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1977）

第十章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 一、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
· 二、资产阶级国家为资本的阶级利益服务
· 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限度
· 四、镇压和专政
· 五、无产阶级民主



一、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


　　在许多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看来，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意思是一样的。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尤其是如此，这种哲学宣布赞成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自由权”。
　　不过，对于政治自由，我们很容易给它一种确定的解释，使一些人享有自由权并不隐含着别人受奴役的意思，对于经济自由却不那么简单了。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明白：“经济自由”在大多数方面实际上隐含着不平等的意思，含有社会上大多数人不可能同样拥有这种自由权的意思。
　　自由买卖奴隶，表示社会分成了两个集团：奴隶和奴隶主。自由占有生产资料作为私有财产，表示有一个必须出卖自己劳动力的社会阶级。如果没有人被迫为了别人的利益来做工，工厂主怎么办呢？
　　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早期根据它们自己的逻辑，在原则上主张父母有把十岁的孩子送下矿坑做工的自由，厂主有迫使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或十四小时的自由。可是有一种自由是决不许可的，就是工人的结社自由。法国在大革命时期通过著名的列沙白里哀法案，禁止工人结社，借口是：禁止一切带有行会性质的结合。[1]
　　只要把资产阶级这种种态度环绕着一个中心思想─保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重新编组起来，资产阶级思想那些外表上的矛盾性就消失了。整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就是保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而不是坚决保卫自由的“原则”。
　　考察选举权的历史，可以把这点看得最清楚。现代议会制度最初表现为资产阶级对政府支出的监督权，政府支出是靠他们纳税来维持的。查理一世在1629－1640年间企图不召集议会就来征税，引起了英国内战。资产阶级不让那些不纳税的民众享有选举权，是合逻辑的。无论如何，难道那些“蛊惑民心”的代表不会时常投票赞成新的财政支出吗？既然他们不是出钱的人。
　　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基础的，决不是一切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选举权的态度，同这个原则差很远），也不是保证人人有政治自由的原则，而是保卫财富和剥削雇佣劳动以致富的权利，这是理所当然的。

二、资产阶级国家为资本的阶级利益服务


　　在19世纪要对工人作如下的说明大概不会很困难的：资产阶级国家不是在阶级斗争中“守中立”的；它不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仲裁人”，以保卫“整体利益”为宗旨；它显然是保卫资本的利益而反对劳动的利益的一个工具。
　　当时只有资产阶级才有选举权。只有资产阶级可以自由拒绝雇用工人。只要工人一实行罢工和集体地拒绝按照资方所定的条件来出卖劳动力，警察或军队就来向他们开枪了。法庭审判显然是阶级的法庭审判。议员、法官、官吏、殖民地官员、牧师和主教─他们统统都是属于那一个社会阶级的。他们由共同利害的联系（金钱、利益和家庭）结合起来。工人阶级是完全被排拒在这个美好的小世界之外的。
　　到了现代工人运动开始发展，有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并且经过直接行动（比利时、奥地利、瑞典、荷兰、意大利等国的政治罢工）而得到了普选权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工人阶级在议会里有了许多代表（同时也被迫负担了大部份捐税，但那是另一向事）。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参加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有时它们甚至组成只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府了（如英国和斯堪地纳维亚各国）。
　　从这时候起，那种幻想，什么超阶级的“民主”国家，什么阶级斗争的真正“仲裁人”和“调解人”，就比较容易在工人阶级中被人接受了。改良派修正主义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广泛散播这种幻想。有个时期这是社会民主党独有的特权。今天的共产党，实行着新改良主义的路线，也在散布同类的幻想。
　　可是，如果仔细考察资产阶级国家是怎样活动，以及它是在怎样的物质条件下活动的，就立刻连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都可以看出来了。
　　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性是这样的：到了工人阶级得到普选权而他们有许多代表进入议会的时候，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的重心就不可改变地从议会向着永久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转移了：“部长们换来换去，警察永远不变”。
　　这种国家机关任用新人员的方法，它的选拔和升迁制度，以及等级森严的组织方法，使它与中上层资产阶级完全协调。在思想上、社会关系上和经济上牢不可破的联系，把这种机关同资产阶级联结起来。所有最高级的官员所挣的薪水都让他们能够积聚起资本（有时数量不大，但到底真正是资本），这就使这些人连为了私人利益都要保卫私有财产，并且保卫资本主义经济的平稳运行了。
　　况且，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国家还由于财政依赖性和国债这条金锁链而在身心两方面都同资本联结着。任何资产阶级政府执政时都不能不常常要求信用贷款─而信贷事业是由银行、金融资本和大资产阶级控制着的。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策，只要刚刚由改良派的政府规划出一个轮廓来，就立刻要碰到资本家在金融上和经济上的破坏。“罢投资”、资本逃亡、通货膨胀、黑市、生产下降，以及失业现象都很快由于这个反攻而产生出来。
　　20世纪的整个历史证实了：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和以资本主义财产和资产阶级国家为基础的政府去进行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反资产阶级活动，都是不可能的。凡是企图实行有效的反资本主义路线的政策，都很快就要面对这样的难题：要么向资本权力的勒索投降，要么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并且用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来代替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

