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书没有注(2)。——译者

[2]根据法国电讯总工程师亨利·雅讷的说法，如果用自动化机器代替普通机器，一个车间的生产率提高约十五到二十倍（！）；但就全厂范围来说，生产率提高大约500%（8）。

[3] “甚至连大办公室的样子也越来越象工厂，职员是排成一行一行的，在某种情况下，还有一条传送带把文件从这一头递送到那一头。每个人只做一部分劳动。例如一个用计算机工作的职员，其单调的工作就要依赖于一大群卡片管理员、秘书、会计、跑街以及在他以前或以后做的同样讨厌的工作（！）。”

[4] “解决（自动化的威胁的）方案，当然是建立一个以人类的优点、而不是以买卖为基础的社会。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必须大规模地实行计划化……（13）。”

[5]社会为了弥补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费用，为了弥补一切社会革命所暂时引起的破坏和混乱的后果所需的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恢复性过渡时期”。在布哈林的《改造时期的经济》（N.Bonkharine,Oe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一书中，很有趣的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14）。“恢复性过渡时期”所面临的只是一些从外界影响经济结构的问题（外在问题），与此相反，本书后面要谈到的真正过渡时期却面临内在的经济问题。在前一种情况下，问题在于从缩小的再生恢复到简单再生产；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在于从增长速度较慢的扩大再生产过渡到增长速度较高的扩大再生产。

[6]下列几点能支持这种乐观的预计。世界三亿五千万农民中，有二亿五千万还在使用木铧犁。较先进一亿农民，也只有一千万架拖拉机。要是把汽车工业改为拖拉机工业，每年就能生产一千万架以上的拖拉机。而且，巴德教授认为：世界化肥消耗量只达到充分开发全世界现有耕地所需化肥量的10%（考虑到各国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那就需要年产六千万吨钾肥和氮肥（16）。目前世界生产能力只有这一数字的15－20%，但如果把化学工业改造一下，就能很快的接近所需的水平。

[7]关于这个问题，苏联经济学家穆斯季斯夫斯基的估计如下：

合理消费标准是由苏联科学院制定的，一方面，考虑到不同气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不同的代替品的相互补充作用。因而这些标准有时会有很大的出入（20）。

[8]下列计算证实了这一数字。

据廷柏根估计，目前不发达地区大约十四亿居民的收入是一千三百亿美元。照保罗·霍夫曼说，每年七十亿美元的援助就可以使每人每年的收入增加2%（25）。因此七百美元的援助就可以使每人每年的收入增加2%。这些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估计是：四十年内，将从十四亿增加到三十一亿人。同时，这些国家的内部积累率，目前是5－6%，十年后将提高到8－10%。二十年后到15%，而二十五年后到18－20%。假定投资三美元能增加一美元收入，那么，每个居民的平均收入，十年后，将从目前的一百美元提高到大约二百二十美元，十五年后三百一十五美元。二十年后三百七十五美元，二十五年后四百二十五美元，三十年后五百一十美元，三十五年后六百二十美元，而四十年后则将达到八百美元，这就等于英国目前每个人的收入。必须指出，从第二十七年起，内部积累的作用将超过外援的作用。

[9]见第十四章，“超资本化”那一节。

[10]见第十四章，“资金自给”那一节。

[11]见第十七章：《社会经济》。

[12]蔚蓝色海岸（Gote d`Azur）法国位于地中海滨的行乐区。——译者

[13]见第十三章。

[14]据1960年3月19日《世界报》报导，在巴蒂斯塔专政统治下，哈瓦那的某些区是由警探、妓院老板、彩票老板们，就是说，由这些人的政治“后台老板”们所控制的。这些流氓资产阶级的“营业额”每年高达好几百万美元。西贡、亚历山大、香港、里约热内卢等也有（或有过）这种情况。

[15]见第十三章。

[16]博内教授指出：一公顷水浇地所需要的劳动比一公顷非水浇地多五倍。在印度灌溉地区，农民平均每年劳动二百八十天，而非灌溉区则只有一百一十四天到一百一十八天。中国在公社化以前的情况也是这样（37）。由于印度和中国的大部分耕地还不是灌溉地——中国有55%，印度有85%——因此这些国家增加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7]讷克斯教授虽然愿意考虑，在生理上有必要让劳动者比失业者吃得好一点，但是他仍然一心只想防止用于积累的资金“走漏”出去变成生产者的消费（38）。他似乎并不懂得，消费增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明显联系。

