了遏止这种保守的倾向，苏联当局似乎不久前开始实行了使用发明特许征需付费的办法。发明家个人将享有这些特许证的权利（78）。

[33]在1961年苏联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也承认，花费了巨款建成的著名布拉次克水闸还没有足够的消费者来使用它生产的电力。（84）

[34]关于这个问题，奥斯卡尔·兰格谈到了苏联经济的“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并着重指出，政府竭力“掩饰落入官僚集团手中的一部分国民收入（85）”。

[35]这些奖金的总额是巨大的。1947年，冶金工业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总收入中，有51.4%是奖金。一家机器制造企业的经理完成计划规定的指标，就可以获得加薪37%，而每一次超额生产1%，就可以获得加薪4%（86）。

　　 通过经理基金（从那时起被叫做“企业基金”）企业经理得以支配巨额款项，这些款项主要是由于超额完成计划而得到的。苏联的刊物《工会积极分子手册》（V Pomochtch profsojusnomi aktivu）(87)列举许多企业，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基金每个达数百万卢布。基金来源是规定的利润——最多可达利润的2%到10%——和超额完成计划的利润——最多可达25%到75%，过去，50%应拿出来作奖金，其余的应拿出来投资和用来建筑住宅。从那时起，基金的70%应用于住宅方面（88）。

[36]苏联报章曾多次发表文章，要求“扩大经理们的权限”（92）。1957年6月29日的《消息报》提出了这个同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有关的问题。《共产党人》杂志的一篇文章（93）给人的印象是，官方的观点今天也同意“在负责供应的工厂和进行采购的工厂之间，有最大限度的直接联系。”

[37]这些合同没有得到履行，便引起了数不清的要求赔偿和追究的纠纷。许多企业纠缠在仲裁或诉讼里面弄得“晕头转向”（94）。

[38]根据《共产党人》杂志，只有6.6%的营造企业是能够获利的（101）。国家计划部的领导人诺维科夫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十万个（！）小发电站使用着八十万名职工。它们生产的电力每千瓦时值一到两卢布，而生产电力90%的大发电站只使用着二十万人，它们的成本每千瓦时只要八戈比！

[39]新的《苏联共党史》（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d’Union Soviétique）承认这一点，它说，斯塔哈诺夫运动意味着“在生产中进行正确的精细分工，把熟练工人从次要劳动中解放（原文如此）出来（113）。”

[40]例如在工作母机制造业中就有这样的章程（119）。

[41]应该指出，根据职工是否工会会员，病假补助金相差达一倍。对于工会会员，补助金又随着职工同一家企业中的工龄长短而变动，变动比例如下：

[42]瑙姆·贾斯尼（124）根据苏联秘密文件估计，1941年被强迫劳动的人有三百五十万。他们的生产占苏联工业生产的1.2%。在战争结束后的翌日，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

[43]苏联杂志《经济问题和工业》（Voprossi Ekonomiki et Industria）（重工业的机关报）在战争初期拿苏联的一家企业的职工人数和规模相同的一家美国企业的职工人数进行比较。结果是怕人的。在克麦罗沃发电站有四百八十名职工，而在美国南安波伊的发电能力和生产方式都相同的发电站中只有五十一人。基泽路果尔联合企业的一个煤矿，产量等于宾夕法尼亚一个条件相的煤矿（匹茨堡煤矿公司）产量的一半，但是矿工却多两倍，地面工人多三倍，办公室职员多八倍，监督和管理人员多十一倍！根据另一份苏联杂志《社会主义农业》（Sotsoalisticheskoié Zemlédelié），在苏联集体农庄中，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会计、监督人、押运员等是多余的（129）。1957年，赫鲁晓夫曾夸耀说在过去三年中减少了官僚管理人员九十万人（130）。但是，到1961年初，他又揭发官僚主义者在农业中大肆滥用职权和进行大量盗窃。

[44]1950年，苏联每公顷可耕地只获得植物养料六公斤，而在意大利是二十三公斤，法国是四十八公斤，英国和东德是一百二十四公斤，西德是一百四十七公斤。1955年，这个数量在苏联增至九公斤，但在意大利增加了一倍，在西德则达到了二百一十公斤！（131）

[45]对于1937－1953年期间，我们举出两个谷物收成数字，在生长中谷物的数字是当时官方所援引的收成数字。流亡的俄国经济学家瑙姆·贾斯尼头一个引起大家注意这一事实，即：官方的这个数字，并不象以前的数字那样代表着实际收获的谷物，而是对生长中谷物的收成的估计（133）。这个提法是在1944苏联政府发表的一个含糊的文件中第一次得到官方证实的，接着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重复了这个提法（134）。估计生长中谷物的收成同实际收成平均要相差10%到30%。

[46]第一个数字是在目前疆界内的数字；第二个数字是在1939年9月17日以前的疆界内的数字。

[47]还应指出，根据1953年联合国对欧洲经济形势的研究（137）苏联全部农业机器这一年的能力为一千四百五十万匹蒸汽马力，等于不到二千万匹马的拖拉能力，而自从1913年以来，苏联却损失了二千三百万匹马！

[48]沃林指出，在战争中和在战后最初几年，集体农庄得到了一些拖拉机，于是，政府便颁布了1948年3月6日法令，禁止售卖拖拉机和拖拉机替换零件给集体农庄，并迫使集体农庄把它们的拖拉机重新卖给拖拉机站（139）。

[49]集体农庄的不可分割的基金是由它的建筑物、它的发电站和小型的机器等构成的。从1940年到1953年，这一基金增加了一倍。从第一个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在内），集体农庄用了六百亿卢布来增加这个基金（140）。根据1955年的《统计汇编》（Rocueil Statistique），这一年，这一基金达八百七十六亿卢布，1950年是五百亿。根据集体农庄的章程，它们每年的货币收入应有10%到15%用于维持和扩大这一基金，即用于固定资本的折旧和积累。

[50]和卖给商业合作社的。

[51] 1948年出版的《集体农庄主席手册》（Manuel pour le président du kolkhoze）说劳动日的平均报酬是二点五公斤小麦（145）。

[52]通过官方的数字，我们可以很容易确定斯大林时代最后几年的农民收入。1950年二千万农户在集体农庄中劳动所得现金报酬只有三百四十二亿卢布，也就是说，每年每户只有一千七百一十卢布，每个月还不到一百五十卢布！即使把实物报酬估计为全部报酬的50%以上，每户农民每月所得平均收入也只有三百卢布，即等于城市每户居民的收入一半还不到。

[53]根据“经济问题”杂志（153），1958年，私人经营的土地提供苏联全部马铃薯生产的49.8%和蔬菜生产的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