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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经济


· 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
· 个人工资和社会工资
· 基本需要和附加需要——自由消费和定量消费
· 商品货币经济的衰亡
· 经济革命和心理革命
· 阶级和国家的衰亡
· 经济增长不是永久的目标
· 被迫劳动和自由劳动
· 人类有极限吗？

　


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


　　大型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基础已经不是社会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了。但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生产手段的社会化还是同必需品的私人占有相联系的，这种私人占有的形式是工资、交换、是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货币工资。此外，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还是以个人在消费上享有特权的形式被私人占有了，而在过渡社会的官僚主义变形的制度下，这种特权的规模可能是很大的。因此，私人利益仍然是刺激个人在经济上出力的基本因素。经济也仍然是货币经济。

　　从经济的观点看，以大型生产手段集体所有制及社会剩余产品集体占有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同继续作为个人经济活动主要动力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经常是计划经济中摩擦和矛盾的源泉。[1]但是，从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则比经济矛盾还更重要。作为个人一切能力的充分发挥，同时也作为个人自觉地为社会服务的“劳动”，是一种概念，作为“谋生”手段，作为取得生活资料，或取得能满足个人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服务的手段的“劳动”，又是一种概念，这两种“劳动”的概念，从长远来看，是互不相容的。

　　只要经济基本上仍然是货币经济，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满足决定于各人手里货币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资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还是按照钱包里钱的多少来决定分配东西多少，那么，大家为了多取得些货币而互相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担任了某些社会公职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对稀少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向上爬、用人唯亲、贪污、对“上级”卑躬屈膝、对“下级”专制横行，这些现象仍然会大量流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没有这些人对行政官员和领袖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自由的监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组织的集体抗拒而撤换这些行政官员和领袖，所有这一切缺点只能加剧金钱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蚀作用。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残余本身就意味着必然会残存着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钱购买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在村社自然经济中出现时就已产生了的。如果在过渡经济时期，能否得到生活享受是由制度规定的，而不是用钱直接买卖的，那么，一切都可用金钱购买这种作用就变成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作用就不大了。关于这一点，苏联就千方百计钻营当大学生而产生的流弊所进行的公开讨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

　　在苏联和别的地方，权威人士和有影响的作者都不断地认为：首先应当“树立新的思想”，在未能消灭物质刺激、未能过渡到按需分配以前，劳动首先应当成为“个人真实感受到的一种必要”[2]；他们这种看法真是一种“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的偏向”，颠倒了本来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心理革命还未能完全显露以前，新的社会主义觉悟还未能普遍提高，以代替旧的自私心理以前，首先应当用生产大量财富、提供大量服务的办法来消灭货币经济。在过渡社会时期，特别是在苏联，产生个人发财欲望的，不是“资本主义残余”，而是按金钱多少来分配的日常的现实情况。想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来建立“共产主义觉悟”，这真正是一件永远徒劳的工作。

　　个人的占有欲，作为个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还未能消灭以前，必须让这些个人得到下列这种体验：社会，从一个虐待子女的后母，已变为一个慷慨的、体谅人的母亲，她自动地满足全体子女的一切基本需要。应当让这些个人不知不觉地取得这种体验，过去原始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精神会响应这种体验的，因为7000年来人剥削人的作用还未能完全埋葬这种精神。这种体验的结果应当是觉悟，更好的结果应当是产生新的习惯，以便完成心理革命，以便旧的人死亡，让位给未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

　　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认为物资丰富是建立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其意义在此，其理由也在于此。只有实现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产生新的生活方式。问题不在于宣传社会主义道德，而是要创造社会的和心理的物质条件，使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实行这种社会主义道德。


个人工资和社会工资


　　工资这个概念的定义是由许多特点来规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种，一种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钱（价格），换取一定量的劳动（一定时间的劳动）；另一种是：严格地按劳动量、按确切地计算的耗费劳动力的时间而支付的钱。只要工资继续存在，至少是作为劳动（向生产手段的个人所有者提供的劳动，或向国家、集体所有者提供的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而继续存在，那么这些定义，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一样，在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也仍然是有效的。

　　生产手段集体所有以后，就不再有工资劳动阶级了，“因为一个劳动者不能把他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这种论断是粗暴的诡辩。集体财产是归集体所有的财产，而不是这个集体的每个成员的财产。一个合作社的社员很可能把他个人所有的一辆车子卖给他所属的那个合作社。同样，一个劳动者也可以把他个人所有的劳动力卖给他所属的集体。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取得必要的生活数据，这证明工资劳动阶级还是存在的，无论从交换形式（按一定的货币价格而出卖）的观点看，还是从其内容（劳动者出售他所有的、并且他自己无法利用其使用价值的唯一商品，以便换取其它的商品；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通过交换是不能得到的）的观点看，都一样。

　　但是，早从垄断的资本主义时期起，从工业上先进的国家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那时候起，个人工资就已经不是个人劳动报酬的唯一形式了。与个人工资同时并存的还有社会分红或社会工资（3）。这就是不管个人对社会有什么贡献，社会保证个人能够享受的各种福利：免费的初级教育（以后是中等教育），免费的学校午餐，免费的医疗、住院、以至药品，公园、博物馆、体育场免费享用，免费的或几乎免费的市政设施，如路灯等。

　　当然，关于“免费教育”或“免费医疗”这些词的意义要取得一致。免费只是对个人来说的；社会当然要“支付”这些福利事业的费用，就是说要把一部分资源（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劳动时间）用来满足这些需要。因此，“社会工资”，就是为满足全体公民的某些需要而支付的费用的社会化。

　　这种“社会工资”预示着，至少是潜在地，未来的分配方式，即朝向满足全体个人需要的经济。以满足需要为基础的经济是反对商品经济的，因为它优先满足这些需要，因为它不管个人所提供的确切计量过的等价品（交换！）而进行分配[3]。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不管孩子们的父母付不付税，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对社会有益，不管他们是“好公民”还是常常违反普通法的罪犯，初级教育总是免费的。

　　但是，这种“社会工资”只是预示着按需分配方式；却不是这种方式的确切的形象，甚至也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里的分配方式的确切形象（假定最富裕的国家进行这种过渡，也许是例外）。事实上，放弃的只是工资的商品货币形式，而其斤斤计较的可怜的内容则始终存在。

　　既然我们的经济始终是物资半缺乏的经济，于是社会服务常常总是被当作穷亲戚看待的。社会服务的分配不是在丰富的情况下进行，而是按某种标准配给的，有时候甚至还带有强制性的（教育、预防注射、等等）。教室里学生太挤；排队看病或者诊断潦草；经常怠慢“免费的”顾客，而照顾“付钱的”顾客；所有这一切使“社会工资”这种初步形式更接近于产生这种形式的商品社会，同应当为富足开辟道路的社会主义社会，则相去较远[4]。费用社会化的内容，无比地更为丰富，更为自由，更为多样化，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来：免费的图书馆，要实际上能提供所需的一切方面的书（而且还要座位不是严格限制的！）；免费的博物馆和公园，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到过去只有少数富有阶层和知识阶层才能享受的愉快。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产生了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将彻底地改变分配方式：一方面，“社会工资”应当越来越接近其“理想的”水平，即物资充裕的水平；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应当逐步地从通过交换（购买）而分配的资源类，转到按需分配的资源类里去。

　　决定分配方式这种改变的条件，仍然离不开物资半缺乏社会的一些要求。在未能摆脱经济打算这种由来已久的沉重包袱以前，社会不得不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精打细算。因此可以首先实行新分配方式的物资和服务是那些：

　　1．性质很相似的；

　　2．无论价格下降，无论收入增加，其需求仍然不变的；

　　3．很难用以代替其它按商品经济交换办法进行分配的物资或服务的。

　　简而言之，社会可以首先把满足需要的某些费用社会化，其条件是这样的社会化不致于引起费用的大量增长。如果对某一产品的需求，并不因其价格降低或收入增加而有所变化，那么把这一产品的生产费用社会化，对于社会就其整体来说，不会增加任何额外负担。例如一切工业先进社会里盐的情况就是如此，盐的消费量——在正常的时候——既不因盐价而变化，也不因公民的收入而变化（6）。