[18]错误地理解凯恩斯的某些公式，助长了这种错误。凯恩斯给国民收入下的定义是消费和储蓄的总和。然后他又在储蓄和投资之间划上一个等号。但是他又确切地说：在这个意义上“储蓄”=“投资”=“不是日常消费掉的一切”（41）。从这种同义词的重复中得出的、关于生产者的消费同生产性投资之间的关系的任何结论，当然都是过火的。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率的提高（因而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就要降低）常常是投资大量增加的一项条件，这是不用说的了。但这正好就是我们谴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理由之一！

[19]查理·贝特兰在《计划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C.Bettelheim,Les probiemes theoriques et pratiques de la planification）中明显地提到了这种可能性，虽然还未看到其全部社会意义。“在劳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只有两种办法能够既维持充分就业，又不改变生产结构：一种办法是在开始时把工资降低到占产品的总值的一定份额，另一种办法则用减少非生产性开支为这种扩张提供资金（42）。”他以后的著作里反而越来越看不到这个问题了。

　　还应该指出，1926－1927年，俄国共产党内统一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曾建议同时增加工资及提高工业化速度（生产性投资额），其办法是严格地把国家行政开支、其他非生产性开支及高薪阶层的收入每年减少十亿金卢布。

　　当时制订苏联经济发展规划的苏联经济学家不是不知道过高的积累率会对劳动生产率有什么影响。经济学家柯瓦列夫斯基曾经明显地提到了这一点。以后，在斯大林时代的文件里，这一因素就完全被忽视了（43）。

[20]乔安•罗宾逊只在“生理上的生存水平”上承认这一点。如果实际工资跌到低于这一水平，劳动效率就降低了（46）。另外一些作者则谈到什么“半消费资料”，这类消费资料的消费能提高生产。因此，卡尔•苏蒲认为，任何因改善生产者的报酬而增加的生产，都可以证明，一部分消费资料可以归到这类半消费资料里去。这种情况是普遍性的，只有最富裕的国家例外。但是这种例外大概也不一定可靠！至于斯坦德尔，他断定：凡是把实际工资降到低于某种水平时，一定会引起劳动生产率下降。苏联作者经常强调“生产者的物质利益”在小规模经济范围内对于增加生产的重要性，却坚持不愿在大规模经济范围内考虑这个因素，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最近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却承认了这一重要性（47）。

[21] “劳动效率”这一概念是印度马哈罗诺比斯教授所谓的“投资收益指教”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它也是“投资效率（查理•贝特兰用语）的组成部分之一（48）。这种效率依赖于投资本身的效果，同时又依赖于劳动效率，即人类劳动如何实现（利用）这种理论上的、可能的效果。贝特兰只从劳动者技术熟练程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劳动者根据不同的消费水平而对劳动有不同的专心程度这一角度出发，研究这一问题（49）。这种效果同官方政治经济学所谓的资本指数是类似的。

[22]卡莱茨基教授（52）认为增长率是直接以投资率为转移的，虽然他也考虑到1/m这个指数。这个指数称为“投资的生产效果”，同贝特兰的“投资效率”相类似，从而也同资本指数相类似。但是1/M的价值完全要看技术进步的性质而定，就是说要看它能节约资本，还是需要更多的资本，卡莱茨基似乎根本不考虑生产者消费水平对他们生产积极性的影响，从而也不考虑对投资的生产效果的影响。这样他就能够断定说：消费越降低，收入越增加，唯一的障碍是……缺乏（！）劳动力（53）。

[23]莫里斯·多布也未能同意这种绝对的断言，他只是肯定说有三个必要的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增长得快；第二阶段，两个部类的增长率相等；第三阶段，第二部类的增长率超过第一部类（60）。

[24]见第十章。

[25] “优先发展重工业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还是（！）苏联经济发展的基础；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一切都是很明显的（？）（61）。”

[26]克隆罗德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他的论点有缺陷，因为他断定：“就每一件产品来说，其所需支付的人类劳动和物化劳动，总是不断减少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生产来说，生产每一件产品，以及生产量不断增大的总产品，其最终所需的生产手段量，相对地是越来越大的。这就反过来要求第一部类的生产比第二部类的生产增长得更快，不仅（！）在价值上如此，而且在物质上也如此（62）。”略为思索一下，就能证明这种断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现在，仅仅一架机器就能比二十年前多生产十倍以上的新闻纸。生产手段量根本不需要比消费资料量增长得更快。事实上生产手段量常常要增长得慢得多——在技术革命阶段恰恰如此！

