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我们在下面的第五章讨论关于稀缺性定义的一般问题。

[2]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3]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4] 就业保障，特别是提升的条件，是服从和不做个人判断。这是对官僚制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解释。教会禁止对公开的教条提出疑问，这恐怕是官僚等级制与制度化服从相统一的最好例证了。在使服从内在化方面、因而在促进官僚集团客观上的凝聚力方面，意识形态当然起一定的作用。最近的梵蒂冈文件指出，根据定义，罗马天主教会（即一个中央领导的，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组织）不可能是民主的。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是。

[5] 即使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比如中国的清朝，在其权力和繁荣的鼎盛时期，一个聪明的法国耶稣会教士很快发现了中国绅士行为的两面性。他显然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以了解这些官僚机构基本的矛盾性质。

[6] 在意识形态方面最大的副作用便是将苏联和类似社会定义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其结果在今天是十分明显的：所有那些拒绝斯大林主义及其罪恶的人现在也倾向于反对社会主义。

[7] 凯瑟琳·赛恩－维特根斯坦公主的回忆录典型地反映了这些人的观点。赛恩－维特根斯坦公主充满了对俄罗斯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仇恨，虽然这种仇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负疚感所冲淡。回忆录表现了狂热的反德俄罗斯沙文主义。结束时却对把俄罗斯从革命群众中解放出来的德国军队致敬。

[8]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0页。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间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杜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当人们按照令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墓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9] “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并废除了国家（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意味着国家的消亡）？或者，这是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有阶级、国家等等存在？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斯大林文选》下册第110页。

[10] “现在让人们估量一下杜林先生把下面这个论断强加给马克思时所表现的勇敢吧!这个论断是：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10页。不妨将这一论述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完全相反的论述相比较，再看看前面引用过的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那篇文章的原始论述：“困难在于，社会主义公民的劳动在质量上不是同一的。……一种类型的工作要求比另一种工作更多的训练……也就是说，在熟练和非熟练劳动之间，在各种不同熟练程度的劳动之间存在着差别……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工人的一小时（或一天）的劳动不等于另一个工人的一小时（或一天）的劳动。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劳动的测量和对价值的测量只能在价值规律的墓础上进行”。

[11]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而不仅仅是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应当实现“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201页。在1918年与布哈林的一次辩论中，列宁强调指出：“而……当布哈林说〔给资产阶级专家更高的薪金〕不违反原则时，我说，这违反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53页。最后，1919年党的正式纲领把“保障对一切劳动的平等的报酬” 作为党的最终目标：“Program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in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The ABC of Communism, Harmondsworth 1969, p.449。

    至于斯大林，他的反对“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胡言乱语足可以写满一部小册子。他们先是攻击季诺维也夫的《时代的哲学》（1925），然后斯大林在1931年与德国记者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充分阐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平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斯大林文选》下册第309页。

[12] “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75页。在《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灭亡以后，新的生产方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所以，马赛尔·范·德·林登对托洛茨基关于苏联社会的理论所作的指责，说托洛茨基违反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完全一致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种一致只适用于历史上稳定的生产方式，而不适用于两个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时期。Van der Linden 的书（Het westers maxisme en de Sovjetunie, Amsterdam 1989）是对国际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社会性质问题上的辩论所作的最全面的概括之一；而Gerd Mayer的Sozialistische Systeme（Opladen 1979），至少在此以前，大概是同类概括中最完整的。

[13] “Letter to Alberto Carocci，”in forum (Vienna),1963,引自Lukacs，Schriten zur Ideologie und Politik，West Berlin 1967，p.661。Dominique Desanti(pp.179-180)说明了卢卡其是怎样，甚至是在日丹诺夫主义最恶劣的年代，说服很多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或继续作为斯大林主义者。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1995年）第30卷第465－510页关于公社所有制对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乃至交换价值生产的妨碍。“[大工业]发展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使所有土地都用于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p. 511）而关于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论述，则见《资本论》第1卷第784页。

[15]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乔治·诺瓦克是最早用系统方法分析历史上的过渡时期的人。Perry Anderson的经典之作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 1974）以及Miroslav Hroch和Josef Petran的优秀作品Das 17. Jahrhundert. Krisen der feudalen Gesellschaft 清楚地说明了十七世纪社会制度（或社会危机）的过渡性质。这最突出的表现在正在兴起的专制主义的矛盾性上，作为晚期封建主义国家，专制主义既可以在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同时巩固封建的生产关系，又可以通过同时发展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后者在当时还十分普遍——来加速封建经济制度的衰落。