　　支配商品经济消亡的经济规律可以阐述如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富裕，随着计划经济保证生产力巨大发展，社会就获得必需的资源，以便把为了满足全体公民越来越多的需要而支付的费用社会化。而且随着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的需求量，比起价格下降和收入增加来，几乎没有变化，或者甚至减少了。换句话说，由于上述两点理由，计划经济所取得的进步就能使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转入按需分配的类里去！

　　在最富裕的国家里，对于主食的需求——西方的面包——比起收入的增加来，现在已经是减少了。满足这种需要，只占社会资源极小的一部分。比利时国民收入大约5000亿法郎，而每年用于面包的开支在80亿法郎左右，即不到2％（7）。美国各种形式的粮食消费，1937－1941年平均每人3.77蒲式耳，1948年降到3.28蒲式耳，而1959年则降到了2.8蒲式耳（8）。工业先进国家许多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情况也是如此。就这些事例来说，把这些物资（面包或大米）和服务（城市公共交通）用费用社会化的办法来进行分配、就是说按需分配的经济条件，现在已经完全具备了。除了这类物资和服务外，还得加上另一些物资和服务，这些物资和服务能满足卡塞尔所说的“集体需要”：教育、医疗、等等（9）。


基本需要和附加需要——自由消费和定量消费


　　许多作者同意这种部分改变分配方式的可能性。但是，一般地说，他们又立即否认有推广的可能性。难道随着“旧”需要之得到满足，新需要不在那里不断的产生吗？[5]（10）逐步地把一切产品都转入按需分配之类里面去，同时又不致引起社会资源的普遍浪费，因而又不致在其它方面重新发生物资不足的现象，这可不可能呢？用来满足衣、食、住这样一些基本需要的产品，其花色和品种是不是无穷无尽的呢？想在这些方面消灭交换和货币的努力，其结果会不会是令人失望的单调和没有选择自由呢？

　　先拿需要的种类问题来说吧。稍为严肃的研究一下人类学和历史，就能证明：这些需要恰恰是异常稳定的。食物、衣着、住处（由于某些气候条件的关系，还有取暖）、防止野兽侵袭和躲避风雨、装饰和锻炼筋骨的愿望、传种接代，这六种基本需要似乎从猿人到真人以来还未变过，现在也仍然占消费开支的绝大部分（12）。

　　加上医药卫生方面的需要（不过是表现了某种自觉程度的保护自己的本能而已）和消遣的需要（不过是扩大了装饰、锻炼筋骨、求知等和人类同样古老的需要而已），少数基本需要几乎就占了甚至是最富裕国家的全部消费开支；这少数基本需要，与其说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毋宁说是人类学上的特点。

　　既然这些需要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基本上是不变的，既然连过去最富有的有产阶级也没有在消费开支上超出这种异常狭窄的需要范围，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达到物资丰富、个人觉悟和社会觉悟都比过去成熟得多、这会在需要方面引起极大的变化。“效率递减”规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在需要的强度问题上那样适用（13）。因此第一种反对论点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手段，是否像表面上那样种类无穷。首先，满足这些需要的产品都有一个量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根据现代有产阶级的情况，历史已经做了答复。19世纪初叶，狼吞虎咽地大吃烤牛肉和红葡萄酒的英国大地主，或者是每餐吃20道菜的“黄金时代”的大资产阶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潇洒的、爱好运动的、经常注意自己体重的现代富有资本家，这两者之间的变化是无可辩驳的。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物消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合理；健康方面的考虑超过了盲目享受或炫耀财富的考虑。这种变化并不完全由于道德进步，而更多的是由于个人保养身体的需要，甚至由于个人利益的需要。

　　衣着问题也是这样。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妇女，大量消耗衣服并无害于健康，所以浪费的可能性（新衣服只穿一两次）要比食品大得多。但是，尽管健康的因素不能起抑制作用，舒适和爱好的因素却起了作用。没有了丫环小厮，老换衣服，甚至连衣服太多，都是不太方便的。事实上，除了“暴发户”还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过分以外，许多社会学家指出：英国美国最富裕的家庭里，趋势正好相反，更喜欢穿的是旧的、但舒适的衣服，或只是爱好穿的衣服，而不喜欢穿崭新的衣服，也不喜欢经常换新衣服（14）。另一些社会学家甚至说这真是衣着上起了风格变化，他们认为这种变化的特点是：“……首先，衣着总是逐渐趋向一致，收入少的人所穿的衣服，从样式上和料子上，都接近收入高的人所穿的衣服；其次，衣服上的装饰部分越来越少，这反映了向更朴素发展的趋势。最后，近来还‘着重’在衣服要有青年气概（15）。”

　　住房和家具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仆役和女佣都没有了——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里，由于平均的工资水平，由于社会的不同意，雇佣仆役和女佣的情况是一定要消灭的！——那么住房所需（和所能得到）的房间数也就有限了。这种限制也正是个人舒适所规定的。现在，除了一小撮百万富翁外，大多数资产阶级都喜欢很舒适的公寓，而不喜欢19世纪式的宫殿。从前，房间里堆满了家具和小摆设，现在由于爱好和舒适的条件有了变化，家具的配备趋于雅洁，而且注意实用，因此家具的数量也就很有限了。现在的趋向是甚至有意限制小摆设的数量（16）。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阶段里，尽管有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尽管有产阶级可以无限制地浪费，但是上述这些趋向还是产生了。所以，设想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或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会产生相反的趋向，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情况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合理消费将越来越发展，而减少的是那些纯属异想天开的消费，是那些为了炫耀而产生的消费，是那些由于不知分寸、不识美丑而产生的消费；这些形式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与其说是“消费者天生就喜欢的”，毋宁说是由一般社会风尚及广告宣传所造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的是商品的花色问题和质量问题。产品的数量问题虽然不存在了，但剩下花色和质量问题可能仍会使需求不因价格和收入而变化的时期迟迟不能来到。目前花色问题和质量问题主要是由时式、由社会等级及技术进步（“新产品”）来决定的；而肯定不是以个人的一时所好为转移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花色和质量也是社会现象，即使不是有意识规定的，那也是由社会所引导的。

　　时式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推动力来自生产者（创造者），而不是来自消费者。推行时式的是几个巴黎的名裁缝，而不是“公众”。对于极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现在的情况已经是花色品种少得惊人，而不是无穷无尽。在一定的时期里，没有许许多多花色“同时并存”；而是只有几种花色。哪怕是高级的、个人定做的手工裁缝，今天也没有“上千种”不同的样式，样式的数量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少。而且，除了这种专门为某些有钱人定做的手工裁缝的样式而外，还有少数样式是大批生产出来卖给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但不会减少现有的花色品种，大概还能使之更加多样化，以便能过渡到按需分配。为此，社会主义经济将根据多数人的要求，根据身体上的经常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广告”的教育作用、根据民意测验、根据公开征求意见、以及根据其它能帮助真正从消费者的爱好和愿望出发的办法，来确定生产些什么花色品种。因此，奥斯卡尔·兰格和迪金逊想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为贵重产品保持商品经济的主张，我们是不能同意的（17）。

　　至于新产品，新产品的大批生产和“投入”市场，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在消费者间进行分配，现在就已经是由生产企业来确定、而不是由消费者的一时所好来确定的。因此，这简直是很“有计划的”——不过，是由一小撮资本主义企业，纯粹根据私利的标准，而不是根据集体及组成集体的个人的客观需要和合理需要而计划的。消费者连有没有某种产品都不知道，怎么说得上有“迫切需要”呢？生产者好像偶然似地把新产品投入市场以前，对这种产品的需要连一点迹象都没有，怎么说得上有“迫切需要”呢?（18）

　　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不会把这种计划权放弃给生产和“上市”的“主宰们”。它将防止重复和显著的浪费。但是它将通过民意测验、直接征求意见及群众集会等一切办法，比现在更多地考虑消费者的真正愿望。在这一方面，它也将比目前的情况更扩大选择的范围。而且由于确定耐用消费品的需要量是比较容易和精确得多，也由于浪费现象容易发现，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确定产品的必要贮存量，以便使需求不致随价格和收入而变动，也是较为容易的。