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限度


　　工人运动在19世纪和20世纪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站在最前线，这不是偶然的。工人运动保卫这种自由，同时也就保卫了工人运动自己最有利的发展条件。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里人数最多的阶级。它得到民主自由才能够组织起来，相信自己数量上的优势，并且发挥更大的力量。
　　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的民主自由，也是最好的教育工人的方法，让他们懂得将来推翻资本统治以后会享受到的更大的民主。托洛茨基谈到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时，有个很好的说法：“资产阶级民主里面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小地区”（能够举行各种会议，能够组织罢工和群众示威，能够有自己的报刊、学校、电影俱乐部等）。
　　可是，正因为民主自由在工人眼中有这样重大的意义，所以要了解连最进步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也是有限度的，才是那么必要。
　　首先，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是间接的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有几千或几万受委托的人（国会议员、市长、地方议会代表等）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大多数的公民并没有机会参加，他们唯一的力量就是每隔四、五年投票选举一次。
　　其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平等纯粹是形式上的，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形式上，富人和穷人都同样有“权”办报纸─营业费用是好几十万镑。形式上，富人和穷人都同样有“权”购买电视的节目时间，所以同样有“可能”去影响选民。可是，由于实际行使这些权利必须有强大的资财，所以只有富人才能够充份享受这些权利。资本家由于有钱，会做到影响大批在物质上依靠他们的投票人，会收买报纸、电台和电视时间。资本家靠资本的力量可以“控制”议员和政府。
　　最后，即使不理会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这一切特殊的限制，错误地相信它是完美的，它到底也不过是政治民主而已。富人和穷人在政治上平等（事实上还根本不是呢！）有什么用呢─如果永远同时存在着经济和社会上的巨大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日益增长？即使富人和穷人的政治权利真正是完全相等的，富人还是有穷人所没有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而这种力量一定会使穷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富人支配，包括怎样实际运用政治权利在内。

四、镇压和专政


　　如果我们察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国家的镇压作用，它的阶级性质就显得最清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无数的社会冲突中有警察和军队实行干预，冲破罢工纠察队，解散工人示威，把占领工厂的工人驱逐出去，以及向罢工工人开枪。我们不知道有过资产阶级军警把解雇工人的资本家逮捕的事情，或者军警帮助工人占领资方关闭的工厂，或者向那既造成生活费用高涨又用诡计逃税的资产阶级开枪。
　　为资产阶级民主制辩护的人会说：在所有上述的情形中，都是工人破坏了“法律”，危害了“社会秩序”，而镇压性的武装力量是必须保卫法律和秩序的。我们的回答是：这证实了“法律”不是中立的，而是保护资本家财产的资产阶级法律；证实了军警怎样行动要看形式上触犯“法律”的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再没有比这更能证实国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性的了。
　　在平常的时候，镇压机关对于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只起次要的作用，因为这种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是受大多数工人阶级尊重的。在危机时期就不同了（不论那危机是经济性、社会性、政治性、军事性还是金融性的），那时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深刻的纷乱，工人群众表现出推翻这个制度的愿望，或者这制度本身无法正常活动了。
　　那时候镇压就走到政治舞台的最前方了。那时候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性质很快就赤裸裸地显露出来了：它是为资本服务的武装队伍。于是证实了阶级社会里一条更普遍的规律。社会越稳定，就越能够供应那种奢侈品：让被压迫者享有各种形式上的自由。由于深刻的危机而越动摇不稳，就越要靠公开的暴力来行使政权，而不靠雄辩的演说。
　　所以，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上，有许多次工人的一切民主权利都被资产阶级专政禁止的经验；这专政有各种形式：军事的、拿破仑主义的[2]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专政是这种为大资本服务的专政形式中最凶残野蛮的一种。
　　法西斯主义不但禁止工人阶级享有组成革命和激进的团体的自由，而且要粉碎工人一切形式的集体组织和集体反抗，包括工会和最初级的罢工在内。而且，在这样企图彻底分裂工人阶级的时候，为了真正做得到，它不能光靠传统的镇压机关（军队、警察、法官）；它必须能够号召起从另一个群众运动里面产生出来的私人军队─那另一个群众运动就是陷入穷困的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小资产阶级被危机和通货膨胀折磨到不顾一切，但由于工人运动未能发动勇敢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进攻并且提出一条在短期内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可信出路，所以那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还不能同工人运动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和工人的革命先锋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不能采取中立态度。他们必须用尽一切力量来保卫他们的民主自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要用一切工人组织的联合战线来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抗。要连最温和的改良主义工人组织都包括在联合战线里面，这样才能够趁早粉碎那罪恶的力量。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自卫队同资本家的武装队伍对抗，而不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来保护自己。建立由大部份工人支持的工人民兵，把一切工人组织团结起来，阻止法西斯党徒恐吓任何一部份群众的一切企图，不让他们破坏任何一次罢工，不让他们破坏工人组织的任何一次会议─这就是阻止法西斯野蛮主义来到的办法，不这样做就会出现集中营、大屠杀和严刑拷打，就会重演德国和智利的惨剧。在这场斗争中每得到一步胜利，同时也就让工人群众能够转入反攻，并且在对抗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时候也对那产生和哺育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作战。