[16]我们在这里不便详细讨论苏联的“雇佣劳动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的概念反映了两个相结合的现实或过程，而在前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却不是这样，或至少不遵循同样的发展规律。一方面，“工资”意味着以间接手段获取消费品，消费品须以货币收入交换，并受货币收入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俄国工人当然还是雇佣工人。但是另一方面，雇佣劳动制还意味着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劳动者被迫按照由供求决定的、围绕一定客观社会价值波动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商品。要使这一市场存在，必须剥夺劳动者获取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的权利。但是，在苏联却不是这样，“劳动权”不仅是在宪法上而且是在实践中得到保障的。劳动力（尽管有重要的例外）因而不是商品，雇佣工人因而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Pierre Naville 关于“社会主义工资”他本来有十分出色的研究，却由于他没有能够区别“工资”概念的两个方面而有所逊色。见Le salaire socialiste，two vols，Paris 1970。

[17] 这是卡斯托里亚迪思和其他一些人的基本错误，他们认为苏联的军火工业有完全的独立性。见Cornelius Castoriadis, Devant la guerre, Paris 1981。

[18] 在这里我们不考虑根本不可能的“特殊情况”，即苏联有可能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完全超过国际资本主义，从而通过“纯粹经济”的手段把它自己从价值规律下解放出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极大丰裕的社会——也就是说，一个客观上不允许统治阶级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

[19]见我们与保罗·斯威齐在《每月评论》上的讨论，以及与鲁道夫·巴罗就他的《抉择》一书生发的问题的讨论。“官僚主义国家”的表述是毫无意义的：国家按照定义就是“官僚主义”的。国家是由与社会相脱离的机关组成的。因而一切都取决于国家也就是官僚的阶级性质。有专制主义的官僚（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奴隶制的官僚，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官僚（晚期集权君主制），资产阶级官僚和工人官僚等。苏联官僚，在我们看来，仍然是工人官僚，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原谅”或是减轻其寄生的性质、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犯罪行为。

[20]在古代中国复杂的、等级制的和高度形式化的官吏制度与苏联官僚集团的官僚制度之间有一种表面上惊人的、在社会学意义上十分重要的相似性。二者都通过考核来选拔官吏——在苏联那里，考核的根据是斯大林化的、教条化的和腐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1] 苏联日常生活的各种观察家——比如著名的哲学家和讽刺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不幸地，还有革命社会主义者希拉尔·提克汀——都认为苏联社会的稳定是建立在官僚与工人之间互相默认的基础上的（Zinoviev, Homo Sovieticus， London 1982；Ticktin in Critique no. 12, pp. 129, 132-135）。不论他们的原意是什么，这种论证方式归根结底是为现存社会作辩护，特别是这完全可以与西方国家在资本家和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之间的共识作比较。但是，这一观点却是有合理的内核，这表现在苏联工人激烈反对任何对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保障构成威胁的做法。

    确实，在“地下”的“私人”部门，工资可能是国家部门的六倍到七倍，因而在“黑市”的企业家和工人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但是，这只有在这些部门在整个经济中不占显著地位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要使苏联的平均工资提高到现在的六倍到七倍，根本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参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范围内奴隶制生产的评论：“在资产阶级生产制度范围内的个别地点可能存在奴隶制……只是因为它在其他地点并不存在，它对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来说是一种异常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1995年）第30卷第456页。

[22] Charles Bettelheim（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Second Period 1923-1930, Brighton 1978）详细分析了20年代的工人斗争，但是他没有在任何地方证明其结果是重新出现了劳动市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遭到了经济上的失败并被转变为“自由的雇用劳动者”。他确实说明了苏联工人阶级遭到了严重的政治失败——这正是被贝特兰所忽视的苏联左翼反对派以及后来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60年来的观点。这一苏联的热月，正像法国革命中的热月一样，没有摧毁而是保留了在革命中产生的经济基础。