　　当然，某种程度的把握不准还是可能存在的。某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同个人使用精良的机器从事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即使不是永远存在，也可能会长期存在。即使有广泛的和很方便的食堂网和洗衣房网免费为全体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洗衣机和洗碗碟机仍然会很受欢迎的。社会主义社会决不能命令其成员非得要利用集体服务，并且拒绝提供必要的手段，在个人基础上自己解决这些服务问题。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要满足人们的一切合理需要，所以它会重视定期过独处生活的需要。这种定期过独处生活的需要是同人的集群性质辩证地、经常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样，把私人汽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尽管显然不合理，但仍不失为短距离和中距离休假旅行最灵活的交通工具。而且，即使飞机、火车、公共汽车旅行都免费了，人们仍然愿意有一辆私人汽车，以便能够按照自己的路线旅行，以便能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不停的地方停下来，或者干脆就是为了独自走动一番。社会主义社会是会尊重这些愿望的，而且，非但不把这些愿望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来加以谴责，还将努力去满足这些需要；这些需要的合理性质是任何诚意的人都能看得到的。

　　因此，逐步推广新的分配方式，即按需分配，并没有什么重大的障碍。按需分配已经不必确切地计算等价的劳动量了。恰好相反，目前的发展情况，尽管受到以金钱、剥削、不平等、损人利已为主的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但仍然已经清楚地勾划出了未来消费情况的大概轮廓。丰盛而自由的消费，将不会无止境地向浪费和不合理的一时所好发展，而是将越来越具有合理消费的形式。要求身体健康，神经安宁和心情舒畅将越来越成为人类一切行为的主要动机。这方面的要求必将成为人们在基本要求满足以后的主要追求。要达到这种结论，并不必把人“理想化”。正如现代资产阶级饮食方面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那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是符合人类最明显的物质利益的。


商品货币经济的衰亡


　　当“社会工资”还只涉及总消费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时，它在心理上的、社会上的深刻的意义还是有限的，或者甚至是完全不明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对一切接触到的东西都起腐蚀作用，就连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慢慢生长的未来社会的萌芽也难免：

　　“霍林海德发现，即使是金钱不起作用的医院看病”问题，也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就越有机会由最好的医生诊治，受到更好的照顾。“一般说来，等级低的病人总是交给实习医生诊治的，中等病人交给住院医师，而那些名医则只看高等病人。人们发现，用于治疗一个二等病人的钱，比用于一个五等病人的钱多八倍。高等病人有权享受个别的心理治疗，而其它的病人则只能电疗和服药。”

　　霍林海德把他的意见告诉医院领导人后，这些领导人呆住了。当然这种歧视不是有意的。精神病院里也有类似的情况，不管病人家庭的经济条件如何，三等精神分裂症病人比同时进院的四等或五等病人更有机会享受心理疗法。一个四等或五等病人可能享受一套或两套电疗和药物的疗程；如果不见效，病人就只能听天由命，在个人孤独的处境中，日益沉沦下去（19）。

　　但是，如果“社会工资”扩及个人消费的大部分时[6]，其经济、社会和心理上的意义就突然显著了。在这以前，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总是意味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不例外（21）。可是到了这时候，经济发展和生活提高却意味着计量交换和货币作用日益显著地缩小。

　　首先是由于明显的经济上的原因。越来越多的需要既然无须消费者支出货币就能得到满足，那么与货币开支有关的经济生活的范围自然就日益缩小了。如果货币收入日益增长，而要用货币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却日益减少，那么就会造成无益的紧张。这么一来，或则这一部门的价格就要急剧上涨，或则就要人为地去推动不断创造“新”产品，人为地去制造“新需要”，或则还得用税收的办法，把货币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回收起来。货币流通就会越来越显得无意义和没有用处。实际上，生产者领的“工资”越来越高，但其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事前就被扣住了，其余的部分则用于更偶然的、更次要的开支。因此，由于基本需要和正常需要都已满足了，金钱在主要经济周转中的地位总是更加缩小，而退居到经济生活的边缘（虚荣性的开支、游戏、奢侈性开支，对于这类开支，社会主义社会将从道义上加以取缔或者用惩处性的课税来施加压力）。

　　今后最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个人货币工资和待遇的数额，并随着按需分配这种新方式的推广和普及，减少货币流通。“个人工资”逐渐变成一小笔补助性的奖金，以便分配最后一些“稀少的”物资和服务，社会不平等时期遗留下来的“身分”的最后一些残余。只要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都达到十分充裕的程度，个人工资就逐渐丧失保卫消费者选择自由的作用。“选择”的范围只限于到这个分配站去，还是到那个分配站去，采取这种还是那种消费形式，而不是用这种开支去代替那种开支。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物资半匮乏的经济，就要开始衰亡了。

　　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衰亡的，不仅仅是新的分配方式。自动化在生产范围内也引起同样的逻辑必然性。确实，生产丰富的物资和服务，同时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快地消灭直接的人力劳动，甚至分配过程中也是这样（自动化的发电站、远距离操纵的货物列车、“自动服务”的分配点、机械化自动化的办公室工作、等等）。但是，从生产中取消人力劳动，也就是从成本中取消工资！[7]因此，构成成本的就逐渐只限于企业和企业之间买卖的“价钱”（购买原料及固定设备的折旧）。这些企业一旦社会化了，需要计算的，很少是真正的钱，更多的是计算单位（即“理想中的货币”）。

　　由于服务事业在较长时期内还是非自动化的，货币经济还可以在服务事业同服务事业之间的交换中、服务事业同消费者的交换中及国营企业同服务事业的交换中找到藏身之处。但是，随着大型服务事业也自动化（如同：公用事业、饮料及标准化日用品的自动售货机、洗衣房、等等），货币经济就会逐渐只限于为“个人服务”的事业，而其中最重要的（医药和教育）将由于社会上需要迫切而首先彻底取消货币关系。总而言之，自动化将使货币经济只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边缘：女佣人、仆从、游戏、卖淫、等。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都很安全，并且保证使“劳动”普遍地、逐渐地变为脑力劳动，变为创造性的劳动，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谁还愿意去干仆从、卖淫等工作呢？因此社会主义自动化将使商品经济成为荒诞可笑而终于衰亡。

　　在分配范围内开始的这种衰亡渐渐地向生产范围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计划化和大型生产手段社会化就已经意味着在生产手段的流通中，用账面货币去代替信用货币日益普遍[8]。只有购买劳动力和从非国有的部门购买原料还需要信用货币。但是，如果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是降低、而不是增加个人工资，那么企业的周转金也就开始衰亡了。由于“农业的工业化”，随着农业和分配中先是私营企业，然后是合作企业的衰亡，生产企业和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而衰亡。因此，货币逐渐地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中、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中、从企业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中、从企业和原料供应者之间的关系中，先后撤退出来。货币的衰亡普遍了。只剩下“计算单位”，以便在企业管理中、在经济（就其整体来说）管理中，实行以劳动时数为计算基础的经济制度。


经济革命和心理革命


　　我们还只研究了新分配方式在经济上的影响，就是说其结果是商品经济和货币的衰亡。现在要研究一下新分配方式在社会上、心理上的影响，即完全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几千年来阶级矛盾和人剥削人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免费分配面包、牛奶和一切主食，将会引起史无前例的心理革命[9]。所有的人今后都保证能得到他自己的及其子女的生活资料，就因为他是人类社会的成员。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物质生活不稳定和无保障状态，第一次消失了，恐惧和绝望的心情也随之消失了。无保障状态曾使一切个人，其中还间接地包括属于统治阶级的个人在内，产生这种恐惧和绝望（24）。