五、无产阶级民主


　　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用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而奋斗─资产阶级国家始终是资产阶级专政，连最民立的形式也一样。工人国家的特点是扩大劳动人民所享受的实际的民主自由，而不是缩小。强调这条基本原则是绝对必要的。尤其是有了斯大林主义的悲惨经验之后─这经验使共产党的民主言论难以被人相信。
　　工人国家要比议会民主制的国家更民主，因为工人国家要扩大直接民主制。这是一种一诞生出来就开始消亡的国家，让许多方面的社会活动都由有关的公民自主自管（邮政、电讯、卫生、教育、文化等）。它把劳动民众集合在工人代表会里面直接行使政权，废除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虚假分界。它要限制一切公务人员的收入，连最高级人员的收入也限制到同普通熟练工人的收入相等，这样来消灭升官发财主义。它要对所有受委托执掌权力的人员实行强迫轮流调动的原则，由此防止形成新的管理人的等级。
　　工人国家要比议会民主制的国家更民主，因为它要创造物质的基础使人人都能够行使民主自由。印刷厂、播音台和电视台、以及会议厅统统要成为公共财产，让任何工人集团都能够利用。人民有权成立各种政治团体和政党，包括反对政府的在内；有权设立反对党派的报刊；政治上的少数派有权在报纸、播音和电视上发表他们的意见─所有这些权利都要由工人代表会小心翼翼地保卫着。把劳动人民普遍武装起来，废除常备军和镇压机关，法官由人民选举，一切案件公开审判─这些就是最好的保证，使任何少数人都不能篡夺权利而不让其他劳动人民的集团行使民主自由。

智利的惨剧

　　1970年智利选举中，由共产党、社会党等组成的“人民联盟”（Popular Unity）获胜，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Gossens，1908-1973）当选总统，和资产阶级代表组成联合政府。他宣称将透过议会路线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始推动国有化政策和有限度的土地改革。
　　资产阶级、地主以各种手法反对改革，美国也断绝援助并进行经济封锁，工人和农民则展开自发的反抗，在许多地区形成了群众组织和权力机构，国内阶级冲突升高。阿连德却坚持阶级合作路线，不动员群众回击资产阶级的反扑，反而打击工农运动。在面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双边压力的情况下，阿连德无视保守派的政变企图，将工人阶级看做是主要威胁，引进军方进入内阁，压制群众运动。
　　1973年9月11日，军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下发动政变，军事强人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上台，估计至少有三万名群众被杀害。在皮诺切特十七年独裁统治期间，无数的异议人士流亡、下狱和失踪。


本章注释

[1] 制宪会议于1791年6月14日通过此法，以原起草人列沙白里哀（Le Chapellier）律师为名，显示当时革命一面要镇压封建势力反扑，同时要防止工人的反抗，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此法于1884年废除。

[2] 拿破仑主义（Bonapartism，又译波拿巴主义）一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其特点是国家的行政部分归一个人来统辖，他对国家的所有部分实行独裁，凌驾于社会之上。马克思主要是从对路易‧波拿巴政权（即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恩格斯也拿俾斯麦在德国的统治与之模拟）的分析中得出此概念。马克思认为，拿破仑主义是在统治阶级已经不能依靠立宪或议会手段来维持其统治，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主导地位的形势下产生的。国家看似具有高度独立性，充当各阶级间的调停人，但其真正任务在于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并使资本主义能够迅速发展，所以拿破仑主义不是中立而没有阶级性的，它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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