[23] 这里我们不提及交换价值或价格，因为我们这里仅仅谈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24] 参见A. Bagdarasov, S. Pervushin：《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后备军》，Kommunist 2，1983。“经济增长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表现不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活劳动和物化的死劳动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而不是均衡的基础上实现劳动的真正节约，每一次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在物化劳动方面增加的耗费，都不能通过在活劳动耗费方面的节约而得到补偿。”

[25]Gerard Poland最近发表了一部很有新意和启发性的著作L’Economie politique du systeme sovietique, Paris 1989。遗憾的是，他的很多见解因为他简单化地认为苏联经济是受“指标”统治的，即受企业的总产值指标统治而大大逊色。他认为，计划，因而也包括用总产值指标的计划，只有追求产出最大化才有意义。但是为什么？罗兰德为此只是提出了一些循环论证或同义反复的论点以支持他的说法，经不住逻辑的检验。计划只不过意味着经济单位必须执行由计划过程的控制者（或者如果你逐意的话，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者）决定了的计划目标。但是谁实际上控制这个过程。决定追求什么样的目标，都只有通过具体的分析，而不是先验的假设才能知道。不须花费多大力气，就可以从经验上证明，产出最大化既不是官僚主义计划的目标也不是其结果。

    类似的批评也适用于Walter Suss 在他的本来很优秀的Die Arbeiterklasse als Maschine，Wiesbaden 1985一书中所提出的“斯大林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

[26] 阿列克谢·诺韦正确地指出，与通常流传的托洛茨基是“兵营式共产主义”之父的说法相反，他实际上比列宁早一年就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设想，但是在政治局以一票被击败。“Trotsky，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Five－Year Plan，”起初发表在Francesca Gori，ed. , Pensiero e azione politica di lev Trockij, Florece 1982.

[27] 在估价中央计划的潜力时，我们不应当忘记1941年苏联曾经以惊人的速度将重工业从乌克兰转移到乌拉尔地区，这是当时德国的（和英美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这次转移对于苏联战胜希特勒的进攻起了关键的作用。

[28] V. I. Lenin, Sochineniya（俄文版选集第5版），vol.43，p.403。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明确指出，自1924年以来，权力已经被官僚集团僭取，苏维埃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权力。这是苏维埃热月的确切定义，实际上与托洛茨基提出的官僚集团在政治上剥夺苏联无产阶级的公式完全一样的。

[29] 根据Suss(pp.22 - 65}，1928年4月莫斯科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比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人略高，比柏林工人只低30％年，1929俄国工人阶级的文盲率已经从1918年的36 %减少到只有13.9 %。

[30] Suss (p.153)引用卢那查尔斯基的话说：“我们的经济迫切的需要人们具备一定的特殊技能，所以，如果说语言－技术最高培训委员会有时会很不耐烦的把教育家——以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和公民的名义——依据儿童具有全面发展而不仅仅具备专业知识的权利而提出的请求撇在一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能够理解处于失调状态的俄国经济需要专家。但是……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曾经为捍卫工人拥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厂的权利而斗争，当我们看到在近几年的艰苦环境中，新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工厂表现出同样的吞噬个性的倾向时，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31] 这一说法，当然是就一定条件而言。由于有无数的并且相互矛盾的“计划指标”要完成，根据实物总产量来判断经理好坏的做法实际上总是意味着其他指标无法得到完成，所以，对“违反计划”所作的鞭笞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适用。

[32] 这也是为什么官僚集团当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现代化的”、技术官僚的一派全力支持改革的基本原因之一。

[33] 确实，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那些由少数几个大托拉斯控制的部门，这一压力有所减轻，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晚近资本主义阶段，随着跨国公司作为大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的出现，这一压力又有所增加。

[34] 在实践中，经理为了应付来自市场和竞争的挑战力图“有效率地”经营工厂，就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能力来说，经理们的自我意识程度是很不同的。

[35] 参见一位建筑行业苏联监工的评论：“我们不能强迫工人加班。”

[36] 《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刻》，引自Suss，pp.102-103.斯大林为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存在所作的“经典”辩护——指出还存在来自国外（资本主义残余）的威胁，在国内还有大量的间谍、杀人犯、破坏分子、代理人和捣乱分子——见其1939年3月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而托洛茨基对这一辩护所作的同样经典的回答见他的文章“The Bonaparist Philosophy of the State,”in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8-1939,New York 1969。