　　自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自从商品经济发展以来，自私自利和个人发财愿望的根子，就在于对未来的这种无保障状态，就在于不得不为了在激烈的相互斗争中求得生存而“确保自己”。作为经济活动动机的自私自利，其衰亡的物质条件和道义条件消失了（原文如此——译者）。当然，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大概会空前发达。但是，由于物资丰富，而且又可以自由取得这些物资，人们热衷于占有的心情，也会衰亡的。为“新的人”，社会主义的人创造基础的，正是人对于这种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性。对于这些新人来说，团结合作将会同现在损人利己的那种努力，一样地“自然”。人类博爱不再是虔诚的愿望或虚伪的口头禅，而成了日常的自然的现实。一切社会关系将日益以博爱为基础。

　　这样的发展是不是“违反人类本性”的呢？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无阶级社会前景的最后一个论点。经常提出这一论点的人根本不了解人类的本性，他们怀着粗暴的偏见和先入之见，把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中产生的风俗习惯，同人类的所谓“一成不变的”生理上和人类学上的特点混为一谈。还有一些人也引用这种论点，不惜任何代价地力图为他们对于人的观点辩解，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人性本恶、而且在世间无法“改造”这样思想上的。

　　然而人类学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思想：人之本性，恰恰正是其适应能力，通过训练而创造第二本性的能力；正如阿诺尔·盖伦教授所说，人只有通过训练才能生存（25）[10]。

　　适应和学习几乎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人类学上的根本特征（26）。人的“本性”使人能够不断地超过纯粹的生理因素，不断地超过他本身的力量。

　　而且，人类互相竞争互相斗争的倾向，打击别人确保自己的倾向，并不是天生的。这种倾向也是“习惯”的产物，是社会遗留下来而不是生理上遗传的产物，是特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竞争这种倾向不是“天生的”，而是从社会上承受过来的（27）。同样，只要社会环境彻底改变了，团结、合作是能够有计划地办到的，是可以作为基本社会遗传而世代相传的。

　　况且，合作、团结、博爱这种性情，比之竞争、斗争、压迫别人这种倾向，更符合特定的生理需要，更符合人类学上的基本特点。人是集群动物，不仅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如此，而且在生物意义上也如此。所有高等哺乳动物中，人出生时最弱、最没有保护、最不能自卫。人类生物学认为人是早产的胚胎，从而具有一种生理组织，能够更长久地学习，并有几乎无限的适应能力——这是有赖于作为母体外胚胎而生存一年的过程中的积极性和社会化。这里，系统发生学证实了胎生学，因为现在胎生学界已普遍同意人类起源时期就有同样的积极性（有意识训练的产生）和社会化（28）。

　　许多调查证明：儿童发展的速度及和谐性是直接以他同大人（母亲！）和同年龄儿童建立社会关系的多少和密切程度为转移的。上述观点对于学习语言——思想发展的主要交流手段——来说，固然显而易见，可是，从一般生理观点来说，这一观点就更加突出，而且同样正确。经常不断的身体上的接触，是婴儿正常发育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缺乏这种接触，可能引起许多疾病。在美国的两个机构里进行了一次调查，两个机构的物质条件（食物）和卫生条件都一样；但是，一个机构里，每个婴儿都由其母亲经常照看，另一个机构里，一个工作繁重的护士照看8~12个婴孩。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调查开始时，第二个机构里的平均“发展指数”比第一个机构高24点。一年后，第二个机构里的平均数从124降到72，而在第一个机构里却从101.5升到了105。两年后，托儿所（第二个机构）的平均数降到了40，而第一个机构里却仍然维持在100以上。五年后，第一个机构里没有一个儿童死亡，而托儿所里则有37％的儿童死亡（29）。

　　把生活在气氛和制度都鼓励合作和团结的社会里的儿童，同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儿童，比一比他们在身体上、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状况，那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詹姆斯·克拉克·莫洛纳博士关于冲绳岛儿童的研究，劳拉·汤姆逊和阿利斯·约瑟夫关于豪比儿童的研究，以及多罗塞·雷登和克莱德·克卢克洪关于纳瓦霍儿童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0）。美国伟大的人类学家阿斯列·蒙塔古把他对于“人类本性”的分析归纳如下：

　　人身机能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归根结底，它只要求一种满足，这种满足只要一句话就能加以说明，那便是：保障——在别人对自己的情谊和自己对别人的情谊中得到保障……人要能够在社会范围内满意地进行活动，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必须恰当地予以心情上的满足，以便使每个人都得到保障，而且保证（其人格的）平衡（31）。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把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组织得同人们对于保障和情谊的需要不致于经常发生冲突，而恰恰相反，经常而自然地满足这种需要。

　　有这样一种思想：“侵略本能”或“破坏本能”控制着所有的人——更不用说所有的动物；现代生物学完全不能证实这种思想。心理学也越来越反对这种思想（32）。劳列塔·邦德证明了：儿童的敌意和侵略意识远不是“天生的”，只是由于某些缺点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缺点终究是产生于儿童同他发育时期周围环境的关系（33）。苏桑·依沙克斯发现：“在一群儿童中，平等是所有这些矛盾的愿望和恐惧最起码的增殖因素”。皮阿惹指出：儿童指责显著的不平等为不正当，这是自发的反应（34）。比格列豪尔研究了关于这个问题极丰富、多样、而又矛盾的一切实验材料以后，得出结论说：人的“占有本能”并不是天生的，至多儿童有抓东西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由于社会环境和教育，可能走上、也可能不走上占有的道路（35）。这类材料是举不胜举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没有理由怀疑，在物资丰盛的气氛中实行按需要的分配方式，结果会使社会环境和日常的社会现实生活发生彻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将很快产生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将消灭作为人类关系基本特征的竞争和冲突（36）。

　　而且，还要指出，即使在动物界，通过条件反射，彻底改变环境也可以完全消灭所谓“不变的”“侵略倾向”。经验证明，使猫和鼠和平合作是有可能的，只要尽早开始训练，只要这两种动物只有合作才能取得食物（37）[11]。在各类脊椎动物——包括鱼类——身上所做的同样试验，也都是成功的（主要参阅朗格罗瓦博士用鲈鱼所做的试验，这些所谓吞吃同类的鲈鱼是可以经过“训练”而不再吞吃同类的）。而阿斯列·蒙塔古教授得出结论说：

　　“只要周围环境稍有改变，就可以使动物吞吃同类（错误地被认为是本能）的行为变为基于合作的合群行为（39）。”

　　鲈鱼、老鼠和猫都有这种适应能力和养成新习惯的能力，谁敢说人反而没有？

　　但是，这样的适应，这样的“合作习惯”，会不会使人类衰退呢？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担心这一点。他们说，这样大家都差不多了，成了一片灰色，精神上肉体上的特质也就丧失了，因为这种特质只有在竞争和紧张的气氛中才能发展。阿列克斯·加莱博士写了一本畅销书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都反映出逻辑上的贫困和厌世的、非人道的偏见（40）。

　　事实上，这种担心是由于把个人主义和个性发展加以混淆而产生的。个人主义是同别的个人进行斗争以追求物质成就的这种实践活动的总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性的和谐发展并不一定要同别人进行斗争，正好像物资丰富并不一定要邻居没饭吃。

　　自古以来就认为“刚强的性格”只能经过战争或从军才能发展。在核武器时代里，谁还敢为这种论点进行辩护呢？体育活动、汽车驾驶、航空飞行、爬山、洞窟探险、以及将来宇宙探险和到别的星球旅行，在这些方面，不是比古代战场上能千百倍更自由地、更广泛地发展刚强和勇敢的性格吗？上述这些活动，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而不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参加，进行上述活动不再意味着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甚至杀害对手，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时进行；岂不是同古代战场有很大的不同吗？

　　事实上，由于社会划分为阶级，才使人类令人束手无策地都沦于贫困。资本主义社会，因大量生产而使这种趋向引起最坏的后果。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使千百万的人遭到同样暗淡的命运，因为拿同样的工资而只能有同样狭窄的前途，穿同样是成批生产的衣服，看同样耸人听闻的报纸，在同样的运动场上、或在同样的电视节目前消遣[12]。