[27]“如果生产设备的能力已经够大了，可以满足消费资料工业更新的需要了，可以满足按预定增长率而增加的正常需要了，那么，经济的两大部类就不妨按稳定的增长率齐头并进，假定固定资产和生产量的比例是稳定的话，而苏联经济学家总是把这种假定作为他们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至于这种增长率有多大，那当然就要看两个部类间现有设备（苏联词汇中称做‘基金’）的比例了（63）。”

[28]诺尔曼·麦埃在《人的关系原则》中证明：由集体讨论来作出决定，既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这样做能制订比较现实的指标，而取得的结果往往高于用专断办法所取得的结果。麦埃从事研究的意图是想改善资本主义，而不是想代替资本主义，这无关紧要。他的证明回过来会反对他所追求的目的，因为同样的论点可以用来支持取消只有老板们才能作指示的“禁区”（66）。

[29] “……‘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67）。”

[30]但是，波尔迪加在他的小册子的其他地方，承认过渡时期仍有存在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不过只是直到“社会拥有（？）一切产品”时为止。

[31]各派马克思主义作者，如考茨基、列宁、王德威尔得、托洛茨基、斯大林、奥托•博埃，都承认有此必要性（70）。

[32]今天，电子计算机每分钟能做几千道计算机的时代里，对于这种反对意见，只能一笑置之。

[33]更确切些说，这是小商品生产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经济下，价格的形成是由利润和资本的波动来确定的。

[34]我们在第十五章举了一些例子。

[35] “为了保持一定的设备利用程度，生产能力应当同劳动人口和劳动生产率同时按比例地增长。这就给我们指出了（私人）投资所需的水平。（私人）投资应当达到必要的水平，以便使生产能力增长速度相当于积极人口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就是同充分就业的生产按比例地增长（77）。”因此在我们所举的例子里，生产能力应当增长6%。

[36]生产资料部门（第一部类）的增长率决定着毛投资的增长率，因为第一部类生产总量既用于替换日常用坏的生产资料，也用于创造增加的生产资料（净投资）（78）。

[37]应当注意不要把这种统计规律说成有绝对的价值。有些特殊情况（例如长期缺乏耐用消费品）可能使一个比别的国家更富裕的国家里食物开支反而更高（例如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相对水平比保加利亚高（79）。

[38] “恩格尔规律”最近又应用了一次：经过三年特殊的经济发展后，南斯拉夫家庭于1959年只把收入的43%用于食物，而1956年则是50%，1959年用于耐用消费品的占10%以上，而1956年只有4%（81）。

[39]参见波兰博布罗夫斯基教授的提法：“计划机关所做决定的数量……是同这些决定的质量及效率成反比例的”（87）。

[40]见第五章。

[41]见第十七章。

[42]马克思写道：“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88）。

[43] “苏联报纸满意地报导说：有一个小孩子在参观莫斯科动物园，他问象是归谁所有的。有人告诉他：“归国家所有”，于是他立刻得出结论说：“那么我也有一点儿份”。如果真要分象，那么贵重的象牙一定归特权者所有，运气好一些的分到象腿，而只能分到一点内脏和下水的人最多。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小孩子大概不会太热衷于把他们的财产去和国家的财政合在一起的。小偷只把从国家手里偷来的东西看作为自己所有。莫斯科动物园里的那个孩子很可能是一个显贵的儿子，已习惯于这种思想：“朕即国家”（89）。

[44]这种技术最初是由库普曼斯提出的（考尔斯委员会专题研究第十三号：生产和分配的活动分析）。如果知道了每个港口每个月需要运输的货物总量，就能确定空船在这些港口间航行的最合理路线（90）。

[45] “当我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我们会象我们不得不对大土地所有者采取办法那样，去用强力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协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使用强力手段，而是依靠示范和为这目的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充分的资料给小农证明他们现在本来就应该明了的那些好处（92）。”

[46]这些长期的规划而且也只是日常倾向的反映而已，仅根据有些“总的目标”而略加修改。

[47]见第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