　　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商品生产和开创物资丰盛的时代以后，一定会使人类个性大大发展。目前泯没在浑沌群氓中的亿万个个人，他们的个性一定要苏醒、发展，而且在迄今还无人过问的、想象不到的无数方面洋溢奔放。人类的才力，一旦从抢饭吃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就会投入艺术和科学，投入教育和身心双方的医学。个人同个人之间为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竞争，将变为追求美、追求真理而进行竞赛。人的悍气一定会变成崇高的创造力。

　　奇怪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似乎是充分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他们的愿望和能力上的差别，个性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再意味着经济力量的差别，也不会因而产生权利不平等或物质方面的特权。这种差别只能在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的气氛中发展。


阶级和国家的衰亡


　　但是，商品货币经济的衰亡只不过是消灭社会不平等、消灭阶级和国家的杠杆之一而已。另一杠杆是大大地扩展并创造性地把业余时间价值化。

　　社会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一向享有闲暇的特权。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摆脱了不得不生产生活资料的负担，摆脱了劳累的，机械劳动的负担，就能够或多或少地致力于积累知识，致力于管理经济和管理社会事务。空闲时间多了就能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掌握并执行这些管理的职务。对于国家逐步消亡来说，这是技术上的解决办法。

　　大约100年以来，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实行10小时工作日时就己指出的那样，缩短劳动时间是创造文明的重要因素（42）。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中，凡是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以缩短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然而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缩短劳动时间的好处大部分都被下列情况抵消掉了：从事生产劳动的年代延长了，从住处到劳动地点的往返路程更远了，起初是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以后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也提高了，以及连业余时间也都商业化了。

　　此外，从12小时或10小时工作日过渡到八小时工作日，基本上这是一大进步。1920年前后，八小时工作日就已经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业中普遍推广了。从那时候以来，工人的劳动日时间只有很少的缩短，只有几个国家里才有每周40小时工作制，而且同时并存的还有每周五天工作制，每周工作五天共45小时、44小时或42小时的制度，而且这样一来，一天工作的时间反而延长了。

　　如果要把现代工人在体力上、精神上和神经上的疲劳程度同50年前的工人相比，那么必须考虑到1918年以来大大提高了的劳动强度，考虑到在使用越来越贵的、（常常也是）越来越危险的设备时所引起的神经紧张，考虑到上工路上往往比工作还更紧张的情况，而如果用机动车辆代步，那就尤其紧张；还必须考虑到空气污浊和住房不够安静。根据医生们的许多证明，可以得出结论说：尽管有空闲的周末及两周或三周休假，工人的疲劳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对在各地度假的汉堡工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休假的第四周，才是显著的、稳定的休息（恢复体力）。这之前，环境的变化和原来的疲劳都会引起反应（其中有些反应是事后才会出现），这些反应使真正恢复体力成为不可能。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医生，要从第四周起，才能观察到下列各方面的“正常化”现象：呼吸次数，脉搏，通过心脏的血量，动脉收缩，直立时血液循环的调整，休息时和工作时的血压，以及体重（如果体重过高，就要减轻；如果体重太轻，就要增加）（43）。

　　因此，大部分“业余时间”并不是真正的“闲暇时间”，而是“在体力上、神经上消除疲劳的时间”。德国医生区别“消除疲劳”（Entmudung），“消除紧张”（Entspannung）和真正的“休息和获取新力量”（Erholung）。休假的作用大部分被抵消掉了，因为工人休假的时候，正是他身体疲劳得无法真正散心的时候。

　　闲暇时间的商业化也是适应这种情况而产生的。它的根据是：现代无产者，正常地一天劳动以后，无论脑力上或体力上，都已无法再使劲了。但是借口让无产者“散散心”，或“娱乐”一下，实际上或则是使他们的批判能力萎缩，或则经常是不健康的刺激，终于使他们人格败坏，并部分地破坏了他们的个性。所有一切对“闲暇文明”的指责都是隔靴搔痒：空闲时间之所以没有很好利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和社会的性质败坏了[13]。

　　因此，要达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即生产者和全体公民的自我管理，必须进一步彻底减少劳动时间。考虑到目前生产工作的紧张程度，要使生产者确实能够“习以为常地”经常关心企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看来至少要实行半天劳动制，即按照每周劳动五天或六天而定为每周劳动20或24小时。这一目标，根据目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平均每年5％），如果经济计划得合理，能摆脱一切军事负担或寄生性的负担，而且有意识地向节约人力劳动这一主要目的努力，那就大概能在20世纪结束之前达到。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每周劳动时数也从1850年的70小时，跃到1900年的60小时，1940年44小时，1950年40小时，1960年37.5小时，即半个世纪内减少了约40％，或者说每10年减少四小时不到一点（45）。按照同样的速度，社会主义社会里到1990－2000年左右就能达到每周劳动24小时。美国经济学家乔治·索尔也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得出同样的结论——然而他没有看到因此而引起的一切矛盾（46）。

　　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更快地缩短劳动日时间大概是可能的，但是会碰到两种障碍：首先是就学时间延长（从中等教育到普及义务高等教育），其次是退休年龄降低。这就意味着：减少一生的劳动时间比缩短劳动日更为合理——但是生产生涯还是从16岁起到65岁止，几乎是半个世纪。

　　彻底缩短劳动日时间后，闲暇问题在整个社会问题中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当然，“闲暇的价值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同满足人类需要的费用社会化问题和新的分配方式密切联系着的。用统一的电视节目、大批生产的影片、或印行几百万份的报纸去满足2000万劳动人民的需要，比之用高水平的戏剧演出、多种多样的书籍、换言之，用创造文化的手段而不用消费文化的手段，自然要“便宜”得多。让100万电影爱好者拍电影，比摄制一部影片供100万观众观看，花的钱要多得多。加耳布雷思认为社会繁荣时期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原因是私人用于商业性娱乐的消费太多，而国家在这方面的开支却很不够（47）。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社会财富的普遍发展，闲暇的价值化就越来越使人民从被动的对象变为各种文化活动（运动、艺术、科学、文学、技术、教育、探险、等等）的有意识的参加者。劳动群众目前用于参加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领导工作的时间，除开工人组织的干部以外，只占其闲暇时间的极小一部分，将来，用于这些活动的时间占其“业余时间”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参加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领导工作也将变成积极的、有创造性的，而不再是消极的了（由于责任感，由于对别人应承担的义务，或由于常常是很微薄的一点个人利益，而不得不“参加会议”）。

　　有人常常提出反对意见，说是劳动者“并不愿意管理企业”（48）。一般说来，这种意见或则是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工人参加管理”而言的，或则是就东欧国家的某些“边缘”尝试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企业的劳动者深深地感觉到，真正的决定权不在企业里而在别的地方，而且，就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来说，劳动力的疲乏和为人作嫁状态，并未减轻。工人不愿意把他们宝贵的休息时间消耗于参加会议，而这种会议又不能决定任何有关其命运的事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但是，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的经验，给企业人员的感觉是管理工作确实——而且积极地——影响其生活水平，因而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积极地参加工人委员会的工作。目前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里的企业资金，约占1/3左右（49）[14]。

　　自动化对于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有很大帮助的。自动化的必然结果是消灭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甚至消灭专业工人的体力劳动。自动化使生产前和生产后所需的劳动力增加（研究和设计工作，行政管理和分配），但是，如果自动化是在社会化的、或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下进行的，那么，它就取消简单劳动，而只要求越来越专业的劳动，越来越“脑力的”劳动。因此它就像是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伟大力量，使得只有脑力劳动继续存在。

　　农业的工业化——目前在美国已经是很先进了，西欧也正在发展中——是与阶级消亡和国家消亡同时而来的最后一种经济发展的趋势，它使从事“田间劳动和农场劳动”的“农村居民”减少到极少数，而仍然留在农村里的人也日益变成农学家、畜牧专家、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农业机械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大城市将分散成为类似的、自给自足的“卫星城市”，“城”“乡”差别，甚至连外表也会消失掉，并将建立绿化区、耕作区、居民、文娱和社会活动区以及工业生产区等完整的中心[15]。

　　这些区域的规模彻底缩小以后，就能逐渐消灭代行权力，但在阶级消亡和国家消亡的最初阶段，代行权力仍然是普遍的。城市规模彻底缩小以后，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结合的公社实行自治，就可以代替公民通过特设的社会机构而实行的自治。在这种自由结合的公社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轮流担任公职，“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区别就会消失，全世界终将成为这类公社的一个大联合。

　　这是乌托邦吗？主要的是应该看到这种可能性全都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有一种经济制度保证高生产率充分发挥效用。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一方面是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并且创造丰富的物资和服务，另一方面是以从人类生活中消灭金钱和个人发财致富欲望的分配方式去代替商品经济。


经济增长不是永久的目标


　　非货币经济制度下的投资问题，还从来没有考虑过。但是只要经济情况真正达到物资丰富的程度，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毫无困难的。仍然在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里工作的生产者，虽然他们的劳动不是直接地、而只是间接地增加公民们掌握的大量财富，但也同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里工作的生产者完全一样，有权从社会总财富中提取物资。他们劳动的产品，不是在“市场”上“出售”，而是用于更新机器、原料、辅助产品等的贮存，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日常生产是必须要有这种贮存的。

　　除了这种总投资和简单再生产以外，[16]有没有“净”投资呢？有没有社会主义类型的、而不是货币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呢？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会不会继续无止境地增长呢？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答案真正是根据自由选择，而不是根据某一“经济必然性”而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净投资的限界效用”和“增加闲暇的限界效用”之间，说什么可以有所“选择”，那是完全荒谬的。生产者的日常消费，即使有所提高，也总是不能满足需要的。一天的劳动时间，即使是在缩短，也只是由于体力上、神经上的疲劳程度而有所限制，因为超过这种程度，劳动效率就要直线下降。

　　反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公民有了丰富的物资和服务，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在多一点财富还是多一点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再不像从前那样为了满足迫切的需要而受经济必然性的支配，所以这种选择才是真正的选择。经济上剩下来的要求，只不过是机器设备的更新（净投资、折旧）以及保证社会产品能同人口一样快的增长。但由于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里，同实行计划经济一样，人口增长也将是有计划的，所以人民就完全有了选择的自由。

　　无论如何，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便最合理地发展人类的一切才能。而且，最合适的消费一点也不意味着消费要无限制地增长；满足人类需要也并不意味着生产力要继续不断地无限制发展。如果社会上已经有了大量的自动化机器，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需要，如果社会上已经储备了相当数量的万能车床，以应付不时之需，那么，“经济增长”大概就会缓慢下来，甚至一个时候会停顿下来[17]。这样人就可以完全摆脱物质上的、经济上的顾虑了。政治经济学就要过时了，因为再没有什么经济打算了。“效益率”的问题，或者是“节约劳动时间”的问题，已经不是财富的准则了，取而代之的唯一准则，是闲暇，是最合适地利用闲暇。马克思曾经天才地预言说：

　　“现有财富的基础是侵占别人的劳动时间，但是同大工业本身所创造的财富的新基础比较起来，那就显得是微不足道的基础了。直接形式的劳动一旦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那么，劳动时间就不再是、也不应当再是衡量财富的尺度了，从而也就不再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衡量使用价值的尺度〕了。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总财富的条件了，同样，少数人的闲暇也不再是人类思维〔脑力〕能力发展的条件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就此垮台，而物质生产的过程也就没有那种卑鄙和矛盾的形式了。〔生产的目的，变成了〕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便产生剩余劳动。所以，问题在于尽量缩短全社会的必要劳动，这样，依靠因此而产生的闲暇和办法，个人在艺术上、科学上的培养，才有可能……

　　“……如果工人群众自己占有他们自己的剩余劳动——如果空闲时间因此而不再具有矛盾性——那么，一方面，必要劳动时间将根据社会个人的需要而缩短〔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将迅速发展增长，迅速得尽管生产发展的方向要求发挥每个人的力量，而每个人的闲暇时间仍然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是在于发展每个人的生产力。于是计算财富的本位就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闲暇了（54）。”

　　或者更确切些说：财富的准则变成了人们合理地、创造性地利用空闲时间，以便使自己平衡地发展成为全面的人才。


被迫劳动和自由劳动


　　我们所说的被迫劳动，意思是生产者首先丧失对其劳动产品的控制，然后是丧失对其劳动条件的控制，因此，意思就是“为了别人的”、受别人控制的、听别人指挥的劳动。这种被迫性并不因大型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自动消失。只有个人自觉地、而且自然地感觉到是劳动产品的所有者，自己能够对劳动条件作主的时候，这种被迫性才会消失。因此，这就要求生产者实行真正的自治，要求物资和服务真正丰富，能满足一切主要的需要和一切需要的绝大部分。被迫劳动是和工资阶层同时消失的（工资阶层的消失有双重意思：为别人而劳动的无产者的消失，为吝啬地、精确地计算的工资而劳动的无产者的消失）。

　　但是，在“为了别人的”劳动以前，就已经有了被迫劳动，那就是人不得不屈从劳动分工的压力，人不得不出让各种潜力；这些潜力是在各人身上沉睡着，只要人“有了自己的行业”，“做自己的职业”，“找一个职位”，这些潜力就无法发挥。

　　没有任何人生下来就是清道夫，就是气焊工人，或三级技术工人。物资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极大部分“职业”同真正的“禀性”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职业指导最多也不过是利用某些禀性，使人尽可能合理地去适应生产的要求，远不是使经济生活迁就个人天生的需要。

　　“它〔资本主义工业〕扑灭、窒息、粉碎、歪曲劳动者的某些爱好，某些才能，另一方面，却创造了某些与职业有关的特定的适应性。而且，它竭力趁儿童还在幼年的时候就尽早开始这种适应过程，例如它主张提早学手艺，反对延长就学时间〔或者是在中学共同课时期提早实行专业化〕。这就是现代劳动者所以能‘适应’的实在的、真正的、实际上查考得出的条件。我们有权重申：劳动力如何分配，劳动力在各式各样的行业和具体职业中如何散播，仍然是由社会决定的，是由特定的经济制度规定的。劳动者既是这种经济制度的主体，又是它的客体，既是它的动力，又是它的受害者。这种经济制度在青少年身上引起、塑造并产生必需具备的‘适应能力’，必要时，就根本不考虑对人的关心。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制度还因此而扼杀人们多方面的才能，并根据新的社会标准，为培养更密切的适应能力而创造基础和前提——而这恰恰就是职业指导范围内的事（55）。”

　　广泛流行业余做杂务是人们自发地反抗劳动分工最有力的证据。这种业余做杂务的风气，随着劳动时间相对缩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西方国家传播着。19世纪时——甚至在20世纪的战争年代里——工人是抱着“图利”的目的去种菜园的。但是西方电气公司成千上万工人种花、造摩托车、成为业余电影工作者、造家具和木质玩具、热衷于难以想象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从鸟类学到举重〔戴维·里斯曼的引证（56）〕，这些工人活生生地证明了他们有自发的愿望，想用自由的、无私的、各式各样的活动来抵消职业活动的单调性[18]，他们本能地想恢复他们自己的个性，而基于劳动分工的经济生活却必然要破坏他们的个性。

　　现代大工厂、大办公室里的极大部分劳动者之所以认为他们的劳动是一种强迫劳动，不仅由于工资低微，不仅由于体力上和神经上的劳累，不仅由于这种劳动是单调的，由别人指挥的。也由于这种劳动只发展人类适应能力的一个方面，因而从长期来看它是不能引起兴趣的。虽然最近想使“机器适应人”，想发展“流动小组”，在企业里经常改变活动，想用多面手的工人去操纵万能机器而“恢复”需要高度技术的操作〔见彼得·德鲁克著作（59）〕，但是也未能把个人从劳动分工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劳动分工本身是既违反人类本性，又不利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纳德尔教授指出：如果说个人平均在30~35岁之间就感到智力衰退，那么，“对于那些老做一种职业、从未更换过环境的个人，比对于那些旅行得很多、而又经常换工作的个人”（60），这种衰退就要显著得多。

　　但是，那些进行极端机械和极端老一套的劳动的工人和职员，同那些做真正能符合其天赋的职业的人，如艺术家、科学家、研究员、工程师发明家、机器制造者、建筑师，以及一般地说一切进行创造活动的人，一切分享人类创造的欢乐的人，这两类人对于劳动分工的暴政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请看加尔布雷思是如何分析那些已经没有进行强迫劳动感觉的人的好处：“摆脱了体力劳动，不得不局限于老一套、屈服于老一套的厌烦情绪消失了，有可能在舒适的，相宜的环境中生活，而且也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日常劳动结合起来的某种可能性”（61）。当然，上述这些分析中还未出现创造者这个词，这是由于加尔布雷思古怪地把清醒的见解同护短的滥调夹杂在一起。被他归在这类人里的，不仅有上述那些职业的人，而且还有……教员、大公司的董事长（！）、广告专家、等等，这些人虽然收入较高，但也像工人一样，是劳动分工的奴隶，也完全受到劳动分工的强制性的影响（63）[19]。

　　当然，现代的“知识分子”，即使他能够按他的天赋去工作，即使他摆脱了那些歪曲和压迫他的思想和意识的物质上的桎梏（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以致在官僚化的过渡社会里，是很少有的），也还远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幸福的人。他还遭受日益加剧的专业化的折磨[20]。一般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平衡的，按照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有意识地去进行体育锻炼和追求精神上的宁静，而本来却应该是这样做的。现代知识分子常常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生产或脱离社会生活，他们还受到另一种性质的强迫，习惯和社会性方面的强迫。“可能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历史性的社会矛盾反映……在天赋最好的个人的‘内心’里，这种矛盾成为理论和实际之间、梦想和现实之间或多或少自觉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像一切尚未解决的或似乎不能解决的矛盾一样，正是造成忧虑和不安的原因（65）。”

　　然而，现代这些“天赋最好的人”，要是他们能够把一生献给基本上符合他们内心需要的创造活动，他们就最接近未来社会主义的人，摆脱了劳动分工和消灭了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差别的人。

　　大学教育普及化——略为乐观的观察家预计20世纪末就能实现（乔治·索尔，多伊彻）（66），消灭一切老一套的劳动，研究工作和思想工作摆脱了一切物质桎梏，人们积极参预管理经济和社会，消灭理论和实际之间的隔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使人类团结和对别人的爱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社会劳动分工消亡的这一切因素，是对于新人类的诞生不可缺少的贡献。就新人类的诞生来说，物资丰富和社会主义这种经济条件，只为它创造了一般的可能性而已，而人们自觉的教育活动、治病救人的活动——就这个词的崇高意义来说——则是它的必不可少的接生婆[21]。


人类有极限吗？


　　人类的这种创造活动，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让机器去做一切机械的老一套的劳动，从研究而进行生产，从画家的画室走向工地，工地上一座新城正在万木丛中兴起，这样的活动还是“劳动”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这类基础，也应当加以批判性的分析。

　　劳动是人类的基本特征。正是依靠劳动，人类才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资料；劳动既是社会关系的主要存在原因，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铰链。只有经过了从出生到成年（且不说到体力上智力上的成熟）这样一个“积极社会化”的阶段，人才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个社会动物，才获得正常的生理上的发展。

　　但是，如果由于机器代做了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因而这种劳动的必要性已经消失的时候，那么作为人类基本特征的劳动，还剩下些什么呢？人类学说明了劳动的概念。事实上，人的本性，就是习惯，就是行动：“人由于身体构造的原因，是一个不活动就不能生存的动物（68）。”

　　不得不辛勤劳累、受苦受难而难获温饱的人类至今所进行的那种劳动，就劳动这个词的历史意义来说，仅仅是人类习惯中最痛苦的、最“不人道的”、最“兽性的”形式而已。正像恩格斯说划分为社会阶级的人类的整个历史只不过是人类的史前期一样，传统形式的劳动也只不过是人类普遍创造习惯的史前期形式而已。人类将不再生产东西，而将生产全面发展的个性。当商品、价值、货币、阶级、国家和社会劳动分工都消亡了以后，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引起劳动（按这个词的传统意义来说）的消亡[22]。

　　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能是劳动的人道化，也不能是提高工资和改善雇佣阶级的状况；这些不过是过渡阶段、下策和权宜之计。一座现代工厂，不管劳动时间怎样减少，也不管厂房和机器如何适应人的需要，对于人来说，它总不能成为“正常的”或“人道的”生活环境。只有劳动已经消亡，劳动已经让位给创造习惯——这种习惯的方向只能是创造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完全人道化的过程[23]。

　　手艺人，生产劳动工具的人，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文明和人类文化的真正创造者。最近，有些作者试图证明：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是由于不断地从事生产劳动实践而从生产劳动中逐渐地产生出来的（73）。然而荷兰历史家海辛加却激烈反对这种传统说法，恰恰相反，他认为玩耍的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74）。

　　由整个现代人类学和在很大程度上由精神分析学所辉煌地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把上述两种思潮统一起来，因为这两种思潮都反映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方面。人类在起源时期是既生产劳动工具而又玩耍的[24]。科学技术和艺术是逐步脱离生产技术的；但是，随着生产技术的专业化，社会劳动分工就成为以后要取得初步的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了。手艺人，表面上是愚昧无知的，既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料，也没有闲暇去玩耍，去自由创造，去自发地、毫无私心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发挥自己的才能却是人类习惯的特色（76）。特权阶级的人，就是说有产阶级及为有产阶级所豢养的阶级的人，越来越成为玩耍的人。

　　但因为，玩耍的人也遭到一种特殊的强迫；他的游戏日益成为忧郁的游戏，即使在那些社会乐观的伟大世纪里（例如16世纪和19世纪），也仍然是忧郁的。社会主义的人，摆脱了老一套劳动的束缚，重新回到集体的大家庭里，又成为既搞手艺而又玩耍的人，玩耍越来越多，而同时却又搞手艺。现在，已经在某些劳动中带有更多的“游戏”，在游戏中也有更多的“严肃劳动”（77）。取消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同时也就要求人类的创造力这一主要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物质上无忧无虑的结果是自发的创造性，这种自发的创造性使人永远年青，同时兼有儿童的游乐，艺术家的激情和科学家的eureka[25]。

　　对资产阶级来说，财产就是自由。在一个由商品所有者这些“原子所组成的”社会里，财产就是自由这一定义是很正确的；只有有了（足够的）财产才能免于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生活资料，才能免于做强迫劳动。因此资产阶级慈善家们以及哗众取宠者之流，不倦地散布这种幻想：用“扩散财产”来“非无产阶级化”。

　　有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断章取义地理解恩格斯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一句名言：自由只不过是“对于必然的认识”（78）。他们把这句话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一样，都要受“工资不能超过最低生活费这一经济规律”制约，唯一的差别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认识了这一规律以后，能够“运用这一规律来为他服务”。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证主义变种，同马克思、恩格斯真正人道主义的传统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同他们的大胆的分析、同他们对于未来的深刻的展望，也是毫无共同之处的。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止一次地说过：过了必然王国才有自由王国[26]。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厂劳动也仍然使人感到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必然。真正的自由是在闲暇时间里发展的。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越衰微，它就越为全面发展和结合社会的个性的创造习惯所代替。人类越是因为满足了需要而摆脱了需要，“必然王国”就越“让位给自由王国”。

　　人类自由既不是“自愿接受的”约束，也不是贬低个人的杂乱而本能的活动的总和。人类自由是人的自我实现，而人的自我实现，那就是永恒的进化和超越，就是一切人性的不断丰富，就是人的一切方面全面发展。人类自由既不是完全休息，也不是“完善的幸福”，而是经过了自古以来人类本来不应有的种种冲突以后，真正的“人类戏剧”的开始。人类自由是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并从中汲取超越自己能力的勇气的人们所唱的对人类的颂歌。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似乎不可能同时又是医生，又是建筑师，也不可能同时又是机器制造者，又是原子分裂者。但是，人已经把手臂伸向星球，已经快要在试管中创造生命，将来要以普遍博爱的态度对待全人类，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说还有人类所永远不能超越的限制？



[1]见第十五章：《苏维埃经济》。

[2]主要见：略平著：《从社会主义劳动到共产主义劳动》（A Ljapin : Du travai1 Socialiste au travail communiste）；苏晓姆林斯基（2），等等。

[3] “这种（共产主义的）分配办法的基础早已存在……在大城市里，学校、图书馆、医院、大学、博物馆、浴室、养老院、体育馆，都是由整个集体出资的。警察局和消防机关是在需要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工作的。公路、运河、桥梁、公园、体育场、以致于阿姆斯特丹的轮渡，都是公用的……

“生活的权利，也即每个人都是集体的成员，好像孩子是家庭的成员一样。集体的权力、技术知识、社会遗传也都是每个成员的，因为，一般地来说，每个人的贡献和人与人的差别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对于那些被控违反社会利益的罪犯，我们至少还给予最低限度的食物、住处和医疗。那么，对于那些懒汉和违法者，我们为什么不给呢？如果我们认为绝大部分人类都是懒汉和违法者，那么我们就忘掉了更丰富多采的生活的积极乐趣。（4）”

[4]见《信心》（Conviction）这本书中布里安·阿贝尔·史密斯、雷蒙德·威廉斯和彼得·汤森的有趣研究（5）。

[5]路易斯·芒福德著：《技术和文明》（L. Mumford: Techniqul et Civilisation）一书中，对于需要会无限地增长的理论，有很好的驳斥（11）。

[6]不应当把“社会工资”同“间接工资”或“间接收入”混淆起来。后两种工资形式只是推迟领取的货币收入而已，而“社会工资”的特点是实物分配。这种混淆在苏联作者中是常见的，尤其在苏共新纲领中，在“消费的社会资金”项下，乱七八糟地把医药补助和养老金同义务教育和免费治疗混在一起了（20）。

[7]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产生物资丰裕的自动化，会导致无法克服的矛盾，再来强调这些矛盾，那是多余的。能创造商品丰富的那股力量，同时也消灭了这些商品的可能买主！但是，自动化之所以必然会导向社会主义，还有另一个原因。艾里克·弗罗姆强调这个原因说：“在未来的年代里，人们是否还必须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某些毫无意义的工作，而期待着有一天劳动几乎不需要消耗什么精力？这一天尚未到来以前怎么办呢？他们会不会越来越为人作嫁，而且是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都如此？（22）”

[8]见第十五章“苏联的经济”中“苏联‘经济范畴’”那一节。

[9]像阿瑟·刘易斯教授那样，认为按需分配的唯一好处是由下列假定而来：政府比个人更知道首先应当消费的是什么；这种说法，真要具有杂货铺老板实用主义的智慧才能提得出来！（23）

[10]盖伦教授事前不知道马克思的观点，他独立地恢复了科学的人类学，以“训练”作为人的特点。盖伦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是在纳粹制度下进行工作的，尤其显得突出。纳粹制度企图使人类学去研究“不变的生理性质”，“种族特质”，等等。科学真理终究要胜过卖狗皮膏药者的谎话，即使卖狗皮膏药者拥有强大的政权，也仍然如此。

[11] “对于猫来说，再没有比‘爱’老鼠更自然的了。如果有人说猫有灭鼠之本能，那么我要说，猫也有爱鼠之本能。就行为来说，一个人的本性是可以塑造的，而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从内部发展的（38）。”

[12]参见法国（天主教）“社会问题周”副主席约瑟夫·福利埃的话：“取消个性，或说得恰当些，没有个性……是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41）。

[13] “如果一个人在工作，而不真正热爱他所做的工作，如果他漠不关心地、被迫地买卖商品，他怎么能够积极地、有意义地去利用他的闲暇时间呢？他始终是消极被动的消费者。他‘消费’足球比赛、影片、报纸和周刊、书籍、演讲会、风景、交际集会，等等……事实上，他没有享受‘他的’闲暇的自由；他怎样利用‘空闲时间’是由娱乐企业决定的……娱乐也像别的部门一样成了一门企业……在任何自发性生产活动中，我的内心里总发生了一些什么。如果我看书，我观赏风景……之后，我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了。因为娱乐是被动的，我的内心里就一点什么也不发生；我消费了这个或那个；我内心里一点也没有变化，所有的，只是回忆而已……（44）”。

[14]各式各样的作者，如法国社会学家图莱纳和多夫依，美国心理学家迈耶和维特列斯，都承认劳动者在企业里寻求自己做出决定的机会（50）。

[15]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学家们目前已经预言说：到1975年，农村生活就要由大面积上的城市生活来代替了。1956年7月13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目前的趋势是，如此辽阔的西部诸州正在缓慢地、但是肯定地、而且看来是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超级城市，那里居民考虑的享受是电视和快速交通”（51）。

[16]见第十章。

[17]加尔布雷思教授认为：“今后就“可以假定任何（！）产品边际增产的规模是低的并且是在下降的。越来越繁荣的结果是缩小了经济目的的意义。生产和生产率越来越不重要了”（52）。显然他是在那里预测。但是在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分析一定会成为现实。反之，西蒙·魏尔的悲观的预言，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完全不合理的。他说：“永远（！）不会有哪一种技术可以使人类不必用自己的汗水去不断地更新和改造它所使用的工具（53）。”

此外，这种前景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什么“效率下降的规律”会弄到经济增长的“代价太高”。

[18]乔治·弗里德曼写道：“劳动者关于他们的嗜好谈论得最多的，是让他们‘有些东西爱好爱好’，有些‘他们感觉到自由’的东西，尤其是选择他们做些什么的自由，选择做这些事情的地点和时间的自由”（57）。作者还引用了费迪南·兹维格的一本小册子：《英国工人》（M.F. Zweig: The British Worker）里的如下一段：“大概嗜好要比劳动本身更能表达一个工人的个性，因为工人劳动是不得不然的，而嗜好却来自于选择”（58）。

[19]加尔布雷思指出：“一切劳动阶级都相类似，这一点是资本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作者应该说：斯大林学说〕都完全同意的。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宁愿认为他那布置舒适的办公室同传送带是同类劳动的场所，而且只是因为他有高人一等的才能，以及他的劳动比人紧张，所以才有不同的待遇。共产党领导人当然不能说他的劳动比一个旋工同志的劳动有什么显著的差别……（62）。”加尔布雷思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20]而且这种过分专业化的情况，由于利润引诱的刺激，由于现代社会整个社会和经济气氛的推动，由于极端细致的劳动分工而弄得“支离破碎”，还能产生特殊形式的强迫和厌烦，即使是能按自己的天赋去工作的科学家或艺术家也不免如此（64）。

[21]在这个意义上说，阿伯特·劳脱巴克的说法是不对的，他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要社会经济制度一改变，个人就能自动达到心理上的平衡（67）。

[2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了“劳动的结束”及其“转化为自主活动”（69）。这本书里也提到“自由劳动”和“消灭劳动”之间的明显的区别（70）。

[23]马克斯·卡普兰在提到创造活动时写道：“现在，人不只是编篮子、用笛子吹乐曲或造桌子：篮子成了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乐曲，在造桌子的行为中，所造的不是桌子，而是人自己（71）。”参见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72）。

[24] “有一个人〔班巴〕说：他应该在某一个换季的时候去砍树，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必须每天劳动多少小时，而且日常劳动，这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由于习惯（？）而几乎成为生理上的必需了，也只是在一年的某些时候进行（75）。”

[25] eureka，希腊文，意为"我发现了"。阿几米德在洗澡时发现水的浮力后，欢呼eureka，这个词现有发明创造的意义——译者。

[26]例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末尾所说。卡尔·马克思：“只有因穷困和外来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劳动终止的时候，才开始自由王国。因此，从事物的本质来说，自由王国是在真正的物质生产范围以外的（79）。”参见戴维·里斯曼所说：“……应当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如果面对外界的人能得解放的话，那么解放他们的将不是劳动，而是游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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